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上梁山
海凡的《雨林告诉你》通过个人的切身经历、感受与眼光追述马共在森林所经历过的外格内斗的生活。当大家面对着“和平协约”后去留的问题，分配土地的切身利益时，也是最直面摇撼着众人多年奉行的集体主义的时候，其中有人性的光辉，更不乏人性的阴暗面。
如今谈起马共，成立时期已是八十多年前的陈年旧事，超过半个世纪后，1989年和平“解散”。
如今谈起马共，成立时期已是八十多年前的陈年旧事，超过半个世纪后，1989年和平“解散”。
《雨林告诉你》由马来西亚文运企业出版（2014年），前半部为小说创作，后半部为个人日记，表达了从勿洞回归新加坡，跟家人团圆的强烈意愿。全书以公正平和，发自肺腑的笔触来回忆反思那段自己选择的生活，是一部中肯、感人之作。
（《雨林告诉你》，海凡著）
从为理想奋斗、决定解除武装及签订和平协议后的善后过程，也是从激昂澎湃走到感伤复原的一段路。在那个冷战的年代，有人选择西欧式的资本主义体制，有人选择走一段资产斗争之路，也有人在不经意的状况下被“逼上梁山”，奉献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
之所以说被“逼上梁山”，不能不结合上世纪70年代的政治与文团之间角力的大环境。1970年代的新加坡有许多合法注册的文艺团体如实践、南方、大路、春雷、艺术剧场、海洋、生活、葵花、儿童剧社、丽的呼声、新加坡工艺学院中文协会等。不过也有许多由工友组织起来，名不经传的“正派文艺”组织，这些工友来自纺织业、电子厂、造船厂等。文团的活动包括文娱、野餐、研讨、学习、汇报、社工、对外演出等，引起“有关当局”虎视眈眈，喝咖啡、搜索、逮捕、自白书等事件层出不穷。
当时的文团深深觉得被当局打压，黑暗中似乎有许多双无影眼，甚至安排了“内奸”来监视着一切行动。理念不同或胆子小的伙伴们决定离开，胆子大的伙伴们觉得必须走出恐惧，通过活动与汇报，反映社会现实，弘扬健康文化，以示清白。
对于那一张张充满正义的脸庞，约40年后的今天我还是难以忘怀。在今天的相同年龄层的年轻小伙子身上，很难找到那股特殊的时代所锻炼出来的气质。
在那个财富两极化的年代，社会少了中产阶级，“团结劳动人民”，“期待美好的生活”成为许多文艺青年奋斗的目标。但由于做法“偏左”，同时有些团体被少数马共成员或有相关联系的人士渗透，造成民间与政治当局对峙的局面。有些满腔理想，“为人民服务”的文艺青年被监视，不敢回家。在那个时代白色恐怖的氛围下，他们开始躲避、逃亡，最终把心一横，跟马共成员走入山区，开始山林的生涯。
就像我在上世纪70年代初带着弟妹上住家附近的社阵幼稚园，三年内看着一群群年轻的老师，每三几个月就像在人间蒸发般，没再见过他们。
潜逃
在科技发达，海关森严的21世纪，新加坡回教祈祷团头目马士沙拉末（Mas Selamat）从惠德里路拘留所逃到马来西亚（逃马事件），小女童黄娜凶杀案的疑凶阿豪大摇大摆地走过长堤，回到槟城家乡。上世纪避过耳目，潜入马来西亚的方法就更简单了。其中一个例子是“乘火车”。
当年火车是来往新马各城镇的主要交通工具。丹绒巴葛火车站热闹非凡，轰隆隆声中，火车载来了列列车厢的亲友，也送走了归家心切的工友游子。送行可以送到火车旁，汽笛声响起时，大家才依依不舍地挥手握别。这就是逃亡的最佳时机！
火车开启前，跟着大家匆匆涌上车厢。检查护照是在火车上进行的，稽查员走入车厢时，大着胆子跟他擦肩而过，把自己锁在厕所里，检查员离开车厢后才落落大方地走出来，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躲过一劫了。
接下来的山林岁月，人生际遇，随着各相关人士执起笔杆，“左翼文学”陆续涌现，大家可以了解更多。
回家
马共主席陈平在1989年12月2日签下和平协议，结束了曾经牵涉了百万新马人民的社会运动。陈平表示部队里有两名日战后加入马共的日本军人，他们正式提出回去日本的请求。至于部队里的三四十名新加坡人，还没决定是否回去新加坡。
1990年2月24日，是销毁武器的日子，一个用武器撑起来的理想，枪杆子争取的政权，就这样如梦般幻灭了。
（马共引爆山林地雷，销毁武器。图片来源：马·光明日报）
海凡20来岁时因参与文团活动而被“逼上梁山”。走出生活了十多年的山林时已经人近中年，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和平后”大伙共享最后一顿年夜饭，不过各怀心事，跟以前过年喜悦的心境已经大不相同。大家都舍弃了集体主义，为自己日后的日子打算。海凡有回国的强烈意愿。
由于新加坡社会急速变迁，离开前的乡村居所已经消失，寄回家的信件都石沉大海。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方面搭桥，终于联络上一直忧心忡忡，关心着他的安危的家人。战友枪林弹雨的“业缘”亲，但到头来最亲的还是血缘。
新加坡并没有参与和平协议的签署，如何处理滞留在泰国的新加坡籍马共成员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课题。时任总理李光耀在记者会上阐述新加坡的立场，表示新加坡的宪法接受所有新加坡人重新融入本地社会，但他们必须证明自己已经放弃共产主义的动向。此外，根据新加坡的宪法，这些曾经参与动用武力来夺取政权的人士必须经过内安局的审核，认同他们已经改变过去的想法。
李光耀十分在意到底前马共的想法是“忘记过去，把它当作失败的投资，让我从现在起过新生活”，或者是“我们在武装行动中遭遇了挫折，但决不放弃，等待着适当的时机从头来过”。李光耀表示这是很可能的，因为马共花了毕生的精力来夺取政权，但到头来徒劳无功。[1]
新加坡的确接受了一些前马共成员回家，如今他们都有各自的生活。当年他们必须签署“安全声明”，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放弃武装斗争，接受思想辅导，并参与如今已经解散的“新加坡前政治扣留人士协会”。对已经准备放弃斗争，过常人生活的人士而言，这些条件并不苛刻。但有些成员觉得“安全声明”限制他们的思想自由，具有侮辱性而拒绝签署，终生不能回国。
关于回国的前马共成员，新加坡的中英文报章在1992与1993年间都有跟进，例如商业时报报道了两对年龄37与38岁的夫妇已经被允许回国。[2]
九个月后，另外两名在1970年代中加入马共的43岁人士获准回国。[3]
由于男性公民有后备军人的义务，两名第一批归来的男性成员离开新加坡16年，没有向国防部申请出国准证，因此回国后被提控。[4]
初审时，他们因没有履行职责各被判处18个月监禁，上诉后杨邦孝大法官法内容情，改判罚款三千元，八个月提心吊胆的日子以喜气收场。[5]，[6]
到底有多少新加坡籍前马共成员没有回来，成为泰国公民？张素兰的“真相与和解会有实现的一天吗？”指出有26人。[7]
参加和平协约谈判与签署的三方人马为泰国政府、马来西亚政府和马共。新加坡曾经积极参与反共，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甚至强烈地要求邓小平放弃支援马共。在正式结束这一切的重要时刻，新加坡为何没有参与和平协约？或许必须等待机密档案开启的那一天才有答案。
如今时局已经完全改变，共产主义不是以前搞流血政治的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也不是以前靠剥削为生的资本主义，新加坡政府是否可以打开大门，让前马共人士回家？山林无语，只有留待时间来告诉我们。
注：
[1]“Reds must prove they have given up
cause to settle in Singapore - PM”, The Straits Times, December 14, 1989, p14.
[2]“Four ex-CPM elements allowed to return”,
The Business Times, April 23, 1992, p4.
[3]“2 ex-CPM members allowed to return to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January 19, 1993, p2.
[4]“Two ex-CPM men on ‘no exit permit’
charges”, The Straits Times, June 27, 1992, p26.
[5]“没履行战备军人义务，两前马共分子各监18个月”，《联合早报》1992年9月13日，p11。
[6]“Two ex-CPM me get fines instead of jail
on appeal”, The Straits Times, February 2, 1993,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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