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石筑成的小岛
乌敏岛矗立在樟宜海滩的左前方，面积只有10平方公里左右，还不及淡滨尼市镇的一半呢！由于它所保留的乡村风味，有些游人称它为新加坡的世外桃源。乘坐驳船到岛上远足，看看红树林，感染一下乡村气息，是游览新加坡的另一种方式，就像我们去到香港，乘船到南丫岛远足一样。
乌敏岛是新加坡外岛唯一还有民居的岛屿，非疫情期间，每年吸引了30万人次过岛郊游，为川行于樟宜尾与乌敏岛两公里水域之间的驳船带来了150万元的商机。
（乌敏岛码头。）
1824年，哥罗福（John Crawfurd）跟马来统治者签下“友好联盟条约”（1824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正式“收购”新加坡与10英里范围内的60多个岛屿后，到这些大小岛屿插旗。1825年8月4日，哥罗福一行人登上乌敏岛，鸣礼炮21响，宣告世人这里已经落入英国手中。
1828年英国人制作的新加坡地图，东北部的两座大岛屿分别为Po Takung 和Po Ubin。Po Takung就是新加坡的最大外岛德光岛（Pulau Tekong），Po Ubin则为第二大外岛乌敏岛（Pulau Ubin），又称浮罗敏、石山。Ubin可能源自爪哇文，原意为方块状的石头。
（1828年的新加坡地图，Po Ubin与 Po Takung 在柔佛河的出口。）
仄爪哇（Chek Jawa）的“猪象蛙”
乌敏岛上还有个著名的地标—猪象蛙。猪怎么会像蛙呢？
乌敏岛跟猪象蛙这三种看来毫不相干的动物的渊源，来自一个鲜为人知的传说。据说当年猪、大象和青蛙比本领，从新加坡本岛游到对面的柔佛海滩。它们还打赌说要是谁游不到柔佛海滩，谁就变成石头，永不超生。本来看似平静的海面突然波涛汹涌，最后猪象蛙都抵达不了彼岸。体形较大的猪和大象化身为乌敏岛，而青蛙则变成了乌敏岛东部的仄爪哇（Chek Jawa）前的小小青蛙岛。
唉，猪俗称笨猪，大象广东人称之为大笨象。它们笨到以生命作赌注也就罢了，青蛙可不是笨蛙，竟然卷入这场死亡游戏中！
（“青蛙岛”。）
老时光
上世纪70年代全盛时期，岛民约2000人，其中华人约四分之三，主要有福建人，潮州人和少许广东人和广西人，马来人少过四分之一，印度人和其他人种则有十多位。男女居民比例大致均衡，因此缔造了许多姻缘，岛的孩子衍生出岛的孙子，一代传一代。
（通过岛上的华人坟场，可以一窥昔日华人岛民的籍贯。其中还有“水月墓”，那是反清复明义士的墓碑。2020年。）
陈女士也是岛的女儿，在岛的西部外展学校那一头度过年少，长大后嫁给码头附近的岛主的儿子林初帝，此后一路来都在岛上生活。小岛的田野风味就是她和老伴熟悉的故乡，认为人跟泥土是不可分割的。土地被政府征用后，他们以每月400元租回原地，继续在岛上过活。
过去到乌敏岛远足，经过华人岛主的家时总会打个招呼。林初帝已经于2015年去世，年老丧偶的陈女士表示年纪大了，已经没什么气力活动，回忆中坐落一个又一个黄昏。
（陈女士坚持在乌敏岛上居住，生于斯长于斯。2015年。）
马来人岛主Ahmad Bin Kassim的住家跟林家遥遥相对。根据《永记1942》特展，日战时，年约10岁的Ahmad跟父亲Kassim在柔佛河的村落生活。日军跟Kassim要Rolex手表，Kassim表示乡村人家，怎么可能有贵重的手表呢？日军恼羞成怒，狠狠地刺了Kassim一刀。Kassim十分害怕，划着小船寻找安全的落脚处，最后在乌敏岛生活。Ahmad 在父亲搭建的屋子住了70多年。
（马来人岛主的家。2015年。）
据说早在1880年代，住在加冷河的海人Biduanda Orang Kallang 在Endut Senin率领下，移居到乌敏岛的甘榜苏劳一带，继续捕鱼耕作。岛上的许多村落都以第一位徙殖者的名字命名，比如Kampong Leman 的第一位村长就是 Leman，Kampong Cik Jawa 的第一位村长是 Jawa等。当然也有以地方特征命名的，比如 Kampong Jelutong （甘榜日落洞）的村民来自樟宜种植日落洞树的地方。日落洞的树脂还是口香糖的原料哩！
新加坡有三座古老的庙宇戏台，包括马里士他路梧槽大伯公庙，锦茂Jalan Kebaya的圆福殿，以及于1971 年重建的乌敏岛佛山亭大伯公庙戏台。乌敏岛戏台是岛民的联络中心，每逢大伯公诞或中元节等节庆，戏台就会上演酬神戏，岛民从四面八方来到码头，共享岛上最盛大的娱乐。多用途的戏台曾充当敏江学校的课室，以及大选时举行群众大会的场所。戏演完了，学校消失了，群众大会也不需要过岛了。
（乌敏岛佛山亭大伯公庙戏台。）
在淡滨尼坊销售拜祭用品的Jane在岛上长大，她记忆中乌敏岛上只有一间公立敏江学校，岛上几乎所有孩子都到敏江学校上课，住在西部的岛民也不例外，翻山越岭来到东部读书。学校课室不够用时，就向店家租用地方，甚至在戏台上课。读书的生活自在，下课后没有作业，轻轻松松地回家帮忙养猪。
（乡村民居的墙壁上保留着敏江学校的记忆。）
小学毕业后，好多孩子都留在岛上的采石场工作，升中学的必须来到新加坡本岛，在亲戚家居住，周末才到樟宜渡头乘船回家。
华族先辈兴学办校，对整座小岛的教育作出很大的贡献。
（繁忙的樟宜渡头。以前可以乘船到乌敏岛、边加兰、德光岛和炮台岛。德光岛和炮台岛成为军事训练场所后，已经严禁外人登陆。）
外展学校
将近30年前，我曾经参与过岛上的外展学校（Outward Bound School）的课程。那时候，新航的空姐空少、日本公司的职员等都必须到外展学校培训，培养默契与团队精神。
我们一群萍水相逢的年轻人加入国防部当工程师，迎新活动之一就是一个星期的外展训练。那时候起早摸黑，过了凌晨三点，一天活动结束，也顾不了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在野外席地而睡。一头倒下去，不消一分钟便进入梦乡。清晨5.30分起床，以4公里中距离跑步来迎接新的一天。密密麻麻的集训，只有守望相助、互相激励、能者多劳、不计个人得失才能完成使命。不过跟军训比起来，外展训练显然轻松多了。
（外展训练活动之一。1990年。）
我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岛的西部，常路过的有大伯公庙、拿督姑娘庙、石场等，当时并不太在意。拿督姑娘“庙”原本在黄梨山上的岩石间，实际上只是一块布幔。拿督姑娘原为德国夫妇的女儿，一战爆发前已经在岛上的咖啡园居住。当时的咖啡园有两家德国人 Daniel Brandt 和 Hermann Muhlingan，一战爆发后，英军把园主一家人捉起来，带到新加坡本岛的拘留营。18岁的女儿受到惊吓，跑进森林后不知所踪。数日后，园丘工人发现女郎的尸体，把她埋葬在石山的山背上，在岩石间设了遮蔽的小庙。后来由于石场开发，小庙才转移到乌敏岛上的咖啡山现址。
采石业
乌敏岛中部是采石场。根据《情牵石岛 心系敏江》[1]，乌敏岛上的采石业早在19世纪中叶已经开始。新加坡驻扎官Thomas Church签署政令，让印度囚犯在乌敏岛上建立基地，开采花岗岩。囚犯走后采石业由华人取代。[2]
花岗石是新加坡建设不可或缺的材料，采石业的兴衰就是乌敏岛的兴衰。白礁灯塔（1851），莱佛士灯塔（1855），总督府（总统府，1869），珍珠山水库（1898年始建），新柔长堤（1923），福康宁水库（1926）的大石块都来自乌敏岛。
（珍珠山水库。）
1960年代兴建组屋，采石业再次蓬勃发展，机械化后每天生产的碎石达12,000公吨。益华厂是岛上最大的石场，聘用上百名员工，生产占了新加坡总需求的三分之一。
（过去在岛上常见的碎石场。图片来源：《情牵石岛 心系敏江》。）
20世纪末，益华厂这岛上的最后一家石场结业，热闹的小岛回归到原始状态。那些深入地底的采石场废弃后，积水成蓝色的矿湖，譬如最靠近主码头的北干石场（Pekan Quary）便成为吸引游人的经典。
花岗岩坚硬结实，必须用火药引爆。如果炸落的石头体积太大，炸石工人必须第二次引爆，或者由打石工人“锤大石”，将石头打碎。切割处理过的石块大小用途不同，譬如填海的石块为23cm，铺路则为5cm。5mm的“灰尘”跟混凝土混合，称为“制砂”，用在填海与道路建设。
（北干石场（Pekan Quarry）留下来的矿湖。）
柬埔寨出口的砂石大部分销售到新加坡，过度的开采导致柬埔寨西南部戈公省（Koh Kong）的河川生态受影响，因此柬埔寨政府暂停戈公省的采沙石活动。2017年7月，柬埔寨矿业和能源部基于环保原因，全面禁止出口砂石，与新加坡的交易自然也无法进行下去了。
本地承包商向来是从不同国家，包括印度的供应商购买填海用沙（reclamation sand），目前对本地建筑业影响不大。此外，淡滨尼10道的沙丘也足以维持本地短期的需求。
长远来说，就像新生水那样研制“新生土”，探索填海新技术以减少对砂石的依赖等，都是较实用的科研课题，值得投入研究资金，为民造福。
（淡滨尼10道的沙丘。）
注：
[1] 萧孙喜主编，《情牵石岛 心系敏江》，2018年。ISBN 978-981-11-7648-7。
[2] 关于印度囚犯，1825年4月18日，第一批80名印度囚犯从马德拉斯（Madras，现在的金奈Chennai）出海，抵达新加坡。此后约50年间，有一万五至两万名印度监犯被遣送到新加坡，从事各种劳役事务。殖民地政府于1873年取消囚犯劳工政策，为“流放”画上了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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