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ugust 22, 2025

光明山下的新民:早期工业与宗教文化的交汇点

原文刊登于《源》2025年第3期,总期175,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


1970年代落成的新民组屋区,翻新后别具风味。

上世纪 70 年代初,建屋发展局开始规划宏茂桥新镇时,宏茂桥仍是个地广人稀的乡村,遍布农场与橡胶种植园。新民(Sin Ming)位于已消失的碧山亭坟场旁,被规划为宏茂桥的一部分。1972年,新民率先发展成为宏茂桥工业区。接着新民路上的五座组屋相继竣工,约1200个单位主要安置宏茂桥德义村、静山村等甘榜居民,以及在新民工业区工作的员工。多年以后,新民一带再次兴建新公共住宅,900多个预购组屋单位预计于两年内完工。

顺福(Shunfu)与新民相邻, 拥有约相等单位的组屋区已有40年历史。顺福区的两条主要公路——顺福路和玛丽蒙路(Marymount Road),分别源自碧山亭坟场的顺福村以及开发宏茂桥时期新建的道路。

新民地形图(根据2025年谷歌地图绘制)。

 

新民工业区与汽车维修业

1972年开始发展的“宏茂桥工业区”,后来更名为新民工业区,并成为本地首个汽车工业区。最早的一批单层工厂主要分配给市区内受影响的汽车维修业者,随后聚集超过400家汽车维修厂。此外维康车辆检测中心(VICOM)和车辆注册局总部也在此落户。

尽管现今汽车因拥车证制度而价格高昂,但私家车市场依然活跃,难以想象汽车维修业曾一度陷入低潮。1975年政府提高汽车额外注册费和路税,同时推出限制区执照计划,进入市区的车辆必须额外缴费。这导致许多车主延迟维修保养,至于喷漆之类的美容服务可免则免,修车业生意滑落四成。

到了70年代末,汽车维修业逐渐复苏。随着碧山新镇的落成,新居民反而对新民的喷漆业感到担忧,害怕空气中的粉尘影响健康。

四十载光阴流转,新民工业区也在不断变迁,例如许多修车厂已由后辈接手,一些业者搬迁至邻近的新民工业大楼(Sin Ming AutoCity)继续经营。新一代的垂直修车厂采用四面通风设计,安全与环保管理设施完善,将成为修车厂未来的发展模式。

新民工业区:本地首个汽车工业区。

 

光明山普觉禅寺

光明山是新民地势的最高点,普觉禅寺(简称光明山)于百年前创建,如今已发展为新加坡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占地面积超过10个足球场。

提到光明山,不少信徒参与过卫塞节的“三步一拜”仪式,这是纪念佛祖诞生、成道与涅槃的重要活动。卫塞节前夕,上万名信徒分批从大雄宝殿出发,每走三步便五体投地叩拜,直至节日清晨。此仪式不仅象征佛祖成佛之路的艰辛,也考验信徒在修行路上的信心与毅力。

光明山普觉禅寺:新加坡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

光明山的首任方丈转道法师创立普觉禅寺,旨在弘扬佛法,并为远道而来的僧众提供栖身之所。二战时期,光明山周边曾用做防空壕和避难所。战后宏船法师接任方丈,并协助企业家李俊承创办新加坡佛教总会。新加坡独立翌年,普觉禅寺首次举办国际性水陆道场律仪法会,所筹善款全数用于设立慈善诊所基金,三年后首间佛教施诊所正式成立,如今分布在全岛7个地区。光明山内有座宏船法师舍利塔和纪念馆,借以缅怀他的一生。

 

妙华山自度庵

光明山普觉禅寺旁的妙华山自度庵,是本地规模最大的女众道场。二战前,达贤和达仁两位师太在樟宜路七条半石创立陶养园,1957年扩建时更名为妙华山自度庵,寓意先自度,后度人。20年后因原址被征用而迁至新民。

妙华山自度庵发挥照顾老幼女子的功能,旁边蓝色屋顶为新民的“殡葬街”。

过去一些家长会将“不听话”的孩子送入庵堂管教,让她们适应集体生活;也有因家境贫困而寄宿在内的孩童。现年近七旬的罗女士属于后者,她回忆道,庵堂安排“面包车”接送她们这群寄宿孩子前往菩提学校上课;年龄稍长时,每逢初一十五和特别节日,她们都会协助庵堂招待善众和准备斋菜。

自度庵也收留退休的妈姐(自梳女)和其他单身妇女,为她们提供安养之所。妈姐多数来自广东顺德,主要从事帮佣工作。新民的自度庵设有两层楼宿舍,延续本地斋堂的养老功能。

 

宝光佛堂

顺福路巴刹旁的宝光佛堂与台湾慈济有着深厚的渊源。慈济草创时期,志工们的制服是黄色的,而非如今的“蓝天白云”。当时面对人力、物力及场地的挑战,宝光佛堂住持慧琪长老尼提供场地,让慈济在此举办会议、茶会及相关慈善与儿童教育活动,宝光佛堂因此成为早期慈济的“家”。

慧琪长老尼与慈济创办人证严上人同属一脉,30多年前慈济新加坡分会成立时,由慧琪长老尼担任管理委员会主席。资深志工们表示,“没有慧琪师伯,就没有今天新加坡慈济的道路”。

 

圣神堂

本地的天主教堂以法国传教士创建的居多,汤申路上段的圣神堂(The Church of the Holy Spirit)则出自19世纪中叶在比利时成立的司格特传教修会(CICM,亦称Scheut Missions)。

CICM是个国际性天主教传教修会,成立后致力于向中国、菲律宾、美洲、非洲等地区传福音。二战前,CICM在海峡殖民地法令下注册,直到新加坡自治初期,才在原址的小洋房内展开活动。宏伟的教堂是在本世纪初重新建立起来的。

圣神堂出自比利时的司格特传教修会。

 

殡仪馆一条龙服务

80年代殡葬业在新民路兴起,以前在惹兰柏民宾(Jalan Pemimpin)和谦福路(Kheam Hock Road)经营殡葬业务的业者迁至此地,使到新民通道第37 39座形成一条“殡葬街”。附近的光明山和自度庵设有火化场及骨灰安置所,间接支持光明山下的殡葬与追思的相关行业。

新民通道出现殡葬业之际,政府计划在一些组屋区附近设立综合性殡仪馆,但因民众强烈反对而暂时搁置。21世纪初,当局重提往事,计划在新民增设火化场。部分居民担忧房价受影响,交通拥堵加剧,甚至认为殡葬设施会带来霉运。尽管当局承诺新民不会变成殡葬中心,该计划仍未落实。

或许大家已淡忘,新民的邻近地带曾是十万墓碑的碧山亭坟场,碧山镇与顺福路组屋亦建在坟场旧址。新加坡独立时人口200万,65岁以上者仅5万,殡葬设施需求并不高。现今常住人口已翻了三倍,预计过多五年,每四名新加坡人口当中就有一人超过65岁,殡葬设施的需求势必增加。面对即将步入超老龄化社会的现实,也许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生死共存的可能性。

 

福建会馆主办爱同学校

爱同学校落户新民30余年,发展历程颇为曲折。 爱同学校创建时正值民国元年,校名取自“博爱大同”,寄寓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理想。学校最初设于文达街的美以美宣道会楼上,之后迁至直落亚逸街、福建会馆和宏茂桥3道。巧合的是,宏茂桥校舍与美以美教会为邻,多年以后重续前缘。

宏茂桥的新校舍兴建期间,新加坡正值教育转型期,一度只有两名学生报读。当时在爱同上课的学生并非主动选择这间学校,而是因为附近英校学额已满而被分配至此。时任校长丁明正带领团队走过艰难岁月,将它从一度无人问津的华文源流学校,脱胎换骨为特选小学。

福建会馆主办的爱同学校经历过艰难的教育转型期,从一度无人问津的华文源流学校,脱胎换骨为特选小学。 

 

诺雅初级学院

妙华山自度庵斜对面,一栋绿意盎然的现代化建筑映入眼帘,那便是诺雅初级学院(Eunoia Junior College)。这是新加坡第20所初级学院,由公教中学、圣尼格拉女校和新加坡女子学校联合成立。公教中学和圣尼格拉女校由法国天主教会创建,新加坡女子学校则由林文庆、宋旺相及邱菽园共同创办,旨在为土生华人女子提供教育机会。

传统华校的命名往往体现中华文化价值观,而诺雅的名称则源自希腊古文明。“Eunoia”意为“美好思考”(beautiful thinking),出自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强调通过美德来实现幸福与繁荣。亚里士多德特别重视友谊、正义和实践智慧,认为这些是道德生活的关键,因此真正的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真善美的心灵。

诺雅的中文名寓意“君子大雅,有诺必行”,与其希腊文含义相呼应,寄望学子才学优异、品德高尚、正直守信。我们也期待实现“让每一所学校都是好学校”的愿景,让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得到全面的发展。

诺雅(Eunoia)初级学院的名称源自希腊古文明,意为“美好思考”。

 

印度煎饼特色店

圣神堂旁的一列店屋中,有一家名为The Roti Prata House的印度煎饼店,以十多种不同口味的印度煎饼(Roti Prata)闻名,在本地实属少见。该店于锦茂(Ghim Moh)组屋区开业,80年代搬至贝雅士蓄水池一带,90年代迁至现址,如今由第二代经营。

早期的印度煎饼外酥内软,仅以菜油煎制,主要食材为面粉、糖、盐和鸡蛋。为了提升竞争力,店家推出香脆版本来吸引年轻顾客,金钱煎饼(coin prata)与海啸煎饼(tsunami prata)成为近年的热门口味。

汤申路上段地铁站出口道路两旁的旧店屋,黄色招牌的The Roti Prata House以十多种不同口味的印度煎饼为卖点。

印度煎饼是本地印度回教徒的传统美食,所用的面粉从印度进口,制成面团后以印度酥油在铁板上煎烤而成。传统的吃法搭配“达尔查”(dalcha),一种以扁豆为主,添加羊肉或鸡肉咖喱的浓汁,并使用混合香料(garam masala)提升风味。如今的达尔查还会添加马铃薯和红萝卜,让口感更加丰富。

约百年前,本地报章已出现印度煎饼广告。当时红灯码头对面的真者里(Change Alley)商场十分繁华,云集着上下船的船员旅客。餐厅售卖的煎饼每片一角钱,咖喱配料另计,例如白鸽5角,鸡肉3角,牛肉一角半,扁豆一角。如今印度煎饼这道国民餐饮已跻身世界级美食之列。

 

顺福与麻油齐名

昔日的顺福路曾是一条“麻油街”,随着顺福组屋的建设,沿街的麻油厂集体迁至宏茂桥第三工业区。胡益源(Oh Aik Guan)是在顺福起家的老字号,第一代业者将麻油装入啤酒瓶,骑着脚车沿街叫卖,随着滚动的车轮打响品牌,放眼海外市场。

昔日的顺福路曾是一条“麻油街”,随着顺福组屋的建设,沿街的麻油厂已消失。

笔者成长的年代,麻油不仅是厨房必备之物,也深植于华人传统习俗。妇女在坐月子期间用麻油滋补身体;婴儿洗澡前,家人会在孩子的肚脐上涂抹麻油以祛风。如今麻油的应用已超越烹饪范畴,广泛用于肥皂、药品及化妆品等日常用品中。

新民从筚路蓝缕到城市风貌,依然焕发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在光明山下,一代又一代人编织成温暖而抒情岁月变革的故事,绝对不是“芝麻绿豆”般的琐碎篇章。

 

参考资料

《南洋商报》

《新明日报》

陈家喜,从邻避到邻里 ——新加坡殡葬设施的前世今生,《联合早报》202465

新加坡南洋胡氏总会60周年纪念特刊 1946-2006》,新加坡南洋胡氏总会出版。

杜南发,“吉光片羽”,《联合早报》2018312日。

谢慧秋,星期二特写,厂区探游:新民20/12/2023https://www.8world.com/stories/tuesday-report/vibrancy-at-ie-sin-ming-2323171, accessed 20 February 2025

Eunoia Junior College, https://www.eunoiajc.moe.edu.sg/, accessed 1 March 2025.

Malaya Tribune, 27 June 1930.

Oh Aik Guan Food Industry, https://www.puresesameoil.com/, accessed 20 February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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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ugust 19, 2025

【958印象古早】退休校长承接讲古情缘 模仿李大傻录制《水浒传》 视一代大师为空中老师

作者:黄淑君
原文刊登于8world 2025818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与马来亚民众的主要娱乐来自广播电台。其中,丽的呼声的“讲古”节目深受欢迎,李大傻先生以独特的叙事风格,成为一代人心中的声音记忆。

出生并成长于牛车水的刘广福,从小学时期便迷上收听李大傻讲古。他回忆,当年傍晚七点半节目播出时,咖啡店里常常坐满顾客,大家聚在一起聆听《西游记》,那是童年里最难忘的画面。

每次讲古开场前,总会响起广东音乐《旱天雷》。在刘广福印象中,李大傻的讲述声情并茂,善于穿插歇后语,尤其在描绘打斗场景时,更会配合声效渲染气氛,让听众仿佛置身其中。

1960年代,刘广福赴新西兰留学,依旧不愿与这份热爱割舍。他曾尝试用短波收音机收听节目,虽然未能捕捉到新加坡的电波,却意外收听到澳洲悉尼电台的转播。为此,他常常牺牲睡眠,在午夜十二点守候,只为听到李大傻的声音。

刘广福1966年领取哥伦坡奖学金前往新西兰深造,照片摄于奥克兰机场。图源:刘广福。

刘广福表示,讲古不仅带来娱乐,更让他学习了许多历史典故与成语,提升了语言水平。他视李大傻为自己的“空中老师”,在故事中汲取知识。

随着1979年无线电台与1982年底”丽的呼声” 先后停播方言节目,李大傻的广播讲古就此落幕。多年后,身为退休校长的刘广福,在朋友鼓励下决定延续这份文化情缘。他以李大傻为榜样,亲自录制了51集《水浒传》讲古节目,让传统以新的形式继续传承。

有兴趣收听的公众,可到文史工作者李国樑的部落格《从夜暮到黎明》欣赏这套作品。

黄淑君与刘广福在电台958录制节目。图源:黄淑君。 


Link

文史工作者李国樑的部落格

刘广福回味童年听李大傻讲古(一)

刘广福回味童年听李大傻讲古(二)

刘广福回味童年听李大傻讲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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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ugust 15, 2025

二战:山打根-昆达山死亡行军(The Sandakan Death Marches)

20245月,率领一群60多至70多岁的老人家前往沙巴自驾游,同时让大家体验一下下海浮潜的感觉。

从新加坡乘坐亚航(AirAsia),两个多小时抵达亚庇(Kota Kinabalu),在机场取车后,开启我们的自驾旅程。

从亚庇市前往昆达山,路上走走停停,在些许摇晃的吊桥(Tamparuli Suspension Bridge)往返走一回。在山区下车眺望寡妇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隔段距离看山,神山的气势便涌现了。

神山气势的寡妇山。

启程三个多小时,抵达青翠怡人、山上有人家,我家在那里的感觉的昆达山(Kundasang)。

我家在那里的感觉的昆达山(Kundasang)。

 

昆达山保留二战记忆

昆达山位于兰瑙县(Ranau),昆达山战争纪念园(Kundasang War Memorial)纪念在沙巴去世的2000多名澳军和英军,他们或在山打根战俘营,或在战争末期三次强行军从山打根到兰瑙路途中死去。

众人较熟悉的是联军战俘被火车载到泰南,日以继夜地兴建衔接到缅甸的铁路,由于伤亡惨重,那段赶建的铁路亦称为死亡铁路。至于2000多名军人被囚禁在山打根,倒是成为一趟心灵之旅。

昆达山二战纪念园 Kundasang War Memorial

 

联军战俘来到山打根

19427月,第一批战俘从新加坡乘船来到北婆罗洲(沙巴)的山打根,原意是建造军用机场。大约一年期间,超过1800名澳军和750名英军来到山打根。194344年间,许多战俘因环境恶劣逝世。当地人恻隐之心伸出援手,遭到日军死亡恐吓。据估计,日本占领北婆罗洲期间,约有 16% 人口被杀害。

1943 8 月,日军决定调走联军的指挥官来控制士兵,大部分军官级战俘从山打根调到砂拉越古晋的峇都林当营地(Batu Lintang camp),留在原地的战俘生活条件急剧恶化,食粮进一步减少,生病还被迫在机场工作。施工结束后,他们滞留在山打根营地。

1945 1 月,盟军成功轰炸并摧毁山打根机场。战俘兴建后被炸毁的军用机场,就是现在的山打根机场所在地。

日军预计盟军很快就会登陆,战俘营指挥官星岛进上尉(Hoshijima Susumi)将剩余的战俘分成三批,向西行军到兰瑙山区。他说这是日军第 37 军司令官马场正夫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Baba Masao)的命令。

1945年初,日军下令生存的1066名战俘强行军,分批从山打根东行265公里来到昆达山。留在山打根医院的290名战俘则自生自灭,最终全因伤病去世。

超过1000名战俘在行军或抵达兰瑙营地后死去,其中6名成功逃脱的战俘,在二战结束后将这段历史还原。

澳军纪念园

英军纪念园

 

第一批行军

 1945 1 月至 3 月,日军挑选470 名身体较健康的战俘出发,他们可以为随行日军大本营搬运行李和补给品。

第一批行军越过宽阔沼泽地、茂密丛林,登上寡妇山的东坡。这些战俘分成几组,他们有些营养不良,有些身患重病,出发时原本打算到达亚庇(旧称Jesselton)。当时估计日行30公里,265公里路需时9天,但战俘只得到4天的口粮。体力不支倒下的战俘或遭杀害,或途中任其自生自灭。

到达兰瑙后,幸存者被令建造临时营地,最终死于痢疾。到了 6 26 日,只有5名澳军和1名英军活着。

 

第二批行军

1945 5 29 日,536 名战俘组成第二批行军。新任山打根战俘营的指挥官高腰隆夫上尉(Captain Takakuwa Takuo)命令战俘在日本警卫的陪同下,每 50 人一组向兰瑙出发。战俘的体力不如第一批,得到的口粮更少,经常被迫觅食,这次行军花了26 天。

第二批战俘离开后,山打根战俘营的 1 号营地被摧毁,试图抹去任何存在的证据。1945 6 24 日,第二批战俘到达兰瑙后发现,1 月份第一次行军的战俘中只有 6 人还活着。

 

第三批行军:最后的行军

第二批战俘出发后,约有 250 人留在山打根,他们多数病重。日军最初打算让他们饿死,迫使许多人在周围的森林中寻找食物。1945 6 9 日,日军决定再派 75 人进行最后一次行军。由于他们身体非常虚弱,没有人活过 50 公里,当每个人倒下时,就被日本卫兵枪杀。

 1945 8 15 日日军投降之前,山打根剩下的所有无法行走的战俘或被杀,或死于饥饿和疾病。许多日本士兵也死于饥饿,据说有些甚至为了活命而吃人。

 

战争罪行审判

到了 19457 月底,兰瑙只剩下 38 名苟延残喘的战俘,日军将这些幸存者全部枪决。统计山打根、兰瑙和行军路途中的总死亡人数:1787澳军,641英军。

6名澳军成功逃脱。第二批行军中,炮手Owen Campbell和投弹手Richard Braithwaite逃入丛林,在当地人协助下,最终由盟军部队救出。7 月间,二等兵Nelson Short、准尉William Sticpewich、二等兵基Keith Botterill和准投弹手William Moxham逃出兰瑙,他们同样得到当地人协助,将他们藏匿起来,为他们提供食物,直到战争结束。

6名生还者当中,其中4人(Campbell ShortSticpewichBotterill)在东京和亚包(Rabaul,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城市)的战争罪行审判中出庭作证。

执行强行军的星岛进上尉、高腰隆夫上尉及其副手渡边元藏上尉(Captain Watanabe Genzo)被判谋杀和屠杀战俘罪,分别于 1946 4 6 日和 1946 3 16 日被处以绞刑和枪决。

 

昆达山战争纪念园

1945 年,英国和澳大利亚军方记录此三次死亡行军的 "战俘路线",路线起于山打根,止于兰瑙的 "最后营地"Last Camp)。

1950年代末,沙巴民众和外派人士合资建造昆达山战争纪念园,这些外派人士当中许多曾经参与过战争。纪念园建在昆达山,因为根据当地风俗,纪念园由神山(Mount Kinabalu)保护,云雾缭绕的山峰会保佑所有不幸死去的幽魂。

昆达山战争纪念园内有一个澳军纪念园,一个英军纪念园,还有一个为所有死难军人立碑的纪念园, 2428名军人的名字都刻在石碑上。这是西方军队尊重每一名同僚,处理不曾忘却的纪念的方式。

1787名死难澳军的名字。

641名死难英军的名字。

 2428名军人的名字都刻在石碑上。这是西方军队尊重每一名同僚,处理不曾忘却的纪念的方式。

纪念园里还有一面悼念死者的碑文,那是生还者之一的二等兵Nelson Short创作的诗歌:

I am dreaming of Australia,

The land we left behind.

Dreaming of the loved ones

We could always bear in mind.

Although its only fancy

Our hearts within us yearn.

But we’ll make up for lost moments

When to Aussie we return.

 

There’d be sailing on the harbour,

The Showboat our first choice.

Or maybe we’d be dancing

Listening to our sweetheart’s voice.

Although it’s only fancy

Our hearts within us yearn.

Gee we’ll make up for lost moments

When to Aussie we return.

--- Nelson Short 

生还者之一的二等兵Nelson Short创作的诗歌。

我将原文翻译如下:

我梦想着澳大利亚,

那片我们留下的土地。

梦想着心爱的人,

我们总能惦念心头。

虽然这只是幻想,

我们内心满怀渴望。

我们会弥补失去的时光,

当我们回到澳洲。

 

我们会在港口启航,

在我们首选的游轮上。

或许我们会跳舞,

聆听甜心的声音。

虽然这只是幻想,

我们内心满怀渴望。

啊,我们会弥补失去的时光,

当我们回到澳洲。

 ----李国樑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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