梁苏夫人（Felice Leon-Soh）- 新加坡早期政治人物

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妇女身兼多职，投身政治更加不容易。今天在新加坡国会里的女议员还是属于小数目，PAP的傅海燕、许连碹，反对党WP的林瑞莲和刚上任的榜鹅东新议员李丽连等都是例子。

回望1950年代的女政治人物，1958年2月12日，何佩珠（Hoe Puay choo），陈翠嫦（Chan Choy Siong）， 桃乐丝（Lady Macmillan）和梁苏夫人（Felice Leon-Soh）在市政厅（City Hall）的合照标志着一个“此情只待成追忆”的年代。桃乐丝是当时的英国总理麦米伦（Maurice Harold Macmillan，1957-1963）的夫人，其他三人则是当选市议员。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2/04/singapore-womens-charter.html

（何佩珠，陈翠嫦， Lady Macmillan和梁苏夫人在市政厅的合照。NAS 1958）

根据1957年的地方政府条例（Local Government Ordinance），新加坡必须由32名当选市议会员联合管理，情形就像今天的市镇理事会，当时的新加坡市长王永元亦如今天的市长张和宾博士，许连碹博士等。1957年12月21日市议会选举，有三名妇女当选，其中平民出身，身着阿妈衫的何佩珠（28岁，甘榜格南区Kampong Glam）和陈翠嫦（23岁，牛车水区Kreta Ayer）两人来自人民行动党（PAP），一身贵气的梁苏夫人（34岁，蒙巴登区Mountbatten）是自由社会党（Liberal Socialist Party，LSP）的秘书长，在LSP的旗帜下当选。

在那个世界洪流冲向摆脱殖民地统治的年代，为理想而从政的观念非常强烈，因为政治理念不同而发生的种种事端已有多方面的记载。在那个女性的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年代，女“政治家”的出现自然也引起关注。陈翠嫦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国会中，为妇女的未来仗义力争，1961年国会通过妇女宪章；何佩珠在1962年7月退党，加入社阵，并两度领导1963年2月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 Store）被捕的政治犯的家属和平请命，后来在同年告别政坛。至于梁苏夫人，倒是个富有个人色彩的人物。

梁苏夫人在新加坡出生，就读于圣婴女中（The Convent of the Holy Infant Jesus），从政前是一名校长，一路来都活跃于社会福利工作。梁苏夫人当选为蒙巴登区市议员后，媒体似乎对她特别钟爱有加，因此新闻特别多。她当选后的一大挑战是如何解决加东的非法住屋问题。

（Kampong Amber: No. 35, 在Katong海边。1955）

（一部分城市甘榜木屋区的住屋概况。1958）

在蒙巴登路的甘榜安柏（Kampong Amber）是一个马来乡村，毗邻李浚源陈德娘夜夜笙歌的加东振裕园（Mandalay Villa），目前这一带都已转型为公寓洋房。甘榜安柏这个“城市木屋区”住户比一场大火烧掉的河水山还要拥挤，居民算是安居乐业，少过三分钱便能在这儿享受到地道的美食如mee rebus，lontong 和 nasi lemak。 

据说甘榜安柏的居民免费居住在钻石王后（Diamond Queen）陈德娘的土地上，和陈德娘一家关系良好，每年都为陈德娘庆生。陈德娘（Tan Teck Neo，1877-1978）是海峡华人妇女传奇，是富商陈恭锡的第三女儿。陈恭锡提倡妇女教育，曾任收留被欺凌的“妹仔”和被逼为娼的风尘女子的新加坡保良局（1945年解散）的委员，牛车水的恭锡路（Keong Saik Road）就是以陈恭锡命名。

甘榜安柏的居民在陈德娘的土地上虽然能够安居，但最不方便的是住家没有门牌，要求梁苏夫人帮忙解决。经过一整夜没有什么效率可言的市议会会议后，一早梁苏夫人便马不停蹄地走访甘榜安柏，深切明白到凌乱的城市木屋区是一个被长期忽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不是爱制造新闻的梁苏夫人所能解决的（The Straits Times，1958年2月9日），结果不了了之。后来以PAP政府的高效率，也必须用上二十余年才彻底解决了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住屋问题。

 （宁静的Kampong Amber 。NAS 1950）

（Kampong Amber的非法亚答屋。NAS 1958）

（Kampong Amber越来越凌乱。NAS 1963）

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第一届选举，PAP囊括43个议席（总共54席），组织政府，执政至今。大选之后PAP政府快刀斩乱麻，一个月内（1959年7月）将市议会纳入中央政府，归国家发展部管辖。当时梁苏夫人辞退市议员职位，以加东居民统一工会（KURA） 的身份参与蒙巴登区选举，栽在人民联盟 （SPA）的蔡成金（Seow Peck Leng）手下，在四角战中以15%的得票率忝陪末席。PAP将市议会纳入中央政府的举动，也等于为梁苏夫人短暂的在职政治生涯画上句点。

候选人	政党	得票
Seow Peck Leng	人民联盟 SPA	3031（33.7%）
Tay Kim Sun	人民行动党PAP	2143 （23.8%）
Wong Foo Nam	马华MCA	1903 （21.2%）
Felice Leon-Soh	加东居民统一工会KURA	1354 （15.1%）

（元首夫人Puan Noor Aishah 与蒙巴登区议员 Mrs Seow Peck Leng 走访Kampong Amber。NAS 1962）

加东居民统一工会（KURA）原为LSP的蒙巴登支部，随着蒙巴登支部的主席与梁苏夫人被驱逐出党，他们将KURA注册为独立的政党，这个政党只是代表加东区的居民。KURA的寿命很短促，1959年1月成立，隔年6月便解散了，解散的“官方”原因是因为梁苏夫人等人成立了另一个代表全国的新政党“新加坡国民大会党”（Singapore Congress，1960年5月-1962年1月）为来届大选铺路。新加坡国民大会党成立初期可是声势浩荡，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召开成立大会（1960年7月3日），来自51个支部超过一千名党员出席典礼，在大会上投选梁苏夫人为党主席。

根据林福寿医生的口述历史（Accn no. 000215/61），在梁苏夫人的建议下，当时还成立了由五个政党组成的联合行动理事会（Council of Joint Action，CJA， 1962年6月），CJA的主要任务是反对PAP的新马合并建议，团结各党的立场，发表联合声明，会议通常在梁苏夫人的住家进行。CJA最骄人的表现是成立一个月后出席联合国会议，在纽约与PAP的李光耀和吴庆瑞展开有关合并的辩论，联合国听证后，认为这是家务事，让新加坡人自行解决。两个月后，梁苏夫人表示她的党员无法摆脱有关当局蓄意制造的白色恐惧，只好退出CJA，CJA就这样不了了之。

梁苏夫人所成立的政党都不长久，1963年的全国大选，她还必须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选蒙巴登区，只得6.7%的选票。

候选人	政党	得票
Ng Yeow Chong	人民行动党PAP	7751（49.0%）
Fung Yin Ching	社阵BS	5158 （32.6%）
Lee Kim Chuan	新加坡联盟 SA	1865 （11.8%）
Felice Leon-Soh	独立人士	1053 （6.7%）

邝摄治（Fong Sip Chee）在《The PAP Story》中提到梁苏夫人落败后，设置棺材神桌，披麻戴孝，棺材上写着“民主”，还邀请了报业同仁见证她为民主的死亡而深深哀悼这富有娱乐性的一幕：

"After her defeat, she put up a demonstration 'to mourn the death of democracy'. It was to be in the form of a mock funeral, unique, amusing and highly entertaining.

Mrs Leon-Soh wrapped herself in full Chinese mourning robes (made of manila cloth), set up an altar complete with a coffin marked 'democracy' and had the press there for an interview and shots taken for publicity!

It worked!

I did not know if she actually wept like all good Chinese women mourners, but a report and photograph of this drama in the press the next day looked pretty authentic. She certainly out-smarted Marshall's waving hammer."

梁苏夫人跟李光耀之间有许多过节，甚至因新马合并一事与马绍尔一同以妓女论来讥讽李光耀。1967年新加坡政府捐助五万元给马来西亚，作为赈灾（水灾）经费，当时梁苏夫人直接捐了100元到李光耀手上，并发表文告说很高兴看到新马终于放弃成见，为人民做事，并要求政府成立“Singapore-Malaysia-Help-Thy-Neighbour”基金，似乎在为两人间的恩怨找个和解的机会。以梁苏夫人的曝光率，这一举动当然也上报了。

（梁苏夫人在Boscombe Road off Tanjong Katong Road的住家。NAS 1953）

新鞋子旧鞋子

《资质通鉴》：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危机。人生危脆，必当远虑。既往之效，后来之鉴也。

过去曾经为国庆日痴迷过，年少时在路边骑在父亲的肩膀上看阿兵哥操越过人群，也在住家往下望，向往着有那么一天也能够荷枪在众人面前威风一下。

以后的国庆检阅礼越来越高科技，以形式取胜，各花入各眼，有人欢喜有人不悦。

这两年来对于国庆日的嘉年华会式的检阅礼已经逐渐入定，离开人群，找寻一个反思的空间。

国庆日前马宝山跟他的团队逐家逐户卖国旗，居民反应冷淡，他有感而发，问为什么不买国旗，不张挂国旗，难道你不爱国吗？居民回应说，爱国是发自内心，不是张挂在墙壁上的。此回答亦是快人快语，字里行间似乎混合着累积多时的不满的情绪，但言之凿凿，字字真言。

慢慢思索回忆，似乎十年前已几乎不在我居住的邻里看到居民自发张挂的红白国旗，有的只是零星一两面，此外就是选定人来人往的地区，由外劳出马，高挂彩衣，歌舞升平。“国旗国旗我爱你，每天向你行个礼”的年代是否感情包袱太沉重？不晓得会不会随着大量人口移动而逐渐消失，变成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由衷希望当一双新鞋子走旧走破之后，它所承载的是传承的记忆，而不只是曾经拥有的过去。至于国旗，它应该是标榜着一个国家，无论是谁当家作主，我们都应该有爱国的使命。为什么会对国旗感到冷淡？如果不是因为太多没有国家归属感的国民移民外劳投机分子，就是政府等于行动党的后遗症。当人心开始乖离执政党的时候，连带政府与国旗都遭到池鱼之殃。

扪心自问，不再爱这片成长的土地了吗？恰恰相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对于这片曾经为它付出了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的土地，还是深深地爱着它，比年轻时更热爱它。

城市需要记忆来打造国民，打造认同感，失去共同感受的城市只是人来人往的酒店。在新加坡，我们都居住在城市里，没有告老还乡的选择，因此决策者更需要在有记忆的城市与美轮美奂的住客酒店间放多一点心思，照顾到人民的情感。不要责怪普通百姓感性多过理性，人类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感情缔造温情，感情缔造爱心，温馨的爱心使地球上的生活更美好。

童年时跟父亲坐在红灯码头旁吹海风喝拉茶，从没想过遥不可及的老年。想从前，年过半百称为老伯伯，现在却不准老，年过半百还是被称为中年。不论是老伯伯还是中年Uncle，世事仍然叫人玩味。经历过爱，所以在拥挤的城市中寻找私人空间，选择疏离。

从前的红灯码头前是大海，商船抛下锚，井然有序地停泊在海面，灯光伴随金波，涌向岸边印度同胞的小咖啡摊。现在我们走了一段来时路，站在曾经是红灯码头前的海面的金沙娱乐城，回望曾经相识的红灯码头。新加坡经济转型，第一次是1960年代的劳工密集工业化，第二次是1980年代的精密工程增值化，进入欣欣向荣，安居乐业的年代。现在进入第三波，美化世界级赛车与博弈，香车美人、邻国大嫂本地客工轻易进入赌场贡献等另一类文化出现在金沙四周。

（红灯码头内。NAS 1975）

（从金沙望过去的前红灯码头。2012）

在那个久远的年代，我们曾经为了省下一毛钱车资而提早下车，走两个车站的路；曾经为了剩下五毛钱而顶着肚子，把晚餐那顿云吞面留到深夜回家吃冷饭；曾经为了五分钱而选择不同的咖啡摊…。但是，我们的心灵很充实，我们看到希望，明天会更好的希望。

在那个久远的年代，我们看着堂堂总理李光耀顶着太阳，上山下乡，面对大众时他讲老百姓的话，面对政要媒体他讲高层次的话，但无论讲什么话，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大家都有听得懂的时候。你可以不认同他的政策权势行事作风，但不可抹杀他从人群中来去自如，与他的班底带领新加坡走过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热忱。现在普罗大众讲的话百万部长听不懂，百万部长讲的话普罗大众也听不懂。在拼经济指标拼GDP之余，我们有很多失落，是百万部长们所无法理解的心灵的失落。我热爱的土地是不是已经进入一个交织着爱恨情仇、美丽与哀愁兼备的高价位层次？

（当年善于走入人群中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图片来源：人民行动党1954-1979）

2004年出差到日本横须贺，出席一个由十多个太平洋战略国组成的会议，来自珍珠港的美国洋朋友Michael 说新加坡是个好地方，it embraces morale and traditional values，是他很向往、很想生活、很想抚育他两个小孩成长的地方。不晓得他是认真的还是讲官话，虽然不完全认同他的赞美，但听出耳油，还是有点飘飘然。现在我们的社会有很多压力，有很多负面情绪，我不敢再那么厚着脸皮，接受那一份赞美。

新加坡520万人口，60%公民，40%属于永久居民、持工作准证的外籍人士与20万家庭女佣。凭良心说话，单单是60%公民中虽然有一群打死不走的草根，但也有一群早在国外置产或是随时可以跑路的， 至于那40%的外来人才与外劳有多少人会真正热爱这片土地呢？人群中还有一批曾经在吴作栋时代被美名为 Foreign Talent 的，但却在最需要他们来摆脱新加坡的经济困境的当儿扬长而去。细算一下，有多少人在国庆日奏起重新演绎，Jazz风味十足的国歌、烟花在夜空绽放的那一刻消失后，还能够往心灵深处探索，自豪地说他们真正热爱着这片土地，愿意为这片土地奉献？

新加坡自开埠以来便是个赚钱的地方，来自五湖四海的各地族群聚集在这个小地方，各得一杯羹，打造自己的未来。众多过客中有人选择留下来，立地生根。借古喻今，虽然古与今隔着一个时空交织下称为“时代”的人文景观，这个生存的模式并没有改变，只是换了场景，换了演员。这正是新加坡环球化的基本国策，对政府而言似乎是不得已的选择。对于如何环球化，跟着世界走，以及如何面对环球化所带来的冲击，普罗大众的心理压力与思维视角，跟政府的期许存在着长长的距离。

当年李光耀先生评价新加坡不像香港有中国大陆作为腹地，在中共接管大陆时，从上海、广州和其他城市逃到香港。他们都是中国的银行家和工业家。如果我们等待我们的商人学习当工业家的话，我们早已饿死了。所以与世界接轨，争取跨国公司来教授新加坡人技能和管理，提供生计是唯一的选择，但也是一条不归路。

跟前Media Corp 演员的博物馆义工麦皓为谈起此事，他的反应比较直接：有了立场，有了首要考量，一切都变得简单。在香港台湾两地生活受教育，最后决定来新加坡打拼，人生大半辈子过去了。新加坡政府提供他成为本地公民的机会，不怎么考虑就定案了，只有如此才能够一心一意，心无旁骛地生活，有一个国，有一个家，有一个安乐窝！像麦皓为这样因为不喜欢计较，所以选择最简单最原始的心件来打造新生活的现代移民似乎是异类。

在2012年8月9日写完上面那篇稿后，8月26日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李显龙总理发表了新加坡总理47年来最感性的演说，所谈的正是此文中所提及的失落中的HOPE, HEART, HOME（希望，心灵，家园）。

与人民行动党心照不宣的文化打手，也是前国会议员吴俊刚在2012年8月29日的联合早报上分析国民感到失落的原因，归咎于人心的质变。他引述美国哈佛大学哲学教授 Michael Sandel 对美国当今社会的观察。过去三十年来，美国已经从一个“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沦落为一个“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

在 ‘What Money Can’t Buy’书中, Michael Sandel 提出当代严峻的道德问题：Is there something wrong with a world in which everything is for sale? If so, how can we prevent market values from reaching into spheres of life where they don’t belong? What are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3/02/affordability.html

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是组织生产活动的有效工具，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则是一个样样东西都可以买卖交易的地方。当利益挂帅，人际关系受到市场价值观支配时，人情必然会日渐浇薄，传统价值观也必然会受到破坏和侵蚀。反映在社会层面的，是人们越来越浮躁，为利益冲突而闹上公堂的官司越来越多，包括家庭成员的纷争，如子女与父母争产，兄弟姐妹争产，花样百出的各种欺诈案、失信案以至性交易。传统家庭观念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以致影响了生育率和孝道。

市场化的社会也改变了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以政府组屋为例，过去人们轮流等候组屋，抽签分配，拿了钥匙，高高兴兴搬新家，充满幸福感。但市场化之后，尤其是有了一个庞大的组屋转售市场，政府以组屋作为利诱的投资工具，支持私人产业的价格之后，人们的思维改变了，一方面埋怨组屋售价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则千方百计把组屋变成投资工具。利益取代了感情。

但是吴俊刚先生和李显龙先生一样有意无意间对问题的症结避而不提，并没有指出到底问题如何出现，为何出现，谁是幕后黑手，主导市场社会这一出戏，使社会风气由俭入奢，欲望无止境等。须知解铃还需系铃人，心病还需心药医，不温故如何知新？

当年人民行动党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因为追求那个年代的世界洪流；1960年成立了建屋发展局，推动居者有其屋的国家大计；1961年通过先进的妇女宪章，保护一半新加坡人口； 1967年推出国民服役，落实全民皆兵的理念；1955年已经成立的公积金制度有效地协助新加坡人民购买组屋。那是一个追逐理想的年代。

（建屋发展局以“居者有其屋”的宏观视野打造的组屋竟然演变成为服务于市场社会的工具。）

现在从市场经济沦落为市场社会，是迷信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的魔力为创造财富的万能丹的下场。47年的经营，我们看到了社会的邪恶暗流正冒上来。政府知道这个社会有病，但创造财富的方法注定他们无法下药。

另一个明显的个例是SMRT，继2011年底MRT大瘫痪后，一年后又发生另一起中国司机罢工的大头条，因为事关“中国”，还成为大中华圈的“国际焦点”。其中除了新加坡版的法理情与大中华圈的情理法的思考模式的文化差异外，更凸显了大众交通业者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家风范。交通部长忽视SMRT的上亿元的年净盈利，大言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调高司机的薪金就必须将成本转嫁到乘客身上。简而言之，照顾的是股东的利益而不是必须乘搭大众交通工具的普罗大众，已经忘记了大众交通存在的意义，也忘记了政府为人民提供最起码的衣食住行的本质。

（SMRT 2012年的总利润$148.7 million， 但还是觉得钱不够用？资料来源：The Straits Times Jan 10, 2013）

还有一个沸沸腾腾的例子，2012年林崇椰教授提出“wage shock therapy”，NTUC秘书长林瑞生匆匆否定薪水过低反映了新加坡既存的社会问题。林瑞生接手NTUC的烫手芋，实行一贯的低薪模式来保持新加坡的竞争力，如果他接受林崇椰的说法，只能证明三十余年来所采用的机制的无能。平心而论，三十余年来的生产力模式，是否已经有效地改变了低薪工友的生活？如果此模式真的管用，在今天的世界平台，我们还会面对低薪工友的困境吗？

在2012年的五一劳动节献辞上，总理李显龙宣布政府立场：挺林瑞生，谢谢林崇椰。李显龙的出发点同样可以理解，他必须面对内阁里头可能出现的理念分歧，必须面对当年施政的老一辈包括他本人在内，他不可能打自己的耳光，也不可能打内阁的耳光。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2/06/wage-shock-therapy.html

继“wage shock therapy”所掀起的大波后，我们更乐于见到的是低薪工友的收入的话题在民间激荡中，开始看到关注与些许实质效应。

《资质通鉴》的金玉良言：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危机。人生危脆，必当远虑。既往之效，后来之鉴也。

脚底下的新鞋子与旧鞋子未必一样过生活。人生危脆，国土亦当危脆，宜当远虑。国土不安为“危”，不实为“脆”。或许危脆的原因在于政府与民众之间是否能够真正认同我们的生存模式是否出现市场经济走入市场社会的偏差，是否认同施政的路途已经乖离了人民行动党当年所奠下的基础。找出症结，踩着鞋子的双腿才能走回“树以根为基，国以民为本”的征途上。

树以根为基，国以民为本 (文章转载）

“树以根为基，国以民为本 ”这篇文章由新加坡前总统王鼎昌先生撰写，刊登在《人民行动党1954-1979》，当时王鼎昌先生还是金吉区的国会议员。金吉选区早已不复存在，归纳为大巴窑集选区的一部分。

经历过一代人的洗礼，结合当前的社会趋势，“树以根为基，国以民为本 ”还是有参阅思考的价值。

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树上的每一片绿叶一样，都有一定的功能和责任。每当一个周期完结时，老的叶子尽了它们的责任，凋落了，让新的叶子萌芽，使进化的过程继续下去。这样并没有痛苦，也没有抱憾。整个过程都是自然和严肃的。一切东西都是这样繁盛滋长起来的。就是在过去二十五年来同呼吸、共命运的我党和我国也不能例外。

到现在为止，虽然有过困难重重的时期，我们总算是茁壮成长起来了。新加坡已有了一百六十年的历史，其中最新近的二十五年是最复杂，也是最振奋人心的。那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动荡的年头。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许多根本的改变，有些显而易见，有些虽然没有那么显著，却也同样根本重要。

首先，我们的反殖民地主义斗争就碰上了国际共产主义的兴起。甚至当我们从白人统治者那里争取到胜利的时候，我们还得进行一场更艰苦、更剧烈的斗争，以争取新加坡的民心。地下共产党运动同国际共产党有紧密的挂钩联系，它的失败使历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决定性的改变。经历过了苏卡诺时代“对抗”的黑暗日子以及共党煽动、工潮和种族事件以后，我们奠下了毫不动摇与坚决地实施多方面计划的基础，以确保新兴独立的新加坡能够生存进步。

稳固的基础已经奠定下来。二十五年前，我国海港的繁忙程度在全世界排名第七，今天却跃居为世界第三大海港了，每年处理二千二百三十万公吨的货物。在同一个时期里，飞机来往的次数也增加了五倍，每年计有六万二千五百架次。但最惊人的，还是常年来往搭客的人数增加了五十倍，带到了去年的五百七十万名。现在平均每十七人就有一辆汽车，一九五四年是每三十六人才有一辆；现在平均每四个人就有一架电话，二十五年前每六十二人才有一架电话。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个人所得，从一九六零年的一千三百三十元增加到今天的七千四百五十六院。我们对前景充满信心，并决心在各种事业的领域中继续努力，以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可是，一棵树是否强壮结实，不能单靠枝叶的茂盛程度和树干的高度来衡量。赋给树木予生命与活力的是它的根，它们并没有吸引人的外表，不为人所听见或看见，只是静悄悄地在地面下不停地工作。当树一直向上生长时，它的根也一定要相应地扩展开去，并且牢固地扎稳在泥土里，这样树才能够经受得起大自然风雨的吹打。

如果没有好好照顾根基的发育，树虽然会继续生长，但只会招惹大自然风雨之害，并且冒着可能在突然发生暴风雨时，被连根拔起的危险。因此，我们只要稍加思索，就能体会到：急于长得高大而不同时确保根基力量也相应地增长，那是很危险的。

当我提到一个成长中国家的根基时，我所指的并不只是它的基层民众支持，并且也包括人民的素质和力量---在人们的立场的举止行为和人生观方面表现得最清楚的道德和文化根基。我们在物质方面所达致的进步和正在发生的各种改变，都在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在一个公开和迅速地工业化和都市化的社会里，我们的生活方式现在已经成了社会学者研究和探讨的共同对象。

随着我国调整步伐，朝向第二个工业革命迈进，以及政府最近吁请人民作好准备，以便逐渐进入一个工业化的社会，发展我国文化，并且向我国思想逐渐成熟的公民，灌输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这种需要，就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和重要了。因此，在我国的经济成功和繁荣声中，让我们不要忘记以敏锐的批判眼光检讨我们的“根基”。因为，如果不确保我们的根基稳固成长，我们或许要维护我国经济成功的果实也无法办得到。

一个侧重工艺的社会对家庭和学校所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已引起许多人的关怀。在我们所创立的工业化和都市化的社会里，我们在决定子女应该接受何种教育，以及我们本身应该有怎样的家庭方面，有可能受到物质主义作风支配的危险。

影响家庭的现代生活压力也同时影响学校。同样地，群体的社会价值观也传到学校和家庭中去。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国家将产生一代由它自己造成，虽然并非完全符合它的理想的人民。我们一路来都很成功，但只是以现今社会的物质生活意义而言。虽然贫穷看来仍旧是许多道德败坏想象的根源，经济繁荣并没有带来一般的疗效。相反地，繁荣通常又引起了一些本身的问题。这些是同物质主义作为一种生活信仰和生活方式有关的问题。一代新的年轻人，已经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动荡影响支配下的环境中长大，他们对社会的义务承担表现得漠不关心，对工作抱着不良的态度，对同胞表现缺乏关怀和尊敬。他们之中有许多受到时下歪风的感染，并且屈服于无根和退隐的有害影响。

趁着还未太迟之前，我们应该尽快建立起道德的导向灯塔，为人们在充满湍急暗流的公海上航行，提供必要的指标。这将使我们产生所需的信心，以迎接当前的挑战和制订国家发展和成长的未来方向。因此，我们必须迫切地提倡道德教育和文化发展，是我国的年轻一代在精神方面作好准备，以应付今后动荡不安的年代。

不幸的是，虽然有很多人相信社会必须负起照顾个人的福利和道德发展的责任，他们却假定这些目标将会在不需要任何计划努力的情形下自动实现。另一方面，自由知识分子对道德教育抱着怀疑的态度，因为他们认为道德教育企图约束社会，对个人道德信念的选择进行干预。

有些人不明白的一点是：在同年轻人交往相处方面，不论是以老师、家长或成年朋友的身份，我们大家都以各自的言行思想把道德观念传给他们。我们大家时不时帮助子女寻找和运用适当的办法，解决他们个人的问题，这也就等于在进行道德教育的工作。不论我们喜欢或不喜欢，道德教育还是一样地进行着。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负起教养年轻一代的人，必须对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有真正的认识，并且设法以言行准则，向我国的年轻人灌输准确的道德观念。

知道正在发生的事什么事情，明白我们在培养年轻一代所做的工作的意义，并且了解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或是有疏漏的地方，总比在蒙然不知的情况下让事情自然地发展，并且自欺欺人以为我们只顾本分的事，不干涉个人的自然发展好得多。个人的自然发展也包括向别人学习。

要应付现代社会挑战的一个积极和实际的办法，就是在理智和感情上教育青年男女如何去应付挑战。

通过道德教育，我们希望激发未来的年轻一代，为自己建立适当的可尊敬的形象，以协助他们在社会上成为有办事能力和有见地的人。我们可以通过对品格的形成和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尊重等，有系统的教导做到这一点。到时，我们应该培养出一代获得平衡发展，并且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公民，能够应付生活上不稳定的情况和精神压力，具有社会纪律，并且愿意为将来新社会的发展，扮演重要的角色。道德教育是同每个人都有关的事。既然态度和行为比言语更有说服力，因此，道德必须加以实践。这样一来，我们的文化便能够在一个正确和有力的环境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道德教育对于文化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这一点也许是值得一提的。在促进道德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在协助文化的发展。这两方面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两者所寻求的目标都相同，使每一个公民都具有深刻的思想认识和完美的人格。前者是要通过价值观念的灌输，而后者则是要通过创造力、鉴赏力和优雅举止的培养以及通过鼓励艺术表现和对美好事物的欣赏来达到。

在文化发展方面，政府在过去几年来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政策。它的目的在于为各种艺术形式的成长和成熟创造有利的环境。在未来的年头里，这将能促进一种独特、具有本地色彩的新加坡文化的形成。这样一来，新的一代具有优雅举止和修养的新加坡人将会出现。

由于具有多元种族的人口，新加坡因此拥有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在艺术和有创造性的研究方面，我们并不缺乏灵感的泉源。事实上，我国文化的多元化，已经被看成是一种独特的资产。在我们的艺术家当中，有许多都能够对这丰富多姿的不同文化善加利用，以进行艺术创作。他们创作了具有各自独特风格的艺术表现，从而对本地文化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我国的文化舞台在过去几年里都很活跃。“文化沙漠”一词再也不适用于新加坡了。这是我们在促进文化方面一致努力的成果。从公共和私人机构所组织的活动范围看来，这说明了国人对于培养艺术创作人才方面都很认真，并且对艺术都表现了真正的献身精神。

同二十五年前的情况比较起来，我们在文化方面确实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现在，在国庆日受封的人士当中，也包括了艺术工作者。他们的创作成就很快地将获得进一步的赏识，因为由文化部所颁发的文化奖，将在不久后开始颁发。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成立的新加坡文化基金，也将有助于促进创作人才从事艺术发展。

促进我国文化活动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政府。很明显的，这也是我国艺术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以及我国人民的热心支持所带来的结果。正如人们热切期望政府对文化事业的促进给予进一步的鼓励一样，政府本身也希望各有关人士能够扮演更大的角色及作出更大的贡献。

到了二十一世纪时，我国人民将变成怎么样的人呢？如果我们明暸我国人民今天是怎么样的人，那么，答案就不会难找到了。要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人，最好的办法，是从他们那些能够反映社会风尚的日常品行和行为，以及他们在精神上显出他们的个性、眼光和抱负的创作和艺术表现来判断。

树以果实而出名，人的名声好坏则要看他的所作所为。新加坡的成功，反映了人民行动党领导层及其组织，以及全体新加坡人民的素质。我们所以能够成功地取得了我们先前所订下的目标，只是因为我们能够同心协力，作好预先策划工作以及有决心去完成这些工作罢了。

只要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永远有自我更新的必要，以严肃和尊敬的态度接受这种过程，并且不遗余力地寻找适当的人选---具有远见和良好品格的人---让他们出来掌舵，以及教育我们的年轻人，把适当的技术和价值观灌输给他们，这样一来，我们便能够确保有美好的前途。在未来的二十五年里，新加坡也就能够充满信心地及以优雅的步伐，朝向二十一世纪迈进。

从Ah Boy to Man谈起

梁智强的第20部电影Ah Boy to Man，以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为主线，勾画出新加坡1967年第一批国民服役军人入伍45年以來的两代情，不论是新兵或是旧将，看了各有各的感动，是本地票房的保证。军营里大家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各有各的背景，但有缘相聚，一起接受合理的锻炼与不合理的磨练。我们都热爱脚下这片黄土地，eat together，shit together 中建立起友情，打造了共同的记忆。

Training to be soldier，Fight for our land

Once in our lives，Few years of our time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y must we serve?

Because we love our land，And we want it to be free, to be free

（Ah Boy to Man剧照，共同的记忆需要营造。照片来源：www.todayonline.com）

在那个年代，我们并没有那个奇怪的问号：我们荷枪受训，也许有一天真的要血战沙场，保卫的到底是谁？可是在2013年2月4日副总理张志贤先生在国会提出通过《2030年人口白皮书》的动议时，却语重深长地强调：

We defend Singapore and Singaporeans, because we are the stakeholders of our country – and our families, our homes and our futures are here. No foreigner can feel the same way. We may help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foreigners who are here in time of conflict, but we are not defending their families or their futures. We are defending ours. And that will never change.

我选择从正面的角度来揣测张志贤上述那番话所隐藏的内心的忧虑：首先他是否能够说服自己，接受牵强的Singapore Core核心论？如何说服新加坡人接受人口2030是另一个因素，也许张志贤更顾虑的是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所谓的Singapore Core已经不成核心时，它所牵连的许多周边问题可能将新加坡推入深渊，包括摧毁由第一代领导人吴庆瑞博士辛苦打造的国防基业，到时新加坡真的只不过是个“流动城市”了。

1984年吴庆瑞从政坛引退前对国民服役作出诠释：“国民服役对年轻人来说是时间和金钱上的莫大牺牲，军事训练也将士兵的耐力推向极限，这一切都不是愉快的事。但在每次全国选举中，国民服役并不是一个争论点，自我防卫的意识正在民间滋长中。一般新加坡公民都知道，他们所面对的危险是实实在在，而不是假想的。...”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2/12/dr-goh-keng-swee-1-of-3.html

吴庆瑞那番话是三十年前的新加坡景观，现在前瞻新加坡十余年，一旦人民对防务的信念改变，新加坡沦为一个只是过客来往商贸赚钱，却没有防卫价值的城市，换言之就是随时可以跑路的城市，那种核心价值观的质变才是人口2030所带来的真正破坏！跟心件工程（heart ware）相比之下，基础建设、人口老化等都已不是大问题。

政府在这个民怨四起的时刻推出激荡脑袋的人口白皮书，表示总理李显龙先生愿意承担策划未来的责任。如果这份人口白皮书真的是个被政府誉为影响深远的策略性的大课题，从白皮书的发表，到国会辩论与最终通过白皮书的一个星期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流程未免过于草率。但随着李显龙先生和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先生过年捞鱼生，恭喜声中落实新马高铁2020的计划，相信背后的构思已经逐渐浮上水面。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没有消费较低廉的乡村作为腹地，新马高铁走过的蔴坡、巴株峇辖、马六甲、芙蓉，是否可以发展成为退休村？一来为2030的新加坡老人安排在一个半钟车程内的退休的后路，二来发展高铁经过的二线城市，从新加坡政府一贯的经济效率的眼光来看，人口白皮书是个谈判的筹码。但既然这只是揣测，我也不想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个设想就此打住。

人口2030的构思并不新颖，它延续着百多年来，源自英国殖民地时代的管理模式发展开来，没有什么突破的思维。如果时间倒流回1900年代的新加坡，当年的新加坡也是一个全球化，靠“移民”打造经济命脉的大都市。当时的新加坡是全球第七大海港，进行着国际性贸易，通过电报与世界紧紧相连。新加坡通过每天从各地送来的报章与世界联系，也通过往来中国、印度、阿拉伯、欧洲、澳洲和美洲的人们与世界相连。这意味着世界上各类新闻、各种新兴的思潮都可以很快地传送到这里。

（1900年左右的新加坡莱佛士坊Raffles Place. 新加坡已经进行着国际性贸易。图片来源：NHB）

就华社而言，本地华人一向来使用中国年号，如清光绪元年，民国30年等，孙中山搞革命推翻满清政权，新加坡组织了同盟会，支持孙中山。革命起义三次在新马发动，包括在晚晴园策划的黄冈起义和七仙女湖起义，以及槟城策划的最悲壮的黄花岗起义，数十名新马年轻华人参与革命，在死去的黄花岗72烈士中（实为86人），至少有14名本地人。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新马华人出钱出力，筹款支援以外，在蜿蜒的1100公里的滇缅公路上随时准备牺牲性命的15批共3192名南侨机工，维持了中国对外的唯一的物质供应链。以当时的新加坡华人来说，中国才是他们效忠的国家，新加坡只是个谋生的城市。

由一个谋生的城市经历一场质变，成为一个大家认同的国家，自豪地唱着同一首国歌 Majulah Singapura，念同一个信约，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其中经历过的情感的磨合、共拥的甘苦、岁月的提炼，凝聚起来，就是国家的认同感，就是国家的集体记忆。这种国家的情操，是反殖民地时代，争取独立的年代才迅速滋长的。然后新一代人接棒，灯火相传，才有了共同感情的新加坡。因此当我们谈Singapore Core， 谈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时，不能不讲感情，否则新加坡只是一家唯利是图，忘记什么叫做 Corporate Responsibilities 的大企业。

（1900年左右的大坡大马路South Bridge Road. 当时新加坡只是个谋生的城市。）

张志贤的《2030年人口白皮书》动议演说，也认同我们的先辈在新加坡扎根，参与了打拼的过程后才缔造了共同的价值观：

Who are we Singaporeans? Our forefathers came here from many lands, around the archipelago and further afield. Most Members would not have to go very far back in our own families to find somebody who came to Singapore from elsewhere and decided to sink roots here. They settled here, worked together for our future, and in the process evolved a set of shared values that allowed us to unite and achieve peace and progress together.

张志贤没有正面指出（还是回避？）的是早期移民扎根的“心态”。当先民通过会馆庙宇社团融入本地社会，找到出路，最后选择在本地落地生根，他们所抱的还包括感恩的心情。在故乡没有路，走出来就有路，这条路未必顺畅，度过大江大海，到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将生命托付给未知的未来。在耕耘的过程中，彼此包容，先有付出，后有收获，这就是一代新加坡人的共同的核心价值。现在的人比较聪明，也更懂得计较得失，各国的经济发展前景与步伐也跟过去很不一样，到新加坡来的思路并不像以前“走出来就有路”这么单纯，过去的模式是否还能够用来打造人口2030？

张志贤的 “Who are we Singaporeans?” 还牵涉到一个哲学性的问题：何谓国家？

 “国家”的英文单词state源自于古希腊城邦的概念polis，一个用城墙围起来的地方，城墙保护着城内生活的子民。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城邦就是国家，就是实际社会，它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城邦成为古希腊社会的基本结构。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人类天性向往美好生活，为了满足这种本性欲望，继而在自然村的基础上自发地建立一个共同体。这一顺其自然发展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国家。”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认为，“人类天性向往美好生活，为了满足这种本性欲望，继而在自然村的基础上自发地建立一个共同体。这一顺其自然发展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国家。” 照片来源：wikipedia）

1882年3月11日，法国哲学家 Joseph Ernest Renan 在巴黎讲了一堂 “What is a nation” 的课，对研究政治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学者影响深远。Renan 在总结时说道：

Let me sum up, Gentlemen. Man is a slave neither of his race nor his language, nor of his religion, nor of the course of rivers nor of the direction taken by mountain chains.

A large aggregate of men, healthy in mind and warm of heart, creates the kind of moral conscience which we call a nation. So long as this moral consciousness gives proof of its strength by the sacrifices which demand the abdication of the individual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community, it is legitimate and has the right to exist.

（Joseph Ernest Renan: what is a nation? Photo source: wikipedia）

简单地说，人不应该成为种族、语言、宗教、地理的奴隶。只要有一群身心健康，心地善良的人聚集在一起，建设一个有道德有良知的地方，这就是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存在，在于它的价值观能够赋予人们道德的力量，肯为它牺牲，肯为群体付出，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以古喻今，新加坡就是一个“护城海”围绕起来的城市国家，照顾好城内的子民是政府的责任。无可置疑的，我们需要软件，这群人可能来自五湖四海，但必须在向往美好生活之余，同时具备肯耕耘、肯付出、肯为大我牺牲的心件，才可能进一步磨合成Singapore Core。Singapore Core必须讲心，将心比心，不能用单纯的金钱尺度来衡量。

（我们更需要的是软件，这群人可以来自五湖四海，但必须在向往美好生活之余，同时具备肯耕耘、肯付出、肯为大我牺牲的心件，才可能磨合成新加坡核心Singapore Core）

三十年前我还是半个Ah Boy 的时候，会相信政府的能力，反正在家长式的理国方式下，精英政府说了算。但有了三十年的Ah Man 的人生经历，对于一个打造长期高人口流动的赚钱的城市的施政方针，如何缔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认同，维护一个核心价值观，不能不有所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