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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anuary 29, 2016

地处海角的丹戎巴葛 Tanjong Pagar

原文刊登于《源》2015年第6期,总期118


城南旧事


地处新加坡南端的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一度是“天涯海角”。在新加坡旧地图上,老巴刹、天福宫等老地标前是一片汪洋大海,先民乘着帆船在此上岸。市区的商业金融区则建在昔日的海面上。

丹戎巴葛与丹绒加东(Tanjong Katong)形成海上的犄角,环抱着今天的金融大厦与中央集水区。丹戎(Tanjung)指的是海角,巴葛(Pagar)指的是围栏。顾名思义,丹戎巴葛是个在海角建立起来的围栏。

海角围栏是为了防御剑鱼的袭击,这个古老的故事源自《马来纪年》:丹戎巴葛海面上剑鱼伤人,渔民都愁眉苦脸,不敢出海。有个聪明的小孩想到一道妙策,以香蕉树茎筑成围栏,让剑鱼卡在篱笆上,动弹不得。剑鱼被消灭后,天下太平,渔民又可以开开心心地出海捕鱼了。为了纪念小孩的贡献,此地以丹戎巴葛命名。聪明的小孩下场悲惨,忌才的国王担心小孩长大后会夺取王位,于是借机把他给杀了。小孩的鲜血将山林染红,这就是附近的红山(Bukit Merah)的由来。

这本17世纪初写成的《马来纪年》受到印度文化与区域政治的影响,将神话、传说、史实都融为一体,无法确定到底那些记载是真,那些是假,因此也有人将它当作《封神榜》的“马来版”来看待。将神话故事过滤后,《马来纪年》其实是一部研究本地历史的重要文献。

莱佛士登陆时,丹戎巴葛是个小渔村,海面上建造了捕鱼的奎笼,海人(Orang Laut)在此处悠闲地过日子。东印度公司雇员比莱知道莱佛士发展计划详情后,决定辞官产砖,在丹戎巴葛设立了新加坡第一座砖窑,抢先争得一杯羹。蒸汽船取代帆船后,丹戎巴葛开辟新港口,让大轮船靠岸。海港的发展为华工制造了下南洋的就业机会,掀起移民的浪潮。

日后,这儿的几座丘陵都被愚公移山般夷为平地,例如华莱士山(Mount Wallich)的泥土用来填海兴建罗敏申路,帕玛山(Mount Palmer)则用来兴建珊顿道,帕玛路(Palmer Road)的望海大伯公庙已经不再望海,而是看着集装箱。

丹戎葛的居民过客就在交替的古老传说与城南旧事间各拥一片天。


不再望海的望海大伯公庙

丹戎巴葛组屋区


丹戎巴葛组屋区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由广东民路逐步发展起来,涵盖范围包括被视为中心的丹戎巴葛坊,广东民路和艾弗顿园的40余座组屋。但丹戎巴葛更像个怀旧的历史保留区,古风建筑物营造出婚纱饮食一条街,翻新过的红瓦建筑呼唤起几许五角基的回忆。


丹戎百葛市中心
  
如果说丹戎巴葛是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的福地应该不以为过。第一届林德宪法立法议会选举(1955),李光耀出征丹戎巴葛这个“工人区”,努力克服了“中文有限公司”的障碍,在国会度过了一个甲子(《李光耀回忆录》):

“而那时,我还得到万达街的群众大会上演讲,大约有三万到四万人挤在广场上。我得到一位新闻记者易润堂的协助。我跟他说:“润堂,帮我写一篇简短的华语演讲词。”他帮我写了一页。我花了几天苦练。

他(易润堂)用了一段话:“我们都是诚实的人,我们是一个诚实的政党,而其他人是不可靠的,他们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我就好好练习这篇演讲词。”


1963年的选举是人民行动党与社阵之争,当时位于广东民路(Cantonment Road)的两座组屋虽然已经成型,但还没完工,不能入住。附近居民看着万丈高楼从地起,眼看快要搬入舒适的新家,又有自来水和抽水厕所,不免心头喜滋滋,投了李光耀一票。李光耀表示,如果不是因为那两栋屋子,他的胜算肯定大打折扣。

这两座组屋在千禧年后被拆除,由50层的达士岭组屋取代(The Pinnacle@Duxton),赶在建屋局50周年庆时落成(2010),由86岁高龄的李光耀资政主持钥匙移交仪式。摩天楼不仅标志着新加坡公共住屋政策的另一个里程碑,更见证了新加坡的政治新气象。不过时过境迁下,原址将近两百名住户中,只有两个选择旧址新居。

虽然广东民路跟附近广东人集聚的牛车水相近,但跟早年的广东侨民无关,广东人根据附近的武吉巴梭(Bukit Pasoh)称此地为巴梭尾。广东民路是早年由英国人调派到新加坡来负责守卫工作的印度兵的营地(cantonment)。


丹戎百葛路已经成为婚纱饮食一条街

华族移民社会结构的缩影


丹戎葛出现贫富悬殊,三教九流的生态。它即为贫民区,亦为名人的立足之地。随着大批劳工、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的涌现,丹戎百葛的许多店屋都用木板架成隔间,租给这些“散仔”(单身人士)当估俚房。估俚房的居住环境恶劣,有些散仔甚至睡在楼梯底或是没有窗户的角落,传染病滋生。

另一方面,胡文虎设立了万金油王国的大本营(永安堂,尼路89号),华人富豪成立怡和轩(达士敦山28号),先民创建宗乡会馆与同乡会(鹤山、恩平、顺德、诏安、漳州、南洋客属会馆等),李云龙(李光耀的祖父)、蔡金吉(金吉路)、陈武烈(陈笃生的曾孙,辛亥革命的支持者)等人设置产业, 人民行动党建立总部等(尼路140号)。


(永安堂,尼路89号)

达士敦山(Duxton Hill)、达士敦路(Duxton Road)与附近地段原为豆蔻园,19世纪中改为商店民宅。鸦片馆、赌间、妓院跟着人口发展起来,“风光”了数十年。

产业易主后,俗称“甘榜仔内”的达士敦路住了整街的惠安人,何庄乃三个大姓,其他则姓江黄叶,都跟大姓人家有姻亲关系。当时张家居住在近尼路,何家居中,庄家则在克力路(Claig Road)。克力路俗称“当店巷”,街口对着丹戎巴葛路的当店。

根据街坊何惠珍的回忆,何家是达士敦路的“村长”,除了为“村民”排难解忧外,大选应该选哪个候选人都听他的。当年李光耀和另外两位竞选对手在丹戎葛区参选,都极力邀请村长坐台。村长不需要说话,只要坐在台上,村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这种出现在丹戎巴葛的紧密的氏族凝聚力并不新颖,它代表着20世纪华族移民社会结构的缩影。随着市区的发展,这类氏族的色彩才逐渐淡化。

反清志士的落脚处


丹戎巴葛曾经是被官兵追杀,逃到南洋的反清志士的落脚之地。丹戎百葛中心的金兰园曾为金兰庙的原址,19世纪初成立时福建人称它为祖师公会。上世纪80年代城市重建时,金兰庙才移居到中峇鲁落户。


(丹戎百葛中心的金兰园曾为金兰庙的原址,19世纪初成立时福建人称它为祖师公会)

金兰庙创建于道光十年(1830),可能以道教庙宇来掩护逃难的结义兄弟。当时的金兰庙供奉清水祖师,而清水祖师又是朱元璋追封的护国公,反清的色彩相当强烈。金兰庙闭关不对外开放,跟一般神庙迥然不同,使它更加神秘。

184647日《新加坡自由报》(Singapore Free Press)谈论本地的私会党,提到当时两大对立的帮会:天地会(义兴会)有近两万名会众,关帝会则约一千人。较小规模,没有影响力的帮会则有Cho Soo Kong Hoe等。Cho Soo Kong Hoe是祖师公会的福建话读音,也就是金兰庙,可见这个组织是挺低调的,并不参与争地盘等活动。

新加坡工艺学院(新加坡理工学院)


前金兰庙旁的寅杰(Yan Kit)游泳池不只为居民提供了健康的消闲场所,也是附近的新加坡工艺学院的学生流连之地。


(前寅杰游泳池)

座落在爱德华太子路的前新加坡工艺学院已经屹立了超过半个世纪。当时新加坡工艺学院的工程学术相当于大学的水平,曾经颁发过学士学位。

座落在爱德华太子路的前新加坡工艺学院

初成立时,工艺学院的学生会与属下团体都向社团注册局直接注册,属于独立的社团,不受校方约束。

学生会和一些学生组织相当活跃,参与多项社会活动,因此栽培了一群除了学识以外,还富有领导才能的专业人士。这些学生组织甚至因为被当局认为过于“激进”,发生过逮捕事件。


学生会的会址是栋两层楼独立式洋楼,矗立在现AXA大厦的所在地。对多数学生而言,在会所打乒乓篮球,路边摊寻美食,寅杰游泳池嬉水等都是课余的共同记忆。虽然泳池已经填平了,但还可以在典型的入口和颜色地砖下寻找昔日的倩影。


(AXA大厦座落在新加坡工艺学院学生楼原址上)

(新加坡工艺学院学生楼)

马来亚铁路局


当年在工艺学院就读的有许多来自大马的学生。农历新年前,同学们跟许多在本地工作的联邦工友回家过春节,拎着大包小包的课本年货,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丹戎葛火车站。喧闹的火车站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拥挤的人潮中有咸咸的汗水味,有掩饰不了的归家游子情,也有含蓄拥抱、难分难舍的情人亲友,千言万语中少不了叮咛与祝福。

(丹戎巴葛火车站内)

联邦同学在马来西亚接受六年的中学教育,年龄比本地学生大了两年以上,站在一起成了大哥大姐。他们都有语言天分,华英巫语方言都难不倒他们。谈起乘火车的滋味,车窗外的风景就像坐巴士一样,但回家的路似乎很漫长很遥远,那种归心似箭的乡情是我们来来回回离不开小岛国所难以理解的。

火车来了,又走了;长长铁轨,节节列车,载走了几许欢乐,几许思念。1932年马来亚铁路局(FMSR)以靠近海港的丹戎巴葛火车站取代穿梭于市区的登路(Tank Road)火车总站,方便货物转运与船客。如今,我们更期待川行于裕廊东和吉隆坡的高铁,中午到吉隆坡会老友吃午餐,再回来继续作业的日子不是梦。

三足鼎立的典型地标


在没有高铁和汽车的年代,新加坡的街道上有马车牛车,也有人力车。人力车原自日本,后来传入中国,再从上海引入本地,A级的人力车装上橡胶轮胎,原料来自新马。人力车每半英里(0.8公里)3分钱,两毛钱就可以包车一个小时了,深受乘客欢迎,很快的引起车满之患,频频发生车祸。


(A级人力车)

1888年,殖民地政府设立俗称车牌馆的人力车局(Jinricksha Station)来专门处理注册、执照、价格和控制数量等。车牌馆座落在丹戎巴葛路、尼路和麦士威路的交界处,跟前金华戏院(重庆戏院)和麦士威路巴刹三足鼎立,各占一方。此地原为青水亭,是个华人坟场,后来被生人霸死地,才将坟场搬到“偏远”的碧山。

战后殖民地政府严禁人力车,车牌馆由卫生部接管,成为“妇孺诊疗所”,但大家还是习惯到“车牌馆”看病。由于牛车水人口密集,车牌馆跟过去一样人山人海。

(俗称车牌馆的人力车局,背景就是以大熊星座(北斗七星)排列的达士岭组屋)

来自星星的你



丹戎葛还出现了常说的北斗七星,也就是大熊星座。奇怪了,新加坡地处赤道边缘,怎么可能看得见北斗七星呢?

这里指的是那七座50层达士岭组屋的位置,正好形成北斗七星的格局。古人有云:“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可见中国古代已十分重视北斗七星,甚至将北斗七星的方位作为更换季节的标志。北斗七星指向北极星,成为帆船年代引航的坐标。

达士岭组屋的前身经历过新加坡建国与独立的进程,见证了旧貌新颜的时代变迁。如今丹戎葛的地标以北斗七星的姿态出现,跟新加坡近代史前呼后应,非但为丹戎葛增添时代感,更为这个历史悠久的老区保留着人文的魅力。

附记:地方俗名
巴梭尾:广东民路
甘榜仔内:达士敦路
当店巷:克力路
青山亭:麦士威路华人坟场
车牌馆:人力车局,妇孺诊疗所
祖师公会:金兰庙
新加坡工艺学院:新加坡理工学院 

相关链接
是谁造就了莱佛士
The East India Company
挽歌
金兰庙
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
走在铁路旁
上茶楼

Friday, November 07, 2014

土地发展费,由谁埋单?(Rail-land tax)

2014111日这个三条牛一的黄道吉日,约好一群朋友去新山。用早点时,顺便翻翻报章,被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组成的联合开发商( 马新有限公司,M+S)无须缴付土地发展费的新闻吸引过去,几乎误了新山行。

M+S 有两个股东:马来西亚的Khazanah Nasional60%,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占40%Khazanah Nasional跟淡马锡控股的性质一样,是代表政府管理资产与战略性投资的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铁道局拥有新加坡三块土地。新加坡政府根据本地条例,要求M+S支付开发土地的费用(rail-land tax),总额14.7亿新元,不过马方不同意。双方为了避免像李光耀和马哈迪的年代那般针锋相对,大伤元气,一致同意将争议提呈给荷兰海牙的仲裁庭裁决。

海牙仲裁庭根据双方有POA在先(Points of Agreement,分点协议),接受马来西亚政府的看法,就是新加坡在卖地或交换地段的过程中,已经考虑到这块土地的未来潜能,因此裁定M+S无须为马来西亚铁道局支付这笔额外的发展费。

马来西亚政府表示满意,新加坡政府同意遵从仲裁庭的决定,同样使用满意,并增添了“双赢”这两个字眼,并以新马共同发展柔佛伊斯干达特区、来往新加坡吉隆坡的高铁等大工程来淡化这起土地发展费事件。在这起孤立事件上,新加坡政府原有的算盘当然是要先“赢”一笔,否则也不用费时费力费钱,到海牙讨公道去了。因此对裁决结果感到满意,个中含义不容易理解。

M+S不需要支付丹戎百葛、格兰芝与兀兰三块土地的发展费,是根据1990年签订的POA的内容。

20031016日,外交部长贾古玛(Professor S Jayakumar)向国会解释丹戎巴葛总站一波三折的乔迁事件时,同时宣布了POA的内容。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代表马来西亚政府的财政部长Tun Daim Zainuddin签署的POA,详细阐明土地交换的条件,以及双方成立有限公司,马新各占60%40%的股份:

The POA Points of Agreementis a Government-to-Government agreement betwee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concerning railway lands in Singapore. It was signed on 27 November 1990 between then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on behalf of Singapore and then Minister of Finance Tun Daim Zainuddin on behalf of Malaysia. Under the POA, the KTM railway station would be vacated and moved from Tanjong Pagar to Bukit Timah in the first instance. The land at Tanjong Pagar would then be vested in a limited company for joint development (60% for Malaysia and 40% for Singapore). All railway lands south of Bukit Timah other than Tanjong Pagar would revert to Singapore. When the MRT station reached Woodlands, and that took place on 10 February 1996, KTM may within five years, move its station from Bukit Timah to a site in Woodlands adjacent or close to the Woodlands MRT station. In that event, two additional pieces of land in Kranji and Woodlands would be vested in the limited company also for joint development.....
---Singapore Parliament Report

火车的回忆


火车来了。又走了。火车延伸的土地发展费来了,也告一段落了,相信很快的就会被遗忘。

这起绿色廊道事件使我想起曾经在Bukit Gombak山上的国防部办公的光景。那时候每天上山下山,途径Upper Bukit Timah Road,最要紧的是捕捉火车驶过的时段。早上上班,碰到火车经过,铁道局的工作人员将围栏关起来,人与车都只能到此为止,动弹不得。很快的,双向的Upper Bukit Timah Road两头都堆起车龙,大家只好耐心地度过十分钟。傍晚的状况类似,只不过车龙从Bukit Gombak山脚排到山顶,对于主要公路的交通倒无大碍。久而久之,守候一片绿色廊道成为习以为常的风景线。

绿色廊道在殖民地政府打造下,穿越新马多个城市,火车成为早期来往新马的主要交通工具。新马分家的时候,铁路成为悬而未决的议题,它所遗留下来的“残局”,在反反复复的谈判声中,曾经将新加坡第一与第二任总理李光耀和吴作栋搞得团团转。

随着新马两国新一代领导人在商言商下找到转机,新马铁路也找到替代土地方案,车龙守候着轰隆隆的列车的景观在201171日起已不复见。火车总站如原计划,从丹戎百葛迁至兀兰。


(抵达丹戎百葛的末趟列车。The Straits Times July 1, 2011)

留不住的花样年华,挡不住的世事变迁,新加坡境内的火车轨迹与四周的绿色地带,曾经给我们这一代人多添一段生命的记忆。在有轨迹可循的时候,曾经跟朋友刻意乘火车入新山怀旧去,也在火车停止在新加坡境内运作前后跟大家一起走铁路,打造轨迹的记忆。


(赶火车是集体回忆之一。2010)

2011630日晚,最后一趟火车在武吉知马站停留,车长甚至跟守候在月台的人群一起拍照留念。火车耽搁了好长的时间,可是此时此刻,谁也不会介意。驶入丹戎百葛火车总站时,过去只有在农历新年前游子归家前才出现的人潮纷纷举起相机,捕捉火车入闸的最后一刻。

通常曲终人散总是叫人黯然神伤,但是当时走完的最后一段路程却是截然不同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才有一股迟来的热泪盈眶的感动。

数年后新年期间,我刻意走着老路,由于少了人潮与呜呜声,只觉倍感落寞。踏着特别平坦的绿茵草地,依稀感觉到铁轨的存在,可实际上铁轨、枕木都已经按照协议,回交给马来西亚铁道局了。


(武吉知马火车桥上。2011)


(武吉知马火车桥上受保留的一小段铁路,人潮已经消失。2014)

土地发展费的延伸


回头理清铁路引起的土地总裁议案,新马两国政府都有钞票,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协议如果无法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可以通过国际法来解决。至于政府与人民间的协议,是否可以通过相同的付钱给和事佬的方式来解决?

比如政府组屋。组屋从为国民提供一个遮风挡雨的家园,转型为投资的工具。其中跟铁道局的土地仲裁事件的相同点,就是寸土尺金的土地发展费。这笔土地发展费,原则上是由购买组屋的民众来承担。

以新的三房式组屋来说,1960年代少过1万元,1980年代约4万元,目前约18万元。简单地说,价格每十年约翻两倍。当然劳工、材料、运输等建造成本都影响了组屋的价格,但其中主要的成分还是那笔土地发展费。

1984詹时中以反对党议员身份进入国会,认为政府通过HDB组屋赚取利润。时任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十分慷慨,在义顺拨一块地给詹时中建四座组屋。后来詹时中打退堂鼓,主因就是那笔悬而未决的土地发展费。

1988年詹时中在国会发言,继续咬着政府通过HDB组屋来赚取利润。时任国家发展部长丹纳巴南慷慨陈词,长篇大论之余就是不肯提供成本价格与计算方式,说公布这些数字没有实质意义。

2011年全国大选,工人党推出竞选政纲,要求政府将组屋的价格定在人民收入的中位数。时任国家发展部长马宝山捍卫政府的立场,坚持组屋的价格已经很经济实惠(affordable),否则就不可能有80%的国人居住在组屋里。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说土地价格是政府定的,这钟做法只不过是将钞票从左口袋放到右口袋。

当然,组屋的土地发展费里头还牵涉到如何公平地动用国家资产,来“补贴”80%的组屋居民等问题。

现在这起因铁路土地所引起的仲裁议案,给予我们另一个思考的机会:新马政府之间有份旧协约(1990年签署的POA),成为海牙仲裁庭判决的考量。那么在公共住屋方面,政府与人民是否也有一份类似的,不过没有明文的道义协约?组屋成为投资的工具是否合情合理?组屋的土地发展费是否应该由人民埋单?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