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ne 21, 2019

加冷机场大厦 Kallang Airport Terminal Building

数月前,应新传媒资料撰稿人张琴棋的邀约,我重新走入废置的加冷机场大厦这个受保留古迹。

加冷机场原为一片沼泽,以一座山丘般大小的700万立方米的泥土填平后化腐朽为神奇,成为国际机场,1937年投入服务时,被誉为“大英帝国最好的机场”。二战后航空业急速发展,旧加冷机场供不应求,1955年由巴耶利峇机场(Paya Lebar Airport)取而代之,旧加冷机场结束短短18年的历史使命。

加冷机场空旷的园地摇身一变,以劳动公园的姿态唤起默迪卡的呼声。国家体育场取代原来的候机坪,迎接加冷狮吼的激情。新的盖顶国家体育场取代原建筑后,反而令人局促不安,缺乏体育场应有的辽阔视野,连国庆日庆典都无法举行,人民的体育场变成宏伟的白象。

(从加冷机场大厦看过去新的盖顶国家体育场,是否成为宏伟的白象?)

加冷机场走入史册后,人民协会曾经在机场大厦办公,艺术双年展曾经在这里举行。丢空后周遭的树木花草依然定期修剪,建筑则略带落寞沧桑。从前觉得机场大厦很大,如今上下左右走一圈原来费时不多。不难发现从前的建筑遵循上世纪30年代本地的装置艺术风格(Art Deco),整体以简单实用为主,外墙以弧形做点缀,跟中峇鲁的改良信托局组屋有许多共同的影子。现在的机场建筑则讲究排场个性。

物换星移中,眼前展现的竟然是默迪卡年代的幻境。

(加冷机场大厦的原建筑乃上世纪30年代的装置艺术风格。)

(园内树木花草有定期修剪。)

在加冷机场举行的独立运动周造势活动


默迪卡运动(独立运动)是在林德宪制下的1955年立法议院选举之后开启的。默迪卡呼声给予本地的政党与人民带来反殖的动力,对许多人的政治思想与对人对事的看法影响深远。

1956年4月在伦敦进行的默迪卡宪制会谈前一个月,领导“13人所有立法议院政党团队”的时任首席部长马绍尔志在必得。1956年3月12日,马绍尔领导的独立运动周,在加冷机场为会谈造势。各政党召开群众大会,向民众解释独立自治的意义,阐述独立代表团赴英谈判的目的。13人代表团将同声同气与英方商讨自治与独立的宪制,表达新加坡人民要求立刻终止殖民地统治,切实还政于民。

3月18日为独立运动周最后一天,马绍尔已经收集到约17万人争取默迪卡的签名。 全星劳工代表团在莱佛士酒店会见英国国会代表团,表示全力支持独立代表团到英国谈判独立事。他们希望和平有体面地结束殖民地主义,维持两国人民间的尊严、平等与友谊。新加坡各政党则在加冷机场联合召开大规模集会“全星人民要求独立运动大会”,表达新加坡人民要求独立的坚强意志,这是各政党默迪卡委员会开展独立周活动的最高潮。

(加冷机场的标志:棕榈树下的雄狮。)

当天,文化总会在羽球馆召开“文化界支持独立谈判大会”,中学联号召数千名同学出席大会,中学联主席孙罗文谴责殖民地主义,呼吁同学前往加冷机场参加独立大会,展示人民要独立的强烈愿望。孙罗文于1956至1964年被内部安全局扣留,后来加入人民协会工作。

当时数万人(报道说3万人、5万人、10万人等)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涌向会场,各种争取独立的耀眼标语四处飘扬,“默迪卡”的呼声在人海中此起彼伏响彻云霄,群众所表达的反殖情绪是十分高昂的。相信在场亲历其境,见证默迪卡的人士都会心情澎湃。英国的国会代表团也到达现场,感受那股渴望独立的洪流,同时见证了场面失控的一面。

场面失控


下午5时,马绍尔登上讲台时,一小部分群众涌上前去,用木条木板匆匆搭建的平台不胜负荷而倒塌。讲台塌下后,播音系统也失灵了,一时间无法维持秩序。当时马绍尔叫群众节制,不过人声嘈杂,根本无法听见。林清祥和李光耀站到桌子上,频频向群众高呼,林清祥说:“你们如果这样,便不能开会。”他们不断地劝请群众安静,让大会的群众坐下来。 
人民行动党的王永元(1957年出任市长)则想到让民众唱歌来稳定情绪,领导群众高唱《我爱马来亚》和《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是一首改编自美国《约翰.布朗的遗体》(John Brown’s Body)的共产党歌曲。 

大会安排李光耀和林清祥转移阵地,到机场大厦前面演讲,10万群众移动到那儿。李光耀以马来语演说,表示群众大会已经被人蓄意破坏了,播音机也失落了,这里面一定有鬼。他鼓励群众坚信有足够的力量去争取独立。林清祥以福建话发言,希望大家保持冷静,不要与警卫冲突,避免发生大事。我们要向殖民地统治者说,我们要终止殖民地统治。他领导众人高呼:“打倒殖民地统治者,我们要独立,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打到殖民地统治者!”李光耀领导群众高呼三声“默迪卡!”6时半宣布解散后,一批群众冲入机场大厦,用石头击碎玻璃窗,引起警民冲突,32人受伤,公物也受到破坏。 

马绍尔认为制造骚动是共产分子的伎俩,他们利用正派运动来谋求私利。李光耀则认为涉及这起事件的多数是普通民众,也就是“无产阶级分子”,他们到加冷机场看热闹,没想到好戏没上演,反而乱了起来。相反的,共产主义人士会帮助马绍尔从英国人手中取得最大的利益。 

辅政司顾德(William Goode)指责人民行动党制造骚动


4月4日的立法议院,辅政司顾德(William Goode)根据警方调查结果,列出引发骚动的可能性:第一是讲台倒塌引起混乱;第二是一部分群众闹情绪;第三是下大雨,造成一些群众闯入机场大厦;第四是一些群众可能对警察心怀敌意。骚动的结果是20名警员和15名公众人士受轻伤,只有一人头部受伤送院治疗。公物方面,警察的无线电通话机和圣约翰救护车都被破坏,机场大厦的玻璃窗几乎全部被砸碎。

(废置的机场大厦内观。)

顾德“顺便”提到,在过去两个星期的人民行动党的集会上,一大群华族文化团体和学生抗议警方不让他们表演有亲共意味的歌舞。3月18日的群众大会结束后,这些组织马上在羽球馆进行抗议。有4000至5000名年轻人整齐有序地步操到群众大会现场,他们提着共产党标语的旗帜,见到执行任务的警察时,有组织性地高喊Merdeka。他们对警察的态度跟在场多数群众的和蔼友善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顾德将人民行动党与亲共挂钩,引起李光耀的不满,两人唇枪舌剑一番,顾德表示根据警方报告,连丹绒巴葛议员(李光耀)都嘲弄警察,说“我们上台时将支付警察的工资”。李光耀提出反驳,说这句话有罪吗?难道没有称赞警察就等于嘲弄吗?顾德说当然不是。

人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选择自己的政府


4月4日与4月5日的立法议院辩论,马绍尔引用英国总理Sir Anthony Eden和美国总统Eisenhower于1956年2月1日签署的华盛顿声明中所提到的:“人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选择自己的政府”。马绍尔提出的动议写道:“新加坡人民相信人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选择自己的政府。新加坡人民相信新加坡的长期利益在于与英国和英联邦的密切友好合作。…英国政府将控制新加坡的对外防务,同时对贸易和商业以外的外交关系给予指导。”  

4月4日,李光耀率先支持此不完全独立自主的动议, 这也是他出发到伦敦前所说的“争取75%自治”。他在立法议院中分析道,英国政府可以采取三种做法:完全接受我们的建议,接受部分建议,或者完全不让步。如果完全不让步,首席部长已经表示他不打算留在内阁,也就是说,英国政府必须准备撤销宪法,恢复殖民地统治。长远而言,这样的政策对英国是灾难性的。至于对马来亚的冲击,可能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发动革命,也可能像哈罗德·拉斯基的模式那样暴力革命。李光耀比较喜欢渐进的方式。当一切都过去之后,每个人会感觉较良好,没那么痛苦。

逻辑上英国政府应该会完全接受新加坡的建议。环视当今国际时势,英国不可能会放弃光荣隐退的做法。能影响马来亚的未来的是外在的力量而非内部。没有人能够预测二战结束十年内,帝国的力量会在亚洲瓦解,没有人能够预测一个严密组织的中国会崛起。李光耀表示他可能会错误估计英国觉得当前形势,最好是放弃马来亚的政治舞台。如果真的是估计错了,那就是英国跟全世界的抗争了。如果估计是正确的,那么从新加坡的利益着想,应该要求英国完全退出新加坡。不过作为迈向独立的重要一步,并在我们的立法议院中寻求共同点,我们应该争取受承认的独立国家的地位,不过在过渡时期失去防卫与外交的主控权。为了共同的利益,新加坡与马来亚将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共同组织,我们必须争取通过这个共同组织而取得独立。过了4月,我们可能有新的宪法,它可能是个可以撤销的宪法,不过新加坡人民的意愿是不可能撤销的,就像林德宪法一样,是不可能走回头路的。

热爱新加坡


4月5日的立法议院,众议员继续滔滔不绝,发表对即将在伦敦举行的历史性宪制会谈的看法。 

亲英的进步党议员伊德(John Ede)认为新加坡要自己控制防务不是没有可能,第一是增加警察的军备,第二是增加防务的人手,第三由英国与共和联邦给予支援,直到我们建立起自己的防务力量为止。不过他看不出前两者的可能性,唯一可行的就是暂时借助外来力量。

另一位进步党议员林坤德认为必须清醒地面对默迪卡会议,而且只能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热爱的新加坡的利益。当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生存,连大国都必须成立联盟,开放各自的军事基地,更何况新加坡这个小国。我们独立后要跟谁站在一起呢?虽然殖民地主义离不开掠夺资源,但是它缔造了今天的新加坡,同时准备让我们参与英联邦。我们有信心,只要我们的态度与做法正确,我们可以落实默迪卡,一个我们可以快乐、和谐地生活的默迪卡。

地方政府、土地与住宅部长汤玛士(Francis Thomas)并没有参选,而是在接受邀请下进入立法议院。他认为历史告诉我们,新加坡是个伟大的海港和贸易中心,新思想新知识不断流入,人民可以很快地接受新事物,改变原来的想法与心态。我们也有许多年轻人,我们的社会在急速变化中。共产主义可能会对新加坡产生威胁,不过威胁不是共产主义本身,而是会有人利用机会制造麻烦。他觉得李光耀是个典型的例子,他是新加坡最好的,但也是最具爆炸性的人物,他有好的巨大潜力,但也可能带来大灾难。

4月5日立法议院以4票弃权,其他全票通过决议,同意由马绍尔提出的议案,前往伦敦谈判的13人代表团将要求独立,不过继续由英国负责国防和外交事务。

从各种声音下听出端倪


默迪卡的呼声下,通过人民代议士的声音,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1. 1956年2月1日,英国总理Sir Anthony Eden和美国总统Eisenhower签署的华盛顿声明中所提到的“人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选择自己的政府”,等于命令英国放弃殖民地,还政于民。它给予马绍尔精神力量,志在必得。

2. 我们都知道4月底在伦敦的谈判桌上,马绍尔执意要求完全自治,而且态度受到情绪左右,没有周转的余地。如今将时间点拉回2月份的立法议院辩论,不难推断马绍尔一路来都有“马上”摆脱殖民地统治的意愿。这也促使他在谈判时坚持己见,不顾及立法议院与众人的立场,不接受由英国人管理内部治安的安排。马绍尔使到本来已经共识不足的代表团雪上加霜。

3. 加冷机场的全星人民要求独立运动大会,人民行动党已经展示强大的群众号召力,能够通过民众听得懂的通俗语言来传达信息。加冷独立大会上,群众听从林清祥、李光耀和王永元的指示,在现场考察的英国国会代表团自然看在眼里。

4. 不论是殖民地驻新官员或是本地居民,都感觉到左翼的势力和共产党的威胁。当时的时势,只要是左倾人士,都被称为共产党。辅政司影射现场组织浩大的文化团体和年轻人是共产党,其他立法议员认为李光耀野心勃勃,可以使新加坡变得更好,也可以变得更坏。可见短短的几个月间,李光耀已经在立法议院建立起个人形象。立法议院会议与伦敦宪制会谈记录都多次提及共产党的威胁。 

5. 李光耀的言论,印证了4月的伦敦会谈时,马绍尔坚持己见,造成谈判破裂的隐忧。一年后林有福再次率队前往伦敦进行第二轮会谈,会谈内容并没有改变,但成功地争取到自治。

6. 李光耀于1956年初的立法议院上直言跟马来亚“未来结盟”,这是出自1955年的竞选纲领。不过,“建设独立之马来亚”并不是人民行动党的“专利”,中华总商会临时成立的民主党的竞选纲领,第一条就是“建设独立之马来亚”。新马合并所代表的是那个时代的思潮。接下来新加坡跟马来亚合并,以 “新加坡州”加入马来西亚而取得独立。合并不及两年后新马分家,曲折的过程与戏剧化收场乃后话。

7. 立法议院中“讲华语”的代议士发言不多,那是因为立法议院只使用英语发言,对英文能力不足的华校生是一大障碍。不过从伦敦回来后,第一届立法议员中两名华校生之一的林子勤脱胎换骨,时常发表长篇演说,而且越来越纯熟,显然伦敦之行是很好的磨练。

8. 立法议院中的另一位华校生林清祥于1956年10月27日在公共安全法令下被捕,那是宪制谈判失败的5个月后。当时被扣留的共234人,包括1981年受委为新加坡总统的蒂凡那。  1956年10月24日,林清祥因在美世界的群众大会发言时提到“打马打(打警察),其实那是不对的”,结果“打马打”被断章取义。那场群众大会是以和平方式抗议政府对中学联领袖的逮捕行动以及关闭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在台上的还有李光耀、杜进才和蒂凡那。  林清祥被释放时,1959年自治邦政府已经准备宣誓上任,错过在立法议院表现的机会。

不会说话的加冷机场大厦是历史见证者


1957与1958年,林有福分别领导5人代表团进行默迪卡宪制会谈,成功争取到新加坡自治,22万名华侨成为合法公民。林有福累积马绍尔失败的经验,团结众人争取自治的功绩,已经在历史洪流中灰飞烟灭,没有多少人记得。

(首席部长林有福 争取自治成功的公开信。摄于国家博物馆。)

1959年第一届新加坡自治邦大选,李光耀当上自治邦总理,马绍尔于1961年安顺区补选胜出,再度走入国会。1978至1993年间,马绍尔接受时任总理李光耀和吴作栋的邀请,先后出任驻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士大使。

政治有风风雨雨,人生有荣辱得失,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回首加冷机场大厦,挥别的是一个充满理想,为反殖而奋斗的1950年代。

主要参考资料
1. LONDON TALKS AND COMMONWEALTH VISIT (Statement by the Chief Minister), sitting date 08-02-1956, https://sprs.parl.gov.sg/search/topic?reportid=034_19560208_S0005_T0020 assessed 12 May 2019.

2.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Debates Official Report, Sitting Date: 07-06-1956, https://sprs.parl.gov.sg/search/report?sittingdate=07-06-1956 accessed 18 May 2019.

3. INCIDENTS AT KALLANG MASS RALLY (Statement), Sitting Date 04-04-1956, https://sprs.parl.gov.sg/search/topic?reportid=008_19560404_S0006_T0022 accessed 12 May 2019.

4. CONSTITUTIONAL TALKS IN LONDON, Sitting Date 04-04-1956, https://sprs.parl.gov.sg/search/topic?reportid=030_19560404_S0005_T0011 accessed 12 May 2019.

5. CONSTITUTIONAL TALKS IN LONDON, Sitting Date 05-04-1956, https://sprs.parl.gov.sg/search/topic?reportid=003_19560405_S0003_T0006 accessed 12 May 2019.

6.  CONSTITUTIONAL TALKS IN LONDON, 1957,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Debates, Sitting Date: 27-04-1957. https://sprs.parl.gov.sg/search/report?sittingdate=27-04-1957 accessed 15 Jun 2019.

7. 林清如,“中学联,一个时代的绝响”,《逍遥游》圆切线,八方文化创作室 2012年3月,ISBN 978-981-4285-87-2,第204页。
 
8. 《南洋商报》1956年3月19日。

9. 《南洋商报》1956年10月28日,第五页。

10. 《李光耀回忆录》新加坡联合早报 1998年9月16日,ISBN 981-04-0631-2,第260-261页。

11. 《李光耀回忆录》新加坡联合早报 1998年9月16日,ISBN 981-04-0631-2,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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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ne 14, 2019

六四30年

2019年6月2日的联合早报主办的新加坡书展现场,听张铁志谈台湾。现场一位观众说台湾乱,什么时候才可以上轨道。张铁志则认为台湾民主有节制,一点都不乱,若真要说乱,那是乱中有序。民主的意义就是每个人都有话语权,没有人能够堵住对方的嘴巴。

前几年跑台湾的次数较多,切身感受到台湾人敢怒敢言的个性。他们不像新加坡人,白色恐怖的阴影老是驱之不散,不敢在大庭广众下大胆地各抒己见,老是惧怕被层出不穷的法令打压,被控告传播“假新闻”罪名等。

无论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亦或是真作假时假亦真,除非是研究员或别有心计之士,一般群众要分辨真假资讯并不容易。台湾容许新闻炒作,让人民在自由气息中思考。政府不管太多,民间才有撞击,这股华人圈子里自由开放的风气已经超越97回归的香港。“乱”可能是本地人太过习惯于一切都规划得井然有序,不能忍受岛国以外的作风所引用的形容词。

回眸30年前所发生的六四事件,我倒觉得这则由政府在背后引导决策的军民对抗是近代的“乱”史之一,值得继续关注,继续反思。


对比香港与台湾的纪念晚会


6月4日,香港和台湾都举办大型纪念晚会,至于新加坡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肯定不会无端白事挪屎上身。没听过身边的大陆新移民也想搞这样的活动,可能对更多本地的大陆移民而言,六四是个遥远的名词,即无法考证天安门事件的真伪,或者所经历的就像郭兆树在海南岛海口市所见的由学校发动的“声援活动”,参与者自己也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也知道警方不可能颁发集会准证,让新加坡纪念一个事不关己,甚至得罪中国的负面活动,除非到了某个时候,可以像辛亥百年或者五四百年那样,理解为对新中邦交有正面意义。

香港在维多利亚公园主办的烛光晚会已经持续30年,大会宣布18万人出席,警方则指高峰时有3万7000人出席。无论是谁的数据,人数跟25周年相同,是继20周年纪念之后最踊跃的。晚会上烛光点点,歌声不断,再现维园经典悼念六四的画面。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集会现场。图片来源:法新社)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邓小平承诺香港50年不变以来,香港已经走了将近一半的路程,香港官方如何处理六四纪念,可能影响回归的下半场。针对香港人纪念六四的活动,特首林郑月娥说,很多人对历史上的今天有所记忆,香港是个自由的地方,希望市民有秩序,安静地参加集会。[1]

台北的纪念晚会,华人民主书院是主办团体之一。书院董事会主席曾建元认为,六四示威学生让台湾在处理民主运动的时候,知道不能重蹈覆辙,让台湾迈向民主化加大了动力。[2]

跟香港维园相比,在台北中正纪念堂的聚会只有600人参与,港台心态一目了然。

台湾人民在绿营的台独与蓝营的九二共识之间交替,主张台独的蔡英文上台三年以来都被中国钳制。在书展的对话上,张铁志反映台湾人的思潮,年轻人更希望看到台独的可能性。相信这也是代表着台湾人向往民主自由的诉求,跟中国的价值认同似乎渐行渐远。

在台湾的纪念晚会上,六四亲历人郝建回忆当年活在恐惧当中,六年之后才敢在堂弟的墓碑上刻下家人的名字。六四戒严军官李晓明虽然没有在天安门开枪,没有伤害平民百姓,但是军人这个身份始终是个凶手的角色。他现在已经移民,成为澳洲公民,才敢在台上讲话。[3]

相比两地,香港人有同胞之情,以记忆战胜遗忘;台湾人以人道关怀为出发点,让亲历者在不必顾虑安全的情况下发表言论。

三十年在人类历史何其短暂,作为一个人这段时间却其路漫漫,而且会逐渐淡忘。这篇记录,是为了不要忘却生命中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尤其是在当下大国民族主义抬头,若中国政府不承认在天安门杀人,那么跟日本政府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有何差别?


香港街头冲突


2019年6月12日,《逃犯条例》于香港立法会进行修正法案二读前,香港爆发金钟街头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逃犯条例》修订法案表面上是针对一名香港男子在台湾谋杀台籍女朋友后返港,无法移交到台湾审讯,在民众心理,这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做法。修订法案允许中国在香港引渡嫌犯,包括与中国政见相左人士到内地审讯。

20多年来,内地与香港的议题往往产生许多矛盾与纷争。香港人对于中国的民主法治心存疑虑,“六四”的影子正在香港延续。


(民众集中在金钟,反对修订法案。图片来源:Reuters)

主要参考资料
[1] 申华,谭嘉琪,“香港民众聚集维园 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https://www.voachinese.com/a/hong-kong-tiananmen-vigil-30th-anniversary-20190604/4945374.html accessed 5 June 2019。
[2] “六四事件令台湾知道不能重蹈覆辙”,BBC,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live/chinese-news-48494242 accessed 5 June 2019。
[3] “18万人齐聚维园悼六四 民运人士现身台北”,德国之声中文网 https://www.dw.com/zh/ 18萬人齐聚维园悼六四-民运人士现身台北/a-49058370 accessed 5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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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ne 11, 2019

冼星海大街

作者:何乃强,图片: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早报现在” 2019年6月3日

很多年前,为了要写《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 1911-1921》一书,我读了很多有关冼星海的资料,知道中亚哈萨克斯坦国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为了纪念《黄河大合唱》作者冼星海(1905-1945),将冼居住过的街道命名“冼星海大街”,也建有纪念碑纪念这位中国音乐家。

今年4月,我抵达阿拉木图后,向导游提出要求,安排我去冼星海大街。

冼星海大街有半公里长,约两条车道阔,来往车辆不多,大街的尽头转入加加林大道,是纪念第一个人类进入太空的苏联人加加林(Yuri Gagarin,1934-1968)。我们下车后,直往冼星海纪念碑走去。

纪念碑由三块棕色花岗石碑体组成,碑体高低大小不一,呈三角船帆形状,纵横置放。主碑嵌上冼星海脸部浮雕,另一碑体刻上中文:“仅以中国杰出作曲家,中哈友谊及文化交流使者冼星海的名字命名此街为冼星海大街”。

(冼星海纪念碑:矗立在哈萨克斯坦国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冼星海大街上。)

原来冼星海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是在哈萨克斯坦度过的。1940年,他受命前往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翌年苏德战争爆发,该片制作停顿,国界被封锁,冼氏有家归不得,被迫滞留于阿拉木图。此时他举目无亲,流浪街头,饥寒交逼,幸得从未谋面的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收留这陌生人家中。为了表示知遇之恩,冼氏抱病不停工作,创出大量作品,特别是交响诗《阿曼盖尔德》。

阿曼盖尔德是哈萨克民族英雄,反抗沙俄暴政,帮助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冼星海以满腔的热忱和独特的风格,歌颂这个草原英雄多彩的一生。它亦歌颂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表达对祖国的深切怀念。交响诗感动了很多哈萨克人。在哈萨克北部城市科斯塔奈(Kostanay)演出结束后,台下观众欢呼雀跃,激动的当地政府官员上台将冼氏紧紧拥抱。无形中为中、哈两国的友谊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冼星海纪念碑上的文字:仅以中国杰出作曲家,中哈友谊及文化交流使者冼星海的名字命名此街为冼星海大街。)

冼星海不停工作,长期劳累,加上营养不良,令他心力交瘁,致使肺病加重,被送去莫斯科医治。1945年10月,冼星海因药石无灵,病逝异乡,还乡梦断。38年后,他的遗骸才被运返广州,长眠祖国。

阿拉木图这一条以外国人名命名的街道,道出一段战乱的历史,也记录了两个语言不通的异国音乐家,因惺惺相惜而结

为好友。他们的后代亦成为至交,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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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ne 07, 2019

四马路的犹太教堂(Maghain Aboth Synagogue)

坐落在四马路的神秘建筑


四马路(滑铁卢街 Waterloo Street)有一栋黄色的国家古迹。由于平日重门深锁,增添了庭院深深的神秘感。我在四马路走动了几十年,也是近两年来才对它产生好奇。

这栋1878年落成的Maghain Aboth犹太教堂,已经在四马路屹立了140年,它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是犹太社群活动的空间。


(庭院深深的Maghain Aboth 犹太教堂。左边为Jacob Ballas Centre)

2007年,犹太教堂隔壁兴建了Jacob Ballas Centre。Jacob Ballas 是本地响当当的股票经纪行老板兼慈善家。活动中心里有分别让男性和女性使用的浸礼池、持有犹太认证(Kosher)的商店,以及举办喜庆的宴会厅。

新加坡的犹太社群属于小众,只有约两千人。19世纪的新加坡犹太人多数从事香料、棉制品、木材、咖啡等商贸。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欧亚贸易蓬勃,犹太商人因此致富,在本地开发房地产。

1870年代,犹太人从市区新加坡河畔商业区迁往多美哥(Dhoby Ghaut)以及勿拉士峇沙(Bras Basah)周边居住。富商Menasseh Meyer(加东的Meyer Road以他命名)代表犹太社群向英国殖民地政府申请在四马路兴建新教堂。经过五年的建造,教堂于1878年落成,取名Maghain Aboth Synagogue,希伯来语(Hebrew)的意思是“上帝保佑” (Shield of our Fathers)。

犹太教堂外墙上的六角星也称大卫星(Star of David),是识别本地犹太人建筑物的标志。附近密驼路(David Elias Building)和实利基路(Ellison Building)的犹太人建筑,外墙上同样有六角星。六角星的来源有不同的传说,其中一个说法是六角星乃大卫王的盾牌。大卫王统治了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联合王国,成为以色列王,因此六角星亦成为犹太文化的标志。 以色列建国后将六角星放在以色列国旗上,作为以色列的象征。


本地犹太人的来源地


新加坡的犹太人有两支,最早的是源自巴格达地区的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s)。这些商人来往于印度加尔各答与新加坡,有些决定在本地定居。随着苏伊士运河通航,一些在欧洲居住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 Jews)也移民到新加坡来。本地的犹太人从19世纪中叶的20人增加到二战前的800人。他们多数居住在市区,有些住在东部的Frankel Avenue一带。目前本地约2000名犹太人多数为欧洲移民。

约200年前(1922年11月),爱因斯坦从德国前往日本演说时在新加坡停留,为希伯来大学筹款,隔年过境时又在新加坡逗留了一天。这位以“大爆炸”(big bang)与“相对论”启发了人类对宇宙起源的探索的物理学家到过新加坡,传为一时佳话。


(左三为爱因斯坦,左四为Menasseh Meyer)

接待爱因斯坦的,不外是被誉为远东地区“最富有的犹太人”Menasseh Meyer。他以“犹如皇宫一般”的豪宅接待爱因斯坦,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与爱因斯坦会面的宾客中,包括当年只有14岁的马绍尔(David Marshall)。多年以后,马绍尔组织了劳工阵线,于1955年至1956年担任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率领新加坡代表团到伦敦展开争取独立的谈判。谈判失败后他辞去官职,创建了工人党。这位闻名遐迩的律师退休后接受政敌李光耀的邀请,做了15年的驻法国大使。

日据时期,希特勒曾经要求盟国日本跟纳粹军一样屠杀这些犹太人,但日本并没有照做,只是将他们关到樟宜监狱。


步入神秘的犹太人教堂


由于历年来,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面对着生命的威胁,不难理解闹市中的犹太教堂保安比较严谨,不像附近的基督教堂与天主教堂那样敞开大门。

为了筹备宗乡总会的文化之旅,Maghain Aboth犹太教堂的负责人让我们走入活动园区,近距离接触犹太人文化。

犹太教信奉耶和华神,不过教堂内跟回教堂一样,完全看不到偶像和画像,那是因为犹太教相信神是没有实体的。


Maghain Aboth犹太教堂内完全看不到偶像和画像

根据犹太教律法,成年男人一天必须由10人以上聚集在一起祈祷三次,犹太教堂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设立的。虽然教堂建筑应该依据耶路撒冷的圣殿为蓝本,但由于没有可以仿效的历史图象,世界各地的犹太教堂建筑形形式式,融合了在地文化和其他教堂的设计。

教堂有个进入圣殿的主要入口和专供女性使用的侧门。圣殿内男女是分开坐的,好让男性不会因为异性在身旁而心猿意马,想入非非。


(进入圣殿的正门旁有个侧门,专供女性使用)

教堂内有多本供信徒使用的希伯来文圣经,称为《托拉》(Torah),教义来自《旧约圣经》的头五卷书---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由于它由摩西执笔写下,因此又称为“摩西五经”。


希伯来文圣经,称为《托拉》(Torah)

教堂内还有个类似神主牌的追思牌匾,写上往生者的名字与往生日期,有些日期为5000多年。原来犹太历与公元历相差3760年,譬如公元2018年就是犹太历5778年。


(追思牌匾)

男性犹太教徒在礼拜时戴上称为“基帕”(Kipa)的小圆帽。我们的头上有天有上帝,“光头”对上天是不礼貌的,所以必须用帽“遮盖”。此外,必须披上称为“塔利特”(Tallit)的披肩。塔利特可以简单地披在肩上,也可以绕过颈项垂挂在胸前,或者从身后覆盖住头顶和肩背。不同的犹太社区对穿着塔利特的年龄有不同规定,一般为成年人,新加坡则为13岁。


(戴上“基帕”(Kipa)小圆帽,披上“塔利特”(Tallit)披肩。披肩上有613个绳结(流苏 Tzitzit)

这些对男性的规定对妇女都不适用,那是因为犹太教延续古老的母系社会习俗,对妇女十分敬重。举个例子,犹太教徒必须跟另一名犹太教徒结婚,不过爱情力量大,凡事都有万一。万一男犹太教徒跟非犹太教徒女子结婚,后代就不能成为犹太教徒。如果是女犹太教徒跟非犹太教徒男子结婚,后代则跟着母亲,成为犹太教徒。

塔利特披肩共有613个绳结(“流苏”Tzitzit),取义自旧约圣经中的613条诫命。书中记载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民逃离埃及后,在荒野中走了40年。他授命众人在外衣的四个角打绳结,表示对神的忠诚,此后流苏便成为犹太教的传统了。

礼拜时,教士“拉比”(Rabbi)站在圣殿中间的诵经台(Bimah)上,面向着前方的“圣约柜”(Ark),带领信徒祈祷。


(诵经台(Bimah))

圣约柜是放置经卷的地方,由绣上以希伯来文字书写的“十诫”与七烛台图案的布帘遮盖着,《摩西五经》卷轴都保存在圣约柜的银制容器内。由于卷轴是使用占墨汁的羽毛写的,过了一段时间颜色就会消褪,Maghain Aboth犹太教堂重写卷轴,而不是一般的局部修复。


(绣上以希伯来文字书写的“十诫”与七烛台图案的布帘)


(《摩西五经》卷轴都保存在圣约柜的银制容器内)


犹太教徒吃什么


饮食方面,犹太教徒必须根据旧约圣经利未记第十一章,严守清规戒律。肉食方面,“凡走兽中偶蹄,有趾及反刍的,你们都可以吃。”也就是说,牛、羊、鹿都可食,兔子和猪都不可食。至于海产,“凡是水中有鳍有鳞的,不论是海里的,或河里的,都可以吃。”按此规则,大多数鱼类都可以食用,无鳞片的鲨鱼、鳗鱼、鲶鱼等则不能成为盘中餐。

屠宰动物的时候,屠夫除了技术之外,还必须从信仰的基础上不让动物受苦。屠夫使用又薄又锋利的屠刀,一刀割断喉管,减少动物死亡前的痛苦。事后必须检查尸身,符合食用标准后才能放血。

进餐的一大禁忌是肉类和奶品不可一起烹煮或同时食用,它们的进食时间必须相隔6小时。


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差异


犹太教与基督教有两大明显的差异:首先是对于旧约预言弥赛亚(Moshiahch)的看法。弥赛亚是上帝指派来拯救世人的救主。犹太教仍在期待弥赛亚的到来;基督教则认为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耶稣的出现,应验了许多旧约圣经中的预言。其次,犹太教认为神是无实体的,因此犹太教堂内不设神像与偶像。

关于弥赛亚,多年来,我的基督徒朋友曾经邀约我出席教会活动和家庭聚会,印象最深刻的是将近30年前在乌节路长老会参与平安夜报佳音,亲身感受管风琴声在殿堂回旋的美妙旋律。礼拜时,一般上牧师从新约圣经抽段讲道,对文字的理解跟我接触过的另一支派耶和华见证者则有明显的差异。不过,他们有一个共识:新约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证实了耶稣的确是大卫的后裔。


(管风琴是新加坡有规模的教堂的特色)

《旧约圣经》在耶稣诞生之前已辑录成书,基督教将它与耶稣诞生后成书的《新约圣经》相承。旧约中,上帝耶和华曾经告诉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应许的“苗裔”(弥赛亚)会是他的子孙。上帝也向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撒的儿子雅各,以及雅各的儿子犹大,提出同样的应许。几百年后,圣经揭示犹大的后人大卫王,弥赛亚会是他的后裔。

犹太教相信弥赛亚到来时,犹太人将全部回到耶路撒冷,犹太地区再度辉煌强盛。耶稣并未使这一切发生,因此犹太教徒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亦不会四处传播福音。

钉刑是罗马帝国的一种酷刑,被判钉刑的人通常会先在牢狱里被鞭打凌虐,天亮后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到城外的刑场。还没钉在十字架上,往往已经奄奄一息。基督教流传后,十字架钉刑成为罗马帝国处置基督徒的惯用手法,直到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 Magnus)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以后,基督徒才不再受到迫害。到了公元337年,罗马帝国取消了毫无人道的钉刑。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承受巨大的痛苦中慢慢死去,这应该是基督教最感染人的地方。


(耶稣扛着十字架走到刑场。摄于St Joseph Church, Upper Bukit Timah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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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31, 2019

六•四30周年——看1989年海口示威游行

1989年对30年前的中国具有特别的影响力。1989年适逢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酝酿着高昂的民族情绪。胡耀邦逝世成为六四事件的导火线 ,北京各大高校学生为胡耀邦举行追悼会,数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提出经济改革与政治民主化的诉求,并在数日内演变成大规模的抗议示威。

抗议示威活动从4月15日开始至6月4日结束,持续七个星期。中国政府为结束抗议活动,动用军队强制驱散人群,军民冲突下造成人命伤亡。

事后我询问家在广东的表哥表姐,他们表示只是约略听到一点风声,说北京有一小撮人士制造小骚乱,此外一切都十分平静,可见内地新闻封锁到家。

那时我重回校园拾梦。曾经风起云涌的云南园宁静一片,周遭学子似乎对六四事件无动于衷。新加坡的校园和北京高校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身处不同的地理、历史、经济与政治环境,所向往所追求的生活自然大不相同。

不过,本地的中国银行和分行并不平静,发生挤提现象。社会人士有些为了抗议北京大屠杀,有些担心局势会影响到资金流动而前往提款。没几天,挤提蔓延到本地的广东省银行。

一路来,香港都是大陆政局的探温计,尤其是面对着“九七回归”的不稳定性,港民对中国的一举一动特别敏感。“悲神州一夜成血海,哀赤子顷刻断英魂”,感同身受的香港人穿上素服,在新华社对面的伊丽莎白体育馆门前的天安门广场死难同胞灵堂吊唁,全港市民支持中国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所发起的“罢课、罢工、罢市日”,向民主烈士致哀。

如今30春秋匆匆过五四运动纪念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六四30周年。香港是最重视悼念“六四事件”的大中华区,每年的烛光晚会吸引数以万计的人潮。然而,近年来香港的言论和集会自由似乎出现倒退迹象,是否还是如常于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盛大的六四烛光晚会?

本博客网的读者郭兆树30年前在海口工作,亲身经历海南岛海口市人民声援北京学生的小规模示威活动,通过此文发表他的感想及所拍摄的一些照片。


六•四30周年——看1989年海口示威游行

作者:郭兆树,图片由作者提供。

海南岛原是广东省的一个行政区,1988年建省,省长是梁湘。我是在1989年一月份左右抵达海口市,我是受雇於一位新加坡海南人,他在本地与其他人合股开了一间旅行社,他也在海口市独资开了一间餐厅;我的工作就是管理餐厅兼旅行社驻海南代表,一人打二份工。

1989年6月4日,中国爆发了轰动世界的六四事件。在5月份,海口已经出现了零星的小规模游行耒声援北京大学生。后来才晓得梁湘是趙紫阳那一派的,很显然这些示威游行是得到省政府的允许,甚至可以说是省政府鼓动他们出来游行。我拍下的这场游行是以往众多游行中规模最大的。三十年前还没有数码相机,用的是膠卷相机;相片经过了三十年已经退色了。

游行的当天早上餐厅职员就来告诉我,说今天中午左右会有游行而且还会封路,因为我工作的餐厅离省政府大院不远怕会受影响。在新加坡长大的人脑袋里都认定示威游行是犯法的,怎么这游行还预先通知,公安还封路让游行队伍使用,这不像是示威游行倒像是庆祝游行。不管怎样,早点吃午饭,然后拿起相机就朝目的地走。

走沒多久远远就看见道路两旁都站满了人,路上车辆稀少。沒多久远远就传耒嘈杂声,看来队伍是靠近了。我拿着相机混在人群中,有人问起就说是广州来的记者,因为我会讲广东话。当时在海南一般人擁有相机的不多,何况我还拿着日本的Nikon相机,冒充记者最适合;这场合千万别说你是外国人。有一張照片显示了一位女记者身上挂了两部相机。

初初我还只是站在人群里拍,有人对我说这个角度拍不到东西,看到其他记者都跟随着队伍拍,我既然是“记者”於是也跑到路中央去拍,在路旁维持秩序的人也没拦我。别说当时,现在回想起来都很"爽"。

从照片中大家可以看到好多政府机构都出动,像海南电视台,海南日报甚至海南省委党校。如果不是省政府帶头主办的游行,谁有这个能耐请得动这些大机构。但是过了六四,秋后算账,省长梁湘就大禍临头了。我是回新后才从早报得知他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罪名是用公款替自己做了一套西装和替老婆买机票等。如果跟现在的大老虎周永康相比,这真的是一粒花生米。所以说,搞政治要站对边,站错边后果严重。

海南要建成大特区,工厂倒没看到几间,外省驻海南的办事处和公司倒开了不少,还有是大大小小的按摩和芬兰浴在海口隨处可见。六四过后,全中国进行扫黄,那些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的娛乐,不论大小、合法戓違法一律关闭。当时在海秀路的一座宾馆,它有一座三、四层楼的独立建筑物被港商租下,花了百万人民币装修成按摩、芬兰浴中心。搞通了各方关系,领了牌照,营业不到二个月,六四风暴一耒被令停业,撤消营业执照。可怜的港商无端端的就亏了这筆錢。

我个人认为六四事件是有新思维的新当家想干一番改革,但是保守的老当家们反对,加上当时苏联和东欧的局势已出现改变,老当家们怕因此会把老店砸了,几十年的老招牌被摘下。不过我认为新当家並不想砸老店,毕竟他们是老店培养起来的並且长期在老店工作。他们只不过想把老店換換门面,就好像在本地的一些老当店,有好多已改头換面以新的面貌营业,但不管怎么改它还是一间当店。


游行队伍在海府路的省政府大院展示力量


照片的背景是省政府大院,位於海府路,游行队伍到此展示力量。目前省政府已不在那里办公,搬到一座宏伟的大楼了。







游行队伍走在海府路上


海府路在当时是唯一通往琼山县府城的路,所以称海府路,海口—府城的路。






还我三十条 建我自由島


有一布条上写着"还我三十条建我自由島",三十条是指建省时中央政府给予海南的优惠政策,不过在落实上並不是很积极,导致民间有些怨言。

当年在海口有一个“金盘工业区”项目,另一个是鬧得沸沸扬扬的洋浦港(由香港熊谷组公司承包),最后双双都以失败告终。如果当年洋浦港能搞成,它是中国第一个"自贸区"。

1996年省政府发布了新的发展方略:努力把海南建成新兴工业省和热帶高效农业基地,同时发展成海島休闲度假旅游胜地。






白色:朴素忠厚的形象?


从照片上看当时的人和学生大都喜欢穿白色上衣,是否跟天气炎热有关,这我就不晓得。89年海南人普遍上都相当朴素、忠厚,不像广州受香港影响变得很快;或许这跟海南的经济有关。

不过海口市的男人给我的印象不是很好,爱面子又不愿吃苦。相反的,海南妇女勤劳幹活,任劳任怨,令你不得不赞赏。






井然有序的学生队伍


学生队伍游行时井然有序。我在旁边听他们交谈,可以得知是学校叫他们出来的,当成是学校的一场活动。听那些女学生在问要走到哪里?是不是到省政府大院就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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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28, 2019

惜缘——怀念前丽的呼声优秀播音员冯静萱

黄坤浩  图文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9年4月20日

4月14日,是静萱出殡的日子。我在小贩中心吃完早餐,喝了一杯浓浓的咖啡乌,头脑还是昏沉沉的。我蹒跚着走路回家。本想要去送静萱最后一程路,发现血压很低很低,就不敢逞强出门。

4月10日早上,陈伯汉打电话给我,说静萱过世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为什么事前没有一点消息?”陈伯汉激动地、语带气恼地说“我都不知道!”是的,陈伯汉在话剧组里人人敬他如师傅,我称他为陈指导。爱徒静萱患重病多年他竟全然不知情,你说他能不生气吗?接下来,我愣在餐桌边几乎无法吃完盘中的早餐。

4月11日,在静萱的灵堂见到她的大女儿。“坤浩叔叔!那天――”我握着她的手,喉头哽咽。连“节哀”二字都讲不出。

“那天”是指去年11月29日上午,我在全国眼科中心看完医生后遇见静萱陪伴着她的夫婿龙志为去复诊。那时静萱和大女儿神情如常和我打招呼后,还聊了一会儿天儿。倒是龙志为因准备切割白内障而神色凝重。

谁料到,4个月后静萱突然就和我们阴阳两隔。她去世后我才听说她已经和癌症苦斗了十年。她坚决不动手术,不接受化疗。但接受某印度医师的食疗。她与女性的“天敌”勇敢地苦斗了那么多年,宁可独自承受命运的煎熬,也不让朋友们知道或分担她的苦。

2014年我正为新剧作《碧海丹心——汉丽宝公主》筹备发布会。特地邀请冯静萱和龙志为录制15分钟的广播剧《汉丽宝与独眼海盗》,准备在新书发布会上播放。他们夫妻俩欣然答应我的要求。有一个晚上,他们一下班后便抽空到我友人的录音室排演与录制。静萱当时的丹田气有点不足,脸色疲惫。现在内疚地反复思忖,难道那时的她是否病情已进入后期或复发期了?她在话剧组里,大家都敬她为大姐姐。她爱护后进的组员如弟妹。多少年后的今天,才知道她那次抱病帮我录制广播剧。为此,我深深感受到她那浓浓的江湖儿女情,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义精神!录音那天晚上,他们来不及吃晚饭,夫妻俩匆匆吃了一碗清汤便离去。清汤是友人的妈妈特别烹煮的,原来静萱是她崇拜的播音明星。

冯静萱

去年中秋节,静萱大概已经病入膏肓了。之前,在某佛教团体的邀约之下,她答应为他们的中秋节联欢会演唱。临演出时她咳得很厉害,但仍抱着病躯上台演唱粤语童谣《月光光》。邀约者每念及此,几乎泣不成声。

记得80年代初的一个傍晚,陈指导正在丽的呼声录音室里听我朗读一篇稿子。“我们需要这样雄厚的音色。”一个甜美的声音突然透过虚掩的大门飘进来,一个美丽的倩影也闪现在玻璃窗外。“她是我们优秀的播音人冯静萱。”陈指导随即这样跟我说。

自那天起,我就成为华语话剧研究组这个大家庭里的一名快乐组员。在陈指导与静萱的呵护下,我有不少机会录制广播剧。除了编写广播剧,还编导了一出一小时长的舞台剧《爱情营》,参加了1984年的台庆综合演出。我特邀本地戏剧家林晨先生前去观赏。散场时,我请他批评《爱情营》,他一言不语,反而竖起拇指问我,“那位独唱《谁不说俺家乡好》的女歌手是不是香港来的?”至今我都没告诉过他们夫妻,林晨当年如何欣赏静萱的才艺。

那天早上,我在小贩中心接到静萱病逝的噩耗后,从小贩中心走回家,步履蹒跚。一路上,满脑里尽是静萱录音时,全神投入地表演我的广播剧的情形。当晚她播演汉丽宝王妃,她使出浑身解数,为了坚决保持贞节,她智斗独眼龙海盗的惊险音容,历历在目。

一到家里,静萱的叹息声仍旧萦绕耳际,我再禁不住了,颤抖着手打开电脑。当汉丽宝王妃被海盗逼迫跳入惊涛澎湃的马六甲海时,静萱连连呼唤,“苏丹,哥,你在哪里呀?救救我。哥,救我… …”我激动得眼泪盈眶。我永远忘不了她那被海浪声淹没的最后的求救声。

那最后美丽感性的声音是属于他的龙哥的,我必须把音频还给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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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24, 2019

海葬与追思

殡葬习俗


清明时节,“缅怀先人,慎终追远”是新加坡华人的传统。每逢此时,土葬坟场、骨灰瓮安置所、庙宇等都迎来扫墓祭祖的人潮。

传统华人丧葬,人死后入土为安。自从上世纪70年代政府禁止全国各地华人坟场下葬后,新加坡政府移风易俗,倡导火葬。政府规定土葬墓地的使用期限为15年,期满之后必须起坟另行安排火化。时代巨轮辗破入土为安的观念,人们已普遍接受火化,估计往生者的火化率约八成。

如果家中有亲人往生,一般会在住家附近或殡仪馆举行丧礼,并在报章发布讣告,通知无法逐一联络的朋友。随着社交媒体深入民间,通过脸书(Facebook)、推文(Twitter)、WhatsApp群组等发讯息也是颇常见的。出殡后,遗体送到万里或光明山去火化。较小型的蔡厝港火化场则用来火化起掘出来的骨骸。

在新加坡,火化后的骨灰除了安置在骨灰塔外,还有其他选择吗?


海葬


海葬是本地兴都教徒的殡葬习俗。近年来,选择海葬的华人有所增加,相信主要原因包括:(1)往生者生前交代,(2)过世时年纪轻没有后人(如最近因维修装甲车时发生意外去世的前新传媒艺人冯伟衷),(3)思想开放或没有子嗣的老人家,(4)对大海一往情深的人士。

关于海葬,印象中最深刻的是中国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文革时期遭迫害致死的刘少奇的骨灰被偷偷保藏了九年多,1979年文革结束后才根据他海葬的遗愿,在青岛乘着军舰驶至外海,由遗孀王光美和子女将骨灰撒入海中。

1976年与世长辞的周恩来生前有三点要求: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中共只同意“不保留骨灰”一项。遗孀邓颖超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向撒骨灰的小型飞机,也等于是周恩来挥手告别后,骨灰分别在北京上空、密云水库上空、天津的海河上空和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上空抛洒。据知邓颖超去世后同样不保留骨灰,将骨灰撒入天津的海河。

1997年邓小平离开人世,遗孀卓琳转告中共有关邓小平的遗愿: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飞机在1800米的高空,卓琳及家人相继将混合着鲜花的骨灰撒向大海。

根据报道,新加坡殡仪馆2015年办理的海葬约300起,一些业者则表示海葬约占10%至16% [1]。 海葬仪式相对简单,死者家属领取骨灰后次日就能举行。一般是从樟宜渡轮码头 (Changi Ferry Terminal)租船,行驶至新加坡本岛与德光岛之间的指定水域。举行宗教仪式之后,用白布或红布包裹骨灰,或者使用可生物分解的骨灰瓮,由亲人投入海中,同时撒下鲜花。实马高(Pulau Semakau)以南2.8公里的海域是另一个划定的海葬地点,可以从滨海南码头(Marina South Pier)乘船出海。


(樟宜渡轮码头 Changi Ferry Terminal)

2018年4月,国家环境局公布计划在丹那美拉海岸,建造一个供公众为去世亲人撒骨灰入海的全新场所,公众不必坐船出海也能完成往生者的心愿。不过约1600人签名抗议,理由是海葬场所靠近战备军人俱乐部(NSRCC)和教育部海上活动中心(Ministry of Education Sea Sports Centre),影响正常的风帆活动。有些公众人士则表示丹那美拉海岸上空飞机频繁,地上孩子欢笑耍乐,严重破坏海葬的庄严与最后告别的心情[2]。
(拟议中的丹那美娜海葬设施所在地。图片来源:《联合早报》)

根据维基百科,海葬的习俗最早起源于北欧海盗。他们以小船载着尸体,挂上风帆在大海中漂流。后来,海军也采用海葬仪式,为无法运回陆地安葬的战友告别。海葬典礼通常在日出或日落前举行,全体舰员在后甲板上列队,将遗体包殓好放置于木板上,告别仪式完毕后将木板稍微倾斜,让尸体滑入海中。


陆地生态葬(树葬)


新的海葬地点公布两个月后,国家环境局发出新文告,表示与各个宗教组织,殡葬业者和公众展开咨询后,顺应一些公众的意愿,跟随韩国、台湾、中国、美国和澳洲等地,实施陆地生态葬。当局得到的反馈包括整个葬礼的体验必须庄重,设施不限于任何宗教信仰等。

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心篇章”殡葬公司创办人洪鈺琇认为,相对于海葬,有些人更希望将亲人骨灰撒在陆地,让灵魂可以安息。有些则因为亲人不会游泳,不想去世后骨灰被撒入海里。把骨灰撒在陆地上,至少家属有个能探望亲人的地方。[3]

我在做创建碧山亭文物馆项目的时候,曾经跟文物馆委员之一的郑伟权交换过树葬的看法。他认为死者为大,在华人的传统文化中,处理身后事是人生最后的大事。如何安葬亲人,以什么方式与亲人道别,都是依往生者的遗愿来执行。儒家有“慎终追远”的说法,祭祖在华人传统是一个庄严的仪式,许多宗乡团体都举办春秋二祭悼念先贤的活动。许多华人在清明节或特定节日,举家到坟场或骨灰安置所追思已故的亲人,这是华族传统文化不曾断层的原因之一。海葬和树葬所缺乏的是实体,往生者没有固定的“棲身”之所,让后人随时前往追思,让家族关系一代代地延伸。实体失去了,祭祀就变得没有意义,追思活动很快就会消失。

的确,从精神意义来说,海葬和外国的树葬都不注重“扫墓”的形式,不执着于遗骸或骨灰的长期保存。慎终追远必须调整心态,采用不同的纪念方式来追思。


(不赞成海葬和树葬的人士认为,许多华人在清明节或特定节日,举家到坟场或骨灰安置所追思已故的亲人,这是华族传统文化不曾断层的原因之一。海葬和树葬所缺乏的是固定栖身的场所,长远下去将使传统文化出现断层。)


海葬的追思活动


在校友郭义珠和他的胞弟郭义人的邀请下,我在2019年5月19日卫塞节当天,参与了他们家族对父亲郭仁伯的追思活动。

日战结束后,海南岛跟其他中国南方地区一样,国民党到处抽壮丁,造成人心惶惶。1947年仲冬(农历11月)夜间的谭门港,郭仁伯支付等值于5元新币的船费,跟着一群年轻人,踩着冰冷及腰的海水,挤上百米外的帆船。满载两百多人的帆船上为甲板下为舱,在海上漂流十多天,抵达廖内群岛。在夜色掩护下,改乘小舟在实乞纳海边上岸。对于这段海南人漂洋过海逃壮丁的历史,1948年6月9日的新加坡自由报有详细报道。

五年前郭仁伯往生,勿洛第53座组屋底层的灵堂上没有宗教仪式没上香,倒是悬挂着九幅生前留下的墨宝。郭仁伯的书法自成一格,我曾经在郭老别致的灵堂上欣赏过。两年前也在海南博鳌拜访过他的弟弟郭仁仲,书法同样有股大气,在博鳌深具名望。


(政府组屋底层没有宗教意味的灵堂布置,墙上悬挂着往生者遗留下来的墨宝。照片提供:郭义珠)

郭仁伯的另一个遗愿就是海葬。往生后骨灰撒大海,豁达的心态已经摆脱当年“漂”的苦难,进入逍遥飘逸,渡洋回乡的境界了。

出海追思必须先跟船家安排。郭家租下两艘10人渡轮,在樟宜渡轮码头上船。船只行驶到樟宜海滩与德光岛之间,根据GPS定位系统停泊,那是当年郭仁伯“下葬”的地方。这里可以看到填海中的炮台岛(Pulau Sejahat),以及已经相连的小德光岛大德光岛这些岛屿都是我年轻时流连过的地方。


(三岛相连的炮台岛,小德光岛和大德光岛。出发时天色灰蒙蒙。)


(根据定位系统抵达目的地后,两艘船只绑在一起,准备追思。)

郭家将准备好的小吃如海南人过节日的忆粑(糯米糕)、红龟粿、包点和菜燕,跟鲜花瓣排列在船尾甲板上,这回还带上郭仁伯和家人的照片,一起回味曾经共拥的美好时光。


(船尾甲板上摆设的祭品。)

郭义人特别准备一些可在水中分解的纸条,让亲人写下寄语,跟鲜花一起撒入海中。花瓣随着潮汐漂向德光岛,纸条则被海水吞没,可能已经跟先人沟通了。


(撒下鲜花的时候,出现蓝天白云。)


(寄语与鲜花置入水中的一刻。)

出发前天空有点阴霾,回程蓝天白云,海风卷起浪花,脸上带着咸味。刹那间时光仿佛停顿在40年前年少轻狂,乘着驳船到这些外岛消磨青春畅谈理想的老时光。说停顿的老时光也不尽然,時光像浪花朵朵流走不回头,每个人都有决定最后的归宿的时候。不久的将来,我到底要保留骨灰,海葬,还是陆地生态葬呢?或许可以开始规划了。


(時光像浪花朵朵流走不回头,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最后的归宿的时候。)

参考资料:
[1] Audrey Tan, “More opting for fuss-free burial at sea”, The Straits Times, October 28, 2014. 
[2] Low De Wei, “Sea burials in Tanah Merah: NEA to work with sailing fraternity amid opposition”, The Straits Times, May 7, 2018.
[3] 李熙爱,环境局后年起推出陆地撒骨灰服务,《联合早报》2018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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