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怀树，前生活剧社社员。原文分五期刊登。
演出结束，是时候谢幕了
70年代末，时局的变化大大超出人的意料。四人帮倒台，那个大力推广《红色娘子军》和《 白毛女》等八大样板剧的江青，变成了反革命份子；那个相声《 白骨精现形记》尽情揶揄、丑化江靑。陈若曦的小说《尹县长》，颠覆了共产党员那个高大上的形象。邓丽君的歌声在中国大陆四处飘扬，哇！那不是我们文团所说的靡靡之音吗？三个红色政权互相厮杀，我打他，你打我，说什么同志加兄弟，全是废话。之后出现的《争鸣》和《动向》杂志，更进一步让人看清楚中国的真实面貌。所发生的这一切，不得不让你对新社会产生怀疑、动摇。
从社早期抗美援越的诗歌朗诵《边海河对岸雾迷蒙》，到后来内容虚幻的话剧《物理学家》和《挂在墙上的老B》，从这方面就可看出剧社在想法上已经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了。
80年代初在福康宁的戏剧中心的演出，歌唱节目已经不唱“进步”歌曲了；我记得有女声独唱《我爱你塞北的雪》和女声小组《葬花》。话剧节目是《物理学家》，该剧邀请了社外朋友来相助演出，其中有一位是现今被英语剧团誉为最佳女演员的吳悦娟。当时我在后台，看她来回踱步，一刻不放松的在练习台词、动作、表情；我心想是来自哪个团体的演员，对演戏有如此高的要求。
同样是80年代初，“南方”在重整后的首个演出，他们也不唱“进步”歌曲了；记得所唱的歌曲中有一首是印尼民谣《梭罗河》。整个演出平平淡淡，与“南方”以往的演出大相径庭。
迈入80年代，社员们渐渐成长，结婚和职场上的拼搏，是摆在好多社员面前必须首先考虑的事项。另外，剧社的成员不是个个都对表演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些人只是把它当作一项休闲的文娱活动，来剧社活动目的是交交朋友，所以很难提升社员们的表演水平。当工作忙碌或有其他事情时，他们就不会出现了。这也不能怪剧社吸收新成员时不够严格，我们这类文团并不是纯粹的表演艺术团体，它还是个兼具宣传意识形态的团体。所以，新成员只要品行端正，行为良好，一律照收，从来不考虑他们对艺术是否有兴趣。
每个团体都有一批较积极的骨干成员，当这些成员对前景产生怀疑或持否定的看法时，选择退出剧社或对团体的活动持消极的态度。80年代初，当领导层感到前路茫茫，社员们也对这类文团的看法已有转变，都开始为自己的生活忙碌去了，剧社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我想剧社的领导层应该有讨论过，剧社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手风琴组早就没人拉琴了，舞蹈组只剩下几个组员，没有教学，偶尔去参加友团的演出。口琴队出席的队员越来越少，口琴队负责人一气之下，也不召开一个队员会议来讨论口琴队的前途，径直找上执委表明要解散口琴队。接下来是三团合组的华乐队，指挥说他有自己的事忙，不想再浪费时间在乐队上。至此，剧社仅存歌咏和戏剧两组。
剧社在活动蓬勃时期，每晚都灯火通明，一些不属于任何组的社员，有空都会到剧社聊聊天。剧社的活动减少后，有一晚我到香港街想上会所找人聊天，却发现会所漆黑一片，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来剧社活动的人数减少，我社最后演出的两个剧的布景，已经无法像以前一样靠社员制作了，全部外包给外面一间布景制作公司。
社员人数减少，社的财政收入已无法支撑租金和水电费的开销了。负责人联系到一间宗乡会馆六桂堂，对方愿意借出活动场地给剧社。大概是1985年吧，剧社从香港街的一端搬到同条街的六桂堂。这个搬迁，意味着生活剧社告别了往日的辉煌日子，只剩下在社团注册局留住个名字。在六桂堂活动的只有歌咏组，它为何能够持续的维持活动，因为该组有一批对唱歌有浓厚兴趣的组员。所以说让艺术回归本位才是正确的，别让它沦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这样才能让艺术持续发展。
歌咏组在那儿活动了多少年，何时离开六桂堂的，我不清楚。剧社搬到六桂堂后我再也没参与社的任何活动，与很多社员也失去了联系。直到四十年后大家再聚会，彼此变成了陌生的老朋友了。
回首那燃烧的岁月
剧社开办学习班，提升社员的思想水平。我年轻时对这类哲学、理论感到好奇，毕竟念书时学校并没有教导这类知识。
在剧社上哲学课时，为了更了解那些名词，特地托我那住在香港的大姐找寻这类书籍，然后邮寄给我。令我惊喜的是，这两本书竟然通过文化部的审查，安全无阻的送到我家。
上哲学理论课时提到武装斗争，讲解伙伴以中共与国民党的战争为例，说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会尽一切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例如不认真和谈及不举行选举，所以中共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实现新社会的建立。言下之意是如果要在马来亚建立新社会，只有通过马共的武装革命这一条路。
幸好我悟性不高，无法深入理解马列主义，也无法领略那些高深的理论，不然有可能“学而优则入歧途”了。
如果有人问我，参与左派团体的活动是否有被骗或被误导的感觉，我只能说是受当时一股左翼思潮的影响，说不上被骗或误导。打个比喻，七十年代男人流行蓄长发、穿喇叭裤，政府为了遏制这股蓄长发的歪风还推出了不友善的政策，那你认为当年跟随那股潮流的人是被骗还是被误导。
很多人喜欢问那些曾参与亲共活动的人士，你后悔吗？我觉得这问得不很贴切。当时那些人相信，他们所进行的活动会给人民带来幸福的生活，是值得做的事情。连学识渊博的戏剧家郭宝崑也无法拒绝这股左翼思潮，更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我认为更确切的是问，站在今时今日，你对过去所参与的活动，是持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
我并不是参加了生活剧社才接触到左派思想的。当年‘O’水准会考结束后，隔壁班的洪同学拉了几个平时跟他较好的同学，一起到他乡村的家去烤木薯。他住的乡村就位于现在的波那维斯达地铁站，我们从学校走路过去，路经东陵福工业区，他就一面走一面指向那些工厂，气愤的说那些工人被剥削得很厉害，这个社会实在太不公平了。我们到了他的家，把木薯挖出来，一面烤一面听他抨击这个社会，不过我这位同学的口才并不怎么好，似乎没人注意他的说话。吃完木薯后大家各自回家，此后再也没联系。几年后，我在报章阅读一则政府释放“解阵”人士的新闻时，赫然发现洪同学的名字在里面。
在我唸中三和中四(1971-1972)的时候，高中部有一位郑同学，他响往成为劳动工人，认为未来改变社会的就是劳动群众。他还未毕业就对大家发出豪语，说他绝对不会去办公室当白领，如果日后发现他当上白领，大家可以臭骂他甚至对他丢鸡蛋。我不明白他为何有这么极端的思想，很显然他误解了左派思想。有一年的学校假期，我在女皇镇遇见他，他与一班街头少年混在一起，似乎成了他们的老大。那班少年一开口就问候人家母亲，我问郑同学为何与那些人混在一起，他说别看不起这些人，他们会是未来改变社会的力量；听他的言论，他现在是与底层群众打成一片了。唉！希望70年代末的时局骤变，可以化解他身上的“左毒”，尽早迷途知返。
大概是1977年，我已服完兵役。在一个场合偶遇隔壁班的许同学，聊起工作和业余生活。我告诉他我参加了一个文艺团体，谁知道他对我说，参加这类团体没什么作用的，如果要改变社会就要参加“社阵”。他对我说他现在是“社阵”的党员，可以介绍我加入。听到“社阵”这个名字心里就感到怕怕，因为很多参加这个政党的人都被政府捉去了，所以我立刻婉拒他的邀请。
我这个隔壁班也真够“红”的，有参加“解阵”的，也有参加“社阵”的。
80年代初，在巴士上巧遇隔壁班的蔡同学，寒暄没两句他就气愤的说我们都被骗了，接着就指责班上的两位同学，偷偷的在班上宣扬左派思想，幸好他还有些理智，不致于走入歧途。由此可见，左派份子在华校生群里的活动真的是很猖獗。
“前政治拘留人士”这个名词已经消失在媒体三十几年了，当时政府还为这批人士成立了一个协会，该协会偶尔会出现在国庆日的游行中。想当年那些追求理想的热血青年，他们之中好些有份不错的工作，因参与了亲共活动而被政府拘留，相信工作也应该丢了。在70和80年代，马共这两个字会令人感到不安，不晓得那批人士重回职场时是否遇到过困难？而那个协会有帮上忙吗？幸好在1989年底马共解散了，让这批前政治拘留者少了来自社会的压力和民众异样的眼光。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左派青年大多已年过七十，身处在这个时代，他们如何看待这段“辉煌”的往事？我知道社会上还有一批老龄亲共人士，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起抱团取暖，高唱《往事只能回味》；堪称“共产主义老年团”。不过，我相信大多数涉及亲共活动的人士，更想把这段过去从记忆中抹掉，因为马来亚共产党这个名字，无论在新加坡或马来西亚都是负面多过正面的。
斗转星移，移走了，那段激情澎湃的岁月；留下的，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