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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11, 2016

1989年:新加坡国会代表团访问苏联 (Perestroika)

冷战时期


前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的夫人南希(Nancy Reagon)在洛杉矶家中去世(201636日),现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下半旗,为以牛仔演员这个平民身份走入白宫的里根夫妇划上时代的句点。

里根在人生的最后十年患上老人痴呆症,南希一路守候。两人给世人的最大的影响是平民夫妻手牵着手,一同老去,传为典范。

在美苏抗衡的年代,里根在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er Gate)发表“推倒这堵墙”演说(1987612日),呼吁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拆掉柏林围墙:“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如果你要寻求和平,如果你要为苏联和东欧寻求繁荣,如果你要寻求自由:就到这扇门来吧!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扇门!戈尔巴乔夫先生,拆除这堵墙!”(General Secretary Gorbachev, if you seek peace, if you seek prosperity for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if you seek liberalization: Come here to this gate! Mr. Gorbachev, open this gate!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2004年里根去世时,戈尔巴乔夫代表俄罗斯出席葬礼。


(在杨荣文的安排下,其中两片柏林围墙曾经在勿洛蓄水池展出。左边开心的涂鸦代表西德,右边不能看不能说的涂鸦代表东德。)

戈尔巴乔夫上台数年间,推行苏联经济改革,造成苏联迅速解体,评价自然就像冷战一样两极化。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戈尔巴乔夫结束了苏共的专制和暴政,使人民获得了民主、法治和自由,并使得东欧国家自主发展,结束了全世界对峙的氛围,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举足轻重。

二战结束后的四十余年间,资本主义老大哥美国、共产主义老大哥苏联及他们各自的盟友(北约集团NATO和华沙集团Warsaw Pact)在政治和外交上进行冷战、对抗、冲突和军备竞争。在这段乌云密布,世界三分(毛泽东理论)的非常时期,新加坡选择“不结盟”外交,虽然在实际行动上基于过去殖民地年代所建立起来的架构,倾向于美国和西欧。

或许在这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角力战中,最戏剧性的是由苏联和东德联手制造的柏林围墙,将共产东欧和资本西欧分割开来。当时的东德政府称柏林围墙为“反法西斯保护墙”,是苏联斯大林(Joseph Stalin)共产国际思想的延伸。

这堵城墙是1961812日半夜至13日凌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柏林围墙也在追求民主的国际浪潮下一夜之间“倒塌”,那是1989119日。

隔年,二战结束后分离四十五载的德国重归统一。东欧各国也相继发生剧变,拥有72年历史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1991),华沙条约同年解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谷。今日世界仅存的五个共产主义国家包括朝鲜(1948)、中国(1949)、古巴(1961)、寮国(1975)、越南(1975)。

新加坡代表团访问苏联


198910月份,新加坡政府组团访问在戈尔巴乔夫统治下,面临解体的苏联,当时柏林围墙还在分割着德国。不过可以预见的是两个月后马共跟马来西亚和泰国签下和平协约。许多人曾经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奉献一生,马共签下和平协议时,和平村有约三四十名新加坡人。不晓得在时间点上,这次访问苏联是否是刻意的安排。

19881991年,李绍祖医生担任非选区议员,获得人民行动党点名,以国会代表团的名义到苏联进行访问。当时的新加坡总理依旧是由同志变为政敌的李光耀先生。对李绍祖来说,这是友善、不计前嫌的举动,甚至有点受宠若惊。

1990年,李绍祖接受李光耀的邀请,同游长江三峡。同年,李光耀卸下总理职位。送别会上,李绍祖大方地表示李光耀为新加坡作出重大贡献,为过去的分歧与心结划下休止符。眨眼间,两人都已作古


(就新马合并事宜,各政党在广播电台展开辩论。左一为李光耀,右一为李绍祖。图片摄于“新加坡700年展”)

让时光倒流。1961年,李绍祖跟一群志同道合之士脱离人民行动党,成立社阵,李绍祖出任党主席,林清祥担任秘书长。1966年,李绍祖率领13名社阵国会议员杯葛国会,进行街头斗争,紧接着抵制1968年的全国大选。这一系列行动被视为社阵失去群众基础的致命伤。

现教育部长王乙康先生的父亲王连丁先生也是当时的社阵议员之一。由于对李绍祖和社阵感到失望,王连丁退出政治,后来成为一名热带鱼商。

1988年,李绍祖率领全体社阵党员转投工人党阵营,结束社阵,并以友诺士集选区(Eunos GRC)非选区议员(NCMP)的身份进入国会。

我小时候跟父亲到李绍祖设在小坡的民康药房(禧街 Hill Street 和史丹福路 Stamford Road 交界处),对这位谈笑风生的“大声公”印象深刻。日后谈起冷藏行动,为何他可以逃过逮捕,开玩笑说他当内鬼。李绍祖哈哈大笑,说他有正当职业,有医生公会做后盾,纵有欲加之罪,亦苦于言而无词啦!


(民康药房的建筑物已经拆除,图为重建后的外观。图片来源:Google map)

闲话家常,李绍祖也跟大家谈到他在竹脚医院当妇科医生以及日战期间在泰缅边境死亡铁路行医的经历。1947年,他决定离开公职,自己开医馆。

十多年后李绍祖在工人党旗帜下竞选,在我居住的选区活动。再相见时,“大声公”形象保持不变,所通晓的七种语言依旧神采(七种语言包括中英巫语和华人的南方方言)。

海峡时报的访问


19891019日,海峡时报报道了由Cephah Tan撰写的李绍祖访问稿[1]。二十多年后重看这份报道,还是富有启发性。

访谈中,李绍祖强烈表示,若是列宁,他不可能批准苏联的经济改革(Perestroika)。访问苏联时,李绍祖曾经向苏联官员提问:“当你说经济改革是为了改良,那是什么意思?当你说要改革,那又是什么意思?改革是为了改良还是更换整个体系?”官员的回答显得含糊:“体系并没有更换,改革只是为了改善现有的制度。”

李绍祖不认为苏联的经济改革对人民有利,但对苏联保留旧建筑和古迹,为后代保留历史的做法非常赞赏。代表团参观了博物馆和坟场,对二战时期,在列宁格勒围城战中,跟德国交锋的平民那股不屈的民族精神感触良深(列宁格勒是現在的聖彼得堡 Saint Petersburg)。俄罗斯人跟德军打了三年战,城内每天有一万人饿死,仅靠每天一小片面包过活。他们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也没有特别的武器,但是每天都在跟德军战斗。拥有精良配备的德军战败了。

共产国际与社阵


李绍祖仰慕列宁,瞻仰了列宁的遗体。这位苏联的国家英雄,有些人因他而死,有更多人为他而死。他解放了俄罗斯,让人民不再受到沙皇的压迫。在任何政治改革中,总会有许多人受苦和丧生。美洲、非洲和亚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此,半殖民地主义的巴勒斯坦也是一样。李绍祖说:“当我仰慕列宁的时候,并不表示我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许多俄罗斯人都不是共产主义者,虽然他们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这也是许多苏联人反对共产主义的原因。”

既然李绍祖看不起苏联的经济改革,自然不会认同戈尔巴乔夫对待华沙集团的做法。戈尔巴乔夫认为无论如何改革,苏联必须由共产党领导,但是他说一套做一套,乖离了共产国际主义,并没有对东欧各国伸出必要的援手。

共产主义在新加坡行得通吗?这是个假设性的问题,就像许多人心中的疑问:若是马共的斗争成功,掌管新马,后果会如何一样。实际上,事实也说明了理想与感伤,美丽与哀愁。

李绍祖强调,新加坡没有天然资源,地小人多,共产主义根本行不通。不过,社阵所争取的是平等、民主、公正与为下层人民提供合理的生活。社阵并不奉行共产主义,社阵不是共产党。

非选区议员


关于2015年大选后,工人党是否应该接受三个非选区议员席位,众说纷纭,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即使在工人党内都是意见分歧的。新任期的国会上,总理李显龙先生表示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女士就是在2006年接受了非选区议员议席,打响了个人品牌,接着下来在2011年大选中夺下阿裕尼集选区的。因此,非选区议员并非新鲜事。

追溯起来,工人党早在1988年大选后已经接受非选区议席。李绍祖认为他所代表的并不是仅仅三万五千名,也就是49.1%友诺士集选区的选民,而是投票给工人党的40%的公众人士。他有为支持者表达心声的责任,必须为他们争取符合利益的政策。

在国会生涯中,李绍祖针对教育、司法、财政、医疗和福利等课题发表了见解,要求修正某些政策。

李绍祖是不是改变了政治立场,不再是左翼人士?他不同意这种“非左既右”的标签。如果将人民行动党放在中间,他是左翼。但将共产党放在中间,他是极端的右派。他认为自己依旧是个社会主义者,多年来的政治理想并没有改变:“我在1950年代参加人民行动党,正是因为人民行动党奉行社会主义制度,但人民行动党变成100%的资本主义者,我就这样被贴上负面的标签,这是不正确的。”



[1] Cephah Tan, Siew Choh: Lenin would not have approved of perestroika, The Straits Times December 19, 1989,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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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September 04, 2015

怒汉柔情:后港之子刘程强 Low Thia Khiang

走出安全地带


詹时中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与了两届大选但落败,第三次在波东巴西成功进入国会,在执政党的四面夹攻下,为新加坡的民主进程贡献了27年。詹时中一步一脚印,赢得国人甚至新进的执政党议员的尊敬,印证了英文谚语所说的"Respect needs to be earned. Not given."


詹时中第一次参选,在经禧区败给人民行动党的林金山,他的妻子罗文丽献上轻吻。转眼间那场1976年大选已经过了将近40个年头。图片来源:Asiaone

就像波东巴西等于詹时中一样,刘程强几乎跟后港画上等号。当年总理、资政都说后港的仁心果(Ciku)熟了,大家可以放心投票给执政党的时候,后港选民照旧吞下执政党的免费粥,再将手中的选票投给工人党的刘程强。

2011刘程强痛下决心,组织A队出战阿裕尼集选区,居民照旧将选票投给他的徒弟饶欣龙。后来徒弟因绯闻而辞职,后港补选时选民不离不弃,将票投了给方荣发。这就是“潮州怒汉”刘程强的个人魅力。

经过三年的努力,方荣发表现得理性诚恳,相信已经在后港站稳脚步,刘程强的后港效应看来已经变得次要了。

自从1988年成立稳固政权的集选区后,集选区已经成为执政党的囊中物。19881991年大选,连续两届友诺士集选区都由人民行动党与工人党A队对弈,人民行动党险过剃头的以微差获胜,并引发萧添寿事件,萧添寿飞到美国避难。

1997年将友诺士瓜分后,东部无战事。工人党移师静山集选区,发生邓亮洪效应。邓亮洪被称为华文沙文主义者,秋后算账下逃到澳洲,有家归不得。

走一条荆棘满布的路 Took the road less travelled


80多人的国会中跟人民党的詹时中“satu(一只)乌鱼”般相依为命多年后,2011年刘程强果敢走出后港,夺下阿裕尼集选区,取得零的突破,缔造了新加坡国会的现代史。

转眼间,当年加入工人党惹耶勒南旗帜下,只有30多岁的年轻人已经58岁,在国会服务了五届共24年。如果这次再度蝉联阿裕尼,任期将长过詹时中,成为在国会里服务最久的反对党议员。

过去四年,纵然总理不承认政策U转,但我们看到政府在处理民生、民情和社会资源上,已经下了一些功夫,踏上执政了56年来不愿面对的福利制度之路。

1957年马绍尔(David Marshall)创建工人党,1961年由马绍尔本人赢得安顺区补选。20年后才由惹耶勒南重返安顺福地,通过补选进入国会,1984年大选再度在原地蝉联。此后,惹耶勒南成为时任总理李光耀的眼中钉,两年间就被拔掉了。

接下来就是上世纪90年代的后港之子刘程强了。

记得刘程强曾经分享过刚在后港中选时,必须从无到有,短时期内物色与申请地方,建立市镇理事会。若非从事建筑装修的朋友鼎力支持,肯定成为“懊悔论”的把柄。这是新加坡不成熟的政治生态的一面。


精英是一种心态


2001年刘程强取代惹耶勒南,成为工人党秘书长,将理性、负责任、实事求是的精神注入工人党。经过多年努力后,受到众人甚至主流媒体的关注。

在此非常时期,报业控股旗下的联合早报竟然花了大幅版位,报道了被黑函蓄意抹黑的“新人”吴佩松、刘程强与陈立峰的访谈(2015829日,830日,9月3日),联合晚报在后港的咖啡店访问了方荣发(2015年9月2日),新明日报访问了罗秀雯(2015年9月4日),海峡时报也不遑多让,在竞选期间报道了党主席林瑞莲与何廷儒的个人专访(2015831日,9月4日),显然看到了一股逐渐崛起的反对党势力。

刘程强:虽有年轻精英加入,工人党仍是草根政党。图片来源:联合早报

整体上,工人党非选区议员严燕松和余振忠都很勤劳,在国会参与辩政的表现可圈可点。至于工人党旗下一届比一届学历更高,又见过世面的新人,是否已经出现精英化的局面?例如在国大社会学系教书的吴佩松、剑桥大学毕业的企业律师何廷儒、苦学挣取大学文凭的罗秀雯和陈家喜、在东南亚各地工作过的律师陈励正等。

“年轻党员的背景多元化,尽管有些生活条件较好,但他们没有精英的心态。工人党的新生代背景相当多元,有前政府奖学金得主、名牌大学学生,也有一些出身贫寒的大学生。精英总是觉得我高人一等,觉得我的看法,我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我的看法会比你好。但愿意加入工人党的这些人,他们有这么好的背景,都很愿意在政治上学习。他们这些候选人很多都是已经在基层工作的,都被人家骂过。工人党能吸引高级知识分子加入,是党的进步,也是国家政治环境的进步。”

---刘程强访谈,联合早报2015830

走一条荆棘满布的路: 2015年9月3日的文庆路群众大会上,黄富荣 Dylan Ng, 陈家喜 Bernard Chen, 陈俊元 Ron Tan, 何廷儒 He Ting Ru, 陈励正 Terence Tan, 贝里安 Leon Perera。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Sep 4, 2015

情义值千金


现在阿裕尼的仁心果成熟了吗?可以走出阿裕尼,抢攻其他集选区吗?刘程强表示“其实我们主要觉得阿裕尼(的选民)给我们支持,而在这几年里,阿裕尼的选民对我们也很好。我们不会这样,为了要去争取另一片更蓝的天空,更绿的草地而离开阿裕尼。我在后港20年,很不舍得离开。”(联合早报2015830日)

2015年大选,工人党的第一场群众大会在后港举行,那是因为24年前,后港给予工人党进入国会的机会,一路来不离不弃,风雨同舟。

刘程强的表态显示出重情重义的一面。


2015年9月2日,工人党的第一场竞选群众大会在后港大牌857前草场举行,场面就像50多年前人民行动党在芳林公园的群众大会。图片来源:海峡时报

詹时中非常努力地坚守着波东巴西,为反对党维护着零星的希望,刘程强的“怒气”则让人看到未来的可能性。

不论911911日)的大选结果如何,我绝对尊敬刘程强对民主政治的进程所付出的精力与勇气。刘先生值得许多掌声。

送上萧红的《黄金时代》: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这是我的自由,我的黄金时代。


注[2020年6月28日]:
6月25日,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在记者会上宣布,刘程强、方荣发与陈硕茂不会参加本届大选(2020年7月3日投票)。工人党前秘书长刘程强接受媒体访问,表示完成党内领导团队更新,并且攻下一个集选区。他已完成设下的两个目标,可以功成身退了。参政没有所谓的完美成绩,只能说自己尽力而为,问心无愧地付出了。

63岁的刘程强于1991年由后港居民送入国会,29年的付出已经超出詹时中。刘程强效应固然不可忽略,这两年来他将秘书长职位交给毕丹星后,自动退居幕后,并没有在国会抢风头。他相信政党是个集体,必须建立体系,而不能长期依赖个人的魅力。

在新加坡建立有实力的反对党不容易,吸引优秀、意念相投的人士是项大挑战。刘程强因为对中文政策与教育制度的不满而从政,奉献人生宝贵的青春,我觉得他已经做了很多。新加坡应该已有他这样不畏强势的华校生引以为豪。

刘程强对民主政治的进程所付出的精力与勇气,值得许多掌声。感谢刘程强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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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August 31, 2015

我家在哪里?- 游牧民族 Nomads

游牧民族的生命力


2015年大选选前开战,吴作栋先生先下战书,称前往马林百列挑战的反对党员为游牧民族(Nomads)。

根据维基的解释,“游牧民族群体倾向从一处移居到另一处,多于定居一地。在古代,不少文明曾经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婚姻是收继婚制:习惯‘妻后母、报寡嫂’观念。当父亲死去后,除了自己的生母外,所有的庶母/后母都可以娶为妻子,兄弟死亡后,也可以娶兄弟的妻子。此举被农业社会的汉人视为乱伦,但游牧民族有其特别的原因,在他们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延续生命的重要考虑。”

因此,游牧民族对社会文明与发展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此外,游牧民族时时刻刻面对着自然与人为的艰险,生命力特别顽强。或许这就是民族的血液,孕育了强韧的德国和乌克兰人,甚至好些吴作栋先生口中的国人。

我家在哪里?


说到游牧民族,不期然想起家在淡滨尼的一段往事。

我在1985年初搬到淡滨尼。当时的淡滨尼的“车头”(巴士转换站)在第五道(Tampines Avenue 5)的马路旁,下雨还必须踩着淹水的黄泥路赶巴士,而且几乎每一趟巴士都爆满,好不狼狈。当时的巴士只有三辆:10号,23号和28号。10号经珊顿道去裕廊,23号经PIE到乌节路,28号经勿洛芽笼到中央医院。

1988年大选,我家被划分至友诺士集选区(Eunos GRC)。就地理环境而言,友诺士与淡尼之间隔了甘榜景万岸、勿洛和四美,不晓得怎么扯上近亲关系。当时的计票中心就在楼下的东景中学(East View Secondary School),四周几乎万家灯火,楼下有“红车”(镇暴车)戒备。凌晨四点公布计票结果,工人党以微差落败,只觉天摇地动,到处哗然。那是一个难忘的不眠夜。


(“白衣人”的支持者,不眠之夜。图片来源:NAS 1988)

(“蓝衣人”的支持者,不眠之夜。图片来源:NAS 1988)

(“红车”戒备。图片来源:NAS 1988)

1991年大选,家在原地的我还是属于友诺士集选区。当时重复着三年前的光景,工人党同样以微差落败,四周依然天摇地动。同样是个难忘的不眠夜。

1994年我搬到新组屋,父亲“驻守”原地。我的新家也属于友诺士集选区。

1997年大选,友诺士集选区被取消了,淡滨尼“四分五裂”,我被规划到淡滨尼集选区(Tampines GRC),父亲则被归纳到白沙集选区(Pasir Ris GRC)。吊诡的是,他的家被“搬”到白沙南,附近的淡滨尼北民众俱乐部(Tampines North CC)易名为白沙南民众俱乐部(Pasir Ris South CC)。

我说父亲您有福了,从此可以在沙滩上悠闲,不需要乘坐29号巴士到樟宜海边泡水了。父亲眉头一皱,白沙海边至少在三五公里外,这里却叫白沙南,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从今以后,应该跟人说住在淡滨尼还是白沙?

当时更叫我难以咽下一口气的,是在友诺士市镇理事会缴交杂费时,通常是避开巅峰,过了月头后才几个月杂费一次过。这个欠几天但多还几个月的做法是约定俗成,许多居民都这么做的。不知所以然地“搬”到淡滨尼集选区后,却收到淡滨尼市镇理事会的警告信兼罚单。我尝试解释刚从友诺士被“下放”到淡滨尼,还摸不清这里的底,是否可以通融一下,反正到头来官方算是预支了下期,一点也不吃亏。当时官员的回信铁面无情,有我讲没你讲。反正官字大过口,只好做个顺民,忍气吞声。

守得云开见月明


2001年大选,又有吊诡的事情发生了。父亲的“不动产”不在友诺士,也不在白沙南,而是淡滨尼集选区,父亲和我就这样阴差阳错地“重逢”了。白沙南民众俱乐部同样咸鱼翻身,恢复“淡滨尼北”这个名字。

父亲自上世纪80年代中在这个社区落户后,数十年来都在这儿出入,不过为势所逼,成为“游牧民族”,甚至像是不知谁跟庶母乱伦后的遗腹子。政客将原部落分解后,不需要打拼,以逸待劳,轻而易举地掌握政权。父亲为了摆脱“过客”的命运,必须跟周遭一群善良、打死不走的街坊,以顽强的生命力来坚守这片明明就是淡滨尼的寸土,穷毕生积蓄在淡滨尼建立起来的家园。

后来,父亲终于跟我回归到同一个部落。我们几经波折,从淡滨尼、友诺士、白沙南游牧到淡滨尼集选区,暂时过着不再流离的生活。至于好些跟我们一起生活过的部落族人,则是昔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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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ugust 07, 2015

AHPETC 阿裕尼后港榜鹅东市镇理事会

2011年全国大选,阿裕尼集选区选情激烈,当时还健在的李光耀先生提出“懊悔论”,可能反而使杨荣文等人流失选票。杨荣文事后解密,李光耀向他道歉,说帮了倒忙。杨荣文则认为选民要反对党来制衡政府是成熟的民主社会的特征,大势所趋,非战之罪。

现在回想起这段不久以前的往事,不期然想起孙中山“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悲壮之情。

随着阿裕尼集选区、后港和榜鹅东补选都落在工人党手上,“懊悔论”只有可能越来越强烈。国家发展部出面创造时势,志在必得。

国家发展部根据20152月农历新年前出炉的总检察署(AGO)的审查报告,认为工人党管辖的阿裕尼后港榜鹅东市镇理事会(AHPETC)理财不当,入禀法院,要求高等法庭准许国家发展部委任独立的会计师来监督和共同管理市理会的财务。第一轮交锋在5月开庭,法官罗赐安(Justice Quentin Loh)下判时表示在法律程序上,国家发展部没有起诉市理会的权力,因此败诉。不过如果建屋发展局和居民认为市理会并没有做好分内工作,他们可以提出法律诉讼。

接下来,国家发展部连同建屋发展局提出上诉,并要求提前过堂审理。201583日的上诉庭上,负责审理的三司花了许多时间来请教双方律师有关法官在市镇理事会法案的权限,法官是否有权力委任独立会计师监查市理会的财务等。

三名承审法官包括梅达顺大法官(Chief Justice Sundaresh Menon),上诉庭潘文龙法官(Judge of Appeal Andrew Phang),上诉庭赵锡燊法官(Judge of Appeal Chao Hick Tin)。

经过四个小时的听证,三司无法作出定论,择日裁决是否批准国家发展部的上诉。此外,三司也有待决定,建屋发展局能否与国家发展部“合并诉讼”,或由建屋局取代成为诉方。

回到从前:市理会的存在意义


这出活剧让我这号平民大开眼界,原来1988年成立市镇理事会时的相关法案并没有什么法律约束力,法庭没有相关的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为依据,因此无法遵循合法的途径来审理。

由于多年来在职场上,已经习惯了详细阅读合约的条款与细节,作为谈判与签署合约的筹码,职业病态促使我去仔细翻阅了市镇理事会法案Town Councils Act Chapter 329A

(Town Councils Act. 5 Aug 2015。图片来源: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

回顾27年前将管理社区的工作从建屋发展局(HDB)分割出来的时候,市理会跟HDB之间已经存在着许多灰色地带,经过多年的磋商才逐渐理出头绪。还没达成共识之前,双方都曾经互相推卸责任,而遭殃的则是首当其冲的平民。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组屋外墙渗水,到底哪个法定机构应该负责?当时怎么理都理不清,苦了有冤无路诉的居民。

关于组屋外墙渗水,我也曾经是受害者,祈求天公别在我家窗前下雨。还好老婆公关能力强,游走在HDB与市理会的官员之间。所谓见面三分情,防水技术不是问题,只要有财政拨款就好处理。折腾了一段日子后,外墙终于油上防水漆,我也不需要再过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日子。

(组屋外墙漏水,解决的纯技术问题很简单,涂上一层防水漆就行了。但是一旦存在着双方都不愿妥协的灰色地带,就变得劳民伤财)

从前的集选区市理会都是纯白色的,现在的AHPETC市理会多了一重蓝天的色彩,肯定是当年设立集选区与市理会时无法预见的“准政治性”僵局。

说市理会为“准政治性”(quasi-political)是因为它自建国前已经是政治人物角力之地。1957年新加坡市议会选举,人民行动党夺得13个市议席(共32个议席),王永元出任市长。市议会是市理会的前身,负责管理社区但不参与立法,立法属于立法议会(国会的前身)的工作。两年后人民行动党在全国大选中胜出,取消市议会,从此管理社区的工作成为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

30年后市理会的模式死灰复燃,不过由当选议员负责运作。市理会法案第9节(Section  9)清楚阐明市理会主席必须是当选议员。至于成立市理会来取代部分HDB的职责,显然是政治考量,才会衍生出上一届大选的懊悔论之说。

法庭的权限


关于83日三司会审的过程,Bertha Henson and Wan Ting Koh作了相当中肯的分析。三司重复着法庭的权限的课题。三位承审法官似乎被模拟两可的市理会法案搞得有点头大,因此耐心地向代表工人党的市理会的刘比得(Mr Peter Low)以及国家发展部委任的政府律师甘淑君(Ms Aurill Kam)咨询意见。

国家发展部代表律师表示只要法庭下令,准许他们委派独立会计师来共同管理工人党的市理会的财务,就会发放保管着的1400万元的市理会津贴。

诉方指出虽然市理会法案并没有明确的将法庭的权限列出来,法官是拥有相关权力的。由于1988年国会通过此法案时,无法预见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必须通过法庭来审理的状况,因此法案允许任何人申请庭令,迫使市理会执行职责。

这是根据第21节的条款:

“Where a requirement or duty is imposed on a Town Council by this section, the Board or any person for whose benefit, or for the benefit of whose flat that requirement or duty is imposed on the Town Council, may apply to the High Court for an order compelling the Town Council to carry out the requirement or perform the duty, as the case may be.”Duties of Town Council, Section 212))

诉方律师认为法官不但可以发出庭令,还可以进一步安排独立的会计师来确保市理会的行为到位。

工人党律师则认为法庭只能命令市理会服从财务报告的准则,市理会法案并没有赋予法庭委任独立会计师的权力。

大法官认为如果根据诉方对市理会法案的理解,就等于赋予法庭无限制的权力,变成天底下任何事都可以管,这显然并非法律的存在意义。大法官表示:“我从(当年)国会辩论看不出有赋予法庭巨大权力,成为监管者……从国会的辩论中没有显示出,法庭拥有巨大、无限的权力,可以平衡并在某方面扮演监督和管理的单位。”(联合早报,201584日)

大法官甚至提出一个有趣的反向思考的问题:万一市理会不需要那笔政府津贴呢?政府是否会入禀法院,要求法庭判决市理会非接受政府发放的津贴不可?

三司认为到头来,国会通过法案前并没有讨论过万一市理会不遵从条规,法官可以怎么做;或者万一市理会破产,政府是否坐视不管,不伸手援助等。

实际上,市理会法案中明确列出可以对市理会执法的条款只有三条,其他的条款都没有法律约束力:

- Section 24I 2)(a):违反电梯提升项目条规,最高罚款5000元。
- Section 33 6A):滥用资金,最高罚款5000元。
- Section 38 10):刻意对审计师隐瞒资讯,最高罚款1000元。

不完美中的完美?


在等待判决前,或许有两个要点值得思考:

第一是今年二月的国会上,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说他已经委任副手李奕贤先生提出市理会修订法案。半年过去了,为何修订本还不见踪影?

第二是市理会的运作模式与市理会法案都存在着许多可大可小的纰漏,尤其是交棒给另一个政党的时候就更加凸显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事件都逐一浮台。那么,无论哪一个选区,下一任议员和居民是否必须在这个还没修补(或是无法修补?)的现市理会制度下继续过日子?

从种种迹象以及过去三年的年度财政报告显示,AHPETC在接棒后的确很努力地建立起集选区的管理系统,不过就像当年市理会刚开始运作的时候一样,万事起头难。当时各个市理会边学习边建设,现在其他市理会都上轨道了,AHPETC的学习曲线就变得陡峻得多。

从这起准政治性的角力中,我们身为外人,看到的是AHPETC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但没有明显的草管钱财的迹象;国家发展部则认为事态严重,集合政府资源,置对方于死地。这是英文的good work good will 的反射。

Good work表示工作表现优异,不会出差错。AHPETC所管辖的社区在日常运作上跟其他市理会没多大分别,如受访的居民所说,该清理的地方都清理了,该打扫的地方都打扫了,可惜财务管理的疏漏成为把柄,说不上very good work。但就如AGO的常年报告一样,许多政府部门一路走来并不完美,今年轮到国家发展部的NPark和人民协会被抓来开刀。

Good will 则表示良好的工作意愿。我们不排除每一个市理会服务居民的诚意,但由于牵涉到政治立场与动机,谁比谁优秀自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事态竟然发展到有些输不起的居民,竟然刻意不还杂费,这样的意识形态未免流于肤浅,不尊重民主的内涵。

角力战的最后结果将是来临的大选中谁入主市理会,是杨荣文口中的大势所趋,还是存在着变数?相信good work good will将是重要的考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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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February 20, 2015

企业管治(Corporate Governance):蓝与白的国会交锋

不平静的农历新年前夕


今年的农历新年来得晚,219日才年初一,叫人望穿秋水。农历新年前一个星期,212日与13日两天国会,针对审计总长(AGO)对工人党管辖的阿裕尼后港榜鹅东市镇理事会(AHPETC)的2012年财政审核报告提出动议。

经过一年的审核后,AGO的报告在2月6日农历新年前出台,紧接着国会立刻开会,由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先生提出“强化法律框架,加强市镇会监管”动议。在时间点上,似乎有意凸显事态的严重性。

审核报告所指出的最严重的疏漏是企业管治不当,AHPETC聘请的管理与服务公司FMSI与FMSS的老板都是市镇会的主要管理层,而且还是夫妻关系,因此有暧昧的嫌疑。两天下来,各重量级部长轮流出马,务必打到工人党头破血流,永无翻身之地。

明眼人都知道这场国会辩论背后的政治意图。表面上看来,白衣人洋洋得意,可以开开心心地过新年。蓝衣人开年不利,过年的心情未必好过。

(在政治角力下,一笑真能泯恩仇吗?2011年李显龙的新内阁就职典礼上,刘程强问邻座的李光耀可否跟工人党合照,李光耀答应了,彼此还寒喧几句。)

他们怎么说?


实际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这么说,是惊讶于一些现政府的忠心支持者,也是退休的前高级公务员的“咖啡话”(coffee talk)。他们有钱有闲,又有丰厚的退休金养老,没有不支持执政党的理由。他们竟然改变了一贯的思维,认同AGO最多只找到管理失当的佐证。既然蓝衣人没贪没骗,顶多只能说蓝衣人不善理财。他们甚至认为执政党摆出得理不饶人的高姿态,却无视各个政府部门都有过类似的闪失。执政党动用政府资源来打击对手,可否归纳于合法滥用公款的范畴?

强力抨击蓝衣人管理失当,甚至抵触法律,必须追讨每年160万元人民公款的是外交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先生。尚先生得出这个金钱上的结论,是因为AHPETC所征收的管理费比市场价格高。市场价格是根据人民行动党的市镇理事会的管理费推算出来的。

由于AHPETC跟淡滨尼集选区和白沙榜鹅集选区近在咫尺,数年下来,已经成为政治对峙的竞技场。这场从国会外杀入国会内的血腥,由淡滨尼集选区的部长级议员王瑞杰先生出头是最合适不过的;而尚穆根引用的国家发展部的数据,也牵涉到白沙榜鹅集选区。

殉道·遁道


为什么说民主社会的国会充满血腥呢?许文远表示,碰到AHPETC这种不入流的管理(王瑞杰说已经腐朽了),当年的日本武士已经harakiri,切腹谢罪了。

许先生身为虔诚的佛教徒,相信无意让武士道死灰复燃,要新加坡人殉道。倒是他的遁道功力在新媒体上热气腾腾。国家发展部为盛港西一块非盈利的华人庙宇地段招标,结果由商业公司获得。该商业公司公开表示它并非什么善男信女,投标的目的无非是设立骨灰安置所赚钱,计划都写在标书里。许文远在上个月的国会上却将对方比喻为祝英台,把他这个梁山伯给蒙了,就这样躲在祝英台的石榴裙下溜之夭夭,否定国家发展部失责。

许先生的祝英台的故事只讲了一半。到头来梁祝相爱,祝英台投入梁山伯坟中,化作彩蝶,双宿双飞。梁祝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许先生假借文化遗产,化身梁山伯逃生后,还刻意跟祝英台斩断情丝。改写过的梁祝剧情,温馨的爱情变得很冰冷。

许先生的做法只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如法炮制。在担任卫生部长期间,已经大言说可以开开心心地花$8去“开心”,在中央医院动心脏绕道手术了。这番话一路来都成为社会大众茶余饭后的笑谈。虽然许先生在被追问下尝试澄清,如公务员的医药福利、他花钱购买的医疗保险和附加利益等,但已经无济于事。

淡滨尼集选区,白沙榜鹅集选区


王瑞杰趁机出头,为他的淡滨尼集选区增值。在这场政治角力中,黄瑞杰犯下一个道听途说的错误,就是将另一名工人党非选区议员余振忠拖下水,在国会中指责余振忠听到居民针对AHPETC之事问责,竟然没有回应,掉头就走。余振忠在他的博文回应中坚决否定这项指责,他表示王瑞杰所指的是工人党在白沙榜鹅集选区沿户家访时探子的反馈。余振忠说这是无中生有,随行的党员也表示没发生过此事。

我觉得王先生本性善良,绝对可以成为一名德高望重的部长。他大可就事论事,却选择照念不晓得是谁为他准备的讲稿,无从对证下,有违过去的人民行动党铁齿如山的高风亮节。

尚穆根引用许文远的部门所提供的管理费数据,指出AHPETC对商家的收费不合理。尚先生说了实话,但并没有说出全部实话。就白沙榜鹅集选区而言,实际情形是EM Services这家管理公司突然良心发现,大幅度调低了原先跟AHPETC相近的收费。

关于EM Services,它是HDBKeppel Land合资的管理公司,1988年成立。多年下来,累积了相关的管理经验。目前,EM Services管理人民行动党的9个市镇会。


(EM Services. 资讯来源:EM Services 网站

HDB是国家发展部属下的政府机构,资金来自人民公款。Keppel Land 的主要股东是Keppel Corp和淡马锡控股,而Keppel Corp的主要股东是淡马锡控股。显然的,Keppel Land是一家政联公司,全民也在不知情下拥有一些股份,入主各市镇会。

照理在商言商,EM Services绝对有条件投标AHPETC的合同,但并没有这样做。

刘程强和李丽连都在国会中举出实例,阐明没有其他公司参与市镇会的招标。李小姐心平气和地指出,榜鹅东在政党交接期间面对承包商打退堂鼓的事情。私人承包商不敢接AHPETC的工作并不是有钱不要赚,而是所冒的政治风险太高,有黄金都不敢捡。这里头的政治因素显然远远超过专业考量。

企业管治


AGO的报告指出工人党市镇会的企业管治严重失漏。什么是企业管治?企业管治综合了程序、惯例、政策、法律及组织机制,主导公司的日常运作。这是当代的企业管理概念,也是接下来ISO9001品质管理模式改进版的新目标。

优良的企业管治体系至少在财务上达到两个要求:

第一是“问责与审核”:管理层为每一财政年度编制出真实及公平地反映业务状况的财务报表。

第二是“内部监控”:管理层必须落实有效及良好的内部监控系统,保障股东利益及资产。以市镇会而言,股东指的是选区内的居民和商家。

AGO的审核报告指出:

3.2 The major lapses include the following: (主要疏漏)

(a) failure to transfer monies into the sinking fund bank accounts as required by the Town Councils Financial Rules;  (没有及时将钱拨入累积基金)

(b) inadequate oversight of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involving ownership interests of key officers, hence risking the integrity of such payments;   (对关键人员的权益缺乏监控机制)

(c) not having a system to monitor arrears of conservancy and service charges accurately and hence there is no assurance that arrears are properly managed;  (没有杂费与服务管理系统)

(d) poor internal controls, hence risking the loss of valuables, unnecessary expenditure as well as wrong payments for goods and services; and (差劲的内部监控、财务管理)

(e) no proper system to ensure that documents were safeguarded and proper accounts and records were kept as required by the Town Councils Act.  (没有适当的文件与账目记录)

3.3 Unless the weaknesses are addressed, there can be no assurance that AHPETC’s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accurate and reliable and that public funds are properly spent, accounted for and managed. (除非这些弱点都获得改善,否则难保市镇会的财政报告准确可靠,也难保公款获得妥善处理)

平心而论,AHPETC20112012年度报告都不达标,连市镇会聘请的独立审计师那关都过不了。AGO报告书中的3.2a与3.2e关系到标准运作程序与人为疏失,3.2c的解决方法是一套完善的电脑系统,如今市镇会已经拥有这套系统。只要稍为注意,这三点都不难纠正。

3.2b与3.2d是无论小公司或大机构都必须遵守的机制,工人党有必要在管理与执行方面下点苦功。如果他们需要AGO来提点,相信正在筹备中的2013年业务报告将面对同样的挑战。

或许我们可以接受这些疏漏是因为大选过后,AHPETC面对诸多交接上的难题,甚至必须从零开始,开发一套电脑系统来处理区内20多万人的事宜。我们可以继续质问,原有的AIM系统是由谁埋单的,为何不是在交接过程中交棒给下一任?我们也可以质问腹地不大的新加坡,如果有二十个政党当选,是不是必须开发20套电脑系统,劳民伤财?为什么不可以有一套全国性的电脑系统,日后无论是谁当家,都可以确保居民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害?

令市镇会的运作更加复杂化的,是还有许多戴上面具,显然为某政党服务的“非官方组织”。如何确保这些潜伏的“非官方组织”公正合理地运用政府拨款来为民服务,而不至于陷入企业管治危机?

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甚至必须独立审核的课题。但在现有的游戏潜规则下,蓝衣人应该清楚,无论他们如何在逆境中求存,蜜运期总有结束的时候,白衣人也不是天使,因此有必要为市镇会的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设下期限。

蓝衣人面对矛头的表现


在国会上面对众重量级的指责,刘程强大方地接受AGO的审核报告,也接受许文远针对AHPETC所提出的动议,并承诺积极改进。他并没有像许文远那样引经据点,否则或许可以借孟姜女来躲过一劫。说实在的,刘先生身为工人党秘书长和24年的政坛老将,知道不可能快闪。政治较量有输有赢,成败不急于一时。他这一招即使不能为工人党增值,至少可以为自己加分。

林瑞莲表示对AGO挑出来的唯一多付给FMSS的款项承担个人责任,并已经把钱追讨回来。作为市镇会的主席,林女士必须负起企业管治的责任,但她过去的态度似乎推搪多过问责,才会制造把柄,成为围攻的对象。

毕丹星是个比较具备争议性的人物。在面对尚穆根的逼问时,他以一贯的个人作风,表示不需要向国会表态,他自然会向居民解释。如果尚穆根是他的居民,他同样会在周末走访居民的时候向尚穆根交代。毕先生的做法是否带着“你奈我如何”般的挑战意味?毕丹星身为市镇会的副主席,他的职权范围是否包括协助林瑞莲,建立良好的管理机制?

方荣发表示工人党并没有逃避责任的意图,他只是理性地比较AHPETC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异同。方先生每年都细读AGO对各个政府部门的审核报告,指出多个政府部门都有采购与财务失当的问题,因此没有必要将工人党管理的市镇会政治化。这番话是中肯之见。

李丽连举例说明榜鹅东补选,行动党失势后,承包商打退堂鼓,不愿意为榜鹅东服务。白衣人并没有反驳,是否默认了这是实际存在的问题(ground issue),是有人蓄意打造的政治生态?

AHPETC的国会辩论虽然只是两个下午,已经凸显出小小市镇会以外更深层面,精心设计的政治形态。这种独特的新加坡政治结构是个必须严肃正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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