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September 27, 2019

个人代步工具 PMD

伍碧红当国会议员时,在淡滨尼“成功试验”行人与脚踏车共用行人道,2010年荣升为新加坡第一个步行与脚踏车市镇。从此以后,在区内走动必须身手敏捷,左闪右避,在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却仍要战战兢兢。

试验成功的市镇为日后的人车(个人代步工具:踩踏式滑板,电动滑板车,电动踏板车,电动独轮车,电单车)共用行人道合法化铺路。

出席“block party”时,我跟伍碧红交流看法,发现她言不由衷,未几便借机开溜了。只能想象她“主动”提出在淡滨尼试验人车共用行人道,并向国会汇报试验成功,所说的未必是心里话。

在共用行人道条例未合法化的时候,尤其是组屋区的行人道,对行人而言已经危机处处,合法化之后PMD(个人代步工具)横行, 频频制造意外,行人必须时时刻刻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在安全的行人道上一点都不安全。


当公民缺乏道德的时候


我相信一般民众都有公民良知,会负责任地使用个人代步工具。但也有一般民众缺乏公民道德意识,自认合法而无视他人安全。

我们的公路无法负荷那些不需要熟悉公路安全准则和考驾照,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个人代步工具使用者,我们的行人道同样无法负荷这些藐视行人安全的使用者。

行人无辜受害,有冤无处诉,只好由议员代言。今年8月的国会,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蓝彬明发表部长声明,表示政府不打算禁用PMD,因为PMD提供廉价方便又环保的出行选择,不过政府会“确保”PMD使用者能够负起安全使用的责任。

无桩共享脚车横行霸道的时候,让人觉得有关当局对这些颠覆人身安全的运作模式反应迟钝,束手无策。这些共享脚车在组屋区逐渐销声匿迹,不是因为有良好的对策,而是公司的负责人赚了一笔之后,宣布公司破产而结束营业。取而代之,大行其道的PMD价格廉宜,销售量大,经济低迷的时候,可以让一些商家喘一口气。至于对行人的安全,就跟共享脚车的情形一样,有关当局没有对策良方,从将近10年前推行人车共道以来,都没有办法确保安全过。

PMD量大,而且神出鬼没,使行人越来越紧张。当安全不再安全的时候,要多少人受到惊吓,受伤和死亡来满足一些人“最后500米”,“最后1公里”之类的代步理由,满足一些官员议员所说的经济效益?走一段路难道不好吗?


人力车乃前车之鉴


过去的年代,人力车可视为巨型PMD。1880年,新加坡市面上出现第一辆日本制造,上海入口的称为Jinrikisha,有人称为人力车,也有人称为黄包车。这种需要车夫代劳的代步工具很快的泛滥起来。由于需求量激增,日本开始制造品质较差,价格更廉宜的人力车来应市,供应链一条龙,养活了许多人。

人力车在马路上飞奔,撞人撞车事件频繁,市民怨声载道。最终,殖民地政府于1888年成立“车牌馆”,为所有人力车注册,其他应对政策与执法陆续出炉。到了1919年,市区内有9,000辆注册的人力车川行。一向来殖民地政府被视为效率不高,但一个世纪前已经为我们提供前车之鉴。


(建在牛车水地区的“车牌馆”(1904年落成),方便附近的人力车大本营注册。)


代步者的险境


《联合晚报》(2019年5月18日)指出《活跃通勤法令》生效一年内,有740起个人代步工具违例案件,这是根据被陆交局“发现”不顾安全的违例事件。

在这份报道中,《联合晚报》引述陈笃生医院在《新加坡医学专科学院学刊》( Annals Academy of Medicine)所发表的调查报告。2014年1月至 2017年11月期间,陈笃生医院共接收了22名因电动脚踏车与滑板车相关意外而中度与重度受伤而入院的伤患。2015年至2017年这 三年里,这类严重受伤案例逐年增加,分别为六起,七 起和九起。

这22起意外中,最常见受伤部位为头部与颈部,其中有三人死亡,他们都是因为在马路上与其他车辆相撞,加上没戴头 盔,头部与颈部严重受伤致死。死伤者平均年龄为48.8岁,男性超过80%。至于相关意外的伤者,平均住院四天, 医药费可达4300元。伤者出院后,需要花更多时间才能完全康复。

研究员建议,应设个人代步工具专用道、提高公路安全意识,以及强制穿戴头盔,以降低发生意外的几率。


无辜的行人更危险


陈笃生医院的报告书所引用的数据,只局限在该医院的案例。我相信研究员建议的个人代步工具专用道,绝非跟行人共用的车道。相信生活在组屋区的居民都有切身感受,可以引证许多没有执行人员在场的惊险场面。

马路如虎口,大家都能理解。行人道也成为虎口,这是安分守己的行人的困境。行人的生命最脆弱,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

对于PMD政策,交通部长许文远表示,政府允许骑士使用个人代步工具,完成最后一里路。这最后一里路,是否有夸大之嫌,成为顺理成章的托词,结果将短短的路程建筑在广大民众的安全隐患上?

各大报章传媒,社交网站都常为行人请命,被PMD撞到重伤的案例常有报道。譬如《联合早报》的社论(2018年6月9日)以曾获国际新加坡夫人美衔的何珠英女士为例,步行到碧山公园做义工途中被电动踏板车撞到头破血流而昏厥。讽刺的是,伤者是政府成立的“活跃通勤巡逻小组”(Active Mobility Patrol)的义工,工作包括劝导PMD使用者,必须照顾他人安全,结果自己先遭殃了。

2019年9月21日晚上,发生在勿洛北第3街第529座组屋一带的车祸,骑脚踏车的王美英被PMD撞伤,脑部受到重创,肋骨和锁骨也骨折,需要靠仪器维持生命。儿子坦言母亲已经醒不来了,但家人仍不舍拔管。最终,王女士于25日晚过世。

也许是本地人的冤气压得太久了,撞人事件引起激烈反弹,对因事故造成妇女重创感到痛心,Zachary Tan发起的网络“管制PMD签名活动” (Banning of PMD / e-bike in Singapore)已经收到超过45,000人签名请愿。

立法管制只是第一步,让执法单位有法可依,但能有多少人执法?希望国人对PMD的禁令请愿,能让国会重新检讨,领导们听得见受害者的声音。


(网民签名请愿,为了行人安全而禁止PMD)

注(2019年9月28日):
2019年9月28日的海峡时报(Christopher Tan, Need to better regulate, police PMD users)提出更多数据。过去两年有记录的案例,在行人道上的228起意外中,196起有人受伤,这是86%。跟公路上的车辆相比,车辆的意外伤亡事件为10%。

目前新加坡有约10万辆PMD,估计每辆PMD一年行驶约3,000公里。公路上平均100万车辆,里数约16,500公里,巴士则为50,000公里。PMD的意外事故,不论是根据总数量或是行驶路程,都高得不成比例。

注(2019年11月9日):
2019年11月4日的国会上,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蓝彬明宣布禁止电板车在行人道上行驶,法令隔日马上实行。

注(2019年11月16日):
2019年11月16日《联合早报》的“雅加达公路和人行道禁用电动踏板车”报道指出,为了保障行人安全与舒适,禁止电动踏板车在行人道和行人天桥上行驶,让行人有更多空间。


同一篇报道指出,在法国巴黎,人行道也禁止骑行电动踏板车;西班牙马德里除了禁止在行人道骑电动踏板车,也禁止在车速限制超过50公里的公路上骑行;在英国,电动踏板车不许在人行道和公路上行驶,也不能开上脚踏车道;美国一些城市也对电动踏板车的使用实施限制。

注(2020年1月7日):

《联合早报》报道,2020年1月6日的国会上,交通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蓝彬明医生透露,电动踏板车人行道禁令于2019年11月5日生效后,人行与骑行道上涉及电板车的事故减少约三成。随着一些电板车用户可能改用电动脚踏车,当局也将更新这类器材的监管控制,包括所有电动脚踏车骑士须遵守公路交通规则以及须注册等。

相关链接

Tuesday, September 24, 2019

牛车水的写作人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9年9月5日

以前的牛车水,给人印象是藏污纳垢,龙蛇混杂,文盲很多,容不下学养有素的居民在此生活。

我在牛车水生活数十年,在那里成长,知道不少的牛车水人与事。有人问我,究竟我对牛车水出身的写作人知多少?我根据所知所闻,查阅资料,做了研究探讨,原来牛车水竟是卧虎藏龙之地,出了不少在牛车水成长、生活及工作,而且还有著作流传的知名写作人。

很多早期的写作人,属于中国“进口”的读书人。南来移民的生活,让他们有灵感以及丰富的写作题材。20世纪中叶后,很多土产华文作家陆续出现,华文文学蓬勃发展,华文文坛欣欣向荣,我觉得有必要记录这些为新加坡华文文学做出贡献的牛车水人。我相信,由于城市重建,生活改善,牛车水住民早已搬到更优雅的住宅去,在牛车水土生土长的写作人恐怕后无来者。

我列出这些生长及生活在20世纪的牛车水写作人名单,如果有遗漏,也请大家原谅,谨请帮忙补遗。

先说两位在19世纪出生,20世纪在牛车水生活,在牛车水过世,以华文写作的知名作家:叶季允和何畅秀:

叶季允(1859–1921)

原名懋斌、季隐。在中国安徽出生,小时候随父母迁居广东番禺县,在那里受私塾教育,故会讲流利的广府话;也精通音律,爱好粤曲。

1881年,叶季允受聘来新加坡,创办第一份华文报章《叻报》。1901年,他出版《新加坡医学报》,1904年叶季允向《叻报》呈辞,在松柏街(南京街上段,Upper Nankin Street,现已不存在)开设诊所行医。但不到两年,受邀重掌《叻报》,直至逝世。

叶季允在《叻报》服务40年,被誉为“南洋第一报人”,对新加坡的文化贡献很大。他的文学著作有《永翁诗存》。

叶季允住在豆腐街(珍珠街上段,已消失)多年,后搬迁至摩士街38号,在此离世。

(叶季允。图片来源:联合早报。)

何畅秀(1890-1983)

字天毓,原籍中国广东开平,在顺德出生。长期居住在牛车水水车街;曾在养正学校当书记,后创东璧书肆,我去东璧买文具,曾见过何老一面。

何畅秀从事写作80年,著有《淘沙集》《落魄诗人》《老子道德经句解》,最后的著作为《鸬鸠在桑》。

出生在20世纪的写作人,依长幼次序列出,有:

洪锦棠(1906-1983)

在新加坡出生及成长,原籍福建南安。1913年进入广东人创办,位于柏路(Park Road),初期以粤语教学的养正学校就读。他曾担任《叻报》法庭记者,后任职《南洋商报》;住在厦门街一带,上世纪40年代末,我在客纳街养正学校就读小学,常在那里看见他的踪影。

这位养正学长发表过不少新加坡历史论文,特别是有关登陆新加坡的第一个华人曹亚志的史迹。他和陈育崧、邱新民被誉为新加坡三位著名历史学者。1951年,他在《南洋商报》发表在广福古庙内发现反清复明的珍贵史料;他也写恒山亭史料。著作有《劫后回忆录》《无所不谈》集等。

梁山 (1912-1987)

原名梁志生,曾以很多笔名如阿生、梁天、柴也鲁、沈思、罗梦痕投稿报章;15岁开始在小报《南薰》投稿,但不闻有出过专集。他一生献身教育,1936年大桥学校成立,梁山在该校任教,翌年转教于三水会馆1924年创办的三水义学;1938年又转去养正学校(1906年创校)。1945年新加坡光复后,梁山出任南顺学校校长(1931-1942,1945-1968 停办)。

他住在丁加奴街,本地著名作家苗秀常到他家茶敍。

于沫我(1915-1983)

原名杜又明,中国广东中山出生,早年在中国求学,1935年来到新加坡。他曾以笔名冷桦、沙或、王乃、大白、曹声、卞之门、袁之园、曾起飞等写作,出版十本短篇小说,包括《客》《线索》《发福》《酒意》等。

于沫我在桥南路231号立兴公司任职文员,立兴离我家10间店铺之遥,所以常在骑楼与他碰面,擦肩而过。他擅长描述小市民生活,刻画商人的面目;作品里使用各种方言,反映出低下层市民的生活经历与日常语言。于沫我在1983年,病逝于新加坡,享年68岁。

苗秀(1920-1980)

原名卢绍权,中国广东三水籍,在牛车水长大,住在豆腐街。苗秀幼年受英文教育,没有进过华校读书,华文靠自修,但用华文写作;常用笔名有:文之流、军笳、夏盈、苗毅、庐军、宽村、闻人俊、史进、夏凝香、苍云、尤里、尤琴、尤毅、尤金、于进、笠夫等,是第一代土生土长新华作家。

1933年,苗秀在《新国民日报》以“苍言”笔名发表第一篇散文《苦闷》,第二年他发表第一篇创作小说《生活铁蹄下的俘虏》。1937年至1942年他在银行当书记,以不同笔名在《南洋商报》文艺副刊《业余》《晓风》《狮声》发表大量作品。

苗秀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离愁》《第十六个》《边鼓》《人畜之间》《红雾》;中篇小说《新加坡屋檐下》《年代和青春》《小城忧郁》;长篇小说《火浪》《残夜行》;散文集《文学与生活》《马华文学史话》。他还参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主编第一册《理论》和第五册《小说》。他的小说《新加坡屋顶下》和《残夜行》被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新加坡屋顶下》称得上新华小说“本土化”的最早典范。另有一些短篇小说也被译成俄文和英文在国外发表。

1947年,苗秀受聘为《星洲日报》翻译兼文艺副刊《晨星》主编,亦以不同笔名发表长短篇小说及散文。

1955至1971年,苗秀在华侨中学当英文教员;1971至1974年,在南洋大学中文系任助理教授,讲授“新马华文学”和“文学概论”,1974年退休。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卓越,获新加坡共和国公共服务奖章(PBM)。

1980年,苗秀因眼疾恶化逝世,留下未完成长篇小说《初熟》和《蛹》。

赵戎 (1920-1988)

原名赵大成,广东南海人,在牛车水豆腐街出生。笔名无数,有赵新、芸窻、笔奴、孔怀、以多、西樵、史忱等。因家境问题,兄弟十多人(赵戎排行16),所受学校教育不多,靠自学阅读学习写作。他与邻居苗秀因同爱写作,成为至交到老。

赵戎年幼曾当电版店学徒,后来在中正中学执教20多年。出版有长篇《在马六甲海峡》,中篇《海恋》,《赵戎文艺论文集》《新马华文文艺词典》等。也是新加坡文艺研究会丛书组委员,编务顾问。

黄大礼(1925-2006)

祖籍中国广东惠阳,在广州出生。1940年来新,在牛车水生活。他就读于南洋华侨水产航海学校,以及养正学校夜校商业班。

黄大礼1954年开始写作,作品多发表于《新时代》《大地》等文艺杂志及《华侨日报》的《自由天地》《星海》,《星洲日报》的《晨星》及《星云》等副刊。

他曾辍笔30年,1986年重新执笔,作品发表于《联合早报》副刊《文艺城》《茶馆》《根》等,出版有《沧桑怀旧录》,诗集《黄叶之献》,《夕阳红》《血碑补遗》 。

罗子葳(1932-2012)

原名罗鸿堃,中国广东顺德出生,八岁来新加坡,住在客纳街,1946年在养正学校小学毕业,升读华侨中学。

我从小认识罗子葳,先父和他的父亲罗翼朝是同乡,1949年先父承顶大马路237号南京金铺经营,邀罗老加入股东,也安排独子鸿堃到南京金铺当练习生,学习做生意。由于鸿堃兴趣于写作,不久后离职进入新闻界,从事新闻工作达36年,于1990年退休。

1990年代罗子葳是《星洲日报》文艺副刊《世纪风》主编,报业大合并之后,他主编《联合晚报》副刊《文艺》版,后为《新加坡文艺》执行编辑。他是一位多产作者,创作很多诗篇和小说。他曾以不同的笔名发表文章,计有胡牧、柳依堤、高天朗、范北羚、穆子峰;他最早使用的笔名是叶绿素。

罗子葳出版的著作有小说集《回春曲》《火把》,诗集《召唤》,报告文学《采访线上》,长篇小说《黑牌坊》,中篇小说《海鸥》等。

2009年,罗子葳移居北京,与女儿团聚。2012年病逝北京,终年80岁。

汀上红(1934-)

原名尹镜培,还有笔名萧子云;原籍广东东莞,新加坡出生,在牛车水广合源街(宝塔街)一带成长,是桥南路230号自然影室东主尹享荣的公子,我家的南京金铺就是坐落在对面。

尹镜培是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在树群中学等任职中文老师,他也是书法家、作家、画家,多才多艺;著有小说《第二次的镣铐》《汀上红小说散文集》等,《旧梦牛车水》是他对牛车水的追忆。

思静(1934-)

原名伍甦女,新加坡出生,原籍广东阳江,养正学校肄业,因家贫辍学。思静是黄大礼夫人,虎威是他们的公子。作品见《联合早报》副刊,出版有《我是妈姐的养女》《木屐踩过的岁月》(英译本2002)、《狮城往事》《牛车水不老情话》。

幼吾(1937-)

何乃强笔名,新加坡出生,牛车水成长。在养正学校、中正中学及圣安德烈受中英文教育。新加坡大学内外科学士,儿科硕士,新加坡医学研究院院士,澳洲大洋洲皇家内科学院院士,暨南大学客座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新加坡竹脚医院首席儿科主任。曾担任中国及新加坡数家儿科杂志编委,儿科学会会长。

华文著作有《儿童病房》(1987)、《父亲平藩的一生》(获得2014年新加坡文学奖)、《医生读史笔记》(也出版韩文版)、《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1911-1921》等;与太太冯焕好合著《杏缘》。

2003年,荣膺新加坡总统颁授公共服务星章BBM,同年获英女王授予圣约翰爵士勋章(K.St.J)。

慧如(1942-)

资深记者区如柏笔名,在新闻界服务28年,祖籍广东新会,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居在牛车水松柏街,是牛车水地方掌故及新加坡历史工作者,著有《战争·乡土·创业》《两个大同的世界》《祖先的行业》《寸寸乡土情》《弦歌不绝》《先贤的脚印》等。

白金(1943-)

原名何若锦,原籍广东顺德,牛车水出生与成长,毕业于养正学校,新加坡圣尼各拉女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硕士,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毕生在圣尼各拉女校任教。幼吾是她的长兄。

著有小说集《在白云间》《路》(与马来文版),青少年儿童读物《不灭的光》《我的世界快乐多》《谁来唱生日歌》《美丽的心》等。曾获三届新加坡书籍奖,小说创作比赛冠军。获得第一届“全国模范华文教师奖”。

何濛(1943-)

原名冯焕好,在牛车水出生及成长,住安祥山。原籍广东南海,在养正学校与南华女中受中小教育,新加坡大学中文系荣誉学士。曾任德新政府华文中学华文教师,华中初级学院华文部主任、副院长,达善中学校长,南洋初级学院院长。2006年退休后,教授南洋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班“优质教育管理”课程,及推广中华传统文化,教导《弟子规》《论语》等。

著作有《何濛散文》《不凋萎的回忆》《校园有爱》《春晖遍四方2003》《育人之旅》,以及《杏缘》(2006 与夫婿何乃强合著),曾获新加坡总统颁授公共行政铜奖章(PPA)。

许永顺 (1947-)

原籍福建金门,幼年住厦门街,新加坡注册中医师,是新加坡街道历史命名学(toponymics)研究者。著作有26本,包括《牛车水》《狮城邮坛记》《记得大坡牛车水》《寻访牛车水》等,最新著作为《新加坡华语流行歌坛》。

刘培芳(1948-)

祖籍广东顺德,幼年住牛车水哇央街(已消失)旧同济医院。1971年南洋大学政府与行政系荣誉学士,同年进入《南洋商报》担任记者,曾任《联合早报》文艺副刊《文艺城》主编。

作品有散文集《我心深处》《刘培芳散文集》《当柿子遇上提拉米苏》,1984年以《柬泰边境去来》获“金狮奖”文艺创作比赛报告文学优胜奖。

庄永康(1948-)

新加坡出生,原籍广东中山,在牛车水松柏街成长。1959年在养正学校毕业,公教中学高中毕业后,进入南洋大学物理系就读,获理学士。留学英国,获伦敦西敏寺大学影视学硕士。曾任职新加坡《海峡时报》、英国广播电台(BBC)中文部、新加坡《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兼专栏作家),并曾兼任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他也曾任新加坡电影委员会、国家文物局委员,现从事自由写作。媒体工作生涯中,曾获日本—亚細安新闻协会奖学金、美国杰佛逊奖学金(Jefferson Fellowship)。

著有《从雾都到南洋》《昙花镜影》《叩问传统》《把握当下》《独立人生》《琴难舍》《戏言》《新加坡华社研究》《竹魄兰心》,所撰写清唱剧全本歌词《化雨》,由国家艺术理事会委制谱曲,在艺术节上由新加坡华乐团呈演。

虎威(1957-)

原名黄虚怀,黄大礼与思静伉俪公子,在牛车水长大,从小喜欢画画和写作。

虎威公教中学毕业后前往英国深造,在剑桥大学毕业,为建筑师,后考获英约克大学古迹保留硕士学位,以负责牛车水花园天桥项目获奖。

他是《联合早报》副刊专栏作者,著有《遨游点·线·面》《剑桥柳色新》,绘本《外公的小房间》《三轮车跑得快》等。

另外,几位在报界服务过的写作人,也住在牛车水,包括:

陆康贤:也作陆上行,曾在南洋商报工作,养正学校毕业,当过养正学校老师。

陈智益:也作陈智音,曾为联合早报体育主任,住在登婆街。

梁增瀛:曾在联合早报工作,本地音乐人梁文福的父亲,住在海山街,曾经获得南方晚报作文比赛第一名。

Friday, September 20, 2019

蒲罗中是不是古代新加坡?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交流站)2019年9月16日

新加坡旅游局官方网站 以公元三世纪的中国史料曾将新加坡描述为“蒲罗中”,作为新加坡的简介。

关于蒲罗中乃新加坡的古名,相信源自前南洋大学许云樵教授。许教授于1970年曾经跟持相反看法的前新加坡大学的饶宗颐教授,以及南洋历史学者陈育菘先生,在南洋商报展开长达9个月的笔论。当时能提供辅助的国外文献不多,三位学者的治学精神,为我们留下学习的模范。[1]-[6]

中国史料中的“蒲罗中”源自三国东吴,孙权委派朱应、康泰等人出使扶南。中国官员的见闻记载在已经失传的古书《扶南土俗传》,今天所能阅读到的《太平御览》、《水经注》、《通典》等书籍,在转抄《扶南土俗传》的条文时,是否有疏漏就不得而知了。相关的三段文字包括: 

1. 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一年余到天竺江口。

2. 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海边有人居,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罗中国,其俗食人。

3. 拘利东有蒲罗中人,人皆有尾,长五六寸,其俗食人,按其地并西南蒲罗,盖尾濮之地名。

一般认为拘利乃登嘉楼的朱盖(Cukai)。由于“蒲罗中国”位于拘利“极崎头”,许教授推断“极崎头”乃马来半岛的尽头,蒲罗中则是Pulau Ujong(尽头的岛屿)的对音,所以指的是新加坡。不过许教授并没有解释地理上,新加坡在拘利的南部,而古书所写的蒲罗中国却在拘利的正东。

关于对音,南海各国古史渺茫,除了越南,其他各地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没有完整的正史记录。因此,古代南海地名必须借助中国古籍,而中国对地名的记载通常是将当地的土音转译为中文,对音就成为考据地名的工具。不过最大的疑问是:

1. 三国时期,本地的马来语还没成型,我们是否能以今天的马来语Pulau Ujong来诠释18个世纪前所使用的“本地”语言呢?

2.《扶南土俗传》所记载的应是扶南的风土民俗,中南半岛同样有极崎头、海边与小岛,因此拘利和蒲罗中国指的是扶南一带还是另有所指?

现代资讯比起半个世纪前的笔论的年代发达得多,西方的科学化制图法可以辅助中国文献,譬如国家博物馆历史馆入口处所展示的东印度地图就可提供很好的参考。这幅地图取自1570年出版的《世界概貌》,由佛兰芒(古荷兰)制图者亚伯拉罕·奥特柳斯汇编。

该图在中南半岛的“极崎头”标出Coral 和Pulocondor两个重要的地标,它们除了跟“拘利”与“蒲罗中国”音似外,地理位置上Pulocondor(蒲罗中国)刚好就在Coral(拘利)正东。《扶南土俗传》所记载的,更有可能是名正言顺的扶南地区。[7]


(1570年《世界概貌》,越南版图上的Coral 和Pulaucondor,语音上就是“拘利”与“蒲罗中国”。)

[1]饶宗颐,“新加坡古代名称的检讨---蒲罗中问题商榷”,《南洋商报》1970年1月1日
[2]许云樵,“蒲罗中问题的再商榷”,《南洋商报》1970年1月25日
[3]饶宗颐,“蒲罗中问题续论”,《南洋商报》1970年2月8日
[4]许云樵,“蒲罗中问题赘言”,《南洋商报》1970年3月1日
[5]陈育菘,“建国至上,学术至上---我对蒲罗中问题的看法”,《南洋商报》1970年6月7日
[6]许云樵,“詹詹小言谈学术---答陈育菘先生建国至上,学术至上”,南洋商报1970年9月16日
[7]扶南为现越南的南部。

Tuesday, September 17, 2019

当历史和瞬间相遇——河流、硕莪树、马兰诺人

作者:辛羽
图片:辛羽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19年9月12日

我们是八月上旬到的,四月份沐胶最热闹的祭海节已经过去一段日子。生活恢复日常。来不及见到马兰诺人节庆的繁盛,也许恰恰适合我们。对Y来说,为了解一种民族文化来做田野考察,做学问需要平静,甚至冷寂,从日常中去发掘文化的底蕴。 我们入住的拉敏达纳(Lamin Dana)在一个称为迪廉村(Tellian Village)的马兰诺聚落。从公路旁踅入,不到一公里。迪廉河缓缓流经整个村子,我们踏着架高的木板路,时有倾斜,摇晃,一颗心悬着,七拐八弯地,仿佛循着岁月的小径往回走。两旁都是锌版木屋,错落有致,一转角就是一道跨越河流的木桥。听不见流水声,偶尔一只小船“嘟嘟嘟”从木桥下驶过,不远处一两声慵懒的狗吠。时间,是搁浅在水草丛中的小舟。

(迪廉村(Tellian Village)的马兰诺聚落。)

拉敏达纳(Lamin Dana)是这个村子唯一的民宿,女主人就是土生土长的马兰诺人,长大后她同村里其他年轻人一样,离乡到外地当记者。多次被派驻回乡采访,她开始意识到让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化正在消失,于是动念返乡办民宿,希望借助旅游观光,向现代人介绍一个湮没着的传统,让族人认识存在的价值,自身也浸濡其间,希望那个延续千百年的文化得以保存。 为了抵御外敌、躲避野兽和防备水灾,马兰诺人传统的住屋都是高脚屋,我们入住的民宿, 参照高屋格局建造,以锌板和硕莪叶子搭盖屋顶,两层楼房纯粹是木构建筑。没有装置冷气,在粘稠滞重的夏夜,风扇“咔咔咔”转动,呼呼呼猛吹着,从蒙纱的窗口挤进来丝丝热风。房间里一暗灯,就有不知名的小飞虫落在衣被,钻入肩颈,挠醒多年前乡居的日子。

(马兰诺人传统的住屋都是高脚屋,我们入住的民宿, 参照高屋格局建造。)

河流


不知道迪廉河到底多长。但肯定只是一条小河,无数道跨河的小木桥不过二三米。两个清晨我都起个大早,沿着村落的木板道四处溜达,在木桥上伫立,往返。远处还罩着淡青色的烟雾。手机拍下的画面,宁静,萧疏。初阳在遥远的丛林背后还待喷薄,天光水色一团迷蒙,混沌,犹如被晨露打湿的眼睫,半睁半闭,缱绻一场不愿苏醒的幽梦。

迪廉河流经平野,几乎是悄无声息的。河水是酽酽的浓茶色。白云,绿荫,房舍,木桥,倒映在深色如绸的河面,反倒格外鲜亮明晰。

(几乎是悄无声息的迪廉河。)

我们乘坐只能容纳四五人的小艇,溯流而上,去寻访野生的硕莪树,把舵的船夫随手一指——远处隐隐如烟的绿株,亭亭如椰如棕榈,那都是了。

(乘坐小艇去寻访野生的硕莪树。)

水面上一大串的木桐,一截一米多长,紧挨河边水草旁,如浮桥般沿河迤逦。船只驶近了看,木桐表层都凿了孔,以一条长绳贯连着。这些都是顺流运下来,贮存着,等待在作坊加工的硕莪桐。

作坊因此大都设在河畔,我们登岸参观:硕莪桐被斧头劈成小腿般粗大,再一截一截塞进搅碎机,轰隆声中碾碎成粉屑;加水混合后,经过一道道沟槽,使淀粉沉底,木屑浮上。浅褐色的木屑直接倾倒入河流里——怪不得迪廉河水如此浓酽,它沉积了多少世代的硕莪残渣,多少劳动的汗水!

(河畔作坊。)

沉底的淀粉收集后再经过多道工序,过滤处理,最后成为洁白如雪花,柔软如面团的硕莪粉。然后再交到另一些也设在河边的作坊,在粉末中掺入椰奶,米糠,以盐和糖调味,用特制的网状竹筛制成颗粒,在土灶上以柴火烘干,袋装成为可口的零食。

(过滤处理硕莪粉。

硕莪粉加料后制成颗粒。

(加工过程。)

不起眼的迪廉河悠悠流淌,承载着马兰诺人世代的劳作生活,河流以最廉宜,最实际的方式,运输,储存硕莪树桐,然后在河边加工,从树桐里分解出淀粉,成为哺育了一个民族的粮食。马兰诺人因此被称为“吃树的民族”。就连生产过程的渣滓,也简易地让河流清理了。

硕莪树


在砂拉越以硕莪为主食的,不只是马兰诺民族,以狩猎为生的唯一的游牧民族本南人也是。这和当地,特别是拉让江河口一带,主要是泥炭沼泽地有关,这种土地不适宜栽种稻米,硕莪树却能生长得滋荣茂盛。

我们的小船沿河而上,在村子范围,河里浸泡着硕莪树桐,河岸上硕莪粉正在加工,机器转动,柴火熊熊,烟气腾空 。离开村落,一驶进丛林,两岸树木横生的枝叶,织成覆盖小河的浓阴,小艇的摩多声撕开了亘古的宁静。触目都是高低参差,外形酷似棕榈的,野生的硕莪树。

硕莪树学名:Metroxylon sagu,又名西谷椰子 、西密棕、西米椰子,属棕榈科西谷椰属。是一种原生于东南亚马来群岛的植物。在砂拉越硕莪产地主要集中在中部至北部,比如沐胶、乌也、达叻一带,这些地方正是马兰诺族聚居处。早年马兰诺族不吃饭,以硕莪粉冲泡成糊状作为主食,或吃硕莪粉制成的点心和饼干等,祭拜活动中常见硕莪的影子;传统舞蹈中,也少不了硕莪加工劳作的舞步。

根据资料:自19世纪初叶,产自沐胶(Mukah)、乌也(Oya)、和拉浪(Rejang)这些马兰诺地区的硕莪,大都运到新加坡加工,再出口到印度和欧洲。硕莪成为当时新加坡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昔日的牛车水就曾有街巷以“硕莪”(sago)为名。

当我们被野生的硕莪林环抱,面对一株被放倒,比身躯还大、浑圆的,已被断成多截的硕莪树,不禁驰想,远隔重洋的两地,在历史上曾发生过什么样的交集?那一截截树桐,流出迪廉河,渡过南中国海,我们先祖的手,是不是就如此刻河畔作坊那些工人的劳作一样,把“树”变成粮食,维持了自己,也维持着他人的生计?当历史和此刻瞬间相遇,我们来寻访的,岂仅是一株野外的硕莪树?

(硕莪树。)

“啊!”有人惊呼——只见船夫正从绵腐的树头,挖掘出一只只大大小小的硕莪虫,咖啡色发亮的头,深乳色的身躯,混杂在纤维丝中蠕动着。

就连虫,也是硕莪对这个民族的赐予,生吃,或者油炸,硕莪虫都作为马兰诺人的风味食品之一,还富含完全不被污染的蛋白质。

(硕莪虫。)

(硕莪虫都作为马兰诺人的风味食品之一。)

马兰诺人


马兰诺族(Melanau)是最早期居住在砂拉越的民族之一, 是砂州第五大民族。在沐胶(Mukah)发源。远在1853年前,他们就已定居在甘榜南甲(Kampung Nangka)的长屋里。马兰诺人崇拜泛神灵,他们相信生命与环境是一体的,原来信仰Liko(河族)。现今多半为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回教徒。

马兰诺族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结合各国古代文献对马兰诺王朝零碎的记录及民间传说,马兰诺王朝是婆罗洲岛最古老的王朝,于11世纪期间壮大,并于15世纪走向没落。马兰诺王朝覆灭之后,长期沦为被殖民统治的一方,马兰诺人渐渐失去他们的信仰习俗,语言文化,甚至是身分认同。

尽管马兰诺王朝在15世纪走向没落,社会上依然奉行等级制度,划分为皇族、贵族、自由人和奴隶。马兰诺族群里隐藏着一种复杂的传统式计算法,来区别一个家庭的阶级,他们以“比古”(Pikul)为单位。分为五、七、九、十二、十五“比古”。 五、七“比古”是自由人;九、十二、十五“比古”属于贵族阶级;十五以上就是皇族,而 五Betirih(Dipen gak luer)以下则为奴隶。我们参观村子里的Sapan Puloh迷你马兰诺博物馆时,馆主解释说:“‘比古’(Pikul)指的是腰刀上的弯曲,弯曲越多,社会阶层越高级。”但也有资料说Pikul是指计量单位,一Pikul大约等于60kg铜的重量。

我们入住的拉敏达纳(Lamin Dana)民宿的主人戴安娜.罗丝(Diana Rose), 她的身分非常特殊,她是皇族后裔最后一代人。不过她极少向别人提起她的身分,因为过去的奴隶制曾是历史上黑暗的一幕。

在沐胶市区,以及在迪廉村落里,我们看见不少于三支高高矗立的柱子,以砂拉越闻名的铁木(Kayu belian ,学名Eusideroxylon zwageri) 制成,这就是所谓的“Jerunei”柱子。当一个皇室成员去世时,他的遗体并不直接埋葬,而是等尸体腐烂后,才把骨头收集在瓮中,再将瓮放置入“Jerunei”里。这时,一对介于12、3岁的男女奴隶将被殉葬,男奴隶会被抛进坑里,女奴隶则被吊在“Jerunai”柱上,让她活活饿死。根据传统,陪葬的男女奴隶会成为死者在往生世界的护卫和侍者。

我们在观看村落里的一支“Jerunai”柱时,在靠近土地的部位,有着许多刀砍的痕迹,据说那是奴隶的家人,不堪孩子被残忍杀害,以刀砍发泄胸中的愤怒!

(“Jerunai”柱靠近土地的部位,有着许多刀砍的痕迹。)

这种极不人道的殉葬制度,在文莱王国把砂拉越交给白人布洛克家族(Brooke Family)管理时,第二代拉惹Charles Brooke(1868年)将它结束。

光亮背后总有阴影,伴随着历史的辉煌,必有不忍直视的黑暗!

而对于在迪廉村落里,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动者,河流、硕莪,谱写着他们的生命之歌。他们也许没有意料到,平静的生活,竟会闯入许多窥探者。时光,就如她们烘焙硕莪颗粒的袅袅烟气,他们总是回报温厚的笑意,既透露了清苦,也满怀着坦荡。

Friday, September 13, 2019

德光岛拼图 Pulau Tekong - piecing together the jigsaw puzzle

现在的德光岛是个军人受训的地方,闲人免进。从前的德光岛则是民居,有大德光岛和小德光岛之分。

过去人们口中的德光岛,指的是大德光岛。德光岛跟樟宜之间有一座名为Pulau Sajahat的小岛。由于岛上有炮台,当年的华校生称之为炮台岛,德光岛的村民称Pulau Sajahat 为缎公屿。

炮台岛上没有人烟,没有水电,我们从新加坡本岛带水、食粮和大光灯到没有外人干扰的小岛上过夜,度过促膝谈心的年轻岁月。

1970年代起,德光岛已经被征用为军事训练场地,1987年最后一批岛民搬迁,只留下“故乡”的回忆。这个“海外”的军事地区,一般人无法登陆,只好魂萦故乡了。

21世纪,三个岛屿填土“合并”为一个德光岛,德光岛“长大”了。

去年听莫缕勇、吕玩标、吕玩俊谈德光岛,提供了不同的线索,让我有机会重组德光岛的拼图,印象渐趋完整。


(大德光岛望过去炮台岛和小德光岛。1982)


小德光岛Pulau Tekong Kechil


小德光岛面积 1.5平方公里,约等于210个足球场。客家人称小德光岛为“伯公kiji”,潮州人则简化些,叫“kiji”。吕玩标根据他12岁的记忆,只有一条没有路名的沿海道路环绕全岛。居民住在沿路的甘榜,靠捕鱼为生。马来人和华人捕鱼的方式不一样,马来人或用帆船,或坐在舢板上垂钓,华人捕鱼则用奎笼围网。岛的中央地势较高,种植树胶和野菜,少数马来人从事割胶,野菜野果则多到吃不完,居民各取所需,较特殊的野果有波罗蜜(nangka)、尖不辣(cempedak)等。


(大德光岛与小德光岛,1981。图片来源:莫缕勇)

岛上的华人和马来人各一半,华人以潮州人为主。现在我们统称来自马来群岛的住民为马来人,其实马来人有不同的“方言族群”,居住在小德光岛上的是武吉士人(Bugis),语言跟马来话不一样。比方说,吃的马来语为“makan”,武吉士语则为“ monday”。

在Kampong Batu Gajah搭建茅屋居住的多数是渔夫。这里地势平坦,退潮时可以走得很远。Kampong Todak的马来人较多,由于地势像尖嘴鱼(ikan todak)的尖嘴,所以称为Todak。Ikan todak可能是马来纪年中在丹绒巴葛以芭蕉茎消灭剑鱼的故事中的剑鱼

由于小德光岛上没有学校,小孩上学必须从渡头乘船到大德光岛实拉宾村(Kampong Salabin),大人和小孩的收费分别为一毛和五分钱。吕玩标上的是爱华学校,校舍成为后来大德光岛上的联络所。

小德光岛原为柔佛苏丹的土地(1878-1951),律师Philips Hoalim以$65,000从苏丹手中买下岛屿,居民必须搬迁。[1], [2]

小德光岛的“马来”居民迁徙至大德光岛的Kampong Ladang (Kampong Bahru),潮州人到Kampong Seminei, 少数搬迁至Kampong Batu Koyok。

Philips Hoalim在岛的西部建设了海滨别墅和码头。当了17年岛主后,政府于1968年强行回收土地,1971年以$67,500作为赔偿。显然这笔数目是根据当年的买价来推算的。


(小德光岛西部,Philips Hoalim的海滨别墅和码头清晰可见,1973。图片来源:莫缕勇)

Philips Hoalim对赔偿额深感不满,他以市价值$125万为由,跟政府打官司,一路打到上诉庭。1977年,负责审理的朱星法官(Choor Singh)裁定,任何富豪当起岛主,都会建立别墅招待朋友。根据1968年的市值,这栋别墅为$15万,岛上的土地为每英亩$4,000,连这些年的利率计算在内,政府应该赔偿$1,022,000。[3]

当年政府在新加坡本岛以低廉的价格强行收购土地,一般平民没有资源与能力跟政府打官司,只好忍气吞声。Philips Hoalim财雄势厚,一场官司打了六年,最终获得合理赔偿,这应该属于少数“成功”的例子。打赢官司时,Philips Hoalim已经83岁了。


大德光岛Pulau Tekong


从前的大德光岛的译名为“浮罗德港”,面积约24平方公里,为小德光岛的16倍。

吕玩俊记忆中,岛上的实拉宾村、Kampong Permatang和Kampong Pasir Merah的居民都跟柔佛有联系,有一群人来往于德光岛与柔佛河之间,不过不跟其他岛民交谈。 Kampong Sungei Belang和 Kampong Sanyongkong 是养猪的地方,俗称猪寮下。居住在岛中央橡胶园,从事种植业的多数是客家人。


(德光岛地处柔佛河的出口处)


(Kampong Permatang)


由于德光岛位于柔佛河口的交通要道,据说四百年前就已经有人居住了。柔佛居民往来德光岛乃“传统习俗”,德光岛除了有他们的亲人外,也是做买卖的地方。退潮的时候,他们沿着柔佛河划船下来德光岛,涨潮时再划船回去。顺着潮汐川行起来省时省力,类似“千里江陵一日还”。后来居民的小船装上摩多,小电船乘风破浪,摆脱自然界的局限,不需要再像往日那样等候潮起潮落了。


(德光岛上的药房,1951。图片来源:NAS)

德光岛上的“马来人”多数为傍海为生的海人,至于实拉宾村旁的Kampong Pahang的马来人,则为马来王族后裔,多年来岛民都公认他们为村长。从中国南来的潮州人和客家人陆续移居到德光岛,陈嘉庚在岛上的缶窑村设立砖厂制砖,卢姓商人则创建陶器厂,生产花盆及大水缸。德光岛水缸黑色不上釉,陶窑使用到1970年代。

1971年左右,岛民约四千人,华人与马来人的比例为60:40。

图表:1971年的德光岛居民分布
村落
居民人数
华人
马来人
Kampong Salabin
789
574
215
Kampong Permatang
253
81
172
Kampong Pasir Merah
103
45
58
Kampong Unum
240
131
109
Kampong Sungai Belang
90
90
0
Kampong Ayer Samak
116
116
0
Kampong Pasir
119
68
51
Kampong Pengkalan Pakau
205
100
105
Kampong Sanyongkong Parit
281
210
71
Kampong Sanyongkong
205
141
64
Kampong Batu Koyok
232
171
61
Kampong Ladang
222
85
137
Kampong Seminei
337
330
7
Kampong Pahang
663
34
629
Chia Tong Quah Estate
161
161
0
总数
4,016
2,337
1679
(资料来源:莫缕勇,《“图说”德光岛》讲座,2018年7月21日。当时岛上有3名印度人,并没有包括在此表内)

1964年种族暴动,村长东姑阿末掌控大局,岛民都相安无事。东姑阿末包山包海,为岛民谋福利,连做登记都由他负责。东姑阿末去世时,从Kampong Pahang 到实拉宾村都有华人夹道,送他最后一程。

马印对抗期间,印尼突击队在哥打丁宜登陆,德光岛成为第一防线,由数名澳洲军和马来西亚的马来军团驻守。晚上,澳洲军到实拉宾村喝酒解闷,无形中带旺了咖啡店。


(实拉宾村 Kampong Salabin。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话史德光岛与天降佛堂太阳公庙》追述Kampong Pahang(彭亨村)马来王族的来源[4]:

1857年彭亨亲王驾崩,长子Tun Mutahir 继位,将兴楼与关丹地区交由弟弟Tun Ahmad管辖,导致兄弟阋墙。Tun Ahmad率领随从逃亡到新加坡,时任新加坡总督(Sir Edmund Augustus Blundell)允许他在德光岛居住。长达6年的内战,使到彭亨遍地烽火,部分马来人举家乘小船从海路来到德光岛建立了家园,把他们建立的聚落称为彭亨村。Tun Ahmad卧薪尝胆,1863年在登嘉楼苏丹的协助下,击败大哥,成为彭亨的首相,日后成为彭亨苏丹。


我的德光岛生活


上世纪70年代,我念中三的时候跟同学去德光岛海边露营,退潮时沙地平坦,往外走了400米,水深只到小腿,约一公里处则有艘轮船停泊。我们使用的水井是马来居民的。他们不论男女都在井边沐浴,不介意我们侵占地盘,甚至使用他们的资源,就是完全不跟我们交谈。估计我们海边露营的地方应该是Kampong Permatang。

浅滩的海产相当丰富,红色的小花蟹和江鱼仔是最常见的,至于海星、各种颜色的水母、鲎鱼(Horseshoe crab)则是新加坡本岛难得一见的。我们用手捞起水母,并不觉得痕痒、恶心、疼痛,也没有长红疹。

鲎鱼又称“马蹄蟹”、“夫妻鱼”,原来四亿多年前鲎鱼出现后,至今仍然保留古老的样貌,所以也被称为“活化石”。鲎鱼的身体明显的分为三部分:最大的是头胸部,然后是分节的腹部,再下边是长长的尖尾刺。

我们在浅滩上用手捞起的鲎鱼是一对的,原来它们一旦结为夫妻便形影不离,肥大的雌鲎背着瘦小的老公到处去。我们好奇的强硬将它们分开,在腹部分节处每轻刺一下,它们便会抽搐一阵子,玩了一阵子后才将它们放回水中。如今回想起来,对于少年时的行为倒有些罪恶感。

40年前跟Singapore Polytechnic中文协会的朋友到德光岛露营时,还可见到岛上英军留下的炮台。我们住在英军留下来的营房,墙壁上涂鸦着“红色”词语,如毛主席万岁、集体主义好等。

有一位名叫陈发祺(Tan Huat Chye)的同学为德光岛居民,我们都叫他“Tekong”。“Tekong”住在勿洛亲戚家,每天乘坐2号巴士到美芝路(Beach Road)转乘209号上学,周末才回德光岛老家。他表示德光岛上没有中学,他从中学时期就已经过着本岛外岛的生活,早就已经习惯了。

30多年前在岛上服兵役,出任后备军人的教官,黄昏过后的日子很难打发,多数人都集中在餐厅看电视闲聊,打发时光。在餐厅卖饮料的年轻女子年约二十,爱穿白色无袖汗衫和绿色裙子,大伙都围着她搭讪。有时候被调戏后,她会故意板起脸孔,不过当大家嘻皮笑脸地买饮料赔罪的时候,她就会露出如花的笑颜,迷倒众生。类似的情节每晚都重复着,大家娱人自娱,等待新的一天。


(德光岛上的头颈石 Batu Berlaher, 1982)

此外,就是到岛上捡榴梿和探险了。重看头颈石、“凯旋门”、红树林等照片,估计那里就是Tanjong Batu Koyok。


(德光岛上的红树林,1982)


(德光岛上的“凯旋门”,1982)

当时来回德光岛可以乘坐RPL,在樟宜的突击营旁上下船。RPL速度慢,一趟费时45分钟,我们都可免则免,选择在樟宜尾渡头花费$1.50,乘搭只需25分钟的渡轮(bumboat),它们跟现在来往乌敏岛的渡轮是一样的。

21世纪,我重回德光岛面试那些申请成为职业军人的新兵时,德光岛已经面目全非了。


(乘坐RPL来往德光岛。图片来源:NAS)

至于我过去所了解的岛民庆祝“大伯公”诞辰,吕玩俊称为“缎伯公”。农历十二月十五日的缎伯公诞,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同胞也会庆祝,由此推断拜祭缎伯公的习俗可能源自马来人。岛民认为缎伯公就是600年前跟葡萄牙人开战,自杀身亡的亚齐战士首领。他化身为圣石,以伯公的身份出现,成为水手的守护神,保护水手们安全行船,一路顺风。

庆祝神诞时,岛民会到炮台岛(缎公屿)“邀请”伯公过岛看潮州戏。酬神戏十分热闹,樟宜尾的小贩都过岛赚外快,顺便多赚些钱过年。庙会的日子不只岛民有口福,柔佛河畔的居民也过来凑热闹。

以前演酬神戏,潮州戏跟客家人的汉剧打对台。为了打击对方,双方都派人透过戏台的木板缝隙刺伤对方艺人的脚板。战后客家人的种植业不赚钱,只剩潮州大戏。吕玩俊表示1949年的捐款簿记载了来自哥打丁宜、新打山(乌敏岛)和后港的捐款,真是四海一家亲。

1986年,德光岛上演最后一场酬神戏后,岛民搬迁,庙宇也搬迁到勿洛。

勿洛北四道(Bedok North Avenue 4)的德光岛联合庙由五间原德光岛的庙宇组成,目前活跃的只有客家人的太阳宫庙(原址 Kampong Permatang)和潮州缎伯公庙,却因搭棚庆祝缎伯公诞辰引起联合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已经进入司法程序。[5],[6] 客家和潮州帮打对台的旧史是否重演?


(勿洛北四道的德光岛联合庙)

附记:德光岛的地方名称
Batu Gajah:象石
Todak: Ikan todak尖嘴鱼
Ladang:荒野
Bahru:新的
Koyok:石灰,石膏
Permatang:田埂、坎、垄
Pasir Merah:红沙滩
Sungei Belang:条纹状的河流

主要参考资料
[1] “Tekong Kechil award: Appeal hearing begins”, The Straits Times, 21 November 1974, Page 17
[2] “Judgment reserved in Tekong Kechil appeal”, The Straits Times, 22 November 1974, Page 9
[3] “Lawyer will now get $1,022,000 for that isle”, The Straits Times, 16 August 1977, Page 8
[4] 何金煌,《话史德光岛与天降佛堂太阳公庙》,1993,ISBN 9789810044374
[5] 陈可扬,罗妙婷,“庙宇三次搭棚 两次遭人拆除”,《联合晚报》2018年2月5日
[6] "2 temples on shared site clash again in court", The Straits Times, March 5, 2019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