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咖啡店

芳园咖啡店

在水仙门度过了童年的少年的19个春秋岁月，我的家在骑楼上，楼下是个好地方，50米外有两家咖啡店，一家叫芳园，是琼籍人士开的，镶着金牙穿着汗衫睡裤的肥老板掌管铺面，坐在门口柜台后面，中气十足，跟算钱的伙计一唱一和。

肥老板也负责一整个的面包和糕点的门市生意，收钱后用回那双沾满铜臭味的双手拿面包切面包，我们就这样吃着面包长大，肥老板就这样衰老。祖母爱喝咖啡乌，我就提着咖啡唛（容器）走到咖啡店后面的厨房，跟头手买了一毛钱苦咖啡，回家自己加糖，够我们两人喝了。后来芳园在竞争压力下求变，租了五分一的店面给海南鸡饭摊，黄澄澄带油的海南鸡飘出诱人的芬香，也带旺了传统咖啡店。

（祖母爱喝咖啡乌，我就提着这种咖啡唛，跟头手买了一毛钱苦咖啡）

在1930年由黄才源和黄人能共同创办的芳园，当时是海南咖啡店的老牌子。在50年代，以芳园为招牌的海南咖啡店总共有八家，分别由杨、黄、韦、曹等姓式的海南人所开设，包括芳园、芳园总店、芳园分店、芳园三店、芳园四店、芳园泮记、芳园兴记和芳园明记。

海南人的咖啡店普遍喜欢用“园”这个名字，比如由王义元开始的新加坡第一摊海南鸡饭就搬到小坡海南二街的桃园咖啡店里。根据王琨（新加坡琼侨咖啡酒餐商公会执行秘书，联合早报2008年5月16日）的说法，一个可能性是早期咖啡店多数在空旷的园地上摆摊，连店面的形式都没有，因此摊主都喜欢用“园”字来做招牌。回顾来时路，华人移民南来时，在街边或店前摆摊是很普遍的现象，最原始的咖啡店就是这样开始的。由于“园”字用开了，即使以后赚到钱搬进店铺里，也沿用有“园”字的招牌。

大华肉挫面的发源地

另外一家叫大华的咖啡店刚好就在新加坡河边，大华肉挫面和郑金泉潮州卤鸭是两大亮点，午餐时间人头涌涌。大华的老板本是琼州人，但因赌马而倾家荡产，将咖啡店卖了给人，新老板是琼州人还是后来取代海南人咖啡店的福州人就不得而知了，但至少我们还记得大华是唯一的一间让街坊借电话的商店，在那个电话号码还是五位数，电话还不普遍的年代打造了一丝丝的人情味。

至于郑金泉潮州卤鸭，父亲记得当年他还在附近印刷馆当学徒，跟几位师傅一起用餐，卤鸭是贵货，他们吃不起，有时卤鸭摊的老板还会斩几块免费鸭肉给他们加料。今天的大华肉挫面还闹双胞，叔侄俩为了大华的金字招牌甚至对簿公堂。

（新加坡河边大华咖啡店的郑金泉潮州卤鸭（前）和大华肉挫面（后）是美食的亮点。NAS c1970s）

天下风云逃不过咖啡店

咖啡店是中下层人民工余会友的地方，下班后跟一班老朋友围在一起，海阔天空，咖啡结家宝锚标黑狗啤，互相交换情报，从天下风云到东家长西家短，已经不是阿嫂的专利。坐落一个黄昏后，咖啡店也打烊了。咖啡店没有特别营造的灯光，也没有怀旧的音乐，有的是呀呀的吊扇声，但对普罗大众来说却具备了悠闲的格调，吃喝是形式，联谊是内涵，拍拖都可以拍到咖啡店里头去，是个典型的情感联络站。

传统咖啡店多数使用大理石圆桌和花梨木椅子，香浓的咖啡是自家烘焙的咖啡籽泡出来的，类似私房菜那般，家家的口味都不一样，各花入各眼。

在面对过江龙如Starbuck，Coffee Bean等深受年轻人欢迎的美式咖啡屋的竞争下，传统咖啡店必须求变才能生存，最基本的策略就是从新包装，以复古作为装潢，贩卖怀旧感，然后以本地式冲泡的咖啡和茶、烤面包、独门秘方的咖椰醬和半生熟鸡蛋来应战。亚坤和Killiney咖啡店就是传统咖啡店出身，随着时代潮流演变出来的佼佼者。

1690年左右咖啡已经由荷兰人传入爪哇栽种，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咖啡传入新加坡，成为日常饮料。今天因为开路而生人抢死地，引起注意的Bukit Brown，中文咖啡山，据说就是英国人Mr Brown在19世纪买下来种植咖啡的地方；也有传闻说由于咖啡是褐色的，brown colour，所以华人就将Mr Brown这块地称为咖啡山。

是谁喝了我们的咖啡？

20世纪初，经营咖啡店和鸡饭店是新加坡海南人独特的传统行业。1985年12月琼州咖啡茶业前辈吴可仕先生接受《联合晚报》记者韩山元的访问，他说打从1931年就租下陈桂兰街2号楼下的店面开了“怡和”咖啡店，当时美芝路（Beach Road）及海南一街、二街、三街（Middle Road, Purvis Street, Seah Street）是海南人的集居地，已经有不少琼籍同乡经营的咖啡店和咖啡摊了。

1930年代是琼籍人士开咖啡店的高潮。那时发生全球性经济大萧条，胶锡价格暴跌，新马的经济蒙受严重的打击。日本人在小坡经营的商店陆续顶让给本地华人，接手的多半是海南商人。由于咖啡店的开业资本不高，海南人在这行业占尽优势。

二战后咖啡店业起了变化，有些琼州人士觉得新加坡不是久留之地，把自己的生意结束后，返回中国，店铺由福州人接手。据1949年的统计，全新加坡共有1400家领取政府营业执照的咖啡店，至于三大游艺场（新世界，大世界，快乐世界）中的茶座，街边及后巷的咖啡茶档，估计也有上千个。以咖啡店而言，福州人开设的有664家、琼州人开设的有467家，印籍人开设的约200家，马来人的则有20多家。

（典型的咖啡店。NAS c1960s）

本土咖啡文化

喝传统咖啡少不了陶瓷制作的咖啡杯和咖啡碟子，从前商家还通过咖啡杯来打广告，喝咖啡吃早餐之余，还获得新产品的信息。咖啡碟子是用来吃半生熟鸡蛋用的，以黑酱油和胡椒粉来调味，吃过鸡蛋后，把咖啡倒在吃完生熟蛋的瓷碟中，一来容易散热，二来连鸡蛋的残渍都不错过，鸡蛋的余香和咖啡一起喝进肚子里。销魂！

大厨帽子三百褶，鸡蛋吃法三百种，煮生熟蛋可考功夫呢！水量热量时间都得控制得恰恰好，过生过熟的鸡蛋都缺乏润滑性。与生熟蛋以不同形式出现的是荷包蛋，蛋黄五分生，蛋白八分熟，口感特佳。

至于那杯传统早餐少不了的香浓咖啡，北方人喝咖啡，广东人不喝却‘饮’咖啡，潮州福建海南人不喝不饮却‘吃’咖啡。不论是喝是饮是吃，目的都是一样，让那杯咖啡流入胃里，齿颊留芳。

咖啡杯中有一款是以大红花图案来装饰的。大红花也叫木槿花（Hibiscus），是马来西亚的国花，但在马来亚（1963年新马合并后才易名马来西亚）的年代，新马人民互相往来，大红花的咖啡杯在新马共用，沿用至今，咖啡杯所保留的正是新马一家的历史。

（当年典型的咖啡杯还打广告。第二排右边的咖啡杯以大红花图案来装饰）

（大红花的咖啡杯在新马共用，沿用至今，咖啡杯所保留的正是新马一家的历史）

此外，新加坡华人咖啡摊，还反映了融合各种语言的民间创意。比如：

-咖啡加奶：Kopi

-咖啡加糖: Kopi-O（O就是乌，福建话）

-浓咖啡加糖：Kopi-O-Gao（Gao就是厚，福建话）

-咖啡加少量的糖: Kopi-O-Xiu-Dai（Xiu-Dai就是少糖，源自广东话的“少底？”）
-咖啡加多些糖: Kopi-O-Ka-Dai（Ka-Dai就是加糖，福州话）

-咖啡加淡奶：Kopi-C（C就是Carnation Milk，老字号“三花淡奶”）

-咖啡不要奶和糖：Kopi-O-Kosong（Kosong就是什么都没有，马来话）
-浓咖啡加糖：Kopi-O-Pao-Dai（Pao-Dai就是加冰块，福州话）
-浓咖啡不加水加少量的糖: Kopi-O-Ti-Lok-Xiu-Dai（Ti-Lok就是直落，福建话）
-近来还在小贩中心看到由cappuccino转型的Kopicino，咖啡加热奶。

关于咖啡加少量的糖: Kopi-O-Xiu-Dai，到底Xiu-Dai就是少糖来自什么方言？我原本以为是海南话或福州话，但这个方言籍贯的老人家都说不是。有行家指出Xiu-Dai可能源自广东话的“少底”，因为在香港若想吃较多饭量的炒饭，可以说炒饭加底，同样的小时候吃云吞面如要多些面条，可以说“孖底”。以此类推，咖啡洋茶的杯底指的是白糖，所以要少糖可以说“少底”。

喝其他饮料也有许多江湖术语，比如：
-踢球：Milo，因为Milo的罐子上有小孩踢球的图案
-大家好：Horlick好立克，因为当年好立克的电视广告有“大家好”的歌词
-Clementi：柠檬茶Lemon tea，音似
-钓鱼：中国茶袋，通常是茉莉花茶，因为拿着茶袋一上一下，好像在钓鱼
-忘情水：矿泉水Mineral water

在本地喝饮料竟然有那个多花样，请问你会不会“buay tahan”？（福建话+马来话：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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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沙爹谈开去（Satay）

作为一名“周末”博物馆导览员，偶尔会碰到一两位随时准备踢馆的访客，更多时候所享受到的是访客对文物和导览的反馈，比如说我也曾经经历过、我也曾经拥有过、我也曾经使用过、我的家乡还在用、谢谢分享经验等，有些访客日后还成为朋友，是挺窝心的事，足以抵消一般人认为连时间汽油费都得倒贴的“傻气”，傻人自有傻福。

（因为“传统美食专题展”而认识的两位从香港到新加坡实习的大专生。2013）

2013年6月份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搞的传统美食专题展，访客反应热烈，场场都满额，众多交流中，最叫人回味的是沙爹。从前的沙爹小贩主要是马来人和父亲口中的“优华”人，后来才搞清广东话中的“优华”人其实是爪哇人，常人所说的印尼人。

（从前的沙爹小贩主要是马来人和“优华”人，广东话中的“优华”人其实是爪哇人。NAS c.1950s）

沙爹是炭烧的肉串，沾上由本地传统香料如辣椒、花生、黄姜和香茅等配制的沙爹汁，跟洋葱、生黄瓜和马来饭团（ketupat）一起吃。最原始的沙爹由南印度的回教商人传到印尼，再从印尼传入马来半岛和新加坡。

新加坡华人也传承了这道美食，海南人的沙爹汁还添加了南洋地道的黄梨酱，黄梨的酸甜味叫人胃口大增。今天的新加坡沙爹由马来人和华人垄断，马来人的沙爹没有猪肉，华人的沙爹则猪肉、牛肉和鸡肉任君选择，也有少许摊贩卖羊肉沙爹。

（国家博物馆展示传统路边沙爹小贩的器皿。2013）

好吃的沙爹，食材准备功夫绝对少不了，独门腌制配方是其一，酱料的香味是其二，最终要考究的是烤沙爹的手艺和对火候的拿捏，热腾腾的肉串必须有些许的炭焦味，还要有些许油脂欲滴还留，吃过之后才会齿颊留香。

以前卖沙爹的马来摊贩，挑着两个小木箱在街边摆摊，就养活一家子了。打开的木箱，一个放着长形的小炭炉用来烧烤，另一个当着小桌子，放着一锅沙爹汁，食客围坐在小木凳上，大家共用一盘沙爹和那锅酱料，真的是不分种族言语宗教，你浓我浓。有时顽皮起来，还会把吃完的沙爹串放在隔邻的食客那儿，要不就偷偷把空的沙爹串往后抛，神不知鬼不觉。吃过后小贩以桌上的空串来计算，抛了一串可以剩下一毛钱。

（国家博物馆外的沙爹摊。NAS 1961）

1940年代的沙爹俱乐部设在Beach Road 的一条叫做海口路的支路，那儿有郑古悦巴士总站（Tay Koh Yat Bus Company）和曼舞罗戏院，是今天邵氏大厦翡翠戏院的所在地。沙爹摊摆在街边，身后巴士进出总站，排出的滚滚浓烟成了“城市”沙爹的“香料”，也因为巴士进进出出而发生过交通意外。1950年代沙爹俱乐部搬迁到国泰戏院前Stamford River旁，大约是现在的SMU所在地，不过这里距离海边太远，沙爹少了“沙”的味道，食客越来越少，小贩群起抗议，结果搬回原地，1970年代才在伊丽莎白道陈金声喷水池旁，俗称五丛树下找到栖身之所，生意好转起来，打造了有二十多个摊位，闻名遐迩的沙爹俱乐部，也成为新加坡人的集体回忆。

（海口路的沙爹俱乐部，那儿有郑古悦巴士总站。NAS c1950s）

（海口路郑古悦巴士总站，是今天邵氏大厦翡翠戏院的所在地。NAS c1950s）

（伊丽莎白道陈金声喷水池旁的沙爹俱乐部。NAS c1980s）

1995年，政府决定关闭沙爹俱乐部，一些小贩搬到浮尔顿大厦（Fullerton Building）附近的新加坡河畔熟食中心，有些则搬迁至百多年历史的老巴刹，晚间还关闭了Boon Tat Street，方便食客坐在马路上享用路边摊的美味，找回从前的感觉，当然高昂的消费则绝对不像从前了。

去年在印尼中爪哇（Yogyakarta）走了一趟，在当地人称为Jogja 的中爪哇倒找回“想当年”的许多回忆，在熙来攘往的主要公路Jalan Malioboro，类似新加坡的乌节路大街上摆着许多路边摊，当地人在人流与车流间享受着各种地道食品，倒是我们这些“外省人”告别从前太久，虽然对那个小小的炭炉上飘过来的肉串的香味垂涎三尺，但怕肠胃受不了，不敢坐在路边重温旧梦。

（中爪哇的Jalan Malioboro，当地人在人流与车流间享受着各种地道食品。2012）

（中爪哇的路边沙爹摊贩。2012）

可以很肯定的，访客的反馈是很有道理，是很和逻辑的。新加坡是个小地方，没有乡村，城市现代化的步伐不论是东南西北中都是挺一致的；但是我们送入博物馆的文物器皿，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却是当地人实实在在的生活，而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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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博物馆的非一般传统美食 NMS Food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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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缅甸寺庙：玉佛寺Maha Sasana Ramsi Burmese Buddhist Temple

“缅”表示遥远，“甸”是郊外地方，以古文演绎，“缅甸”是“遥远的郊外”。今天的缅甸是亚细安成员国中的一员，加上现任总统登盛（Thein Sein）与翁山淑枝合作，走向民主改革开放的道路，相信假以时日，会是继越南之后，另一个充满商机的亚细安国家。

虽然Burma易名Myanmar，由于Burmese是全国最大的族群（三分之二），我那几位当工程师，勤劳优秀的缅甸同事还是称他们自己为Burmese而非Myanmese，他们甚至说根本没有Myanmese 这个字眼。至于他们的的名字（严格说起来缅甸人是有名无姓）如Swar Tun，Min Tun，Aung Tun，Yar Tun等，都以Tun相称。Tun是成功的意思。

跟许多在新加坡读书工作的缅甸族群一样，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翁山淑枝，2013年9月22日翁山淑枝初访新加坡，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厅对5800名缅甸侨民发表演说，一票难求，对现场的观众而言，翁山淑枝代表希望，是缅甸的未来。翁山淑枝也在SMU发表演说，认为应该修改宪法，让军人做军人该做的事，就像英国受人敬爱的军人一样。有人提问花豹的斑纹能够抹得掉吗？翁山淑枝妙问妙答，说她要的是花豹回到森林里，继续维持美丽的斑纹与尊严：

“It’s not that I want the leopard to change its spots. I just want the leopard to stay very beautiful and dignified in the jungle.”

（2013年9月22日初访新加坡的翁山淑枝，在圣淘沙Resort World对5800名缅甸侨民发表演说。Straits Times，September 23, 2013）

在新加坡，相信早在20世纪初已经有一个“小缅甸”，缅甸人的玉佛寺建于1921年，如果当时没有足够的缅甸侨民，又怎么会出资建寺呢？此外，由花拉公园（Farrer Park）、汤申路（Thomson Road）与马里士他路（Balastier Road）组成的社区，有许多以缅甸地方命名的街道，彷佛是一个“小缅甸”。最著名的主要公路摩绵路／摩绵坡（Moulmein Road，Moulmein Rise）出自毛淡棉（Mawlamyine），是缅甸南部大港，英殖民地时代的首都；因不卖前港督曾荫权的账而驰名的黄亚细肉骨茶位于仰光路 （Rangoon Road，和平之城），仰光是缅甸的前首都（1948-2005，2005年首都迁至内比都Nay Pyi Taw），也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与文化中心（Yangon，Rangoon）。

（新加坡以缅甸城市命名的社区）

对新加坡人来说，曾经以“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打招牌的“虎标万金油”是大家熟悉的新加坡老字号。靠虎标万金油起家的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发迹后，还在Pasir Panjang 建了一座对外开放的虎豹别墅。在1930年代至1970年代间，虎豹别墅是新加坡著名的旅游胜地，是两代人的共同记忆。不过，知道虎豹兄弟来自缅甸的人应该不太多。如果当年不是已经有可观的缅甸侨民在新加坡定居，虎豹兄弟也许不会在1926年将他们的永安堂（虎标万金油）和制药厂从缅甸的首府仰光迁移到新加坡来。

大人路（Tai Gin Road off Balastier Road）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旁的缅甸玉佛寺在现代建筑的基础上体现了缅甸传统建筑风格之美，玉佛寺的天花板和柱子上的花饰是缅甸艺术的另一种体现；寺内二楼的栏杆来头也不小，据说栏杆的样式是仿照缅甸文化古城曼德勒的皇宫建造的。此外，缅甸境内的佛寺建筑多数是平房，新加坡的玉佛寺则有四层楼高；在缅甸境外的佛寺几乎都是由其他建筑物改建而成，玉佛寺则是一砖一瓦从零开始，是缅甸境外最雄伟的缅甸寺庙。提起玉佛寺，新加坡的缅甸社群会感到自豪。

（缅甸玉佛寺在现代建筑的基础上体现了缅甸传统建筑风格之美，2012）

（据说玉佛寺内二楼的栏杆的样式是仿照缅甸文化古城曼德勒的皇宫建造的，2012）

缅甸人几乎都是佛教徒，佛寺是他们的生活重心，宗教已经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佛寺不仅是他们的精神殿堂，也是社群的核心。玉佛寺是本地唯一的缅甸佛寺，很自然的便成了本地缅甸人的宗教及社群活动中心。每年的缅历新年（泼水节），都有好多缅甸人到玉佛寺来，在佛寺里以传统方式迎接新年，品尝佛寺为他们准备的家乡菜。身在异乡解乡愁，玉佛寺便成了这些异乡人心情的停泊站。

（佛寺是缅甸人的精神殿堂。2012）

跟缅甸同事谈起在Balastier的玉佛寺，他们一脸茫然。驾车在PIE路过，彼此指着隔着大水沟的玉佛寺，我们才一块儿恍然大悟。他们解释说缅甸人一般都认为玉佛寺在大巴窑，却不知道Balastier只是咫尺天涯。对他们来说，到玉佛寺去最简便的方式是乘地铁到大巴窑站，然后经大巴窑公园，再过行人天桥就到了，所以就顺理成章的“大巴窑玉佛寺”了。

（新加坡的缅甸玉佛寺，从大巴窑走过去也很方便）

根据维基的资料，早在1875年，缅甸人U Thar Hnin （又名 Tang Sooay Chin）已经在17 Kinta Road （off Serangoon Road）设立缅甸佛教寺庙。1878年，他将原址捐献给缅甸医师U Kyaw Gaung。在缅甸语中，U是一个尊称，有“先生”或“叔叔”的含义。

医师U Kyaw Gaung （又名 Khoo Teogou）来自曼德勒（Mandalay），是缅甸的文化与佛学中心。医师的宏愿是将缅甸的上座部佛教（Theravāda Buddhists）介绍给新加坡。

1907年，医师成为寺庙的委托人，他一直希望在庙中供奉一尊在缅甸常见的大佛像，后来他终于看上曼德勒以北约50公里的实概山（Sagyin Hill）的白色大理石，1918年在曼德勒完成雕刻后，在“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资助下，经过2500公里的陆路和水路，终于在1921年运抵新加坡落户，并于1925年安装在Kinta Road的缅甸佛寺，开放给信徒参拜。这尊高约3米，重10吨的佛像据说是缅甸境外佛寺最大的坐佛。

（Kinta Road 是早年玉佛寺落户之地）

（在 Kinta Road 年代的缅甸大理石坐佛。NAS 1960s）

1981年，Kinta Road的缅甸佛教寺庙被URA征用，医师U Kyaw Gaung的后人接受政府的献议，1988年将玉佛寺搬迁到大人路现址，1991年正式开幕。

（高约3米，重10吨的佛像据说是缅甸境外佛寺最大的坐佛。2012）

关于上座部佛教，我们都知道佛教起源于印度，后来向外传播，分成两大派系：北传佛教（大乘佛教）经过中亚转到中国及西藏，再传到韩国、日本、越南等地；南传佛教则传到斯里兰卡，然后再传到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及中国云南傣族等地区。南传佛教比较固守释迦牟尼佛的言传身教，认为佛陀出现于世间的目的是为了令众生解脱痛苦，止息轮回；人的解脱在于自我修行，最终达到涅槃，由此脱离轮回，解脱痛苦。

有人曾沿用历史上的“小乘佛教”来称谓南传上座部佛教，小乘自度，大乘度人，但因为“小乘”一词含有贬义，不被上座部佛教徒所接受。现在多数佛教徒都认识到，虽然佛教各派的学术思想有所不同，但都是本着释迦牟尼的言教而各自发展起来的，所以都乐意互相往来，相互尊重，因此不宜采用“大乘”和“小乘”这些可能引起误会的名词，而称为上座部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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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缅甸寺庙：玉佛寺Maha Sasana Ramsi Burmese Buddhist Temple
小缅甸Colleagues from Myanmar (1 of 2)
翁山淑枝与小缅甸Colleagues from Myanmar (2 of 2)
柏龄大厦-新加坡的缅甸城Peninsula Plaza: Burmese in Singapore
翁山淑枝心灵鸡汤 Aung San Suu Kyi

保良局，Po Leung Kuk，妹仔 （2 of 2）

社会的边缘人

保良局的构思源自欧洲的慈善组织。欧洲经历过工业革命，缔造了新的富豪和中产阶级人士，但也有跟不上工业化的步伐而被挤入社会底层，受贫穷与疾病困扰的边缘人。在19至20世纪初，欧洲受基督教义的影响，认为婚姻以外的性生活都是罪恶，为社会所不容。在社会最底层生活的女人不是被推入罪恶的深渊就是被当作奴隶般贩卖，她们是罪人，但也是受害者。当时欧洲社会有一群善心人士，他们因资本主义而致富，觉得有义务扶助使他们变得富有，但自己却远远落在后头的一群人。他们秉着“ all people were responsible for each other”的教会理念，多方尝试纠正这种畸形的社会现状，类似保良局的慈善组织的设立，就是为了拯救坠入深渊的女子，为她们谋取新生。

至于新马的保良局，是本地独特的华人社会组织，并不出现在其他族群。华人移民来到英国殖民地打拼，为帝国主义者缔造经济繁华，她们却在繁华都市中成为最脆弱的一群。

1931年，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联合国的前身）到新加坡考察时，认为保良局是最出色的同类型的慈善机构（the finest institution of its kind）。

由于新加坡和香港同为英国殖民地统治下，以华人为主的城市，两地的发展可以互相借鉴。19世纪末，香港民间提出蓄养侍婢的社会道德，认为婢女相当于奴隶，没人权、没报酬， 1921年由反对蓄婢的人士基于人道主义立场，成立反对蓄婢会，给予“妹仔”应有的社会地位与权利。但是中国传统社会并不认同侍婢等于奴隶的说法，反而认为收留愿意卖身为婢的女子是善举，可以避免年幼女童因为家境贫穷而流离失所，被拐入青楼，甚至遭到杀害。这一场反蓄婢运动正好凸显中国传统观念与西方文化的差异。

反对蓄婢会向社会人士宣导反蓄婢，并且跟保护妹仔协会合作，成立委员会来协助香港政府颁布法例，根除蓄婢问题。十年的奋斗终于通过香港政府立法来改变过去社会视婢女为一项“工具”的观念，主人拥有自己的“工具”时可以尽情利用，而婢女不可提出任何要求。在立法规定婢女领取应有薪酬的情况下，社会开始将婢女当作一门职业来看待，婢女并非一件可转让的物品，而是透过劳动力来换取薪金的劳动阶层。婢女由以往为奴为婢的处境中获得解放，终于享受到自由自主的权利。

（保良局的延伸：Girls Homecraft Centre. NAS 1952）

香港民间关注的妇女的命运与娼妓等问题也延伸到新加坡，“1930年妇幼保护法令”取缔妓院和相关活动，“1932年妹仔法令”严禁侍婢交易，到了1939年逐渐见效，保良局收留的居民开始下降。随着1942年新加坡沦陷，成为昭南岛，英国人撤退，圣婴女修道院（Convent of the Holy Infant Jesus Chapel，现在的赞美广场CHIJMES）取代保良局的管理任务。没多久，约克山保良局被解散，女孩们则分散到各个慈善中心。

少女收容所

战争结束后，虽然华社有意重新恢复保良局的运作，官方却认为保良局已经完成使命，没有存在的必要。1948年，约克山保良局原址成为社会福利部属下的Girls' Homecraft Centre，虽然称为家居手艺中心，实际上是与保良局类似的少女儿童收容所，成立时收容了104名女子。

（在家居手艺中心学习裁缝。NAS 1952）

（在家居手艺中心学习烹饪。NAS 1960s）

社会福利部认为收容所的孩子应该跟其他孩子一样，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所以也积极鼓励有需要的家庭到收容所领养婴孩和孤儿。一路来，收容所都受到社会人士的关注和捐助。根据海峡时报1960年的报道，李氏基金赞助200元戏票，让40名在收容所的孩子到新加坡最豪华的奥迪安戏院（Odeon Theatre）观看战后第一部本地华语电影《狮子城》。对一般人来说，上影院看电影是大众娱乐，但对收容所的女孩而言，能够走出户外，跟常人一样看电影却是非常振奋人心，非常激励性的。

（Straits Times 11 Oct 1951）

（Straits Times 28 Nov 1960）

1967年，可容纳180人的大巴窑少女收容所（Toa Payoh Girls’ Home, Toa Payoh Rise）取代约克山。2006年，可容纳214人的新加坡少女收容所（Singapore Girls’ Home, Defu Ave 1）取代大巴窑。

（大巴窑少女收容所 Toa Payoh Girls’ Home。NAS 1969）

（大巴窑少女收容所，烹饪比赛。NAS 1970s）

（大巴窑少女收容所，Children's Party。NAS 1971）

(新加坡少女收容所 Singapore Girls' Home, 2013)

比较同时期的新加坡、槟城和香港，香港保良局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多元化，包括综合家庭、幼儿、儿童及青少年、康复及安老共五大范畴。服务对象横跨人的一生，社会服务单位逾126个，服务名额超过70,000个。

在槟城，民间的强烈意愿使保良局继续运作至1977年，89年的自愿福利组织缔造了散发自人性的光辉。新加坡则在战后顺应着日战时期的局势，让保良局自然消失，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已经没有保赤安良的需要呢？还是应该重新检讨，随着社会结构日渐复杂化，更需要像香港保良局这般综合性的慈善机构，让平民百姓以最简捷的方式找到求救的门路？

民间历史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收录了一些有关保良局的口述历史，从蛛丝马迹中可以对证一段被遗忘的史迹。

梁亚好女士18岁离开广东三水，抵达新加坡就被送进保良局，后来由“大人”（华民护卫司）面试，问她为何来新加坡，很多年轻的女子都是被坏人拐带到新加坡来做娼妓的。梁女士回答说是自愿来新加坡做家庭工的，后来由同乡担保，才从保良局释放出来。

Madam Tan Beng Neo是一名护士，日治时期住在Oxley Road 救世军之家（Salvation Army Home），隔壁26  Oxley Road是临时妓院，多数是日本女人，也有少数华族女子。晚上的妓院灯火通明，从救世军之家的厕所望出去，日本军官和全身赤裸的女子在长桌上跳舞取乐，夜夜笙歌。在沦陷时期负责协调日军与本地居民的筱琦护（Shinozaki Mamoru）巡视了救世军之家之后，不晓得是为了保护她们还是有其他意图，把她们分别送到约克山保良局和森美兰的马口新村（Bahau）。Madam Tan在保良局跟修女们一起工作，负责药物管理。未几，保良局便关闭了。

黄天佑先生回忆当时约克山的“保良局还是用铁皮做墙，就是弯弯的那个围起来，里面有些女孩子在里面玩。…..都是一些少女，这个就是说那些个失足的女孩子在这里给她教养，教养之后再给她介绍对象，分配出去，而且在这个地方也就接受宗教，宗教信仰的教育。….这些少女都是从农村里面被那些坏人给搞出来的，这样的。基本上恐怕都是被骗去偷盗或是卖淫，主要是卖淫，这样的话，到这个地方给她重新做人啦，挽救她啦，所以我们叫它做保良局。”

林秋美女士（Janet Lim）在她的自传《Sold for Silver》一书中阐述母亲在中国乡下改嫁后将她卖给一个女人肉贩子，过后将她转售到新加坡当妹仔，还险些被男主人凌辱。“1932年妹仔法令”施行后，林秋美接受华民护卫司女官员的问话，过后被送入约克山保良局，从此改变了她的一生。后来林秋美还成为圣安德烈医院（St. Andrew’s Mission Hospital）的护士长，战后移居澳洲。她追述妹仔法令实行初期，许多富有人家包括她的主人都对此法令视若无睹，认为洋人根本不了解华人的文化和收养穷家女背后的善意。

黎上增先生考证当年住在保良局的“妹仔”基本上只有两条出路：到有钱人家当帮佣或嫁给多数是“穷薪族”的单身王老五。当时社会上有另一个流传，说到保良局不如“做鸡”，在青楼还有机会从良，找个好男人，委身做妾也好过挨“食番薯”的穷日子。保良局的做法是不是太过“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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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Po Leung Kuk，妹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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