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福的玻璃瓶" Affordability

“阿福”这个名字听起来似乎很贵气，但在我成长的年代，“阿福”这个名字拜粤语片中的小人物所赐，并非那么福气，反而带些傻里傻气，是个被欺负、被出气、忍辱吞声的小人物，形象就有点像鲁迅笔下的阿Q。

“玻璃瓶”可以制造得非常精巧，玻璃本身又是惰性物质，难起化学作用，是很好的容器。但是玻璃瓶离不开瓶颈（bottleneck），瓶颈是整个瓶樽最脆弱的一环，容易断裂，而玻璃本身也是易碎品，玻璃瓶制造得再华丽，装饰得再漂亮，易碎的玻璃瓶始终脱离不了即成的本质，以广东话言之，就是“化学”。玻璃瓶所面对的“果”，源自于玻璃瓶本身的基“因”。

（阿福的形象就有点像鲁迅笔下的阿Q。照片来源：www.xinhuanet.com）

同样的，“阿福的玻璃瓶”（Affordability）听起来虽然华丽贵气，但会不会只是披上美丽的彩衣，彩衣下充其量不过是件由石英与碳酸盐组成，感觉起来牢不可破，其实一触即碎的“化学品”？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新加坡的治国模式已经很明显地迈入“阿福的玻璃瓶”的商品价位，走到瓶颈，或者说这个模式已经成为政府与人民之间交易的指导准则。打从1990年代推出的Asset Enhancement，通过物质提升（Upgrade）来争取选票那一刻起，行动党政府与人民之间已经逐步脱离了互信互重的诚信治国的理念，人心与人情越走越远，朝向一条不归路。

如果以一个企业模式来比较，行动党政府就好比一个大财团，注重营运业绩（Operation results），但偏偏缺少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RM）这个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部门，管理层每年对外向股东汇报 profit and lost，对内则缺乏联系员工（engaging people） 的软实力。这条路能继续走下去吗？

写下这段文字时，只感到胸口永远的痛。我在行动党当政的年代成长，受教育，改善贫困的生活，也为这个国家奉献了人生最青春最美丽最光辉的岁月。眼看着行动党政府从一个人民的政府走向人心倒向的趋势，能够不觉得心痛吗？

GE2011是一个明示，杨荣文准将领军的阿裕尼集选区被反对党夺去，集选区不败的神话画上句点。杨荣文似乎乐得离开政坛，在商场上大施拳脚，还成为香港经济发展局的官委，行动党并不需要他来提供内部转型的咨询。约半年前曾经在海南二街的老字号“逸群鸡饭”跟杨荣文和退休的老议员钱翰宗碰巧坐在邻座，享用浓浓本土风味的传统海南鸡饭，八角桂末的香料味觉中杨荣文潇洒依旧，但也看得出无官一身轻的快乐逍遥。至于另一位败选的林惠华也乐得成为数家大企业的董事，闲时还可以抱抱孙子。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1/07/orchid-evolution.html

（GE2011后，学有所长的各政要都有各自的出路。2011）

如果GE2011的明示还不够明确，2012年后港区补选，2013年榜鹅东补选，行动党相继失利，相信人民开始反思何谓“美好生活”是游离选票落到工人党手中的可能性之一。

“利”是一把双刃剑，$1可能会使人暂时满足，但过些时候，这个价码必须越加越大，$10，$100….，一路加上去，利字当前，人心永远不会满足，过去的利诱模式已经无法再打动选民的芳心。

最近听了一场哈佛教授 Michael Sandel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what money can’t buy”（13 Dec 2012），发人深思。政治学教授的论点跟行动党的施政方针相比拟之下，“阿福的玻璃瓶”所牵涉的许多前因后果都得到解答。

先从一则收录在《What money can’t buy》书中的现实故事谈起。在以色列的一间托儿所，有些家长时常迟来带孩子回家，于是托儿所管理层推出罚款制，希望通过金钱来改善超时的现状。这项措施推出后，有些家长开始改变想法，认为支付这笔超时费来把孩子寄放在托儿所是值得的，结果托儿超时的家长增加了两倍，他们的思考模式已经从“我不要太迟去带孩子，以免增加托儿所老师们的负担”改变为“阿福的玻璃瓶”，认为自己负担得起那笔额外的费用，所以不介意让孩子继续留在托儿所。管理层发现原意被曲解，急忙取消迟到罚款制，恢复原来的诚信制度。但是，原来的道德价值的考量已经被金钱物质所取代，迟来带孩子的家长维持在双倍。

另一个最近发生在瑞士小镇的故事。政府决定在小镇附近的山区丢弃核废料，在实行之前，先请专人作问卷调查。小镇的村民觉得虽然在山区丢弃核废料有既存的风险，但还是有51%的居民赞成。调查员的第二道问题，如果给予每人8000元作为补偿呢？结果只有25%的村民同意在山区丢弃核废料。

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钱可以收买村民的心，这是经济学家一厢情愿的想法，这个调查颠覆了经济学上钱是万能的构想。不论有没有赔偿金，居民对核废料所带来的风险的评估并没有改变，但一旦将金钱植入方程式后，居民认同的意义却彻底改变了。为什么呢？接受8000元的金钱赔偿，就表示他们所同意的在小镇附近的山区丢弃核废料的做法已经不再是一项义举，而是沦为一宗市场交易。小镇居民不为利诱所动，以华人的简单的说法，就是有“气节”，有“骨气”。

当瑞士政府与小镇居民沟通时，除了金钱利益，还必须面对情感价值、公共利益、责任感等考量。经济必须衔接到道德范畴与政治哲学才能超越纯金钱买卖的层次，才能凸显造福人群的意义。

从纯经济财富指标来看，当年（1985年）吴作栋先生率领新班底，许下诺言说新加坡将在1999年追上瑞士的生活水平，后来李显龙先生证实新加坡已经达到瑞士在1985年的生活水平，说得明确些，就是达到人均GDP（～S$30,000）。2013年的今天，新加坡是全球生活费最昂贵的城市之一，甚至超越了瑞士的名城日内瓦与苏黎世；但是另一方面，只有约40%的工作人士年收入超过$22,000而必须缴税。

别忘了我们的人均GDP是$60,000，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富庶国! 为什么有60%的工作人士不需要缴税？统计数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

同时也别被GDP误导，GDP与消费水平都只是经济学家的统计数字，生活水平则关系到全民的生活与心理素质。

瑞士小镇的居民告诉我们，美好的生活并不单只是追求个人的财富，美好的生活还包括主导人性的价值观，就如孔子在2500年前所说的“君子以义处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虽然表达方式不一，但骨子里还是英雄所见。

另一位古圣贤老子的治国之道法于自然：“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之道，衣食住行是最原始的心态，也是从政者与民心手相连，打造安居乐业的社会的基础。

（老子是另一位出色的古圣贤，杰出的思想家。照片来源: www.artxun.com）

就已“安其居”为例，三房式组屋的价位支撑着整个新加坡产业市场的价格，在Asset Enhancement 的大前提下，组屋的价格节节飙升，带动了整个产业市场，一旦屋价达到不合理的水平，泡沫随时会爆发，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烫手的社会问题。从纯经济的眼光来看待房产，泡沫破灭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需求，在新加坡有限的土地上容纳更多人口，是确保产业市场不会崩溃的良方。

针对组屋的定价，这十余年来官说官有理，民说民有理。组屋定价的模式，已经从早年“居者有其屋”的年代的建筑成本的考量发展到各任国家发展部长口中的“阿福的玻璃瓶”，负担得起的水平。两夫妇两份收入的双薪家庭，贷款35年，老了还可以把屋子变卖等等，政府买地建屋子津贴居民，所以平民百姓应该感恩图报才是。

这种情形就好象万一有一天大家面对食水短缺，商家将$1的矿泉水的价格提高到$10，根据“阿福的玻璃瓶”理论，虽然大家会“牙痛咁声”，但还是属于可以支付的水平。接下来，商家将每瓶矿泉水的价格提高到$1000，这个价码对某些人还是“阿福的玻璃瓶”，但对更多普罗大众而言是超越了能力范围，not  affordable。商家说其实不贵，还是有人付得起。好吧！好心有好报，我就津贴大家$100，每瓶只收$900，大家还可以通过借贷，分期付款，使它变得多数人都负担得起。

我们可以责怪商人提高商品价格，但是在自由市场，为商品定价是他们的权利。

市场社会真的就是如此薄情寡义吗？市场是否应该考虑道德因素？如果道德考量是必要的话，那么上述的“津贴理论”，谁应该受到谴责？是提高价格、操纵市场的商人，还是认为还是负担得起，选择以较高价格来扰乱市场的某些消费者？

过去数十年来，我们理想中的社会就是无止境地追求经济效率和GDP。过去50年，我们累积了财富，接下来是不是应该考虑如何分享财富？

GDP 并不应该是人类生活仅有的幸福的泉源。虽然GDP很重要，但GDP本身并不能代表美好的生活。GDP确实能带来物质上的安慰，是好的生活的前提条件，但当国家达到一定的经济繁荣之后，我们必须思考，美好的生活的意义何在？最诱人的经济增长，最高的GDP，最富裕的社会等于最有修养、最快乐的社会吗？这是过去的想法。这种以经济效率、经济增长、唯市场论、甚至GDP主义为主导的考量，用在生活中其实并不足够，并不足以支配与组织完整的社会生活。人生应该还有更高层次的追求，真正美好的生活还包含对价值、态度、准则、道德、伦理、正义、感情等非物质层面的东西。

当人们开始超越经济指标，探讨人生的本质时，这意味着我们开始思考美好人生、美好社会的含义，这是人性的回归，将政治与经济还原回服务于人心与人情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