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夜

2015年大选前的最后一夜

“历史并不单纯是过去。历史是关于人物，关于事件。当人物与事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历史塑造未来。” “History is not just about the past. History is about people. About events. About people and events come together to shape the future.” ---工人党东海岸集选区（East Coast GRC）候选人Mohamed Fairoz，2015年9月9日群众大会

（人山人海的勿洛体育场。2015年9月9日）

（曲终人未散：勿洛体育场外。2015年9月9日）

这是2015年9月9日在勿洛体育场的最后一场工人党群众大会。群众大会的结束并不代表散场，曲终人未散，大家继续守候在体育场外。他们在期待什么？

这回工人党的“最后一夜”不在后港，不在实龙岗，而是东海岸的战场。

上一届工人党组织A队勇闯阿裕尼，选择了阿裕尼集选区内的实龙岗体育场为争取最后选票的基地。这回一心夺取东海岸，所以选择了勿洛。它显示了这个政治团队的决心。

无可否认的，出席执政党群众大会的公众人士也增加了，已经不像上届那样动用外劳来撑场面。这里头已经反映了可能的变数。

（人民行动党的群众大会，跟上届相比，已经不需要动用外劳来撑场面。2015年9月8日，淡宾尼）

跟往常一样，现场的气氛未必代表选票。选举的结果已经尘埃落定，人民行动党保住了东海岸，还差点拿下阿裕尼。

大选的结果显然出乎每一个国人，包括执政党的意料之外。在勿洛体育场现场的群众，无论那张选票投了给谁，相信都会记得这个非常激荡人心的“最后一夜”。

我无缘参与1950年代在加冷举行的默迪卡（Merdeka）的盛况，无法亲身感受争取摆脱殖民地统治的激情，倒是有缘参与1970年代同样在加冷的国家体育场的“加冷狮吼”。当时新加坡业余足球队在主场跟中国、朝鲜等亚洲强队竞赛，毫不逊色。跟英国阿申纳、南斯拉夫红星足球队、瑞士草蜢足球队等过招，只是输在身高。大马金杯赛更是振奋人心，叫人情绪澎湃不已。

参与了数次大选投票前的“最后一夜”，可以感受到群众为了摆脱家长权势，摒弃一言堂的强烈诉求。有选情才有激情，激情带来了极度震撼，就像“加冷狮吼”那种刚烈的呐喊。

文友“山羊胡子”见证了当下，称之为“被这股草根的生命力所感染。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时刻，令人感动而美好。我相信与会的群众都是倾注满满的爱，选择站在高墙的另一边，追求真正的民主民权而共同努力的新一代。”

有没有让反对党成长的土壤？

新加坡缺乏让反对党成长的土壤，人民协会与所谓的“基层”都是执政党精心的布局。这回出征阿裕尼集选区和凤山的执政党候选人都是“基层领袖”，简单地说明了一切。

它使我想起发生在1987年，将近30年前的往事。

当时我在张先生的邀请下加入了人民行动党青年团。张先生除了是行动党员外，也是居民委员会的执委。投身参与各项活动后，使我对基层与政党的运作有了较深的体会。

还记得跟张先生的最后一场辩论，我提出了人民协会的宗旨、居民委员会的意义以及应有的独立性，张先生反问基层搞活动，钱从哪儿来？是人民协会的拨款。人民协会由谁管辖？它是政府的组织。政府是谁在当的？是执政党。

张先生表示，基层的主要功能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在政府与人民间搭上沟通的桥梁。将层层关系理清后，就会明白整个政府组织的严谨性，以及为何基层不能为反对党服务了。

当时我质疑这样的运作方式并没有尊重民选议员的制度，也违背了民主的本意，这样的政治生态所带来的国民意识，功利主义挂帅，远远超过该有的一点哲学思维，不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

张先生进一步解释，执政党并不是坏人，执政党推出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善良的，都是为了人民的未来，可能过程中会出些差错，但谁不会犯错？更应该质疑的是反对党的实力与参与大选的意图。

后来我回学校去，开始另一段成人学生的生涯，半工半读成为辞去职位的理由，最终与党告别。

经过时日的历练，基层日益茁壮，结构也更“完善”，巩固了“白云长在天”的势力。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我挺佩服屡败屡战的反对党员。他们坚守着对民主的信念，无论如何都要留一口气，让日后的反对党有滋长的空间。

实际上，良好的两党制是国家进步的动力，但是我们更多人已经习惯一言堂，不需要个人独立思考的统治方式。对于反对党如工人党的“民权”之说，觉得深奥难懂，更不期望风向转变。

过去的反对党员

去年因《广东妈姐》跟某会馆共事，认识了曾经活跃于1990年代的反对党员关汝经。关汝经已经年近70，是一名慈祥、念情、有正义感的老人家。他曾经参与大选，并两度以微差败给人民行动党的翁执中。

对于竞选期间，有人揶揄当年的反对党员只是心怀不满，满腔牢骚的乌合之众的说法，关汝经表示这种说法得罪了在没有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年代，跟执政党打了多场艰苦战役的一代人。

（因《广东妈姐》跟会馆共事，认识了关汝经。2015）

关汝经的剖白无形中也进一步解答了当年张先生对反对党的疑问（取自Facebook）： 我是一名机械工程师，在新加坡的一家美国跨国公司工作，负责跟石油化工与电力厂专用设备的相关业务。我参与了不只一次，而是三次全国大选，在民主党的旗帜下参与了1988、1991 和 1997 的选举。[1] 在那个时候，我以反对党的身份参与大选，不论是个人事业或是家人的生活，都冒了很大的风险。我绝对不是一名满腹牢骚、被边缘化的新加坡人。我有良好的事业，有不错的薪金，我的四房式组屋提升到公寓式，而且完全付清，我有什么不满的？ 为什么我要加入反对党？理由很简单，我看到执政党带领着新加坡走向下坡路，没有平等地对待自己的国人，不顾国人的困境，甚至以“我永远是对的”那种精英姿态来治国。 我走入政治是为了纠正执政党的错误，而不是因为我有满腹牢骚、被边缘化或者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有一份好的职业，我大可采取消极的方式，投反对党一票，然后悠闲自在地过日子。 我没有。我出来争取！ 别忘了如果不是当年的许多反对党人士，今天反对党日益强壮的局面不可能出现。 Whilst I generally concur and support the tone of this essay by Jason Tan; I must however take strong exception to one of his statement; quote" Opposition figures are no longer the disgruntled lot and bitter individuals marginalised by the system" unquote. Jason Tan may knowingly use this statement to describe candidates he used as examples in his essay, but he has unknowingly belittled and denigrated nearly a whole generation of opposition candidates who fought uphill battles against the PAP in the past without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I am a Mechanical Engineer working for a US multi-national company based in Spore, dealing in specialised equipment for the oil & gas, petrochemical, chemicals and power generation industries. I participated in not one but three General Elections in GE1988, GE1991 and GE1996 as a SDP candidate. My stand with the opposition was, at that time, undertaken with great personal risk to career and danger to the well being of other family members. I was certainly NOT a "disgruntled" nor "marginalised" Singaporean. I had a good career, drawing a satisfactory salary, had my HDB 4room upgraded to an Executive Apt, fully paid. Why should I be disgruntled? Why did I join the opposition then? Simply because I saw the slippery and unjust path that the PAP is taking Singapore to; the lost connection with the plight of citizens and the "I am always right" mentality of the PAP elites. I came into politics wanting to right the wrongs of the PAP and not because I was "disgruntled" and certainly not because I was "marginalised" and "bitter". I had a good career and could have just stood by passively, vote for the opposition and laid back. I DID NOT, BUT I CAME OUT TO FIGHT! Jason Tan - you are so wrong in your statement about many opposition candidates in the past without whom the foundation of today's opposition cannot exist. --- 关汝经

注[1]:

1988：武吉巴督（Bukit Batok）， 翁执中12,873（55.9%），关汝经10,139（44.1%）

1991: 武吉巴督（Bukit Batok），翁执中12,205（51.8%），关汝经11,347（48.2%）

1997: 阿裕尼集选区（Aljunied GRC），PAP 64,299（66.7%），SDP 31,64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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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姐：顺德冰玉堂 - 漂洋过海的红登记 Majie, Amah

乘着夜风上长桥

河东狮吼

四美组屋区 Simei, Changi ten mile

原文刊登于新加坡宗乡总会《源》2015年第4期，总116期

新加坡博览中心附近有一个小巧玲珑的四美组屋区。说四美组屋区小巧玲珑，是因为占地不大，方圆2平方公里的小地方只住上1万6千人，比隔邻的淡滨尼小了10倍以上，彷佛小巫见大巫。

虽然如此，这个小社区有购物中心、超级市场、医院、疗养院、民众俱乐部、地铁站、学校等，不需要踏出四美就已经足以应付日常生活了。

（小巧玲珑的四美组屋区。图片来源：James Seah） 

四美组屋区在1982年开始发展，六年后竣工。这里的街道不多，主干公路为四美道和四美路，组屋区内有四条主要街道：四美一街、四美二街、四美三街、四美四街。四美不像其他大型组屋区，路名五花八门，有道、路、街、巷、弯、环等，五花八门，叫人晕头转向。

大巴窑、女皇镇等地都兴建四五十层的摩天楼了，丹戎百葛高耸如云的达士岭（Pinnacle @ Duxton）甚至频频以天价转售。可是，四美的屋子楼高不过11层，追究其因，是因为这里靠近机场，受到航空条例的限制，高不起来。

“四美”名字的由来

四美靠近樟宜路上段的角落有一方有地私宅，保留着一条叫做Jalan Soo Bee的老街，Soo Bee就是四美。

现在的四美的英文名不叫Soo Bee，而是Simei。大家乘坐地铁，到站前车长通过录音宣布“戏美”。实际上Simei是汉语拼音，只是用英语念出来变成“戏美”，有点登徒浪子般轻佻的感觉。

上世纪80年代发展的组屋区多数以汉语拼音命名，例如义顺（Yishun）、碧山（Bishan）、后港（Hougang）、竹脚（Zhujiao）、正华（Zhenghua）等，后来有些地名实在叫不下去，才将竹脚、正华等还原为Tekka和武吉班让等。

话说回来，既然这个以前统称为樟宜的地方称为“四美”，是否跟中国公认的四大美人有关？

的确，西施、貂蝉、贵妃、昭君，各有不凡的气质，四美四条街，原以四大美人命名，凸显这个小小社区的风范与魅力。

受中文教育人士对美人芳名不仅朗朗上口，脑中还增添了温柔的余韵，但对于不允中文的人士，倒是非常拗口，还不如Mary、Irene、甚至Fatimah、Yati等亲切得多。也有一些在此地土生土长的乡民建议使用原名苏马巴村（Somapar），将四美易名为苏马巴新镇。

结果政府遵循多数民意，1987年中决定四美新镇的名字不变，不过将四大美人窝藏起来，依序重新命名为四美一街至四街。

说将四大美人窝藏起来并不过分，本来她们以优雅的姿态在街道上欢迎居民回家，现在却躲到社区的一角。若要一睹她们的芳泽，可以到下列组屋底层拜会：

貂蝉：大牌146，四美二街；贵妃：大牌107，四美一街；昭君：大牌226，四美四街。至于西施嘛，竟然闹双胞，出现在四美一街的大牌116和123。

四美一街无疑人杰地灵，短短一条街竟然住着环肥的杨贵妃和燕瘦的西施双胞胎姐妹，羡煞旁人也。

（貂蝉：大牌146，四美二街） 

（贵妃：大牌107，四美一街）

（昭君：大牌226，四美四街）

（西施竟然闹双胞，出现在四美一街的大牌116和123）

从前的四美 – 三百依格

发展前的四美是个亚答村落，组屋区地段有一座坟山，由三百依格（Jalan Tiga Ratus）这条绵长弯曲的红泥路贯穿樟宜路上段和乡间小路，直达今日的四美地铁站。

根据老街坊王平的描述，三百依格可以分为前半段与后半段。三百依格的前半段是个海南村，顾名思义，海南人多，庙宇也多。这里的海南人多数是受薪阶层，来自各行各业，虽然收入不丰，但都能勤俭持家，过着平实无华的日子。

（樟宜十英里的三百依格（Jalan Tiga Ratus））

神诞庙会是村民最开心的日子，锣鼓喧天的传统大戏更是村民期待的乡间娱乐，村里的召应祠、排海圣娘、观音庙、南天善堂等都在不同的日子带来欢乐的气氛。孩童们更是乐不可支，最爱光顾那些跟着戏班的流动小贩，一毛钱就可以喝一杯燕窝水。怎么知道那是燕窝水？因为三轮车上有两只燕子的商标。

三百依格的后半段是个农场，村民多数是潮福人，饲养鸡鸭和种植果菜，除了自给自足外，还可以变卖几个钱，生活消费低廉。虽然前村后村住着不同籍贯的人士，大家都各得其所，见面时掺杂着各种方言聊天，彼此都相安无事。

三百依格的华人坟山有福山亭、华山亭等，都是埋葬先人的福地。在祖先庇佑下，君不见乌节路、女皇镇、碧山等地的坟山被铲平后，都成了抢手的地段。愚公移山后的四美不遑多让，成熟的组屋区陆续兴建更多的私人公寓和昂贵抢手的DBSS组屋。

不过住在前四美和附近淡滨尼乡村的居民感觉就不一样了。有时候去樟宜十条石的星洲电影院看鬼戏，骑单车回家那短短的路上必须越过坟山，只觉夜黑风高，身后鬼影随行，不禁毛骨悚然，只好飞也似地狂驶回家。

坟山是军训之地，上世纪70年代的野外训练常常走过这座坟山，周遭磷火点点，倒是为昔日四美增添了神秘感。

三百依格的坟山一带也有血的记忆。由于坟山比较幽静，成为不法之徒干案的地点。上世纪70年代末，村民陆续搬离，剩下的住户不多，连续两年发生过奸杀案。更早的1963年，甚至在三百依格挖掘出日治期间被集体屠杀的平民骨骸，这些骨骸经过处理后，埋藏在美芝路的蒙难人民纪念碑下。

樟宜十条石

未开发前的四美地段跟新加坡博览中心和新加坡科技与设计大学（SUTD）统称为樟宜十英里，俗名樟宜十条石。当年的“长路”每隔一英里就有个石碑，十条石指的就是十英里。

樟宜十条石有华人村落、甘蔗园、胶林、椰园、印度人的挤奶场等，走到靠海的一方则是马来渔村，海滩上还遗留着英军的碉堡。现在的东海岸公园大道（ECP）就建在马来渔村前的海面上。沧海桑田间，我们竟然在海上乘着车子，奔驰于商业中心与国际机场间，感觉真奇妙。

（同是樟宜十英里的村落）

博览中心的原地是华人村落，新加坡科技与设计大学的地段则是椰园。椰园前还有星洲露天电影院，三毛钱就可以看一套李小龙、王羽、岳华、乐蒂、林黛、林青霞等大明星主演的影片。电影院也定期播放马来片、印度片等，为居民轮流提供娱乐。

电影院旁有个小食摊和书摊，提供生理与精神粮食。书摊除了出租武侠小说外，也让学生孩童坐在那里阅读看连环图，甚受居民的喜爱。

（星洲露天电影院。图片来源：NAS）

（星洲露天电影院旁的小食摊和书摊。图片来源：Roger Tan Kock Hua）

那个战后的年代生育率特别高，小小的樟宜十条石，竟然有四间学校：卐慈学校、民众学校、尚育学校和由日军仓库改建的农民公学。附近不远处还有育民和圣公会。

民众学校和农民公学都是消失的华校。1946年战后创办的民众学校的初衷是为了让日治时期失学的学童受教育，每个年级只有两班。由于全校只有十位老师，万一老师请病假，就由全能的校长来代课。老街坊纪秀枝说民众的学生以潮州人居多，上英文课时，老师使用潮州话来解释。当时不注重英文，读完小六时，连打喷嚏后的“excuse me”都说不出来。

（卐慈学校。图片来源：NAS）

（民众学校。图片来源:NAS）

（农民公学。图片来源: 消失的华校展）

农民公学同样在战后创建，三百依格前段和后段的海南村与福建村的领袖集合资源来办校，为村民提供免费教育。老校友王永炳记得那里鸟语花香，他们甚至将课室搬到户外，在胶林上课，朗朗的读书声与鸡啼犬吠相映成趣。

老街坊金兰在苏马巴村长大，小学和中学在卍慈和圣公会度过。当时并没有什么名校与邻里学校的分野，办教育所坚持的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理念。既然学校不争排名，家长学生也不需要管它名校不名校，反正学校在住家附近，来往方便最重要。上课前跟小伙伴玩独脚、zero point（跳绳），休息时间玩汽水盖、踢毽子，功课作业都在课堂上完成了，放学后开开心心地跑回家。童年读书的日子就是这么逍遥自在。

金兰还记得卍慈的庄士毅校长住在学校，每天清晨早起，例常在学校操场打太极。多年以后想起老校长，慢慢培养起打太极的习惯。

卍慈学校在1981年搬迁到勿洛北，发展成为一所名校。民众和农民学校在上世纪70年代末关闭，尚育中小学则在近年来搬到四美三街。建在山坡上的尚育旧建筑提醒路人，四美曾经是个山峦起伏的乡野之地，荒芜的原址成为樟宜十条石仅存的地标，让老街坊回味当年。

（建在山坡上的尚育旧建筑提醒路人，四美曾经是个山峦起伏的乡野之地）

当时苏马巴还有间海南人创办的光武国术团，全盛时期有将近300人学习南拳。师傅再三强调，打功夫必须马步扎实， 宁输一桥手，不输一马步。师傅更开宗明义地教诲年轻人，学武之人最主要的就是武德，意义在于强身健体，保家卫国。学员必须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准恃强凌弱，炫耀功夫。

鱼塘月色

金兰的后院有个使用粪桶的厕所，必须付钱给工人收集夜香。后来为了省钱省事，索性将厕所建在家门前的鱼塘上，大小号全都排在池塘里。有时雨天水满，等待着美味佳肴的鱼儿在咫尺间虎视眈眈，成为乡村独特的风景线。

另一位老街坊锦贤的老家后来发展成博览中心第一展厅。她家后院有四间如意处，左边的露天粪池中央有两间祖父母专用的“小木屋”，远看就像池塘上搭建的凉亭，小桥流水，风景怡人。

锦贤表示她有特权，可以享用祖父母的专利。做大生意时水花四溅，必须身手灵活，左闪右避。万一动作的幅度太大，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掉进大糞池中。

后来人丁旺盛，爸爸和叔叔们挖掘了两口两层楼高的粪井，地面舖上石灰，用木板围起来，全家二三十人使用这两间厕所。粪井大概在第一展厅的入口处。

如意前，必须先从水井提一桶水，解决后再将水桶高举，确保全部米田共都冲入糞井。人多厕所少，往往必须哀求里头的人快快把生意做完。半夜三更肚子不听话，只好在银色的月光下摸索到无人烟的后院。遇上没有月色的夜晚，周遭黑黝一片，就拿着手电筒或蜡烛去解决。

上世纪80年代，樟宜十条石居民陆续搬迁至勿洛、四美和淡滨尼。新组屋少了屋前屋后广阔的儿童乐园，少了坟山捉迷藏的快感，少了鱼塘月色下的婆娑雅意，也少了嘘寒问暖的人情味，好处是不需为厕所和自来水发愁。

住惯平地的村民搬到高楼，也出现了惧高相关的趣事，例如在电梯里不敢走出来，怕会摔下去，粉身碎骨。有些甚至不敢将衣服晾到外头，怕窗下的围墙会倒塌等。

时光飞逝间，文中所提的四美点滴，竟然是30年开外的东部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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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日战遗址（二之二）

女皇镇

当马铃薯不再是马铃薯 (Potato, Kentang)

荷兰土豆？

最近看到超市推出廉价蔬果的广告， “荷兰土豆”一公斤只需八毛钱，真是“抵到烂”。

对本地人而言，荷兰土豆是个新词汇，说穿了就是马铃薯。马铃薯源自荷兰，当荷兰占领印尼、台湾等地时，将荷兰薯传入亚洲。荷兰薯也就是马铃薯。

（百美超级市场的“中国荷兰土豆”）

在那个荷兰叱咤风云的17世纪，荷兰是个大国，所到之处必定留名，因此马铃薯是荷兰薯，汽水是荷兰水，豌豆是荷兰豆，纸牌（扑克牌）是荷兰牌。听到“带你入荷兰”别以为可以出国旅游，而是指将你搞得团团转。

此外，广府话有云：“饱死荷兰豆，饿死韭菜头”，贴切地反映了清朝皇帝的无能，造成 “红毛”自大，华人自卑的困境。

我们一代传一代，吃马铃薯吃了两百年。为何当下的马铃薯必须称为荷兰土豆，而不是马铃薯？

土语一萝萝

马铃薯是多年来正规的叫法。巴西班让的老街坊黄延达说，他那位祖籍金门，缠脚的三婶婆称马铃薯为“菩提豆”，近似现在日语的发音。他怀疑菩提豆就是英语的potato。

华人先民多数来自中国南方，广府人习惯称马铃薯为“薯仔”，潮州福建人称它为“敢当”。国家博物馆导览员黄坤浩说他年初游潮汕时，当地人称之为荷兰薯，汕头导游确定“敢当”是舶来语，可是随团的本地潮州人硬称“敢当”为潮州话。

土生土长的张湖才和刘家明不敢随意认亲认戚，他们认为“敢当” 应该是马来语kentang。从“敢当”一词可见本地的方言与马来话已经随着早期移民互相渗透，各显姿采，所以才会有现代人将“敢当”视为潮州话。

当我们说一个人“吃甘当”的时候，是形容这个人虽然黄皮肤，却只懂英文，像洋人一样每天吃马铃薯而不吃米饭，对中华文化一无所知。

中国北方人称马铃薯为土豆，云南贵州称洋芋，可见标新立异的“荷兰土豆”这个名词应该是来自在本地工作的原北方人。北方人的土豆和南方人的薯仔、荷兰薯、敢当之间所存在的文化差异，是否会引起大江南北的文化撞击呢？

炸薯条

马铃薯是除了谷物以外，人类最重要的主食，炸薯条后则成为营养师口中的不健康食品。

在北美，炸薯条称为French Fries。随着麦当劳、肯德基等美国饮食文化传入本地，French Fries越来越流行。French Fries之前，本地流行的是英国的Chips，一样是炸薯条。Chips一般上跟炸鱼片一起享用，如今本地还很流行Fish and Chips。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初抵伦敦，英国正面对严重的经济不景气，失业人数创新高，伦敦街头到处是流浪汉，向人讨钱“small change please”。有些好心人会将一笔钱放在咖啡室，让这些流浪街头的人士喝免费咖啡。在寒风萧瑟的伦敦街头，这杯热咖啡不仅暖身，还颇暖心！那个时候，许多人都缩紧腰带，Chips成为最廉价又吃得饱的主食，人手一大包薯条，胖子胖妞特别多。到了90年代末，我再到伦敦的时候，英国已经摆脱困境，大家也不再大口大口地吃炸薯条过日子。伦敦街头上的胖妞也跟着减少，窈窕淑女增多了。

谁抢了我的产权？

从French Fries 的词义上，炸薯条可能是法国先发明的，不过比利时人则不同意。比利时人认为早在18世纪就已经有“比利时炸薯条”的记载，因此产权应该归比利时所有。法国只是因为法式料理打响名气，而世人对比利时的饮食文化不熟悉，才会出现French Fries 而不是Belgium Fries。

想不到东方名菜扬州炒饭的文化遗产之争竟然蔓延到西式料理的马铃薯上，真是东家短来西家长，一百岁不死都有新闻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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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入荷兰

Go Dutch

粪桶，夜香，夜来香 night soil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5年6月5日

公厕比一比

2013年，新加坡向联合国提呈建议，将11月19日定为世界厕所日，目的是为了推广公厕文化。记者曾经带路，穿横街过窄巷，让我们见识了少数美轮美奂的五星级女厕。咖啡店的厕所则多数不入流，被归纳为“勉强可以”、“紧急状况下才去”、甚至“死都别去”。

就我的观察，为势所逼下，男生还会无可奈何地掂起脚跟，越过重重陷阱；女生则修行到家，真的死都不越雷池半步。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第一级经济体，公厕文明则几乎原地踏步，愈发叫人怀念起日本。当地的马桶坐垫有温度调控，有自动化的洗屁股设施，还有热气烘干，弄脏了会有犯罪感，心里老是过意不去。

不太卫生的排污系统

话说上世纪60-70年代，我在新加坡河畔水仙门长大，对“故乡”始终念念不忘。涨潮的时候，新加坡河水色青绿，可以跳入河中游泳。退潮后，只有中间水道可以行船，河床上累积了附近店屋阴沟排出来的渣滓、船家废弃的柴油、船员的日常卫生作业等，发出阵阵恶臭。

周末，我跟着父亲“落坡”，一路走到牛车水。父亲跟朋友搓麻将，我跟玩伴们穿街走巷，各拥一片天。

在牛车水街边戏耍，尿急起来，也不管是男生女生，裤子一脱，排在沟渠里，十分便利。至于上“大号”并不是一屁股坐上马桶，如厕后抽水，眼不见为净这么简单。粪便囤积在粪桶里，每三两天由挑粪夫来清理。这些秽物有个标致的名堂，叫做“夜香”。

也有老百姓听了流行一时的“夜来香”之后，灵机一动，将这些秽物称为“夜来香”，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

（典型的传统厕所，粪桶在下面，承载“夜香”）

早晨，挑粪夫逐家逐户收集夜香，收到来已是中午时份。挑粪夫先用铁钩将粪桶勾出来，换上一个干净的。离开前用带来的铁桶盖将盛满夜香的粪桶盖上，防止过多异物流出来。他们用扁担，左右各挑一个粪桶，送到俗称“36门”的载粪车。到了粪便处理场，还必须一桶桶倒入粪池，加工处理。 

（有些屋子有后巷，墙角下开个粪桶口，方便收集夜香。图片来源：NAS c.1952）

（在还没有粪车的年代，作业都是很“土”的。图片来源：NAS c.1950）

挑粪夫劳苦功高，是人工排污系统的大功臣。他们一旦缺勤，就会有夜香太多桶太小那种外泄之患，臭气熏天之余，青头苍蝇粪虫滋生，叫人作呕。

当时有些屋子有条后巷，墙角下开个洞口，方便收集夜香。这些后巷称为“屎巷”，除了有屎尿留下的痕迹外，异味也凝聚在空气中。

那个使用粪桶的年代，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个沥青的痰盂，一物多用，成为紧急情况下的另一个选择。

（俗称“36门”的粪车，我们看到的都是32门的，左右各16门。图片来源：NAS c.1980s）

走在乡野山林中

讲到夜香，乡野地方的趣事同样一萝萝。

在乌鲁三巴旺长大的东印表示他们只是在地上挖个泥坑，差不多填满了就埋起来，转移阵地。可能这就是厕所也叫“屎坑”的由来。

在樟宜十条石（Somapah Road）居住多年的金兰说，她的家本来使用粪桶，每天有专人来收夜香。后来为了省钱省事，干脆在鱼塘上建厕所，大小号全都排在池塘里。有时雨天水满，等待着美味佳肴的鱼儿在咫尺间虎视眈眈，成为乡村独特的风景线。

锦贤的老家在樟宜九条石半，后来发展成新加坡博览中心。她家后院有四间如意处，左边的露天粪池中央有两间祖父母专用的“小木屋”，远看就像池塘上搭建的凉亭，小桥流水，风景怡人。另外两间则是爸爸和叔叔们挖掘的两层楼高的粪井，地面舖上石灰，用木板围起来，全家二三十人就用这两间厕所。粪井大概在第一展厅的入口处。

袖宝的老家是今天的白沙购物中心的所在地。附近开采沙石后的深坑开发成鱼塘，如今座落在Pasir Ris Drive 1公园里。上世纪60年代，鱼塘主人到新加坡河畔收集夜香，回来后一股脑儿倒进池塘里，塘里的鲫鱼、松鱼、鲤鱼都长得肥肥大大。人们常说淡水鱼有泥味，可能还增添了鲜为人知的夜香味，印证了自然界再循环的道理。

当年服兵役，野外训练所使用的公厕就在最原始的天地间。走入丛林里，才发觉原来还有友军做着同一件正事。现在比较文明，军训的地方会安排流动厕所，不再破坏负离子。 

新加坡河畔地标犹存的新天地

上世纪70年代，市区内的丝丝街、直落亚逸街、克拉码头等公厕同样使用粪桶。这一类公厕呈八角形，建筑风格独特，用途一目了然。人们上公厕时必须点燃香烟，不然便是猛擦风油万金油来掩盖臭味。公厕外就是路边摊，食物卫生可想而知。

（巴刹的公厕（左方）。图片来源：NAS c.1960s）

（克拉码头的八角形公厕。图片来源：NAS c.1970s）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俗称柴船头的李德桥附近还可见到八角形的公厕。为了一圆那段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记忆，我特地从国家档案馆找了一张旧图片，到原地“回味”。

图片所提供的线索是那栋座落在克拉街与李德街交界处，富有中国南方建筑特色的货仓，现在署名为“涟漪轩”的饮食场所。涟漪轩前供小孩玩乐的喷泉，就是当年八角形公厕的所在地。

（克拉码头涟漪轩前的喷泉就是当年八角形公厕的所在地）

¼个世纪前喊停的百年作业

华人在一百多年前已经逐家逐户买夜香，作为种植的肥料。后来新加坡人口激增，夜香过剩，变成必须付费给专人收粪。有些家庭不愿意支付清理费，索性将夜香倒入门口的沟渠。

19世纪末，政府接管收粪作业，一部分夜香用作肥料，其余的都埋到地底。由于当时的木粪桶容易腐坏，夜香漏满一地，殖民地政府甚至立法规定，必须使用从英国入口的铁桶。

上世纪70年代的国会开会时，就新加坡这个花园城市使用粪桶一事，环境部被轰得体无完肤。接下来全岛大刀阔斧，除了整顿新加坡河与加冷河外，还关闭了猪鸭农场。到了1987年，设在Lorong Halus的最后一个粪便处理场停止运作，挑粪夫这个熟悉的身影消失在新加坡街头，粪桶的百年气味成为一段没人愿意还原的往事。

（新加坡河畔的挑粪夫。图片来源：NAS c.1980s）

（挑粪夫也在粪便处理场负责处理粪便的工作。图片来源：NAS c.198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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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延伸.....(十）泰麟之水仙门

甘榜情

“完美”都市 A fine city

再爱一次 ，for my beloved country

4年4个月前

2011年5月5日，我跟着三万群众挤爆整个实龙岗体育场。

有选情才有激情。体育场内拥挤的空气中有过多的二氧化碳与汗水味，挤在人群中一起呼吸，他们在期待什么？我在期待什么？

无论您是不是反对党的支持者，都会被现场的气氛感染。为什么在此时此刻，我们可以不分种族、言语、宗教，那么团结自豪地念新加坡信约，为了建设一个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为了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

为什么它比许多政府精心经营的活动更自发自动，更加激情？

为什么激情出现在 一个反对党的集会，而不是执政党的群众集会？

问了在场的人，他们都异口同声：为了民生、民主与未来。For my beloved country。

新加坡有穷人吗？

2015年全国大选提前多个月开打，通过SG50的系列庆祝活动与李光耀先生往生的光环来造势。如果执政党不运用此良机，那就未免过于正人君子。但是，有人以此独立50年后的GDP来说新加坡没有穷人，老人家在食阁收碗碟、在街头收纸箱出卖劳力等只是为了活动筋骨等，那就不免过度造势，歪曲事实。

（大坡大马路与海山街交界处：老人家并非在做运动。图片来源：李嘉媛）

上个星期六中午，沿着大坡大马路（South Bridge Road）走到万拿街（Banda Street）大牌五号，参与独身老人家的庆中元活动。农历七月还没过完，大马路已经张灯结彩，准备下一个中秋佳节。大街上，又遇到踩着三轮车收纸箱的镜头，它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司空见惯的风景线。妇女的背影跟一列列的灯笼与灯柱上的竞选海报非但不调和，还带着讽刺的意味。

（大坡大马路：纸箱下的生活）

万拿街大牌五号是1980年代建成的一房式租赁组屋，除了住着许多贫穷的老人外，还有一些带着小孩的家庭。

在那儿服务的义工有两组，一组称为“万拿三”，另一组“万拿六”，都属于民间自发自动的组织。为了鼓励老人家走出房门，义工组织了每个星期的例常活动，让老人家聚在一起，将信封上的邮票剪下来，由义工拿去变卖，存到的钱用来资助各项活动。

义工通过跟各商号的联系，将信封保留下来，让老人家有个寄托。至于剪下来的邮票，由某个商号收买，以公斤计算。这些邮票并非特别的收藏版，没有转售的价值。商家买进后，只是放在架子的一角。可见民间有一条义工自己组织起来的价值链。

（万拿街大牌五号：华衣背后有蓝色的忧郁）

（对贫困老人而言，这些杂物都可以卖钱。有些商家好心肠，买下一些物品，资助老人家过生活。）

老人家每出席一次活动就得到一些分数，他们靠这些积分在中元会上竞标，人人有份，度过温馨的下午。竞标的福物都是商家与个人报效的。义工与商家的出发点都很单纯，不为名不为利，只为走入好些以为新加坡没有穷人的执政党支持者所遗忘的角落，将爱传播人间。

（民间义工自发自动所组织的老人家中元会活动）

万拿街大牌五号只是一个城市的缩影。由于义工必须跟孤独老人建立起人际关系，花费的精力与时间不少，所能接触的实在不多。这些都是迷恋GDP的人士所难以体会的。

（来新加坡旅游的台湾友人无意间拍摄到的天桥下老汉的“家”。图片来源：邱·玛丽）

民权掌握在谁手中？

不期然想起改变中国现代史的孙中山。孙中山的革命派跟康有为的保皇派都是同样爱国，一心改变中国的命运，只是理念不同，做法不一样。结果爱国的孙中山和康有为都被慈禧太后追杀。

现在我们的民主政治有了进步，有了抒发己见的空间。遵守自由的界限（OB marker），不凭空造谣，不诽谤他人是游戏的潜规则。既然我们以第一世界经济体自居，以世界最富裕、最亮眼的GDP而沾沾自喜，那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向其他第一世界经济体看齐，好好认识一下什么才是民主社会？

先说权威社会。网络上曾经盛传一名西方记者在朝鲜的经历，他的导游是位年轻的当地少女。导游表示外国的科技没什么了不起，因为朝鲜的太空人已经到过太阳了。

记者狐疑地问道：“您这么肯定？”

少女坚定地回答：“是的，我们伟大的领导说的，他说的话都是真实的。”

少女对领导是盲从的，根本没有质疑求证之心。这种心态在当地是很普遍的，谁敢说句反话，下场大家都知道。

在权威社会里，政治的核心是吏治，老百姓只是言出计从。新加坡不是朝鲜，但是唯唯诺诺，不思辩证的社会常态还是相当普遍，那是很叫人纳闷的民主社会。

四年前，大选投票日的清晨，我在公园做运动，一群年轻的异族男女正在凉亭里争论不休，甚至发生肢体冲突。我“好练”（假厉害）地走过去调解纠纷，才知道他们是朋友，为待会儿投票之事争得脸红耳赤。他们说选票上有号码，投票不是秘密，无论投给那位候选人，都会被秋后算账，因此苦恼不已。

我耐心地解释了整个投票与计票程序，他们才稍微心安。但临去投票站之前，还是不忘再三求证：Uncle, sure ah?（大叔，真的啊？）

现在2015年，同事Sally问我打算投谁一票。我表示投票是秘密的，我们应该尊重这点个人隐私。话题扯开来，Sally说她的儿子绝不会投反对票，理由是他在政联机构做事，怕上头查看选票，万一发现他投票给反对党就会被革职，正在申请的组屋也会泡汤。Sally告诉他的儿子，这是真有其事，不可闹着玩。为了那间屋子，无论如何都要投执政党一票。

我的小姨说，登记卡是有号码的，在投票站以登记卡交换的那张选票同样有列号，是可以被追查的。为了孩子的教育，不会被拒于学校门外，还是循规蹈矩的好。

我的天！今时今日竟然还有老中青生活在白色恐惧的氛围。新加坡不是朝鲜，但为什么人的心理就像朝鲜？新加坡自治56年，独立50年，在民政上，在民智上，我们成功了吗？

民主不是万能丹，但它让人民有得选择。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民权，民权则是一个“平等”的概念。政府的执行权是人民赋予的，既没有高高在上的官僚，也没有卑微的小民。曾经主宰了新加坡命运140年的英国人与英国首相间的互动，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的尊重，而不是地位的尊卑。德国、法国、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如此，美国、加拿大、日本、荷兰、澳洲、纽西兰亦然。

青葱萝卜，各有所好，民主社会不会强人所难，更不会模糊民选政府与民主权利的意义。为了我们热爱的国家，请好好思考，投下这张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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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与2011 GE

挽歌

Wage shock therapy

新鞋子，旧鞋子

怒汉柔情：后港之子刘程强 Low Thia Khiang

走出安全地带

詹时中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与了两届大选但落败，第三次在波东巴西成功进入国会，在执政党的四面夹攻下，为新加坡的民主进程贡献了27年。詹时中一步一脚印，赢得国人甚至新进的执政党议员的尊敬，印证了英文谚语所说的"Respect needs to be earned. Not given."

（詹时中第一次参选，在经禧区败给人民行动党的林金山，他的妻子罗文丽献上轻吻。转眼间那场1976年大选已经过了将近40个年头。图片来源：Asiaone）

就像波东巴西等于詹时中一样，刘程强几乎跟后港画上等号。当年总理、资政都说后港的仁心果（Ciku）熟了，大家可以放心投票给执政党的时候，后港选民照旧吞下执政党的免费粥，再将手中的选票投给工人党的刘程强。

2011年刘程强痛下决心，组织A队出战阿裕尼集选区，居民照旧将选票投给他的徒弟饶欣龙。后来徒弟因绯闻而辞职，后港补选时选民不离不弃，将票投了给方荣发。这就是“潮州怒汉”刘程强的个人魅力。

经过三年的努力，方荣发表现得理性诚恳，相信已经在后港站稳脚步，刘程强的后港效应看来已经变得次要了。

自从1988年成立稳固政权的集选区后，集选区已经成为执政党的囊中物。1988与1991年大选，连续两届友诺士集选区都由人民行动党与工人党A队对弈，人民行动党险过剃头的以微差获胜，并引发萧添寿事件，萧添寿飞到美国避难。

1997年将友诺士瓜分后，东部无战事。工人党移师静山集选区，发生邓亮洪效应。邓亮洪被称为华文沙文主义者，秋后算账下逃到澳洲，有家归不得。

走一条荆棘满布的路 Took the road less travelled

在80多人的国会中跟人民党的詹时中“satu（一只）乌鱼”般相依为命多年后，2011年刘程强果敢走出后港，夺下阿裕尼集选区，取得零的突破，缔造了新加坡国会的现代史。

转眼间，当年加入工人党惹耶勒南旗帜下，只有30多岁的年轻人已经58岁，在国会服务了五届共24年。如果这次再度蝉联阿裕尼，任期将长过詹时中，成为在国会里服务最久的反对党议员。

过去四年，纵然总理不承认政策U转，但我们看到政府在处理民生、民情和社会资源上，已经下了一些功夫，踏上执政了56年来不愿面对的福利制度之路。

1957年马绍尔（David Marshall）创建工人党，1961年由马绍尔本人赢得安顺区补选。20年后才由惹耶勒南重返安顺福地，通过补选进入国会，1984年大选再度在原地蝉联。此后，惹耶勒南成为时任总理李光耀的眼中钉，两年间就被拔掉了。

接下来就是上世纪90年代的后港之子刘程强了。

记得刘程强曾经分享过刚在后港中选时，必须从无到有，短时期内物色与申请地方，建立市镇理事会。若非从事建筑装修的朋友鼎力支持，肯定成为“懊悔论”的把柄。这是新加坡不成熟的政治生态的一面。

精英是一种心态

2001年刘程强取代惹耶勒南，成为工人党秘书长，将理性、负责任、实事求是的精神注入工人党。经过多年努力后，受到众人甚至主流媒体的关注。

在此非常时期，报业控股旗下的联合早报竟然花了大幅版位，报道了被黑函蓄意抹黑的“新人”吴佩松、刘程强与陈立峰的访谈（2015年8月29日，8月30日，9月3日），联合晚报在后港的咖啡店访问了方荣发（2015年9月2日），新明日报访问了罗秀雯（2015年9月4日），海峡时报也不遑多让，在竞选期间报道了党主席林瑞莲与何廷儒的个人专访（2015年8月31日，9月4日），显然看到了一股逐渐崛起的反对党势力。

（刘程强：虽有年轻精英加入，工人党仍是草根政党。图片来源：联合早报）

整体上，工人党非选区议员严燕松和余振忠都很勤劳，在国会参与辩政的表现可圈可点。至于工人党旗下一届比一届学历更高，又见过世面的新人，是否已经出现精英化的局面？例如在国大社会学系教书的吴佩松、剑桥大学毕业的企业律师何廷儒、苦学挣取大学文凭的罗秀雯和陈家喜、在东南亚各地工作过的律师陈励正等。

“年轻党员的背景多元化，尽管有些生活条件较好，但他们没有精英的心态。…工人党的新生代背景相当多元，有前政府奖学金得主、名牌大学学生，也有一些出身贫寒的大学生。…精英总是觉得我高人一等，觉得我的看法，我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我的看法会比你好。但愿意加入工人党的这些人，他们有这么好的背景，都很愿意在政治上学习。…他们这些候选人很多都是已经在基层工作的，都被人家骂过。…工人党能吸引高级知识分子加入，是党的进步，也是国家政治环境的进步。” ---刘程强访谈，联合早报2015年8月30日

（走一条荆棘满布的路: 2015年9月3日的文庆路群众大会上，黄富荣 Dylan Ng, 陈家喜 Bernard Chen, 陈俊元 Ron Tan, 何廷儒 He Ting Ru, 陈励正 Terence Tan, 贝里安 Leon Perera。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Sep 4, 2015）

情义值千金

现在阿裕尼的仁心果成熟了吗？可以走出阿裕尼，抢攻其他集选区吗？刘程强表示“其实我们主要觉得阿裕尼（的选民）给我们支持，而在这几年里，阿裕尼的选民对我们也很好。我们不会这样，为了要去争取另一片更蓝的天空，更绿的草地而离开阿裕尼。…我在后港20年，很不舍得离开。”（联合早报2015年8月30日）

2015年大选，工人党的第一场群众大会在后港举行，那是因为24年前，后港给予工人党进入国会的机会，一路来不离不弃，风雨同舟。

刘程强的表态显示出重情重义的一面。

（2015年9月2日，工人党的第一场竞选群众大会在后港大牌857前草场举行，场面就像50多年前人民行动党在芳林公园的群众大会。图片来源：海峡时报）

詹时中非常努力地坚守着波东巴西，为反对党维护着零星的希望，刘程强的“怒气”则让人看到未来的可能性。

不论911（9月11日）的大选结果如何，我绝对尊敬刘程强对民主政治的进程所付出的精力与勇气。刘先生值得许多掌声。

送上萧红的《黄金时代》：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这是我的自由，我的黄金时代。

注[2020年6月28日]：

6月25日，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在记者会上宣布，刘程强、方荣发与陈硕茂不会参加本届大选（2020年7月3日投票）。工人党前秘书长刘程强接受媒体访问，表示完成党内领导团队更新，并且攻下一个集选区。他已完成设下的两个目标，可以功成身退了。参政没有所谓的完美成绩，只能说自己尽力而为，问心无愧地付出了。

63岁的刘程强于1991年由后港居民送入国会，29年的付出已经超出詹时中。刘程强效应固然不可忽略，这两年来他将秘书长职位交给毕丹星后，自动退居幕后，并没有在国会抢风头。他相信政党是个集体，必须建立体系，而不能长期依赖个人的魅力。

在新加坡建立有实力的反对党不容易，吸引优秀、意念相投的人士是项大挑战。刘程强因为对中文政策与教育制度的不满而从政，奉献人生宝贵的青春，我觉得他已经做了很多。新加坡应该已有他这样不畏强势的华校生引以为豪。

刘程强对民主政治的进程所付出的精力与勇气，值得许多掌声。感谢刘程强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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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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