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吉巴督补选 Bukit Batok by-election

阿穆高票当选

2016年5月7日，自称阿穆的人民行动党候选人穆仁理（Murali Pillai）赢得武吉巴督补选，进入国会。穆仁理的得票比率61:39，跟2011年全国大选的整体成绩相似。

穆仁理是一名印度籍律师，在政治上被定义为“少数民族”。他去年被外调到阿裕尼集选区，几乎将工人党A队拉下马。

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改变激进斗士的做法，以儒雅姿态出征。虽然在选票上落败了，但徐顺全认为民主党的竞选手法干净利落，已经赢得选民的尊敬与喝彩。

（徐顺全，穆仁理。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1991年是民主党最光辉的时期，有三人成为国会的代议士（詹时中，林孝谆，蒋才正），徐顺全从詹时中手中接过领导职位后，民主党就从此跟国会告别。当下看武吉巴督补选，徐顺全似乎志不在眼前，而是延续八个月前的大选策略，继续重新树立党与个人形象，着眼于来届。

进一步议论武吉巴督补选前，不妨先回顾一下这30年来的选举结果。

1984年的分水岭

1984年12月的新加坡全国大选被当时的媒体称为分水岭。

大选前的国庆日群众大会上，时任总理李光耀在国家剧场发表优生学论，认为大专毕业的女性不只应该考虑下嫁，更应该多生育，这样我们才会有聪明的下一代。他甚至略带调侃地宣扬一夫多妻制的优越性，因为这样一来，大专教育的女生就不怕找不到好的精子来孕育后代。

优生学论引起极度反弹，连表面上受益最大的大专女生都觉得被侮辱。人民行动党的选票陷入低潮，从独立以来一面倒的姿态滑落至65%，此后65:35的比例被视为常态。

政府继1984年推出非选区议员制之后，紧接着1988年推出集选区制度。涵盖友诺士、勿洛蓄水池和淡滨尼的友诺士集选区（Eunos GRC）在萧添寿、李绍祖等人组成的工人党A队的强攻下，人民行动党临阵换帅，改由郑永顺领军出征，以50.9%的得票率险胜。

记得当时在我家楼下的东景中学开票，凌晨3时许这里依旧是个不夜城，草场马路都挤满了等候开票的人潮，叫嚣声响彻云霄，镇暴队的数辆红车在一旁紧张戒备。人潮直到5时左右才陆续散去。

2001年的大选是个异数，时任总理吴作栋进一步加强组屋提升（HDB Upgrade）的增值论，以变相的金钱利益为饵，交出了75:25的“漂亮”成绩单。不过，这种低政治档次的做法很快失效，2006年又打回66:34的原形。

2011年的新加坡全国大选被视为21世纪的分水岭，当时民生问题日益严重，过度宽松的移民政策带来民怨，影响了八成以上居民的组屋政策又乖离了公共住屋的本意，造成人心惶惶。工人党组织了A队强攻阿裕尼集选区，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下，反对党得票率上升，60:40的比例被观察家视为新常态。

2015年在SG50庆祝活动和前总理李光耀逝世的“有利”局面下，政府提前举行大选，人民行动党得票率70:30，叫许多人大跌眼镜。

30年来的全国大选得票比率总结如下：

1984-65:35，1988-63:37，1991-61:39，1997-65:35，

2001-75:25，2006-66:34，2011-60:40，2015-70:30

如果将人民行动党2001年的高得票率视为异数，那么2011年的低得票率同样可视为异数，那是因为当时整个大环境氛围对执政党不利，甚至有些政府精心部署的基层不满党的空降做法而窝里反等。去除这些一时的“噪音”后，其实30年来的大格局并没有大变化，65:35仍然是常态，5%的游离票可能因外在因素而游向任何一方。1984年的大选所形成的格局至今未破。

2011年大选和接踵而来的后港和榜鹅东补选，工人党能够赢得一个集选区和两个单选区，所靠的是当时特殊的时局和多年努力耕耘后让人眼前一亮的品牌。此后，工人党团队在国会中顶多只能算是中规中矩，交不出期待中的成绩单，使到游离票倒流到行动党阵营。去年的大选，阿裕尼集选区差点被行动党名不经传的C队拉下马（50.8:49.2），穆仁理就是其中一名候选人。简而言之，反对党光环不再。

失效的补选效应

这回武吉巴督补选，表面上徐顺全的有利条件比起去年大选优异得多，补选效应、SG50和李光耀光环渐退等，都应该为徐顺全加分。但是跟2013年榜鹅东补选，工人党李丽连异军突起相比，徐顺全并没赢得多少游离票。以65:35的常态来说，他所获得的游离票只有4%。

一切已成定局后，徐顺全向联合晚报和新明日报开炮，认为它们并没有合理地报道竞选过程，甚至蓄意抹黑。批评归批评，冷静地想想，竞选报道偏袒一方是多年来的常态，对武吉巴督补选而言，这些报道到底左右了多少游离选票？

就政治的崇高理想而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最终目的，尊贤礼士，轻赋薄敛，少有所依，老有所靠是个理想的社会格局。虽然政治的本意为善，但政治从来就没有公正平等干净利落过，当权者都会出尽法宝来巩固政权，才会出现“搞政治”这个形容词。无论哪一方都会为了利益而搞花样，关键在于谁比谁更懂得把玩政治于股掌间罢了。

是否应该延续集选区的神话？

穆仁理以超过六成的得票赢得武吉巴督单选区补选的个案，倒可以用来审视集选区的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时任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作栋在集选区法案的国会辩论中强调，他早在1982年已经跟时任总理李光耀讨论如何确保国会有足够的种族代表。当时李光耀表达了他对年轻选民的隐忧，觉得年轻人忽视了国会中种族平衡的重要性，李光耀也担心新加坡人会以种族肤色为投票的考量，使到国会中没有足够的少数民族代表。

吴作栋透露内阁曾经考虑过以“双选区”的竞选方式进行选举，所谓双选区是指将选区配对，其中一个选区的候选人必须是少数民族。当时的马来议员感到非常懊恼，因为这表示他们不能凭自己的实力去赢得选票。最后，政府觉得最好的途径就是通过集选区的方式来引进少数民族[1],[2]。

穆仁理赢得华人占多数的武吉巴督补选，是不是传达了强而有力的讯息，推翻30年前所假设的疑虑？若是如此，集选区应该何去何从？若非如此，这场补选传达的是什么相关讯息？

[1] Goh Chok Tong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 for Defence), speech during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mendment) Bill, Singapore Parliamentary Debates, Official Report (11 January 1988), vol. 50, col. 180.

[2] Goh,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mendment) Bill, cols. 180–183; Edwin Lee (2008), Singapore: The Unexpected N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 499, ISBN 978-981-230-7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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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新加坡国会代表团访问苏联 （Perestroika）

冷战时期

前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的夫人南希（Nancy Reagon）在洛杉矶家中去世（2016年3月6日），现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下半旗，为以牛仔演员这个平民身份走入白宫的里根夫妇划上时代的句点。

里根在人生的最后十年患上老人痴呆症，南希一路守候。两人给世人的最大的影响是平民夫妻手牵着手，一同老去，传为典范。

在美苏抗衡的年代，里根在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er Gate）发表“推倒这堵墙”演说（1987年6月12日），呼吁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拆掉柏林围墙：“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如果你要寻求和平，如果你要为苏联和东欧寻求繁荣，如果你要寻求自由：就到这扇门来吧！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扇门！戈尔巴乔夫先生，拆除这堵墙！”（General Secretary Gorbachev, if you seek peace, if you seek prosperity for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if you seek liberalization: Come here to this gate! Mr. Gorbachev, open this gate!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2004年里根去世时，戈尔巴乔夫代表俄罗斯出席葬礼。

（在杨荣文的安排下，其中两片柏林围墙曾经在勿洛蓄水池展出。左边开心的涂鸦代表西德，右边不能看不能说的涂鸦代表东德。）

戈尔巴乔夫上台数年间，推行苏联经济改革，造成苏联迅速解体，评价自然就像冷战一样两极化。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戈尔巴乔夫结束了苏共的专制和暴政，使人民获得了民主、法治和自由，并使得东欧国家自主发展，结束了全世界对峙的氛围，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举足轻重。

二战结束后的四十余年间，资本主义老大哥美国、共产主义老大哥苏联及他们各自的盟友（北约集团NATO和华沙集团Warsaw Pact）在政治和外交上进行冷战、对抗、冲突和军备竞争。在这段乌云密布，世界三分（毛泽东理论）的非常时期，新加坡选择“不结盟”外交，虽然在实际行动上基于过去殖民地年代所建立起来的架构，倾向于美国和西欧。

或许在这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角力战中，最戏剧性的是由苏联和东德联手制造的柏林围墙，将共产东欧和资本西欧分割开来。当时的东德政府称柏林围墙为“反法西斯保护墙”，是苏联斯大林（Joseph Stalin）共产国际思想的延伸。

这堵城墙是1961年8月12日半夜至13日凌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柏林围墙也在追求民主的国际浪潮下一夜之间“倒塌”，那是1989年11月9日。

隔年，二战结束后分离四十五载的德国重归统一。东欧各国也相继发生剧变，拥有72年历史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1991），华沙条约同年解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谷。今日世界仅存的五个共产主义国家包括朝鲜（1948）、中国（1949）、古巴（1961）、寮国（1975）、越南（1975）。

新加坡代表团访问苏联

1989年10月份，新加坡政府组团访问在戈尔巴乔夫统治下，面临解体的苏联，当时柏林围墙还在分割着德国。不过可以预见的是两个月后马共跟马来西亚和泰国签下和平协约。许多人曾经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奉献一生，马共签下和平协议时，和平村有约三四十名新加坡人。不晓得在时间点上，这次访问苏联是否是刻意的安排。

1988至1991年，李绍祖医生担任非选区议员，获得人民行动党点名，以国会代表团的名义到苏联进行访问。当时的新加坡总理依旧是由同志变为政敌的李光耀先生。对李绍祖来说，这是友善、不计前嫌的举动，甚至有点受宠若惊。

1990年，李绍祖接受李光耀的邀请，同游长江三峡。同年，李光耀卸下总理职位。送别会上，李绍祖大方地表示李光耀为新加坡作出重大贡献，为过去的分歧与心结划下休止符。眨眼间，两人都已作古。

（就新马合并事宜，各政党在广播电台展开辩论。左一为李光耀，右一为李绍祖。图片摄于“新加坡700年展”）

让时光倒流。1961年，李绍祖跟一群志同道合之士脱离人民行动党，成立社阵，李绍祖出任党主席，林清祥担任秘书长。1966年，李绍祖率领13名社阵国会议员杯葛国会，进行街头斗争，紧接着抵制1968年的全国大选。这一系列行动被视为社阵失去群众基础的致命伤。

现教育部长王乙康先生的父亲王连丁先生也是当时的社阵议员之一。由于对李绍祖和社阵感到失望，王连丁退出政治，后来成为一名热带鱼商。

1988年，李绍祖率领全体社阵党员转投工人党阵营，结束社阵，并以友诺士集选区（Eunos GRC）非选区议员（NCMP）的身份进入国会。

我小时候跟父亲到李绍祖设在小坡的民康药房（禧街 Hill Street 和史丹福路 Stamford Road 交界处），对这位谈笑风生的“大声公”印象深刻。日后谈起冷藏行动，为何他可以逃过逮捕，开玩笑说他当内鬼。李绍祖哈哈大笑，说他有正当职业，有医生公会做后盾，纵有欲加之罪，亦苦于言而无词啦！

（民康药房的建筑物已经拆除，图为重建后的外观。图片来源：Google map）

闲话家常，李绍祖也跟大家谈到他在竹脚医院当妇科医生以及日战期间在泰缅边境死亡铁路行医的经历。1947年，他决定离开公职，自己开医馆。

十多年后李绍祖在工人党旗帜下竞选，在我居住的选区活动。再相见时，“大声公”形象保持不变，所通晓的七种语言依旧神采（七种语言包括中英巫语和华人的南方方言）。

海峡时报的访问

1989年10月19日，海峡时报报道了由Cephah Tan撰写的李绍祖访问稿[1]。二十多年后重看这份报道，还是富有启发性。

访谈中，李绍祖强烈表示，若是列宁，他不可能批准苏联的经济改革（Perestroika）。访问苏联时，李绍祖曾经向苏联官员提问：“当你说经济改革是为了改良，那是什么意思？当你说要改革，那又是什么意思？改革是为了改良还是更换整个体系？”官员的回答显得含糊：“体系并没有更换，改革只是为了改善现有的制度。”

李绍祖不认为苏联的经济改革对人民有利，但对苏联保留旧建筑和古迹，为后代保留历史的做法非常赞赏。代表团参观了博物馆和坟场，对二战时期，在列宁格勒围城战中，跟德国交锋的平民那股不屈的民族精神感触良深（列宁格勒是現在的聖彼得堡 Saint Petersburg）。俄罗斯人跟德军打了三年战，城内每天有一万人饿死，仅靠每天一小片面包过活。他们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也没有特别的武器，但是每天都在跟德军战斗。拥有精良配备的德军战败了。

共产国际与社阵

李绍祖仰慕列宁，瞻仰了列宁的遗体。这位苏联的国家英雄，有些人因他而死，有更多人为他而死。他解放了俄罗斯，让人民不再受到沙皇的压迫。在任何政治改革中，总会有许多人受苦和丧生。美洲、非洲和亚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此，半殖民地主义的巴勒斯坦也是一样。李绍祖说：“当我仰慕列宁的时候，并不表示我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许多俄罗斯人都不是共产主义者，虽然他们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这也是许多苏联人反对共产主义的原因。”

既然李绍祖看不起苏联的经济改革，自然不会认同戈尔巴乔夫对待华沙集团的做法。戈尔巴乔夫认为无论如何改革，苏联必须由共产党领导，但是他说一套做一套，乖离了共产国际主义，并没有对东欧各国伸出必要的援手。

共产主义在新加坡行得通吗？这是个假设性的问题，就像许多人心中的疑问：若是马共的斗争成功，掌管新马，后果会如何一样。实际上，事实也说明了理想与感伤，美丽与哀愁。

李绍祖强调，新加坡没有天然资源，地小人多，共产主义根本行不通。不过，社阵所争取的是平等、民主、公正与为下层人民提供合理的生活。社阵并不奉行共产主义，社阵不是共产党。

非选区议员

关于2015年大选后，工人党是否应该接受三个非选区议员席位，众说纷纭，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即使在工人党内都是意见分歧的。新任期的国会上，总理李显龙先生表示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女士就是在2006年接受了非选区议员议席，打响了个人品牌，接着下来在2011年大选中夺下阿裕尼集选区的。因此，非选区议员并非新鲜事。

追溯起来，工人党早在1988年大选后已经接受非选区议席。李绍祖认为他所代表的并不是仅仅三万五千名，也就是49.1%的友诺士集选区的选民，而是投票给工人党的40%的公众人士。他有为支持者表达心声的责任，必须为他们争取符合利益的政策。

在国会生涯中，李绍祖针对教育、司法、财政、医疗和福利等课题发表了见解，要求修正某些政策。

李绍祖是不是改变了政治立场，不再是左翼人士？他不同意这种“非左既右”的标签。如果将人民行动党放在中间，他是左翼。但将共产党放在中间，他是极端的右派。他认为自己依旧是个社会主义者，多年来的政治理想并没有改变：“我在1950年代参加人民行动党，正是因为人民行动党奉行社会主义制度，但人民行动党变成100%的资本主义者，我就这样被贴上负面的标签，这是不正确的。”

[1] Cephah Tan, “Siew Choh: Lenin would not have approved of perestroika”, The Straits Times December 19, 1989,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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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的生命力

2015年大选选前开战，吴作栋先生先下战书，称前往马林百列挑战的反对党员为游牧民族（Nomads）。

根据维基的解释，“游牧民族群体倾向从一处移居到另一处，多于定居一地。在古代，不少文明曾经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婚姻是收继婚制：习惯‘妻后母、报寡嫂’观念。当父亲死去后，除了自己的生母外，所有的庶母/后母都可以娶为妻子，兄弟死亡后，也可以娶兄弟的妻子。此举被农业社会的汉人视为乱伦，但游牧民族有其特别的原因，在他们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延续生命的重要考虑…。”

因此，游牧民族对社会文明与发展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此外，游牧民族时时刻刻面对着自然与人为的艰险，生命力特别顽强。或许这就是民族的血液，孕育了强韧的德国和乌克兰人，甚至好些吴作栋先生口中的国人。

我家在哪里？

说到游牧民族，不期然想起家在淡滨尼的一段往事。

我在1985年初搬到淡滨尼。当时的淡滨尼的“车头”（巴士转换站）在第五道（Tampines Avenue 5）的马路旁，下雨还必须踩着淹水的黄泥路赶巴士，而且几乎每一趟巴士都爆满，好不狼狈。当时的巴士只有三辆：10号，23号和28号。10号经珊顿道去裕廊，23号经PIE到乌节路，28号经勿洛芽笼到中央医院。

1988年大选，我家被划分至友诺士集选区（Eunos GRC）。就地理环境而言，友诺士与淡滨尼之间隔了甘榜景万岸、勿洛和四美，不晓得怎么扯上近亲关系。当时的计票中心就在楼下的东景中学（East View Secondary School），四周几乎万家灯火，楼下有“红车”（镇暴车）戒备。凌晨四点公布计票结果，工人党以微差落败，只觉天摇地动，到处哗然。那是一个难忘的不眠夜。

（“白衣人”的支持者，不眠之夜。图片来源：NAS 1988）

（“蓝衣人”的支持者，不眠之夜。图片来源：NAS 1988）

（“红车”戒备。图片来源：NAS 1988）

1991年大选，家在原地的我还是属于友诺士集选区。当时重复着三年前的光景，工人党同样以微差落败，四周依然天摇地动。同样是个难忘的不眠夜。

1994年我搬到新组屋，父亲“驻守”原地。我的新家也属于友诺士集选区。

1997年大选，友诺士集选区被取消了，淡滨尼“四分五裂”，我被规划到淡滨尼集选区（Tampines GRC），父亲则被归纳到白沙集选区（Pasir Ris GRC）。吊诡的是，他的家被“搬”到白沙南，附近的淡滨尼北民众俱乐部（Tampines North CC）易名为白沙南民众俱乐部（Pasir Ris South CC）。

我说父亲您有福了，从此可以在沙滩上悠闲，不需要乘坐29号巴士到樟宜海边泡水了。父亲眉头一皱，白沙海边至少在三五公里外，这里却叫白沙南，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从今以后，应该跟人说住在淡滨尼还是白沙？

当时更叫我难以咽下一口气的，是在友诺士市镇理事会缴交杂费时，通常是避开巅峰，过了月头后才几个月杂费一次过。这个欠几天但多还几个月的做法是约定俗成，许多居民都这么做的。不知所以然地“搬”到淡滨尼集选区后，却收到淡滨尼市镇理事会的警告信兼罚单。我尝试解释刚从友诺士被“下放”到淡滨尼，还摸不清这里的底，是否可以通融一下，反正到头来官方算是预支了下期，一点也不吃亏。当时官员的回信铁面无情，有我讲没你讲。反正官字大过口，只好做个顺民，忍气吞声。

守得云开见月明

2001年大选，又有吊诡的事情发生了。父亲的“不动产”不在友诺士，也不在白沙南，而是淡滨尼集选区，父亲和我就这样阴差阳错地“重逢”了。白沙南民众俱乐部同样咸鱼翻身，恢复“淡滨尼北”这个名字。

父亲自上世纪80年代中在这个社区落户后，数十年来都在这儿出入，不过为势所逼，成为“游牧民族”，甚至像是不知谁跟庶母乱伦后的遗腹子。政客将原部落分解后，不需要打拼，以逸待劳，轻而易举地掌握政权。父亲为了摆脱“过客”的命运，必须跟周遭一群善良、打死不走的街坊，以顽强的生命力来坚守这片明明就是淡滨尼的寸土，穷毕生积蓄在淡滨尼建立起来的家园。

后来，父亲终于跟我回归到同一个部落。我们几经波折，从淡滨尼、友诺士、白沙南游牧到淡滨尼集选区，暂时过着不再流离的生活。至于好些跟我们一起生活过的部落族人，则是昔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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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林海啸（AIM）

国家利益与好议员 National interest and MP (Man for the People)

不一样的战情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在回应记者有关全国大选的提问时，表示并没有说过即将举行大选。

如果不是即将举行大选，执政党就不需要劳师动众，介绍候选人，政治秘书和三军总长相继辞去官职，摩拳擦掌说准备从政，交通部长也不需要在“不晓得任期何时结束”的当儿宣布辞职。

政党备战，选民也在紧锣密鼓地备战的当儿，人的情绪自然随着激情而起伏，甚至无意间忘记了民选议员、民选政府的初衷，也会出现党政不分，对爱国错下定义，甚至不接受民主选战的结果。这回的军情还有三点跟过去大不相同的：

一是李光耀先生逝世后，五个月来李光耀先生的英名都被用来大打温情牌。数天前我带了三位前来拍摄妈姐特辑的广东电视台的制作人行行走走，话题很自然地谈起在本地一个多星期来的所见所闻。他们表示过去中国毛泽东主席备受尊崇，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甚至进行了精心炮制的造神活动。他们在新加坡所看到的就是40年前的翻版。

毛主席往生后功过三七开，七分功劳三分过，然后中国迈入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纪元。

李光耀先生投入反殖民地运动，建国与独立之路都奉献了青春与精力，是一位值得敬仰的人物，但狂热的心态往往忽略了在李先生的年代打拼的许多建国先驱以及政治斗争中的许多创伤。我们活在当下，尊重过去，更期盼未来。所谓旁观者清，广东电视台的朋友中肯地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

二是AHPETC市镇理事会的财务争议。一路来风度翩翩的财政部长尚达曼先生在可能是这一届最后一次国会会议中加入战团，形容工人党的市理会的柱梁已经摇摇欲坠。一般市民都了解到市理会之争是一场政治博弈，政治分析家甚至认为应该到此为止。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先生年头承诺修订市理会法案，现在因大选逼在眼眉而表示必须交给下一届政府去完成。在没有替代方案之前，执政党不可能不继续将市理会政治化，反对党也不可能坐以待毙，必定重拳还击。

三是在任交通部长在解散国会前自动辞职。勤劳不乱发飙的吕德耀先生离职前敢敢讲了真话，对正反阵营是福是祸自有定论，但吕德耀的行动肯定为自己的形象挽回一局。遗憾的是，从吕德耀事件中，我们再次看到扶不上壁的口水战。事情发生在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先生赞扬吕德耀的表现，副总理张志贤先生不屑一顾，将之形容为“鳄鱼泪”。此外，张先生将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女士在凤山吃蚝煎的照片形容为要吞下整个凤山选区。张先生到底是在对事还是对人？

二战期间的美国总统夫人艾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致力于提高女性的地位，并起草了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她让英国历史学家Henry Thomas Buckle的至理名言重见天日：“智者论思想，常人谈生活，宵小讲是非”（great minds discuss ideas; average minds discuss events; small minds discuss people）。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我们称自己为一流经济体，那么政治的目的就不应该反复停留在最低层次。

值得参考的言论

在这三个因素的主导下，选民可能会因为太多声音而忘记了投票时还有其他重要的考量。海峡时报三位读者适时提醒大家国家利益与好议员的相关课题是很值得参考的。

8月20日的海峡时报言论版，Mr Peter Chan表示在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度下，政党与选民都不会打自私的地方牌，以利诱为饵，他们讨论的是理念与国家利益。Peter Chan也希望在迈入成熟的民主社会的进程中，新加坡尤其是执政党可以放弃“胡萝卜与大棒”（carrot-and-stick）这类功利化的档次。

（国家利益。Straits Times August 20, 2015）

8月14日的海峡时报言论版，Mr Patrick Liew Siao Gian表示一个好的议员必须具备4C的品质：能干（competent）、同理心（compassionate）、承诺（committed）与人品（good character）。Mr Liew 认为好的议员必须能够听得到民声，改善人民生活的素质。好的议员必须能够跟政府合作，照顾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让他们可以跟随着国家的步伐一起前进而不掉队。

（好议员。Straits Times August 14, 2015）

8月19日的海峡时报言论版，Dr Daniel Ng Peng Keat提出3C和MP四个“附加值”：问心无愧（clear conscience），勇气（courage），打造共同利益（common good），人民的代议士（Man for the People）。

（好议员。Straits Times August 19, 2015）

好的议员必须对得起良心，时时刻刻懂得反省，不能违背本意做事。好的议员必须有勇气面对党与同僚的压力，对居民忠诚。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愿违背党的旨意也不辜负居民。好的议员必须为他的选区居民谋福利，即使在他的任期内，因为外在的种种因素而无法完成使命，人民还是会感受到他的诚意，感激他的付出。

人民代议士的楷模

议员的选战是短促的，但成为一名真正的人民的代议士的过程是漫长的。

走笔至此，不期然再度想起在波东巴西服务了27年，徐徐老矣的“Mr Potong Pasir”詹时中先生。詹先生自称是个平凡人，不值得那么多掌声。詹先生有个人的政治理念（ideology），就事论事（pragmatic），跟民众零距离（man for the people），算得上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政坛上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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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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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轻离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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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瘫痪的延伸

波东巴西就是詹时中（Potong Pasir was Chiam See Tong）

地铁瘫痪的延伸

大选近在眼眉，交通部长吕德耀宣布不参选。吕德耀的辞职信与总理接受他辞职的回函都在同一日，使到“吕德耀事件”更加扑朔迷离，各方都在揣测背后的含义。

海峡时报（2015年8月14日）报道了跟吕德耀的相关访谈。

即将卸任的吕德耀无官一身轻，言谈间格外轻松，表示关于他辞职一事，网民似乎在为他吊唁，只是少了鲜花。此外，他也谈到地铁故障的问题。

吕德耀不认同行驶了这么多年的地铁系统存在着设计问题。地铁南北线和东西线都已经运行了20多年，该出现的设计问题都早该出现了，因此以今天的科技来评估当年的设计有缺陷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做的是投入资源，提升系统，与时并进。

吕德耀终于公开同意地铁维修体系出现问题，许多环节上都有待加强。他不同意地铁业者的说法，必须花更长的时间来维修，意味着会影响正常运作。香港地铁（MTR）的承载量与运行时间都比新加坡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懂得如何集中资源，运用资源，因此MTR非常可靠。我们有许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吕德耀认为7月7日的地铁大瘫痪绝对可以避免。

（地铁瘫痪后，地铁站内挤满人潮。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Jul 8, 2015）

我曾在相对复杂的工程领域里头奉献了宝贵的青春，在设计与维修体系上打滚多年，数年前才决定离开这块园地。跟吕德耀最肩并肩工作过，几乎朝夕相对的，是2003年1月3日海军战舰“英勇号”（RSS Courageous）跟商船相撞，四名年轻的女军人丧命那一段日子。

当时除了安排打捞工作，把掉入白礁水域的船尾捞起来外，我也对军舰的残骸进行研究，分析意外发生的经过。吕德耀作为海军总长，表现得相当开明，该接受的他都接受了。

吕德耀当交通部长后，似乎言不达意。这次终于说出肺腑之言，我为吕德耀讲真话的诚意而鼓掌，他终于展现出有良知的政治家应有的风范，做回自己。

不过从“吕德耀事件”，我也觉得深感遗憾，因为不论是建党（PAP）的元老杜进才、公务员首长严崇涛、或者即将在PAP的旗帜下结束政治生涯的吕德耀，在任期间都很忠心地维护党政集权的政治生态，只有成为后座议员或者离开政治生涯时才摇身一变，视觉听觉都突然间变得清晰，认同民间的声音。

这个现象凸显了地毯下更深一层的问题，我们身为局外人只看到冰山一角，冰山下深海中的危机只有在撞击下才会浮台。当年号称永远不会沉没的铁达尼号就是被冰山击沉的，吕德耀是否掀开了冰山的序幕？相信答案很快就会知晓。

海峡时报的报道摘要（Straits Times, Aug 14, 2015）： A lot more needs to be done to improve the maintenance regime of Singapore's train system, Transport Minister Lui Tuck Yew said. But this should not translate into shutting down the system during operating hours to get the work done, he said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Straits Times. Asked if increased maintenance would mean more halts to services during operating hours, as operators have complained they have only a small window every night to complete maintenance, Mr Lui said: "I don't necessarily agree that they must have more prolonged shutdowns of the system in order to be able to do what must be done." The way to intensify the maintenance is through a proper allocation of manpower resources and better use of technology, he said. Pointing to Hong Kong's MTR system, to which the Singapore system is often compared, Mr Lui said it is run as intensively as Singapore's and yet, during their graveyard shift, there is a "massive mobilisation" effort. "We are not yet at that level," he said. Calling for a change in the maintenance roster of Singapore's public transport operators, Mr Lui said more could be done to better deploy manpower in the graveyard shift. Technology should also be used more, particularly to monitor the system's condition. It would make maintenance tasks more achievable and manageable, he said. "To say that design issues come up after 20, 25 years, well, I would say that if people have progressed to a better and improved design, then they ought to have kept up," he said. Mr Lui said he did not believe major breakdowns like those of July 7 affecting two key lines cannot be prevented with enhanced maintenance. But, he added: "Setbacks are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really put in even more effort and hopefully do better ov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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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及七年之痒：七月七，东西南北地铁全面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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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PETC 阿裕尼后港榜鹅东市镇理事会

2011年全国大选，阿裕尼集选区选情激烈，当时还健在的李光耀先生提出“懊悔论”，可能反而使杨荣文等人流失选票。杨荣文事后解密，李光耀向他道歉，说帮了倒忙。杨荣文则认为选民要反对党来制衡政府是成熟的民主社会的特征，大势所趋，非战之罪。

现在回想起这段不久以前的往事，不期然想起孙中山“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悲壮之情。

随着阿裕尼集选区、后港和榜鹅东补选都落在工人党手上，“懊悔论”只有可能越来越强烈。国家发展部出面创造时势，志在必得。

国家发展部根据2015年2月农历新年前出炉的总检察署（AGO）的审查报告，认为工人党管辖的阿裕尼后港榜鹅东市镇理事会（AHPETC）理财不当，入禀法院，要求高等法庭准许国家发展部委任独立的会计师来监督和共同管理市理会的财务。第一轮交锋在5月开庭，法官罗赐安（Justice Quentin Loh）下判时表示在法律程序上，国家发展部没有起诉市理会的权力，因此败诉。不过如果建屋发展局和居民认为市理会并没有做好分内工作，他们可以提出法律诉讼。

接下来，国家发展部连同建屋发展局提出上诉，并要求提前过堂审理。2015年8月3日的上诉庭上，负责审理的三司花了许多时间来请教双方律师有关法官在市镇理事会法案的权限，法官是否有权力委任独立会计师监查市理会的财务等。

三名承审法官包括梅达顺大法官（Chief Justice Sundaresh Menon），上诉庭潘文龙法官（Judge of Appeal Andrew Phang），上诉庭赵锡燊法官（Judge of Appeal Chao Hick Tin）。

经过四个小时的听证，三司无法作出定论，择日裁决是否批准国家发展部的上诉。此外，三司也有待决定，建屋发展局能否与国家发展部“合并诉讼”，或由建屋局取代成为诉方。

回到从前：市理会的存在意义

这出活剧让我这号平民大开眼界，原来1988年成立市镇理事会时的相关法案并没有什么法律约束力，法庭没有相关的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为依据，因此无法遵循合法的途径来审理。

由于多年来在职场上，已经习惯了详细阅读合约的条款与细节，作为谈判与签署合约的筹码，职业病态促使我去仔细翻阅了市镇理事会法案Town Councils Act （Chapter 329A）。

（Town Councils Act. 5 Aug 2015。图片来源：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

回顾27年前将管理社区的工作从建屋发展局（HDB）分割出来的时候，市理会跟HDB之间已经存在着许多灰色地带，经过多年的磋商才逐渐理出头绪。还没达成共识之前，双方都曾经互相推卸责任，而遭殃的则是首当其冲的平民。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组屋外墙渗水，到底哪个法定机构应该负责？当时怎么理都理不清，苦了有冤无路诉的居民。

关于组屋外墙渗水，我也曾经是受害者，祈求天公别在我家窗前下雨。还好老婆公关能力强，游走在HDB与市理会的官员之间。所谓见面三分情，防水技术不是问题，只要有财政拨款就好处理。折腾了一段日子后，外墙终于油上防水漆，我也不需要再过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日子。

（组屋外墙漏水，解决的纯技术问题很简单，涂上一层防水漆就行了。但是一旦存在着双方都不愿妥协的灰色地带，就变得劳民伤财）

从前的集选区市理会都是纯白色的，现在的AHPETC市理会多了一重蓝天的色彩，肯定是当年设立集选区与市理会时无法预见的“准政治性”僵局。

说市理会为“准政治性”（quasi-political）是因为它自建国前已经是政治人物角力之地。1957年新加坡市议会选举，人民行动党夺得13个市议席（共32个议席），王永元出任市长。市议会是市理会的前身，负责管理社区但不参与立法，立法属于立法议会（国会的前身）的工作。两年后人民行动党在全国大选中胜出，取消市议会，从此管理社区的工作成为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

30年后市理会的模式死灰复燃，不过由当选议员负责运作。市理会法案第9节（Section  9）清楚阐明市理会主席必须是当选议员。至于成立市理会来取代部分HDB的职责，显然是政治考量，才会衍生出上一届大选的懊悔论之说。

法庭的权限

关于8月3日三司会审的过程，Bertha Henson and Wan Ting Koh作了相当中肯的分析。三司重复着法庭的权限的课题。三位承审法官似乎被模拟两可的市理会法案搞得有点头大，因此耐心地向代表工人党的市理会的刘比得（Mr Peter Low）以及国家发展部委任的政府律师甘淑君（Ms Aurill Kam）咨询意见。

国家发展部代表律师表示只要法庭下令，准许他们委派独立会计师来共同管理工人党的市理会的财务，就会发放保管着的1400万元的市理会津贴。

诉方指出虽然市理会法案并没有明确的将法庭的权限列出来，法官是拥有相关权力的。由于1988年国会通过此法案时，无法预见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必须通过法庭来审理的状况，因此法案允许任何人申请庭令，迫使市理会执行职责。

这是根据第21节的条款：

“Where a requirement or duty is imposed on a Town Council by this section, the Board or any person for whose benefit, or for the benefit of whose flat that requirement or duty is imposed on the Town Council, may apply to the High Court for an order compelling the Town Council to carry out the requirement or perform the duty, as the case may be.”（Duties of Town Council, Section 21（2））

诉方律师认为法官不但可以发出庭令，还可以进一步安排独立的会计师来确保市理会的行为到位。

工人党律师则认为法庭只能命令市理会服从财务报告的准则，市理会法案并没有赋予法庭委任独立会计师的权力。

大法官认为如果根据诉方对市理会法案的理解，就等于赋予法庭无限制的权力，变成天底下任何事都可以管，这显然并非法律的存在意义。大法官表示：“我从（当年）国会辩论看不出有赋予法庭巨大权力，成为监管者……从国会的辩论中没有显示出，法庭拥有巨大、无限的权力，可以平衡并在某方面扮演监督和管理的单位。”（联合早报，2015年8月4日）

大法官甚至提出一个有趣的反向思考的问题：万一市理会不需要那笔政府津贴呢？政府是否会入禀法院，要求法庭判决市理会非接受政府发放的津贴不可？

三司认为到头来，国会通过法案前并没有讨论过万一市理会不遵从条规，法官可以怎么做；或者万一市理会破产，政府是否坐视不管，不伸手援助等。

实际上，市理会法案中明确列出可以对市理会执法的条款只有三条，其他的条款都没有法律约束力：

- Section 24I （2）（a）：违反电梯提升项目条规，最高罚款5000元。

- Section 33 （6A）：滥用资金，最高罚款5000元。

- Section 38 （10）：刻意对审计师隐瞒资讯，最高罚款1000元。

不完美中的完美？

在等待判决前，或许有两个要点值得思考：

第一是今年二月的国会上，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说他已经委任副手李奕贤先生提出市理会修订法案。半年过去了，为何修订本还不见踪影？

第二是市理会的运作模式与市理会法案都存在着许多可大可小的纰漏，尤其是交棒给另一个政党的时候就更加凸显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事件都逐一浮台。那么，无论哪一个选区，下一任议员和居民是否必须在这个还没修补（或是无法修补？）的现市理会制度下继续过日子？

从种种迹象以及过去三年的年度财政报告显示，AHPETC在接棒后的确很努力地建立起集选区的管理系统，不过就像当年市理会刚开始运作的时候一样，万事起头难。当时各个市理会边学习边建设，现在其他市理会都上轨道了，AHPETC的学习曲线就变得陡峻得多。

从这起准政治性的角力中，我们身为外人，看到的是AHPETC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但没有明显的草管钱财的迹象；国家发展部则认为事态严重，集合政府资源，置对方于死地。这是英文的good work 和 good will 的反射。

Good work表示工作表现优异，不会出差错。AHPETC所管辖的社区在日常运作上跟其他市理会没多大分别，如受访的居民所说，该清理的地方都清理了，该打扫的地方都打扫了，可惜财务管理的疏漏成为把柄，说不上very good work。但就如AGO的常年报告一样，许多政府部门一路走来并不完美，今年轮到国家发展部的NPark和人民协会被抓来开刀。

Good will 则表示良好的工作意愿。我们不排除每一个市理会服务居民的诚意，但由于牵涉到政治立场与动机，谁比谁优秀自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事态竟然发展到有些输不起的居民，竟然刻意不还杂费，这样的意识形态未免流于肤浅，不尊重民主的内涵。

角力战的最后结果将是来临的大选中谁入主市理会，是杨荣文口中的大势所趋，还是存在着变数？相信good work 和 good will将是重要的考量点。

相关链接

Town Councils Act (Chapter 329A)

The power of judges over town councils

At the verge of Singapore history - GE2011

With me, like me 榜鹅东

企业管制 Corporate governance

许林海啸（AIM）

市长麦尼斯与王永元：对新加坡影响深远的二三事 Sir Percy McNeice & Ong Eng G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