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庆瑞 Dr Goh Keng Swee - 大时代 （3 of 3）

新马合并与分家的大时代

马来西亚虽然于1963年9月16日正式成立，然而在合并的谈判过程中，仍有许多争议问题未能解决，经济问题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在合并前，新加坡和马来亚政府谈判时，就提到了设立单一市场。马来亚政府当时也同意在合并后逐步实行单一市场政策，条件是新加坡必须提供一亿五千万元贷款给砂劳越和沙巴（婆罗洲），15年内还清。新加坡因此希望在合并后能够加强贸易。

新加坡和中央政府第一次发生公开争议是在合并三个月后。1963年12月21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批评马来西亚的年度预算案没有给予提升社会状况足够的预算，马来西亚中央政府也没有实行单一市场的进展，加上印尼实行对抗，使得新加坡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于是决定延迟对婆罗洲的贷款。新马双方都称对方在拖延时间，不遵守承诺。新加坡的商人也开始投诉中央政府歧视他们，没有让他们和其他州获得相同的利益，反而对他们实行固打制。

1964年12月，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说印尼的对抗活动导致军备预算增加，中央政府要求新加坡将上缴中央的税收从40%增加到60%，新加坡则认为这对自己不公平，因为其他州属并没有因此增加缴税，双边经济的矛盾继续升温。在1964年，新加坡经历了7月和9月两次种族暴动，对外贸易严重受损，如再增加税收，对新加坡的商业活动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中央政府也宣布将关闭中国银行的新加坡分行，原因是中国银行在资助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活动。由于中国银行对新中贸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新加坡极力反对。但是，中央政府还是宣布要在1965年7月关闭银行。

新加坡工商界采取多种方式，抗议联邦政府的征税政策。1964年12月2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向陈修信呈递备忘录，正式要求取消营业税与薪金税，调整或暂缓实施糖入口税，并推派一个四人代表团前往首都，面陈新税对新加坡的影响。

新加坡的反征税运动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紧张。东姑警告说，若反对课税者策划全国性罢市，联邦政府将采取严厉的镇压行动。陈修信也警告行动党政府，如果新加坡人民采取暴力逼中央政府在实施营业税及薪金税方面让步，中央政府将让新加坡政府负全部责任。 然而，在马来西亚各界的普遍反对下，联邦政府也不得不面对现实，调整政策。东姑最终表示，如果发现新税有不妥之处，将及时做一些调整和修改。1965年1月23日，陈修信发表声明，政府将认真考虑新的征税方案，并将在近期提出征税修正法案。

在一系列导致新马经济冲突的问题中，工业发展问题一直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根据新马合并协议J项附录，中央政府在有关工业化问题方面，拥有两项权力：第一，颁发新兴工业许可证；第二，根据关税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实施具有保护作用的入口税。

吴庆瑞意识到合并后，中央政府在新兴工业许可证审批方面，将会对新加坡的企业实施苛刻的限制，以放缓新加坡发展的步伐。因此，吴庆瑞要求EDB简化新兴工业的免税申请与核准程序，在1963年8月中旬到9月16日合并前的短短一个月内，新加坡政府共颁发了77张新兴工业许可证。相比之下，在新马合并的两年期间，新加坡政府向联邦财政部递交了69份新兴工业许可证申请，仅有两份获得批准，其中一份还规定了种种限制，实际上等于拒绝。

马来西亚成立后，中央政府强调新加坡工业家在设立工厂之前，在程序上应先和中央政府磋商。陈修信指出：“新加坡方面未经直接与中央政府洽商，便大兴土木，建立工厂，他们只是就教于新加坡的权威人士，结果在最后才发现这些权威人士所作的保证并不能完全实现。因此，我建议新加坡企业家遇到这类问题时先和中央政府商洽，因为中央政府拥有颁发新兴工业许可证及关税保护的权力。”“新加坡的专家作出的保证不一定可行。”

（陈修信）

吴庆瑞与陈修信正面交锋，他认为中央政府与新加坡政府在权力与义务方面有明确规定，根据新马合并协议J项附录的规定，颁发新兴工业许可证的程序为：厂商先向新加坡政府申请，再转呈中央政府核准。至于工厂地点、水电供应、全盘计划的必要条件，建筑图纸之批准，申请贷款、技术协助以及其他方面的事项，均由新加坡政府决定。关税保护方面的程序为：先由关税咨询委员会将该项拟行的保护性措施加以考虑，而后将其意见提交中央政府作最后裁定。同时，州政府有权向咨询委员会建议，对那些行将包括在共同市场内的物品，加以关税保护。因此，在工业化发展问题上，新加坡政府并没有越权行为。

吴庆瑞于1959年提出新马共同市场的概念，主要考量到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人口不足200万，国内市场狭小。若与马来亚建立共同市场，新加坡出产的工业产品即能在约有1000万人口的庞大市场上免税推销，这将有力地推动新加坡的工业发展，减少失业人口，并可以解决因贫困而引起的种族等问题。因此，在合并谈判时，新加坡坚持共同市场是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基本条件。

由于马来亚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成立共同市场对马来亚弊多利少，合并后将进一步扩大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其他州之间的差距。陈修信认为：“共同市场带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新加坡的工业发展要以牺牲马来西亚其他部分的利益为代价。”因此，在马来西亚成立后，中央政府对于成立共同市场，一直采取拖延的态度。

新马双方关于共同市场的争论，在分家前夕达到了高潮。1965年7月17日，陈修信在新加坡大学的演讲中强调，共同市场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和经济方面的议题，更是一个政治性的议题，目前缺乏实施共同市场所需的“正确精神”（Right Spirit）。他认为，执行共同市场协议面临着三个重要问题：第一，共同市场牵涉到新加坡的进出口贸易，因此必须更加谨慎小心，避免引起更多经济问题。第二，中央政府有责任促进联邦内的工业平衡发展，因此若在短时间内成立共同市场，可能会导致联邦内各成员之间不平衡发展的恶化，使新加坡更具经济上的优势。第三，由于国防费用不断增加，中央政府必须采取可行的方法实现收支平衡。由于新加坡不愿额外支付，导致其他成员必须增加他所负担的部分，因此中央政府不能为了新加坡的经济利益而牺牲其他州的利益….。种种不同的理念最终导致1965年8月9日新马分家。

李光耀在行动党党报《行动报》（Petir）与《李光耀回忆录》提到吴庆瑞在1965年新马分家之前参与谈判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当时人民行动党倡议建立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项号召获得马来亚半岛的非马来人、新加坡、砂劳越及沙巴的人民的广泛支持，于是东姑决定把新加坡赶出去。 李光耀说他并不想要出现这样的局面，于是要吴庆瑞争取一个较松动的安排，“在与当时的副首相阿都拉萨（Abdul Razak，后来取代东姑阿都拉曼，成为马来西亚首相）和外交及内政部长伊斯迈举行几次会谈之后，庆瑞决定最好还是分家，我也只好同意。” 当年李光耀委任吴庆瑞与Abdul Razak商讨新马分家的细节，包括新加坡未来的国防安排。

吴庆瑞与Abdul Razak和陈修信的关系

吴庆瑞考获莱佛士书院经济学文凭，1940年代末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深造时就已经认识Abdul Razak Hussein （修读法律）。1949年，吴庆瑞、杜进才与Abdul Razak等六人在伦敦成立马来亚论坛，对摆脱殖民地政府统治秉持相同的理念。就新马分家，吴庆瑞和Abdul Razak从1965年7月起，共举行了五次会议。最后一次是在1965年8月6日，也就是新加坡正式独立的前三天。 一般人总以为李光耀在新马分家时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但直到李光耀在2010年发表的谈话，进一步说明他在《李光耀回忆录》中的追述，证实这是吴庆瑞在谈判时的决定，并获得马来西亚主要领导人的同意。

显然，吴庆瑞比较熟悉和善于掌握马来领导层的心态。他和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政府的财政部长陈修信有点亲戚关系，同那位和李光耀不咬弦的副首相Abdul Razak谈得来。东姑阿都拉曼和Abdul Razak都对他没有戒心。

（Tun Abdul Razak）

吴庆瑞是马六甲富有家族的后裔，父亲是一名橡胶种植园经理，母亲来自大马著名的政治世家，亲属包括陈祯禄和陈修信父子。陈祯禄1883年在马六甲出生，1949年成立马华公会，保护50万名陷入政治困境的华人，后来和巫统组成联盟，争取马来亚独立。1960年12月13日，陈祯禄逝世，被当时的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称为“独立之父”。合并时担任马来西亚联邦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长的陈修信是吴庆瑞的表哥。

吴庆瑞和陈修信的经济理念完全不同，陈修信一心要阻碍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在发出新型工业证书上显现出来。陈修信也要全面接收新加坡的纺织品配额，建造一家新的成衣厂，剥夺新加坡纺织工人的就业机会，最后英国施加压力，使中央政府把配额全数交还给新加坡。吴庆瑞认为陈修信还会找机会把各工业投资转到马来亚去，感到心灰意冷，对合并的共同市场不再存有幻想。

对吴庆瑞来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是个痛苦的决定， 因为这也意味着他和故乡马六甲与表亲永远脱离关系。

附录：

1918年10月6日，吴庆瑞出生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州，祖籍为福建，之后移居新加坡。

1959年，参选新加坡自治邦第一届立法议会选举，代表行动党角逐牛车水区议席并当选议员。并在接下来的5次大选中成功连任。并于同年出任新加坡第一任财政部长。

1965年至1967年间任内政及国防部长，任内提出在1967年实施强制性国民服役制度，为新加坡建立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部队。1970年，再次受委为国防部长长达九年。

1968年至1984年间任副总理。

1979年2月到1980年5月，以及1981年6月到1984年12月，两次担任教育部长。

1979年应邓小平的邀请，第一次访问中国。邓小平会见时表示，希望他退职后接受聘请，担任中国国务院的经济顾问。

1984年12月卸下内阁职务，同年退出新加坡政坛。退出政坛后，吴庆瑞也曾担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席、货币局主席与政府投资公司副主席等职。

1985年至1990年担任中国沿海开发区经济顾问兼旅游业顾问。吴庆瑞担任中国政府顾问近六年间，邓小平每年都会见他，详细听取他的汇报和建议，负责经济工作的谷牧副总理同他交往更加频繁。完全退休后吴庆瑞深居简出，生活低调。

参考资料：

Lee Kuan Yew， My closest confidante，Petir May/Jun2010 special issue

庞卫东，“新马分家之经济因素探析”，《东南亚南亚研究》 2011年第一期

Tan Siok Sun, Goh Keng Swee - A Portrait, ISBN:  9789814260398, Singapore: Editions Didier Millet,   2010

Soony Yap, Richar Lim, Leong Weng Kam, Man in white, The untold story of Singapore’s ruling political party, ISBN: 9789814266246, Singapore: Singapore Press Holding Limited 2009

Lee Kuan Yew, Memoirs of Lee Kuan Yew 1923-1965, 9789810406318,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Press Holding Limited 1998

Lee Kuan Yew, Memoirs of Lee Kuan Yew 1965-2000, ISBN:9812049843,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Press Holding Limited 2000

吴庆瑞 Dr Goh Keng Swee - 人情、亲情、友情 （2 of 3）

牛车水区参选

吴庆瑞担任公务员时，必须通过第二语文的测验，他的中文书写和广东话口试都及格了，但其中却有不为人知的内幕。他的媳妇陈淑珊（Tan Siok Sun）在《Goh Keng Swee: A Portrait》书中提到：“我（吴庆瑞）的书写没问题，可是在口试那一方面，我其实应该不及格的，只是主考官是一名善良的人，他给我很多暗示，最后连答案都告诉我了！”

抱着协助人民摆脱贫困的生活，1959年，41岁的吴庆瑞决定从政，辞掉民事服务的工作，参加1959年第一届新加坡自治邦全国大选。牛车水区（Kreta Ayer）聚集来自广东的社会下层人士，行动党委派吴庆瑞去牛车水区参选，吴庆瑞认为主要考量是他是党内唯一接受英语教育，同时会讲广东话的人选。 

当时吴庆瑞活力充沛，只是广东话讲得木呐，别人在竞选活动上雄辩滔滔，吴庆瑞则寥寥数语。在群众大会上，他以半咸半淡的广东话告诉牛车水的选民：“如果你们觉得我好，就选我啦。如果你们觉得我不好，就不要选我咯！”简单真挚的两句话，吴庆瑞赢得民心。牛车水住着下层人民，只求三餐温饱，能够在屋檐下讨生活。吴庆瑞真心诚意为牛车水人民谋福利，深受敬爱。1959年5月30日后至1984年12月，牛车水选区再也没有竞选对手。

（吴庆瑞在牛车水区接见选民）

吴庆瑞说：“这虽然是一个贫困的选区，但这里的人（绝大部分是广东人）却很容易满足。只要他们觉得你为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即使你有时无法为他们提供援助，他们也感到满足。”　

1984年，吴庆瑞宣布引退时，表现出拿得起放得下的大度：“当我们准备在来届（1984年）大选对议员和部长进行最大型的大换血时，这个决定是适当的。对那些将卸任的老臣，让我说一句‘谢谢你们的贡献，你们做的比想象中还多。你们将和我这个好伙伴一起引退。’”

吴庆瑞身边的女人

是不是每个“成功”的男人的一生都离不开第二个女人？

吴庆瑞的妻子潘瑞娘（Phua Swee Liang）是他当教育部长时认识的，1991年结婚。被忽略的是吴庆瑞的原配温爱丽丝（Alice Woon），一个中日混血儿，税务局书记。她17岁出嫁，19岁为吴庆瑞生下唯一的儿子吴建志。吴庆瑞和温爱丽丝共同生活了40多年，却在吴庆瑞退出政坛两年后离婚（1986），独自一人生活。2010年5月25日吴庆瑞逝世后，吴建志有感于他母亲在父亲背后的默默贡献，决定打破沉默，提醒国人不要忘记温爱丽丝的贡献：

“我的母亲伴随父亲度过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她对他非常支持，并在他最富创意、年轻力壮及精力充沛的时候，伴随左右。当国家感激吴庆瑞对新加坡的贡献时，应该记住她的角色也值得赞扬。”

'My mother spent the best years of their lives together, supportive of Dr Goh, and standing by him when he was at his creative best, young, hale and hearty, energetic.

'She deserves a tribute for her role, and the nation ought to remember this when it wants to appreciate Dr Goh's life and contribution to Singapore.'

2012年1月20日，温爱丽丝因肾衰竭而逝世，享年86岁。

（Goh Keng Swee and his first wife Alice Woon, in a photo taken in 1977 at an air show. With them is their daughter-in-law Tan Siok Sun and grandson Ken-Yi. The Straits Times Jan 21, 2011 ）

政友还是政敌

1963年2月2日的 “冷藏行动”中，林清祥、方水双、傅树楷、林福寿和 Dominic Puthucheary 等111名社阵的主要党员被捕入狱，社阵在失去强有力的领导和骨干之后，元气大伤。当时社阵主席李绍祖没被逮捕的原因不明，李绍祖说他有正当职业（医生），有医生公会做后盾，没有“合理”的理由逮捕他，实际原因或许跟吴庆瑞有关。吴庆瑞和李绍祖是棋友，过后吴庆瑞邀请李绍祖加入行动党，把这位直肠直肚的执业医生拉入政坛。可能吴庆瑞念旧情，觉得对李绍祖有一分愧疚，所以为李绍祖请命。不过这是民间野史，无法佐证。

（李绍祖医生曾经是吴庆瑞的棋友）

《Goh Keng Swee: A Portrait》书中也提到吴庆瑞帮助政见相左的老朋友余柱业和沙玛晚年回到新加坡生活，展现出晚年的吴庆瑞具有人情味的一面。

（余柱业-浪尖逐梦。照片取自风云丛书第一辑）

余柱业是50-60年代马来亚共产党在新加坡地下组织的负责人，马共统一战线组织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北京)的秘书长，也是文革时设在中国湖南省四方山的“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的编辑，沙玛（P. V. Sarma）则是电台英文组的负责人。1989 年，新加坡和中国进行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吴庆瑞通过中联部向当年莱佛士书院的老同学余柱业传话，邀请他担任新中建交的咨询工作。余柱业接受了吴庆瑞的邀请，在1991年回到新加坡，顺水推舟，担任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直到1995年去世。

吴庆瑞 Dr Goh Keng Swee - 时代巨人 （1 of 3）

从2011年5月的新加坡大选后这段日子以来，过去被打压的冰山下的世界在通膨的压力下正逐一浮现出水面。社会人口结构、移民的步伐与融入、教育的意义、薪金结构、收入的严重差距、Shock Therapy，低薪工友的困境、政府组屋的定价乖离大众住屋的原则、各大管理层如SMRT、CNB 和 SCDF 的利益丑闻等都是确确实实存在的社会、人格与道德问题。

部长讲话也给人即不合情、亦不合理的感觉，远远超越一般百姓所能理解的范围，最明显的是通过统计数字来解说月入一千元买得起组屋、博客写了一年，但屋价继续远远超过一般人的负荷、无视大众交通的主导原则，认为一亿元年净利不足以分一杯羹给美其名为“车长”的巴士司机，建议把成本转嫁给搭客，事后的澄清只给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等。

如果这是一部梁智强的电影，必定多姿多彩，但在一个我成长的地方、我奉献过人生最美好的青春的国家、我热爱的土地上演出真人实景的一出戏，心情绝对不好受。当贪婪以至近乎忘本的心态剥夺了最起码的人生价值观与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道德尊严，晚上还能够高枕无忧、无愧于心，睡得安宁吗？

2012年8月26日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李显龙先生发表了新加坡总理47年来最感性的演说，所谈的是 HOPE, HEART, HOME（希望，心灵，家园）。这个3H是说给谁听的？

这部现实片使我想起1979年，李光耀先生在他的文章“温故知新”（《人民行动党1954-1979》）的第二部分“领袖必须领导”中，总结执政20年所得到的经验时说道，我们策励自己，必须：

-发出明确的信号，不要迷惑人民
-前后一致，不要突然转向和改变
-保持廉洁，杜绝贪污
-要受人尊敬，不要讨人喜欢
-广泛地分摊利益，不剥夺人民应有的生活条件
-努力争取成功，绝不屈服

（乐于走入群众的李光耀先生，在芽笼西 Geylang West 和居民谈笑风生。1963年9月。照片来源：人民行动党1954-1979）

李光耀先生在1981年8月22日在总统府为老同僚举行的“告别宴会”上，提到“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人民行动党。对于这一点，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除非我们能够网罗最能干、最坚强最果敢和最具献身精神的人才，让他们加入人民行动党和政府，否则，新加坡将会崩溃。”（星洲日报，1982年3月15日）。

重温开国元勋李光耀先生30余年前的金科玉律，他并不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相反的是处处充满危机感。今日的政府该如何确实地实践正确的领导方针，策励自己，还是将“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人民行动党”视为理所当然的？

这部现实片也使我怀念起一位多做事少说话，但为新加坡的发展基础奠下根基的开国元勋吴庆瑞（Dr Goh Keng Swee），年久失修的根基彷佛正在摇晃中。

2010年，新加坡开国元勋吴庆瑞蒙主宠召，享年91岁（1918年10月6日-马六甲-2010年 5月14日）。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0/05/1949.html

蛋糕理念

吴庆瑞不是百万部长，但所承担的责任使他和他的团队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在我们的千万团队前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回顾五十年前人民行动党的建国理念？

(吴庆瑞 Dr Goh Keng Swee， 时代巨人)

2010年5月23日，The Straits Times 发表了许通美教授对吴庆瑞的评价：

One of the purposes of government is to make the world a little less unfair for the poor, the disabled and the disadvantaged. Perhaps because Dr Goh started his professional life in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and he represented Kreta Ayer, one of the poorest constituencies in Singapore, he never looked down upon or ignored the interests of the little people.

Dr Goh was a well-rounded individual. He loved music and founded the Singapore Symphony Orchestra. He created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gardens in Jurong. He was also the founder of the Jurong Bird Park and the Zoo....life is more than making money and eating well. It is also about learning to enjoy music, communing with nature and marvelling at the splendours of the bird and animal kingdoms.

Dr Goh's thrift is legendary. Even when he could well afford it, he continued to live a simple and frugal life. He shunned ostentation and consumerism. When I called on him at th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when he was its chairman, he apologised for the size of his office. I do not think Dr Goh would approve of the trend in Singapore where some wealthy citizens flaunt their wealth and lead self-indulgent lives.

新加坡建国期间人民行动党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来自共产党。人民行动党与共产党所奉行的政治信仰的共同点是两者都极力争取社会平等，把利润更公平地分配给工人。不同点是社会主义者崇尚社会改革来改善现状，从资产阶级手中“挤”出更多金钱，分配给工人。共产主义者则通过强制手段，从资产阶级手中取得财富，最后所要的就是一场革命。

奉行社会主义的行动党建国功臣吴庆瑞在1959年出任新加坡自治邦第一届财政部长时，新加坡的失业率达14％，他形容新加坡的经济情况是“悲惨”的。 身为一名议员，经常面对要求他帮忙找工作的居民，可惜因为居民几乎没受过教育，找工作往往徒劳无功。 这些居民显得很沮丧，最后索性不再上门了。吴庆瑞认为，他们可能已经放弃希望，使无依无靠的家人面对更大的困难，因此下定决心，使新加坡的经济振作起来。

吴庆瑞的“蛋糕理念”，对新加坡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及金融方面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 所谓的“蛋糕理念”，是先把蛋糕烤熟，然后才来顾虑如何分配；先把经济搞起来，然后才考虑如何分享收益。按部就班实行理念后，吴庆瑞退出经济圈子。今天我们是不是已经为了财团和股东而忘记了如何分享这块蛋糕？

吴庆瑞在内阁中先后担任多项要职，包括财政部长（1959-1965）、内政及国防部长（1965-1967，1970-1979）、副总理（1968-1984），教育部长（1979-1980，1981-1984），被誉为 “新加坡经济发展总建筑师”。跟当年的开国元老相比，吴庆瑞的政治生涯算是比较短促的，1959年竞选到1984年以私人原因引退，前后四分之一个世纪。

吴庆瑞3大决策

1）经济

1959年吴庆瑞参选后出任新加坡自治邦第一届财政部长，他认为只有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才是唯一制造就业机会，解决失业问题的途径。在担任财长期间，新加坡政府邀请联合国技术援助小组（United Nations Technical Assistance Team，1960）对新加坡的工业化前景提出建议（UNDP mission），由荷兰经济学家Albert Winsemius领导的技术小组提出四年计划，是新加坡通往工业化道路的重要里程碑。吴庆瑞推行多项建议，包括成立经济发展局（EDB，1 Aug 1961），实行经济奖励等，成功争取到多家跨国公司到裕廊设立工厂，通过发展裕廊工业区来开展新加坡工业化大计。

（吴庆瑞夫人（Alice Woon）为裕廊造船厂建造的蒸汽船主持下水礼。NAS 1965）

1965年9月至1984年，Winsemius回到新加坡，担任首席经济顾问，指导新加坡从劳工密集过渡到技术密集工业。在1960年代后期，吴庆瑞意识到亚洲市场可以搭上欧洲共同体急速成长的列车，于是发出更多营业执照给外国银行，让它们能够在新加坡运作，使新加坡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中国搞文化革命，也使到新加坡受惠，跨国公司不敢到韩国、台湾与香港等地投资，纷纷把资金转移到新加坡，裕廊工业区与各个轻工业区蓬勃发展，非但解决了英军撤退的失业问题，还面对劳工短缺，必须招引外劳。

根据《Men in White》: Ngiam Tong Dow remembered what Goh Keng Swee told him, that every time he drove by a school and saw hundreds of children streaming out, he felt downhearted, wondering how to find jobs for them when they left school.  Ngiam Tong Dow was privy to Goh Keng Swee’s thinking as permanent secretary (finance) and EDB chairman. He elaborated, “The government’s philosophy is to bake the cake first, then worry about how to slice it. Grow the economy first, than talk about how to share the income. Most countries think of just distributing the income and end up sharing misery.”

1968年，新加坡正面对着英军撤离新加坡的经济困境，英军的开销约占20%GDP，为三万名工人提供职业，间接雇佣一万名家庭佣人，其他相关行业有裁缝、酒吧餐馆等。当时美国 ESSO 石油公司同意在新加坡投资兴建炼油厂，但指定建在圣淘沙岛上。为了解决当前的失业问题，EDB接受这个安排，但被吴庆瑞一口拒绝。吴庆瑞接受荷兰顾问 Dr Albert Winsemius 的看法，认为新加坡需要一个大型的消闲活动兼旅游中心，圣淘沙是最适合的地点。多轮谈判后，ESSO最终在Pulau Ayer Chawan （现在的裕廊岛 Jurong Island）设立炼油厂。今天回顾40多年前的一个决策，新加坡有了圣淘沙这个世界级旅游地标与衔接多个小岛而成的裕廊岛（多数厂家从事炼油相关的行业），不能不佩服吴庆瑞这位经济策划师的远见。

2）国防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吴庆瑞成为国防部长（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and Defence, MID），计划在1966年至1969年间训练12个营的全职军人。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当年不同意这个做法，他认为新加坡需要一支小型的正规军，但必须具备动员全国人民组成的后备军的能力。修订后的计划成为今天的新加坡武装部队与国民服役的蓝图：12营正规军与全国性的后备军。1967年3月14日，国会三读通过国民服役法令，第一批受影响的是1949年出生的男公民，大约9000人在1967年9月入伍。

（第一批在SAFTI受训结业的新加坡武装部队军官。NAS 1967)

吴庆瑞对国民服役的诠释：国民服役对年轻人来说是时间和金钱上的莫大牺牲，军事训练也将士兵的耐力推向极限，这一切都不是愉快的事。但在每次全国选举中，国民服役并不是一个争论点，自我防卫的意识正在民间滋长中。一般新加坡公民都知道，他们所面对的危险是实实在在，而不是假想的。...话虽如此，在准备战争、维持和平的原则下，我们不能偏执。最糟糕的政策是武装自己的步伐，已经使到我们的邻国误解我们的意图。要知道我们不是以色列，东南亚地区也不是中东。

The Straits Times Sept 25, 1984: National service imposes not only a great sacrifice of time and money on the young men called up. It is also unpleasant as military training aims to push the soldier to the limits of human endurance. Yet in every election since national service was introduced, its abolition has never been an election issue.

...The average Singapore citizen knows the dangers that he faces are real and not hypothetical. A kind of folk wisdom has grown on the need to defend ourselves.

... Having said this, while we must prepare for war to keep the peace, we must not get paranoid about this. The worst policy is to arm ourselves to the point where our neighbours misread our intentions. We are not Israel and South-east Asia is not the Middle East.

当时的国民服役还面对另一个语言困境，就是“福建兵”，许多应召入伍的年轻人根本听不懂上司的英语与马来话，必须以福建话来沟通。这个问题持续了十余年，教育普及后才完全解决。

3）教育

1979年担任教育部长后，吴庆瑞对本地教育制度提出大改革，包括：推行小学分流、实施N水准会考、创办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CDIS）、以及增加教师薪金以提高他们的士气。 其中，分流制引起最大的争议，直至今世今日还是被认为是一个精英主义，打击没有学术才华的国民的框架。

吴庆瑞解释，当时的教育制度只让顶尖10％至15％的学生获益，他们最终念到A水准，而那些无法跟上学习进度的学生，就无法得到适当的教育。 虽然吴庆瑞对教育领域有兴趣，但和他担任财政部长和国防部长期间所面对的挑战相比，他认为这是他在政府部门里最闷，甚至最烦的日子。

比较少人提及的是宗教教育，在一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领导模式下，失败的例子最好匆匆盖过，不再提起。吴庆瑞相信宗教教育是维持社会和谐和灌输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渠道，虽然当时社会上有许多争议，认为在学校教导宗教可能会导致宗教狂热，引起反效果，但在1982年，基督教、佛教、兴都教、伊斯兰教与儒家在“道德教育”的包装下，成为中学选修学科之一。不过，宗教教育只维持了短短的七年，便以“提高宗教分歧的意识，并制造传播宗教信仰的新热潮”为由而寿终正寝（heightened consciousness of religious differences and a new fervour in the propagation of religious beliefs）。

Where have all the children gone

2012年8月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中，李显龙先生谈到挑战生育率（1.3）的课题，表示政府会继续调整现有政策，鼓励国人多生育。

配合总理的演说，2012年9月间，电台UFM100.3策划一系列时事开讲节目， 由财政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杨莉明与电台DJ黄文鸿携手主持的“众议院”，邀请部长级嘉宾上阵。最后一场讨论会请来总理公署部长兼环境与水源部第二部长，及外交部第二部长傅海燕，讨论生育课题。对于这项似乎“不可能的任务”，傅海燕希望国人除了有事业上的人生目标，也不要忘记追求爱情和亲情。 提到生育和养育的压力，杨莉明与傅海燕双双分享说，许多人在度假时怀孕，建议大家不妨花点时间与心思去罗曼蒂克一下。一位现场观众即刻笑问政府可否给于度假津贴，虽然是即席打趣开心一下，但背后的生育要钱，度假也要钱的信息，似乎已经在笑声中带过。

（电台UFM100.3“众议院”。取自news.omy.sg 14/9/2012）

2012年11月26日，李显龙总理接受彭博社专访，再次谈到新加坡人口老化的问题。人口成长和移民政策以及经济成长息息相关，新加坡政府近年來引进大量外來人力和移民，以保持生产力，却因此引起新加坡人对外来移民的反弹。这是一个无法在一时之间解决的问题。相反地，新加坡未来十年必須面对，政府必须在生育率下降以及引进移民之间求取一个平衡点。 

生儿育女从民间男欢女爱、个人选择之事提升为国家大事并非现在才有的事，追溯新加坡近代史，自脱离英国殖民地，从自治（1959）到独立（1965）以来，生儿育女一路来都是国家级的大课题。

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先生的时代，PAP以“一夫一妻”作为竞选的标语，赢得第一届自治政府的执政权。1961年国会立法通过妇女宪章，落实一夫一妻制来保障妇女与儿童的权益，一夫一妻制也遏制了人口增长的步伐。为了进一步控制人口膨胀，1966年成立“家庭计划与人口委员会”，在1970年代全面通过強大的政府机制，印发大量宣传海报，鼓吹“两个就够了”（Stop at two）的小家庭政策，并鼓励妇女进行结扎手术，避免因为“好玩”而给国家制造更多混淆。

（生儿或生女，两个就够了。c.1970s，宣传海报）

经济发达的国家有一个明显的趋势，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不愿意太早结婚，婚后也不愿意多生小孩。到了1982年，经济发达的新加坡已经与韩国、香港和台湾齐名，号称亚洲四小龙，生育率从1950年代中期每名妇女生育6名子女逐年下降， 1973年4.3，1975年2.1，至1982年1.7，“两个就够了”才匆匆喊停。当时的政策忽略了整个大环境，一般家庭早已走向小家庭路线，“Stop at two”矫枉过正，人口追不上经济指标。是小家庭计划太过成功还是跟不上大势？

为了提高生育率，政府有选择性地鼓励生育，在1980年代通过金钱及入学优先的诱惑，以“七分靠先天，三分靠努力”的优生学论来加强精英主义论据，鼓励受过大专教育的妇女多生育，并由社会发展部（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举办未婚高级公务员与大学毕业生等联谊活动；至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国人，政府实施“一万元节育奖励计划”，希望通过人口素质的控制来提升人力资源的水平。

（第二个可以等 The Second Can Wait。第二个真的可以等吗？c.1970s，宣传海报）

1983年8月14日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李光耀说道：“我们的生育库如果不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而是让她们置身事外，那么社会的智商水准就会愈来愈低……下一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聪明人口……这就是问题所在。”因此，李光耀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坚持“下娶”。李光耀甚至打趣说，如果时间可以重来，可能不会遏制Polygamy（一夫多妻）。

（Polygamy，多子多福的年代。c.1930s）

这一场精英与庶民之战使PAP在隔年的大选中流失了12% 选票，还引来独立以来第一位执政党员，也是前副总理的开国元勋杜进才在国会投不赞成票，受党鞭谴责。

为了撮合男女大学毕业生，当时还设立了SDU来经营配对的工作。SDU原为Social Development Unit的英文缩写，却被戏虐为Single Desperately Unwanted。为了表示一视同仁，政府的另一个运作机制人民协会（People  Association, PA）也搞了个SDS（Social Development Service），为成年男女缔造浪漫，提高结婚生子的机会，用心良苦。

（SDU, now known as SDN，Social Development Network）

除了SDU和SDS外，新加坡广播局也配合了政府的步伐，推出了娱乐与相亲兼容的配对活动如“天生一对龙凤配”、“金童玉女一线牵”等，缔造了一对非常活泼的金牌司仪丘胜扬和黄毓玲。广播出身的丘胜扬还活跃于958，黄毓玲则告别了水银灯下的生活。

进入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先生的时代， 在2000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吴作栋宣布推出“婴孩花红”计划，以扭转生育率不断下滑的趋势。政府随后修改了雇佣法令，让妇女在生育第三个孩子时享有八个星期的有薪产假，费用由政府承担，彻底告别上世纪70年代施行的“两个就够了”的小家庭政策。

婴孩花红计划初推出时，只有生育第二和第三胎的夫妇才能领取婴儿花红现金部分与“一元对一元”的填补。夫妇在生育第一、第四胎或更多胎时则无法得到这笔钱。那时候，新加坡的托婴设施也不多，全岛只有三家提供这项服务。不论是将子女送到托婴所或托儿所，政府给予每月150元的津贴。

到了2004年，政府承认第一胎对人口增长的“贡献”，让夫妇生育第一胎时也能享有婴儿花红现金部分，第四胎则可得到婴儿花红现金部分以及户头填补。妇女的产假增至三个月，而托婴所津贴也增至400元。

进入第三任总理李显龙先生的时代，2008年妇女的产假增加到目前的四个月。 2008年8月，李显龙的国庆演说中表示自己身体力行，已经实践了全国同胞都应一致落实的生活，他身为四个孩子的爸爸，对換尿布这一类新好男人的角色早已驾轻就熟，而且非常享受为孩子换尿布所带来的乐趣。“丈夫如果将一切工作都丟给妻子，或是强迫女性在工作与生孩子间做出选择，那么，她们就会展开生育罢工。”

据说当时李显龙曾建议国家应向新一代的父亲伸出援手，落实男性育婴假，但是雇主并不赞同，认为育婴这项国家大事会对经济这另一项国家大事造成极大的破坏。

政府苦口婆心相劝利诱多年，新加坡人的生育率还是无法达到替代水平，讲到底就是价值观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不只是部分年轻夫妇的价值观出现转变，视个人事业发展与追求财富为人生的一大成就，并认为此成就远远高于生育孩子。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成家立业”，先成家再一起打拼的观念已经彻底崩溃。至于年长一代也对“子孙满堂”的观念立下新的定义，一些祖父母辛苦打拼了一辈子，老来乐得清闲，抱抱孙子可以，协助照顾孙子则比较困难，这使得他们的孩子在考虑生儿育女时，多了一层心理障碍。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 two is enough 会不会重现？c.1970s，宣传海报）

2012年，政府宣布明年将推出更多物质性鼓励措施来鼓励国人结婚生育，民间质疑这是否在变相打造向钱看的生育文化，傅海燕驳斥这个说法，强调政府提供鼓励措施，是要帮助人民减轻生儿育女的生活费。 从她过去出席的对话会，许多年轻夫妇都告诉她，他们不会为了奖励而生孩子，但政府的措施能帮助他们减轻费用。她强调政府一贯的说法：“正是因为我们听到人们面对生活费问题，所以每年拨款约16亿元帮助年轻夫妇减轻经济负担。我们的许多措施主要是减低费用，而不是奖励或奖品。”

我们由衷希望生儿育女这分曾经是理所当然，传宗接代的“传统文化”不会被商业化，变成政府与民间的金钱交易，否则所带来的人文精神的冲击真的是无可斗量！

附记（1）6 Aug 2013：

2013年8月5日，Straits Time为李光耀发表新书《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 》，引用李光耀说他要派发两年薪金的婴儿花红，为了证明金钱不能鼓励年轻夫妇多生育。他说：“I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 and I have given up. I have given the job to another generation of leaders. Hopefully, they or their successors will eventually find a way out.”

听君一席话，使到我有点飘飘然，因为李光耀证明了草根如我的观点，传宗接代的“传统文化”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政府与民间的金钱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