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车水的古早味
牛车水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社区，古老的房屋在1900年至1941年间重建，立面装饰的外墙所呈现的是昔日的时尚，今日的典雅。如果认识牛车水的前世，这个地方就更富有层次感了。
（立面装饰是牛车水老建筑的特色）
牛车水成为广东人的集居地的格局跟莱佛士息息相关。1822年莱佛士委任Philip Jackson规划出市区的轮廓（Jackson Plan，Plan of the Town of Singapore），约两百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市容还可见到当年的雏形。
对华人社群而言，规划图中最显眼的就是“Chinese Campong”。“华人甘榜”从海山街（Upper Cross Street）一路向外围延伸到水车街（Kreata Ayer Road），这个典型的华人社区走过了近两个世纪的风雨路。在旅游局的打造下，牛车水成为跟世界各地没两样，不论在横滨、伦敦、纽约、曼谷，都找得到的“唐人街”或“中国城”（Chinatown）。
（1828年在伦敦发布的新加坡市区规划图，左上角注明“Chinese Campong”）
唐人街所牺牲的是“牛车水”的本地文化色彩。即使是牛车水的横街窄巷，我这一代不老不少的本地人跟老人家一样，习惯使用约定俗成的老街名。最明显的就是刚提过的海山街和水车街，网站盛传水车街为克塔艾尔路，相比之下“水车街”这个名堂是不是传神多了？
海山街源自客家人所设立的鸦片馆海山公司，“海山”也是一个私会党的堂号，可说是早年华社的缩影。水车街的马来名字Kreta Ayer Road 中的Kreta指的是水车，Ayer为水。牛车水地区还没有自来水供应的年代，使用的是安祥山的井水，牛车将水运到此处，分配给居民。
牛车水座落在新加坡河的南岸，也叫“大坡”。根据民俗，大坡的终点为广东民路，因此与水车街交界的恭锡街（Keong Saik Road）和武吉巴梳（Bukit Pasoh Road）也自然而然地涵盖在大坡牛车水的范围。
牛车水早在1843年便已经迅速发展起来。它跟世界各地的大城镇的发展规律一样，安定下来后，欢乐场所随之而起。满清官员李钟珏的《新加坡风土记》中描述：“在大坡中，酒楼、戏园、妓寮毕集，人最稠密，藏垢纳污，莫此为甚。…戏园有男班，有女班，大坡共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间有演闽剧、潮剧者。”
讲到戏院，史密斯街（Smith Street）的梨春园是大家熟悉的地标，战前上演广东大戏，因此俗称戏院街。二战时梨春园被日本轰炸机摧毁，战后重建。跟戏院街平行的登婆街（Temple Street），取义自将近两百年前落成的马里安曼印度庙，习惯上称为戏院后街。至于打横的丁加奴街（Trengganu Street）则俗称戏院横街，可见传统大戏对先民的魅力。
跟戏院后街平行的宝塔街（Pagoda Street），名字来自印度庙前的高塔，俗名广合源街。19世纪末，37号的“广合源猪仔馆”是这里规模最大的契约华工落脚处。 广合源街倾诉着清朝末年，中国南方乡民为了寻找生计，被欺骗或拐卖到南洋的悲惨命运。
（广合源街37号可能就是19世纪末最大的猪仔馆所在地）
商人在大坡沙莪街和沙莪巷（Sago Street， Sago Lane）设立了沙谷米工厂。华人使用沙谷米来煮绿豆汤、摩摩喳喳（番薯芋头糖水）和蜜瓜西米露。沙莪巷也是远近驰名的“死人街”，殡仪馆、棺材店、纸扎店林立。殡仪馆除了办丧事外，也充当末期养病所，让那些无依无靠，行将就木的孤独老人和妈姐寄宿，度过人生最后的岁月，然后由殡仪馆处理身后事。
恭锡街的人文篇章
恭锡街取名自富商陈恭锡（1850-1909）。陈恭锡是一名马六甲土生华人，推崇教育和女权。他受殖民地政府委任为太平局绅，也就是华社的领导。19世纪末新加坡成立保良局时，出任第一任委员。保良局的目的是照顾被贩卖欺凌和被逼良为娼的少女。
（现代化的恭锡街已经由特色旅店和时尚餐馆所取代）
新加坡有“粤剧第二故乡”之称，省港的粤剧团体多次前来新加坡演出，场面轰动。在恭锡街落户的八和会馆为我们掀开这段被淡忘的史迹。
1850年前后，粤剧已经随着移民传到本地了。当时广东发生“红巾起义”，有些艺人参与反清复明，清政府重拳出击，关闭所有粤剧戏班，新加坡成为一些粤剧演员逃难与谋生的出路。
1857年，广东梨园子弟在新加坡创建了梨园堂，后来取名八和会馆。粤剧团分八个堂号，例如兆和堂（小生）、福和堂（花旦）等。八和取义“八堂和合，和衷共济”，期望各专业人士和睦共处，将欢乐带给民众。著名的粤剧演员如红线女、新马仔、汪明荃等人来新加坡演大戏，都例行拜访八和会馆，在祖师爷前上香。
中山会馆跟八和会馆楼上楼下一家亲。史料记载广东台山人的宁阳会馆是新加坡成立的第一间会馆（1822年），同年成立的有客家人的应和会馆，可见那时候已经有不少广东的先民来到新加坡打拼，并成立了地缘组织，照顾同乡人。 根据中山会馆的会务资料，中山人（以前叫香山）早在1821年便已经成立香公司，1824年易名为香山公司，1879年香山会馆，1937年正式称为中山会馆。追溯起来，中山组织在本地成立的历史同样源远流长。
（八和会馆、中山会馆楼上楼下一家亲）
恭锡街有一座其貌不扬的百年古庙，那是20世纪初（也有说法是20世纪中叶）豆腐街（Upper Chin Chew Street）重建时，乔迁至恭锡街落户的準提宫观音堂。準提宫供奉的主神準提观音，相传不听从父王所指定的婚约，决意逃婚不嫁人。后来父王病重，她不惜取下自己双手双目，给父王治病。广东顺德的妈姐感同身受，拜奉準提观音的习俗随着南来的妈姐传到新加坡。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还可以见到妈姐进行梳起仪式时，跪在準提观音面前，由老妈姐边唱“梳起歌”边为年轻妈姐挽髻。仪式结束后，大家高高兴兴的到附近的餐馆摆“喜宴”，场面有如婚嫁，只是少了新郎。
（凖提宫）
梳着长辫子或挽髻的妈姐曾经是牛车水熟悉不过的风景线，如今她们的角色已经由其他地区的女佣所取代。妈姐合租姑婆房，作为收信的地方，失业和年迈时的住所，同乡人的落脚处，彼此间的情感联络站。每逢观音诞和七月初七的七姐诞（七夕），一般上雇主都会让她们请假。“姐妹”们回到姑婆房叙旧，开开心心的为牛郎织女穿红线，同时展示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家父还是一名王老五的时候，曾经为她们手绣的龙凤荷包痴迷不已。
烟花之地
战前的恭锡街已经有青楼公馆，也有富商收养情妇，因此有个“二奶街”的外号。恭锡街还有“琵琶仔馆”。琵琶仔指的是年轻貌美，擅长弹奏乐器，卖艺卖唱的女子。战后，牛车水的妓院搬迁到恭锡街，使到原本已经亮起红灯笼的大街如雨后春笋，成为远近驰名的红灯区。琵琶仔馆“一楼二房一大厅”的格局改建成五六间小房的娼寮，接待更多寻欢客。上世纪80年代市区重建下，妓院才往芽笼搬迁。
清朝官员李钟钰进一步记述了19世纪末，“牛车水一带，妓馆节比，闻注籍于护卫司之妓女，共有三千数百人，而此外之私娼女伶，尚不计其数。皆广州府人，或自幼卖出洋，或在坡生长者。”文中的女伶指的就是琵琶仔。
（清末民初年代本地的琵琶仔扮相。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琵琶仔和阿姑（妓女的别称）多数来自广州，那些不是来自广州的也会在口头上跟广州拉上关系，例如由于家境贫寒，自幼被卖到广州等。可能是因为长久以来，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商贸的窗口，广州十三行等带动了青楼行业，形成独尊的品牌。
琵琶仔和阿姑做善事不落人后，像为广惠肇留医院、华南水灾、南洋大学筹款等。她们曾经成立了一个叫做“菊芳”的组织，姐妹们沿家挨户去卖纸花，游说客人捐款等。
烟花之地并不局限在恭锡街，形成三角形格局的恭锡街、德霖街（Teck Lim Road）、若全街（Jiak Chuan Road）合称“三街坊”，遍布夜间的温柔乡。在恭锡街出生成长的梁凤霞表示她的母亲是妈姐的养女，对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无所知。母亲从老妈姐手中接管恭锡街17号的妓院，他们一家人则住在15号，天天从共用的天井欣赏隔邻的春色。由于住家窗口正好对着三街坊，行行走走间，彷佛寻回“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的感觉。
（恭锡街、若全街和德霖街形成三街坊的格局）
恭锡街的社群活动
恭锡街也有刚强勇猛的一面，禅山六合体育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时任总理李光耀出席过体育会的庆典活动。当时新加坡独立不久，李光耀不放弃任何机会，在各武术团体发表演说，鼓励学武的年轻人参军，保卫国土，果然召到了一群义务的人民卫国军。
（李光耀在设有武术组的会馆社团演说，呼吁年轻人从军。图片摄于冈州文化中心）
恭锡街和水车街的交界处有另一间名为Sri Layan Sithi Vinayagar Temple的印度庙，由富裕的雀替尔人（Chattier）捐款创建，为地道的华人区添加浓郁的异族色彩。雀替尔人早在1820年便已经来到新加坡，在新加坡河畔、直落亚逸一带设立贷款业。现代金融体系成型之前，他们已经进行放贷活动，借钱给欧洲种植园主、华人矿工、商人、承包商等。
（雀替尔人的印度庙Sri Layan Sithi Vinayagar Temple）
雀替尔人跟许多华人一样，只身来新加坡赚钱，家眷都留在家乡。一般上他们只工作三几年就回去了。上世纪70年代，恭锡街还可看到雀替尔人设立的估俚房，屋外摆个俗称“妈妈店”（mama shop）的小摊位，售卖香烟、糖果、报章、塑胶袋等。
短短的恭锡街还有多姿多彩的庆典，印度教徒的大宝森节有游神活动，华人庆赞中元自然也会在街上演几天大戏，元宵节、会馆社团庆祝会庆都在街上搭棚摆酒。每逢碰到这些节庆，恭锡街都会封路，为平凡的日子增添欢乐，大人小孩都很开心。
特色会馆
从雀替尔人的印度庙倒回水车街，虽然不见昔日牛车，但可见先有醒狮团，后来才成立同乡会的鹤山会馆。多年来会馆对春秋二祭不离不弃，坚持出动醒狮，前往碧山亭慎终追远。日前我参与了会馆的行清活动，了解到本地清明节舞狮祭祖的习俗源自1920年。当时来自广东鹤山的李怡生跟同乡组织了“怡怡堂瑞狮团”，到“广惠肇碧山亭居新三属粤人总坟”舞狮，表示对先辈的孝顺和感恩，开启了舞狮祭祖的传统。
（春秋二祭以舞狮向先民献礼是鹤山会馆的特色）
牛车水地区会馆林立，春秋二祭出动狮团的还有附近的冈州会馆。冈州是个古地名，如今称为新会，跟周边的鹤山、开平、恩平和台山合称五邑，地缘上属于一家人。1840年创建的冈州会馆跟準提宫一样在豆腐街落户，百年前在“市区重建”下搬迁到大坡二马路现址。会馆虽然经过多次修复，但依然保留着20世纪初的建筑特色。
（冈州会馆）
顺德会馆是其中一家搬到芽笼后，又重新投入牛车水怀抱的社团。1940年代成立顺德同乡会时，许多来自顺德的妈姐入会，如今会馆设立了妈姐展览馆，纪念这群对新加坡作出贡献，但悄然消失的女性，将这股坚韧不拔，尽忠自立的妈姐精神永留。
消失的露天巴刹
旅游局打造的戏院街露天食街和牛车水大厦内的小贩中心都吸引了不少游人。从前整个牛车水就是一个露天巴刹，华灯初上时则转型为夜市，早晚都一样人潮涌涌。1986年底牛车水大厦落成后，所有的露天摊贩都搬进建筑物内营业，百余年来喧嚣的路边摊从此销声匿迹。
露天巴刹的年代是个血腥的年代。戏院横街有两档卖生蛇活鼈的摊位，星期天早晨，硕大壮健的摊主赤着胳膊，以斧头巨钳跟四脚蛇和巨鼈搏斗，鲜血染红了街道，驻足围观的人群也开开心心地提着战利品回家煮蛇羹。晚间常有江湖卖艺人以武力、缨枪、火炬、烧红的铁链等自残，惊心动魄中推销家传的药膏和跌打酒。
露天巴刹的年代也是私会党角力的年代，我少年时期常光顾戏院街两夫妇经营的鯇鱼摊，男摊主是小贩组织的领头羊。据说因为处理事务时得罪了其他摊贩，私会党出面寻仇，活生生的用菜刀将摊主砍死，成为本地新闻头条。
政府组屋
或许常叫人忽略的是牛车水竟然有政府组屋，五座组屋分布在万拿街（Banda Street）、沙莪巷、水车街和恭锡街。它们都在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落成，取代殖民地时代的改良信托局组屋，一度成为牛车水亮眼的风景线。
（牛车水的组屋区）
新加坡的经济师吴庆瑞出任了25年的牛车水区国会议员（1959-1984）。吴庆瑞说：“这虽然是一个贫困的选区，但这里的人却很容易满足。只要他们觉得你为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即使你有时无法为他们提供援助，他们也会感激。”
我在当下见证了这番话所隐藏的软力量。万拿街大牌5号的一房式租赁组屋住着许多伶仃的老人和少数带着小孩的印度人家庭。这些独身老人年轻时收入不多，公积金存款迹近于零，无法应付当下的生活费。他们当中有一些靠福利金过日子，有些表示自己可以捡纸皮箱收汽水罐过活而拒绝金钱援助。例如现年96岁，年轻时梳起不嫁的何女士认为自己单身寡人，生活简单，钱应该拿去接济有需要的穷人。她平时在楼下商店走动，收集丢弃的物品，需要钱用的时候就拿到附近商店变卖。商家回收自己丢弃的用品，作为老人家的生活费。这就是牛车水商家的乡土情！
（96岁的何女士的一房式组屋置满别人丢弃的物品，需要钱用的时候才拿到附近商店变卖）
万拿街有两组民间自动组织起来的义工，为了鼓励老人家跨出房门，结交朋友，义工在每个星期三晚展开例常活动，让老人家聚在一起，将信封上的邮票剪下来拿去变卖，存到的钱用来举办中元会、新春联欢和郊游等。
民间有一条义工和商家自行组织起来的价值链。义工通过跟各商号的联系，将信封保留下来，让老人家坐在一起剪邮票聊天，生活有个寄托。这些邮票并非特别的收藏版，没有转售的价值。商家买进后，只是随意放在某个角落，出发点同样是做善事。
当然这笔邮票钱远远不足以应付活动开销，活动经费主要由狮子会、商家和义工赞助。以投标中元会福物来说吧，老人家每星期出席活动，或者自动报告行踪，都可获得积分。一年累积下来的分数就是他们投标福物的本钱。这些福物都是实用的日常用品如风扇、电饭锅、被单、枕头、罐头、米粮等，足以让大家度过轻松的下午，皆大欢喜地捧着福物回家。
万拿街大牌5号只是一个城市的缩影，风雨牛车水有当下的生活，也有过去的记忆，希望大家漫游牛车水时，能够在时光的交替中感受到一个时代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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