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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September 08, 2017

剑鱼传奇 Swordfish, Sword shark

剑鱼的传说


40多年前念小学的时候,华文课本中有一篇关于剑鱼在丹戎百葛出没的故事,源自《马来纪年》。

课文说道:丹戎巴葛海面上剑鱼伤人,渔民都愁眉苦脸,不敢出海,不晓得如何应对。有个聪明的小孩想到一道妙策,以香蕉树茎筑成围栏,让剑鱼卡在篱笆上,动弹不得。从此以后,天下太平,渔民又可以开开心心地出海捕鱼了。为了纪念小孩的贡献,此地以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命名,直译就是“海角的围栏”。

当时的课文就此打住,并没有将故事继续说下去。我们的小小心灵有个美丽的遐想,立志以聪明的小孩为榜样,为大人解忧。

后来才知道小孩的下场是颇悲惨的:国王将小孩视为威胁,担心小孩长大后会夺取王位,于是借机把他给杀了。小孩的鲜血将山林染红,这就是红山(Bukit Merah)的由来。

这本17世纪初写成的《马来纪年》受到印度文化与区域政治的影响,将神话、传说、史实都融为一体,无法确定到底那些记载是真,那些是假,因此也有人将它当作《封神榜》的“马来版”来看待。



本地海面的“带剑的鱼”


可以确定的是,“带剑的鱼”在新加坡海面出没并不是传说。

1965年4月14日,南洋商报报道了渔夫黄溪捕获重约十担(约500公斤)的剑鲨,隔天的海峡时报则报道了另一名渔夫李福成捕获另一条大剑鲨。两名渔夫都住在巴西班让六英里同一条村落,都是虎豹别墅的左邻。连续两日在西海岸的海面捕获剑鲨并且上报,对村民而言真是双喜临门。 


(黄溪捕获大剑鲨。南洋商报1965年4月14日)

(李福成捕获的剑鲨,卖了$80,当时是笔大交易。Straits Times Apr 15, 1965)

这并非渔民第一次捕获剑鲨。1960年6月6日,南洋商报的报道更加传神:千多斤的霸级剑鲨在巴西班让海面神出鬼没,祸害渔民。李福成就像孙悟空转世,在巴西班让15公里处将巨无霸收拾了,为民除害。 李福成五年内捕获两条大剑鲨,真是当代传奇。

这样一身霸气的大鱼,当然不会束手就擒,在搏斗的过程中难免搅起滔天大浪,有些渔民还因此身受重伤。捕鲨的渔民都成了大英雄。 

(李福成为民除害。南洋商报1960年6月6日)

上世纪70年代后,新加坡填海工程非常蓬勃,加上大商船熙来攘往,繁忙的新加坡海峡已经不宜捕鱼。可能剑鲨也受到干扰,另寻栖身之地,已经没再听闻本地海域出现剑鲨之说。

至于邻国马来西亚,渔夫捕获霸级剑鲨还是偶有所闻。这半个世纪以来,本地报章报道过的至少有七八起。其中一位麻坡的渔民捕获的剑鲨身怀六甲,肚子里竟然有十条小剑鲨,他对此次一尸多命的行动深感内疚。 

2001年8月26日,联合晚报:霹雳州渔民捕获1000公斤重的剑鲨。 

1996年9月25日,联合晚报:马六甲渔民在五屿岛海域捕获13吨重,4公尺长的剑鲨。当时这只剑鲨几乎将渔船撞翻。 

1986年8月23日,联合晚报:麻坡渔夫捕获600公斤重,4.5米长的剑鲨。 

1979年5月10日,南洋商报:柔佛兴楼港外的南中国海捕获千斤重,16尺长的剑鲨。 

1978年6月13日,南洋商报:巴冬渔夫捕获的剑鲨达1200斤。 

1967年4月7日,海峡时报:十多名渔夫在麻坡海域花了数小时才将3吨重的剑鲨拖上船,15岁的渔夫受重伤。 

1966年9月22日,海峡时报:姓叶的渔夫在麻坡海域捕获一条千斤重的剑鲨,剑鲨的肚子里有十条6斤重的小鲨鱼。渔夫深感内疚。 

1965年12月14日,海峡时报:渔民在五屿岛海域捕获1500磅剑鲨。

十余担的剑鲨身长6米,宽3米,剑锋长约1.5米。虽然剑鱼比剑鲨的身形稍短,体重并不逊于剑鲨,它们的头上都长了一把利剑。将《马来纪年》的神话色彩去除后,这本书实实在在地记载着新加坡海面上曾经出现过“佩剑的鱼”。这些年来在新马发现剑鲨的踪迹,多少强化了《马来纪年》真实的一面。 

(剑鲨。图片来源:互联网)

(剑鱼。图片来源:互联网)


印马对抗时期


黄溪捕获剑鲨的时候正值马印对抗(1963-1966)。数年间,印尼特工除了多次在本地展开恐怖袭击外,也对南部岛屿、蓄水池、发电站、炼油厂、电信及公用事业等重要设施虎视眈眈。志愿军前往毛广岛执行任务时,甚至与乔装成渔民的特工正面交锋。真枪实弹的场面,加强了志愿军保家卫国的信念,日后成为新加坡武装部队的要员。

黄溪捕鲨的几个月前,印尼特工跑到芽笼士乃马来人的地盘,暗杀一名马来籍三轮车夫,在刚刚缓和第一波种族暴动的时期掀起另一轮种族冲突。

捕鲨的前一个月,印尼特工在乌节路麦唐纳大厦引爆炸弹,酿成3死33伤的惨剧。 

(麦唐纳大厦爆炸现场。图片来源:海峡时报2014217日)

由于巴西班让是印尼特工潜入新加坡的热点,为了大家的安全,政府施行海禁,不准渔民出海捕鱼。

巴西班让街坊则对不久前,代号冷藏行动的逮捕事件记忆犹新。当时内政部官员在这一带大规模搜索,可能认定这里窝藏马共与支持者。如今实行海禁,不排除担心渔民协助地下组织趁机偷渡回新的可能性。

不出海等于断了生计,渔民为了养家活口,只好敢敢驾着渔船在附近水域碰运气。穿短裤的警察知道渔民的困境,只眼睁只眼闭,并没有真正执行任务。

原名黄积溪的黄溪始终心存顾虑,见报时不敢使用全名,将名字中的“积”去掉了。如果有关当局真的追查,怎么可能找不到他?当年的渔民真是耿直得可爱。 

(巴西班让海滩,渔民正在晒网。图片来源:NAS 1950s)


平添一笔好收入?


黄溪以80元的市价将大剑鲨卖了给鱼贩。乍看之下,一般打工仔必须苦干半个月才赚得到这么丰厚的入息,所以报章说“平添一笔美好的收入,远近传为美事”。

多年后认识了黄溪的儿子黄延达,谈起已为人遗忘的旧事。黄延达透露当年鲜为人知的苦处:讨海人家靠渔船和渔网吃饭,渔船被剑鲨头上的利剑刺穿了几个大窟窿,必须花钱补洞。渔网也严重损坏了,无法修补,只好花费100大元来买过一张新网。此外,还有柴油和人工,整船人的性命安全等,一笔一笔地算下去,真是黄溪捕鲨,焉知祸福?

不期然想起诸葛亮气死周公瑾的名言:周瑜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很多时候,风光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命运叵测,就像《马来纪年》那位聪明的小孩一样。


相关链接

Friday, January 29, 2016

地处海角的丹戎巴葛 Tanjong Pagar

原文刊登于《源》2015年第6期,总期118


城南旧事


地处新加坡南端的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一度是“天涯海角”。在新加坡旧地图上,老巴刹、天福宫等老地标前是一片汪洋大海,先民乘着帆船在此上岸。市区的商业金融区则建在昔日的海面上。

丹戎巴葛与丹绒加东(Tanjong Katong)形成海上的犄角,环抱着今天的金融大厦与中央集水区。丹戎(Tanjung)指的是海角,巴葛(Pagar)指的是围栏。顾名思义,丹戎巴葛是个在海角建立起来的围栏。

海角围栏是为了防御剑鱼的袭击,这个古老的故事源自《马来纪年》:丹戎巴葛海面上剑鱼伤人,渔民都愁眉苦脸,不敢出海。有个聪明的小孩想到一道妙策,以香蕉树茎筑成围栏,让剑鱼卡在篱笆上,动弹不得。剑鱼被消灭后,天下太平,渔民又可以开开心心地出海捕鱼了。为了纪念小孩的贡献,此地以丹戎巴葛命名。聪明的小孩下场悲惨,忌才的国王担心小孩长大后会夺取王位,于是借机把他给杀了。小孩的鲜血将山林染红,这就是附近的红山(Bukit Merah)的由来。

这本17世纪初写成的《马来纪年》受到印度文化与区域政治的影响,将神话、传说、史实都融为一体,无法确定到底那些记载是真,那些是假,因此也有人将它当作《封神榜》的“马来版”来看待。将神话故事过滤后,《马来纪年》其实是一部研究本地历史的重要文献。

莱佛士登陆时,丹戎巴葛是个小渔村,海面上建造了捕鱼的奎笼,海人(Orang Laut)在此处悠闲地过日子。东印度公司雇员比莱知道莱佛士发展计划详情后,决定辞官产砖,在丹戎巴葛设立了新加坡第一座砖窑,抢先争得一杯羹。蒸汽船取代帆船后,丹戎巴葛开辟新港口,让大轮船靠岸。海港的发展为华工制造了下南洋的就业机会,掀起移民的浪潮。

日后,这儿的几座丘陵都被愚公移山般夷为平地,例如华莱士山(Mount Wallich)的泥土用来填海兴建罗敏申路,帕玛山(Mount Palmer)则用来兴建珊顿道,帕玛路(Palmer Road)的望海大伯公庙已经不再望海,而是看着集装箱。

丹戎葛的居民过客就在交替的古老传说与城南旧事间各拥一片天。


不再望海的望海大伯公庙

丹戎巴葛组屋区


丹戎巴葛组屋区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由广东民路逐步发展起来,涵盖范围包括被视为中心的丹戎巴葛坊,广东民路和艾弗顿园的40余座组屋。但丹戎巴葛更像个怀旧的历史保留区,古风建筑物营造出婚纱饮食一条街,翻新过的红瓦建筑呼唤起几许五角基的回忆。


丹戎百葛市中心
  
如果说丹戎巴葛是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的福地应该不以为过。第一届林德宪法立法议会选举(1955),李光耀出征丹戎巴葛这个“工人区”,努力克服了“中文有限公司”的障碍,在国会度过了一个甲子(《李光耀回忆录》):

“而那时,我还得到万达街的群众大会上演讲,大约有三万到四万人挤在广场上。我得到一位新闻记者易润堂的协助。我跟他说:“润堂,帮我写一篇简短的华语演讲词。”他帮我写了一页。我花了几天苦练。

他(易润堂)用了一段话:“我们都是诚实的人,我们是一个诚实的政党,而其他人是不可靠的,他们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我就好好练习这篇演讲词。”


1963年的选举是人民行动党与社阵之争,当时位于广东民路(Cantonment Road)的两座组屋虽然已经成型,但还没完工,不能入住。附近居民看着万丈高楼从地起,眼看快要搬入舒适的新家,又有自来水和抽水厕所,不免心头喜滋滋,投了李光耀一票。李光耀表示,如果不是因为那两栋屋子,他的胜算肯定大打折扣。

这两座组屋在千禧年后被拆除,由50层的达士岭组屋取代(The Pinnacle@Duxton),赶在建屋局50周年庆时落成(2010),由86岁高龄的李光耀资政主持钥匙移交仪式。摩天楼不仅标志着新加坡公共住屋政策的另一个里程碑,更见证了新加坡的政治新气象。不过时过境迁下,原址将近两百名住户中,只有两个选择旧址新居。

虽然广东民路跟附近广东人集聚的牛车水相近,但跟早年的广东侨民无关,广东人根据附近的武吉巴梭(Bukit Pasoh)称此地为巴梭尾。广东民路是早年由英国人调派到新加坡来负责守卫工作的印度兵的营地(cantonment)。


丹戎百葛路已经成为婚纱饮食一条街

华族移民社会结构的缩影


丹戎葛出现贫富悬殊,三教九流的生态。它即为贫民区,亦为名人的立足之地。随着大批劳工、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的涌现,丹戎百葛的许多店屋都用木板架成隔间,租给这些“散仔”(单身人士)当估俚房。估俚房的居住环境恶劣,有些散仔甚至睡在楼梯底或是没有窗户的角落,传染病滋生。

另一方面,胡文虎设立了万金油王国的大本营(永安堂,尼路89号),华人富豪成立怡和轩(达士敦山28号),先民创建宗乡会馆与同乡会(鹤山、恩平、顺德、诏安、漳州、南洋客属会馆等),李云龙(李光耀的祖父)、蔡金吉(金吉路)、陈武烈(陈笃生的曾孙,辛亥革命的支持者)等人设置产业, 人民行动党建立总部等(尼路140号)。


(永安堂,尼路89号)

达士敦山(Duxton Hill)、达士敦路(Duxton Road)与附近地段原为豆蔻园,19世纪中改为商店民宅。鸦片馆、赌间、妓院跟着人口发展起来,“风光”了数十年。

产业易主后,俗称“甘榜仔内”的达士敦路住了整街的惠安人,何庄乃三个大姓,其他则姓江黄叶,都跟大姓人家有姻亲关系。当时张家居住在近尼路,何家居中,庄家则在克力路(Claig Road)。克力路俗称“当店巷”,街口对着丹戎巴葛路的当店。

根据街坊何惠珍的回忆,何家是达士敦路的“村长”,除了为“村民”排难解忧外,大选应该选哪个候选人都听他的。当年李光耀和另外两位竞选对手在丹戎葛区参选,都极力邀请村长坐台。村长不需要说话,只要坐在台上,村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这种出现在丹戎巴葛的紧密的氏族凝聚力并不新颖,它代表着20世纪华族移民社会结构的缩影。随着市区的发展,这类氏族的色彩才逐渐淡化。

反清志士的落脚处


丹戎巴葛曾经是被官兵追杀,逃到南洋的反清志士的落脚之地。丹戎百葛中心的金兰园曾为金兰庙的原址,19世纪初成立时福建人称它为祖师公会。上世纪80年代城市重建时,金兰庙才移居到中峇鲁落户。


(丹戎百葛中心的金兰园曾为金兰庙的原址,19世纪初成立时福建人称它为祖师公会)

金兰庙创建于道光十年(1830),可能以道教庙宇来掩护逃难的结义兄弟。当时的金兰庙供奉清水祖师,而清水祖师又是朱元璋追封的护国公,反清的色彩相当强烈。金兰庙闭关不对外开放,跟一般神庙迥然不同,使它更加神秘。

184647日《新加坡自由报》(Singapore Free Press)谈论本地的私会党,提到当时两大对立的帮会:天地会(义兴会)有近两万名会众,关帝会则约一千人。较小规模,没有影响力的帮会则有Cho Soo Kong Hoe等。Cho Soo Kong Hoe是祖师公会的福建话读音,也就是金兰庙,可见这个组织是挺低调的,并不参与争地盘等活动。

新加坡工艺学院(新加坡理工学院)


前金兰庙旁的寅杰(Yan Kit)游泳池不只为居民提供了健康的消闲场所,也是附近的新加坡工艺学院的学生流连之地。


(前寅杰游泳池)

座落在爱德华太子路的前新加坡工艺学院已经屹立了超过半个世纪。当时新加坡工艺学院的工程学术相当于大学的水平,曾经颁发过学士学位。

座落在爱德华太子路的前新加坡工艺学院

初成立时,工艺学院的学生会与属下团体都向社团注册局直接注册,属于独立的社团,不受校方约束。

学生会和一些学生组织相当活跃,参与多项社会活动,因此栽培了一群除了学识以外,还富有领导才能的专业人士。这些学生组织甚至因为被当局认为过于“激进”,发生过逮捕事件。


学生会的会址是栋两层楼独立式洋楼,矗立在现AXA大厦的所在地。对多数学生而言,在会所打乒乓篮球,路边摊寻美食,寅杰游泳池嬉水等都是课余的共同记忆。虽然泳池已经填平了,但还可以在典型的入口和颜色地砖下寻找昔日的倩影。


(AXA大厦座落在新加坡工艺学院学生楼原址上)

(新加坡工艺学院学生楼)

马来亚铁路局


当年在工艺学院就读的有许多来自大马的学生。农历新年前,同学们跟许多在本地工作的联邦工友回家过春节,拎着大包小包的课本年货,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丹戎葛火车站。喧闹的火车站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拥挤的人潮中有咸咸的汗水味,有掩饰不了的归家游子情,也有含蓄拥抱、难分难舍的情人亲友,千言万语中少不了叮咛与祝福。

(丹戎巴葛火车站内)

联邦同学在马来西亚接受六年的中学教育,年龄比本地学生大了两年以上,站在一起成了大哥大姐。他们都有语言天分,华英巫语方言都难不倒他们。谈起乘火车的滋味,车窗外的风景就像坐巴士一样,但回家的路似乎很漫长很遥远,那种归心似箭的乡情是我们来来回回离不开小岛国所难以理解的。

火车来了,又走了;长长铁轨,节节列车,载走了几许欢乐,几许思念。1932年马来亚铁路局(FMSR)以靠近海港的丹戎巴葛火车站取代穿梭于市区的登路(Tank Road)火车总站,方便货物转运与船客。如今,我们更期待川行于裕廊东和吉隆坡的高铁,中午到吉隆坡会老友吃午餐,再回来继续作业的日子不是梦。

三足鼎立的典型地标


在没有高铁和汽车的年代,新加坡的街道上有马车牛车,也有人力车。人力车原自日本,后来传入中国,再从上海引入本地,A级的人力车装上橡胶轮胎,原料来自新马。人力车每半英里(0.8公里)3分钱,两毛钱就可以包车一个小时了,深受乘客欢迎,很快的引起车满之患,频频发生车祸。


(A级人力车)

1888年,殖民地政府设立俗称车牌馆的人力车局(Jinricksha Station)来专门处理注册、执照、价格和控制数量等。车牌馆座落在丹戎巴葛路、尼路和麦士威路的交界处,跟前金华戏院(重庆戏院)和麦士威路巴刹三足鼎立,各占一方。此地原为青水亭,是个华人坟场,后来被生人霸死地,才将坟场搬到“偏远”的碧山。

战后殖民地政府严禁人力车,车牌馆由卫生部接管,成为“妇孺诊疗所”,但大家还是习惯到“车牌馆”看病。由于牛车水人口密集,车牌馆跟过去一样人山人海。

(俗称车牌馆的人力车局,背景就是以大熊星座(北斗七星)排列的达士岭组屋)

来自星星的你



丹戎葛还出现了常说的北斗七星,也就是大熊星座。奇怪了,新加坡地处赤道边缘,怎么可能看得见北斗七星呢?

这里指的是那七座50层达士岭组屋的位置,正好形成北斗七星的格局。古人有云:“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可见中国古代已十分重视北斗七星,甚至将北斗七星的方位作为更换季节的标志。北斗七星指向北极星,成为帆船年代引航的坐标。

达士岭组屋的前身经历过新加坡建国与独立的进程,见证了旧貌新颜的时代变迁。如今丹戎葛的地标以北斗七星的姿态出现,跟新加坡近代史前呼后应,非但为丹戎葛增添时代感,更为这个历史悠久的老区保留着人文的魅力。

附记:地方俗名
巴梭尾:广东民路
甘榜仔内:达士敦路
当店巷:克力路
青山亭:麦士威路华人坟场
车牌馆:人力车局,妇孺诊疗所
祖师公会:金兰庙
新加坡工艺学院:新加坡理工学院 

相关链接
是谁造就了莱佛士
The East India Company
挽歌
金兰庙
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
走在铁路旁
上茶楼

Friday, August 28, 2015

七封信,7 letters

美丽的哀愁


《七封信》是朴实无华的小品文,不是砸钱的大制作。但是它将心比心,余韵无穷,挥之不去。

看《七封信》,有点像两年前同时观赏陈哲艺的《爸妈不在家》和王家卫的《一代宗师》。《一代宗师》荣获华人电影圈的诸多大奖,但在康城和台湾金马奖失势;《爸妈不在家》也像小品文,但在《一代宗师》失利的场合获得电影文化人的喜爱与肯定。

《七封信》隐藏在淡淡的哀愁中的启发性,就像《爸妈不在家》所反映的社会现状:平凡老百姓的生活,值得关注何去何从的未来。

这是201587日国家独立50周年的前夕,在国家博物馆看了这部电影的第一感觉。当时也邀请了到本地旅游的台湾人玛丽一起观赏。以海外华人的眼光看本地电影,玛丽的观后感是“很感动,很想哭”。

(《七封信》在国家博物馆预演。图片来源:yahoo)

靓丽的火花


邱金海的《戏院》(Cinema)为《七封信》掀开序幕。这是一部回到新加坡打造马来电影王国的年代的“默片”,全片没有一句对白,只有手机简讯和字幕交代。老人家在留医院观赏风靡当年的马来僵尸片,勾起了许多回忆。老人家翻箱倒柜,找到多年前的旧照片,在星夜推着轮椅过横街走窄巷,找回昔日各族伙伴,再演一出马来戏,重续前缘。在那个年代,虽然曾经在政客的挑拨下发生过种族冲突,但在大层面上,各族间和睦共处,不需要刻意强调种族的包容性。能够跟各族老朋友一起重温旧梦,对许多人而言已经十分满足了。

梁智强的《那个女孩》(That girl)反映了纯纯的小女孩对男生含蓄的爱意,为了帮男生还10块钱给大耳窿,不惜忍受父母的藤鞭打骂。学期结束了,小女孩一家搬离甘榜,在“必甲”(pickup)上无奈的向渐行渐远的男生挥别。若是多年以后能够重逢,他们还认得出对方吗?短片在怡保取景,几乎全是方言对白,主要是福建话,大耳窿则口操粤语。对于梁智强所拍摄过的电影,我不喜欢的占多数,但对《那个女孩》所唤回的童稚之心与“甘榜情”则是爱在心中口难开。

(梁智强的《那个女孩》是诚意之作。“那个女孩”来自吉隆坡,影片在怡保取景。图片来源:联合晚报)

Rajagopal的《火焰》(The flame)说的是新加坡独立后,英军开始撤退,在殖民地政府工作的一户淡米尔家庭正面临何处为家的抉择。父亲犹豫许久后决定接受英国公民权,举家移民。儿子惧怕父亲的威严,处于夹缝间,不知怎么办。媳妇说自己是新加坡人,而且怀了骨肉,绝对不会离开这个国家,成为英国的二等公民。全片终于由媳妇砸烂手中的碗盘打破沉默,争取民主的权利,不愿再受到家翁蛮横的专制与压迫,以及丈夫毫无尊严与地委屈求存。

陈子谦的《花恋》(Bunga sayang)反映了人们搬到政府组屋里头,关起门过着各自的生活。马来妇人独守空居,十分怀念甘榜的日子,不介意住在楼下的小孩来她的家冲凉,两人讲些彼此都听不懂的话,但精神上都各有所依。小孩的父亲终于记得还水电费之后,小孩不再到马来妇人家冲凉了,妇人深感失落,将收音机吊到小孩的窗前,唱着那首Bunga sayang

陈彬彬的《北干那那》(Pineapple town)中被领养的女孩,在养父养母的带领下,驱车北上到北干那那寻找生母。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小女孩在当地的黄梨地标拍了照,寻根的最终结果只是一个姿态,实际上生母已经不知何处去,根本无根可寻,只能通过保留旧照片来了却心头的遗憾。

巫俊峰的《分离》(Parting)里患了老人失忆症的马来男子南下寻找新马分家前的华裔初恋情人,他所寻找的好些地方已经消失。几经波折后,马来男子到了情人教书的学校,才知道情人已经移民到澳洲去了。百般无奈下,马来男子回到停止使用的丹戎百葛火车站,一组人在那儿演戏,一对情人坐在月台的椅子上。马来男子彷佛回到从前,隔着近在咫尺的时空与“过去”对望。

唐永健的《阿嫲的定位系统》(Grandma positioning system GPS)叙述一家三代回到马来西亚阿嫲的家乡清明祭祖,阿嫲使用福建话,滔滔不绝的向死去的老公话家常,言语间道尽了新加坡市容的转变,她的孩子也因为急速的城市变迁而变得功利市侩。阿嫲去世了,一家人继续维持回乡祭祖的形式,在坟场找不到回家的路时,凭着阿嫲的GPS重新回到正途。


(发人深省的GPS。图片来源:互联网)

取舍之间


由《七封信》组成的电影暗喻了新马分家的历史,在英国主子与落地生根的抉择下的彷徨,随着急促变化的城市中流失的旧日风貌,伴随着社会“进步”的步伐所失去的人情味,无根可寻的怅惘,都足以叫人扼腕长叹。

爱过才知情重,我们未必想要重复过去相对落后的生活,但我们要的是足以滋补心灵的鸡汤。电影中的语言大杂烩,大量的方言、马来语与淡米尔语并没在现场观众中筑起一道墙。相反的,语言使我们倍感亲切,那才是我们熟悉的新加坡,那才是我们最淳朴自然的认同感,那才是我们联系得上的日常生活。

失去了这一些,新加坡只不过是座现代化的城市,缺乏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的回忆与感情的地方。

对于过去,我们无法再选择,至多只能带着遗憾。不过对于未来,我们有得选择。我们可以选择适当的GPS,为这个社会注入清流,让逐渐失去的互助、温情与认同有重生的机会。

相关链接

Friday, October 31, 2014

几乎瓦解人民行动党的浮生三劫(1957-1961)

曾经是左翼的人民行动党


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先生出现在今年的国情日庆典和丹戎百葛的国庆庆祝会,虽然看起来身子孱弱,需要保镖撑扶,但总体气色不错,似乎已经摆脱了失去爱人的哀伤。不过在出席国家图书馆的“争取合并的斗争”展览时(2014年10月11日),报章刊登的图片只看到李先生的背影,看然是坐在轮椅上,而且一反往常,没有拍摄正面。前后两个月,身体状况显然有所改变。

无论您是否认同李先生的政见,以及他对政敌毫不手软的行事作风,今天面对着一位同样将青春奉献给信念,领导他的第一任团队打造新加坡,使我们有继往开来的机会的老人家,我们应该以优雅的大气来献上祝福。

当李先生还是总理的时候,曾经发出豪语,如果新加坡会出现强而有力的反对党,那支反对党就是从人民行动党分裂出来的。

目前新加坡最大的反对党,也是1950年代由马绍尔成立的工人党,并不认为自己具备替代政府的能力。

工人党刘程强取代惹耶勒南的党秘书长的位置,绰号“潮州怒汉”。他吸收了政治老师惹耶勒南的前车之鉴,认识到为反对而反对那种斗士精神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行事作风都很谨慎,选择一条类似在国会里服务长达27年的反对党詹时中的中庸路线。刘程强的中庸之道也吸引了林瑞莲的加入,成为党主席。

2011年及日后的补选,工人党以国会议员与非选区议员进入国会的众人中,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温和派,通过实事求是的方式来搞政治。陈硕茂、莫哈默费沙、方荣发、李丽连、余振忠和严燕松都和刘林两人一样,具有相同的特色。

我倒觉得毕丹星这位学术性的博士律师多了一点个人色彩,有时候甚至尝试通过文字狡辩来达到某些目的,跟其他国会里的工人党人显得格格不入。

从工人党最近公布的新执委名单看来,中庸路线已经成型,因对峙而使到工人党瓦解的局面不容易发生。

可是,上世纪50年代中至60年代初,因为跟李光耀格格不入而差点使到人民行动党瓦解,甚至逼使李光耀倒台的大事件至少有三起,分别发生在1957年,1959年和1961年。每两年一个轮回,是巧合还是宿命?

人民行动党由两派左翼人士联合组成,1954年的《五一三事件》为李光耀为首的温和派人士制造了机缘,认识了林清祥为首的工运人物。这群英校生和华校生在同年成立了人民行动党,与林清祥一道的另一位工运领导人方水双是第一届中委成员。

(人民行动党曾经是左翼政党,“坚决维护左翼团结”。图片来源:海峡时报新闻图片展)

称这群人民行动党创党人为左翼人士是因为在那个战后反殖的年代,主导世界政治思潮的离不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为右翼,社会主义为左翼,非左既右,没有所谓的中庸路线。这群行动党人都奉行社会主义,差别只在于谁比谁更左。

行动党甚至在1960年代加入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后来欧洲主流左翼工会不认同行动党的高压治国方式,以及逐渐右倾,“迫害”左派及马共。到了1976年,英国工党和荷兰工党提出动议,将行动党被逐出社会党国际。当时行动党通过蒂凡那编纂的《Socialism That Works: The Singapore way》来回应欧洲社会党国际。

1957年第一劫


1957813日,左倾冒险主义分子在PAP4届常年大会上取得中央委员会控制权,李光耀这一派失势。21日,林有福逮捕了39名亲共份子,杜进才与李光耀等重新掌权,并实行干部党员制。

根据林清祥的说法,如果他们没有被捕,1957年8月行动党中委假羽球馆举行的改选,完全可能不会出现那样的局面。(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

早在一年前,林有福政府已经对中学联虎视眈眈,林清祥在美世界发言时提到的“打马打”(打警察)及稍后在华侨中学外引起13人死亡的警民冲突,被林有福抓到痛脚。

1956年1027日,林清祥在公共安全法令(PPSO1955)下被捕。11月份,多所工会被封禁。警方认为马共己经被打击,失去势力基础。当时被认为是“共产党外围组织”的领导而在公共安全法令下被扣押的包括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蒂凡那、 Jamit Singh Dominic Puthucheary等人。

(林清祥是否曾经呼吁民众打马打?图片来源:NAS 1957)

林清祥是否说过打马打,新加坡特别政治部(Singapore Special Branch 的报告如下:

With regard to police… they are all wage-earners and they are all here to attend this meeting to oppose Lim Yew Hock. (Loudest cheers of the meeting so far) We gladly welcome them, and the more of them that attend will make us even stronger. (crowd cheers wildly) A lot of people don’t want to shout Merdeka! They want to shout “pah mata”. This is wrong. We want to ask them to cooperate with us because they are also wage-earners and so that in the time of crisis they will take their guns and run away. (Laughter and cheers).

Source: Special  Branch report

如果单从文字上来分析,林清祥并没有叫群众打警察,反而叫群众跟警察走在一起,这样才可以增强实力,一起反林有福。不过,出席过这类政治性的群众场合的人都知道,很多时候不在于讲话的内容,发言人的语气和现场的情绪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只有当事人才可能提供较客观中肯的见解。

1959年第二劫


人民行动党的第二劫来自1959年大选。当时行动党给人希望,竞选纲领如提倡男女平等、打击黄色文化、解决屋荒问题等都深得民心,赢得51个议席中的43个,大获全胜。照理应该是件值得开心的事,问题是原任市长王永元在芳林区获得77%的选票,是全国最高得票率,也为王永元带来了人气。

在全国大选胜利后召开的党中委会议中,王永元和李光耀各获6票,被提名为新加坡自治邦总理人选。主持会议的党主席杜进才行使最后决定权,投特权票给李光耀,李光耀成为新加坡第一任总理。后来在《白衣人》书中,李光耀否认当时曾经出现过这个难堪的局面,当时还健在的杜进才和李光耀信任的王邦文都出面说确有其事,这个争论才告一段落。

李光耀与王永元争夺总理职位,引起两人很深的心结。隔年7月,出任国家发展部长的王永元公开指责人民行动党“不民主”,“独裁”,结果被党开除。

那时候一旦选区真空,就必须进行补选,不像现在可以由总理决定,甚至可以拖延,让席位继续悬空。那场芳林区补选,人民行动党派易润堂参选,由林清祥站台,但还是高票输了给王永元。

世事没有如果,但如果杜进才那神圣的一票投给王永元,新加坡日后的政局相信会完全改观。

(1961年,人民行动党在芳林区补选的群众大会,“保持左翼团结”。
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新闻图片展)

1961年第三劫


人民行动党的第三劫来自1961年的安顺区补选这条导火线。安顺区曾经是惹耶勒南的腹地,1981年蒂凡那辞职当总统,安顺区补选,工人党惹耶勒南以51.9%的选票获胜,进入国会,打破了行动党垄断的时局。1984年,惹耶勒南在安顺区以56.8%的选票蝉联。在更早的1961715日,他的创党元老马绍尔也是凭着安顺区补选,重新步入国会。

那场补选充满变数,本来民意显示行动党的Mahmud Awang应该会轻易获胜,马绍尔突然获得左派势力的支持,以546票击败对手。当时有1500余名原人民行动党支持者没有前往投票。

(马绍尔:没有办公室的首席部长(1955-56)。图片来源:NAS c.1955)

那个时候,新加坡正在酝酿新马合并,行动党的两派人士各执其词,面临一场分裂的危机。李光耀为了找出窝里反的党内人士,冒险下了一场赌注,在720召开紧急立法议会,就信任动议(motion of confidence)展开辩论,持续到隔天凌晨(2.34pm - 3.55am)。

根据国会记录,行动党以27:8赢得信任动议,有16票弃权。在辩论过程中,正方反方的立场分明,行动党计算一下,到时将会是2525的僵局,于是委派惹兰勿刹区的陈志成前去说服躺在中央医院病床上的实乞纳区议员莎荷娜(Sahorah Binte Ahmat),过后莎荷娜被抬到立法议会投下她的信任票。

莎荷娜说她当时对行动党的行为作风已经感到不满,觉得有一群人过于高傲,容不下他人的见解,本来想投不信任票。但是她一路来很欣赏陈志成脚踏实地,为人诚恳的作风。如果是别人来求她,她就索性一概不理了。

多了莎荷娜那一票,也只不过是26票,还有一张信任票来自何方?投行动党一票的是许春风律师,国会记录为Koh C H。许春风曾经在1957年的丹戎百葛区补选惨败给李光耀,后来在林有福的SPA旗帜下参与1959年大选,成为如切区议员后退党,成为独立人士。当时行动党万万没想到会获得许春风的支持票。后来许春风去了香港,没再过问新加坡国事。

许多书籍都记载这场激烈的战事,说比数为2724,甚至26:25。我认为应该以国会记录的278为准,当时的16张弃权票有13张来自行动党。

在精神层面上,这13名行动党人选择弃权表示没有背叛党,只是对党的做法不认同,跟反对票或不信任票的本质不一样。这个情形就好象近期国会辩论人口白皮书,到头来行动党的宏茂桥区议员殷吉星(Inderjit Singh)选择不投票一样。

13名行动党人在六天后被开除,他们成为社阵的创党人。1961813日,社阵正式注册,分别由李绍祖和林清祥出任主席和秘书长。根据林清祥的说法,他并不想担任秘书长一职:“社阵中委有五名马大毕业生,我要求从他们当中选出一位来当秘书长,但是大家不接受我的意见,我只好在社阵成立后担任其秘书长的职位。”(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

当时的51个人民行动党支部中,有35个成为社阵组织,23位人民行动党组织秘书成为社阵党员,社阵的声势十分浩荡。组织这么庞大的社阵竟然江河日落,是另一段风雨路。此乃后话

(社阵发起人,摄于1961年9月3日)

(曾经叱咤风云的社阵。图片来源:海峡时报新闻图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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