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百年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一年容易又岁末，建筑有百年，人生能有多少年？

走一段儿时路，感觉童声依旧，乍然回首，云过天青，说是了无痕迹吗却又有迹可寻。

亚美尼亚街（Armenian Street）一列排屋的尽头是53号，尽头与史丹福路交界处有一小片绿草地，人面不知何处去，榕树依旧笑春风，曾经为已经拆除的红砖国家图书馆旁的咖啡店带来一阵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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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Armenian Street在路的尽头，近处是土生华人博物馆，前身为道南学校。2011）

（已经拆除的红砖国家图书馆，现为Fort Canning Tunnel。c.1990）

（红砖国家图书馆仅存的遗迹：入门处的两个门柱。2011）

53号隔邻铺位是51号，屋顶有个旗杆的 Peranakan Museum 办公室，其貌不扬，但它的前身曾经在新加坡走过辉煌的史迹。

51号的前身是同德书报社，1910年8月8日成立，发起人为张永福、林义顺、陈楚楠等。成立的宗旨是为了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开通民智，推倒满清”。社友为了振兴教育，发起创办南洋女学校、南华女校和中华女学堂等。

（51 Armenian Street. 同德书报社前社址。2011）

（同德书报社倡导文明婚姻。1936）

1930年代同德书报社转型为社区服务，推翻男人三妻四妾的传统，鼓励一夫一妻制，开启了文明婚姻的先河。1936年4月12日，新加坡已故前总统黄金辉先生（19岁）和许淑香夫人（18岁）在同德书报社的孙中山肖像前正式结为夫妻，携子之手，与子偕老。原来许淑香的继父是同德书报社社员，因此把婚礼安排在那里。同德书报社开创新风气，成为热门的结婚场所。

亚美尼亚街尽头往左拐是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外形是俗称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象征着过去殖民地时代繁荣的一面。后来学了一点建筑学的皮毛，才知道“维多利亚风格”只是代表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那个时代的英式建筑多采用白色典雅的帕拉蒂奥（Andrea Palladio，1508－1580）风格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模式，取材于古希腊神殿，配合罗马式的拱门(Arch)和穹顶（Rotunda），光是屋頂上的彩绘玻璃就有50片。古罗马跟中国一样，相信天圆地方，所以以圆形的穹顶作为建筑物的最高点，表示对神的追崇。

（国家博物馆的圆穹顶。2008）

（圆穹顶的彩绘玻璃。2010）

（国家博物馆：帕拉蒂奥（Andrea Palladio，1508－1580）风格的新古典建筑模式。2009）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由建筑师Henry McCallum 设计，由当年的华人承包商建造。博物馆的主楼始建于1850年，于1887年完工。1907年扩建副楼，面积增加了一倍，1926年完工。当时一楼是图书馆，二楼是博物院，称为“莱佛士图书馆及博物院” （Raffles Library and Museum），以自然科学与东南亚民俗考古为主。

1960年，毗邻的红砖国家图书馆落成，图书馆和博物馆分离，并于1969年重新命名为国家博物馆。2003年国家博物馆再次扩建，增建新翼，最精彩的部分是16米高、24米宽的玻璃中庭，对古典圆穹大厅进行了现代演绎，以时尚的风格将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时差巧妙的融为一体。一百年后，人们走进博物馆，看到的就是两个世纪的建筑风格，今天新翼的采光玻璃建筑，就是一个世纪后的百年史。

发觉很多访客对馆内玻璃廊道的设计，以及衔接旧建筑和新的延伸建筑的斜坡道上高高悬挂，以不同节奏摇晃的红色水晶吊灯深感兴趣，多数都会停下脚步，拍照留念。

（八盏吊灯。2009）

小时候踏进国家博物馆是免付费的，看到猴子、花鹿、老虎、大象、鸟类、鱼类和蝴蝶等动物的骨骼和标本，此外还有本地水果、蔬菜、矿产、以及马来人、爪哇人所使用的器皿如武器、钱币、纸币等。印象最深刻的是今天的玻璃走道那儿高高悬挂的鲸鱼骨架，有很多访客旧地重游，还询问起当年那条被误会的“恐龙的骨头”。当时走上二楼的梯阶为的就是15米长的印度长须鲸的骨架所带来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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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廊道。2009）

（玻璃廊道的前身，悬挂在天花板上的印度鲸，许多人误会为恐龙骨。c.1970s）

当年国家博物馆展览文物的重点以自然科学与东南亚民俗考古为主，这和殖民地官员以动植物为文化重点很有关系。首任英国驻扎官William Farquhar到处收集本地的动植物标本，甚至叫人把这些动植物画下来收藏。William Farquhar被莱佛士“驱逐”回国后，后人持续他的兴趣。慕名到博物院去的外国科学家络绎不绝，可见博物院在自然科学方面收藏非常可观。

1918年，博物馆增设了新加坡历史收藏部分，以肖像、地图和新加坡的旧照片为内容。到了1972年，展览重点由原来的自然科学转向新加坡建国史、美术和区域文化，自然科学方面的收藏则交由新加坡科学馆和新加坡大学管理。

经过数次转型后，国家博物馆终于以新加坡历史为主流，通过一个历史展馆和四个生活展馆呈现出祖先从中国南来所走过的艰辛旅程。走出来就有路，肩负千斤担，一步一脚印，踏平世间不平路，以辛酸苦辣换取可以遮风挡雨的美好时光。

（木偶戏的舞台，为前人提供最简单的生活娱乐。2010）

鲸鱼骨架的命运又如何呢？1892年6月19日，这条印度鲸在马六甲附近的海滩搁浅（Kampong Sa Batu， 距离马六甲市约十公里），殖民地政府把骨架保存起来，在博物馆展示。新马分家后，家当也要一份清单，物归原主。据说现在这条印度鲸已经转移阵地，在东马沙巴的Labuan Marine Museum 落户了。

玻璃隧道 Glass structure

说到英文小说，1990年代挺迷Tom Clancy的推理小说如The Hunt for Red October, Executive Orders等，科技加悬疑，引人入胜。2000年代则是属于Dan Brown的，曾经为了追看The Da Vinci Code（达芬奇密码）茶饭不思，后来还第一时间买下由Tom Hank和法国美女Audrey Tautou主演的电影DVD。如其他著名的作品，电影受到时空的限制，少了原创小说的思考空间，差了原汁原味。

The Da Vinci Code在全球的销售量超过6000万冊，成为有史以来最卖座的小说。这本书以达芬奇的画作、有关圣杯 Holy Grail 的传说、玛丽亚（Mary Magdalene）在基督教历史中的角色等为主线，集合了侦探、历史、艺术、惊悚、推理和阴谋论等多种风格，逐步抽丝剥茧，在非基督教徒与基督教徒间制造了时空大混淆，还在教会的杯葛下，助长了销售和电影的气势。

（罗浮宫Musee De Lourve金字塔入口。c.1992）

小说的结尾回到故事的原点（巴黎的罗浮宫）。宗教符号专家Robert Langdon对密码专家Sophie Nevue说了一段话。当他发现耶稣真的有后代，Sophie Nevue就是最后一个后裔，基督教可能是个骗局后，作为天主教徒的他该如何解释他的信仰呢？

Robert Langdon说了一个亲身经历过的故事：小时候在井底快淹死时，曾向耶稣祷告，后来获救，他就相信耶稣是神。这个思维逻辑也就是说，重点不在于耶稣到底是不是神，而是在于你相不相信耶稣是神。你相信，他就是；你不信，他就不是。

为了给世人保留一个信仰的空间和对待生命与未来的价值观，有些谎言是值得永远保密的。

真相在那儿？就在罗浮宫那个玻璃金字塔形建筑物。

玻璃金字塔属于罗浮宫扩建工程的新地标，是1989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的巴黎十大工程之一，也是唯一由法国总统密特朗亲自委托建造的工程。此工程由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Ieoh Ming Pei）设计，玻璃金字塔成为罗浮宫的入口处。

光与空间的结合，使得空间变化万端，“让光线来作设计”是贝聿铭的名言。玻璃金字塔适当采光，带来一室充满变幻的自然美，这就是贝聿铭对历史建筑所赋予的新生命。

(玻璃金字塔下仰望长空。c.1992)

馆内倒立的金字塔重约30吨，13米宽，塔尖指向地面的另一个石头筑成的小金字塔。小金字塔有如玻璃金字塔的倒影，在The Da Vinci Code中，小金字塔下方蕴藏着真正的秘密。倒立的玻璃金字塔有如女性的子宫，石头金字塔有如刀片，是男性的象征，整个建筑结构表达了男女一体。

而小小的石头金字塔就像冰山一角，地底下的密室保藏着玛丽亚的遗体和石棺。玛丽亚就躺在星空下，仰望夜空，在信徒刻意保护的秘密下长眠。

罗浮宫座落于塞纳河畔，是我当年曾经跟老婆浪漫流连的地方。我们缺乏Dan Brown那种侦探精神，从来没有发觉到金字塔下的秘密。可是知道金字塔下真正的秘密后，还是保留神秘感好，因为真正的真相真的令人乏味。

真相是小金字塔其实是可以移动的，移动不是为了进入地下密室，只是方便维修倒立的玻璃金字塔。

在2000年代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发现了临摹贝聿铭的手法的建筑物。那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c.2008)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玻璃通道。2011)

（玻璃通道衔接新楼与旧楼，仰望长空。2011）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新楼，以及新楼与旧楼间的通道，可以透过玻璃仰望星空，也可近距离观赏3000鱼鳞状锌片铺盖成的罗马式的圆穹顶（1887年建成），就好像通过时间的隧道走入过去，在透光的玻璃上看到历史映射的斑驳痕迹，隐隐约约间给历史和当下筑起一条联系的长廊。

在长廊间和谐共存的新与旧，不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回味吗？

四海寻梦 Clan Association

“如果不曾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我只在乎你》

新移民一波接一波，时不时都会成为茶余饭后的大众话题。时势造英雄，在过去的年代，宗乡会馆曾经为新客带来生命的曙光。1949年共产党解放中国，闭关三十年，1950年代至1970年代是中国移民的断层，1980年代中国逐步对外开放，掀起回乡寻根的热潮；散布在中国大江南北的人民也开始往外寻梦，酝酿着第三波移民潮。

早期的华侨讲究缘份，四海寻梦，经商聚财，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沿着这条文化思路，就不难理解早期本地华人社团的作用。

（宗乡会馆是团结早期华人移民的桥梁）

当年放眼望去，大家的移民身份大致相同，差异只是时间的深浅。人在异乡求存，像风筝般情牵一线，在翱翔中充满变数，脆弱无常。风筝线连接到生活的源头，通过身在异乡的同乡人，结下血缘地缘业缘。自力更生加上江湖义气，打造出今日的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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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社团源于中国本土的“会馆”。会馆盛行于明末清初，就其属性、特征而言，有血缘性，地缘性和业缘性。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移民数量的增加促使民间会馆大量涌现。“客旅重洋、互助为先；远适异邦，馆舍为重”道出了海外华人社团诞生的根本原因。

在新加坡的亲缘性团体中，历史最悠久的是曹家馆，成立于1819年，与新加坡的开埠史同龄。1819年1月29日，莱佛士乘船驶至新加坡海面，但对新加坡的土人有所避忌不敢造次，该船木匠曹亚志毅然充当开路先锋，乘小艇登岸，将英国之国旗插在升旗山岭（福康宁山顶，Fort Canning），莱佛士见到旗帜才在新加坡河口登岸。

曹亚志(1782-1830)是广东台山人，他抵达新加坡后即创设曹府大公司（后来称为“曹家馆”），从事木匠、泥水等台山人的传统行业。新加坡开埠初期需要许多工匠从事建设工作，曹亚志便从家乡引进了许多宗亲及乡亲南来。曹亚志于1822年再创立宁阳公司（后来称为“宁阳会馆”），是新加坡第一家外侨会馆。这一来，台山的曹氏宗亲加入曹家馆，所有的台山同乡都可以加入宁阳会馆。 应和会馆是继宁阳会馆之后，第二个成立的客属会馆，也是在1822年成立。

（宁阳会馆的古钟）

新加坡的宗乡会馆和宗亲会馆是伴随着华人先辈的足迹发展起来的，在本地华侨史上曾扮演过重要角色。新加坡开埠初期，南来谋生的的华人为了维持同宗或同乡之间的感情，互相介绍工作，在生活中互相照顾，便组织起宗乡会馆。

发展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新加坡成为一个繁华的海港城市。1860年，中英签下“北京条约”，中国华人可以自由移居到英国殖民地，加上1893年满清政府在外国势力下废除移民禁令，大量男性移民从华南如广东、潮州、福建等地到新加坡谋生，形成新加坡华人五大方言族群：广东人、潮州人、福建人、客家人和海南人。当时华人约占70%，其余来自马来群岛和印度等地。

阳盛阴衰的社会同时带来犯罪吸毒打斗私会党等严重的社会问题，1930年代英殖民地政府限制中国男性移民新加坡，女性则不受限制。1934至1938年间，将近二十万名三水女工和妈姐（ 三水、顺德、东莞等地）南来，逐渐调和男女人口不均的问题，社会组织渐趋平衡。

（1881年新加坡华人方言群）

（1881-1947年间，福建族群激增）

移民来到新加坡，也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与民间歌谣，丰富的南洋色彩使好些民谣本土化，掺杂了马来语，好跟马来同胞沟通，还有如大狗兄，指的是警察，富有地方特色。1979年的讲华语运动严重打击新加坡地方方言的传承，Y-时代成长的年轻一代对方言还有认知的可能已是异类了。

（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侨民从华南沿海港口到南洋）

潮汕歌仔--畲歌畲嘻嘻

畲歌畲嘻嘻，我有畲歌一畚箕，一千八百哩来斗，一百八十勿磨来。

畲歌畲嗨嗨，我有畲歌一米筛，一千八百哩来斗，一百八十勿磨来。

福建歌谣--安津大狗兄 (马来话+福建话的经典搭配！）

安津尾沙大狗兄，西页遮鸽说你听，面搭索拉一张字，马梭茹沙要做戏。

附注：

安津尾沙：Anjing besar, 大狗兄（警察）
西页遮鸽：Saya cakap,我说
面搭索拉：Minta surat，申请准证
马梭茹沙：Besok lusa,明天后天

以今天的白话来说，可失去了那个“混淆”的年代的原汁原味：

警察大哥，我要说给你听，申请一张准证，明天后天演街戏。

（安津大狗兄）

广东歌谣--月光光（简化版）

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槟榔。槟榔香，摘子姜。子姜辣，买蒲突。
蒲突苦，买猪肚。猪肚肥，买牛皮。牛皮韧，买张刀。刀背薄，买菱角。
菱角尖，买马鞭。马鞭长，买只羊。羊沉底，沉死佐两只番鬼仔，
一只浮头，一只沉底。

亚美尼亚Armenian Church of Saint Gregory the Illuminator

欧洲城市纵横游，几乎每一堵墙每一片瓦都蕴藏着属于它们的故事，历史是写在建筑上的。

漫步在新加坡市区，映入眼帘的，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在红花绿叶的簇拥下熠熠生辉，展现出新加坡当代经济建设的非凡成就。不过在新加坡市区与边缘各式各样的现代化的建筑群中，依然散落着一些年代不同、风格迥异的古老建筑。回眸一望，许多历史景象如金鱼缸外的世界，模糊不清，多姿多彩民族性鲜明的城市正逐渐向国际化都市看齐。还好有些历史性建筑仍然屹立在一片方土上，随着时间的沉淀与有心人的逐步探索，丰富了它们的内容。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建筑，记录了新加坡不同时期的经历。看着这些建筑，难免令人对新加坡短暂但多元化的史迹另眼相看。

（Armenian Church. 2010）

1973年7月6日被列为新加坡历史古迹的亚美尼亚教堂（Armenian Church）位于禧街（Hill Street）中华总商会对面，教堂的背面紧挨着亚美尼亚街（Armenian Street）。圣洁优雅的亚美尼亚教堂是一座融合了古希腊传统的古典建筑：三角楣饰、柱子与台阶。教堂的南、西、北三面门廊可见到 Doric Order 和Ionic Order 的圆柱，四面突出的门廊则展现出古希腊神殿所代表的庄严和平。教堂在尖塔外观的方形结构下，内部的空间格局却是圆的，建筑师的巧思令人赞叹。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09/11/armenian-part-1-of-2-vanda-miss-joaquim.html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09/11/armenian-part-2-of-2-from-ancient-times.html
http://nmsmandarindocents.wordpress.com/2008/10/26/%e5%8d%93%e9%94%a6%e4%b8%87%e9%bb%9b%e5%85%b0-%e4%ba%9a%e7%be%8e%e5%b0%bc%e4%ba%9a%e4%bc%a0%e5%a5%87/
http://nmsmandarindocents.wordpress.com/2009/06/18/%e4%ba%9a%e7%be%8e%e5%b0%bc%e4%ba%9a%e4%ba%ba%e7%9f%a5%e5%a4%9a%e5%b0%91%ef%bc%88%e4%b8%8a%ef%bc%89/

亚美尼亚是个位于高加索（Caucasus），靠近欧亚大陆交界处的国家，西临土耳其，北有格鲁吉亚，南有伊朗，东为阿塞拜疆，是个被回教包围着的世界上第一个宣布基督教为全国信仰宗教的国家。公元301年，亚美尼亚国王得到了St Gregory the Illuminator 的帮助，竟然治好不愈之症，于是定基督教为国教。亚美尼亚自1922年起是苏联的成员国之一，1991年苏联瓦解后，亚美尼亚独立。

（Armenia's geographical location）

亚美尼亚所属的这个地区是兵家必争之地，长年累月的战争导致许多亚美尼亚人逃离家园。渐渐的，旅居和在海外出生的亚美尼亚人越来越多，粗略估计，目前全世界有一千多万名亚美尼亚人，但真正居住在亚美尼亚国内的只有三百万余人，其他人都分散在世界各地。

拥有175年历史的亚美尼亚教堂是在1835年，由爱尔兰建筑师George Dromgold Coleman设计，是他的代表作之一。Coleman的另一代表作是二马路吊桥头Coleman Bridge。Coleman Street哥里门街（俗称酒店街）以他的名字命名，纪念他对新加坡的贡献。

(Coleman Bridge, 2009)

教堂的原名St Gregory the Illuminator, 取自亚美尼亚第一位传教士。至于教堂的设计，有一个说法是取自亚美尼亚北方的Mother Cathedral of Holy Etchmiadzin （Holy Mother of God Church），初落成时有一个圆顶和一个钟楼，后来因为结构问题，1853年改为尖塔。

(Mother Cathedral of Holy Etchmiadzin)

这座教堂从建立伊始，便成为在新加坡的亚美尼亚人活动的中心。教堂的旁边是早期的亚美尼亚陵墓，在久经风雨的墓碑和雕刻上，还可以看出细致的雕工。新加坡的国花卓锦万代兰的培植者Agnes (Ashen) Joaquim也安葬在这里。

(Graveyards in Armenian Church. 2008)

当年，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是发展蓬勃的英国殖民地，1820年第一批亚美尼亚人飘洋过海到新加坡落脚。1828年，Aristarchus Sarkies 和 Arratoon Sarkies 两兄弟从马六甲来到新加坡，他们的后裔Arshak Sarkies, Aviet Sarkies 和 Tigran Sarkies在1887年创立莱佛士酒店，后来也建立了Adelphi Hotel。

早期来到新加坡的亚美尼亚人有别于其他族群如中国客工与欧洲商人。一般到新加坡来的过客多是为了谋生的单生汉，他们在新加坡赚够盘缠后便回国娶亲养老。相比之下，亚美尼亚人往往抱着落地生根的心态，扶老携幼，整个家族来到新加坡。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想找一个有更优异条件的地方好让他们的后代有更安稳的发展，不需要在祖国经历动荡与不安。

(Armenians c.1917)

基督教堂对虔诚的亚美尼亚人来说，是团结的力量，是生活的指引，也是精神的寄托，意义重大。19世纪，新加坡的亚美尼亚族群虽然不到150人，但他们在1827年便开始筹款建教堂，1833年亚美尼亚社群向政府买下现在禧街的这块地（原为福康宁山麓的植物园），在本地、巴达维亚（Batavia， Today's Jakarta）和加尔各答（Calcutta）的同胞，以及本地的欧族和华商的支助下，新加坡的第一座教堂在1835年正式落成，并按照亚美尼亚教堂建筑传统，礼拜的方向面向东边。

(Armenian Church, c.1940)

(Armenian Church was born)

近几年参与国家博物馆的活动，再度漫游新加坡的亚美尼亚，尝试通过旧建筑的视角重拾记忆的片段。曾经陪伴我度过童年走过年少的亚美尼亚街虽然没有其他街道的风光与风采，但结合当年的书香、艺术与道地美食，旧得并不碍眼，在承受着的过往中散发出独特的人文气息。

(Armenian Church from Armenian Street, 2011)

(Peranakan Museum, formerly 道南学校, Armenian Street. 2011)

亚美尼亚街以亚美尼亚教堂命名，背负着殖民地的历史与色彩，与隔邻的土生华人博物馆（前道南学校）相映成趣。小时候因为常去Armenian Street转角的红砖国家图书馆，顺便转入MPH书局泡冷气而对这条约百米长的街道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亚米尼亚街的建筑一般建于20世纪初，有些建筑还注明建造年份。旧MPH书局典雅的外观有精细及漂亮的装饰元素和Tuscan order的柱子，气派非凡，电力站一排战前老建筑则包含很本土的南洋风格。附近营业了55年后结业的福协隆咖啡店的炒粿条可是一绝，当年跟父亲上二楼买印刷用的铅字后，咖啡店是个稍息站，福协隆的咖啡配粿条的味觉依然念念不忘。

(Armenian Street. NHB. 1901)

（福协隆咖啡店at the junction of Armenian Street and Lok Yew Street. c1980s）

（福协隆咖啡店at the junction of Armenian Street and Lok Yew Street. c1990s）

（At the junction of Armenia Street and Lok Yew Street. 2011）

（Former MPH Bookshop at the junction of Armenian Street and Stamford Road. 201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亚美尼亚族群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在19世纪的贡献对今日21世纪的新加坡依然影响深远。Catchick Moses (1812-1895)是海峡时报（ The Straits Times，1845 年）的创办人；The Sarkies brothers （Martin, Arshak, Aviet and Tigran） 创办了闻名遐迩的莱佛士酒店（1887年，日战时期易名为昭南旅館）。

(Raffles Hotel founded by Sarkies Brother. NHB c.1890)

在新加坡土生土长的万黛兰女士（Agnes Joaquim， 1854-1899），父亲早逝，帮忙母亲抚养九个弟妹成长。她错过了婚嫁年龄，决定把生命奉献给教会和园圃。1899年的花卉展上，她展示了亲手培植的胡姬花卓锦万黛兰（Vanda Miss Joaquim），夺得冠军及十二元奖金。三个月后万黛兰因癌症与世长辞。1981年, 在四十多个胡姬花品种中，卓锦万黛兰脱颖而出，被选为新加坡国花。虽然万黛兰只在人间过了短短的45载，她的生命却因卓锦万黛兰而延续，在新加坡绽放着无限光芒，后续的故事不仅完美，也很精彩。

(Vanda Miss Joaquim)

潮州学堂 I attended Teo Chew School

2011年10月1日，一群校友与师长在前端蒙中学校舍纪念建校105年。

当年在义安公司旗下的端蒙中学与附小念书，每一年的小学周会上，杨伟群校长都会花上至少两个小时，细细解读校徽上八颗星星与灯塔、每一本簿子背后那一页校训“请慎诚正”的意义、校歌的含义以及对作词作曲人曾履川先生和李豪女士的感激，最终传达的信息是饮水思源与做人的原则，知道我从哪里来，才能够为自己定位，知道该往哪里去。

（校训）

（校歌-李豪作曲）

杨伟群校长写得一手好书法，每年的毕业特刊都会露一手。他有时也会代课，不教书却传授些课外人文知识。小六那年他代的一节课，粉笔在黑板上飞舞，悲愤豪迈之情像跳动的音符，收复八千里江河的壮志未酬，是岳飞的《满江红》。感情原来是可以通过粉笔来表达的，这就是书法的魅力。

杨伟群校长已作古人，但是因为有他，才懂得毛笔蘸墨后，原来可以静心怡情；因为有他，使我这个“外省人”对潮州先贤办校的精神了解多一些。

（杨伟群校长的书法，大师风范，自成一格。1976，1977）

在宏观的历史层面上，戊戌政变后，清朝政府鼓吹新学制，同时希望通过海外侨民来拯救一气尚存的满清命脉，康有为则逃亡到新加坡，孙中山也到新加坡宣传中国革命运动。他们都提倡设立学堂，以提高华人社会的教育水平。继19世纪的崇文阁和萃英书院后，20世纪的华人社会纷纷出资设立学校。广帮首先于1905年设立养正学校，客帮人士则在直落亚逸设立应新学校。接踵而来的有潮州人于1906年设立的端蒙学校，海南人于1910年设立的育英学校，1910年后，广东人设立的静芳女校，福建会馆的崇福女校等。

早在1910年，华人社会便注意到本地师资缺乏，小学毕业生人数日渐增多，需要有一所中学以便训练师资及提供学生深造机会。因此陈嘉庚、林义顺及黄仲涵等侨领打破地缘籍贯的障碍，发起设立华侨中学。1919年，华侨中学正式落成，开始授课。

（端蒙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清宣统二年，还穿着清朝服饰。1910）

1953年，福建会馆会长陈六使倡议由福建会馆捐献云南园五百亩地段创办华文大学，并展开大规模的筹款活动。1956年南洋大学落成，为华校生提供完整的小学、中学、大学的华文教育。

至于潮州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很早，这与潮州境内的樟林港和汕头港有密切的关系。樟林港大约形成于明末清初，是“红头船”时代粤东地区与东南亚联系的主要港口，1861 年汕头开港后逐渐取代樟林港而成为闽粤地区对外的著名海港，近代的潮州移民主要从汕头出发，移居东南亚。

1845年，以佘有进先生为首的一群来自潮州的首领为了照顾新加坡潮州移民的宗教与福利需求，包括他们的身后事，成立了义安公司。由于以前潮州的省府称为义安郡，因此公司以义安为名。

早在宋代，王安石就认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正是通过绵延不断的教育，中华文化才得以生生息息。同样，在海外华人社会，华文教育是华人保持华人认同，坚守中华文化的重要堡垒。

随着潮州社群的扩大，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陈云秋、廖正兴、蔡子庸、杨缵文等20人发起捐资创办了“新加坡潮州公立端蒙学堂”，当时清廷两广总督刘士骥南来视学，商谈办学事宜。端蒙最初校舍是在禧街(Hill Street) 52号的一个店屋，后来搬到克拉码头一带，最后的校园是在福康宁山对面的登路(Tank Road)。1953年，义安公司接管了端蒙中学。

（早年的端蒙学校）

（义安公司接管后的端蒙中学，1994年结束使命。c1990）

1940 年李伟南、杨缵文、林锦成等潮领发起创办义安女校，是新加坡潮州人教育事业的里程碑。义安女校的创立显示了当时新加坡潮人已经超越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重男轻女的观念，而展现了男女平等的思想来培育下一代。1978年，校董拨出一笔基金在马林百列建设新校舍。1980年，学校正式改名为义安小学。

1963年，义安公司设立义安学院，隔年学院提出了扩建计划，义安公司捐出36公顷的校地。为了支持这所工院的发展，义安公司每年把收入盈余的75% 拨给义安理工学院。义安理工学院在今天已经扩展成为新加坡一间规模盛大的理工学院。

校徽上的八颗星星代表潮州八个县（潮安、澄海、潮阳、揭阳、饶平、普宁、惠来、南澳），星上的光芒表示潮人办校的决心，像灯塔一样照亮着深蓝色的海面，为年轻一代导航。

（校徽：夜空中的明灯）

1994年，义安公司在淡滨尼设立义安中学，创校88年的端蒙（学堂、学校、中学）结束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