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rch 14, 2025

妆艺大游行 Chingay

新马一水之隔,本来就是海峡两岸一家亲,许多新加坡人前往马国游山玩水,马国人来新加坡安居乐业,两地文化、习俗、语言、饮食等长期以来相互影响,亲切感不在话下。

如今新马联合为妆艺大游行申遗,官方所表达的是安华政府与新加坡的友好关系, 民间期待的是政客放下玩弄政治的手段,让民间好相往来,如常生活。

2025年妆艺大游行:来自墨西哥的表演者。(Photo by Then Chih Wey Xinhua)

花车在淡滨尼组屋区亮相,吸引居民围观。

关于新加坡妆艺大游行的背景,由于燃放鞭炮酿成火患和人命伤亡,1972年农历新年市面上响起最后的爆竹声。那年的元宵节傍晚,我越过马路,站在住家对面的禧街警察局外,看着水仙们店屋纷纷吊起三层楼的长鞭炮,以噼里啪啦的火光浓烟,满地落红,向流行多时的贺年方式献上最后的告别。19728月政府立法全面严禁燃放爆竹(Dangerous Fireworks Act 1972)。

时任总理李光耀建议下,197324日年初二,人民协会主办首届妆艺大游行,称为青艺游行,由新加坡全国国术总会(现为新加坡武术龙狮总会)联办,目的是制造热闹的气氛来弥补静悄悄的喜气。当时动员约2000名表演者,队伍从惹兰勿刹的维多利亚中学出发,终点是欧南园,沿途的游行表演包括南狮、北狮、舞龙、踩高跷、大旗队、飞车队等,清一色华族色彩。

1973年首届妆艺大游行:人民协会的花车。(图源: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Arts Collection,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1973年首届妆艺大游行:大旗队。(图源: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Arts Collection,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隔年的街头表演改称妆艺大游行,开始走进组屋区来制造民众参与感,到过大巴窑、女皇镇、马林百列、宏茂桥新镇等,并安排电视台现场转播。

半个世纪以来妆艺大游行出现好多变化,成为展现多元文化,凝聚国人的大舞台。节庆从年初二改为多数在农历新年第二周的周末举行,而且必须付费才能到现场观赏。

 

1978年妆艺大游行:冈州会馆飞车队在大巴窑新镇表演。(图源:Jek Kwok Kwong)

新马为妆艺大游行申遗

追究起来,妆艺大游行与120年前开始的槟城大旗鼓游行150年前的柔佛新山古庙游神同出一脉,因此成为今年3月,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联合申请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遗结果最快于2026年揭晓。

槟城大旗鼓和新山古庙游神遭遇过一些波折。195711日乔治市升格为市,成为马国首个城市,乔治市市议会安排6天的庆祝活动,不料隔天的庆典游行发生华巫种族冲突,槟城大旗鼓游行被全面禁止,直到1980年代才重见天日。1990年代柔佛古庙山门因道路扩建被拆,引起华社进行反思,游神活动变成新山华人身份认同的一道堡垒。槟城大旗鼓游行和柔佛古庙游神同时在2012年被列入马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妆艺源头在槟城

19世纪初槟城已经出现类似妆艺游行的游神赛会,1883920日的《海峡时报》将这些华人游神绕境称为“The Great Chingay”(妆艺的福建话)与“Thanksgiving Procession”(感恩游行),海峡殖民地各地、缅甸和苏门答腊的华人信徒涌入槟城,参与盛会。

游神赛会源自中国南方,民间把传统敬拜神灵的信仰娱乐化,通过人神共乐来延续赛神的生命力,宋朝陆游的《镜湖女》到家更约西邻女,明日湖桥看赛神 可见一斑。

赛神的一大特色是台阁表演艺术,由多名壮汉抬着装饰精美的舞台,上面载着衣着华丽的女童或男扮女装的男童,装扮成各个历史人物沿街游行。

杜南发《妆艺绕境》(《联合早报》20161128日)描述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的天福宫第一场迎神赛会,迎接妈祖神像从中国送抵本地。根据1840423日《新加坡自由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天福宫迎接妈祖金身,举办盛大的赛神绕境活动,连续几天城中鼓乐喧天,彩旗蔽日,华人涌到街上,迎神行列长达三分之一英里

早年的天福宫迎神赛会称为妆艺游行,每三年办一次。年龄介于五至八岁的女童,身穿各种满汉服装、分组由人抬在装饰华丽的台阁上,巡游市区及新加坡河一带街道,再前往恒山亭、凤山寺、金兰庙迎请各庙神明。如今这类台阁已由花车取代。

20世纪初,各方言群领袖以浪费资金、庸俗愚昧为由而陆续停办各自的赛神会,将资金用来办教育。不过在特定场合,仍会出动台阁游行,例如欢迎英国皇室成员莅临,以及游艺场商业促销活动等。

20世纪初新加坡的赛神游行。(图源:关汝经)

20世纪下半叶,新加坡政府把妆艺大游行 做大,最初纯粹呈献传统华族文化表演,1976年融入多元文化,1987年引进国际团体,形成由本地和国际表演团,以及各年龄与背景的民间表演者落力参与的文化盛会。它像一场璀璨绚丽的嘉年华,要求不像国庆日表演那么严格,表演者可以比较随性,制造民间共乐,娱人自娱的佳节氛围。精神意义上,妆艺大游行所呈现的是以华人居多的新加坡社会,不分族群文化背景,和谐共乐的包容性。

1987年妆艺大游行:来自日本东京的表演者在乌节路上表演,这是首次有国际表演团参与。(图源: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Arts Collection,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马来西亚表演团参与妆艺大游行

联合申遗的光环下,马来西亚的新山马塞至达城龙山庙扯铃队和槟城大旗鼓队也参与2025年的妆艺大游行。

回想起两年多前出席由国家博物馆友人王东印安排观赏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节,初次见识马国的民间扯铃表演,舞大旗倒是较常见。话说2022916日早上从新加坡出发,在关卡塞塞车,在永平吃吃西刀鱼,在芙蓉吃吃烧螃蟹。当天的最后一站就是风尘仆仆一下,抵达森美兰芙蓉中华中学参与开幕礼。两年多的冠病疫情阻断两地交往,几千人终于在夜色下济济一堂,各有各的感动。

其中一个项目就是芙蓉中学扯铃社表演的《魂》,同学们艺高人胆大,出神入化的技艺,飞舞的焰光中抛接扯铃、蜘蛛结网、蜻蜓点水、鲤鱼跃龙门等,令人为之赞叹。

芙蓉中学扯铃社表演的《魂》。

 

文化古今耀九州:芙蓉的妆艺大游行

我们也于隔天917日晚,在芙蓉文化街观赏文化古今耀九州,类似妆艺大游行,跟着队伍从不远处的熟食中心步行经过Masjid Jamek,马来甘榜鼓站在大街上迎接游行队伍,然后驻足在文化街前观赏舞狮、舞龙、舞大旗、二十四节令鼓表演和花车。

舞大旗:芙蓉文化街观赏“文化古今耀九州”,类似妆艺大游行。

或许只有在现场才能感染到芙蓉国会议员陆兆福所说的:今晚游行长达3.7公里,耗时两小时,现场也有许多外地人参与。大家都坚持完成游行,就像大家坚持捍卫文化一样,多元要坚持到底。我们要告诉全世界,我们中华文化也是马来西亚文化,是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一部分。

顺便一提,陆兆福就是去年(2024年)重新启动入境VEP,曾经以警告、罚款、坐牢等威胁新加坡车主的马国交通部长。10月正式实行VEP的两三个星期,长堤门可罗雀,柔佛商店所受的经济打击最大,促使陆兆福把语气放软。

去年1月至9月,接近440万辆新加坡车入境马来西亚,当局收取将近8800万令吉(约2675万新元)的入境过路费。全年入境马国的新加坡游客量近910万人次,约占总游客量的三成,再度成为马国最大游客来源地,反映两地紧密的民间关系。

我自问是个入乡随俗,乐意遵守马国法律的好邻居,2019年的VEP于去年7月到期时马上进入相关网站申请更新,拖拖拉拉至今依然没有进展。真的不明白看似简单的程序难在哪里,只好报之一笑。乱成一锅粥可能不是恰当的形容词,但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更文雅的词汇了。

 

主要参考
杜南发,妆艺绕境,《联合早报》20161128日。
许翔宇,实况报道:鼓乐彩灯映南洋 妆艺百年话今昔,《联合早报》202522日。
妆艺大游行,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https://culturepaedia.singaporeccc.org.sg/zh/social-practices/custom/chingay-parade/accessed 8 February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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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07, 2025

家传江门鱼生 在年味里忆乡情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5128

 

春风报喜喜盈门,阖家欢乐乐满堂。除夕年夜饭、初二开年,以及初七捞鱼生,都是广东人的传统年俗,也是我家的团圆宴。人日当天,由我亲手准备“小李江门鱼生”,朋友尝过这道私房菜后都赞不绝口。至于它有何独特美味,将在文末揭晓。

 

江门鱼生的最大特色是添加生菜,寓意生财。

童年的年菜情怀

自制鱼生能坚持这么多年,源自家在水仙门(禧街)的童年情怀。那时候每逢正月初七,窗外泛起一抹朝霞,父亲便出门去牛车水购买鲩鱼(又称草鱼),同时到恭锡路的“祥安”挑选瓜丝、芝麻和荞头等配料。他熟练地沿着鱼的脊椎,把两侧鱼肉剖开,吊在竹竿上风干。

傍晚时分,父亲放工回到家,马上钻入厨房忙碌起来:炸得酥脆的粗米粉和花生米香气荡漾,鱼肉切成薄片,撒上桂皮粉和胡椒粉,再挤些酸柑汁稍微腌制。然后将姜丝、柑皮、萝卜丝、生菜及“祥安配料”铺在圆盘底,鱼片叠放其上,最后撒上米粉、花生米、白糖和熟油。一家六口在房间里,围坐在可收折的圆桌旁,高举筷子欢呼“捞起捞起,捞到风生水起!”

顾名思义,江门鱼生源自广东江门水乡,秘方是使用分量较多的青绿生菜,寄望来年生财,应有尽有。这盘鱼生是父亲手艺与乡情的完美结晶,清凉的口感搭配热腾腾的广东粥,堪称一绝。

后来了解“吊鱼”是古人流传下来的处理方式,滴干血水的鱼肉不仅去腥,还可防止细菌滋生;加入香料相信同样是为了抗菌,当然也可以提振食欲。

 

与新邻居捞鱼生

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搬到淡水河(结霜桥)一带的租赁组屋,住所比较宽敞,于是邀请亲戚来共度人日。

1970年代末,我们搬到淡水河一带的租赁组屋,地方较宽敞,邀请亲戚到家里庆祝人日,一起捞鱼生。

几年后,我服满兵役步入社会,较早前申请的淡滨尼新镇组屋也落成了。当时购买政府组屋须要抽签,好在我们运气不错,抽中心仪的高层单位。

新邻居高先生夫妇是福建人,育有两个可爱的小孩。平日敞开大门,或闲话家常,或对昨晚的电视连续剧评头论足,倒也谈得投机。年关将近,提起过年捞鱼生,高家觉得颇新鲜,兴致勃勃地跃跃欲试。

人日当天,我大清早乘坐内线巴士去到淡滨尼5道的露天“车头”,转搭28号巴士,前往熟悉的牛车水巴刹买西刀鱼。西刀鱼是咸水鱼,不易感染细菌,而且肉质鲜甜,比鲩鱼更适合制作鱼生。

捞鱼生讲究仪式感,大家一面捞起,一面振振有词,七嘴八舌地说着步步高升、身体健康、鸿运当头、五福临门等吉祥语,舌尖上的味道与佳节的气氛交织成垂直甘榜的温情。我深切地感受到融合的意味,尽管大家都是本地华人,但毕竟籍贯习俗有所差异,仍然有许多互相借鉴的空间。

1980年代搬迁到淡滨尼新镇,我们一家与邻居(左一至左三)捞鱼生共乐。

成家后轮到我守候这传统,还邀请朋友同庆。如今我们使用方便的盒装鱼生料,调味方面用酸梅酱、橄榄油、柠檬取代传统的白糖、熟油和酸柑。鱼片则换成日本刺身用的三文鱼,分量比酒楼多出几倍,确保每一口都尝到鱼肉的鲜味。既然妻子提议加入柚子增添口感,剥柚子的任务自然由她承担。

父亲对改良过的鱼生充满期待,将盘底刮得干干净净。即便冠病疫情阻断期间,因没居住在同一屋檐下而无法团圆,我仍会送上他的至爱。疫情解禁后,父亲已不在人世,认识我之前不知鱼生为何物的潮州妻子二话不说,接过“刮盘底”的任务。

冠病疫情前在父亲家捞鱼生,接下来两年都因阻断措施而无法团聚。

 

新春鱼生年代久远

广东竹枝词有云:“冬至鱼生夏至狗,一年佳味几登筵。”岭南地区的特色年菜,随着先民登陆狮城,20世纪30年代由新世界大东楼推出新春鱼生。这些“古早味鱼生”佐料简单,鲩鱼片以食油、酱青、生菜、红辣椒和姜丝调配即可食用。若担心肠胃不适,可以把鱼片放入生滚粥里烫熟。1960年代,饮食界“四大天王”为鱼生增添更多色香味,奠定现代鱼生的基础。

1930年代,新世界的大东楼已有新春鱼生出售。(《新国民日报》 1933年1月24日)

那时候的粤式酒楼办新春宴席,常以五花八门的鱼生名堂打广告,例如金冠鱼生、发财鱼生、好运鱼生、好彩鱼生、盈利鱼生、幸运鱼生、鸿运鱼生、杂锦鱼生等。平民百姓较常光顾类似咖啡店的菜馆或帐篷下的路边摊,例如新世界后门(实龙岗路)的凌记、摩士街的生成、恭锡路的钊记等。

1960年代,摩士街的生成大牌档,切鱼生师傅正在把吊着的鱼肉切片。(生成图片)

恭锡路35号的钊记菜馆(如今的东亚餐室所在地)由广东新会人经营,切鱼生师傅刀章细腻,把鱼片切得薄如蝉翼,晶莹剔透。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当年的鱼生刀多数从香港梁添刀厂订购。师傅挥舞着“梁添记菜刀”,一把用来起肉,另一把用来切鱼片。过了元宵节,师傅为宝刀涂上一层食油珍藏起来,等待来年派上用场。

单边街(北干拿路)韩江潮州酒楼不让粤菜专美,推出潮州鱼生来应节,食客按照个人喜好蘸甜味或咸味酱料吃。它不像广东鱼生那么风行,可能是少了多双筷子一起捞起的参与感。

21世纪初,酒楼已舍弃西刀鱼,选用三文鱼、鲍鱼等较为高档的食材。素食餐馆推出水果或白凉粉制作的素鱼生,特色餐馆则以少见的河豚与阿拉斯加蟹肉攻占高端市场。

对我而言,这道风味菜承载着父亲过番扎根的勇气,以及与左邻右里共谱幸福滋味的庶民情怀。至于朋友们对小李江门鱼生的赞美,或许更多是出于对友情的珍惜。

迎合现代人的素食水果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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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February 28, 2025

多美歌(Dhoby Ghaut)印度人与新加坡华人洗衣业

多美歌(Dhoby Ghaut)地铁站是新加坡地铁南北线(红线)、环线(黄线)及东北线(紫线)交会的转换站,深入地底28公尺。 1987年启用时,属于第一批南北线站之一。

多美歌,神来之笔!不知道是谁将出自淡米尔文的“dhoby ghaut”翻译得这么诗意。关于dhoby ghaut的原意, dhoby指的是 洗衣ghaut沿着梯阶走到河流,想象捧着衣物婀娜多姿一步步走下小河,边洗衣边对歌,这样的电影画面确实是挺浪漫的。

如今dhoby消失了,ghaut隐藏在地底下,历史记忆保留在多美歌地铁站的名字里。

 

早期印度洗衣业者

来自印度的洗衣业者是多美歌一带曾经出现过的关键职业群体,最早期来自印度南部的Bihar Uttar Pradesh,有些则从马德拉斯(Madras,如今称为清奈Chennai)跟着英国殖民地军队来到新加坡。从印度外派到新加坡的官员也将印度仆人带来,帮他们洗衣服做家务。

虽然百年来,这些印度人在新加坡从事洗衣业,但跟那个时代的多数移民拥有类似的心态,没有在本地长远定居的意图。男人单身匹马来到这里工作,每三、四年返回印度一次,在家乡成家。他们永返印度之前,通常会带着一个儿子或亲戚过来,继承他们的业务。

 

消失的洗衣甘榜

早在1830年代,印度洗衣工人已经在多美歌的史丹福水道(Stamford Canal)洗衣服,在国泰戏院前的草场(Dhoby Green)晾干。明古连(Bencoolen)地铁站B出口前方的新加坡管理大学(SMU),就是草场原址。

印度洗衣工人已经在多美歌的史丹福水道(Stamford Canal)洗衣服。图片来源:NHB

衣物在国泰戏院前的草场(Dhoby Green)。图片来源:NHB

明古连(Bencoolen)地铁站B出口前方的新加坡管理大学(SMU),就是草场原址。


从前的史丹福水道称为Sungei Bras Bassa,马来文原意 湿米河,船只载来的湿米在河边晒干,可见小河还有其他用途。

从前印度人(淡米尔人)把奎因街(Queen Street)称为Dhoby Kampam,马来人称为Kampong Dhobi,指的都是以洗衣为主的甘榜[1]1842年的新加坡自由报称它为Campong Dhoby[2]

Dhoby也出现在新加坡人常到的新山和槟城,新山有条跟陈旭年街平行的“洗衣街”(Jalan Dhoby),槟城的“洗布桥”(Dhoby Ghaut)在Sungai Air HitamPinang River两条河流的交界。

新山的上海洗染公司

福南街的广德和洗衣干洗店由姓邓的鹤山人经营。c. 1960s。

 

遗忘的记忆

根据Dandayodapani Kasinathan的口述历史[3],上世纪5060年代新加坡的印度人洗衣店包括Vasantha Laundry, Narayanasamy Laundry, Marimuthu Laundry, Karrupiah Laundry等,欧洲人和淡米尔人是他们的主要客户。19501980 年间,许多源自印度Kasangadu地区的淡米尔人在波东巴西居住,主要从事洗衣业务。

NG Seng Mun 的口述历史[4]指出,印度人是洗衣业的主要群体,他们大多聚集在实龙岗路(Serangoon Road)或实利基(Selegie),也就是小印度一带。殖民地政府将所有机构的合同都给了印度人。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新加坡的医疗机构如 中央医院和竹脚妇幼医院(KK),洗衣房都是由印度承包商使用洗衣机操作的。印度承包商也包办英军生意。

根据那个时期的报章,或许政府也是洗衣业的主要业者例如1958年殖民地政府时期,欧南路监狱洗涤衣服128万多件,樟宜监狱121万多件,这些衣服多数来自政府医院。1960年自治邦政府拨款83万元发展监狱工业,大部分用来扩充洗衣组,添置自动化洗衣设备等。

 

早年华人洗衣业者主要是三江宁波和广东鹤山人

华人是新加坡的主要族群,华人洗衣业曾经风光过。根据区如柏的报道[5],上世纪80年代前,本地从事洗衣业的华族方言群主要是三江帮和广东帮,三江帮多数是宁波人,广东帮多数是鹤山人。

大上海洗染公司。图片来源:NAS c.1950


昔日鹤山人经营的洗衣店分布新加坡各地,大多数是郭、林、陈、邓四姓乡亲,这个传统与早年鹤山人南来,投靠乡亲、宗亲有关系。远渡重洋到美国、加拿大的鹤山人也多数从事洗衣业。

历史最悠久的鹤山人洗衣店可能是20世纪初成立的远东洗衣店,由姓郭的乡亲开设,发源地在丹戎巴葛,后来搬迁到直落布兰雅组屋区营业。

邓亮洪律师的祖父邓道允、父亲邓和都是从事洗衣业的鹤山乡亲。邓道允早年南来,在安顺路开设广兴洗衣店。起初,邓亮洪的父亲帮忙洗衣、熨衣,1940年自己另起炉灶,在罗敏申路(老巴刹对面)开设广隆洗衣店。

邓亮洪家族的洗衣店跟许多华人洗衣店一样,以家庭式经营,家中长幼老少都是劳动力,邓亮洪的童年和青少年就在洗衣店度过。那时候没有洗衣机,也没有先进的洗衣粉,洗涤白色棉制品或斜纹布裤子,先用铜锅烧一锅热水,把苏打粉倒入热水中捣均匀,然后把脏衣服放入水中煮沸,把污秽冲洗干净。由于苏打的侵蚀性强,污秽被洗去了,手脚也常常被侵蚀到血肉模糊。颜色衣服或丝绸衣裳必须用手洗,才不会损坏顾客的衣服。70年代初,父亲去世了,祖父早已归西,兄弟们各有自己的事业,广兴和广隆都结束营业。

我年少在水仙门居住,附近福南街有两家鹤山人的洗衣店,姓邓的乡里经营的广德和,以及姓麦的乡里经营的广兴隆,1975年结业。马房街(Supreme Court Lane)姓邓的乡里经营的广来则于1960年代末结业。这些业者不再从事洗衣业,主因是利润低,而且一年做到年卅晚,只在年初一至初四休息。

 

华人洗衣业的黄金时代

综合刘明“新加坡华人洗衣业”[6]和上世纪70年代的报章报道,195060年代初是华人洗衣业的黄金时代,1967年有3000多家洗衣店, 70年代初尚存900多间。市区每件湿洗的衣裤收费多数四毛钱;市区边缘地区如芽笼、加东、后港、汤申、甘榜峇鲁、巴西班让收费三毛;军港地区最便宜,只收两毛半。

甘榜的洗衣店(这排亚荅屋的最后一间)。图片来源:NAS c.1950-1975

湿洗用在普通布质,材质较好的布料必须特洗,市区收费六七毛钱;是布质好的衣服则干洗,长裤一元半,大衣两元半。干洗并非干着洗,而是使用特别“药水”(化学溶剂),只用少许甚至没有水,以免损坏布料,烫的时候必须铺一块烫布在上面 “隔布传热”,通常整个钟头才烫好一件衣服。

一般人认为洗衣只用一点水和肥皂,收费三毛钱可以净赚两毛八,蝇头小本博牛车轮,利润奇高。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只有行内人才了解。

 

行家术语

行家称洗衣业为“番衣”,洗衣业者自然就是“番衣佬”了。

 “番衣”的由来可能是因为洗的衣服多数是洋装,机器也多数从西方入口的缘故,从前中国或华人以外都称为“番”。

番衣店洗好衣服后必须熨烫,60年代从古董的“烧炭熨斗”进入电烫斗。番衣店的另一革新是自动化,以小型洗衣机取代“煮衣”的大铜锅,“打水机”(挍干机)取代人力扭干衣服。打水后“上坑佬”把衣服吊在几十尺长的粗绳子上晒干,艳阳高照的时候,衣服很快就晒干了,万一下雨,上坑佬必须快手快脚,将衣服收下来。有时候碰到小偷把吊在绳子上的衣服偷走,番衣店必须买新衣来赔旧衣。

衣服晒干后必须“洒水”喷湿,两三件衣服卷成一团,第二天“烫衫佬”才能烫得平滑。有经验的烫衫佬一天可烫好约80件衣服,烫好的衣服必须“点数”,做标记分开放,用细绳绑扎好,一叠叠放进衣柜里,等待顾客来取货,或者送到顾客府上。从衣服送进洗衣店到归还手中,经过各个专业之手,前后共四天。

 

番衣店的客户来源

番衣店的客户来源可分四大类:

第一类是“门口生意”,顾客亲自将衣服送上门。这类顾客流动性较大,不合意的话就没有回头生意可做。这类顾客多数是街坊邻里,可以通过店员的交情留住他们。

第二类是“出街生意”,顾客在家等候番衣佬上门收送衣服。有些顾客住得较远,番衣佬必须骑着脚车跑到几里外跟客人接洽。看到脚车架上有包白布扎好的衣服,骑士是番衣佬的机会八九不离十。

第三类是酒店客栈,收来的多数是桌布、床单、枕头套之类的物件,一般酒店客栈的生意价格都被压得很低,“量”成为昔日的生存指标。

第四类是“火烧脚”,指的是船只抵岸早靠晚离,只有半天的时间做好收取、洗涤、熨烫和送货工作。做这类生意的番衣店,通常都有大型洗衣机,烘衣服的“干房”和整群烫衫佬待命。

 

市场变化

上世纪60年代末,本地的布质出现变化,从前流行的斜纹布、麻布等由轻便细薄的软布料如尼龙(nylon)和针织布料取代,不需要洗衣店代劳。

一些家庭主妇兼做“洗衫婆”,接衣服回家坐在木凳上,用洗衣板洗刷,有些甚至上门到顾客家洗衣。洗衫婆抢市场,对专做门口生意和出街生意的番衣店是个重要的打击。承接酒店客栈和过境船只生意的洗衣店下得起本钱,营业没受到影响,旅游业兴旺时更需要这类洗衣店的服务。

随着城市现代化,洗衣机开始普及,专做家庭生意的洗衣业大缩水,不过干洗或窗帘之类大物件的生意还是有得做的。

近十多年来,24小时自助洗衣店进军组屋区,最初目标瞄准不方便在家里洗衣服的外籍客工和短期旅行的外地人。一些忙于工作、无暇料理家务的年轻夫妇、独居老人、活动不方便人士也搭上这趟便利的列车。

遇上雨季,这些自助洗衣店内的烘干机特别抢手。例如2022年底,东北季候风带来长命雨,衣服、床单和被单都无法在住家晾干。全岛设立16家分店的Ocean Wash自助洗衣店、Laundry Yes、易洗洗衣店(Easy Wash)业者都表示,雨季期间烘干机服务的需求增加近一倍,有些顾客排队一小时才能使用服务。不过无论如何,全岛几千家洗衣店的辉煌岁月不可能复返。


参考资料

1. URA 网站https://www.ura.gov.sg/Conservation-Portal/Explore/History?bldgid=QNST accessed 16 August 2023

2.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9 May 1842

3. NAS Accession Number 001264, Reel/Disc 4

4. NAS Accession Number 000852, Reel/Disc 6

5. 《联合早报》1989917

6. 收录在《南洋文摘》总第140期,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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