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寻访樟宜二战的遗迹（二之一）

原文刊登：《源》杂志，2014年2月，总第107期

修订：2014年2月28日

回顾一段阴暗的日子

1942年2月15日农历年初一，超过八万名英国联军在总司令白思华（General Arthur Percival）的率领下，向军力弱三倍，而且已经几乎精疲力尽，粮尽弹空的日军投降。新加坡沦陷，苦难中度过三年六个月的昭南岁月。

早在1941年，德国已经通知日本第25军司令官“马来之虎”山下奉文（Yamashita），攻陷新加坡是很棘手的战事，可能需要动用五个师与一年半的时间。言犹在耳，山下奉文只动用三个师和七十天的时间就占领了新马。

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形容新加坡沦陷是英国历史上最阴暗的日子（the worst disaster and largest capitulation in British history），难怪战争结束后，英国殖民地政府尽量抹去那不光彩的一页，销毁了许多跟二战有关的日本遗迹。

2013年9月，日战已经是将近七十年前的往事了，我接受国防部诚意的邀请，走入位于樟宜尾，平时难得一入的樟宜空军基地（Changi Air Base），寻访二战的遗迹。

（樟宜空军基地内被文物局列为历史遗产的建筑。2013）

由“樟宜军事基地”说起（Changi Air Base ）

樟宜空军基地就在填土后兴建的樟宜机场旁，民航与军用机场只是隔着一道铁丝网。二战前，此空军基地与隔邻的实拉让军营（Selarang Camp）原为英国皇家炮兵（Royal Artillery）、工兵部队（ Royal Engineers）与苏格兰步兵（Gordon Highlanders）的联合军营，在1930年代加紧建造正是为了防御日军侵略的未雨绸缪之计。新加坡沦陷后，日军将樟宜基地改作俘虏营。

（樟宜空军基地就在填土后兴建的樟宜机场旁，民航与军用机场只是隔着一道铁丝网。2013）

1943年9月，日军为了增强作战力量，决定在樟宜建立空军基地，把联军战俘派去当劳工，将周遭的沼泽填平来建立两条东西和南北向的战机跑道。战俘一方面表现得似乎很勤快以避免挨打，另一方面又尽量放慢工程的进展来拖缓日军作战的步伐。新加坡第一个“樟宜机场”终于在一年后启用，二战结束前完全竣工。

（第一个“樟宜机场”：联军战俘兴建的战机跑道）

日本投降后，樟宜基地交还给英国殖民地政府。将樟宜改建成空军基地是日军的远见，英军继承了日军的防务构思，监督日军战俘改良飞机跑道，隔年易名为皇家空军樟宜基地（RAF Changi）。1971年底最后一批英国军队撤离新加坡，樟宜基地移交给新加坡国防部。

今天的实拉让军营和樟宜空军基地分别隶属于新加坡共和国陆军和空军部队。当年这片2000英亩（约1100个足球场）的土地共划分为四个营区，包括罗伯茨（Robert’s Barracks）、实拉让（Selarang Barracks）、吉真那（Kitchener Barracks）和印度军营（Indian Barracks），除了军人宿舍和已婚官兵的住所，还有仓库、学校、电力站、俱乐部、电影院、百货商场等，俨然成为自供自足的樟宜尾社区。

（自供自足，自成一格的樟宜尾社区。c.1960s）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将樟宜基地内的罗伯茨军营改装成医院，实拉让军营成为澳洲战俘的住所，英军和在苏门答腊战败的荷兰战俘则分配到吉真那和印度营区。联军投降后，约五万名英国与澳洲战俘背着行囊，从市区出发，垂头丧气地走了25公里路，来到樟宜。至于约四万名印度士兵则被安顿在义顺（Yishun）、实里达（Seletar）、比达达利（Bidadari）和格兰芝（Kranji）等地。

（前英军营区。2013）

（前英军营区。2013）

对刚投降的许多战俘而言，樟宜是个庇护所，也是个休养的好地方，他们可以跟其他营房的战俘自由交往，在海边散步，生活跟枪林弹雨的日子真是别如天渊。但是好景不长，日军开始调遣这批免费劳工建造昭南神社、忠灵塔、修补船坞公路、当码头苦力等，隔年还建设军机跑道，甚至遣送一批战俘到泰缅边境去修建死亡铁路。在建国的岁月里，脱离人民行动党，另组政党的前社阵主席李绍祖医生就曾经被日军调派到死亡公路，为战俘治病，但杯水车薪，能活着回来的毕竟不多。

虽然日本签署了日内瓦公约，不能够调派战俘从事跟作战能力相关的工作，但日本国会并没有通过法案，日军以此为由，公然违反国际准则，我行我素。

实拉让军营事件（Selarang Barracks Square Incident）

在俘虏营，个别守卫的残忍行径使日本陆军的声誉在大规模屠杀华人的肃清行动之后继续沾上不可磨灭的污点，最残忍的集体性惩罚是1942年8月底福荣真（Fukuei Shimpei）出任俘虏营司令官时的实拉让军营事件。

当时，日军在英国和澳洲的高级军官见证下，将四名逃兵带到樟宜海边枪毙。为了预防类似的逃兵事件再度发生，福荣真横蛮地命令将近一万九千名囚禁在樟宜的战俘，必须全体签下“不逃跑同意书”，但由于此举违反了日内瓦公约，战俘们抗命不从。

9月1日，所有战俘被令到实拉让军营集中，迟到者一律处死。实拉让的七座营房原来设计给约一千名军人使用，现在挤下将近两万人，而且每天只有四公升清水供应，是名副其实的集中营。

（1942年8月的实拉让军营事件，两万军俘挤在供一千人使用的实拉让军营。

图片来源：IWM,UK）

在恶劣的卫生条件下，两天内已经有三百多人患上痢疾，如果卫生情况没有改善，接下来将会有更多人死亡，但是福荣真视若无睹，甚至以完全切断水供来进一步威胁。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联军高级军官福尔摩斯上校（E B Holmes）于是下令全体战俘签署同意书，不过用的是假名，使这些同意书自动失效。后来继承福荣真的两位司令官走马上任时也采用“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做法来建立威严，战俘只有绝对服从，没有商讨的余地。

（实拉让军营今昔。图片来源：新加坡国防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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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樟宜壁画

肯德岗公园与鸦片山Kent Ridge Park and Bukit Chandu

唐朝诗人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不是诗人，所以将黄昏留给李兄，选择周日中午时分，驱车登上肯德岗公园（Kent Ridge Park）。本来以为日正当中，空气中又有股闷气，山上应该没什么游人了。山上游人确实不多，稀稀落落，但见到或闭目养神，或静静阅读的些许人气，还是有些许的惊讶。

平静安宁的肯德岗原本是巴西班让山岭（Pasir Panjang Ridge），山岭有数个主峰，例如其中一个是226峰（Point 226），曾经有一段血淋淋的史迹。

巴西班让（Pasir Panjang）是马来文，原意长长的沙滩，长长的沙滩旁是连绵的山峦，可以想象早年的新加坡南部山区天然美丽的海岸线。

（肯德岗公园 Kent Ridge Park：这里真安静，但1942年却是二战时抗日的最后一道防线，有一场血淋淋的白刃肉搏战。2013）

1952年10月3日，英国肯德公爵夫人（Duchess of Kent）到访，改变了巴西班让山峦的命运，过后（1954）新加坡总督尼皓（John Fearns Nicoll）宣布此地易名为肯德岗，从此巴西班让与肯德岗各分一杯羹，巴西班让的“地盘”缩小了一大半。

226峰也叫Bukit Chandu ，也就是鸦片山（Opium Hill）。鸦片山不生产鸦片，但山下Pepys Road有一间鸦片加工厂，从印度运到新加坡的鸦片加工包装后，运输到中国及东南亚各地，在19世纪时为英国殖民地政府带来近50%的总税收。对英国人来说，鸦片是无价之宝，因此无论如何都在尽力保护着鸦片这块经济堡垒。

（当年的226峰也叫鸦片山 Bukit Chandu，Opium Hill，取名自山下 Pepys Road 的鸦片加工厂）

（Pepys Road 英殖民地政府年代的鸦片加工厂所在地。2024）

鸦片山的后方是诺曼顿园（Normanton Park），是英军储存燃料的仓库，诺曼顿园附近则是英国人与他们的家人所居住的华丽庄园。诺曼顿园的下方是亚历山大医院，在二战受伤的兵士都会被送往这里治疗。 此外，这个位置是通往新加坡市中心、红灯码头及加冷机场的途径，英国人通过红灯码头及加冷机场疏散他们的家人及外交官员，因此鸦片山对英国人的最后一道防御战而言具有特别的战略意义。

英国人在推迁山（Chwee Chian Hill，巴西班让山的一部分）、巴西班让山及巴西班让路部署了800多名马来军人，来自马来步兵团第一营（1933年在波德申成立）。这些20来岁的青少年大多数来自吉打和吉兰丹，他们是在受军人的服饰与酬劳的吸引下应召入伍的。他们在接受不到两个星期的军事训练后就被派往驻守推迁山及鸦片山，由Captain H. R. Rix指挥。当时，上头明确地向他们保证新加坡是个防御的堡垒，是不会那么不堪一击的。

（马来军团在森林中抗战的一张合照。NAS c.1940s）

鸦片山战役

真相往往被隐瞒，实际上在农历新年除夕前，日军已经在林厝港一带（Sarimbun）轻易地越过柔佛海峡，在负责防卫的澳洲军无心恋战的情况下从裕廊（Jurong）向南部市区挺进。当日军抵达推迁山及巴西班让山时，受到马来步兵团的军人顽强抵抗。在一轮激烈的战火中，有许多无辜的村民葬身此地，而这团军人也被迫撤退至鸦片山。

日军以空投的方式散发传单，告诉这群被困在鸦片山的马来军人，英国人其实早已撤离新加坡，并且劝告他们放下武器投降。当这群马来军人发电报至伦敦征求指示时，收到的命令却是继续抗战。因此，这群勇敢的马来军人毫不犹豫的坚守岗位，战斗到底。

（油画：马来军团与日军在鸦片山的肉搏战）

与此同时，日军（第18师）也接到军令要他们攻下鸦片山。因为鸦片山地势陡峭，利于防守却不利于进攻，导致日军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被困在鸦片山的马来军人的军火供应也有限。在日军最后一轮的袭击下，他们发完最后一颗子弹，进行最惨烈的肉搏战，结果很多都牺牲在鸦片山战场上。当时愤怒的日军把所有马来军人的残骸都抛掷到诺曼顿园附近的炼油池来发泄。怒气冲冲的日军也冲进亚历山大医院，把怨恨都发泄在医务人员及伤重的英军身上，在红十字下肆意杀戮，超过200人在亚历山大医院手术室与病房内外无辜罹难。

（日军突破Pasir Panjang 的防线，向市区前进。）

（亚历山大牌匾记载了日军在医院无理性杀人的史迹。图片来源: Wikipedia）

经过2月13日与14日两天的鸦片山之战，英军大势已去，已经完全丧失斗志斗力的勇气，1942年2月15日农历新年，英军总司令白思华向日军总司令山下奉文投降，新加坡进入沦陷的黑暗时代。当时联军有85,000人，日军只有约30,000人，而且已经处于粮尽弹空的边缘。山下奉文说新加坡是从英军手中骗过来的。

（日军总司令山下奉文，在马尼拉法庭接受审讯后被押送回监狱。图片来源：中华网）

鸦片山上的二战博物馆记载着这段马来军团战至最后一颗子弹的英勇史迹。白思华在追忆这一场战事时特别提到马来军团的纪律与团结精神，或许言外之意是在指责联军中不负责任，开小差，无战斗意志，没有尽军人的责任的一群军士，使英国人吃了一场奇耻大辱的败仗。

The Malay Regiment showed what esprit de corps and discipline can achieve. Garrisons of posts held their ground and many of them were wiped out almost to a man.  —Lieutenant General Arthur Percival

（鸦片山上的二战博物馆记载着这段马来军团战至最后一颗子弹的英勇史迹。2013）

今天回顾这场48小时的巴西班让战役，其实这场最后的战事并不能改变新加坡沦陷的命运，它最多只是拖延英国人向日本第二十五军投降的时间。这只部队只能防卫山头，应付小小的战事，而不是抵抗主军的进攻。

守卫鸦片山的马来军团C连的排长阿南少尉（Adnan bin Saidi，1915-14 Feb 1942）来自雪兰莪加章（Kajang， Selangor），他鼓励士兵们宁可战死，不可投降，他本人也在此战役牺牲了。据目击者说，阿南身受重伤，被日军倒吊在大树上，除了挨了多把日本刺刀外，喉咙也被割断，他是新马战争史上的马来民族英雄。

（宁为玉碎，不作瓦全：视死如归，守卫鸦片山的马来军团C连的排长阿南少尉（Adnan bin Saidi，1915-14 Feb 1942））

追思一段60年前的往事，彷佛还听得到战火中密密麻麻的枪弹与军人的呼号声，但眼前肯德岗公园四周又是那么美丽安祥，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是老眼昏花了吗？

相关链接：
芳林溯源（巴西班让，鸦片山）
樟宜机场（日战部署，山下奉文）
请听樟宜海浪（肃清现场）
不能忘记的历史（肃清大屠杀）

不能忘记的历史：日军肃清大屠杀五万新加坡人

1942年2月15日，距离今天已经是72个寒暑。那时跟今天一样，是一个马年（壬午年）。2月15日当天是农历正月初一，新加坡沦陷，是新加坡史上最阴暗的华人新年。希特勒认为必须花上一年半以上的时间才能占领的新马，日本第二十五军在70天内就做到了。领军的山下奉文凶狠手辣，通过肃清行动屠杀了五万至十万名新加坡华人，是一段血海中的记忆。战后山下奉文在马尼拉被处死，为他辩护的美国律师认为山下奉文是个军事人才，可惜生不逢时。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蒙难的日子是为了更长远的和平。

以下原文转载自人民日报，2014年1月19日
原文没有图片，图片是本博客版主加上去的

在新加坡高楼林立的市中心，一座高高的纪念碑并不显得起眼。纪念碑伫立在一座公园内，碑座用4种文字刻着“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偶尔有三三两两的人走过，历史的硝烟化作绿树清泉，格外肃穆。

（挖掘出来的日战蒙难人士的骸骨埋葬在纪念碑下）

1942年2月15日，是农历正月初一。这一天，英军投降，日本陆军第25军占领新加坡。太阳旗下，等待新加坡华人的是一场浩劫。日军“肃清”新加坡华人的大规模屠杀行动即将开始。

2月18日，日军第25军司令山下奉文正式下达“肃清”命令。“肃清”一词在中文、日文中字形一样，是指在华人中清除反日分子。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军事历史学家布莱恩・法雷尔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这样说：日军一方面根据某些项目名单来找出所谓“反日分子”，比如戴眼镜的要被抓，因为他们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文身的要被抓，因为他们可能是“结党歹徒”；积极抗日人士毫无疑问要被抓；海南人也要被抓，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共产党……另一方面，在每个验证点，一些告发者蒙着面协助日军进行指认，日本士兵更是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新加坡18岁至50岁的青壮年华人男性都被带到这些验证点进行“验证”。从现有资料看，那些被选中的人被推上卡车，大部分被运往海边射杀，也有些人被砍头。

（检证现场。图片来源：《居安思危》）

“很多人都是无辜的，因为每个验证点对验证出多少‘肃清’对象都有配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副教授、二战历史学家凯文・彼特・布莱克班对笔者如是说。日军通过屠杀以达到对新加坡的完全控制，这已是日军在亚洲的一种行为模式。山下奉文此前在中国东北战场就通过屠杀来控制形势。日军把“验证”出来的人带走，秘密杀害。但对其亲属来说，因心存亲人仍然活着的希望而不再反抗，期待有朝一日亲人能侥幸归来。这种心理战术震慑住不少人。

（除了已知的大屠杀地点外，1960年代在新加坡全岛35个地点挖掘出更多残骸，装满428个骨灰坛，这些骨灰坛埋置在“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下。图片来源：《居安思危》）

入侵新加坡前，日军已认为当地反日情绪强烈。占领新加坡后，“肃清”令的下达导致的是有预谋、有组织的屠杀，这和日军在南京、马尼拉进行的大屠杀不一样。中国与东南亚的联系历史悠久，卢沟桥事变后，新加坡华人积极支持中国抗日。新加坡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就竖有一座“南侨机工”纪念碑。在那个烽火硝烟的年代，南洋华人不仅积极捐款，筹措大量资金援助中国抗日，3000多名南洋华人司机更是回到祖国，在滇缅公路上冒险运送抗战物资。新加坡作为南洋华人抗日的中心，早已成为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因此在占领新加坡后对华人更加残酷。

“肃清”的血腥历史，并没有被新加坡人遗忘。新加坡政府将当年肃清之处作为文物遗址。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发掘出大量肃清被害者遗骸，引发了社会向日本讨血债、要道歉的强烈呼声，“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也随之建立。

在新加坡旧福特工厂纪念馆、樟宜博物馆等二战历史博物馆里，一幅幅图片资料、一份份文字记录、一具具被害者遗骸，让人看到了那个年代的恐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海面浮尸组成了一个时代一个族群的灾难记忆。而幸存者口述历史，控诉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惨无人道。

（1930年代的大坡（牛车水）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和海山街（Upper Cross Street）交界处，这里是检证现场之一。估计有五万名华人在肃清行动中被毙。图片来源：何乃强医生）

布莱克班每年都在学生中做口述历史的项目，让学生采访家中的老一辈，讲述新加坡在二战中的故事。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位马来族学生的故事。学生的祖母扎莱哈・苏门是华人，出生在距新加坡只有50公里的马来柔佛州哥打丁宜县一个村庄。1942年2月28日，在日军对新加坡和马来亚的“肃清”中，扎莱哈的父母被杀害，村里同时有2000多名华人遇难。6岁的扎莱哈成了孤儿，被马来族邻居收养，学习马来语言和文化，成了穆斯林，后来嫁给马来人。本为华人，因为战争失去亲人，最后变成马来人，只会说马来语。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黄奕鹏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他外婆的弟弟在验证时被日本人带走，再也没有回来。全家人都很难过，以致再不愿买日本货。

新加坡“肃清”大屠杀到底有多少华人遇难？日军战后提供的数据是大约5000人，而新加坡当地华人认为有5万人之多。具体数据已无从知晓，然而毫无疑问，这是一段应该正视的历史。卓先生是少有几位能把笔者准确带到一些二战博物馆的新加坡出租车司机。他说，从历史课本上学过新加坡在二战时被侵略的历史，但是这么多年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流，年轻一代难以体会其中的感情。

（日皇裕仁宣布结束战争，内阁大臣在降书上签名。图片来源：居安思危）

每年2月15日，在新加坡都会有二战纪念活动，不少人会来到“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前悼念。历史无法忘记，也不能忘记。唯有知晓过去苦难的道路，才能找到未来进步的力量。

花浴 Mandi Bunga (Flower bath)

2013年底的新加坡双年展，富有创意的马来西亚艺术家33岁的Sharon Chin为曾经流传新马悠久的 “花浴” 结合于实践艺术中，呈现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表演秀，大地是舞台，路人是观众，没有舞台经验的公众是演员。

Sharon Chin也给大家唤回花浴的童年记忆。

（“花浴” ，一场别开生面的表演秀。2013）

花浴在东亚和东南亚已经流传多个世纪，它也是马来西亚人多个世纪来的生活习俗。民间盛传当一个人经历过倒霉事、筋疲力尽或是需要调剂时，冲一个花浴就能够恢复元气，洗涤心灵，衰的不灵好的灵。

小时候也洗过花浴。母亲去四马路观音庙拜过观音后，跟其他善男信女一样，“打包”鲜花瓣回家冲花凉。观音庙外有许多卖香卖花的路边摊，有些信徒会买束鲜花入庙拜神，庙里的义工将花瓣一片片撕下来，放在荷叶上。拜过观音后，可以随意拿一叶花瓣回家，撒在冲凉盆里，从头顶淋下来，以花气来化解怨气，霉气流水过，好运心中留。随着时日的变迁，花浴已经从记忆中淡忘了。

现在好些家庭流行点香精油，香精油是从植物花卉中提炼出来的有机化合物，一般相信“芳香疗法”对人体有医疗的作用，我觉得花浴跟香精油的应用概念是一致的。

花浴的起源

人在南洋冲花浴，一般上就地取材，胡姬、茉莉、依兰、菊花、玫瑰和素馨花等都可以入浴。马来传统是在十五月圆当天，在特定的河流、小溪或水井取水，鲜花撒在浴盆里，一面泡澡，一面念咒。文化交融下，花浴也在其他族群中流传开来，只不过各族群会加入本身的文化元素，概念大同，实行方式各异。

可能华人冲柚子浴比花浴的历史还要悠久，柚子叶含有“类黄酮”，可以调节血气、抗老、抗炎等，民间还有土方，用煮过的柚子叶来外敷，治疗湿疹和其他皮肤病。拜神的华人家庭清洁神像、神位和神龛时也会用柚叶，一些庙宇还会用柚叶水给信众参拜前洗手。当年去送殡，有时主家也会准备柚子叶给我们洗手，如今家里有谁去奔丧，有些家庭还会准备柚子叶洗手，不要把阴气带入家门。现在有些德士司机为了辟邪，还会放些柚子叶在车上。

马来人和印度人相信冲凉时加些酸甘可以去除霉气，经过文化交流后，酸甘和柚子叶结合起来，双管齐下，再加上七色彩虹的花朵，因为每一种花色都赋予不同的精神能量。

黄花遍地

2013年10月26日傍晚，我就在国家博物馆外见证了一场百人集体冲花浴的献礼。参与这场“集体表演”的演员都不曾相识，他们套上自己设计的黄色纱笼，从国家博物馆对面的美术馆集合，一同走过来。从参与者多数是女生看来，男生似乎还是有许多顾虑，女生则比较敢于突破，“解放”自己。

（国家博物馆外集体花浴。2013）

就如一位参与者Lisabel Ting 所说，开始时大家面对着那盆花水，以新加坡人一贯的思维，没有人从旁指引，不晓得该怎么做。后来有人开始规规矩矩的淋浴，有人觉得不过瘾，开始仿效泼水节那样向陌生人泼水，解开心结后，水柱满场飞。最后，水盆没有剩水了，花水则沿着发丝回归大地。Sharon Chin脱掉纱笼，大家意识到花浴结束了，也旁若无人，褪下黄色的纱笼。解放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感觉，表演艺术也可以是很简便随性，朴实无华，令人愉快的。人的心情从有所顾忌到尽情欢乐，什么霉气都自然一扫而空，花浴一传开，好事自然来！

（Lisabel Ting (前)：解放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感觉，表演艺术也可以是很简便随性，朴实无华，令人愉快的。照片来源：Straits Times, October 28, 2013）

黄色纱笼有它特殊的含义，黄色纱笼的颜色，正是“净选盟”黄花开遍满地的颜色。

Bersih 3.0是一场花浴？

2013年马来西亚大选前有三场轰轰烈烈的马来西亚净选盟大集会（Bersih），2012年4月28日的Bersih 3.0大集会，数以万计的马来西亚人走上街头，进行要求选举改革的第三次和平示威，示威行动已经突破马来西亚国界，有超过80个城市的海外马来西亚人参与，为马来西亚的政治气候划下另一新篇章。

（2012年4月28日在吉隆坡的Bersih 3.0大集会。照片来源：马·星洲日报）

当天举办集会的城市包括：

-纽西兰（奥克兰、威灵顿、基督城）

-澳洲（坎培拉、墨尔本、悉尼、柏斯、阿德莱德、布里斯班和荷巴特）

-日本（东京、大阪）

-韩国（首尔、釜山）

-中国（北京、上海、香港）

-台湾（台北、台南）

-法国（巴黎）

-德国（柏林）

-英国（伦敦）

-加拿大（渥太华）

-美国（洛杉矶、三藩市、纽约、波斯顿、休斯顿）

净选盟（全称：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马来文：Gabungan Pilihanraya Bersih dan Adil；英文：Coalition for Clean and Fair Elections）委员会估计参与净选盟集会的支持者有约25万人，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

为何称为“净选”？支持者表示对选举舞弊感到悲愤，集会显然成为动员来自不同阶级和族群的马来西亚人的途径，为了一个民主清廉的选举而聚集在一起，凸显了马来西亚不同种族的城市居民间日渐团结，共吐心声的理念。

示威期间，一些参与者反复高喊“净选盟！”（Bersih）和“烈火莫熄！”（Reformasi），一些支持者则引吭高歌，表示对净选盟的支持，现场就像全国嘉年华会。后来有些人尝试冲入有路障围着的独立广场，警员发射催泪弹来将他们逼退，原本和平的集会变得一片混乱。当警方使用武力来扣押一些示威者时，嘉年华会的气氛演变成愤怒的情绪。

尽管如此，在提高马来西亚人对廉洁和公正选举的政治意识上，净选盟显然赢得了多方面，不只在国内，还包括在海外的马来西亚人社群的道德支援，它也激励马来西亚人成为民主过程的一员。

如今2013年马来西亚大选已经过去，国阵虽然获得少过一半的选票，却赢得大多数议席蝉联执政，时局就如新加坡2011年大选的翻版，人民行动党获得60%选票，却囊括国会大多数议席一样。

黄色纱笼的花浴给人带来清新的感觉，正面的能量带出快乐的心境，使万物生生相息。倘若世界改变了（If the world changed，双年展的主题），我们要如何作出改变？我们会如何面对传统与现代，传统与未来；我们会如何接受改革与现实，思考我们居住的世界和我们所要居住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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