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贸易
2013年6月至9月间，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列支敦士登公国（Liechtenstein）皇室收藏特展，展示了91件以巴洛克时代的画作为主的艺术品。眨眼间五年已过，那时候的国家博物馆馆长为李楚琳，她的任期内为新加坡带来了数场世界级的特展，为国人带来了欣赏希腊、法国、意大利、安特卫普、埃及等地的古文明与艺术空间。
关于列支敦士登公国的皇室收藏，一般访客都较喜欢以希腊神话或圣经旧约中的故事为题材的画作，有些访客则为巴洛克大师鲁本斯（Rubens）的画作而来。
我较有感触的作品是安特卫普（Antwerp）画家Jan Boeckhorst于1650年绘制的《非洲寓言Allegory of Africa》。画中人是一位身穿威尼斯式单肩连衣裙，珠光宝气的年轻女子。《非洲寓言》的蓝天白云下，是一片金光闪闪的富庶景观，右手臂还套上粗大的黄金装饰。但仔细看女子的左手，是被锁链牢牢铐住的。洋人眼中的解放非洲，实际上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文明倒车。
（安特卫普（Antwerp）画家 Jan Boeckhorst 在1650年绘制的《非洲寓言Allegory of Africa》）
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世界三分的思想。第一世界指美苏，通过超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来推行霸权主义，第二世界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日、加等国，和身处第三世界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反殖、反帝的发展中国家。
在更早的16世纪，欧洲则将世界四分，东西南北四大方位分别为亚洲、美洲、非洲和欧洲。这个世界四分的观点，和文艺复兴后的四分论倒是挺一致的，如 four seasons（四大季节：春夏秋冬），four classical elements（四大元素：水火土气），four classical virtues（四大美德：适度、审慎、勇氣、公正。temperance, prudence, courage, justice）。
15世纪中至19世纪末前后四百余年，欧洲的资本家并没有秉持四大美德的观念。他们为了向美洲殖民地种植园和矿场提供劳动力，从非洲掳走大批黑人，千里迢迢贩卖到美洲各地。由于贩卖黑奴主要在大西洋东西两岸进行，西方国家称之为“大西洋奴隶贸易”。奴隶贸易为西欧资本家带来巨额利润，却是非洲史上最黑暗的日子。
非洲黑奴
奴隶制度并不是15世纪才出现，所谓胜者为王，古罗马、古中国、阿拉伯等都实行奴隶制度。
非洲历史上，公元1世纪的《红海回航记》一书已经有关于来自非洲之角（索马里）的奴隶的记载。7世纪末，阿拉伯人进入北非后，曾把抓来的黑人贩运到阿拉伯国家、波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地。欧洲方面，14世纪已经有西班牙和葡萄牙贩卖从北非运来的黑奴。15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一些大城市还有专门贩卖黑人的奴隶市场。
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奴隶贸易急剧发展，欧洲在非洲大陆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贩卖黑人活动。16世纪荷兰逐渐崛起，到了17世纪中叶，荷兰取代西班牙的地位，成为海上霸主，几乎垄断了海上的奴隶贸易。
法国历史油画大师Jean Léon Gérôme 绘制了多幅古代贩卖女奴，叫人深感震撼之作。
看着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以奴隶贸易致富，在美洲有殖民地的英国和法国也想分一杯羹，于是加入奴隶贸易。以英国利物浦为例， 1709年只有一艘贩奴船驶向非洲，20年后增加到 15艘，半个世纪后贩奴船达到百多艘。在1709到1787年间，英国对外贸易的航行吨位增加了14倍，大都与奴隶贸易有关。
英国和法国加入奴隶贸易后，在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建立了三角贸易，首先从欧洲装上酒、军火、棉织品、装饰品等，运送至非洲，与出售黑奴的部落交换奴隶；接着度过大西洋，把黑奴运送到美洲各地，交换那里的矿产和农产品，最后带着货物回到欧洲。每一轮的三角贸易需要约六个月时间，利润可达千倍。
18世纪末，欧洲有识之士发起废奴运动，大西洋奴隶贸易逐步走向没落。1807年，英国通过了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令，其他国家也相继宣布禁令，奴隶贸易弃明投暗，走私贸易随之猖獗起来。19世纪上半叶起，美国成为主要贩卖黑奴的国家。在非洲东海岸，阿拉伯经营的奴隶贸易也特别活跃。19世纪下半叶，奴隶贸易大致上被遏制住了，零星的贩卖活动则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19世纪中国苦力以卖猪仔的方式来到南洋、中国广东、香港、澳门、新马等地的“妹仔”，娼妓贩卖活动中的“阿姑”和“琵琶仔”，本地马来苏丹的女婢等都是出现在新加坡的奴隶的近代版。
1819年，莱佛士跟苏丹胡先和天猛公阿都拉曼签约，租下新加坡河口方圆两公里地段，并严禁奴隶贩卖。不过，第一任驻扎官法夸（William Farquhar）为了筹集殖民地管理资金，不顾莱佛士定下的政策与规划蓝图，接受苏丹和天猛公的奴隶和债务奴役的交易，两人之间因理念的差异而结怨。
第二任驻扎官哥罗福（John Crawfurd）跟苏丹胡先和天猛公阿都拉曼进行收购新加坡的谈判，对贩卖奴隶与赔偿等问题发生多次争执。天猛公对从新加坡河搬到直落布兰雅的3000西班牙元徙置费感到不满，苏丹胡先则欠下民间一大笔债务，要求更多赔偿金还债等，使到哥罗福认为这两个马来领导人都没有“实用价值”，希望他们可以尽早离开新加坡，因此1824年8月签订的条约阐明如果他们离开新加坡的话，可以分别获得20,000与15,000西班牙元的一次过赔偿，不过两人都不打算离开。
对哥罗福来说，在签约后的一个月内，成功解放了苏丹皇宫内27个女奴隶，是一项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义举。虽然胡先强烈抗议，哥罗福也不是省油的灯，坚持在英国人统治的地方，不许有奴隶交易，违者一律处罚。一个月后，他还在通往Kampong Bugis的路上，故意绕道 Kampong Glam，撞倒胡先皇宫的围墙，但还是逼不走胡先。不过苏丹胡先有名无实，又欠债累累，很快便失去了马来人的支持。
对于新加坡早期的奴隶贸易，莱佛士的马来文通译员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 bin Kadir）所撰写的《阿都拉传》（The Hikayat Abdullah）详细地记载了他在1823年的亲身经历。当时武夷士人牵着五六十个奴隶在大街上行走，手上拿着藤鞭，任意挥打在他们身上。武夷士人说每一名奴隶的卖价是$30至$40，船上还有更多选择。
隔天早上，文西阿都拉在船上看到约三百个奴隶，男女小孩孕妇，各种肤色都有。女奴的买家甚至当场解开女人的衣服，做出各种难以启口的举动，男奴则像猴子一样被绳索捆绑在船边，大小解都站在哪儿就地解决。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全发生在一条船上。文西阿都拉亲眼见到这种人间炼狱，才深切明白为何莱佛士对奴隶贩卖恨之入骨。
莱佛士早在19世纪初出任爪哇代理总督时，已经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三万名奴隶悉数释放。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过了四分之三，2014年6月美国发表的人口贩卖报告，将新加坡列为第二级，也就是不达标。新加坡政府以惯例质疑报告的可靠性，但就双方的陈词，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奴隶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的，人口贩卖这门古老的行业并没有随着社会进步而消失。
2014年11月3日，新加坡国会通过“防止人口贩卖法令”（ Prevention of Human trafficking Act）。发言的议员都举例证实变相的人口贩卖活动确实存在：渔夫活在不人道的生活条件下，来自孟加拉的性工作者被逼每晚接待10个客人，周末必须从下午2点到隔天早晨6点，接待45名嫖客。来新加坡唱歌赚钱供养身体不健全的孩子的女歌手，被剥光身子，关在冷房里，直到答应卖淫为止。显然这是迟来的法令。
“防止人口贩卖法令”在2015年3月1日正式实行，初犯者可被判入狱十年，鞭打六鞭，罚款十万元。重犯者入狱十五年，打九鞭，罚款十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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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佛士与法夸结怨
甘榜格南皇宫
（法国历史油画大师Jean Léon Gérôme 绘制的各族群贩卖女奴的震撼之作。图片来源：互联网）
看着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以奴隶贸易致富，在美洲有殖民地的英国和法国也想分一杯羹，于是加入奴隶贸易。以英国利物浦为例， 1709年只有一艘贩奴船驶向非洲，20年后增加到 15艘，半个世纪后贩奴船达到百多艘。在1709到1787年间，英国对外贸易的航行吨位增加了14倍，大都与奴隶贸易有关。
英国和法国加入奴隶贸易后，在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建立了三角贸易，首先从欧洲装上酒、军火、棉织品、装饰品等，运送至非洲，与出售黑奴的部落交换奴隶；接着度过大西洋，把黑奴运送到美洲各地，交换那里的矿产和农产品，最后带着货物回到欧洲。每一轮的三角贸易需要约六个月时间，利润可达千倍。
18世纪末，欧洲有识之士发起废奴运动，大西洋奴隶贸易逐步走向没落。1807年，英国通过了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令，其他国家也相继宣布禁令，奴隶贸易弃明投暗，走私贸易随之猖獗起来。19世纪上半叶起，美国成为主要贩卖黑奴的国家。在非洲东海岸，阿拉伯经营的奴隶贸易也特别活跃。19世纪下半叶，奴隶贸易大致上被遏制住了，零星的贩卖活动则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新加坡殖民地时代的奴隶制度
19世纪中国苦力以卖猪仔的方式来到南洋、中国广东、香港、澳门、新马等地的“妹仔”，娼妓贩卖活动中的“阿姑”和“琵琶仔”，本地马来苏丹的女婢等都是出现在新加坡的奴隶的近代版。
1819年，莱佛士跟苏丹胡先和天猛公阿都拉曼签约，租下新加坡河口方圆两公里地段，并严禁奴隶贩卖。不过，第一任驻扎官法夸（William Farquhar）为了筹集殖民地管理资金，不顾莱佛士定下的政策与规划蓝图，接受苏丹和天猛公的奴隶和债务奴役的交易，两人之间因理念的差异而结怨。
第二任驻扎官哥罗福（John Crawfurd）跟苏丹胡先和天猛公阿都拉曼进行收购新加坡的谈判，对贩卖奴隶与赔偿等问题发生多次争执。天猛公对从新加坡河搬到直落布兰雅的3000西班牙元徙置费感到不满，苏丹胡先则欠下民间一大笔债务，要求更多赔偿金还债等，使到哥罗福认为这两个马来领导人都没有“实用价值”，希望他们可以尽早离开新加坡，因此1824年8月签订的条约阐明如果他们离开新加坡的话，可以分别获得20,000与15,000西班牙元的一次过赔偿，不过两人都不打算离开。
对哥罗福来说，在签约后的一个月内，成功解放了苏丹皇宫内27个女奴隶，是一项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义举。虽然胡先强烈抗议，哥罗福也不是省油的灯，坚持在英国人统治的地方，不许有奴隶交易，违者一律处罚。一个月后，他还在通往Kampong Bugis的路上，故意绕道 Kampong Glam，撞倒胡先皇宫的围墙，但还是逼不走胡先。不过苏丹胡先有名无实，又欠债累累，很快便失去了马来人的支持。
对于新加坡早期的奴隶贸易，莱佛士的马来文通译员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 bin Kadir）所撰写的《阿都拉传》（The Hikayat Abdullah）详细地记载了他在1823年的亲身经历。当时武夷士人牵着五六十个奴隶在大街上行走，手上拿着藤鞭，任意挥打在他们身上。武夷士人说每一名奴隶的卖价是$30至$40，船上还有更多选择。
隔天早上，文西阿都拉在船上看到约三百个奴隶，男女小孩孕妇，各种肤色都有。女奴的买家甚至当场解开女人的衣服，做出各种难以启口的举动，男奴则像猴子一样被绳索捆绑在船边，大小解都站在哪儿就地解决。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全发生在一条船上。文西阿都拉亲眼见到这种人间炼狱，才深切明白为何莱佛士对奴隶贩卖恨之入骨。
莱佛士早在19世纪初出任爪哇代理总督时，已经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三万名奴隶悉数释放。
（新加坡开埠年代的女奴贩卖活动。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过了四分之三，2014年6月美国发表的人口贩卖报告，将新加坡列为第二级，也就是不达标。新加坡政府以惯例质疑报告的可靠性，但就双方的陈词，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奴隶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的，人口贩卖这门古老的行业并没有随着社会进步而消失。
2014年11月3日，新加坡国会通过“防止人口贩卖法令”（ Prevention of Human trafficking Act）。发言的议员都举例证实变相的人口贩卖活动确实存在：渔夫活在不人道的生活条件下，来自孟加拉的性工作者被逼每晚接待10个客人，周末必须从下午2点到隔天早晨6点，接待45名嫖客。来新加坡唱歌赚钱供养身体不健全的孩子的女歌手，被剥光身子，关在冷房里，直到答应卖淫为止。显然这是迟来的法令。
“防止人口贩卖法令”在2015年3月1日正式实行，初犯者可被判入狱十年，鞭打六鞭，罚款十万元。重犯者入狱十五年，打九鞭，罚款十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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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佛士与法夸结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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