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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ly 26, 2013

一夫多妻家庭照

生儿育女从民间男欢女爱、个人选择之事提升为国家大事并非现在才有的事,追溯新加坡近代史,自脱离英国殖民地,从自治(1959)到独立(1965)以来,生儿育女一路来都是国家级的大课题。

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先生的时代,PAP以“一夫一妻”作为竞选的标语,争取妇女选票,赢得第一届自治政府的执政权,并在1961年国会立法通过妇女宪章,落实一夫一妻制来保障妇女与儿童的权益,一夫一妻制也遏制了人口增长的步伐。为了进一步控制人口膨胀,1966年成立“家庭计划与人口委员会”,在1970年代全面通过強大的政府机制,印发大量宣传海报,鼓吹“两个就够了”(Stop at two)的小家庭政策,并鼓励妇女进行结扎手术,避免因为“好玩”而给国家制造更多混淆。

经济发达的国家有一个明显的趋势,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不愿意太早结婚,婚后也不愿意多生小孩。到了1982年,经济发达的新加坡已经与韩国、香港和台湾齐名,号称亚洲四小龙,生育率从1950年代中期每名妇女生育6名子女逐年下降, 19734.319752.1,至19821.7,“两个就够了”才匆匆喊停。当时的政策忽略了整个大环境的趋势,其实一般家庭早已走向小家庭路线。“Stop at two”矫枉过正,是小家庭计划太过成功还是跟不上大势?

为了扭转局势,提高生育率,政府有选择性地鼓励生育,在1980年代通过金钱及入学优先的诱惑,以“七分靠先天,三分靠努力”的优生学论来加强精英主义论据,鼓励受过大专教育的妇女多生育,并由社会发展部(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举办未婚高级公务员与大学毕业生等联谊活动;至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国人,政府实施“一万元节育奖励计划”,希望通过人口素质的控制来提升人力资源的水平。


1983814日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李光耀说道:“我们的生育库如果不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而是让她们置身事外,那么社会的智商水准就会愈来愈低……下一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聪明人口……这就是问题所在。”因此,李光耀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坚持“下娶”。李光耀甚至打趣说,如果时间可以重来,可能不会遏制Polygamy(一夫多妻)。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2/12/where-have-all-children-gone.html

讲起Polygamy,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摄影文化展馆有一幀摄于1930年代的一夫多妻,男性享尽齐人之福的家庭照,两个太太一左一右,八个孩子分散两旁。少数类似的家庭延伸到1970年代,甚至1980年代。有访客说在那个不算是很久远的年代,这样的家庭已经算是小规模了。

想起来的确如此,记得小时候做印刷的父亲带我去跟他的老板拜年,入屋叫人,有叫大婆的,有三婆的,也有六婆,男孩子全都在印务馆谋个官职,后来还因分家产搞得伙计们都“冇眼睇”。一家印刷馆养活整村人实在不容易。

曾几何时,新加坡面对着一连串的社会变迁,这类大家庭已经不复存在,摩登夫妻婚后不是不育就是以生活费为由,意思意思一下,人口替代水平小于1.3。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回1970年代,新加坡政府是否还会施行“两个就够了”的小家庭计划?

照片中谁是大老婆,谁是小老婆,应该如何分辨?


(齐人之福的家庭照,谁是大老婆,谁是小老婆?c.1930s)

有人根据两位夫人的穿着打扮来猜测,认为在男士左边那位珠光宝气,一脸贵妇相的夫人是原配,右边那位比较苍白,没什么打扮的应该是受到“大姐”的欺凌的小老婆,苦情惯了,所以连拍家庭照都不挤不出笑容。

也有人作反向思考,认为那位贵妇应该是小老婆,小的被纳入这户家庭后还生了站在身边的儿子,可以传宗接代,当然更加得宠了。至于大老婆,失去地位后被打入冷宫,又没有脱离“恶势力”的能力,只好就这样度过一生。

靠左还是靠右,所影响的可是春秋大局,丝毫马虎不得。

如果以现代西方文化来考量,国际礼仪所依照的是“尊右”原则,也就是右大左小,男左女右代表的是男士以女伴为尊的gentleman风度。宴客时,男女主人如果并肩而坐,女主人坐右边;如果男女主人对坐,女主人的右边是首席,男主人的右边是次席。 至於西方尊右的由来可能是习惯成自然吧!不过右边是right,也是“正确”的意思,拉丁文的左边sinister在英文的意思是邪恶、不吉祥,或许这也是西方尊右的原因。

摄影是法国人发明的技术,后来通过美国Kodak的软胶片,俗称菲林来发扬光大,在吹起一片西风的大环境下,一家人站在一起拍家庭照时是否也受到西方右尊的影响?看来未必,因为当年的华人还是秉持着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观念,西方的技术可以引为中用,但骨子里还是守候着祖先留下来的一方文化。因此从中国文化来窥探玄机应该会有所获。

中国先秦以前官制是“右尊左卑”,《礼记王制》记载:“殷人学国老于右学,学庶老于左学。”《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 《史记田叔列传》记载:“贤赵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见与语,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由此出了“无出其右”的成语,都足以说明中国也曾经出现过“尊右”的传统。

不过影响更深远的是道家以左手为敬手:楚人尚左,老子,楚人也,故以左边为大边。

中国传统社会有“左东右西,前南后北”的说法,这个方向的理念跟现代人看地图认方向正好相反,小学时老师已经教导我们定位,将右手指向太阳升起的方向,那就是右边,左手所指的方向就是左边,正面是北方,背后是南方,因此是左西右东,前北后南。其实到头来东南西北方都是一致的,只是东西方文化地理出发点刚好相反,因此需要更多时间去互相了解磨合。

既然在中国文化中前后左右有尊卑高低之分,那该怎么分呢?南尊北卑,东为首,西为次,帝王坐北朝南,左侧是东方,因此,在崇尚东方的同时,左也跟著尊贵起来。左青龙右白虎、文左武右、男左女右、左高右低都是“尊左”的习俗。

从尊左的习俗中回头看中国史,虽然各个朝代的开国皇帝都是武将出身,国家机制却是重文轻武,文官比武官的地位崇高,所以一方中原文化才足以感化“蛮夷”。

以流传下来的尊左的习俗来回头看东方的男左女右,虽然跟西方的男女位置一致,含义却完全不同。

再以流传下来的尊左,左高右低的习俗来看这张静静守候在博物馆的角落的家庭照,答案已经很明显。所谓长幼有序,大婆和二奶的身份是无法对调的,大婆的珠光宝气和老二苍白的表情是天渊之别,不晓得在这个家庭生活的老二是否如许多粤语残片的剧情那般受尽欺凌,在忍辱吞声中告别一个不算是很久以前的年代?

Friday, December 14, 2012

Where have all the children gone

20128月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中,李显龙先生谈到挑战生育率(1.3)的课题,表示政府会继续调整现有政策,鼓励国人多生育。

配合总理的演说,20129月间,电台UFM100.3策划一系列时事开讲节目, 由财政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杨莉明与电台DJ黄文鸿携手主持的“众议院”,邀请部长级嘉宾上阵。最后一场讨论会请来总理公署部长兼环境与水源部第二部长,及外交部第二部长傅海燕,讨论生育课题。对于这项似乎“不可能的任务”,傅海燕希望国人除了有事业上的人生目标,也不要忘记追求爱情和亲情。 提到生育和养育的压力,杨莉明与傅海燕双双分享说,许多人在度假时怀孕,建议大家不妨花点时间与心思去罗曼蒂克一下。一位现场观众即刻笑问政府可否给于度假津贴,虽然是即席打趣开心一下,但背后的生育要钱,度假也要钱的信息,似乎已经在笑声中带过。


电台UFM100.3“众议院”。取自news.omy.sg 14/9/2012

2012年11月26日,李显龙总理接受彭博社专访,再次谈到新加坡人口老化的问题。人口成长和移民政策以及经济成长息息相关,新加坡政府近年來引进大量外來人力和移民,以保持生产力,却因此引起新加坡人对外来移民的反弹。这是一个无法在一时之间解决的问题。相反地,新加坡未来十年必須面对,政府必须在生育率下降以及引进移民之间求取一个平衡点。 

生儿育女从民间男欢女爱、个人选择之事提升为国家大事并非现在才有的事,追溯新加坡近代史,自脱离英国殖民地,从自治(1959)到独立(1965)以来,生儿育女一路来都是国家级的大课题。

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先生的时代,PAP以“一夫一妻”作为竞选的标语,赢得第一届自治政府的执政权。1961年国会立法通过妇女宪章,落实一夫一妻制来保障妇女与儿童的权益,一夫一妻制也遏制了人口增长的步伐。为了进一步控制人口膨胀,1966年成立“家庭计划与人口委员会”,在1970年代全面通过強大的政府机制,印发大量宣传海报,鼓吹“两个就够了”(Stop at two)的小家庭政策,并鼓励妇女进行结扎手术,避免因为“好玩”而给国家制造更多混淆。

(生儿或生女,两个就够了。c.1970s,宣传海报)

经济发达的国家有一个明显的趋势,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不愿意太早结婚,婚后也不愿意多生小孩。到了1982年,经济发达的新加坡已经与韩国、香港和台湾齐名,号称亚洲四小龙,生育率从1950年代中期每名妇女生育6名子女逐年下降, 1973年4.3,1975年2.1,至19821.7,“两个就够了”才匆匆喊停。当时的政策忽略了整个大环境,一般家庭早已走向小家庭路线,“Stop at two”矫枉过正,人口追不上经济指标。是小家庭计划太过成功还是跟不上大势?

为了提高生育率,政府有选择性地鼓励生育,在1980年代通过金钱及入学优先的诱惑,以“七分靠先天,三分靠努力”的优生学论来加强精英主义论据,鼓励受过大专教育的妇女多生育,并由社会发展部(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举办未婚高级公务员与大学毕业生等联谊活动;至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国人,政府实施“一万元节育奖励计划”,希望通过人口素质的控制来提升人力资源的水平。


(第二个可以等 The Second Can Wait。第二个真的可以等吗?c.1970s,宣传海报)

1983814日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李光耀说道:“我们的生育库如果不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而是让她们置身事外,那么社会的智商水准就会愈来愈低……下一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聪明人口……这就是问题所在。”因此,李光耀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坚持“下娶”。李光耀甚至打趣说,如果时间可以重来,可能不会遏制Polygamy(一夫多妻)。


(Polygamy,多子多福的年代。c.1930s)

这一场精英与庶民之战使PAP在隔年的大选中流失了12% 选票,还引来独立以来第一位执政党员,也是前副总理的开国元勋杜进才在国会投不赞成票,受党鞭谴责。

为了撮合男女大学毕业生,当时还设立了SDU来经营配对的工作。SDU原为Social Development Unit的英文缩写,却被戏虐为Single Desperately Unwanted。为了表示一视同仁,政府的另一个运作机制人民协会(People  Association, PA)也搞了个SDSSocial Development Service),为成年男女缔造浪漫,提高结婚生子的机会,用心良苦。



(SDU, now known as SDN,Social Development Network)

除了SDUSDS外,新加坡广播局也配合了政府的步伐,推出了娱乐与相亲兼容的配对活动如“天生一对龙凤配”、“金童玉女一线牵”等,缔造了一对非常活泼的金牌司仪丘胜扬和黄毓玲。广播出身的丘胜扬还活跃于958,黄毓玲则告别了水银灯下的生活。

进入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先生的时代, 2000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吴作栋宣布推出“婴孩花红”计划,以扭转生育率不断下滑的趋势。政府随后修改了雇佣法令,让妇女在生育第三个孩子时享有八个星期的有薪产假,费用由政府承担,彻底告别上世纪70年代施行的“两个就够了”的小家庭政策。

婴孩花红计划初推出时,只有生育第二和第三胎的夫妇才能领取婴儿花红现金部分与“一元对一元”的填补。夫妇在生育第一、第四胎或更多胎时则无法得到这笔钱。那时候,新加坡的托婴设施也不多,全岛只有三家提供这项服务。不论是将子女送到托婴所或托儿所,政府给予每月150元的津贴。

到了2004年,政府承认第一胎对人口增长的“贡献”,让夫妇生育第一胎时也能享有婴儿花红现金部分,第四胎则可得到婴儿花红现金部分以及户头填补。妇女的产假增至三个月,而托婴所津贴也增至400元。

进入第三任总理李显龙先生的时代,2008年妇女的产假增加到目前的四个月。 20088月,李显龙的国庆演说中表示自己身体力行,已经实践了全国同胞都应一致落实的生活,他身为四个孩子的爸爸,对換尿布这一类新好男人的角色早已驾轻就熟,而且非常享受为孩子换尿布所带来的乐趣。“丈夫如果将一切工作都丟给妻子,或是强迫女性在工作与生孩子间做出选择,那么,她们就会展开生育罢工。”

据说当时李显龙曾建议国家应向新一代的父亲伸出援手,落实男性育婴假,但是雇主并不赞同,认为育婴这项国家大事会对经济这另一项国家大事造成极大的破坏。

政府苦口婆心相劝利诱多年,新加坡人的生育率还是无法达到替代水平,讲到底就是价值观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不只是部分年轻夫妇的价值观出现转变,视个人事业发展与追求财富为人生的一大成就,并认为此成就远远高于生育孩子。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成家立业”,先成家再一起打拼的观念已经彻底崩溃。至于年长一代也对“子孙满堂”的观念立下新的定义,一些祖父母辛苦打拼了一辈子,老来乐得清闲,抱抱孙子可以,协助照顾孙子则比较困难,这使得他们的孩子在考虑生儿育女时,多了一层心理障碍。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 two is enough 会不会重现?c.1970s,宣传海报)

2012年,政府宣布明年将推出更多物质性鼓励措施来鼓励国人结婚生育,民间质疑这是否在变相打造向钱看的生育文化,傅海燕驳斥这个说法,强调政府提供鼓励措施,是要帮助人民减轻生儿育女的生活费。 从她过去出席的对话会,许多年轻夫妇都告诉她,他们不会为了奖励而生孩子,但政府的措施能帮助他们减轻费用。她强调政府一贯的说法:“正是因为我们听到人们面对生活费问题,所以每年拨款约16亿元帮助年轻夫妇减轻经济负担。我们的许多措施主要是减低费用,而不是奖励或奖品。”

我们由衷希望生儿育女这分曾经是理所当然,传宗接代的“传统文化”不会被商业化,变成政府与民间的金钱交易,否则所带来的人文精神的冲击真的是无可斗量!

附记(1)6 Aug 2013:

2013年8月5日,Straits Time为李光耀发表新书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 》,引用李光耀说他要派发两年薪金的婴儿花红,为了证明金钱不能鼓励年轻夫妇多生育。他说:“I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 and I have given up. I have given the job to another generation of leaders. Hopefully, they or their successors will eventually find a way out.”

听君一席话,使到我有点飘飘然,因为李光耀证明了草根如我的观点,传宗接代的“传统文化”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政府与民间的金钱交易!

Friday, April 27, 2012

我从“哪里”来 - KK Hospital和留医院

我们这一代人多数是在平民医院KK Hospital出世的(还是“入世”比较贴切?)。当然我怎么努力,都无法唤回自己在KK出生的时候的一丁点记忆,也不记得有缘躺在身旁一块儿讲“婴语”的小朋友。如果唤得回那一份婴儿时期的记忆才是天方夜谭哪!

KK印象最深刻的情景有三,都发生在旧址Kampong Java RoadKK:第一次是四弟国文在KK出生后,父亲和我去医院跑了几趟。后来母亲先出院,一个星期后护士把国文送回家,还细心指导母亲育婴时该注意的一些细节。第二次是22年后,表姐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外甥女,问我们慧玲长得好不好看。转眼间慧玲已经21岁,投入社会大学。第三次是我自己的女儿出生,半夜三点提起行装,把妻子载到KK产房。早晨九时许,把嘉媛挤出来那几分钟,我的手也被捏得黑青,那时才真正领教过女人生产的那一刻,力气无穷大。经过一番彻骨寒,母子连心,难怪母爱也是最伟大、最广为传颂的。

(1950年代,旧KK的产妇, can you imagine how did the labour system work? NAS c.1950s)

嘉媛出生的年代已经开始流行到私人医院生产,还有各种生产配套,甚至根据生辰八字来开刀,任君选择。我和兄弟姐妹们都在KK出世,妻子和她的姐妹们也在KK出世,KK已经烙印在额头上了,选择KK多少维系着多年的感情因素和品牌效应。

岳父一家是潮州人,叫KKTek Kah,我家是广东人,叫KK为竹仔园,讲华语的年代,称KK为竹脚医院。据说当年医院建在一个长满竹子的山丘下,所以华人为这个地方取名,不论方言或华语,都以“竹”为地标。当然“竹脚”这个地方不只是医院出名,竹脚巴刹也曾经风光一时。

KK的全名Kandang Kerbau是牛棚的意思(Kerbau=buffalo, Kandang=shed or pen ),由此可以推断早期的新加坡,竹脚这个地方也是印度人养牛挤奶的地方。其实早在20世纪初期,竹脚已经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印度”。

(Kandang Kerbau. NAS c.1900s)


(近KK梧槽河Rochor Canal里的水牛。NAS c.1900s)

20世纪六十年代,KK是世界上最大最繁忙的妇产科医院。1975年版本的世界健力士记录显示,在1966年的巅峰期,KK共迎接了39856条小生命,平均每天有109个新生婴在KK诞生。当时一间病房有数十个待产或在休养的产妇,每13分钟就有一个新生儿呱呱落地。现代产妇或许难以想像自己在这样的产房,一人挨着另一人待产生产,热闹一片的情景。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间,新加坡有超过85%的新生儿在KK诞生。

KK的前身是一家综合医院,1858年成立。当时医院一分为二,“Seaman's Hospital”为欧洲人服务,“Police Hospital”为欧籍以外的人士服务,以不幸患上性病到医院求医的妓女居多,1905年开始接收从陈笃生医院转过来的女麻风病人和儿童。

(  Little india map c1844.)

(Buffalo Road, old KK (today's LTA) and new KK)

1924101日,KK正式“转型”为公共妇产科医院,是许多经济拮据的产妇寻求免费接生服务的地方。公共妇产科医院的成立,也逐渐改变人们过去对“接生婆”的依赖,进展到先进的妇产科手术。

有“妇产科之父”美称的已故第二任总统薛尔思教授(Benjamin Sheares),就在KK付出不少辛劳,甚至彻夜不归,把医院当作第二个家。日战时期,KK的医药总监是日本人,薛尔思则是副医药总监。1960年代,薛尔思领导医疗科研小组,成功的为出生时没有阴道的女婴动手术,将阴道植入体内。KK的名声由此进入国际平台。

(Benjamin Sheares and nurses, NAS c.1950)

也就因为有像薛尔思总统这样为病人鞠躬尽瘁的妇产科医生在默默耕耘,才能使原本简陋的KK保持一定的医疗水准。KK的孕产妇死亡率,从1932年的每10万人有750人难产而死,降低到1987年每10万人只有7人。

“生育愈多,分享愈少。两个刚刚好。”1970年初,新加坡为了控制人口所推出的家庭计划太过成功,甚至发展到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1970年代,每年在KK出生的婴儿少过三万名;到了1980年代,甚至少过两万名。矫枉过正的结果,政府必须通过移民和金钱奖励的方式来鼓励国人多生育。

1997年,KK搬迁到对面的Kampong Java Park

(将早产儿从旧KK载去新KK。NAS 1997)


(KK Hospital. c.1970s)

('New' KK Hospital. c.2000 )


KK第一天当“接生妇”,总共迎接了五个新生命:三个马来人,一个日本人和一个华人。当时还有三间医院提供接生服务,包括中央医院(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圣安德烈医院(St. Andrew’s Mission Hospital)和广惠肇留医院(Kwong Wai Shiu Hospital)。

广惠肇留医院从1910年创院起便为广惠肇三属提供接生服务,那时候产妇必须自备草纸、肥皂等用品,缴付五元手续费,膳食则由医院供应,住到婴儿的脐带脱落才回家。到了1965年,每个月只有十多个产妇入院,留医院在同年结束55年的接生服务。

(留医院的接生楼。c.1960s. 取自《广惠肇留医院100周年》)

(他们都在留医院出生。c.2010. 取自《广惠肇留医院100周年》)


Friday, April 13, 2012

男为砧板,女为鱼肉?新加坡妇女宪章 Singapore women’s charter

老婆大人为了身边挚友离婚之事,已经忙了大半年。两夫妻反目成仇之后,感性多过理性,各挑对方的坏,忘记对方的好,莺歌细语、打情骂俏的浪漫都成了虚情假意的代名词。资产、儿女、日常开销和赡养费谈不拢,两人却已开始物色新对象,筹备新生活。

过去的年代,多是男人休妻纳妾,华族女性受到封建无理的压制,只能在屋檐下争宠。她们能有多大的社会地位,可以在律师馆法庭争取自己的权利?

实在很难想象五十年后,今天的新加坡妇女和1960年代前的妇女,生活在那么截然不同的世界。

1961年之前,结婚并不需要到婚姻注册局(ROM)去宣誓领取结婚证书,当时新加坡并没有ROM,只要摆过喜酒、有婚照、有证婚人等就算是合法婚姻。新加坡的宗乡会馆鼓励文明婚姻,为新人撮合良缘、在会馆证婚等,希望能够摆脱封建的束缚,进入一夫一妻的新时代。不过,将千年的旧包袱连根拔起,最有效的方式还是通过明文律法。

1961915日施行的妇女宪章 Women’s charterCap. 353),对新加坡的男人、女人、儿童而言都是一个转折点。69页的法律条文,最大的功效是摒弃一夫多妻制,实行一夫一妻的文明婚姻,同时为妇女结婚的最低年龄设限,必须至少18岁。在思想层面上,它改变了男女对婚姻的责任、男女关系的观念以及女人的社会地位。ROM在同年同月同日投入服务。



(The women's charter. An ordinance to provide for monogamous marriage and for the solemnization of such marriages. 1961 )

 “(The Charter will see) an end to marriage of children, no more than halfway through their teens. Last year there were 170 child wives under 14 years old and 13,000 between the ages of 15 and 19. … One girl had been married thrice before she was 16. Another, aged 15, was wife to a man four times her age.”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of March 1960 (pg. 6)

“ (A) major advance in social legislation not only in the country but in South East Asia.” ---Goh Keng Swee described the Bill during the debate in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The Straits Times 7th April 1960.

谈到妇女宪章,不能忘记半个世纪前,凭着一股正气,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国会中,为妇女的未来仗义力争的国会议员陈翠嫦(Chan Choy Siong1934 - 1981)。

陈翠嫦先后在养正小学和南洋女中受教育,念书期间在牛车水帮忙父亲卖猪场粉,街坊昵称她为“猪场粉妹”。中学毕业后在和丰油厂当书记,20岁加入人民行动党(PAP)。1957-1963年任PAP的中央委员,1957年至被选为牛车水区市议员。1959年第一届新加坡自治政府立法议会选举,陈翠嫦获选为立达区(Delta)国会议员,1970年从政坛隐退。



(何佩珠Hoe Puay choo (1959年当选为Bras Basah 区立法议员), 陈翠嫦Chan Choy Siong, Lady Macmillan, Felice Leon-Soh。NAS 12 Feb 1958)

2011年新加坡全国大选,27岁的丁佩玲(Ting Pei Ling)和23岁的佘雪玲(Nicole Seah Xue Ling)成为亮眼的对象。陈翠嫦当议员时,也充满青春活力,只有25岁。当时的国会议员,年龄多数是2040岁之间的热血青年,年纪最小的蔡厝港区议员王清杉,是一名商店店员,只有22岁。在首届自治政府内阁部长中,最年轻的是出任内政部长的王邦文,30岁。李光耀是新加坡第一任总理,36岁。

当时的议员,不重视学历,也不看文凭,要的是政治理想和服务的心态。即使是PAP的议员,通晓英语的并不多,他们在立法议会上发言都用华语或马来语。

陈翠嫦属于草根一族,通晓华语和方言。196046日,妇女宪章在立法议会中进行二读,她以华语发言:

Mr Speaker, Sir, regarding the Women's Charter which was introduced by the Minister for Labour and Law at the last Assembly sitting, 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the lot of women, I support the motion of the Minister. This Charter, as drafted has incorporated some of the provisions of a number of Ordinances. It has also incorporated the opinions of the people of Singapore. It has also adopted those of the existing laws in China, which have some merits. Therefore, I believe the Minister has improved this Bill, which is applicable to and practicable for the people of Singapore. This Bill, I believe, will receive the support of all sections of the people.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Women's Charter is to enable women to have their rights safeguarded by legislation, and to give people far-reaching stability in marriages.

The marriage system provides for monogamy to enable both the husband and the wife to enjoy equal status in their matrimonial life. The previous evil custom will vanish with the coming into operation of this Charter The passing of this Women's Charter will not only enable women to be safeguarded in law but will also bring about a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society on a practical basis.

On this side of the House, I wish to point out that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is Women's Charter is twofold. The problems of women are the result of an unreasonable society. Men take women as pieces of merchandise. The inhuman feudalistic system has deprived women of their rights. In a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istic society, the tragedy of women was very common. Men could have three or four spouses. Men are considered honourable, but women are considered mean. It was common in those days to regard having one more female in a Chinese family as being very despicable. Women in our society are like pieces of meat put on the table for men to slice.

The P.A.P Government has made a promise. We cannot allow this inequality in the family to exist in this country. We will liberate women from the hands of the oppressor. With the passing of this legislation, women can contribute their part to the country. Our country has now obtained self- government. To safeguard the stability of ou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we must first of all have internal stability. We must put our society in order. Only then can we safeguard ou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On the whole, the matrimonial system plays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the social order. There is a Chinese proverb, which says that if every family has matrimonial harmony, then we can control the country. The people in the old days abused marriages. They took to marriages as a schoolboy would take to playing. The rich had their way with marriages. This created disorder in the society, and the women rose against this unreasonable social system.

In Singapore under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marriages were given a feudalistic aspect. The ideals behind marriage were not respected. In this new society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have many wives. To the rich people, their wives are their property. But to the poor, things are very difficult. These are due to the bad marriage system and it also affects our society. In order to show respect for marriage, we must have a sound marriage system. Of course, to depend only upon a law to get rid of all these bad practices and customs is very difficult, because marriages in Singapore have not been put on a proper basis for many years. It takes a very long time to educate the people to regard marriage in the proper light. Only then can we have a good and sound marriage system. Only then can we solve the problem of marriage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en and women. ---Singapore Parliament Reports. Vol 12. Sitting date 1960-04-06

陈翠嫦和王邦文结婚后,生育了三个孩子。1981年,在车祸中去世。


(The Straits Times Feb 13, 1981, reported the news of Mdm Chan dies in car smash-up)

王邦文回忆起陈翠嫦为妇女宪章奋斗的经历,她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封建思想的包袱,还有当时党内好些男议员的父亲也奉行一夫多妻制,意见有很大的分歧。不过,她很幸运,有一位肯为妇女请命的律政部长贝恩(Kenny Byrne)支持她。当然,最终大家都必须面对最现实的考量:1961PAP分裂,社阵成立,PAP更迫切需要妇女的选票来组织下一任政府!

She started the Women's League in early 1956. The Women's League had sub-committees attached to all the party branches. For a long time, the Women's League was confined mainly to the Chinese educated, working class women. She was one of the very few Senior Middle School educated. The others were primary educated. It was difficult to get people to come out to work in the Women's League. The English-educated would not come in.

The feudal social setting prevailing in the fifties was loaded against the women. Then, the status of women in the family and the society at large was inferior to men. Polygamy was common. Education for girls took a backseat vis-a-vis the boys. Most girls were not educated, or at best primary school educated. Very few had secondary education. Jobs were not easy to come by and pay was never equal for the same job.

To take part in politics was frowned upon if not ridiculed. One needed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to brace oneself against prejudices of society, and opposition from family elders, to take part in active political campaigning. Especially for a party which could lead one into conflict with the colonial authority ...

I would not like to give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Woman's Charter was easily passed. Actually it was a very tough fight. She was lucky that Kenny Byrne was the Minister for Law. He was sympathetic. . . . But some in the party, well, they kicked up a row.

Especially when it came to the registration of marriages. At that time, it was quite common for a man to have more than one wife. Even within the party, some members, well, their fathers had more than one wife. So how were they going to register? There was a ruckus.

Women had won the vote on 1955. After that time, the women's vote was very important. Especially after the party had split in 1961. The PAP needed the support of women! By 1961, the women's vote was crucial in Referendum and subsequent electoral fights with the Barisan Socialist. So women became powerful, and they could demand their rights. ---p177.  Chew, Melanie. Leaders of Singapore. 1996.

回顾半个世纪前建国的艰辛的路程,十分钦佩受教育不多,却勇于摆脱殖民主义与封建思想的束缚,出一分力,发一分光的许多有名与无名英雄;也向一位贫困出身,却为新加坡现代化的进程作出莫大贡献的草根一族陈翠嫦女士献以至上的敬意。

2016年3月1日注:
随着妇女抬头,在职场上担任要职,今后应该如何公平地对待婚姻离异,2016年2月29日新加坡国会三读通过了妇女宪章(修正)法案,首次允许因残障或患病丧失谋生能力,没有保险或资产收入的男方向前妻申请赡养费。不过,他们必须是在婚前或婚姻有效期间丧失谋生能力。

妇女宪章改变过去只保护妇女的形象,让它有弹性与空间,是与时并进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