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新加坡有些小型的出版社，出版薄薄的本地创作如《木屋区的故事》、《家福》、《小岛醒了》、《直面惨淡的人生》等，只需几毛钱一本；新大中文学会的全国征文比赛文集《成长》、《暖流》和《不屈的人们》则要几块钱。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掀起以文革为题材的伤痕文学，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出版三集《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作品选》，其中收录在书中的《人到中年》和《假如我是真的》登上大银幕。
填补两者之间的空档的，就是台湾的乡土文学，从中接触了锺理和《原乡人》、黄春明《看海的日子》、王拓《金水嬸》、陈映真《将军族》、柏杨《异域》等。柏杨于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曾经引起巨大回响。王拓、陈映真和柏杨都因政治色彩而入狱。
1979年台湾美丽岛事件，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人士，于12月10日组织群众进行游行及演讲，提出民主与自由，终结党禁和戒严的诉求。他们被判处徒刑，出狱后都曾担任民进党的主要职位：吕秀莲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姚嘉文曾任考试院院长，陈菊现任监察院长，施明德、黄信介、王拓和张俊宏曾任立法委员，林弘宣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这批曾经在绿岛、泰源或其他监狱中受到长期监禁的“台独”人士后来成为民进党的领导核心，埋下绿营与蓝营长期对立的基因。
（绿岛监狱：思想改造。图片提供：许愫芬。）
对于“白色恐怖”，当时倒不觉得惊讶，因为上世纪50至70年代，新加坡也有类似的情况，1963年“冷藏行动”对付社阵以及70年代中后期针对文团的规模最为庞大。新加坡自治前，殖民地政府为了提防新马被共产主义赤化，甚至将左翼人士遣返回出生地。多年以后，这群遭遣返的人士纵然芳华已逝，仍然坚持自己是马来亚人或新加坡人，他们的祖国始终是新马。
太平洋上的绿岛
今天的台湾是个尊重言论自由的开放社会，近十多年来，台湾是新加坡人的热门旅游地，对当地的人文风貌与夜市小食赞不绝口。有些人被歌曲《绿岛小夜曲》所误导，以为歌曲所写的就是台东的绿岛而到岛上观光。结果错有错着，认识到曾几何时，一些台湾人为了理想，义无反顾地奉献青春，当中有些被囚禁在绿岛或其他场所，有些被枪决，有些日后获得“平反”与赔偿。无论到头来他们坚持走两岸统一或台独之路，或者平平淡淡过一生，相信多少离不开来自绿岛的经历。
绿岛原名火烧山，是位于台东县以东33公里太平洋上的小孤岛。1910年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在绿岛设立“火烧岛浮浪者收容所”，把“犯罪人口”（罪犯）和“浮浪人”（政治犯）送到这里。
（绿岛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距离台东县33公里，土地面积约15平方公里。图片来源：谷歌截图。）
1949年蒋介石时代，台湾省主席兼台湾省警总司令陈诚颁布台湾省戒严令，1987年时任总统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此长达38年的“白色恐怖”时期，绿岛就是集中关押“政治犯”的地方。
1999年，时任总统李登辉和文人柏杨等揭开绿岛人权纪念碑，并代表政府向政治受难者道歉，1949至1999半个世纪之路何等漫长。
碑文上写道：“在那个时代 / 有多少母亲 / 为她们 / 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 / 长夜哭泣”。许多位妈妈哭泣的长夜把时光倒流到1951年，第一批近千人被秘密押送到绿岛“新生训练处”，高峰期这里关押约两千人，“枪决名单”则有千多人。
绿岛并不纯粹是台湾人的故事。杜晋轩的《血统的原罪 被遗忘的白色恐怖东南亚受难者》，让我们看到时代洪流下的“两个祖国”，以及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以及外国人，包括马来西亚人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度过漫长的绿岛岁月。
杜晋轩在绿岛国家人权博物馆的“误入白色恐怖的马来西亚侨生”展板上，看到马来西亚人，包括来自霹雳怡保的同乡陈钦生的事迹后，展开“血统的原罪”的探索，以挚诚之心填补这块被遗忘的历史拼图，让我们重新审视那段尘封的史迹。
白色恐怖与马来西亚受难者
根据杜晋轩的研究，白色恐怖的38年期间，共有5位马来西亚人（70年代：陈钦生、蔡胜添、陈水祥，60年代：邬来、陈团保）在台湾被判刑坐牢。至于遭驱逐出境的马来西亚人，书中提到一些名字如武侠小说家温瑞安与诗人方娥真等，当时还出动“大侠”金庸跟有关当局较量，被卷入“遣返”之列的实际人数则是个谜。
五位在台湾坐冤狱的“侨生”简介如下：
陈钦生：1949年在马来西亚霹雳怡保出生，1967年到台湾读书。他是最后一批在放暑假时，被迫到成功岭参加军训的侨生，以后是台湾当局为马来西亚侨生另外开设的“海青会”（海外青年讲习会），直至上世纪90年代才退出舞台。1971年陈钦生被安上“马共”的罪名而遭逮捕，随后被判刑12年。出狱后那三年，台湾政府不让他回马来西亚，也不发中华民国身份证给他。
蔡胜添：1946年在马来西亚柔佛士乃出生，1965年到台湾念先修班后上大学。1970年他被带到拘留所，指他在马来西亚念书期间参加马共，来台湾宣扬“共匪”的光荣史，最终判处12年徒刑，并褫夺公民权5年。蔡胜添出狱后不敢回马来西亚，担心被误会为马共再次受到扣留。几个月后他才领到台湾的身份证。
陈水祥：1947年在马来西亚槟城大山脚出生，一岁时因局势混乱，一家人搬迁到泰南勿洞。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他到怡保投靠叔叔。小学毕业后选读育才独中，期待毕业后直接进入南洋大学深造。由于高中成绩不理想，只好退而求其次，到以国民党人为主的“中华大会堂”申请“回国（台湾）升学”。1970年底，台湾警察到他的家搜索并将他逮捕，1972年判刑12年。出狱后因遗失身份证明文件回不了马来西亚，最终以泰国护照“逃离”台湾。
邬来：1936年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双文丹（Serendah）出生，受长辈灌输家乡好的观念，于1952年回到原乡广东台山。1962年邬来准备回马来亚探望病重的母亲，在澳门被设局拐骗到台湾，因写下“中国共产党员要不怕牺牲地坚持地下斗争”而成为政治犯，坐牢14年。中国认为他是有海外关系的归侨，台湾则认为他是有共产党关系的华侨，结果两头不着岸。
陈团保：1939年在马来西亚吉兰丹出生，随父母到新加坡定居和读中学。1956年，反共的他获得升学优惠，搭乘免费飞机到台湾读书。1962年陈团保读大二的时候被指控在新加坡参与“匪帮外围组织”，被判处徒刑五年，褫夺公民权一年。陈团保两年后获释，可能是一方面马华公会跟台湾交涉，要求当局放人；另一方面台湾成功设立驻吉隆坡领事馆，释放陈团保来表示善意，同时避免外交风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扣留的马来西亚公民没有台湾身份证，“褫夺（台湾）公民权”出自何因？
杜晋轩的书中也提到神秘的新加坡人陈瑞生，这位“职业学生”在新加坡读了几间小学都没毕业。1955年林德宪制下的立法议院选举过后，17岁的陈瑞生前往广州的华侨小学读书，因不愿参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场劳动而被学校开除。他申请港澳通行证抵达香港后，被“安排”到台湾观光。1959年陈瑞生被台湾当局逮捕，后来下落不明。
此外，1969年有5名马来西亚留台学生被指控在马来西亚读书期间组织读书会，阅读反动书籍，来到台湾后依然故我。由于时值马台外交的关键时期，台湾决定遣返五人。
不幸遭遇到白色恐怖关押的马来西亚人只是思想较左倾，或者甚至根本遭诬陷，被安上共匪、间谍等罪状。台湾终于在2019年7月7日，由蔡英文政府为他们平反，撤销多年前的判决，让他们不再背负 “政治犯”的前科记录。
（绿岛：台湾监狱岛《安息歌》图片提供：许愫芬。）
追根究底，这些马来西亚人只是因时局的变化，回不了解放后的中国读书，或跨不进东南亚唯一的中文高等学府南洋大学的门槛，或因经济效益的考量，台湾成为顺理成章的对象。直到今天，台湾还是许多马来西亚学生升学的选择。2019年的马来西亚《中国报》引述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的话，2018年在台湾留学的马来西亚学生人数达到17,000人，占东南亚学生的一半。
马来亚独立前，殖民地政府将马共（或疑似马共）遣返中国大陆，独立后中国不再接收马来亚华人。耐人寻味的，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跟台湾磋商，希望将境内的马共带到台湾，依法审讯后送到绿岛去。不过台湾并没答应，而是决定派专家到马来亚协助“教育”这些政治犯。
马来西亚和台湾联手营造的“黄金十年”，为日后的双边贸易与文化教育奠下根基。但上世纪70年代接连遇上台湾退出联合国（1971）、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1974）后结束台湾领事馆事件，黄金时代前与后的小人物生不逢时，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国际政治博弈下所衍生的“两个祖（籍）国”
马来亚化的年代，一些在地华人面对身份认同的取舍，到底应该回到祖籍国中国还是留在新马参与建国。在那个新马正在如火如荼地争取摆脱殖民地统治的年代，1955年的万隆会议成为催化剂。中国总理周恩来宣布放下双重国籍的原则，要求在地华人加入居住地国籍，向宗主国效忠，台湾则极力争取做“正统中国”，坚持华侨的“祖国”身份认同。
二战后美国评估国共内战的形势，认为台湾落入中国共产党之手只是迟早问题，决定对台湾的未来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随着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重新估量局势，台湾若被共产党占领，将直接威胁美军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因此给予台湾经济与军事支援。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超越日本，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便是实例。
随着中苏交恶，中国的外交政策由亲苏反美，转为联美抗苏。1971年4月中美“乒乓外交”，美国队在北京和上海进行友好赛，以小银球转大地球，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一系列对中国开禁措施，为中美关系打响第一炮。十个月后，尼克松访问中国一个星期，改变日后的国际格局。虽然美国仍然跟“退出联合国”的台湾保持邦交，但跟中国关系迅速升温。1979年美国终于跟台湾断交，但通过《台湾关系法》来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以及美台商业及文化关系。
中华民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世界五强”之一（英国、法国、苏联、美国、中国），参与创建联合国，成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会议，通过第2758号“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的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台湾不承认“入联公投”，因为知道大势已去，决议表决前先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台湾认为退出联合国在先，决议表决在后，因此可根据先后程序来保住台湾的合法地位。
10月26日，蒋介石发表《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告全国同胞书》：“以台澎金马为基地的中华民国政府，乃是大陆七亿中国人民真正代表。恢复大陆七亿同胞的人权自由，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意愿，乃是我们决不改变的国家目标和必须完成的神圣责任。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对于主权的行使，决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扰，无论国际形势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从事不屈不挠的奋斗，绝对不动摇不妥协。”
昔日国民党坚持“中华民族主义”和“正统中国”的主观立场，只要祖先来自中国，身上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就是中国人。在国际政治空间越来越狭窄的情势下，企图通过反攻大陆、“侨生”、“侨务”以及双重国籍等手腕来突围，维持其代表中国人的“合法身份”，东南亚华人，包括马来西亚“侨生”成为这场政治博弈下的棋子。
马华公会与国民党
1949年初，英国支持马华公会的成立，利用右派华人的势力来对抗左派华人为主的马共。
1950年英国承认北京政权，中华民国在马来西亚各州的领事馆都关闭了，马华公会接过保护马来亚华人的角色。
1951年马华公会由土生华人陈祯禄宣布为政党，并成为第一任总会长。由于殖民地政府禁止外国人在新马从事政党活动，一些原国民党领导人加入马华公会，继续反共的工作。
陈祯禄所属的土生华人群体在马华公会属于少数派，形成本土派与国民党人之争，但随着马来亚独立，华族获得公民权而得到缓解。
新台关系
新加坡在建立武装部队时，并不想过度依赖以色列。1967年台湾跟新加坡初步会谈，协助建立新加坡共和国空军，为新加坡提供飞行教官和维修技师，以此作为协商的筹码。1969年台湾在新加坡设立中华民国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现在的驻新加坡台北代表处），不过新加坡政府强调纯属商贸考量。1971年的联合国决议，新加坡投票支持中国入联，但驱逐台湾则弃权。新加坡的原则是一个中国，中国和台湾如何统一是两地的内政课题。
1973年新加坡时任总理李光耀飞到台湾跟蒋经国会面，两人一见如故。如《李光耀回忆录》所说，蒋经国的假想敌为中国共产党，新加坡的假想敌为跟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马共，共产党成为共同话题。隔年，李光耀又到台湾，跟蒋经国讨论陆军的训练场地。几个月后，两地达成已经持续45年的“星光演习”（Exercise Starlight）协议。
（1973年李光耀（左）访台，蒋经国（右）亲自接待，参观日月潭。图片来源：中时电子报。）
1989年李登辉到新加坡访问，那是东南亚国家第一次接待“来自台湾的总统”，相信这次的会晤为海峡两岸建立信心，促成1993年台海两岸选择新加坡这个中立场所进行汪辜会谈。
李登辉奉行民主主义，发展经济，台湾朝野称他为“民主先生”。台湾戒严38年之久的白色恐怖，出于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制定的宪法中，跟中共武力对峙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90年李登辉接纳学运代表的意见推动修宪，废除戡乱法条款及“万年国会”，走向今日台湾。
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国情不一样，由于台湾没有在新加坡设立过领事馆，因此没有所谓的建交与断交。新加坡人对祖籍国的认同，始终是中国。至于新加坡为数不少的金门人，同样的，他们对祖籍的认同是金门而非台湾。新加坡到台湾读书的学生虽然比例不大，每年也有几百人，如果说新加坡的留台生曾经面对过“两个祖国”、“侨生”、“正统中国”等困扰，或许就如马来西亚的情况一样，那只是过去的台湾一厢情愿的主观意识。
注：文中的马来亚和马来西亚指的是同样的马来西亚。1963年马来亚、新加坡、沙巴、砂拉越合并成为马来西亚前称为马来亚，合并后称为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主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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