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2014年2月28日
回顾一段阴暗的日子
1942年2月15日农历年初一，超过八万名英国联军在总司令白思华（General Arthur Percival）的率领下，向军力弱三倍，而且已经几乎精疲力尽，粮尽弹空的日军投降。新加坡沦陷，苦难中度过三年六个月的昭南岁月。
早在1941年，德国已经通知日本第25军司令官“马来之虎”山下奉文（Yamashita），攻陷新加坡是很棘手的战事，可能需要动用五个师与一年半的时间。言犹在耳，山下奉文只动用三个师和七十天的时间就占领了新马。
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形容新加坡沦陷是英国历史上最阴暗的日子（the worst disaster and largest capitulation in British history），难怪战争结束后，英国殖民地政府尽量抹去那不光彩的一页，销毁了许多跟二战有关的日本遗迹。
2013年9月，日战已经是将近七十年前的往事了，我接受国防部诚意的邀请，走入位于樟宜尾，平时难得一入的樟宜空军基地（Changi Air Base），寻访二战的遗迹。
（樟宜空军基地内被文物局列为历史遗产的建筑。2013）
由“樟宜军事基地”说起（Changi Air Base ）
樟宜空军基地就在填土后兴建的樟宜机场旁，民航与军用机场只是隔着一道铁丝网。二战前，此空军基地与隔邻的实拉让军营（Selarang Camp）原为英国皇家炮兵（Royal
Artillery）、工兵部队（ Royal Engineers）与苏格兰步兵（Gordon
Highlanders）的联合军营，在1930年代加紧建造正是为了防御日军侵略的未雨绸缪之计。新加坡沦陷后，日军将樟宜基地改作俘虏营。
1943年9月，日军为了增强作战力量，决定在樟宜建立空军基地，把联军战俘派去当劳工，将周遭的沼泽填平来建立两条东西和南北向的战机跑道。战俘一方面表现得似乎很勤快以避免挨打，另一方面又尽量放慢工程的进展来拖缓日军作战的步伐。新加坡第一个“樟宜机场”终于在一年后启用，二战结束前完全竣工。
（第一个“樟宜机场”：联军战俘兴建的战机跑道）
日本投降后，樟宜基地交还给英国殖民地政府。将樟宜改建成空军基地是日军的远见，英军继承了日军的防务构思，监督日军战俘改良飞机跑道，隔年易名为皇家空军樟宜基地（RAF Changi）。1971年底最后一批英国军队撤离新加坡，樟宜基地移交给新加坡国防部。
今天的实拉让军营和樟宜空军基地分别隶属于新加坡共和国陆军和空军部队。当年这片2000英亩（约1100个足球场）的土地共划分为四个营区，包括罗伯茨（Robert’s Barracks）、实拉让（Selarang Barracks）、吉真那（Kitchener
Barracks）和印度军营（Indian Barracks），除了军人宿舍和已婚官兵的住所，还有仓库、学校、电力站、俱乐部、电影院、百货商场等，俨然成为自供自足的樟宜尾社区。
（自供自足，自成一格的樟宜尾社区。c.1960s）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将樟宜基地内的罗伯茨军营改装成医院，实拉让军营成为澳洲战俘的住所，英军和在苏门答腊战败的荷兰战俘则分配到吉真那和印度营区。联军投降后，约五万名英国与澳洲战俘背着行囊，从市区出发，垂头丧气地走了25公里路，来到樟宜。至于约四万名印度士兵则被安顿在义顺（Yishun）、实里达（Seletar）、比达达利（Bidadari）和格兰芝（Kranji）等地。
（前英军营区。2013）
（前英军营区。2013）
对刚投降的许多战俘而言，樟宜是个庇护所，也是个休养的好地方，他们可以跟其他营房的战俘自由交往，在海边散步，生活跟枪林弹雨的日子真是别如天渊。但是好景不长，日军开始调遣这批免费劳工建造昭南神社、忠灵塔、修补船坞公路、当码头苦力等，隔年还建设军机跑道，甚至遣送一批战俘到泰缅边境去修建死亡铁路。在建国的岁月里，脱离人民行动党，另组政党的前社阵主席李绍祖医生就曾经被日军调派到死亡公路，为战俘治病，但杯水车薪，能活着回来的毕竟不多。
虽然日本签署了日内瓦公约，不能够调派战俘从事跟作战能力相关的工作，但日本国会并没有通过法案，日军以此为由，公然违反国际准则，我行我素。
虽然日本签署了日内瓦公约，不能够调派战俘从事跟作战能力相关的工作，但日本国会并没有通过法案，日军以此为由，公然违反国际准则，我行我素。
实拉让军营事件（Selarang Barracks Square Incident）
在俘虏营，个别守卫的残忍行径使日本陆军的声誉在大规模屠杀华人的肃清行动之后继续沾上不可磨灭的污点，最残忍的集体性惩罚是1942年8月底福荣真（Fukuei
Shimpei）出任俘虏营司令官时的实拉让军营事件。
当时，日军在英国和澳洲的高级军官见证下，将四名逃兵带到樟宜海边枪毙。为了预防类似的逃兵事件再度发生，福荣真横蛮地命令将近一万九千名囚禁在樟宜的战俘，必须全体签下“不逃跑同意书”，但由于此举违反了日内瓦公约，战俘们抗命不从。
9月1日，所有战俘被令到实拉让军营集中，迟到者一律处死。实拉让的七座营房原来设计给约一千名军人使用，现在挤下将近两万人，而且每天只有四公升清水供应，是名副其实的集中营。
（1942年8月的实拉让军营事件，两万军俘挤在供一千人使用的实拉让军营。
图片来源：IWM,UK）
在恶劣的卫生条件下，两天内已经有三百多人患上痢疾，如果卫生情况没有改善，接下来将会有更多人死亡，但是福荣真视若无睹，甚至以完全切断水供来进一步威胁。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联军高级军官福尔摩斯上校（E B Holmes）于是下令全体战俘签署同意书，不过用的是假名，使这些同意书自动失效。后来继承福荣真的两位司令官走马上任时也采用“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做法来建立威严，战俘只有绝对服从，没有商讨的余地。
（实拉让军营今昔。图片来源：新加坡国防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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