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洛：今月曾经照古人

原文刊登于《源》2020年第2期，总期144。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

勿洛曾经是个“皇帝”、渔民、农夫与海盗并存的偏郊。

根据建屋局的资料，从前坐落在勿洛的回教堂每天击鼓五次，提醒居民祷告时间到了，因此“勿洛”可能源自传统马来鼓“Bedoh”。

(传统马来鼓“Bedoh”。)

另一可能性是小渔船（Biduk）停泊在宁静的勿洛河面上，因此得名。

“勿洛”和“丹那美拉”出现在Manuel Godinho de Eredia的区域图，可见这里早已小有名气。这幅1604年的地图上，“Sunebodo”指的是勿洛河（Sungei Bedok），Tanamera指的是“赤壁” （Tanah Merah）。丹那美拉的赤色峭壁是昔日海人航行的标志，也是个战略岬角，殖民地时代，英国人在此安装碉堡和弹药库，不过精心布置的海事防御没派上用场。

（勿洛和丹那美拉出现在欧亚人Manuel Godinho de Eredia 1604年绘制的区域图。）

勿洛的现代化工程于半个多世纪前展开，当时建屋局在东海岸进行填海试验，同时兴建组屋。上世纪70年代，勿洛南的新组屋外墙抹上靓丽的彩虹，吸引过路客放弃乡居生活。多年以后，勿洛再度华丽转身为结合青葱环境和现代化设施，让20多万人居住的市镇，早年的甘榜风味只保存在记忆中。

（勿洛地形图，根据1978年街道图制作。）

海盗的温床

一百多年前的文字记录显示，勿洛曾经是海盗的温床。1843年新加坡自由报报道，勿洛海边的居民以渔夫和樵夫掩饰身份，实际上他们是抢劫来往商船的海盗。马来人、武夷士人、海人和华人都有份参与。1869年，8名华人海盗被殖民地政府逮捕，其中一人因重犯而被判处14年徒刑。

钳制海盗的方式离不开擒贼先擒王，政府以一贯监控私会党徒的手法，通过村长来压制海盗活动。20世纪初，海盗事件还是偶尔发生。譬如1904年，新加坡自由报报道一群马来海盗手持巴冷刀和克里斯（马来短剑），到加东海面抢劫华人渔船和钱财后，往赤壁的方向逃之夭夭。如今回顾这些真人实事，就像看了一场《加勒比海盗》。时至今日，海盗并没消失，2019年新加坡海峡发生31起抢劫商船的事故，比前一年多出三倍，马六甲海峡曾经被列为高风险区，促使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联合巡逻，维护海域的安全。

椰子园与晒咸鱼虾膏的古老风貌

虽然有人打家劫舍，多数居民还是安分守己地过活的。20世纪初的勿洛居民以种植椰树和捕鱼为生，椰树一身是宝，除了榨椰油和酿酒外，椰子水可以解渴，新鲜椰肉做成甜品与调配咖喱，椰壳用作炸食物的器皿，纤维可用来修补船只和制造绳子，叶子可做扫帚，树干可以建屋子与烧柴。

马来和华人渔夫划着舢板捕鱼，但具体方式有明显的差异，马来人一般使用鱼线，以小鱼和苏东为饵，华人则多数使用拖网。有些渔民贪图一本万利，用少量炸药违法“炸鱼”，将鱼群炸昏后一网打尽。撒网虽然收获丰富，但对海产生态不利，上世纪50年代已经没什么渔获了。一些渔民干脆在沙滩上捡贝壳为生，勿洛的捕鱼业画上句点。

（华人捕鱼的舢板。图片来源：互联网。）

捕鱼的年代，晒咸鱼和虾膏乃司空见惯的风景线。虾膏的原材料为小虾，加入盐巴发酵后磨成粘稠状，在阳光下暴晒成膏。虾膏可以做成马来栈，也叫峇拉煎（belacan）的调味料，做法是将虾膏跟剁碎的红辣椒、洋葱、姜和蒜头调配而成。有些华人将本地食材带回乡，因此中国南方的食物也会以虾膏和峇拉煎调味。

（晒虾膏。）

民间头家开创本地海鲜餐馆

提起民众餐饮，勿洛第85座的凤山熟食中心最为人津津乐道，这里的肉脞面、烤香鱼、猪肉粥、蠔煎等都是吸引老饕的廉价美食，偶尔看到国外游客慕名而来，越夜越精彩。

凤山区于1980年代落成的时候，居民主要来自巴耶利峇大成巷一带。凤山的名字起源于大成巷葱茅园凤山宫，那是当地居民的宗教、学校与活动中心。以老地方的庙宇取名，起着安抚民心的功能。

新加坡的熟食中心多，海鲜餐馆同样散布在全岛各地。从前本地的海鲜餐馆寥寥可数，曾经在勿洛屹立数十年的长堤海鲜楼（Long Beach）或许是老人家印象格外深刻的老字号之一。海鲜楼的英文名Long Beach 原意为长沙滩，取义所在地乃一片绵延的沙滩。黑胡椒螃蟹就是由长堤海鲜楼首创的本地美食。

二战结束隔年，长堤租下勿洛大酒店（Bedok Rest House）原址，开启海鲜煮炒业的先河。那时候正处于战后重整阶段，除了结婚寿宴之类的特殊场合，在外用餐的食客不多。长堤的对象主要是驻扎在樟宜的英军。

这里也是甘榜勿洛（Kampong Bedok）的所在地，早在19世纪中叶便已成型，由于地势有个大弯，俗称勿洛角（Bedok corner）。甘榜拆除后，渔民在新建的勿洛角熟食中心谋生，熟食中心后面屹立着“勿洛皇帝”的豪宅。

（勿洛角（Bedok corner）的甘榜拆除后，渔民在新建的勿洛角熟食中心谋生。）

马来人奋斗成为勿洛皇帝（Raja Bedok）

马来人口中的勿洛皇帝名为Haji Kahar Abdul Ghani，Haji是到过麦加朝圣的信徒的尊称。Haji Kahar 年轻时从巨港来到新加坡谋生，在甘榜格南设立转口贸易公司，打拼20多年后买下勿洛的种植园并兴建别墅，年老时将生活重心转移至宗教事务，成为住家附近的回教堂（Masjid Al-Taqua at Jalan Bilal）的可兰经老师。

Haji Kahar出入有马车和福特汽车代步，令人羡慕不已。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他去世不久二战蔓延到新加坡，日军政府强迫他的家族变卖产业，豪宅也不可幸免，和平后手中的香蕉票见财化水。这些年来虽然别墅数度易手，但依然保留着原来的风貌，在摩登的洋房地区愈显古朴。

（勿洛皇帝Haji Kahar的别墅，外观上保留着昔日的风貌。）

大地主许锡林

新加坡博览中心旁的锡林道（Xilin Avenue）可通往东海岸公园大道，道路以许锡林命名。

许锡林是勿洛河东岸的大地主，19世纪末从马六甲来到新加坡，以维修脚车谋生，靠买卖产业发迹，二战前已经拥有种植园与沙场。二战后政府向他收购350英亩土地（约200个足球场），部分土地用来安置受兴建巴耶利峇机场影响的葱茅园住户。勿洛蓄水池就是许锡林将产业出租给人采砂后所形成的池塘。

勿洛新生水厂所在地乃昔日许锡林村的尽头。新加坡全天用水量约16亿公升，一半为工业用水。水源是新加坡的战略资源，新马分家时跟马来西亚签定的两份水供合约，一份已经期满，另一份则于2061年到期。为了应付未来的需求，21世纪初本地已经生产新生水，把回收的污水以超微空心膜与反渗透技术过滤，再经过紫外线消毒。处理过的新生水就像蒸馏水般纯净，成为晶片生产、电子业与发电厂的首选。新生水和淡化后的海水为本地提供超过一半的水源，“水的故事”堪称新加坡传奇。

（勿洛新生水厂的生产线。）

中华公学平民教育家林子勤

日战结束后，让失学的孩子们回到校园读书乃当务之急。昔日的许锡林村有一所战后隔年创办的中华公学，那是平民教育家林子勤办学的一段事迹。

中国投入全面抗日战争时，林子勤从广东省揭阳县来到新加坡，没想到数年间又面对另一场日战。爱读书的人却因战争失去读书的机会，使到林子勤对读书建国的感受格外强烈。 

和平后，20来岁的林子勤在勿洛的朋友家短住，黄昏时分到海滨漫步，无意间走到“鬼屋”的围墙外。鬼屋虽然荒置着，翻墙入内求财的不速之客倒真不少，有些还是从老远慕名而来的。

林子勤入屋巡视，发现环境怡人，是个办学的好地方，拿定主意后，找到地主许锡林磋商。许锡林对零星的租金没兴趣，表示可以免费使用。在教会学校教书的姐姐林子瑄心思稠密，为了避免他日可能引起争议，决定以市价租下屋子。直到70年代学校停止运作，屋主始终没起过租金。

（坐落在许锡林村的中华公学，由平民教育家林子勤创建，跟居民打成一片的“抱猪的校长”成为美谈。图片来源： Joe Elliott@ goodmorningyesterday.blogspot.com。）

林子勤得到两位姐姐和女友鼎力协助，总算把学校搞起来。他亲自逐家逐户拜访渔夫农民，鼓励他们送孩子上学。那个年代民办教育的教职员薪水低，有些还是义务的，第一任校长没多久便离职了，林子勤只好亲自披甲上阵，有些师资还是二战前已经认识的铜锣合唱团的团员。支撑两年后，林子勤必须到私人企业打拼来持家活口兼养校，豪雨成灾时帮忙农民抢救猪只，“抱猪的校长”成为美谈。

勿洛码头：人道主义精神的记忆

勿洛码头是个国人喜爱吹海风垂钓的地方。上世纪60年代兴建的勿洛码头原为私人产业，不久后被政府收购，用来接收美军在越战中损坏的军备，越战结束后则用作军事用途。

1975年西贡沦陷，大批南越船民投奔怒海，南中国海上超载的难民船正一波接着一波地驶向新加坡海峡。这是正式成立八年的新加坡武装部队的第一项重要考验，海陆空三军都出动了。第一波的32艘难民船停泊在勿洛码头，船民中有带着枪械和炸弹的军人，依偎在大人怀抱里的小孩，大腹便便的孕妇等。有些船民故意纵火烧船，这么一来新加坡就无法将他们拖回公海了。本地军人所能做的是解除船民的武装，供应粮食和柴油，将船只修理好，甚至教导船民驾船的技术，让他们继续远航。

国家博物馆中文义务导览员黎上增当时是一名后勤军官：“在国防部时做了很多 临危受命的事， 包括接济越南难民。我们只是接到紧急采购清单，需要一批日常必需品，24小时内送到勿洛码头。当时原本满头雾水，见清单上尽是女用卫生巾、奶粉、奶瓶、药物等，多少猜到是怎么回事。送货到勿洛码头，只见我们的同事们满头大汗搭建帐篷货仓，将货品送到海军舰艇上由海军兵哥们分派。”

多年后，船民Kaori Ishii反馈：“我先到印尼Galang难民营，然后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飞到美国。相比起来，新加坡是最人道的，2005年我还回来旧地重游。新加坡是个小地方，应付难民问题是件很棘手的事。新加坡和它的人民对我们做过的事我们非常感激，我会在多年以后回到新加坡走一趟就是这个原因。”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您不妨跟三几友好到勿洛走走，感染一下古往今来的民间传奇。

（勿洛南的旧组屋保留着靓丽的色彩。）

主要参考资料

1. BEDOK HERITAGE TRAIL, NHB

2. Long Beach, https://longbeachseafood.com.sg/corporate/ accessed 2 December 2019.

3. “MALAY PIRATES”,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Weekly), 17 March 1904.

4.  “The “King” of Bedok, Villa Haji Kahar and the Bedok Rest House”, Remember Singapore, https://remembersingapore.org/2015/03/02/bedok-villa-haji-kahar-and-rest-house/ accessed 10 December 2019.

5. Vernon Cornelius-Takahama , “Bedok”, Singapore infopedia,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14_2005-01-23.html  accessed 2 December 2019.

6. Wei Lun from Long Beach Seafood, “How does Longbeach name come about”, email 12 December 2019.

7. 李国樑，《这里是新加坡·壹》，新加坡书写文学协会 2015年10月，ISBN 978-981-09-6468-9。

8. 林利国提供，《林子勤口述历史》，NAS  001662。

相关链接

芽笼东、葱茅园、韭菜芭

勿洛蓄水池与柏林围墙 Kings of Freedom at Bedok Reservoir – Berlin Wall

英国脱欧与新马分家（Brexit）

越南船民 Vietnamese boat people

印刷工友心中的南洋大学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20年7月2日

饼干盒里有数张水仙门的印刷工友游览南大校园的照片，上世纪60多年前这群工友英姿焕发，如今不是老态龙钟便是移民天国，斗转星移中穿插着两代人的故事。

（父亲（后排右二）和水仙门的印刷工友参观南大，当时到处还是泥泞地，背景为文学院。1950年代中叶。）

市区重新发展前，水仙门周边的印刷业几乎由广东人垄断，这些家族式小企业包括禧街警察局对面的德盛、华商、鉅盛，中华总商会斜对面的中南，陆佑街的艺商，振南街的艺兴，酒店街（哥里门街）的全记、成泰、福华，勿拉士峇沙路的国华和华美，大马路靠近新加坡河的古友轩等。其中1870年创建的古友轩乃由金门人创建的本地第一家华人印刷所，数度易手后由张振南及后人经营。

印刷技工被冠为文化先锋

二战前后从中国广东来到本地的新客所投身的技术行业有印刷、摄影、机器、烧焊、造船等，父亲在德盛印刷所从帮师傅买咖啡做杂物的学徒做起，成为操作海德堡（Heidelberg）铅字活版印刷机的大工。

印刷技工一度被冠为 “文化先锋”，实际情况是印刷业工资低廉，远低于全国平均薪金，堂皇的衔头赋予这些技工坚守本业的使命感，鼓励新人入行。

上世纪50年代，殖民地政府跟中国的关系紧张，华校生回“祖国”深造的路断了，于是福建会馆献地，陈六使率先认捐，各行各业热烈参与，创建东南亚唯一的中文高等学府。南洋大学是时代的产物，所反映的是民间落力栽培华校子弟的精神面貌。文化先锋自然不落人后，除了捐献工资外，水仙门印刷工友最常结伴同游的，就是那个时期的南洋大学。

对南洋大学情有独钟

父亲对于自己出过绵力的南大，感情特别深厚，童年时带着我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巴士来到裕廊路上段，驶过由于右任（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撰写的南洋大学牌坊，停在永祺厅（现在的第二餐厅）前的总站，下车后便可逛云南园了。原为图书馆的行政楼（现在的华裔馆）最古色古香，沿着山势登上百级梯阶，抵达山顶的图书馆，映入眼帘的是后来军训时踏遍的裕廊群山。

（屹立在裕廊西93街的南大牌坊，见证一段新加坡历史。2020年。）

读小学的时候，班级任罗梅老师自豪地说她的女儿在南大物理系毕业了，刚好毕业刊由父亲负责印刷。对于能够亲手制作南大刊物，父亲非常兴奋，将还散发着墨香的特刊带回家。我喜滋滋地从第一页翻阅到最后一页，仿佛是自己戴上四方帽。

新旧云南园

我在新加坡工艺学院求学的时候，工院中文协会、义安口琴团、新大中文学会和南大合唱团轮办常年大专篮球友谊赛，白天篮球场上见真章后，晚上在校园内举行文娱晚会。南大合唱团做东那一年，新大与南大已经成立联合校园，1980年的毕业典礼为南大画上句点。

（上世纪70年代，由学生组织轮办的大专篮球友谊赛。）

1982年，政府在南大原址开办以工程系为主的南洋理工学院，毕业生领取国大文凭。九年后，学府提升为南洋理工大学，颁发“南大”文凭。

南大关闭的时候，父亲的心情格外沉重，回忆起筹建的年代，他告别共产党入乡斗地主的岁月才几年，投入第二故乡激昂澎湃，建国创校的时代洪炉。其实自己学识不高，一辈子都是个打工仔，怎么可能供养孩子读大学呢？告别南大，浇灭昔日情怀，言辞间充满唏嘘遗憾。

服满两年半兵役后，我进入跨国公司工作，搭上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顺风车，三年多内薪水几乎翻倍。80年代中叶，离开啃书的日子已经六年了，突然兴起一个念头，人生不一定只为自己而活，也可以为他人圆梦，代价是机会成本和告别丰富多彩的周末，重新适应读书考试的生涯。南洋理工开放给工院生申请，但保留的学额不多，首先要至少两年工作经验，离校五年以上的工院生必须参加强制性的数学考试，考场设在昔日山顶的图书馆。眼看着多数人垂头丧气地离开考场，总觉得跟新希望搭不上钩。

（从前的云南园，昔日山顶的图书馆遥遥在望。c.1970s。）

在新落成的“飞机楼”上课的时候，校园外的农家菜园正在消失中，会计系的女学生从肯德岗来到云南园安家，为充满阳刚味的校园带来新气象。随着学生逐年增加，宿舍供不应求，裕廊西91，92和93街的组屋过剩，干脆将它们出租给学生。学校开了个小闸门，让住在组屋宿舍的学生进出云南园，斜坡上“自强不息，力求上进”的大字迎面而来；沿着南洋谷（最近易名为陈六使径）拾级而上，过条马路就是飞机楼了。

（易名为陈六使径的南洋谷。2020年。）

系主任梁绍基教授觉得工程系功课繁重，半工读会加剧正在适应中的工院生的负担，于是推荐我申请福建会馆的奖学金。读最后一年的时候，陈清木医生率领的国会教育委员会争取到政府放宽公积金用途，可以使用自己的公积金来支付教育费，终于有惊无险地交上最后一张试卷。

南洋大学的时代印记

多年以后，印刷工友们最深刻的记忆始终是响彻云霄的筹建热潮，印刷与南大的文化情意结血浓于水。

不期然想起刘培芳《天涯想》中的《魂牵云南园》：“在裕廊西93街孤立一隅的老牌坊，….从1956年建成至今，….位置从未移动，….默默守护着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成君《追逐生命中的光彩》中的《牌坊》：“在这寥寂的路旁 / 遭人冷落 / 您依然竖起 / 民族教育的大旗 / 为一段辉煌的历史站岗”。我有幸在旧南大与新南大交替间见证一段过度的岁月，深知云南园散发过一代人对教育奉献的芳华，早有一万多人受过创校之恩，涌泉以报，为印刷工友圆梦了。

矗立在云南园的建校纪念碑上有学校落成、顾德总督、陈六使等文字，为南大的足迹留下永恒的印记。往事已过万重山，咱父子俩洒然一笑，在纪念碑前定格。

（建校纪念碑为南大的足迹留下永恒的印记。1990年。）

相关链接

活版印刷 Movable type printing

老树盘根，芳草寻源

大世界与校区并存

作者：余经仁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20年7月16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金声地带是牛车水、中峇鲁延伸出的一个忙碌地区，当中大世界游艺场是整个地区的最大活力来源。

战后发展成娱乐中心

大世界是1929年在坟场修建而成的，它由慈善家李光前一个亲戚买下，为附近居民提供娱乐消闲活动，包括免费电影、京剧演出与摔角。

不过，一般公众对这些活动反应不佳，业主在1941年卖给邵氏机构。日据时期，大世界一度被日军充作集中营，囚禁联军澳大利亚的的俘虏。

战后，随着日子安定，经济逐步起飞，邵氏机构这才将它规划定型，发展成为综合的娱乐区，定名大世界游艺场；它与另外两个世界——快乐世界及新世界齐名。

（大世界。图片来源：联合早报。）

“青天”有“黄牛”

大世界有四家电影院、一家夜总会、两家酒楼，再加上每年举行两次的商业展览会，商展时又开放各种新奇的游乐活动，因此成为灸手可热、引人注目的吃喝玩乐去处。

谈到电影院，大世界首推的是“青天”（Sky）了，它是邵氏院线在首都戏院后首轮放映的影院，因此影片一上演，售票处经常一早就挂出“满座”的牌子，迟来的观众都要望门兴叹。

这些影片包括当时盛行一时的武打片，例如王羽主演的《独臂刀王》、陈思思的《云海玉弓缘》等等，引起轰动。

这种热烈情况，引起一些游民趁机干起“黄牛”的非法勾当，他们见到好片上映，就提早到戏院扫购门票，然后在影片开映前，哄高票价卖出从中牟利。

对于若辈的行举，当局看在眼里，自是极为震愤，因此经常派出便衣，冒充观众向这等人买票，等到交易完成才现身，人赃一举拿下，将他们绳之以法。在当局厉行之后，这个活跃一时的黄牛活动终于销声匿迹。

除了青天，另外三家影院是环球、广东与大西洋，其中环球放映英语片，广东与大西洋则是华语和粤语旧片。后二者为争取观众，票价低至五角钱，有时还两片合映。那个时代，用低廉的价格可以在热天中享受冷气消磨整两三个小时，自是物超所值，所以经常吸引许多观众捧场。

（大西洋戏院。摄于邵氏电影展。）

商展如迪士尼乐园

到了举行商展时，大世界变得热闹非凡，除了商家展销各种商品，还有各种游乐活动，吸引邻近许多居民携儿带女阖家光临，整个游艺场人山人海，俨然现代迪士尼乐园。

在这些游乐活动中，最受欢迎的莫过于鬼车，这个鬼车玩意，是应用一部小车子，载人进入“阴府地曹”一游，它内部黑暗不见五指，增加恐怖阴森气氛。在车子沿轨道开行时，闪灯中会亮出各种“厉鬼”，尽管明知那些都是虚假唬人故弄玄虚的东西，游人也被哄得惊叫连连，深感刺激好玩。

其他游乐设施还有气枪射击场、摩天轮、碰碰车、木马旋转场、嘟嘟火车、模拟飞机等，许多年轻小伙子与小孩都玩得流连忘返。

在商展举行期间，大世界也会带进几台强光探射灯呈献灯光秀，让灯光在夜空中飞舞，远近都可望见，一时更添节日嘉年华的欢乐气氛。

根据《海峡时报》在1957年的一篇报道，大世界的商展会，20多天内吸引42万人次到访，以当时新加坡140万的人口计算，相当于每三人就有一人游过大世界，可见它的魅力所在。

随着科技进步，这些被动式的游戏玩意明显落后，无法引起人们兴趣，再加上电视机问世，电影院一样没了人潮，大世界逐渐变得冷清，到1970年代时终于无法支撑，关门大吉。

进入1980年代，原有的业主邵氏机构转手于私人开发商，这个上世纪闻名一时的游乐场，正式走进历史。大世界目前是商住办公多用途的综合建筑。

两个年代的校园区

值得玩味的是，当年明知大世界是声色犬马的娱乐区，不过，政府照旧在这里建立学校，而且多达五所，形成校园区，一直延伸到里峇峇利路那一端的惹兰瓜拉（Jalan Kuala），两区就隔着金声路相望，相安共处超过两个年代。

这五所学府是金昇东、金昇西与立化小学，中学则是立化与金昇工艺，其中，立化的校舍在晚间还用作成人教育局的黄昏班学校，让失学的成人利用夜晚工余时间进修，所以，这里白天夜晚都见学生出入，与大世界的游人相呼应。

这五所学校，到1980年代整个地区全面发展时，再生变化，其中三所以金昇命名的学校，全部消失，立化中学则数度搬迁，最后安户裕廊的文礼区，目前，唯有立化小学稍作迁移，继续在惹兰瓜拉招生授课，它里峇峇利路与金声路交界的原地，则让位给正在兴建地的汤申—东海岸线的地铁站。

（摄于上世纪90年代的立化小学，它是唯一还留在里峇峇利区的小学。白溪君摄。图片来源：联合早报。）

金声路与若锦街　

金声路所以得名，是为纪念19世纪著名先驱人物陈金声（1805-1864）早期对新加坡的贡献。横跨新加坡河的金声桥与金声路，就是他当年出资修建的。另外，他也出资力图改善本地的水供问题，修建崇文阁与萃英书院普及教育，参与兴建陈笃生医院救助贫黎等等。

（金声路。高耸的建筑为 Great World City，座落在昔日的大世界原址。）

及至他的孙子陈若锦（1859-1917），一样追随祖父的好榜样，热心公益，也是当时华社举足轻重的人物。今天金声路附近有一条若锦街（Jiak Kim Street），便是英国殖民地政府以陈若锦的名字命名，表扬他对社会与社群的贡献。

陈若锦在1860年间，买下惹兰瓜拉大片土地建立自己的家园，当时那里是荒废的豆蔻园地，结果吸引一些富商，从市区迁进市区边缘的里峇峇利一带居住。陈若锦的住居是典型的侨生设计，取名为Panglima Prang，意思是“战争将军”。

陈家六代后人先后在这个大宅院居住，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卖给开发商发展成为私人公寓。

立化中学落户在惹兰瓜拉时，学生天天进出学校经过大宅院，但是并没有太多人察觉到，他们这个芳邻原来是声名显赫的名门望族。它深深的庭院，更是引起一些调皮同学，三番数次尝试溜进其内，意图探个究竟，满足一下好奇心。

相关链接

大世界Great World

乌敏岛：长在花岗岩上的小岛 (Pulau Ubin)

岩石筑成的小岛

乌敏岛矗立在樟宜海滩的左前方，面积只有10平方公里左右，还不及淡滨尼市镇的一半呢！由于它所保留的乡村风味，有些游人称它为新加坡的世外桃源。乘坐驳船到岛上远足，看看红树林，感染一下乡村气息，是游览新加坡的另一种方式，就像我们去到香港，乘船到南丫岛远足一样。

乌敏岛是新加坡外岛唯一还有民居的岛屿，非疫情期间，每年吸引了30万人次过岛郊游，为川行于樟宜尾与乌敏岛两公里水域之间的驳船带来了150万元的商机。

（乌敏岛码头。）

1824年，哥罗福（John Crawfurd）跟马来统治者签下“友好联盟条约”（1824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正式“收购”新加坡与10英里范围内的60多个岛屿后，到这些大小岛屿插旗。1825年8月4日，哥罗福一行人登上乌敏岛，鸣礼炮21响，宣告世人这里已经落入英国手中。

1828年英国人制作的新加坡地图，东北部的两座大岛屿分别为Po Takung 和Po Ubin。Po Takung就是新加坡的最大外岛德光岛（Pulau Tekong），Po Ubin则为第二大外岛乌敏岛（Pulau Ubin），又称浮罗敏、石山。Ubin可能源自爪哇文，原意为方块状的石头。

（1828年的新加坡地图，Po Ubin与 Po Takung 在柔佛河的出口。）

仄爪哇（Chek Jawa）的“猪象蛙”

乌敏岛上还有个著名的地标—猪象蛙。猪怎么会像蛙呢？

乌敏岛跟猪象蛙这三种看来毫不相干的动物的渊源，来自一个鲜为人知的传说。据说当年猪、大象和青蛙比本领，从新加坡本岛游到对面的柔佛海滩。它们还打赌说要是谁游不到柔佛海滩，谁就变成石头，永不超生。本来看似平静的海面突然波涛汹涌，最后猪象蛙都抵达不了彼岸。体形较大的猪和大象化身为乌敏岛，而青蛙则变成了乌敏岛东部的仄爪哇（Chek Jawa）前的小小青蛙岛。

唉，猪俗称笨猪，大象广东人称之为大笨象。它们笨到以生命作赌注也就罢了，青蛙可不是笨蛙，竟然卷入这场死亡游戏中！

（“青蛙岛”。）

老时光

上世纪70年代全盛时期，岛民约2000人，其中华人约四分之三，主要有福建人，潮州人和少许广东人和广西人，马来人少过四分之一，印度人和其他人种则有十多位。男女居民比例大致均衡，因此缔造了许多姻缘，岛的孩子衍生出岛的孙子，一代传一代。

（通过岛上的华人坟场，可以一窥昔日华人岛民的籍贯。其中还有“水月墓”，那是反清复明义士的墓碑。2020年。）

陈女士也是岛的女儿，在岛的西部外展学校那一头度过年少，长大后嫁给码头附近的岛主的儿子林初帝，此后一路来都在岛上生活。小岛的田野风味就是她和老伴熟悉的故乡，认为人跟泥土是不可分割的。土地被政府征用后，他们以每月400元租回原地，继续在岛上过活。

过去到乌敏岛远足，经过华人岛主的家时总会打个招呼。林初帝已经于2015年去世，年老丧偶的陈女士表示年纪大了，已经没什么气力活动，回忆中坐落一个又一个黄昏。

（陈女士坚持在乌敏岛上居住，生于斯长于斯。2015年。）

马来人岛主Ahmad Bin Kassim的住家跟林家遥遥相对。根据《永记1942》特展，日战时，年约10岁的Ahmad跟父亲Kassim在柔佛河的村落生活。日军跟Kassim要Rolex手表，Kassim表示乡村人家，怎么可能有贵重的手表呢？日军恼羞成怒，狠狠地刺了Kassim一刀。Kassim十分害怕，划着小船寻找安全的落脚处，最后在乌敏岛生活。Ahmad 在父亲搭建的屋子住了70多年。

（马来人岛主的家。2015年。）

据说早在1880年代，住在加冷河的海人Biduanda Orang Kallang 在Endut Senin率领下，移居到乌敏岛的甘榜苏劳一带，继续捕鱼耕作。岛上的许多村落都以第一位徙殖者的名字命名，比如Kampong Leman 的第一位村长就是 Leman，Kampong Cik Jawa 的第一位村长是 Jawa等。当然也有以地方特征命名的，比如 Kampong Jelutong （甘榜日落洞）的村民来自樟宜种植日落洞树的地方。日落洞的树脂还是口香糖的原料哩！

新加坡有三座古老的庙宇戏台，包括马里士他路梧槽大伯公庙，锦茂Jalan Kebaya的圆福殿，以及于1971 年重建的乌敏岛佛山亭大伯公庙戏台。乌敏岛戏台是岛民的联络中心，每逢大伯公诞或中元节等节庆，戏台就会上演酬神戏，岛民从四面八方来到码头，共享岛上最盛大的娱乐。多用途的戏台曾充当敏江学校的课室，以及大选时举行群众大会的场所。戏演完了，学校消失了，群众大会也不需要过岛了。

（乌敏岛佛山亭大伯公庙戏台。）

在淡滨尼坊销售拜祭用品的Jane在岛上长大，她记忆中乌敏岛上只有一间公立敏江学校，岛上几乎所有孩子都到敏江学校上课，住在西部的岛民也不例外，翻山越岭来到东部读书。学校课室不够用时，就向店家租用地方，甚至在戏台上课。读书的生活自在，下课后没有作业，轻轻松松地回家帮忙养猪。

（乡村民居的墙壁上保留着敏江学校的记忆。）

小学毕业后，好多孩子都留在岛上的采石场工作，升中学的必须来到新加坡本岛，在亲戚家居住，周末才到樟宜渡头乘船回家。

华族先辈兴学办校，对整座小岛的教育作出很大的贡献。

（繁忙的樟宜渡头。以前可以乘船到乌敏岛、边加兰、德光岛和炮台岛。德光岛和炮台岛成为军事训练场所后，已经严禁外人登陆。）

外展学校

将近30年前，我曾经参与过岛上的外展学校（Outward Bound School）的课程。那时候，新航的空姐空少、日本公司的职员等都必须到外展学校培训，培养默契与团队精神。

我们一群萍水相逢的年轻人加入国防部当工程师，迎新活动之一就是一个星期的外展训练。那时候起早摸黑，过了凌晨三点，一天活动结束，也顾不了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在野外席地而睡。一头倒下去，不消一分钟便进入梦乡。清晨5.30分起床，以4公里中距离跑步来迎接新的一天。密密麻麻的集训，只有守望相助、互相激励、能者多劳、不计个人得失才能完成使命。不过跟军训比起来，外展训练显然轻松多了。

（外展训练活动之一。1990年。）

我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岛的西部，常路过的有大伯公庙、拿督姑娘庙、石场等，当时并不太在意。拿督姑娘“庙”原本在黄梨山上的岩石间，实际上只是一块布幔。拿督姑娘原为德国夫妇的女儿，一战爆发前已经在岛上的咖啡园居住。当时的咖啡园有两家德国人 Daniel Brandt 和 Hermann Muhlingan，一战爆发后，英军把园主一家人捉起来，带到新加坡本岛的拘留营。18岁的女儿受到惊吓，跑进森林后不知所踪。数日后，园丘工人发现女郎的尸体，把她埋葬在石山的山背上，在岩石间设了遮蔽的小庙。后来由于石场开发，小庙才转移到乌敏岛上的咖啡山现址。

采石业

乌敏岛中部是采石场。根据《情牵石岛 心系敏江》[1]，乌敏岛上的采石业早在19世纪中叶已经开始。新加坡驻扎官Thomas Church签署政令，让印度囚犯在乌敏岛上建立基地，开采花岗岩。囚犯走后采石业由华人取代。[2]

花岗石是新加坡建设不可或缺的材料，采石业的兴衰就是乌敏岛的兴衰。白礁灯塔（1851），莱佛士灯塔（1855），总督府（总统府，1869），珍珠山水库（1898年始建），新柔长堤（1923），福康宁水库（1926）的大石块都来自乌敏岛。

（珍珠山水库。）

1960年代兴建组屋，采石业再次蓬勃发展，机械化后每天生产的碎石达12,000公吨。益华厂是岛上最大的石场，聘用上百名员工，生产占了新加坡总需求的三分之一。

（过去在岛上常见的碎石场。图片来源：《情牵石岛 心系敏江》。）

20世纪末，益华厂这岛上的最后一家石场结业，热闹的小岛回归到原始状态。那些深入地底的采石场废弃后，积水成蓝色的矿湖，譬如最靠近主码头的北干石场（Pekan Quary）便成为吸引游人的经典。

花岗岩坚硬结实，必须用火药引爆。如果炸落的石头体积太大，炸石工人必须第二次引爆，或者由打石工人“锤大石”，将石头打碎。切割处理过的石块大小用途不同，譬如填海的石块为23cm，铺路则为5cm。5mm的“灰尘”跟混凝土混合，称为“制砂”，用在填海与道路建设。

（北干石场（Pekan Quarry）留下来的矿湖。）

乌敏岛停止生产砂石后，本地转为从东南亚进口。原本出口砂石到本地的几个国家，马来西亚于1997年曾经禁止出口陆砂和海砂，后来恢复供应。2018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进口的海砂达5,900万吨。印尼则于2003年和2007年先后禁止出口海砂和陆砂到新加坡。当时新加坡的砂石90%来自印尼。印尼停止出口砂石给新加坡后，缅甸加大了砂石供应。

柬埔寨出口的砂石大部分销售到新加坡，过度的开采导致柬埔寨西南部戈公省（Koh Kong）的河川生态受影响，因此柬埔寨政府暂停戈公省的采沙石活动。2017年7月，柬埔寨矿业和能源部基于环保原因，全面禁止出口砂石，与新加坡的交易自然也无法进行下去了。

本地承包商向来是从不同国家，包括印度的供应商购买填海用沙（reclamation sand），目前对本地建筑业影响不大。此外，淡滨尼10道的沙丘也足以维持本地短期的需求。

长远来说，就像新生水那样研制“新生土”，探索填海新技术以减少对砂石的依赖等，都是较实用的科研课题，值得投入研究资金，为民造福。

（淡滨尼10道的沙丘。）

注：
[1] 萧孙喜主编，《情牵石岛 心系敏江》，2018年。ISBN 978-981-11-7648-7。
[2] 关于印度囚犯，1825年4月18日，第一批80名印度囚犯从马德拉斯（Madras，现在的金奈Chennai）出海，抵达新加坡。此后约50年间，有一万五至两万名印度监犯被遣送到新加坡，从事各种劳役事务。殖民地政府于1873年取消囚犯劳工政策，为“流放”画上了休止符。

相关链接

乌敏岛 Pulau Ubin

乌敏岛 Pulau Ubin

从猪象蛙谈起

被“武装”的德光岛 Pulau Tekong

甘榜格南皇宫（Istana Kampong Glam）

2020年新加坡独立后第十三届全国大选落幕

九成白云，一成蓝天

新加坡共和国独立后第13届全国大选在新冠疫情笼罩下进行，于2020年7月10日投票，11日凌晨陆续开票，清晨4时一切尘埃落定。人民行动党夺得83席，工人党10席。

新加坡的政治生态特殊，就成熟的民主社会来说，行动党能够夺得九成的国会议席，可谓战绩辉煌，但执政党对整体表现并不感到开心，反而有挫败感。工人党不仅成功保住阿裕尼集选区和后港，甚至意外地攻下新划分的盛港集选区，从原有的6个国会议席增至10个，缔造新加坡历史上的新里程碑。

（选票分布图。图片来源：The Straits Times）

集选区制度对反对党是不公平的，他们没有基层实力，也缺乏曝光率，因此由重量级部长领军的集选区几乎十拿九稳，其他候选人可以乘搭顺风车进入国会。

前总理李光耀曾经挑战工人党前秘书长刘程强，若想在国会有所作为，就别窝在后港。刘程强真的走出后港，阿裕尼集选区落入工人党A队手中。

回溯那场2011年大选，阿裕尼集选区选情告急，前总理李光耀对阿裕尼选民发表“懊悔论”，大致上说行动党输了一个集选区没什么大不了，但是阿裕尼选民在接下来的五年将会懊悔不已。

落败的行动党部长杨荣文事后解密，表示李光耀向他道歉，说帮了倒忙。杨荣文认为选民要反对党来制衡政府是成熟的民主社会的特征，大势所趋，非战之罪。

一代新人换旧人，十年风雨几番新，工人党十年内第二度攻破集选区堡垒，集选区已经不再是铁仓。更多新加坡人相信国会需要反对党确实是大势所趋，不过选民那一票，也是对工人党多年耕耘所树立起来的正面形象的认同。

平均票数

平均票数方面，行动党获得61.24%，比上一届（2015年）减少近9个百分点；工人党50.49%，比上一届增加近11个百分点。由于2015年的大选主要借助于第一任总理李光耀的光环，选民或多或少都有通过选票向逝世的前总理告别的心理，因此这年的票箱可能含有许多感性的成分，未必真正反映民意。

1984年以来的九届大选，除了2001年（911）和2015年（前总理李光耀去世）的突发事件为执政党制造“危机选票”外，其他七届大致上是40:30:30，40%行动党铁粉，30%中间选民，30%反对党选民。只要反对党的素质不太差，都能得到约30%的选票，如果反对党候选人的素质优秀，选票则达到40%以上。譬如这届新成立，尚欠地气的前进党的得票率近41%，西海岸集选区的选票甚至达到48.31%；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改变愤怒激进的形象后得到45%的选票，主席淡马亚教授（传染病专家）46%。

（人民行动党历届得票率。）

这次行动党制造“疫情危机”选举，可能是自我感觉良好，认为抗疫成功，因此重施故技。防疫措施是双刃剑，政府应对冠病疫情，从最初的成功控制，到客工在Mustafa受感染后没有针对性处理，造成新加坡进入封锁阶段，经济与就业都遭重创。

政府动用储备金援助配套救市的当儿，过去被掩盖的社会讯息无可避免地浮出台面，凸显新加坡虽然是GDP首富，实际上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贫富悬殊的情况依然严峻，无形中让好些人如梦初醒。

这回选民不买危机账，卫生部长颜金勇所领军的蔡厝港集选区选票大跌17个百分点。其他五个跌幅超过10个百分点的选区都是PAP的铁票仓：西海岸集选区（票数减少26个百分点），丹绒巴葛集选区（减少14.7个百分点），先驱（减少14.36个百分点），丰加北（减少14个百分点），武吉班让（减少13.4个百分点）。

逆流而上的只有两个单选区：接地气的林谋泉（蒙巴登）以及曾经被吴作栋点名说受到拖累的陈佩玲（麦波申）。

陈佩玲的经历是个传奇故事。2011年大选，麦波申划入马林百列集选区，网民将陈佩玲表现得有点小女孩的视频放上网，吴作栋领军下的马林百列竟然只获得56%的选票。2015年麦波申被重新划分为单选区，陈佩玲的耕耘受到居民肯定，两届的成绩都优于马林百列。功夫下得深，铁棒磨成针，是由一定的道理的。

以工人党与行动党直面交锋的六个选区相比，工人党赢得一半议席，总票数多出约1%，阿裕尼集选区的票数更相差近20%，可见针对阿裕尼市镇会的政党政治已经失去效应。

如果未来五至十年里，工人党与其他有素质的反对党声势继续壮大，可能会演变成全新的局面。因此执政党的真正隐忧应该不在于眼前，而是可见的未来。

（工人党与行动党的票数比较：工人党参选4个集选区与2个单选区，结果一半胜出。）

举步维艰

有些人会误解反对党的意义，以为是在兴风作浪，惹事生非。实际上，成熟的民主社会必须有反对党制衡的力量，健全的反对党机制并非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通过不同视角参与辩论，提供替代方案，使到政策更加灵活合时宜。

新加坡的民主进程走得很慢，关系到1966年李绍祖率领社阵抵制国会，走向街头斗争，紧接着放弃参与1968年的独立后第一届选举，等同将了反对党一军，让执政党稳住阵脚，从容地建立声望。1968至1980年独立后连续四届的国会都由行动党完全垄断，直至1981年才由时任工人党秘书长惹耶勒南在安顺区补选突破僵局，成为13年后唯一的反对党议员。1988年第六届大选推出集选区制度，直至2011年第十一届大选，反对党经过23年的奋战才赢得第一个集选区。

2020年的选举结果，显示多数选民认同温和、自信、有建设性的反对党，希望执政党能够敞开心胸，聆听多元化的声音，改变多年来一意孤行的做法。

第十三届大选的“十大”

传统媒体社交传媒有许多不同的选后分析文字，以下 “十大” 是我在这段竞选期间的一些个人体会：

1. 刘程强效应：两年前刘程强放下工人党秘书长职责，这届不参选，表现的是政治家的气度，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长江后浪推前浪，每个时代都应该由属于该时代的后生挺身而出。相信刘程强的后座角色在关键时刻还是起着一定的作用的，譬如他在竞选的最后一天的华语与潮州话录音，可能进一步争取到一些中间选民，包括增加陈立峰在后港的选票。

2. 毕丹星渐趋成熟：毕丹星，林瑞莲，莫哈默费沙（Muhamad Faisal Bin Abdul Manap），贝里安（Leon Perera），严燕松所组成的阿裕尼团队中有三名旧人和两名“新人”，由贝里安和严燕松取代原议员刘程强和陈硕茂。两位“新人”都有非选区议员的经验，在国会的表现可圈可点。近年来毕丹星的国会表现稳健，竞选时从容地化解三场“危机”：行动党议员陈有明医生质问毕丹星力挺剧作家亚菲言的评论，没有派候选人参与电视台的华语辩论，以及辣玉莎（Raeesah Khan）不慎失言。毕丹星不推卸责任，勇于担当，展现出优秀的领袖风范。

3. 辣玉莎事件发人深思：26岁的辣玉莎被网民就发言失当报案，配合警方调查下继续沉着参选，具备新加坡的反对党那种打不死的小强的抗压能力。事情的起因是两年前辣玉莎在一则脸书贴文中，针对城市丰收教会的判决发表看法，称新加坡无情地判少数族群坐牢，骚扰回教领袖，却让偷走5000万元的涉贪教会领袖逍遥法外。两个月前，辣玉莎在另外一则脸书贴文中，指新加坡执法单位歧视公民，与其他群体相比，富裕的华人和白人享有差别待遇。这是针对疫情期间，一群人违反阻断禁令，在罗拔申码头喝酒有感而发。

由于辣玉莎的言论可能涉及到种族与宗教的敏感性，辣玉莎在媒体前为无知之过诚恳道歉，反而刺激大家思考，在网络上公开讨论。其实无论是咖啡店或网络世界，这些都是公开的话题，主要在于出发点是否存在颠覆社会和仇视其他族群的企图。新世界的思维不可能继续套上古老的枷锁，相信辣玉莎事件将刺激政府重新检讨言论自由（或不自由）的准绳。

4. 个人背后有个撑腰的团队：盛港集选区的工人党团队有何廷儒，蔡庆威，林志蔚，辣玉莎。何廷儒于上届出征马林百列集选区，数场群众大会的演讲都表现不俗，这回在网络论坛与媒体镜头前同样落落大方，温文儒雅之余不乏宏观视野。辣玉莎道歉的时候，整支盛港团队，秘书长毕丹星和主席林瑞莲都站在她身后，这股团结力量肯定提高士气。相比之下，行动党的新人林绍权（Ivan Lim）提名前面对一些前同事与军队下属的爆料，必须独自为过去的行为辩护。行动党那种迹近于大难临头各自飞，撇开关系的处理方式，最缺的就是人情味。

5. 年轻议员的亲和力：林志蔚在电视辩论时与行动党维文交锋，表现亮眼，让选民对正面的国会辩论有所期待。何廷儒胜选后发表感言，不忘提起前榜鹅东议员李丽连和上届盛港西候选人许俊荣过去十年来孜孜不倦的努力耕耘，为今天的胜利打下根基；蔡庆威谈到对盛港未来的希望，接下来任重道远。他们的语气诚恳，亲和力强，可以感受到发自内心的热忱。

6. 总理区流失选票：虽然行动党在宏茂桥集选区的得票率超过70%，但跟上届相比流失了约6个百分点的选票，高达2.8%的废票也是最多废票的选区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李显龙的行动党团队面对较弱的革新党，党魁肯尼斯惹耶勒南甚至因疫情被隔离，没参与竞选活动。或许将家事升级为国事的李家个案、强行通过的总统选举修宪、过度政治化的阿裕尼市镇会等事件所引起的反效果，已在宏茂桥发酵。

7. 失去集选区的现实：2011年大选，明眼人都看得出行动党无法接受阿裕尼集选区败选的现实，在国会内外搞党派政治，由许文远扮演黑脸的角色，刻意将工人党管理的市镇会政治化。如今行动党失去另一个集选区和三名部长与政务部长，是否会依样葫芦？相信这回不论是行动党或是工人党都学乖了，不至于重蹈覆辙，否则双方都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

8. 新移民铁票仓的趋势：新移民一路来都是行动党的铁票仓，上述的几起事件与后期的新冠疫情的处理方式，可能使到一些新移民对行动党政府改观，铁票仓不再那么牢固。我还从新移民那里学习到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八字真言的意思是为人处世必须以厚德载物为出发点，胸怀积善修德，浩荡之气，不做奸邪不义之事，否则多行不义必定自己遭殃。

9. 建设开放、平等的民主社会：疫情就像其他大小危机一样，总有过去的时候，年轻选民更关心的是他们和孩子的未来。国会的制衡力量，多元化的思考模式，言论自由的空间，以及并没成为竞选议题的地球暖化等，比起眼前的疫情冲击更重要。

10. 传统媒体与自家网络各放异彩：报章与电视新闻都给予执政党与反对党不偏不倚的新闻追踪，一些网络视频更让读者对候选人的政治观点、生活态度与草根性多一些了解。工人党录制的候选人日常生活视频自然清新，比行动党的创意点子强多了。

就像人们重视女政要或夫人的时尚品味一样，我也八卦一下，观察女候选人连日来的穿着。行动党、前进党、民主党是一贯的党T恤与长裤，工人党的年轻女候选人则多数时候以蓝衫长裙平底黑鞋上阵，造型跟新文化运动的新国民服装有几分神似。一个世纪前的新文化运动促使女性角色朝多元化发展，社会地位开始转变，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那个时期中国女生的装扮，亦成为上世纪20年代新加坡的女生校服。工人党的服装是否隐藏着新文化运动的含义或者纯属巧合？柔化的形象是否为竞选加分呢？

（工人党女候选人的服装是否带着改变新加坡民主进程的含义或者纯属巧合？）

后续事宜

当然还有好些后续事宜将对新加坡往后的政治生态影响深远：

1. 阿裕尼市镇会的官司尚未了结，虽然生米已成熟饭，但上诉庭的最终判决将为市镇会的管理与运作模式设下法律界限。

2. 毕丹星将成为正式反对党领袖，国人会更加关注他和另外11名反对党员（10名反对党议员和两名非选区议员）在国会内外的表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同样可用在工人党身上。

3. 行动党实力雄厚，不乏真心为民服务之士，亦不可能坐以待毙，相信接下来几年会看到另一番改革。如果日后的国会真能落实健全的制衡与合作的政局，那才是国人的福音，符合分水岭选举的意义。

相关链接

5, 5, 5与2011 GE
当年轻离我而去
Orchid evolution
挽歌
武吉巴督补选 Bukit Batok by-election
AHPETC 阿裕尼后港榜鹅东市镇理事会
1989年：新加坡国会代表团访问苏联 （Perestroika）
21st century's parliamentary general elections 2001-2011
怒汉柔情：后港之子刘程强 Low Thia Khiang
化愤怒为行动: 刘程强的黄金时代
城市丰收教会失信案（City Harvest Church）
城市丰收教会失信案的上诉庭最终审理 City Harvest Church
With me, like me 榜鹅东
友爱长存
保留总统选举 Reserved presidential election
陈清木的国会教育委员会建议书（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