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于《源》，2016年4月刊，新加坡宗乡总会出版
古早味的本土记忆
旧机场路有一座“旧机场熟食中心”，里头有将近170个摊位，号称“全新加坡最大型的熟食中心”。这里的潮州卤面、福建虾面、海南沙爹、炭烤鸡翅等都远近驰名，吸引了四面八方的老饕。每当午餐时间和周末时分，熟食中心人山人海，找个座位可真不容易，有些美食还得等上整个小时。
（旧机场熟食中心，后面蓝色组屋为Pine Close）
平日午后的空档倒可以轻轻松松地坐在熟食中心里，一杯咖啡唤起几许旧加冷机场的回忆。
外号“老伯”的“半个街坊”并不算老，只是到了领取公积金的年龄。老伯自称半个街坊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常在这一带出入，缔造了一段姻缘。老伯回想起当年追老伴的日子还挺窝心的，尤其是跟老伴漫步踏遍附近整十所中小学，在河边看人钓鱼抓四脚蛇等。
（1960年代的旧加冷机场，左上角的绿茵之地后来建立起国家体育场。图片来源：Jimmy Wong Pui Fatt）
老伴跟她的父母亲人同住在熟食中心对面达哥打弯（Dakota Crescent）大牌68号的三房式政府组屋。高楼没有阻隔，前窗对着大巴窑，厨房对着东海岸，视野辽阔，凉风习习。1980年时只花了两万多元就可以新居入伙，价钱比现在至少便宜了八、九倍。老伴的父亲在附近的丹戎禺熟食中心卖传统美食，供满那间屋子，养大孩子之余，还有些积蓄养老。
那座组屋底层有间叫做“稻香村”的传统咖啡店，平日坐着乡亲父老，或者独坐，或者高谈阔论，天下风云尽数落在大红花咖啡杯中。老伴最喜欢里头的“广记云吞面”，吃着吃着，老伯也爱上了广记。广记经营了二十余年，亲眼看着许多街坊的孩子从牙牙学语到成家立业，然后带着孩子回来探望祖父母。
（达哥打弯组屋底层的稻香村餐室。图片来源：NAS）
21世纪初，老组屋的地段卖了给私人发展商，重新发展后成为Dakota Residences私人公寓。老街坊多数搬到旧机场熟食中心后面叫做“Pine Close”的替代组屋，广记则去了勿洛南。所谓一方水土一方情，10公里外的勿洛居民对食物的味觉不一样，广记有虎落平阳的感觉，未几就搬回来Pine
Close前面的咖啡店，跟老街坊闲话家常，重续前缘。
老地方老街坊打造出来的是浓浓的乡情，即使是食物也摆脱不了当地古早的滋味。食物并不单只是食材与烹煮的功夫，所使用的调味品是十分本土的“甘榜情”，这份多年建立起来的情谊挥之不去，就像出现在旧加冷机场的许多旧貌新颜一样百味杂陈，时而叫人振奋，时而叫人神伤。
老伯对这个地区的回忆，也是许多人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本土记忆。
加冷机场 Old Kallang Airport
既然称为“旧”机场，照理应该在原地有个“新”的机场才是，不过没有。旧加冷机场这个地名所保存的是一段流逝的往事。
加冷盆地原是一片沼泽，殖民地政府以一座山丘般大小的泥土填平这个地段，建设新加坡第一个专门为民航设计的国际机场，当时还被誉为“大英帝国最好的机场”，1937年投入服务。战后航空业急速发展，加冷机场供不应求，由巴耶利峇机场取而代之，加冷机场就这样结束短短18年的使命。
（旧机场的搭客大厦：上世纪50年代的飞行展。图片来源：新加坡国家档案局）
作为民航用途的巴耶利峇机场时日也不长久，上世纪70年代的新加坡逐步成为本区域的交通枢纽，航空业蓬勃发展，机场无法应付繁忙的需求，使用了26年后迁徙到樟宜。如今樟宜机场正在兴建第四和第五搭客大厦，跟往日的加冷机场跨越了一段似乎是天方夜谭，却又是实实在在的时空。
加冷机场还是有迹可寻的。加冷机场的原搭客大厦曾经由人民协会接管，如今仍然屹立在原址，被列为受保留建筑。加冷机场的飞机跑道是今天的旧机场路，停机坪则是国家体育场和室内体育场的所在地。
达哥打弯 Dakota Crescent
加冷机场和达哥打弯之间是否有什么裙带关系？没错，达哥打弯就在加冷机场内，而且跟空难有关。
加冷机场曾经发生过两起空难。1954年3月13日，一架英国航空公司（BOAC）的客机降落时速度太快，撞上跑道，32名乘客和空服人员丧生。这是新加坡民航机场的第一宗，也是唯一因操纵失误所引起的民航意外。
在BOAC撞机事件之前，加冷机场曾经发生过另一起军机空难。二战期间美国大量生产Douglas DC-3运输机，盟友如英国都大量采用。英国航空界把飞机的长名Douglas Aircraft Company Transport Aircraft缩称为“DaCota”，后来再改为“Dakota”。1949年6月29日，一架英国空军的Dakota运输机在雷雨中撞毁，机上20名军人全部罹难。
“达哥打”这个地名就是为了纪念这场空难。
达哥打弯是新加坡最古老的组屋区之一，古朴的红砖外墙成为这个地区的标志，近年来才粉刷成浅灰色。
（达哥打弯的街坊在上世纪50年代兴建的红砖组屋前留下倩影。c.1980s）
老区仅存的17座组屋都是上世纪50年代由新加坡改良信托局（建屋局的前身）兴建的二房式和三房式单位，转眼间已经度过一个甲子。初建的年代，新加坡只有少过一成的人口居住在政府组屋。达哥打弯的屋子逐年老化，新加坡的政府组屋则开支散叶，遍布全岛。
达哥打弯的住户跟屋龄一样逐渐苍老，约400户居民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家庭有年过六旬的长者。住在这里的居民大多是先前住在附近的甘榜，因政府征用土地和河水山大火，被安排到这里安家落户。达哥打弯的居民必须在今年底前搬迁，腾出来的土地将用来兴建高层住宅。
在这个宁静的社区走动，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全部组屋的大牌号码都是算数的。这是殖民地年代的屋子的特色，双数的组屋在达哥打弯这一头，单数则在对面旧机场路。
鸽子游乐场是达哥打弯的地标之一，像这类铺着沙地的游乐场在新加坡已经所剩无几。在没有电脑互联网的年代，多少孩子就在鸽子游乐场上堆砌沙堡，互相追逐，擦伤了用口水舔一舔，摔倒了从原地爬起来，度过不愁学校作业、不愁成绩排名的童年。
（富有特色的鸽子游乐场隐藏在宁静的达哥打弯组屋区一角）
丹戎禺Tanjong Rhu
从达哥打弯越过蒙巴登路，来到加冷河畔的丹戎禺。虽然丹戎禺似乎是个跟加冷机场风马牛不相及的地方，但机场占地广，丹戎禺顺理成章的成为加冷机场的好邻居。丹戎禺的十层楼组屋是最典型的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建屋局组屋，这类型的建筑也可在东陵福（Tanglin Halt）、麦波申、河水山等老区见得到。
（丹戎禺组屋区：典型的“10层楼” 是建屋局初成立时所兴建的）
驾车进入丹绒禺组屋区必须经过Kampong Arang Road，Arang就是火炭的意思，显然这里曾是个跟火炭有关联的甘榜。
火炭曾经长驻寻常百姓家，是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直到国人陆续搬入政府组屋，才被方便洁净的煤气和微波炉取代。不过，年轻人喜欢的BBQ、本地美食如沙爹、鸡翅、肉干等还是使用火炭烘烤，有些卖沙煲饭的摊贩坚持使用炭炉，还原难以忘怀的古早味。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清河前的新加坡河是条黑水河，那么丹绒禺这一段加冷河可以称为炭水河，常年漂浮着炭灰，河边的黄泥路也是黑色的。一天下来但见户户炊烟，最幸福的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在连墙壁都是黑色的屋子里，品尝着劳作换来的米饭香。
本地的火炭主要来自苏门答腊的石叻班让。上世纪50年代前，由水路运来的火炭在美芝路码头卸货。美芝路填土兴建独立桥后，才改在丹戎禺靠岸。
（美芝路码头。图片来源：NAS）
随着上世纪80年代展开的清河运动，火炭的落货点数度搬迁，如今必须先在峇淡岛装箱，再运到巴西班让码头去。
对早年丹戎禺的街坊而言，炭水河冲走的是一代流金岁月。
独立桥
1956年8月17日，独立桥由时任首席部长林有福主持开幕。长桥跨越加冷河与梧槽河交汇的河口，衔接尼诰大道和已经荣休的加冷机场。
独立桥是日治后在新加坡建设的第一座桥梁，配合马来亚将在隔年独立而命名。赋予历史意义后的独立桥，象征着新加坡人民紧扣着世界各地的脉搏，摆脱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的豪情。
独立桥迅速崛起，成为游客拍照的新景点，这个崭新的旅游胜地经常出现在香港电影的镜头中。
（独立桥上已经拆除的牌坊与移走的雄狮曾经是著名的地标。图片来源：明信片）
驻守独立桥两岸的石雕雄狮给游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雄狮是意大利艺术家Cavaliere
Rudolfo Nolli的作品，经历过数度迁徙后，在新加坡武装部队军事训练学院（SAFTI Military
Institute）落户。
新加坡的“原住民” 加冷人（Biduanda Orang Kallang）曾经在这个河口落户。1819年莱佛士登陆时，加冷人占了新加坡总人口（约1000人）的一半。
研究员Mariam Ali 表示加冷人的祖先可能来自林加群岛（Lingga Archipelago）和邦加岛（Bangka Island）。加冷人温顺善良，小小的渔船就是他们的家，平日以捕鱼和周遭树林里的食物为生[1]。根据历史学教授C. M. Turnbull的说法，莱佛士登陆不久后，马来王族命令加冷人迁徙到柔佛南部。很遗憾的，1847年爆发了严重的天花疫情，所有整百户家庭的成员没有一个幸免于难[2]。
Mariam Ali 进行了民间调查后，表示当时有些加冷人选择继续留在加冷原地生活。目前新加坡还有他们的后裔，不过他们的生活习俗与信仰都跟马来人同化，已经难以分辨。
独立桥的回忆也包含了生命的遗憾。2004年4月20日，衔接独立桥的尼诰大道突然倒塌，四个在30米地底下挖掘地铁隧道的工作人员不幸身亡。据侥幸逃生的员工说，工头王耀标在罹难前还忙着协助工人脱险，最终自己却无法脱困，长埋在今日的尼诰大道地铁站底。王耀标的女儿和我的女儿是小学同学，如今大家都长高，一副青春少女样。蓦然间才惊觉原来那段血的记忆已经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尼皓大道地铁站兴建时发生倒塌事件，酿成在地底下工作的员工伤亡。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让定格的故事延伸”展）
劳动公园
由于加冷机场靠近市区，地方空旷，所以空置后的旧机场成为争取独立的年代，举行大型政治活动的地点。
1956年3月18日，首席部长马绍尔在加冷机场举行两万人的“独立群众大会”，当时情况失控演变成暴动。殖民地政府找到把柄，认为马绍尔没有能力控制新加坡。马绍尔随后率团前往伦敦，跟英国进行独立谈判失败，只好履行辞官的承诺。
不久后这个地方改建为劳动公园，让国人多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
（劳动公园的水池，一名男子抱着小孩在池中嬉水。图片来源：明信片）
以那个年代的标准来衡量，劳动公园最出色的景点有三：入口处那面“劳动公园”牌坊 ，四个正楷大字展现出浩然大气，在夜色中特别夺目；广场中央有个水池，为孩子们提供清凉的免费娱乐；广场有个小舞台，作为文娱活动和露天电影的消闲场所，除了放映过香港长凤新（长城、凤凰与新联）的影片之外，舞台上也曾经飘扬着国家剧场合唱团、国家剧场华乐团、人民协会合唱团、人民协会华乐团的民歌民乐。
顾名思义，劳动公园是属于广大民众的地方，为劳动人民带来健康精神粮食的乐园，更保存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间曾经拥有过的激情与各族群团结一致，为国家建设的力量。
国家体育场
1966年12月7日，文化与社会事务部长奥斯曼沃（Othman Wok）在劳动公园为国家体育场主持动土仪式，赋予劳动公园更值得期待的新生命。
国家体育场是“赌”回来的，没有赌博便没有国家体育场。 1968年新加坡博彩公司（Singapore Pools）成立，为兴建中的体育场筹集资金，新加坡大彩（Singapore Sweep）和多多（ TOTO）的收入支付了约一半的建筑费用（总费用约五千万元）[3],[4]。赌博的张力造就了座落在独立桥东岸，给国人缔造许多梦想的国家体育场。
（新加坡第一座国家体育场，已经在2000年代拆除）
1973年7月21日，时任总理李光耀为国家体育场主持开幕，一个多月后第七届东南亚半岛运动会在国家体育场掀开序幕。这是新加坡第一次承办的大型体育盛会。
当时我们挤在邻居的房门外，第一次在黑白电视光屏上见识可容纳五万五千人的国家体育场的风姿，第一次认识到赛场上的圣火原来是运动员擎着火炬，拾着台阶，一级一级地跑上去点燃的。开幕日沸腾的人心憧憬着未来一个星期精彩的竞赛，就像当年独立不久的新加坡，对未来的希望鞭策着我们以不怕失败的体育精神面对生活。
一个星期的赛事结束后，友谊万岁的歌声响彻体育场，圣火慢慢熄灭，有曲终人散的情伤，更有两年后再会面冲刺的感动。
亲眼见证国家体育场的雄伟是跟大马金杯足球赛（Malaysia Cup）结缘的时候。大马金杯足球赛一票难求，星期天早晨七点出售下周门票，每人限买四张票，天还没亮已经排起多条长长的人龙。足球使人疯狂，有球迷在人龙中被活活踩死，有些球迷买不到入门票，赛事当天叠罗汉般攀墙而入时不幸摔下来，赔上性命。
（上世纪70年代大马金杯足球赛场场爆满，星期天清晨天蒙蒙亮，已经排起多条人龙。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让定格的故事延伸”展）
场场爆满的大马金杯足球赛最振奋之处在于由心发出的呐喊，加冷狮吼爆发出爱国的情操与身为新加坡人的自豪感。在那个为国家、为荣誉而战的年代，身穿浅蓝色运动衣的业余足球员给大家带来许多个情绪起伏的日子，我们就这样在狮吼、referee kayu （裁判员差劲）和 balik kampung（回乡去吧） 声中走过上世纪70年代。
日后，国家体育场迎来许多个国庆庆典，隆隆的烟火弥漫着加冷河的夜空，为旧加冷机场的居民带来另一番良辰美景。
21世纪开启了新纪元，在加冷屹立了将近四十年的国家体育场被夷为平地，让贤给2014年开幕的体育城。
与未来有个约会
老地方踏遍了，更想了解的是老伯的心情。
老伯喝完最后一口咖啡，略带诗性地感叹道：“回头下望人寰处，加冷机场变化多。…”
是啊！原住民曾经在这里过着傍海而居的生活，劳动公园见证了民航业的蓬勃发展，独立桥发出摆脱殖民地的呼声，体育场凝聚着国人的激情。机场四周的老屋子逐渐流逝，时空间交叠着老街坊新脸孔的容颜。
半个世纪的岁月似乎漫长，相处的时间却又似乎太短促。若是有缘，你我半个世纪后原地喜相逢吧！
注：
[1]Mariam Ali, “Singapore’s Orang Seletar, Orang
Kallang, and Orang Selat – The Last Settlements”, 《Tribal Communities in
the Malay World: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Geoffrey Benjamin and Cynthia Chou.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2, p275-276, 282
[2]C.M.
Turnbull, 《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2005, NUS Press Singapore》2009, p24-2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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