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国风·秦风·蒹葭》源自于诗经，曾被认为是用来讥讽秦襄公不能用周礼来巩固他的国家，或惋惜招引隐居的贤士却不可得。有人则认为象由心生，诗中所描述的是一种意境，此意境在无奈中带着渴望，它可能存在，可能不存在，也可能曾经存在却已经失去，再也找不回来。这种心象，是由许多类似事件、类似感受凝聚而成的，简称心情，由心情延伸的是追寻曾经出现在某段生活中的“精神”。今天我们已经很少使用，甚至可能已经淡忘“精神”这个名词。
关于“精神”，2012年8月26日，新加坡国庆群众大会上，李显龙总理语重深长地说，我们渐渐失去甘榜精神，变得更为自我；我们不应该让这个趋势蔓延。
我相信不论是执政党、反对党还是无党派人士，只要曾经经历过旧时代，对于逐渐消失中的甘榜精神都应该不会不认同。
什么是甘榜精神？甘榜精神是否存在？
2012年6月4日，博客“千字文”在“想变与不想变”中写道：
“当全新加坡都在为时代的改变而适应得晕头转向时，后港人选择了让时代的脚步慢了下来。在这里当议员，其实就等于当甘榜村长，后港人要的，也许就是对甘榜情的眷念，新加坡人在他们身上投射着所谓民主，自由，第一世界国会等等的期许，是不是一场美丽的误会？同样的，当朱倍庆败选后说他已经看到改变时，我想这也许是Y时代（也是以 i 为中心时代）候选人对后港人的误判。
一些执政党议员常把甘榜精神挂在嘴边，曾住过甘榜的人都知道，甘榜精神的精髓，就是不能斤斤计较，大家都能悠然自得的过日子。当越来越多人不愿意住家附近建设符合公众利益的设施时，我们所谓的甘榜精神，已经离我们很远。”
2011年8月6日The Straits
Times, Nurul Munirah Abdul Samad 在她的文章“Idyllic childhood at Kampung Lorong
Fatimah”开篇写道：
“My father
has this saying:”A kampong is a society – but living in an HDB flat made us
become individuals.”
As my
family and I look back on our idyllic kampong days, we miss this strong
neighbourly spirit that my father loved.”
Kampung Lorong Fatimah 是1990年代扩建后的兀兰关卡的所在地，当年是个座落在新柔长堤旁的浮脚楼人家。
Kampung Lorong Fatimah 是1990年代扩建后的兀兰关卡的所在地，当年是个座落在新柔长堤旁的浮脚楼人家。
（Kampung Lorong Fatimah 的居民在1989年搬走。NAS 1980s）
2010年5月4日 新明非常话题之播音人语，安娜写道：
“两三年前我带团到了台湾金门，那里民风淳朴，社会风貌就像七十年代的新加坡。那里路人都在彼此打招呼，像是亲友一般。当地朋友说：“我们的田地如果不种，邻居想要种，我们都会把地借出来！”他还告诉我：“有时我们早上睡醒，看见门口怎么有一颗菜？也不知道是哪家送的！反正自己吃不完，就跟邻居分享咯！”
回来之后，我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那股浓浓的人情味，那是我们的社会失去的，正想方设法的找回来的一种人际关系。”
2009年12月18日，国家博物馆的导览义工史立道在他的博客文章“感冒和甘榜精神”写道：
“在那鸡犬相闻夜不闭户的甘榜里，一人有事，大家奔走相告，有人患病，人人慰问，人人提供药方，甚至有人提供自己服过痊愈的药品，当然也有食疗处方，或者煮好的食疗药物，其实那就是美味可口的食物。整个甘榜就像是一个家庭。”
2008年10月15日，联合早报副刊《四方八面》专栏中，翁燕萍写道：
“有人问甘榜精神还在不在，我都说不在。因为‘甘榜精神’这四个字是一体的。甘榜都不在了，哪来的甘榜精神？把甘榜这两个字除去，剩下来的就是不一样的，甚至是没有精神了。但一个地方的灵魂从哪来？当然来自社群。没有了社群，一个地方也同样没有了灵魂。 ………
什么是甘榜精神？就只是凝聚力强的社群精神而已吗？不好意思，还差一点。这么一点，就已经差得远了！甘榜精神除了是早期生活在乡村地区的社群中，人们互助互利的精神的简称以外，甘榜精神洋溢在空气中的还有一股浓浓的人情味。大家自我奉献和互相帮忙的基础，建立在人的感情上，而并非古铜味上。不明白的人，因为抓不到重点。明白的人是幸运的人，因为他们心中可能都曾有过某种类似的乡情。”
（林厝港典型的乡村亚答屋。NAS 1970s）
2012年8月26日，小兵在他的博客文章“笑谈群众大会”写道：
黄循财说要保留华族文化的根，恢复甘榜精神！他也说，我国华社向来重视华族文化，也希望年轻一代能继承传统文化，我们必须坚持保留华族文化的根。
黄循财说要保留华族文化的根，恢复甘榜精神！他也说，我国华社向来重视华族文化，也希望年轻一代能继承传统文化，我们必须坚持保留华族文化的根。
重视华族文化，就要解禁方言‘！文化的根就在广东、福建、潮州、海南、客家等乡土。过去用华语弃方言，用英语弃华语，最后华语不行，英语也是新加坡品牌！方言是文化宝贵遗产！这里没有传承，还要空降！悲哀！
当丽的呼声要关门，方言就死了！（民间有人要救是好事，但愿会死里复活！）如果方言死了，甘榜精神也就没了，只有组屋神经！
老中青的写作人说出了多数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国人的心声，认为甘榜精神是个过去式的新加坡词汇，至于是否真能在城市生活中重新建立起甘榜情？重点在于人情，而人情是自愿的付出，那种味觉是无法通过斤斤计较的物质主义市侩模式建立起来的。有些失去的往事无法还原，人生总是带点遗憾的，李显龙先生是否也有类似的感触？
最近接受写意工作室的邀请，参与拍摄短片Places in Our Hearts。当时我脑子里的问号是“城市是否存在着甘榜情”？它促使我重新回忆过去的生活，重新思考找寻答案。
我在水仙门出生，在水仙门成长，水仙门是新加坡河、Hill Street、High Street 和 North Bridge
Road 环绕着的一片小土地，是当年繁忙的市区。今天如果还有地标来纪念水仙门这个曾经在新加坡出现过的地方，就是High Street Centre，当时它还有个“水仙门大厦”的中文译名。我的住家水仙门 Hill Street 有一列三层楼的店屋，楼下有印刷馆（钜盛、华商、德盛）、唱片公司（东南亚、海棠）、客栈（华商）、商店（大路摄影室、春城、华侨烟草等）、药房（仰康，保龄）、咖啡店（芳园、大华），楼上是住家。一层楼用木板分割成多户人家，同屋共住，共用一个小厨房，以及一个厕所和冲凉房相连的小小的隐私空间。
（童年的新加坡河，Coleman Bridge衔接新桥路（New Bridge Road）和禧街（Hill Street），河畔还有起重机卸货。何子平画）
（Hill Street Police Station是水仙门当年著名的地标。2012）
（水仙门大厦High Street Centre是仅存的以水仙门命名的建筑物。2012）
自己一家人同在屋檐下已经免不了口角之争了，更何况跟其他生活习惯观念各异的邻居同屋共住？互相帮忙彼此忍让之余还是少不了各种磨擦，但是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心结不带过年，除夕夜漫步到四马路观音庙，谈笑风生中就把过去一年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了。
同屋共住最要命的还是争厕所，尤其是一旦被隔壁房的九哥霸占，屎尿至少得忍上半小时，还得听着他唱一句“送你送到小村外...”，跟着一勺水哗啦啦冲在身体上，“...有句话儿要交代”，再来哗啦啦一勺水，满膀胱的尿意几乎夺“门”而出，好不狼狈！
（1970年代的水仙门）
（同屋共住，一起过节。c.1960s）
1980年代初第一次搬到新世界附近 Maude Road 的租赁组屋，最开心的就是终于有了属于自己一家子的厕所，但我们也意识到所失去的是同屋共住的甘榜情，这也是搬离水仙门30多年来找不回来的感觉。
也曾尝试回去成长的地方，找回当年的同屋共住的精神，但是老家已经成为一条马路，周围的景观不再，人事全非，往事只能回味。跟好些人谈起，发觉改变更多的是心态，就如翁燕萍所写的，“明白的人是幸运的人，因为他们心中可能都曾有过某种类似的乡情。”
明白的人毕竟不多。
后记
2014年8月6日：
跟作家辛羽谈起他从前住过裕廊的村落，他说叫“山顶”，不叫甘榜。山顶是潮福人叫的，甘榜是马来人叫的，出处不同。
想想确实如此，不同族群有不同的口语，一方文化一方情，马来人的甘榜，潮福人的山顶，广东人的乡下，指的都是城市以外的郊区，有土地有耕种的地方。
从前住在山顶的人要出城，叫做落坡；住在乡下的人要落坡，叫做乡下佬出城。当年新加坡的市区是大坡和小坡，落坡路途遥远，是颇费周章，也是颇开心的事。
甘榜情应该有个新词，叫做“山顶情”。
明白的人毕竟不多。
后记
2014年8月6日：
跟作家辛羽谈起他从前住过裕廊的村落，他说叫“山顶”，不叫甘榜。山顶是潮福人叫的，甘榜是马来人叫的，出处不同。
想想确实如此，不同族群有不同的口语，一方文化一方情，马来人的甘榜，潮福人的山顶，广东人的乡下，指的都是城市以外的郊区，有土地有耕种的地方。
从前住在山顶的人要出城，叫做落坡；住在乡下的人要落坡，叫做乡下佬出城。当年新加坡的市区是大坡和小坡，落坡路途遥远，是颇费周章，也是颇开心的事。
甘榜情应该有个新词，叫做“山顶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