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October 29, 2019

埃尔金桥 Elgin Bridge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四方八面)2019年10月21日
图片来源:本博客网主

新加坡河起源于金声桥到南部出海处,全长约3公里。但跨越在河上,就有14座造型各异,大小不同,建于不同年代的桥梁(17到21世纪),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走过这些桥,犹如走过历史轨道。知道桥梁的命名,犹如认识到不同的新加坡历史人物。

其中的埃尔金桥(Elgin Bridge)也叫爱琴桥、霭仁桥。记得桥的不远处,有陈金水医生开设的诊所叫霭仁药房。这俗称大马路桥或吊桥的桥,把长约3公里的大马路分成桥北路(小坡大马路)和桥南路 (大坡大马路)。埃尔金桥不久前被列为新加坡国家古迹。

(水仙门地貌:从前的埃尔金桥也叫爱琴桥和霭仁桥。图片来源:NAS c.1950s)

我相信知道这横跨新加坡河的第一座桥名叫埃尔金桥的人不多,而知道埃尔金此人者更少。

这道桥是以当时英国驻印度大总督埃尔金伯爵八世(Lord Elgin,1811-1863)命名。在1862年,殖民地政府把原来的木桥改建,以铁桥取代,经过多次修建,才有使用至今的埃尔金桥,已经有90年了(1929启用)。

很不幸的,埃尔金是一名杀人放火,罪恶滔天,劣迹昭彰的人物。他的原名是James Bruce,是历史上下令焚烧北京圆明园的英国将领。在1857年,埃尔金受委为驻中国及远东最高专员及全权大臣,目的是要打通与中日以及远东的商贸来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1856-1860年),他曾借故下令炮轰广州。结果在1858年与清廷年签下《天津条约》。1860年,由于清政府拒绝履行《北京条约》,他被派返中国,率领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要逼使朝廷就范。清帝咸丰(1831-1861)以巡狩为名,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联军闯入圆明园后,劫掠珠宝财富,焚烧圆明园达三天三夜,死伤数百人。沙俄亦威胁清政府割让15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结果清政府签下中英《北京条约》及《天津条约》停战。埃尔金是签署条约的英国代表。

火烧圆明园的起源是在1860年,因有被囚禁在圆明园内的英国人,被清廷施以酷刑。埃尔金的随行新闻官也被虐待和杀害。他怒不可遏,为了报复,下令焚烧圆明园。埃尔金本来要焚烧紫禁城,幸好不获英法将领一致同意而作罢。次年,埃尔金被委印度大总督,后在该地因“工作过劳”猝死,享年5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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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October 25, 2019

人之初,性本善:移民社会的侠义心肠

此演讲稿发表于《春来江水绿如蓝》慈善论坛,新加坡华族文化基金主办,2019年10月18日。


内容摘要


先民文化的慈善理念从最直接影响民生的建桥造路挖井开始,《礼记》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将中华文化从实体提升至精神层次。这种慈怀之心并不局限于中华文化,希腊的philanthropy推崇“人性的爱”,两大古文明的共同点就是博爱。

两百年前的新加坡开辟为自由港后,开启移民的热潮,先民秉持着世代流传的道德观念在本地扎根,从狭隘的自己人观念扩大到利他的开放式慈善事业,此后没有终止过。但随着现代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人的思想也变得相对复杂,对于慈善的思考方式已经不是那么单纯了。


《人之初,性本善:移民社会的侠义心肠》通过宏观的东西方文化,结合广惠肇留医院的创建实例,探讨殖民地时代慈善事业的挑战,以及时代的演变下赋予慈善精神持续的生命力。


生活上的小插曲:善心,人性,行动


我常跟旧雨新知在新加坡到处徒步。我们觉得多走路,避免使用个人代步工具(PMD),是一举多得的善举。除了响应政府强调的加强个人锻炼,确保身心健康,不把负担留给下一代,最主要的是善待他人,将行人道还给行人。穿街走巷还可以感染旧貌新颜的层次感,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最近一次的徒步中,我们从Jalan Kayu穿越一片开发中的旷野,走入Seletar Farm。Seletar Farm有强烈的怀旧气息,还有可爱逗趣的小动物,跟布满拖拉机的黄土地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拦路的小沟渠对“六张”左右的人士没有问题,“七张”的就有些问题了。现场的两名外籍客工二话不说,就地搬来铁片,用30秒为我们建造一座桥。这座桥一点都不美观,但是相当实用。伙伴们感受到客工自发的善心,开心的在桥上留下倩影,客工也很开心的拍下我们的美照。可能这段平凡的小插曲,就是他们回国后一辈子的回忆。

这个现实中的架桥故事提醒伙伴们,慈善可以很简单,有善心,有人性,有行动,这股侠义情怀让处于桥的两岸的两个世界轻易地接轨了。

回溯近代新加坡的发展路程,类似的小故事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主角可能是你我他,为彼此带来温馨和小感动。

(慈善文化必须是善心、人性、行动的结合,缺一不可。)

慈善文化宏观:从建桥造路挖井开始


离开政府部门后,我以自由业者身份从事串联新加坡华人和中国南方移民的研究,此外也参与华人社团的文史、专书与文物馆策展项目。虽然对慈善文化这板块累积了些许领悟,但在各位面前始终是班门弄斧,希望获得大家的教益。

文化是群体的共同价值观,文化给人自信。传统上,中华文化有三大功德:建桥,造路,挖井。移民陆续来到本地后,将中华文化的功德提升到民间互助,照顾族群的生老病死,相继出现的有:庙宇,坟山,社团,斋堂,医院和学校等。这些都是民间自助,回馈社会的方式。

谈到慈善功德, 不妨让时光倒流至19世纪,当时的西方教会和阿拉伯人对本地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欧洲经历过工业革命,社会出现贫富两极化,教会和女修道院为跟不上时代步伐的边缘人伸出援手,并将这股使命感带到新加坡,通过收养孤儿,尤其是重男轻女观念下被遗弃的女孩,为贫困人士提供免费餐饮、药物、教育、辅导等,好些华人移民和弃婴都因此受惠。

阿拉伯人中最为人传诵的是3A:AljuniedAlsagoff,Alkaff。早年各族群人士或多或少都受过他们的恩惠,包括在他们的土地上建立医院和甘榜。

华人社会方面,先贤不遗余力,让回不了家的先民入土为安。随着人口增加,华人的义山越来越多;也随着人口增加,华人的义山化整为零,让位给活人居住了。中峇鲁的四脚亭,碧山镇的碧山亭,乌节路的泰山亭,荷兰村的双龙山,汤申的海南山等都是近期民间义山坟地消失的例子。

民办华校于20世纪初开始成型。殖民地政府根据英国法令,规定女孩子12岁过后不可以男女同校。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民间创办女子师范学校,保留至今的有南华、南洋、南侨、中华等。民办的华校从小学,中学,发展到1950年代的南洋大学。今天的南洋理工大学就是从南洋大学的土地和原来的校舍发展起来的。

慈善医疗启航


至于慈善医疗这一版块,通过广惠肇留医院主席李国基先生邀请,我参与了该院文物馆的策展项目,学习到先民创院精神的典范。

跟教育相比,教育面向未来,生机勃勃,让人觉得开心,充满希望。医疗则无可避免的必须接触肮脏和死亡。慈善医疗的苦乐起伏,就是它的意义所在。

虽然早在182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成立中央医院,但服务对象是被外派到本地的军人和洋人。

(中央医院是新加坡最早的政府医院,成立时的对象为外派军人和洋人。此图为1919年的中央医院。图片来源:中央医院。)

1845年9月23日的海峡时报指出:新加坡殖民地成立25年后,还是没有为贫病交迫的人士提供包括医疗服务在内的保护网。(It is now more than 25 years since the first formation of the Settlement of Singapore, but still up to this hour no provision is made for the poor, asylum for the sick, no refuge for the destitute.)

海峡时报由靠英国人起家的亚美尼亚商人创建,但他们不怕得罪老总,站在道义高点为平民争取利益。

在那个传染病横行的年代,连泻肚子都会死人,贫困人士首当其冲。从马六甲移民过来的陈笃生率先捐款筹建医院, Chan Cheng San (Cham Chan Seng) 和其他事业有成的人士纷纷参与。设于珍珠山的贫民医院落成后转交给政府,开放给所有族群。

可以这么说,19世纪中叶,鉴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新加坡才出现官方医疗保健制度的简化版。

日后,陈笃生家族,陈金声家族,陆佑等都捐助陈笃生医院,在实龙岗路和现在的摩绵路院址扩建。三栋150年前的陈笃生医院病楼保留在广惠肇留医院内,显得特别珍贵。

(三栋150年前建立的前陈笃生医院的病楼保存于广惠肇留医院内。图片来源:KWSH)

中医慈善医疗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萌芽,20世纪大力发展,延续至21世纪的今天。同济医院应该是最早的民办中医社,设立在人口密集的新加坡河一带。同济医院成立的原因是中街七家头有感于“贫苦之辈,偶染疾病,往往僵卧于街头巷尾,听其自生自灭,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乃聚首磋商同济医社于单边街(North Canal Road)”。

(1960年代的同济医院。图片摄于同济医院。)

20世纪发展的中医慈善医疗,服务对象也是跨族群的,有:同济医院,善济医社,茶阳回春医社,广惠肇留医院,中华医院,中医慈善诊所,佛教施诊所,德教太和观,义安中医药中心,以及刚投入义诊的淡滨尼联合宫施诊所等。广惠肇留医院是早年唯一让病人住院留医的民办慈善医院。

新柔长堤还没落成的年代,这些慈善医疗组织的义务董事甚至乘坐渡轮,骑着脚车,深入马来亚各城镇募捐。

1910年,广帮人士顺应总督John Anderson的要求,买下实龙岗路废置的陈笃生医院,成立广惠肇(方便)留医院。为了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慈善医院的运作,殖民地政府同意每年只征收一元的象征式地税,有效期为99年。这是个互惠互利的做法。

过去一百年,不论是殖民地或是新加坡独立的年代,留医院的运作经费完全来自民间,并没有获得政府的资助。成立100年后,广惠肇留医院在原地发展,负担兴建新楼与日常运作的部分费用,政府津贴,义工服务和民间捐款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创院先贤之一的邱雁宾赠送一面牌匾给留医院,勉励众人慈善事业“任重道远”,需将救济他人为己任。任重道远出自《论语·第八章·泰伯篇》:“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付出就像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条件的。

(邱雁宾赠送给广惠肇留医院的任重道远牌匾: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从医疗拨款看社会发展趋势


现代人比较长寿,但不等于比较健康。

2016年10月6日《海峡时报》发表Janice Tai的“Nursing needs”,文章主要引用连氏基金的研究报告。虽然过去六年来,本地的疗养院床位增加了30%至一万两千张,但还是不足。2011年新加坡有将近三万名独居老人,估计20年内将会增加至九万多人,不论是疗养设施或是医疗与护士团队的需求都是必须正视的课题。文章指出卫生部对疗养院的拨款只占部门预算的4%。

2018年8月15日《联合早报》引述连氏基金的另一份调查报告,居家与中心式护理成为更多人选择的长期护理模式,但是我国花费在这方面的开销比起西方国家低得多,只占卫生部预算的2.5%。

财政拨款是鱼与熊掌的问题,我看的则是未来社会的趋势。这意味着民间必须像过去一样,经营慈善事业来照顾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甚至可能需要加强力度,需要更多侠义人士出手。
身处同一个世界,生活在不同世界?

新加坡是第一世界经济体,整体富裕。按照常理,财富分配越均匀,民间就越不需要金钱援助。可是,政府一方面拥有国家资源,另一方面必须依赖两百年来的社会模式,通过慈善组织来辅助政府的不足,显示贫富悬殊的状况依然值得关注。

当然,理想社会就像桃花源,架桥的工作还是得做的。

西方与东方的慈善价值观


架桥是一套价值观。西方慈善的英文词“philanthropy”,源于2世纪希腊祭司普鲁塔克(Plutarch)所推崇的 philanthrôpía,翻译为“人性的爱”。那是人们自愿地奉献爱心,扶弱济贫的一种社会事业。

对比华人老祖宗的思想,孔子《礼记·礼运》提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Pilanthropy” 强调人性,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哲学概念;中文词“慈善”则是文化的表现。

后来,孟子的“性善说”,人之初,性本善,讲的是人性,跟Philanthropy相近。可见东西方古文明都是以博爱为主轴。

由于西方教会的影响,衍生出“charity”这个新词汇。或许我们可以将philanthropy作为长期、持续性的策略来考量,包括如何解决贫穷问题,让受惠人士自强;charity则是短暂的活动形式,譬如快快地做一场慈善秀,在地铁站叫人填表格定期捐款等来达到短期目标。

人的初心与人性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外在环境的力量很强大,往往蒙蔽人的初心,掩饰人的价值理性。有些学者从事“慈善行为社会心理学” 的相关研究,认为现代社会变得非常复杂,人有许多利益冲突的考量。当代的慈善理念以利他为出发点的虽然还是大有人在,但整体趋势可能已经不像以往那么单纯,许多慈善行为是为了利己,或者是利他和利己主义重叠下价值交换的结合体。

我也觉察到现实社会中,我们往往会追问“what is there for me” 对我有什么好处,而不是“just do it” 去做就是了。一般受教育越高的人士得失的衡量越多。

(慈善行为社会心理学)

两百年来,新加坡移民社会的特色没有改变,但今天的普世价值观和移民心态跟过去有明显的差异。今天的侠义精神不可能以过去那一套约定俗成的侠义理念继续出现。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段截句出自白居易的《忆江南》。如果“春来江水绿如蓝”代表这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那么“日出江花红胜火”可以代表人性的光辉,如何鼓励人们散发出人性之美,赋予慈善精神持续的生命力,是个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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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October 22, 2019

新加坡与麻坡的两坡情

作者:余经仁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9年10月17日

新加坡人取道北上马来西亚半岛,一般会经过柔佛西北县城麻坡,麻坡因为地缘上与新加坡相近(约200公里),在过去两个世纪唇齿相依,甚至达到唇亡齿寒的境地,这些史事值得我们今天回头细说。

小伙子成企业家


麻坡又称香妃城,它是为纪念柔佛州苏丹后法蒂玛而命名。法蒂玛据传是华人,姓黄名亚娇,她在1885年嫁给柔佛苏丹阿布峇卡为王妃,并在隔年册封为苏丹后。

黄亚娇称后之后,给新柔两地改变“命运”,当中新山就从一个荒芜之乡发展成为繁华之都,另外还造就一名巨富黄亚福,新柔两地的公益事业,也因为有黄亚福热心付出,让许多贫困人从中受惠。

据知,黄亚娇是广东台山人,她与当时离乡背井南来新加坡谋生的木匠黄亚福,既是乡亲也是宗亲。黄亚福后来从新加坡到新山寻求发展,两人相遇后关系特好,情同兄妹。

相信是这重关系,黄亚福从中获得多项大型建筑工程,包括王宫、监狱、堤岸的承建合同,在事业上一帆风顺。接着,他又进军种植业,甚至获颁新山纱玉河以东整片村庄地段的开发权,进而包揽村庄的吃喝玩乐行业。短短几十年,他从身无分文的小伙子摇身成富甲一方的企业家。

黄亚福发迹后,上世纪初重返新加坡,发挥华人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美德与豪情,与其他先贤富商一起出资建学校盖医院,这促成今天有养正学校广惠肇留医院的学府与医疗机构。另外,他在碧山亭义山也买下一片七公顷的土地,助贫困人家下葬入土为安。

徐悲鸿《神驹图》当贺礼


上世纪30年代末,日军铁蹄蹂躏中国以及马来亚,掀起战争,这又促成新麻两地人民再次心连心同在一起,而且展现的是同仇敌忾之心。

1939年3月,中国现代画大师徐悲鸿正值旅居新加坡,他眼见国难当前,在本地开办画展,通过筹募基金支援祖国的救亡活动。当时,从上海移居在麻坡任职中化中学美术主任的刘抗,身为徐悲鸿好友,闻悉后义不容辞南下协助,一起投入抗战事业。徐悲鸿的抗日筹赈画展,后来也从新加坡延伸到马来亚多个城镇,包括麻坡在内。

在麻坡,徐悲鸿知道当地漳泉公会(即福建漳州与泉州)许多领导,包括李天赐、张开川等人,都是抗日救亡运动的急先锋,深受感动,精心创作一幅骏马的巨画(高93厘米,宽86.5厘米),并于公会1941年7月落成开幕时当贺礼赠出,借此表示敬佩之心意。

(漳泉公会日据时为日军治安会。)

麻坡诗人林彬卿当时根据这幅《神驹图》的含义题诗,并由书法家、中化中学校长陈人浩执笔题字,使得《神驹图》文情并茂。这首诗是这么写:

神驹清隽擅奔驰,想儿疆场效命时。他日论功夸汗马,为君还写凯旋诗。

无奈麻坡这群抗日英雄,1942年家乡沦陷后,大部分人都惨遭日军报复,一一被捕处死,无从看到抗战胜利和平日子到来。最让人痛心的是,原本作为抗日活动大本营的公会会所,在日据时期被日军占用作为治安会,中化校园则是检证的集中地。

徐悲鸿的《神驹图》后来高挂在公会会议室墙上,随着岁月过去,已经成为价值非凡的文物,但画中的马头与马腹开始遭虫蛀出现破损。2012年时,有收藏家有意收购,公会在意识自己没能完整保存收藏以及保安等问题后,以138万令吉(新币约46万元)忍痛转手。

(徐悲鸿:神驹图。王东印摄。)

《神驹图》最终又辗转流传到哪里呢?据说,近年在一个拍卖会上转手,这时成交价又攀高到300多万令吉,但收购者并非私人收藏,而是将它捐赠给国家,目前留存在北京的收藏馆。

至于与《神驹图》结缘的刘抗与陈人浩,两人后来都选择到我国定居,在各自的领域发展他们的事业,刘抗成为本地的画坛泰斗,陈人浩则应聘担任校长,1959年至1969年间曾出任德明政府中学校长,对新加坡的画坛与教育都作出极大的贡献。两人分别在2004年与1976年逝世,享年93岁与66岁。

新麻唇齿相依


二战发生时,新加坡与麻坡确是唇齿相依。

1941年12月上旬,日军从马来亚东海岸吉兰丹强行登陆,英国殖民地政府虽抗战,但缺乏准备,很快就被击垮。日军随之一路挥军南下,势如破竹,两个月后大军压境麻坡。

英国当时明了整个局势,麻坡一旦失守,日军将直捣整个半岛以至新加坡,东南亚战线全线将告崩溃,落入敌手。为此,英军利用麻河作为天险,并调动联军建立防线,意图阻止日军野心。

不幸的是,日军果然得逞,1942年1月11日,它对麻坡展开大轰炸,四天之后再在坦克部队支援下强渡麻河,到16日时,英军彻底战败,麻坡宣告沦陷。

日军突破麻坡防线后,顺势长驱直入,南下攻占新加坡,只一个月时间,新加坡也相随沦陷,英国最终在2月中签下一纸投降书,新加坡从此变成三年又八个月的昭南岛。

游人今天到访漳泉公会,仍然可以从公会特制的展板中,简略了解麻坡抗战时这段血泪史迹,另外,徐悲鸿的《神驹图》在转让前也由公会制作模本,继续悬挂在会议室墙上,让人观赏。

漳泉公会为纪念与传扬麻坡这段可歌可泣的史迹,包括公会的建会来由、经历、建筑设计等等,从今年8月1日起,逢周末时段聘有专人导览讲解,收费是每人10令吉(约3.30新元),让公众可以加强认识。

漳泉公会位在市区Jalan Ali,即当地著名的贪吃街邻近。

(从漳泉公会顶楼鸟瞰麻坡市景观,图中前方建筑物是中化校园,日据时期被日军用作大检证的集中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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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October 18, 2019

兵马俑

西安行转眼已过了一年,印象最深刻的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黄河壶口瀑布,登上天下豪杰“大闹一场,悄然离去”的华山,此外就是加入当地的拼团旅游,约一小时的车程前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重新认识秦始皇


战国七雄在长江以北逐鹿中原,最后由地处西北巴蜀的秦国统一天下。虽然广东话有云“七国咁乱”,但很小的时候我就将七国背出来了,一点都不乱,那还是拜父亲所赐。父亲在中国乡下祠堂读书,老师将“燕赵韩魏齐楚秦”以粤语歌谣的方式来教导学生,我也因此受惠,听过一次就背熟了。

秦始皇在位37年,率领千军万马统一其他六国,修筑万里长城,统一中国文字和度量衡,焚书坑儒来统一思想,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军事家和暴君。他所奠定的两千多年的中央极权制度,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

少年时期看过一部由凌波李璇主演的《七世夫妻》,那是台湾拍摄的黄梅调连续剧。秦朝强征劳役修复长城,孟姜女万里寻夫,哭倒万里长城的情节,使到戏迷都痛恨秦始皇这个暴君。

后来陆续有人挖出史料,为秦始皇平反,维基百科、《史记》等都有相关资讯。譬如:

李斯建议只保留秦国史书,其他国家的史书都焚毁;《诗经》、《书经》及诸子百家之书只有博士官(保管文献档案,授学的官员)可以保留,民间的都限期交出烧毁;医药、卜筮、农业之书民间可以保留;想学法律的人以官吏为师。秦始皇下旨同意。

追溯起来,彻底焚书的是项羽入关中,火烧咸阳城,秦朝国家图书馆仅存的孤本全毁。

焚书之后的第二年,两名为秦始皇炼制长生不老药的江湖术士无法交差,散布对秦始皇不利的言论。涉案者在审理时指控毁谤皇帝言论的来源,结果涉嫌的四百多人全在咸阳坑杀。

“焚书坑儒”后,儒家学说仍然存在,因此东汉哲学家王充说道:“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圣人之全经犹存。”

鲁迅认为秦始皇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思想,这是秦始皇海纳百川之道。


居住在秦始皇陵遗址的农民


骊山秦始皇陵位于西安市以东35公里的临潼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园,也是唯一称为“山”的帝陵。传说中补天造人的女娲就在骊山居住,可谓中国神话中人类生命的起源。


(骊山:骊山老母指的就是女娲。)

兵马俑距离秦始皇陵只有1.5公里。

1974年3月,农民杨志发跟他的五个兄弟以及其他村民在一块种植石榴和柿子树的土地上打井。第二天,他们挖到了坚硬的红土,第三天中午挖到了一个瓦人的脖子。当时杨志发跟同伴说,这里应该是老祖宗烧瓦罐窑的地方。他们小心翼翼地挖,因为完整的瓦罐可以拿回家装东西。瓦人的肩膀和胸部都出现了,他们觉得可能不是瓦罐窑,而是爷庙(神庙)。再挖下去,发现瓦人的身子是完整的,有一条腿是断的,头掉到下面了。这是杨志发等人挖出的第一个陶俑,后来知道这是一个武士俑,无意间揭开了一个千年的秘密,让奇迹面世。

杨志发当过6年兵,对文物有一定的概念。秦始皇陵占地辽阔,这里离秦陵不到2公里,武士俑有可能是跟秦始皇相关的文物。于是杨志发和同伴们步行来回40公里,把挖出来的“神像”、“瓦人”、砖头都送到临潼县博物馆。

博物馆专员认出这是秦代的砖块,那些“神像”是秦代的陶俑。他们按照每车10块钱的“市价”,给了农民30块钱。拉了三车瓦块竟然赚得30块钱,农民高兴得很,把30块钱上交给生产队,生产队按当时的制度,给他们每人记半天的工,相当于一毛三分钱。这就是他们发现兵马俑所得到的报酬。

几个月后,考古学家和官员来到现场,开始勘察和清理工作。1975年8月,国务院决定在遗址兴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杨志发跟村民因为建馆必须搬迁,政府按每亩2万元的价格给他的土地补偿了5000元人民币。杨志发住在距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6公里的秦俑村,那是一套三个房间的住房,跟其他村民没有区别。

尽管发现兵马俑并没有为杨志发带来财富,这位普通农民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反正人生就是这样,社会上看不惯的事情太多了,生气也无可奈何。


兵马俑


由一号、二号和三号坑组成的兵马俑陪葬坑,显示死后的秦始皇依然有“重兵”守卫。陶俑、陶马、战车按照秦代军事编制与作战方式排阵,提供了形象化的实物以供研究。至于出土的戈、矛、戟、弓、弩、箭等4万多件青铜兵器都是铸造成型,再锉磨抛光加工处理。这些兵器有不同的合金比例,可见两千多年前的兵器冶金技术已经规范化。

一号坑是最大最壮观的兵马俑军阵,230米x 62米的空间呈现方阵的布防格局,气势磅礴的千军万马由前锋、战车与步兵组成的主体、防卫敌人从两侧偷袭的侧翼,和防止敌军从后面袭击的后卫组成。


(一号坑)

推测这些陶俑都是按照真人的表情与外形塑造的,制造过程中,泥人的身体前后两片,四肢和头部分开烧制,最后再拼接起来。陶俑平均身高1.8米,表情丰富,千人千面,其中不乏气宇不凡的将领,神情各异的兵士。他们的长相和发髻不一,可见秦朝的军人来自五湖四海,军队可能结合了战国七雄的军力。


(陶俑造型之一。)


(神情发髻不一的陶俑。)

在秦始皇陵侧边挖掘出来的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已经破碎成几千片,经过8年的修复才展现出当年的风姿。一号车古称高车,是一辆开道车,装备上以武器为主。二号车古称安车,是车主乘坐的车。车身分成让御手坐的小前室和主人坐的较大的后室,后室有三窗一门,窗板镂空,用来调节空气。


(一号车:高车)


(二号车:安车)

古老文物出土时…


这些古旧文物出土的时候,已经支离破碎,我们看到的陶俑、陶马大多数由几十到上百个碎片粘贴修复的。它们身上有红色、蓝色、粉色和金色的彩绘,跟空气接触后迅速氧化,15秒内完全脱色,我们只能想象原来鲜艳的色彩。


(支离破碎的陶俑。)

也许兵马俑在文化大革命末期才被发现是幸运的。文革开始的头三年,社会进入骚乱,暴动和无序状态,1969年,狂热的红卫兵破坏了明朝万历皇帝的定陵。万历皇帝与他的两位皇后的尸骨被拖到墓门处,被当众谴责烧毁,这是中国开始从混乱中重新整顿,投资旅游与创建新的博物馆前几年发生的。如果那个时候发现秦始皇陵和兵马俑,秦始皇是否没戏看了呢?

以兵马俑来说,虽然当局表示这些古老文物是因为两千多年的时光而自然破损,但不能排除挖掘过程中造成更多毁坏。此外,根据公元前2世纪司马迁的记载,水银灌注的河流环绕着皇帝的墓室。现代科学亦证明这里的土地含有不寻常高浓度的水银。既然目前的科技无法完整地保留古旧文物,那倒不如让秦始皇陵继续保守着两千多年的秘密,不挖掘文物就是保存古代文物的最好方式。中国当局已经停止秦始皇陵的挖掘工作。

原来看兵马俑的时候,所看到的不只是兵马俑。

主要参考资料
Jonathan Glancey,“兵马俑——征服世界的军队”,10 May 2017 https://www.bbc.com/ukchina/simp/vert-cul-39872393, accessed 23 September 2019

杨煦冬, 邵大海, “兵马俑的发现者: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https://www.swissinfo.ch/chi/culture/兵马俑发现者专访_兵马俑的发现者--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35108032, accessed 23 September 2019

《秦兵马俑》中国旅游出版社(2009年10月),ISBN 978-7-5032-37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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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October 15, 2019

陆斗南是陆寅杰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四方八面”,2019年10月7日
图片由本博客网主提供

七八年前我在准备为母校书写《前养正纪事1905-1987》这本校史时,(已经在2017年由养正校友会出版,玲子传媒发行)我一直被广肇养正学堂两则刊登在 1906年4月19日《叻报》(新加坡的华文报)的广告所困扰。原因是学堂启事其中一个发布人名字。

这个人物名字叫陆斗南。他被列为养正学堂的协理人。我一直想知道这位养正创办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皆不得要领。

我最近翻阅一些旧报纸,赫然发现一则刊登在1931年7月14日,英文报章《马来亚论坛报》Malaya Tribune的一则陆寅杰(1849-1931)逝世讣告。原来他的另外一个名字是陆斗南Loke Thau Nam.讣告亦告及陆老是在单边街29号(Upper Pickering Street)寓所去世,遗下4妻妾,6子3女27孙子。

这则讣告也证实陆老是牛车水居民。与此同时,新加坡《叻报》亦在1931年7月13日刊登新闻,报道他的死讯,证实他的原籍是广东南海。标题还指出陆老遗下巨额财产将近千万叻元。在当时来说,这可是个天文数字!

知道了这事实,拙作《前养正纪事1905-1987》第42页所写:“……1906年4月19日(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廿六日)的华文报《叻报》, 所出现的两则广肇养正学堂的广告,总理人(现称为董事)及协理人的名单没有列入陆寅杰的名字。…… 陆老虽然不是学校的发起人,但是他很早就投入建校活动,功不可没,校方承认他是养正创校人”。这一段文字,有必要修改,以正史实。陆寅杰是陆斗南,当时是以陆斗南的名字参与养正创校工作,是的的确确养正学校的创办人!

(寅杰路(Yan Kit Road )和寅杰游泳池以陆寅杰命名。)

为什么陆寅杰又称为陆斗南?这是和中国人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有关。

在古代,人的一生中可以有好几个名字,孩子诞生后,由父亲或是祖父取名。这个“名”是让长辈呼叫。男子到了20岁长大成人,举行冠礼后,取了一个“字”,进人社会工作,又再取个“号”或是“外号”“别字”。此后别人就叫他的“号”而不再叫他的“名”。相信陆寅杰是名,斗南是“号”。正如养正学校首任董事长黄亚福,他也叫黄福基,号称黄莆田!也因为一个人拥有不同名字,研究历史人物,往往就被这些“名字号”所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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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October 11, 2019

苦为南天支一柱 访辛亥革命“四大寇”尢列后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9年9月26日

我于2017年8月24日发表《正原大总坟与辛亥革命》一文。辛亥革命四大寇之一的尢列在新马创办中和堂分堂,1902年于广惠肇碧山亭第七亭设立正原大总坟(1929年重建),团结中和堂革命党员。根据海峡时报(1936年11月22日)的报道,1926年新马的中和堂党员有20万人,声势浩大。

2019年初,来自香港的尢曾家丽前往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参观,问起正原大总坟与一些革命事迹。她自我介绍乃尢列的后人,属于曾孙辈。

数月后尢曾家丽连同夫婿尢迪桓再度造访,并以她的墨宝“苦为南天支一柱 誓将肝胆答共和”,以及由尢列的孙子与曾孙编著的《尢列集》与《四大寇 尢列》两书相赠,加深我们对那段革命史的认识。


(尢迪桓(左)与太太尢曾家丽展示她所书尢列诗句“苦为南天支一柱 誓将肝胆答共和”。)


支持孙中山革命


尢列的革命思想源头可追溯至1885年中法战争,法国的远东舰队击败清朝福建水师和南洋水师,取得台湾海峡制海权。尢列目睹政府腐败无能,推翻清朝的念头油然而生。

隔年,尢列跟族兄尢裕堂在广州十三行路过水果店,见到一群年轻人因买荔枝跟店员发生争执,原来是尢裕堂的博济医院的同学孙中山等人。尢列与孙中山意气相投,一见如故。

1895年第一次留血革命,从九龙码头船运至广州的军火被官兵识破,孙中山、尢列等人逃亡海外,香港兴中会同志鱼溃鸟散。两年后,尢列在香港成立以工农阶层为基础的中和堂,取义《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希望“兴中会员得天地之和,无流离崩溃之苦”。

1900年第二次革命,惠州起义失败,尢列逃亡到日本横滨跟孙中山会面。两人回顾中国历史,改朝换代时群雄都纷纷嚷嚷争着当皇帝,于是决意推翻帝制,以“中华民国”为共和国的国号。1901年元旦,孙中山在东京对外宣布“中华民国”乃国民革命的建国目标,同时展示尢列负责篆刻的“中华民国万岁”象牙国玺。


(尢列负责制作的中华民国国玺。尢曾家丽提供。)


(中华民国国玺的“中华民国万岁”印章。尢曾家丽提供。)

同年,尢列由横滨来到新加坡,觉察到本地的商界多为保皇党的势力,不敢公然行动,借设在大坡的医馆来接触工农人士,建立群众基础后才在新马各地成立中和堂分部,因此结识了陈楚楠、张永福等侨商。

1906年,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尢列将本地侨商引入同盟会,新马的中和堂会员亦多数过渡到同盟会。


激励入狱的革命弟兄


1908年初,中和堂关仁甫领导的中和同志革命军在云南河口兵败,600多人撤入越南,法国殖民地政府要求革命军缴械,付费保送他们出境。英国对清朝的引渡要求置之不理,让革命军入境新加坡,由同盟会安置在远郊的蔡厝港“中兴石山公司”,让他们采矿为生。

革命军志在反清,在本地聚众闹事,尢列代孙中山出面调解时受到牵连,殖民地政府于1909年以“殴人嫌疑”的罪名将他关在牢里。两个月后,尢列被驱逐出境。 “苦为南天支一柱 誓将肝胆答共和” 是尢列激励入狱的革命弟兄之作。

一年后,尢列回新策动中和堂会众潜回中国,等候起义时机。那是尢列最后一次涉足新加坡。


(尢列宣扬革命的墨宝。尢曾家丽提供。)


拒绝与袁世凯合作


1912年元旦,孙中山于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依照11年前跟尢列的商议,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元年”。尢列见清朝挥军下南京,立即委派来过新加坡的关仁甫为北伐军总指挥抵御清兵。2月12日,隆裕皇太后宣布《退位诏书》,结束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

隔年,总统袁世凯邀请尢列到北京,希望借助这位中和堂总理的势力来除掉孙中山,但尢列以孙中山“不只是中国的伟人,也是世界的福星”回应。袁世凯认为尢列不过是想借此机会名利双收,于是派人带来《孙文罪恶史》:“总统有求于公,拟求公斧正,事竣之日,总统当以万金为润笔之资,并以优越地位相许,愿先生留意及之。”尢列知道京城已非久留之地,漏夜逃到天津法国租界,得到从南洋回到天津开印刷馆的中和堂党员照应,前往日本避难。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尢列重提革命,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讨袁,关仁甫再度上阵,在广东发动中和救世军(护国第五军)参与行动。这是中和堂的最后一战。袁世凯过了短暂的皇帝瘾后无奈取消帝制,没多久便郁郁而终。


跟孙中山缘分一场


1921年,孙中山人在广州,希望尢列能助己一臂之力,于是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尔我故交,人所知之。向有大事,子必与闻。今国事飘摇,子安忍使余独肩患难耶?”虽然孙中山有意让尢列推动治国计划,总参议胡汉民却不赞同。尢列本就淡薄官场,挥挥衣袖翩然返港。那是两名革命伙伴最后一次会面。


(中和堂委任状(1932年)。尢曾家丽提供。)

1936年9月26日,71岁的尢列来到南京中山陵拜祭战友,回忆起半个世纪前两人为革命而“意气相期,满腔血热”,年轻的志士们“洒几许血,染成民国”,四大寇中的孙中山、陈少白、杨鹤龄都已墓木已拱。尢列度过半辈子流亡生涯,如今“抚兹一身,形单影孑”,人生不胜唏嘘。

一个半月后,尢列于南京病逝。11月12日是孙中山的诞辰,也是尢列的死忌,本地海峡时报和中文报章都有相关新闻。《南洋商报》报道“革命先烈尢烈(列)在京逝世”(1936年11月16日),并刊登尢列临死前感怀身世,寄赠友人的《永诀诗》(1936年12月18日):“回头国事已前尘,所欲从心劫后身。孰与吾曹谈责赋,不贵不恃不骄人。”

念情的尢列并没有忘记南洋,他的遗嘱写道:“…海外华侨,过去协助革命有功之团体,甚望政府加以爱护维持。…”

既然尢列“抚兹一身,形单影孑”,后人从何而来?尢列的三哥将儿子尢永昌过继给他,尢迪桓与尢曾家丽就是尢永昌的孙子与孙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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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October 04, 2019

小学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三位女老师

人的身边在不同阶段会出现不同的人,有些成为毕生难忘的贵人,有时候自己亦成为别人的贵人,相互影响中度过各自精彩的人生。


刘楚乔老师


10月1日甫过,那是母校的校庆日,如果义安公司保校,如今学校已经113岁了。虽然学校那栋活像庙宇的建筑物依然屹立,但已不作教育用途,义安公司还跟同处一室的潮州八邑会馆对簿公堂,“潮州人,家己人”的文化底蕴已几乎荡然无存了。

忆当年踏入小学门槛,接触的第一位师长是刘楚乔老师。那个年头,我们称老师为先生,因此刘老师就是刘先生,到了小三的时候大家才根据教育部的指导准则改口称老师。


(刘楚乔老师。图片源自端蒙中学70周年刊。)

开学的第一天,同学们一个个被叫到课室前面的讲台上核实个人资料。轮到我时,刘老师和蔼亲切的笑容让我觉得进对了学校。她如常用潮州话问我,我十问九不知地摇着头。老师改用粤语,这回我听懂了,可是老师的粤语乃有限公司,她问我会讲华语吗?这回十问十知了。她说既然你的华语这么流利,我就选你当正班长吧!就这样,我成为名堂好听,实权则为“服务大众”的班长。

刘楚乔老师的钢笔书法自成一格,成绩册的封面和内页的个人资料都是她的笔迹。成绩册是校方的重要文件,我们一年只能在年中和年终成绩报告出炉后各保管一天,拿到成绩册当天便给家长签名,隔天马上交给班长,将40本成绩册端到教务室去。刘老师的字体成为我临摹的字帖,当然每年的临摹也就只有这两天了。

刘老师的记忆特别好,小一过后我没再上她的课,到了小六还记得我的名字,听说我的阿嫲已经去世了,她还纠结了一阵子。


陈桂花老师


小二的音乐老师是陈桂花老师。唱歌应该是人的天性吧?记得当时年纪小,歌曲很快就学上口了,老师弹钢琴,我们跟着跳跃的音符《踢毽子》《回娘家》《紫竹调》等。对于音乐课,同学们都像体育课般期待,偏偏随时被牺牲的,却是音乐、体育等科目。然后一别数年,小六的时候,陈老师成为我的级任,教导华文和数学。她对学生的慈母般的关爱赢得同学们的尊敬,最顽皮捣蛋的同学都不敢造次。


(陈桂花老师。图片源自端蒙中学70周年刊。)

在陈桂花老师身上,我们学会了社会上总有比我们更不幸的人,她将我们这一班的捐款送到报馆去,让同学们学习到雪中送炭是一种美德。陈老师也帮我投稿到《星洲日报》,升上中学前送了一本书给我,那是高尔基的《童年》。

学校有小学部,中学部和高中部,年底在礼堂进行颁奖礼和毕业典礼。中四毕业上台领取毕业证书时,陈桂花老师坐在台下,激动的眼神闪耀着嘉奖的目光。那是我十年中小学生涯,最后一次踏上母校的舞台。

典礼结束前,高中二,中四和小六毕业生全体竖立,唱起抒情的《毕业歌》:“唱起我们的歌来,不要为离别悲伤,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有伟大的责任在肩上。我们有共同的理想,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向共同的目标前进,永远像不分离一样。”


陈选治老师


小六的时候第一次学会《毕业歌》的歌词,那年的音乐老师是陈选治老师。陈老师教会我们驰骋在音乐的旷野里,印尼《莎丽兰蒂》,中国《踏雪寻梅》,新疆《美丽的姑娘》,美国《小白花》(Edelweiss),波兰《小鸟》,德国贝多芬《月光曲》,阿尔巴尼亚《含苞欲放的花》,苏格兰《罗梦湖》等。


(陈选治老师。图片源自端蒙中学70周年刊。)

陈选治老师告诉我们,因为杨伟群校长给她自由发挥的空间,不需要根据教育部刻板的教材,所以她决定继续走下去。她让我们的心灵了解到世界并不是眼前的小天地,所以我们有梦想,准备有朝一日破笼而出,到各个角落去认识世界。

多年以后,最有感觉的是清晨漫步在罗梦湖畔。冰冰凉凉的湖面,母鸭带着小鸭子游泳觅食。清澈的湖水掀起涟漪,旋转的时光,涡动的心情,浮现起这几位在我的小学时光里,以不同的方式给予我正面触动的女老师。

原来往事并非浮光掠影,只是藏在头脑海马体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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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舍之间

Tuesday, October 01, 2019

张振南与古友轩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四方八面)2019年9月9日

古友轩是新加坡约160年前赫赫有名的出版印务馆。我们的史学家洪锦棠和庄钦永的调研,证实古友轩是开始于1860年左右。

这家出版印务馆之所以值得一书,不仅因为它是最早,也是因为它出版、翻译和承印了不同族群、不同语言的书籍和刊物,担负起帮助华人移民融入本土社会、接受异地文化的使命。

它当年出版和承印的出版物,计有受到英国皇家学会海峡分会(Straits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委托,在1880年承印马来现代文学之父文西阿都拉(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Munshi)(1797-1840)的自传 -《阿都拉自传》(Hikayat Abdullah)。《阿都拉自传》是爪夷文(Jawi)版。1890年12月,古友轩创办新加坡第二份华文报《星报》。1891年,殖民地政府授权古友轩承印殖民地宪报的中文版(Straits Settlement Government gazette)。这些都是今日研究新加坡近代史珍贵参考文献史料。古友轩(Koh Yew Hean Press)原来坐落于直落亚逸街,创办人是福建金门人林光铨(字衡南)。

1898年10月,《叻报》刊登一则拍卖古友轩物业的广告,结果是林文庆博士(1869-1957)标得。他将《星报》易名《日新报》,可惜《日新报》因经营不善,两年后停刊。

古友轩在1911年迁移到桥北路(水仙门)18号,接近桥北路与谐街(High Street)交界处。相信新主人是潮州籍,故改名为“潮州古友轩英记”。

到了1924年,古友轩再度易主,让给原籍广东中山富豪,牙医张振南(1866-1924)。他也是地产商,树胶、黄梨园主,牙科仪器、钟表代理。武吉知马7英里张振南路(Cheong Chin Nam Road),就是以他命名。可惜张振南不久后去世,印务馆的经营,就落在时年24岁的长子张棣湖(1900-1986)身上。一直追随张棣湖的大儿子张根发(1920-2004),因父亲年迈,才由他接班,承继祖业。父子两人皆曾担任新加坡印务同业公会会长。我和根发最小的弟弟,排行第十的根培(1946-2004),曾在同一社区服务。

(1970年代水仙门一带的振南街,1905年以张振南命名。图片来源:互联网。)

在80年代末,由于水仙门进行市区重建,古友轩搬迁到乌美一街。

张根发逝世后,古友轩在2006年,向新加坡公司注册处(ACRA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 Accounting Corporate Regulatory Authority)提出除名。古友轩从此走入新加坡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