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延伸......（二十七）泰麟之丝丝蚕

跟泰麟谈起过去的新加坡一群自食其力，但敌不过似水年华的妈姐和三水女工，追忆故人引起一阵心情起伏，恍如平静的湖面上一颗小石子，撩起阵阵涟漪。谁知道发生在2600公里之外遥远的珠三角的一场缫丝业革命，影响了一群中国女子的命运。她们告别农村，越洋寻出路的勇气，竟然制造新加坡三代的繁华。八十年前，千里之外，时空交错的某时某刻缔造已经不为人提起的一段近代史。

（1930年代珠三角大量农村女子越洋到南洋，改变了新加坡的命运。）

在机器缫丝引入之前（1860年），中国一直保持着家庭手工缫丝的传统。养蚕与手工缫丝一体，而且几乎都是女性从事养蚕和缫丝，男性则从事耕种，体现着农业社会男耕女织的传统。

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蒸汽机和纺纱机的发明和应用，美国和欧洲的纺织工业逐步使用机器来改组他们的生产线。机器生产对生丝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使用韧性和粗细一致的原料，又适合较高的转速的高级丝。与机器缫丝相比，中国家庭手工所缫的丝（土丝），已经不能满足国际市场的质量要求，因而缺乏竞争力，直接导致出口量锐减。

（家庭式缫丝业）

1873年，在越南发迹的陈启沅回到广东省南海县简村自己的家乡，依照法国式缫丝机器，自己设计机器丝车，创办了珠三角第一家民间投资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重新在国际市场定位。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从事养蚕和缫丝的几乎都是女性。未出嫁的女孩一般来说是不允许出村的，结了婚的女性则被家庭和礼教约束，也不太可能到城里的缫丝厂去工作。因此，陈启沅选择在村里建厂，就省却了这些麻烦。继昌隆机器缫丝厂的三百名女工中，有一百三十名来自他自己的村子，其他都是从附近的村子招募而来的。

在19世纪的中国，要兴办一个男女同工、有蒸汽设备的缫丝工厂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必须面对旧习惯势力的阻挠与无知乡亲的非难。陈启沅能够在家乡设立缫丝厂，除了因他出身于上层阶级而获得士绅给他面子之外，也为乡亲们作了许多好事，以争取他们的支持。他在自己的村子里建了一间米店、一间肉店和一个‘大墟’，出售的商品比附近的墟市便宜一些。他也搞了许多地方慈善活动，赈济老人寡妇，聘请一位医生免费为同村人看病，捐款资助村里的学校，维修堤坝之类的公共工程等等。

陈启沅的成功带动机器缫丝业的发展，20世纪初已成为珠三角的主要工业。1890年代后，珠三角的丝厂数量大增。1894年有蒸汽丝厂75家；1902年，顺德有丝厂86家，丝车34600部。辛亥革命之后，珠三角的丝厂数从1910年的109家增加到1912年的162家，丝车也从42100部激增到65000部，1926年，丝厂增加到202家，丝车增加到95605部。不仅如此，厂丝在出口方面也节节上升，并逐渐取代土丝。

（陈启沅铜像）

由于生丝出口激增，植桑养蚕比种植棉花、水稻、甘蔗等农作物更有利可图，于是掀起了全面性的弃田筑塘、废稻植桑的高潮，顺德的稻田已经不到全县耕地的十分之一。加上珠三角的蚕茧一年可以成熟6到8次，不受季节性影响，为专业化提供了基础。

机器缫丝厂在珠三角兴起后，招聘了一大批年轻女工进入缫丝厂，从事专职的缫丝工作。由于工厂设在乡间，这些缫丝工并没有离乡背井，没有离开乡间；但她们也脱离了农业生产，成为专职工人。在当时的经济现状下，缫丝工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20世纪初，一个女工每年工作250天左右，就可以挣到200元，当时平均五口的农家，每年的生计约196元。在这种情况下，缫丝女工是相对富有，也得到一笔可以自主支配的收入。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和思想意识的开放，使到夫妻关系、父女关系、婆媳关系、大家庭关系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出现“自梳女”与“唔落家”现象。

（现代化的缫丝业）

1930年代从顺德等地来到南洋的农村女子好多还保持着自梳女，挽起云髻，梳起不嫁的的习俗。不过她们还是保留着乡土观念，每个月按时托水客把钱带回家乡。至于已经结婚，跑到新加坡来寻出路的女子，甚至会寄钱回乡，让丈夫娶小老婆，使夫家能够传宗接代。

农村妇女坚韧的性格改善国内农村的命运，促进新加坡的繁华；她们甚至可以自我牺牲，成全千里迢迢以外夫家纳妾的意愿。至于她们的晚景，有人欢喜有人愁，归根究底两个字：命运！

从1949延伸......（二十六）泰麟之妈姐

跟泰麟回忆起过去住在水仙门隔壁房的一班当妈姐的金兰姐妹，包括娣姐与洁姐，主要来自顺德、番禺和新会（冈州，在江门市内）。能立一张金兰契，结拜为不同血缘的金兰姐妹是缘份。是不是金兰姐妹就会白头偕老，长相厮守呢？

（珠三角是妈姐的供应链）

一百多年前，新加坡1871年人口普查，在职的妇女约为5,000人，她们之中有650名制裙工、550名女佣、240名织补工、215名编筐工、400名小贩、500名渔妇，1,653人从事未分类职业，麦纳尔(McNair) 在1872年发表的海峡殖民地报告书说这类妇女主要是妓女。由于这份职业统计不分种族，所以很难确定华族妇女所从事的职业，一般相信主要是女佣、小贩和妓女。

我们不知道华族女佣最早是什么时候移民到新加坡，但相信19世纪80年代已有不少从中国过番的女佣，据说顺德沙头乡早在1886年就有黄银欢、黄润金和黄就来到新加坡做女佣。到20世纪初，据香港船政司统计，1906年出洋妇女中女佣人数为3,533人，1907年为2,619人，1920年为2,833人，她们之中超过90%前往新加坡。

(早年从中国来新加坡的女性从事的行业)

不过，1930年代是华族女子大量涌入新加坡的非常时期。在30年代移民的妇女除了当胶工、矿工、工厂工人和建筑女工外，还有不少进入家庭服务业，当女佣为生。为谋生而移民的女佣占大多数。由地缘而结业缘是当年的特性，例如妈姐多数是顺德人，建筑女工来自三水，洗衣妇多数是鹤山单水口人士等。她们涌入新加坡，使到广东族群超过潮州人，成为第二大群体。

珠三角曾经是缫丝业发达的地区，与长江三角洲并驾齐驱。广东是中国丝业中心地区之一，产品以外销美国为主，在1923年每担生丝价格为2,420元，1924年以后美国转向日本购买生丝，中国生丝价格直线下降，每担为1,170元。在1930年10月受经济危机的重挫，中国生丝下跌到每担650元。

（缫丝业）

丝价持续下跌导致广东珠三角缫丝厂大量破产，从1929年146家丝厂， 72,455台丝车；到1934年仅剩丝厂37家，丝车20,396台。也就是说，1934年广东丝厂数只有1929年的四分之一，丝厂大量倒闭使赖以维生的蚕农和工人生计艰难，近10万人失业。

按照传统习俗是男人走出来寻找出路，然后把钱汇回乡下养妻活儿，这个年代正好相反。当时新加坡男女比例失衡，又有私会党争地盘殴斗赌博等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英殖民地政府实行固打制，不接受沒有特別技能的中国男子。男人没法子到南洋来，改由女子出国赚钱养家，妇女能顶半边天，在1934–1938年这短短五年中，有19万以上的中国南方妇女来到南洋。

也有些女子在家乡结婚，当生育机器，一连生了几个孩子，跟婆婆的相处关系却依然不好，一天到晚干活，没有喘息的机会，身心受到伤害。为了躲开不合理的生活压力，于是决定离开家乡。丈夫不同意，她们就用自己的积蓄，先去香港转一圈，然后乘坐“大眼鸡”（红头船），来到新加坡。

（妈姐和建筑女工，分别为顺德和三水妇女的选择。）

至于恩爱数十年的娣姐和洁姐两“姐妹”，据泰麟的回忆，她们来自顺德。广东顺德、番禺、南海等地过去以蚕业发迹，妇女自食其力，盛行自梳女和“唔落家”，冰肌不染红尘垢，自挽青丝度一生。她们当中好些人还来自较富裕的家庭，为了追求独立生活而过番。娣姐和洁姐属于自由一族，同乡人在新加坡结识，结下金兰之约。

（瑞芳来自番禹，去了吉隆坡，后来又回到新加坡当妈姐。老年住在四脚亭 Jalan Membina 政府租赁组屋。2011）

娣姐和洁姐的晚年不尽相同。娣姐当“凑仔婆”（保姆），养大了一群“儿女”，他们每三两个月都会来姑婆屋探望“妈妈”，后来还决定把娣姐接回家中，安享晚年。这个决定其实就是挑战金兰契，引起姑婆屋内多个晚上的争论。夫妻本是同林鸟，金兰之约一样可以毁，没多久娣姐就告别姑婆屋了。

洁姐在主人家负责做饭、洗衣等家务事，在妈姐的身份中比“凑仔婆”低一级，她晚年无依无靠，又因金兰姐妹不顾亲情丢下她而闷闷不乐，后来选择到斋堂终老，还是同处一室的姑婆们在依依不舍的愁绪中送她去的。

（到斋堂终老，自梳女的最终选择。当年的大悲院和飞霞精舍都很受自梳女欢迎。2011）

隐约中依稀记得在1970年代还有妇女入住斋堂这回事，曾几何时这个习俗已经在城市化的新加坡消失了。

想起多年前翻阅过的巴金激流三部曲之《家》中的一句话：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

从1949延伸......（二十五）泰麟之梳起不嫁的金兰姐妹

跟泰麟再度聊起曾经常去牛车水广合源街（Pagoda Street）拜候的环姑，环姑在1980年代回到中国广东鹤山的家乡，八个月内便因水土不服在家乡终老。生于斯，死于斯，也算是了结晚年的心事。

环姑在广合源街住的是头房的姑婆屋，我称她为大姑妈。进到屋内，见到的人我都恭敬地称呼她们为姑婆。环姑和姑婆们都一样，年轻来到新加坡当妈姐，梳起不嫁当自梳女，多年来一分一毛的积蓄就是晚年的老本。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11/02/1949.html

(环姑住的姑婆屋，在珍珠坊天桥上拍摄的广合源街。c.1970s)

泰麟说她们同在屋檐下，结拜多年，是常人所说的金兰姐妹，情形就跟我们在水仙门住了十九年，也跟我们当了十九年邻居的隔壁房的姑婆屋的情形一样。

兰房结拜金兰契，表盟姊妹一双双。金兰姐妹必须上契（结契），称为金兰契。金兰契是异姓姐妹之间结拜契谊，金兰姐妹之间情逾骨肉，相恋相依，为了长相聚首，甚至可以矢志不嫁，或嫁后不回夫家。

在广东顺德、番禺等地，中国解放前还存在着长住娘家的风俗，邻近的新会（冈州，江门市的一个直辖区）、中山、南海、广州也受到影响。在那里，嫁后不回夫家称为“唔落家”（不落家），顺德的妇女，不落家之风与金兰契共存。有人认为“唔落家”应是“不落枷”，即不落封建的枷锁。这种不落家的风俗，显然带有反封建的近代个性自由解放的色彩，也是妇女在摆脱男性社会强权下以自身幸福交换的抗议。

（珠三角：自梳女与唔落家对封建婚姻的抗议。）

(繁忙的广东码头，是早年出境的路。)

（广东肇庆的最后一群自梳女。c.2008）

在广东，为了避开家庭的耳目，筹备梳起的仪式多数在自梳女与唔落家的姑婆屋内进行，梳起仪式所需的物品有新衣、新鞋、新袜子、梳子、红头绳、镜子和各种祭品如烧肉、鸡、水果、红包、线香、宝烛、茶酒等，都由姑婆屋内的姐妹暗地里协助。

梳起的前一晚，必须在姑婆屋内住宿，沐浴后姐妹聚谈，互相鼓励。清晨乘着路上没人，前往神庙进行梳起仪式。自梳女在观音菩萨座前摆开衣物和祭品，点起香烛，向神灵祭拜，矢誓梳起，永不婚嫁。然后由已梳起的妇女为她拆开辫子，改梳为云髻，换上新衣。再向观音菩萨叩拜后，和各姐妹互拜祝贺。为什么拜观音呢？因为观音是净身，没结婚的。

问泰麟跟江门毗邻的鹤山，是否也有类似的习俗。他回忆说当年顺花（我的外曾祖母）曾经提过在鹤山古劳（顺花的故乡）也有姑婆屋，她们白天纺织，晚上共枕。如果被逼出阁，上轿当天，各姐妹必须如哭坟一样，称为哭嫁。痛哭一场后，姐妹们以几层绸布缝住新人的下体，密不透风，称为贞洁带。据说贞洁带内还暗藏大头针，如果男方霸王硬上弓，还会被针刺要害。三朝回门日，必须由姐妹们检验真身。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10/02/1949.html

（鹤山古劳，山光水色背后有许多等待挖掘的故事。）

《南海县自梳女琐记》记录：

“当时南海、顺德、番禺一带的蚕丝业比较发达，需用育蚕、缫丝、丝织的女工很多，这为找出路谋生过独立生活的妇女创设了自食其力的条件。于是，不少乡间女子，八九岁就以育蚕、缫丝、丝织为业，尽管收入十分微薄，但个人的起码生活还是解决得了。于是，自梳的风气就蔓延开来。据我国机械缫的发源地——西樵简村（佛山南海）调查得来的材料看，该乡抗战前连续八年没有出嫁过一个女子，全部都自梳起来，形成了风气。”

“封建宗法制度，以男性为中心，妇女受着种种束缚。家庭的权柄完全操在翁姑和丈夫的手里，做媳妇的，事事得低眉下气，逆来顺受。进了穷苦家门，生活不好过，还要养儿育女，精神和肉体上遭受折磨；嫁到富有人家，又担忧丈夫见异思迁，弃妻宠妾。因此，不少农村女子为了逃避封建宗法家庭的虐待，摆脱夫权的严厉束缚，宁愿牺牲自己的美好青春，终生不嫁，过着独身的禁欲的生活。”

梳起的岁月真的开心吗？怎么也忘不了小时候隔壁房的姑婆们教我哼的四句歌谣: 人到中年万事休，算来几乎水东流；谁人识得天机透，人老焉能再回头？

也想起了童年时代听惯的广东民谣，或许就是早年移民到新加坡的妈姐们从家乡带过来的心声：

鸡公仔，尾弯弯，做人新抱（媳妇）甚艰难：早早起身都话晏（太晚），眼泪唔干入下间（厨房）。下间有个冬瓜仔，问过老爷（家翁）煮定（或）蒸？老爷话煮，安人（家婆）话蒸。蒸蒸煮煮都唔中意，拍起台头闹（骂）一番。三朝打烂三条夹木棍，四朝跪烂九条裙！

从1949延伸......（二十四）泰麟之过番客

多两个星期又是另一个农历新年，问起在“中国中医”服务的美玉去年回天津过了整整一个月的新年长假，今年还会去不。她说今年在新加坡跟朋友过年，不回了。

近年来接触了好些新移民，有的有高等学历，有的有特殊技能，有的持工作证，找到如意郎君，嫁人后成为狮城媳妇。他们的共同点是告别成长的家园，离乡背井，到一个陌生叫做新加坡的小地方寻找出路。每一个背影都怀着一个梦，每一个背影都在找寻一片心目中的蓝天。

想起童年时代所见过的许多熟悉的妇女的背影，她们也怀着各自的梦想来到新加坡，直面人生一辈子后，各有各的晚年。就在这来临的农历年前后，用六个篇章来记载一段我不想消失在记忆中的往事，作为对这群寂寂无名的过番客不曾忘却的纪念。

泰麟看1980年代新广拍摄的连续剧如雾锁南洋、红头十（红头巾）等都感触良深，剧中人的穿着装扮属于他还是新客的年代，梳着长辫子的妈姐和挽起云髻的自梳女，曾经热情地照料着他的生活起居，使他融入人地生疏的新环境，他们是今天的新移民的民装版。

（豆腐街是红头巾的集聚地。c.1956）

泰麟说红头十是非常合群的一群。晚上经过豆腐街（Upper Chin Chew Street,现在的芳林苑所在地），她们聚在一起纳凉，同声同气，谁失业需要工作、谁被欺负等都会得到照应。我也记得这群来自广东三水，自食其力，勤奋盖起华厦千万间的女工口操着熟悉的语言，穿梭在我童年生活中。她们是新加坡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从殖民地到自治、从独立到经济腾飞的经典人物，身穿蓝布衣黑裤，头裹红巾是她们鲜明的形象。泰麟就亲眼看着这群三水女工一级一级的把一担担泥沙运上楼，建起1955年落成的的亚洲保险大厦（Asia Insurance Building）,二十层楼高的亚洲保险大厦是新加坡最高的建筑，当年红灯码头最辉煌的海岸线。

1973年市区重建，辛勤劳作的三水女工搬离豆腐街，成群结队红巾蓝衣黑裤的景观消失了。红头巾制造历史，却又随着时日变迁，逐渐在被遗忘的历史洪流中终其一生。

（红头巾就是建筑女工，多数来自广东三水，1930至1970年代兴建广厦千万间。）

（1955年落成，20层楼的亚洲保险大厦是当年最高的建筑，是红头巾的经典贡献。）

（兴建中的亚洲保险大厦，右方是海洋大厦。c.1950s）

(红灯码头的风景线。c.1960s)

新移民是近年来才崛起的新名词，以前念书的时候从没听说过。在更早的年代，刚到新加坡的侨民称为新客，以前念书的时候也没用过这个词汇。成长的年代就处于新客与新移民的夹心间。虽然在学校没读过新客，但在童年时听泰麟和他人聊天，常听到这个词汇，久而久之也明白新客的含义。新客会变老，结婚生子，落地生根，迎接另一批同乡人，新加坡就是这样一个由各族移民一步一脚印所组成的社会。

19世纪初，从中国南方沿岸城市南下到南洋的过番客即使落地生根，也不称为移民，或许在那时代还没有移民这个词。过番客南下，有哪个不是带着几时能够衣锦还乡的心情？有多少人会想到在南洋落地生根，在番邦终老？

（早期中国移民多数来自东南方）

上世纪的马华文学，记载着新客饱受欺凌的辛酸与奋斗圆梦的快乐，马华文学常用“过番客”、“番客”、“水客”、“返唐山”等词汇，他们跟新客之间有何关系呢？

古代的中国称外国为“番邦”，所以出国便成为“过番”，归侨则称为“番客”，番客回国便称为“返唐山”。当番客初到新加坡，属于新到的过番客，也就是“新客”了。至于“水客”，他们是随轮船往返中国与南洋之间的水手，专门为华侨捎银带信，是沟通海内外的桥樑。

事实就是这么奥妙，好多过番客就这样在异乡寻得另一种气候，另一种土壤，留下来了。他们把老婆孩子带过来的也有，在南洋另起一头家的也有，两三代人下来，已经不是过番客，也不是新客老客，而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迈入21世纪，掀起移民热潮，有人要移，有人要收，世界各国天天在上演更换国籍的宣誓仪式。新加坡需要新移民来带动经济，处理手法不妥当下，新移民抢饭碗的民怨也在2011年5月的新加坡全国大选中拉低了当政50年的PAP的选票。今天的新移民所遇到的问题肯定和先辈不一样，新加坡常年接受新移民，但一场大选的结果凸显平衡新移民和照顾当地人的重要性。 

美国政治学家Robert Putnam认为，一个多元人口与文化的社会，通常会影响社会团结及社群间的信任，减低凝聚力；即使是同属一个种族，也会缺乏信任。他将社会资本分为两大类：契结资本（Bonding Capital）和桥接资本（Bridging Capital）。当你和同样年龄、同种族、同宗教的人在一起来往的时候，就形成了契结资本；如果你和不同种族、不同年龄、信仰和背景的人来往，就形成了桥接资本。在一个多元文化、种族的社会，桥接资本是社会安定凝聚力的基石。

新加坡人大多数是移民的后代，习惯在多元化的社会生活，如果不是平衡功夫有严重偏差，他们不会对外来移民有强烈的排斥。如何让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不是一朝一日，通过人民协会刻意主办的很官方、很形式化的活动，或是通过总理部长前资政几句话便可以解决的。

（泰麟：童年的池塘与小径依旧在，几度夕阳红？2004）

（泰麟：童年的小石屋。1993）

泰麟说在他的年代，融入社会的方式主要有两个方式，一是通过宗乡会馆，有同乡人照应，安顿下来；也有人被私会党招募，加入黑社会，难以翻身。他很庆幸获得同乡的妈姐的眷顾，才能够离家40余年以后，以番客的身份返唐山，找回童年的池塘与小石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