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历史馆1950年代展区，展示文物中有一只李光耀的劳力士蚝式恒动型腕表（Rolex Oyster perpetual watch）。这是新加坡邮电工友联合会（Singapore Union of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s Workers）的书记，于1953年4月11日的仲裁庭官司获胜后，赠送给李光耀律师的礼物，感谢他代表工会，为工友争取到合理的薪酬和补发工资。
现在的政府条规不允许公务员接受昂贵的礼物，若有意收藏的话，必须根据市场价格买下来。今天这类新手表的价格约3,000新元，若是千人凑钱，就是每人3元。当时李光耀并非公务员，接受腕表作为酬劳应该不以为过。
紧急法令时期的第一场蓝领工人罢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政府为了补偿本地英籍员工的战时薪金损失，为他们提供1,000元额外津贴。本地工人没那种福气，所得到的津贴少得多，连每个月10元的加薪都被拒绝。邮政工人深感不满，决定罢工抗议。
当时李光耀在黎觉与王律师馆（Laycock & Ong）工作，老板黎觉（John Laycock）虽然是亲英人士，但不反对李光耀代表工会出头。1952年2月至4月的劳资谈判，政府只答应把薪金率调整至跟马来亚联邦工友的水平。李光耀提出下列理由反驳：本地的邮电工友职务繁重，譬如每天派三次信，联邦的同行只派两次；新加坡的邮件数量多，工作节奏较快；新加坡的生活费也比联邦高，因此不可能同酬。谈判陷入僵局。
1952年5月13日，500名邮电局工友掀开罢工的序幕，那是新加坡自1948年6月实行紧急法令以来的第一场罢工行动。罢工期间，公众人士必须亲自到浮尔顿大厦邮政总局和其他主要邮政局领信和邮包。由于工友态度友善，跟政府强硬的语气，甚至出动武警的形象落差很大，公众倾向于同情工友。
一个星期后的立法议会上，总督尼皓（Sir John Fearns Nicoll）警告邮差，政府不会因为罢工行动而向工友低头。辅政司（Colonial Secretary）则答应邮电工友，只要他们复工，将尽快跟工会代表磋商。5月26日与27日，双方成功完成谈判，政府亦同意罢工期间，邮差依然处理了堆积如山的邮件，因此补发两天工资。
紧急法令时期酝酿的第一场白领工人罢工
邮电工友的薪酬问题一波刚平息，另一波又起。新加坡邮电工友联合会属下的书记由于要求加薪的谈判破裂，准备于1953年3月23日罢工。这将是紧急法令实行以来，第一起白领工人罢工事件。到了最后关头，政府同意交给仲裁庭处理，工友取消罢工行动，并委任李光耀担任工会的法律顾问。
政府提出六名马来亚仲裁庭审理法官供工会选择，其中一人为李光耀的剑桥同学杨邦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李光耀自然是选择老同学了。
杨邦孝从吉隆坡来到新加坡审理此案，4月9日开审，4月11日结束审理。资方自知理亏作出让步，但只同意追算6个月的薪金，工会则要求追讨44个月。杨邦孝裁决：受影响的1,000名书记可以追算28个月的补发工资，并且获得加薪。每名书记获得补发的薪水介于280至500元，以当时30多元至50元的月薪来说，可说是获得一笔丰厚的花红了。
猫儿也会老：渐进式薪金模式或是最低薪金制
重翻《李光耀回忆录》，并对证1952与1953年的新闻报道，不能不钦佩李光耀为工友出头的冲劲。当然《李光耀回忆录》中亦坦诚交代，代表工会的目的是为从政作准备。无论出发点是什么，在争取合理薪酬这方面，虽然不至于像毛泽东的豪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但多数在几个月内了断，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处事的魄力。
《联合晚报》（2020年10月23日）记者李熙爱指出，32,000名本地全职员工赚取少过1,300元月薪（反对党在国会提出的假定最低薪金），这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士属于小数目吗？这是个很好的提问。对相关部门来说，可能这个数目字还不到总劳动队伍的百分之二，但将70年前的往事跟当下对比，跳不出一个同理心的框架。朝野之争的“渐进式薪金模式”与“最低工资制”，最终目的都不外是为低薪工友争取合理薪酬。生活费是劳力与酬劳之间最基本的衡量标准，也是70年前李光耀为邮电工友争取利益时所提出的论据。
8年前，林崇椰提出低薪工友与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大胆建议政府进行第二次经济重组（ER2）。引起一番社会舆论后，政府开始实验渐进式薪金模式。
不论黑猫或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可是猫儿也会老，到底需要多少合理的时间来制定合理的薪酬，让猫儿能够安心地闭上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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