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资政协作

2023年初，我参与《100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的出版项目，回顾建国总理李光耀将赖以生存的硬道理强化为国家管理制度，深刻感受到700年来，纵使新加坡面对重重内忧外患，始终没有消失，100年后新加坡亦仍然存在。不过我们还会唱着同样一首《前进吧！新加坡》国歌吗？那可就充满变数了。因此更深深感受到李光耀和他的第一代团队智者不惑，勇者无惧的建国精神。

由全国书籍出版理事会、书展及大众书局让读者投选的2023年最受欢迎中文书，《100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名列榜首。

《劳资政协作》原文收录在《100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新加坡智慧文创有限公司出版（2023年7月），ISBN 978-981-18-7858-9。

劳资政协作期间，出现过80年代职总秘书长王鼎昌支持的IHydril Pte Ltd罢工事件，也出现过2012年职总秘书长林瑞生在任期间的中国籍巴士司机罢工个案。我觉得最好的机制都会出现状况，领头羊的责任心与敏锐度往往处于主导地位。整体上劳资政协作为新加坡带来正面效果。

 

“尽管职工会运动和政治自由运动互相混淆的复杂形态，我们却能达到使工作保持纪律。一般工人已经发现他们在自由中的新尊严，并且能够以不含畏缩和谄媚的眼光去面对雇主和观察整个世界。同时，我们也避免可能导致不服从和破坏劳动纪律及秩序的过激手段，以致带来贫穷和混乱。”（在全国职工总会五一劳动节庆祝会上的讲话，1968年）——李光耀 

劳资政协作是新加坡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这个由政府扮演中介角色，平衡劳资双方利益的独特模式，早在新加坡建国时期已开始推行。

20世纪中叶，国际劳工运动制定标准公约时，提出建立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可见当时的国际社会共识，是在和谐的大环境中，持续改善工人的就业待遇与生活水平。

不过知易行难，理论上劳资本质是对立的，工人希望赚取最大的劳动报酬，资本家则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政府所扮演的，是合理地分配蛋糕的角色。有些地区的政府无法有效地建立公正、平等机制，甚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跟资本家互相勾结，造成社会出现严重不满，甚至对抗状态，民生难以改善。

 

历史背景

二战后的年代，新加坡各行业工会蓬勃发展，其中不乏反殖民地主义与政治色彩。李光耀出任新加坡自治邦总理前，担任过多家工会的法律顾问，积极维护工人的法律权益。出任总理之后，政府推出亲商政策，态度转变受到左翼工会质疑。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年的历史场景。

殖民地时代，新加坡沿用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模式，工人必须通过罢工来争取应得的报酬。即使到了21世纪20年代，英国的受薪员工仍然沿用古老配方，迫使资方返回谈判桌。1979年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上任，进行一轮改革，通过宪法来约束工会的权利。她认为工会在组织罢工时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例如预先公开通知罢工的主题和时间，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等，而不是自由搏击般随时行动，无视其他社会人士的日常作息。

李光耀从英国留学回来后在律师行执业。1952年初500名邮电局工友罢工，要求李光耀以法律顾问的身份，为邮电制服职工联合会的罢工行动起草公开声明。事件的起因是政府回应本地邮电工友要求加薪时，只答应把他们的薪金调整至跟马来亚联邦工友一样的水平。李光耀提出下列理由进行反驳：本地的邮电工友职务繁重，譬如每天派三次信，联邦的同行只派两次；新加坡的邮件数量多，工作节奏较快；新加坡的生活费比联邦高，因此不可能同酬。由于身为资方的殖民地政府坚持己见，谈判陷入僵局。

罢工期间，公众必须亲自到浮尔顿大厦邮政总局和其他主要邮政局领取信件和邮包。工友态度友善，政府强硬语气，甚至出动镇暴警察，双方形象落差很大，因此公众倾向于同情工友。在多方压力下，资方最后接受邮电局工友的要求。

同年底，军港工友联合会1万名工友进行罢工，寻求李光耀的法律服务。最终在英国特派法官的仲裁下，工友接受资方的大幅度让步。

第二年，新加坡邮电工友联合会属下的书记要求加薪谈判破裂，到了最后关头，政府同意交给仲裁庭审理。工友取消罢工行动，并委任李光耀担任工会的法律顾问。资方自知理亏，但只同意追算6个月的薪金，工会则要求追讨44个月。审理法官最终裁决各让一步，受影响的1000名书记可以追算28个月的补发工资，并且获得加薪。

50年代还有许多罢工和示威案例。1960至1967年新加坡自治与独立初期，共发生300多起停工事件，损失128万个工作日。李光耀亲身经历过这些场面，对什么是合理的诉求，什么是不合理的剥削了如指掌，成为塑造劳资政关系的重要考量。

新加坡劳资关系与相关法令的最大转折点，是公共清洁工友的罢工行动。1967年初，公共日薪雇员联合会领导在没有给予14天通知的情况下“非法煽动罢工”，促使政府双管齐下，大刀阔斧地改变对抗状态。

首先由生产力中心推动两家工厂设立“工作理事会”，搞好劳资关系从而提高生产力，从中获取经验后，再推广到其他工厂。联合国专家协助部署时指出，新加坡的劳工有高度组织能力，而且受过教育，因此不应局限于提高生产技术，还要训练他们维持正常的工业关系。专家进一步提醒，今后政府必须处理全面的工资问题，制定健全、有鼓励性的计划，让工人和国家都享受到应得的成果。

紧接着，政府于1968年推行雇佣法令和修订工业关系法令，将劳资关系合理化与合法化。新的工业法令通过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以及对罢工与辅助福利等加以限制，促进整体经济与社会秩序的稳定。

 

新航机师事件

即使过了几个年代，仍然可从新加坡航空公司机师个案，看到李光耀对于劳资政关系的理念坚定不移。

1980年新航机师协会提出将基薪提高30%与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劳资双方谈判不果，按照调解程序交给仲裁庭处理。一些机师无视公共法律，亦没有依据协会章程，在未经大多数会员同意下采取怠工行动。

新航通过高素质服务水平脱颖而出，声誉却被不负责任的机师破坏，国家利益受损，新航的优势亦荡然无存。李光耀态度强硬，坚决不容许机师模仿英澳同行的做法。他亲自跟机师协会代表进行面对面会谈，严厉地警告他们停止要挟，马上重返工作岗位，否则政府将让新航停摆，成立新的航空公司。经过65分钟的内部商讨后，机师决定妥协。

2003年新航受到沙斯疫情的打击，一些机师觉得自己在危机期间接受减薪和无薪假期，等同被资方剥削，到了公司业绩好转，应该给予补偿，否则将采取对抗行动。当时李光耀已卸下总理任务，他在香格里拉酒店举行的 “全球品牌论坛”国际会议上，重申绝对不让新航机师的对抗性工业行动得逞，不让“不言而喻的办事原则”受到破坏。 

劳资政协作

在1968年落实新的工业法令前，李光耀于年初的职总代表大会上说服与会代表，对新加坡的生存来说，劳资关系比加薪更重要，因此必须废除束缚手脚的惯例，以及制止滥用附加福利。他借用英国码头因工潮而陷入瘫痪，并导致英镑贬值，向工会发出警告：“要是我们的港口发生这种事情，我会宣布那是犯了最严重的叛国罪，并采取行动对付罢工领袖，过后把他们控上法庭。”

与此同时，李光耀向雇主传达政府的讯息，告诉他们必须公平对待员工，才可能赢得工会和工友的支持，付出最大的努力来获取最好的报酬。政府有稳定的收入，才能够提供更好的房屋、医疗、教育、社会发展等基础设施。

新的工业法令实行后，虽然出现过工会采取罢工行动的零星事件，劳资双方多数在会议桌上达成共识。事实说明工人是讲道理的，他们要求的是安居乐业，薪酬合理，从工作中取得满足感。开明的资方会设法同工人磋商，拟定共同负责的领域并分享成果。

话说回来，新的工业法令实行初期，工会的功能一度受到严峻挑战， 12万名工会会员流失四分之一。许多工人认为工会已经无法代表他们谋取福祉，促使职总迈向自我更新之路。1972年由劳资政代表组成全国工资理事会，为加强三方的理解与信任铺路，逐渐扭转对工会的负面看法。多年下来，劳资政和谐的关系成为大部分国人的共识。

 

劳资政关系的韧性

在1968年全国职工总会的五一劳动节庆祝会上，李光耀强调：“尽管职工会运动和政治自由运动互相混淆的复杂形态，我们却能达到使工作保持纪律。一般工人已经发现他们在自由中的新尊严，并且能够以不含畏缩和谄媚的眼光去面对雇主和观察整个世界。同时，我们也避免可能导致不服从和破坏劳动纪律及秩序的过激手段，以致带来贫穷和混乱。”

礼之用，和为贵，良好的劳资政关系是新加坡生存的重要元素。迈入80年代，三方协作模式已趋成熟，当时受雇居民的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数约1000元，接下来40年间增长10倍。

2020至2022年冠病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期间，新加坡的劳资政良好关系，确保企业和工人能在互信下渡过难关，并避免大规模的失业。对于绝大多数的工人来说，这是比失业救济金更好的社会福利。

政府在劳资政三方关系中对企业采取亲商政策，持续改善投资环境，并帮助企业打造良好的市场机制；政府和雇员的关系，则是加强社会契约，全力支持员工的技能提升与终身学习，以便应对疫情后的职场新挑战。同时，劳资政三方为提升低收入工人的待遇，也根据行业类别、以培训和生产力的提升为基础，采纳渐进式薪金模式，逐步提升各个低收入行业工人的工资，而不是大多数国家采取的一刀切最低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