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不望乡的南洋姐 (Part 3 of 3)

归乡不归乡？

1904年日俄战争，1910年朝日战争，日本都打了胜仗，国运兴隆。随着日本经济复苏，日本政府已不再需要依靠贩卖南洋姐赚取外汇。1920年, 日本政府以有辱国耻为由，禁止日本女人在国外卖身，不过许多南洋姐都不愿回乡。日本人加在南洋姐的名堂是很屈辱性的，如淫卖、丑业妇、娼妓、贱业妇、娘子军、卖笑妇等。南洋姐怕被家乡和族人排斥，宁愿继续留在本地。

（侮辱性的形容词）

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经济再度大受打击。为了养家,农村女子重复着历史命运，出国当娼妓去了。

当日本军队占领新加坡时，原先在这里的妓女再加上军妓，日妓的数量更是空前，连南华女子中学也被征用，成了日本艺妓馆。有人戏称日妓为“大和部队”，与皇军“并驾齐驱”。据说还有一位日本官员故意向寺内寿一总司令报告“大和部队已经打进来了”，寺内寿一因此把不少军妓遣送回国。但日本妓女真正锐减是在日本投降之后。这些女子不是战争的发动者，也没有因战争而有任何得益，可是在更屈辱的大背景下她们实在无法继续谋生了。

静默的黄土

余秋雨在《天涯故事》中提到这些客死异乡的日本妓女的集体坟墓就在新加坡一个偏僻的地方，这个“偏僻的地方”其实是日本墓地公园。1888年, 妓院老板二木多贺治郎捐出七公顷橡胶园建成日本墓地，埋葬那些年轻死去的妓女。

（宁静的墓园）

（南洋姐下南洋，跟日本军国主义息息相关）

日妓南下与日本经济萧条有密切关系，而经济萧条又是日本必须向外扩张的根本动因。日本妓女的墓碑与日军元师寺内寿一及一万多部下的坟墓紧紧靠在一起，似乎在有意无意间把历史逻辑化。

（寺内寿一的墓碑）

南洋姐都有过青春年华，但很快都成了一枚枚琐小的骨骸，掩埋在异地的荒草中。在上千个墓碑上，连一个真名字也没有留下。石碑上刻着的都是戒名，如“慈音信女”、“端念信女”、“忍芳信女”、“妙芳信女”等等，好些还显然是死者的姐妹们凑几个钱托人刻上去的。

（墓地公园内的信女的墓碑）

这些南洋姐不具真名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保存一点生命的信念，皈依了佛教，希望在虔诚的祈求间，来世能够过个好日子。另一个可能性是要隐瞒自己家族的姓氏，不使遥远的族人因自己而招腥惹臭。

这些墓碑群什么资料也没有留下，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也随着时光湮灭。她们的墓碑并非对着她们的故乡，而是一律面向西方。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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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不望乡的南洋姐 (Part 2)

南洋姐的梦

一旦落到妓院老板的手里，南洋姐便变成了囚犯一般。妓院老板已经花了钱，她们付不起赎金就只好听老板的话。老板和人肉贩子们就靠她们卖身挣钱。南洋姐每日接客人数从几个人到三十个人不等，每个月能挣取75至150元，差不多是妈姐一年的收入。她们从客人手里拿到的钱自己收一半，其余的一半交给老板。

日本女子的美貌与温柔使她们很快地满足了男人的欲望。雄心勃勃的创业者、含辛茹苦的锡矿工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日本娼寮。各国、各族的嫖客在日本妓院中进进出出，妓院生意欣欣向荣。明治十年（1877年），马来街有两家日本妓院，其后数年日本妓院数目逐年增加，到明治二十年（1887年）南洋姐人数为百人，日俄战争爆发时（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有妓院109所，南洋姐633人，如果包括非法娼妓，人数超过一千。因此马来街还有个名堂，叫做日本娼馆街。

（马来街的日妓。图片来源：互联网）

坪谷水哉游记写道：“从驶有电车的大街进人小胡同，左右两边几条小街都是日本人开的商店。楼房有两层的也有三层的，门牌有叫二十号的，也有叫三十号的。楼门口挂着磨砂灯泡的电灯。白天这些电灯泡不亮，整个街道像是沉睡一般，一旦夜晚到来，这里热闹非凡，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一家家妓院的门口大抵在中央放一张桌子，靠墙放一排椅子，在桌旁也放两三把椅子。这是为南洋姐等候客人和谈价钱的方便放置的。妓女有的像杂技演员，有的像魔术师的女弟子，有的像纺织女工，多着洋装。其中有人穿鲜艳的针织衣服系一根细带，还有人穿单和服故意露出系在里边的红色腰带。她们的肤色像冬瓜瓤一样白，在电灯光下脸色更加苍白。她们对中国苦力和印度的黑色皮肤的下等人不加选择地打招呼。这就是普通的接客的形式。其中也有不设铺面的高档一点儿的妓院，等客人上门。这种妓院门口不放椅子，从店头直接上二楼，楼梯上铺着地毯。”

南洋姐挣钱还债和寄钱回老家，所剩不多。她们最后的出路是什么呢？她们最大的奢望是找一个正经的日本男人结婚，建立一个平凡的家庭，但这个希望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有些选择嫁给华侨和马来人当妾室。

（南洋姐喜欢到相馆拍照，留下年轻的倩影）

能结婚的南洋姐还算幸运，得不到这种机会的南洋姐的命运可悲惨了。她们从嫖客那里感染梅毒、淋病，那个时代这些病是不治之症，又加上妓院老板吝啬不许她们治病，许多南洋姐就这样客死异乡。当然也有少数幸运者生存着，四、五十岁还在继续接客，到了实在接不了客的时候，被老板欺凌，只好自杀了结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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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墓地去

在十月四日的讨论会上有人提出在面对日本朋友时，博物院摄影展馆里的日妓照片可能会引起尴尬的场面。为此，我到日本墓地公园(The Japanese Cemetery Park，825B Chuan Hoe Avenue)开始了一个迷你探险的旅程。

墓地公园，简单的说就是坟墓。到坟墓探险？是啊！我艺高人胆大嘛！一笑。其实看管墓园的老汉已经跟亡魂生活了一辈子，他才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高手。

在墓地公园走了一圈后才发觉我们的担忧可能是多余的。其实我们的日本朋友早就以豁达的气度来面对过去的事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人文的借鉴。

南洋姐

早期的新加坡住着一群被历史遗忘的少数民族—日本妓女“南洋姐” (Karayuki-san)，她们早在1877年已经到新加坡谋生，比侵占南洋的日军早来了超过半个世纪。日妓的来源地主要是九州(日本南部岛屿)的长崎县与包括天草岛在内的熊本县（Shimabara Peninsula in Nagasaki Prefecture，Amakusa Islands in Kumamoto Prefecture）。

今日的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明治（1868-1912）前却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明治维新把国门打开，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使日本脱胎换骨，成为经济与军事强国。

十九世纪末日本经济萧条，九州的农村生活贫困,日本少女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离乡背井，到国外赚钱，汇款回乡。她们的牺牲为日本开展泉源，找到新的活路。

南洋因为橡胶和锡矿而得天独厚，经济繁荣。新加坡是南洋姐的最大市场，日本妓院多集中于马来街（Malay Street），海南街（Hylam Street）和武夷士街 （Bugis Street）。如今这个红灯区已经成为商业中心(Bugis Junction)。

1877年, 马来街有两家妓院，14个日妓。新加坡的第一位日本妓女是明治初年的一个日本寡妇，她的英国丈夫在新加坡死去了。也有人说是一个在横滨出生的叫阿丰的女子，她是明治四年到新加坡的。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说法，说第一个到新加坡的日本南洋姐是叫做安子的女人，她剪短了乌黑的头发女扮男装来到这里。还有人说是一个叫“传多婆”的人，她是随日本杂技团来到新加坡的，来了之后就再也没回去。无论哪个说法都好，总之从明治初年起日本就向海外贩卖南洋姐了。

那些人肉贩子大多是贫苦人家，在日本没有谋生手段，梦想发大财，于是来到海外当起人肉贩子。这些人肉贩子每年都会找上500至600个姑娘来补仓，在日本内地将诱拐的姑娘装上轮船底舱或运煤舱偷渡出境。船到岸后，姑娘们换上新衣服，走到设在码头仓库的拍卖场。她们在仓库前站成一排，等妓院老板来到后就开始拍卖，姿色好的卖到一千至两千元，姿色差的卖四、五百元（当时日元与新元几乎等值）。或许她们真正相信了人肉贩子的谎言，以为自己今后会在旅馆工作呢！

（日本人墓地公园，Chuan Hoe Avenue）

（《望乡》的剧照。图片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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