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延伸.....(八）古亚好

古亚好，1923年生，现年87高寿。这么多年，现在她终于说出老公的名字，叫张飘影。1930年代末期，亚好的父亲古旺在奎因街一带开了三间家具店，又为海南人咖啡店的云石桌提供手工精细的桌架，生意兴隆，属于大户人家。大户人家有钱好办事，招郎入室，把张飘影“娶”入古门。

据说张飘影祖籍鹤山花粉村，是新加坡土生华人。他人如其名，神龙见首不见尾，来如风，去无踪。1941年12月8日凌晨12点25分，日军在吉兰丹哥打巴鲁(Kota Bahru，Kelantan)登陆，比袭击珍珠港还早了90分钟。在日军往南挺进，占领柔佛之前，亚好家多了一个女人，来自新山。

亚好当然没想到飘影在彼岸有个叫阿蓉的红粉佳人，如果不是日战，这个女人也许永远不会出现。当时大家都相信新加坡比马来半岛安全得多，新加坡有英军重守，应该敌得过日军。没想到1942年2月15日农历新年是新加坡历史上最昏暗的一天，新加坡沦陷，接踵而来的是肃清行动和3年6个月的昭南岁月。

飘影这个出人意表的安排并不能使阿蓉脱离日军的统治，反而在非常时期制造另一轮家庭伦理风波。亚好的母亲陈顺花当机立断，要她们两人结拜为姐妹，算是化解了一场纠纷。

战争改变许多人的命运。战后亚好家道中落，曾经风光过的岁月已成为昨日黄花，当年飘影把阿蓉带到阿好家后便从此消失了，没人知道飘影的行踪。阿蓉在战后辗转去了香港，改嫁了。2004年11月底，我和父母亲去了香港一趟，也见到了阿蓉的女儿阿珍。推算起来，母亲和阿珍或许该以姐妹相称吧？Time is a great healer，连阿珍都已经是快60岁人了，过去的爱恨恩怨，还有什么化解不开的愁与仇？

国昌（我的胞弟）由陈顺花带大，在小坡马尼拉街七层楼红屋G3亚好家度过童年。七层楼红屋是林有福时代的一房一厅公共组屋，壹层楼十六伙人家，共用四间厕所、四间冲凉房和两个厨房。G3就是G楼3号。根据国昌的回忆，G1是肥婆卿一家，有个患了唐氏综合征的女儿；G4有台20寸箱式电视，大方的把大门敞开，方便左邻右舍自由进出。星期天下午第八波（今天的八频道）播放粤语影片，G4特别热闹，大家聚集一堂，在神秘的电视箱前共拥两个小时。

当年的粤语片离不开红透半边天的陈宝珠、萧芳芳、嘉玲和林凤，她们都是票房的最佳保证；不然就是南虹、雪妮、邓碧云、薛家燕；若是粤剧，任剑辉、白雪仙、芳艳芬、红线女、余丽珍、吴君丽、凤凰女等陆续粉墨登场；至于黄曼梨和李香琴，多是饰演恶家婆或反派角色。冯宝宝是当红的童星，几乎每部片都少不了她；刁蛮富家女非肥肥开心果沈殿霞莫属，女侠则当属于素秋。

耀眼的男星有风流倜傥的谢贤和吕奇，外表忠厚的张瑛、胡枫、吴楚帆、张活游和林家声，可忠可奸的张英才和曾江，唱腔独树一帜的靓次伯，弱不禁风的新马仔（新马师曾），探长曹达华和丑星梁醒波。黄飞鸿系列掀起了民初武侠片热潮，关德兴、石坚、西瓜刨等都是九十多集黄飞鸿影片的灵魂人物。据说关德兴和石坚还因为黄飞鸿而交恶，第一代黄飞鸿片集从此画上句点。

粤语片演完了，小坡七层楼红屋也画上休止符。多数小坡七层楼的街坊继续往东移，搬到加冷、旧机场等地区，亚好选择大坡潮州街（Ellenborough Street），跟我的老家隔了一条新加坡河，生命之河。

亚好八十岁时摄

我问国昌跟阿好等人生活了一段日子，有什么特别的回忆？他沉思片刻，说亚好一个女人撑起一个家，照顾年老的母亲顺花，其实很不简单。她也曾经打扮美美，跟对她有意的男士外出蹓跶，不过因为顺花在一旁监视着，最后都不了了之。倒是一位在三巴旺军港（Sembawang naval base）工作的陆先生风雨不改，每个星期天都在亚好家吃中饭吃晚饭。陆先生衣着毕挺，白色长袖恤衫，黄色斜纹长裤，和亚好两人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闲话家常，在摇椅上摇过一个下午。偶尔陆先生还会带着大大小小步行到附近的光华戏院看电影，单是戏文就足以七嘴八舌地点缀一个晚上。

这种像老夫老妻却又无名无实的生活持续到亚好搬到潮州街为止。数年前我问亚好是否还记得三十余年前曾经出现过的陆先生这个人物。亚好想了好久，人来人往，这个人依稀曾经出现过。后来他半身瘫痪，在没依没靠下进入老人院。再后来呢？唔……他已不认得她，在孤单中咽下最后一口气。

现在再提起陆先生，亚好十分费劲，浮光掠影，怎么也想不起这个生命中的过客。

数年前跟亚好提起往事，她还会提起陈顺花，提起古旺，提起曾经风光过的日子，心中似乎感叹似水流年，留不住昨天，只留得住思念。如今水泥城市外貌完全改变，浩瀚烟波里，记忆已经变得十分模糊。断断续续的聊起过去的人事，似乎没有什么曾经刻骨铭心，只是潺潺流水，水过无痕罢了。

文中提起亚好，陈顺花和古旺等人，亚好：外婆；陈顺花：太婆；古旺：太公，不晓得他长得什么模样。

SUNRISE SUNSET

What films did you watch in the 1970s?

1970s was a rebelling decade for me. I learned to appreciate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English shows and was in the mood of challenging our tradition then. Fiddler on the Roof (屋顶的小提琴手）was one of my favourite shows.

In the film, Tevye said, "A fiddler on the roof. Sounds crazy, no? But here, in our little village of Anatevka, you might say every one of us is a fiddler on the roof trying to scratch out a pleasant, simple tune without breaking his neck. It isn't easy. You may ask 'Why do we stay up there if it's so dangerous?' Well, we stay because Anatevka is our home. And how do we keep our balance? That I can tell you in one word: tradition!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LLEBAQLZ3Q

Is this the little girl I carried?

Is this the little boy at play?

I don't remember growing older

When did they?

When did she get to be a beauty?

When did he grow to be so tall?

Wasn't it yesterday

When they were small?

Sunrise, sunset

Sunrise, sunset

Swiftly flow the days

Seedlings turn overnight to sunflowers

Blossoming even as we gaze

Sunrise, sunset

Sunrise, sunset

Swiftly fly the years

One season following another

Laden with happiness and tears

What words of wisdom can I give them?

How can I help to ease their way?

Now they must learn from one another

Day by day

They look so natural together
Just like two newlyweds should be
Is there a canopy in store for me?

Sunrise, sunset
Sunrise, sunset
Swiftly fly the years
One season following another
Laden with happiness and tears

从1949延伸.....(七）陈顺花

“终须有日龙穿凤，唔通日日裤穿窿？”

想着想着，彷佛又听到一阵老人牙齿漏风所发出的笑声。

陈顺花，1983年卒，在人间享寿92载。陈顺花的故事比1949还要古老，不过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小人物的生活史，她的故事还是跟1949息息相关；没有1949，父亲便不会远渡重洋踏上南洋这块土地，他就不会和母亲缔结连理，我就不会存在，更遑论生命中出现过顺花这个人物。

我们在冥冥中接受着某种人世间的巧合，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相遇相知，成为一家子。有人说这是宿命，有人说是命运，有人说是缘分。在众说纷纭中，我愿意选择缘分。

我称呼顺花为“阿太”，太婆的意思，是母亲的母亲的母亲。一般家庭都不会跟母亲的母亲的母亲太亲近，因为属于远亲；我们和阿太比较特殊，关键在于外婆是招郎入室的，并非外嫁。这么一来，外婆和阿太其实同在屋檐下，还是一家子。

顺花在1891年出生于中国广东省鹤山县古劳镇一户官宦之家。虽是晚清，中国被慈禧太后等人搞得气势薄弱，但地方官始终还是有财有势，过着小姐的生活，还有丫鬟使唤。

顺花的父亲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地方观念，不教女儿读书识字，但聘请了落第秀才给女儿说故事讲道理，久而久之，顺花出口成章，成语谚语俗语俚语顺手摘来，文采飞扬。

“终须有日龙穿凤，唔通日日裤穿窿？” 这是顺花的人生格言，人有三衰六旺，只要人穷志不短，发奋图强，总有出头的一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爱新觉罗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但保留非统治皇帝的名义，溥仪退居紫禁城中的养心殿。清朝灭亡，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寿终正寝。

随着革命爆发，顺花一家子认清时势，卷席而逃。顺花的父亲官帽不保，顺花的小姐时代匆匆结束。据说古劳的豪宅后来被共产中国瓜分了。

我跟外婆和父亲仔细推敲，估计顺花是在1920年代和丈夫古旺带着阿好（外婆）来到新加坡。古旺有一门出色的手艺，在新加坡重拾木匠生涯，还开了家具店，算是手头上拿得起的人家。

顺花经历过清朝官家奢华的生活，革命爆发后逃亡的岁月。新加坡是避难所，开创新生活。只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也是顺花的口头禅），1942年2月至1945年8月日军占领新加坡，三年零六个月昭南岛的仓惶岁月，手头上的日钞都成了香蕉票，积蓄花得八八九九。当最后一分钱也花光之后只好咬紧牙根，在小坡马尼拉街木屋区过日子。1950年代木屋区重建，原址兴建七层楼红屋;1970年代市区规划，顺花搬到潮州街一房式租赁组屋，年华渐老，日子也越过越简朴。

从来没听顺花说过回乡，也许逃亡的日子最不堪回首，人的尊严也最卑贱。能够不再逃亡，落得自由身，金钱面包都可抛。

在那个淳朴的年代还有仗义疏财，因感召而献身的“侠医”。在半岛购物中心的坤医生看着顺花终老，连药费都倒贴了。顺花沉睡了三天三夜，醒来后说她已经离开了娟娟红尘，就这么走啊走的，进入了灵异世界，见到了古旺。古旺说时候未到，你来干嘛？这么一推，把她送回凡间。一个星期后，顺花终于睡着，再也没醒过来。

顺花身无分文，奔丧的人潮却络绎不绝。人们说日军占领新加坡时期，顺花豪爽地接济过他们，使他们免受日军的欺凌。顺花经济潦倒的时候，也没向他们要求过什么。顺花有什么本事，能够收拢日军？我也很想知道。不过随着入土为安，四十年前曾经发生的江湖事迹也跟着湮灭了。

2004，顺花逝世二十一年后，我乘着车子在鹤山北部的古劳镇转了一圈。古劳镇是古与今的结合体，既是古榕青砖黛瓦，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亦具备现代化的工业架势；单单镇上七层楼的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就养活了两万个镇民。

油然想起顺花的最爱：光绪王夜祭珍妃，瀛台泣血，还有汪明荃年轻时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清宫残梦》，汪明荃饰演的正是珍妃这个角色。

清朝年代太久远，慈禧、光绪、隆裕和珍妃间的宫廷恩怨彷佛是一出戏，这么多年来从来没在我心中勾划起特别的联想。在古劳兜着兜着，多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终于串联成一条生命线。顺花生长在类似清宫的环境，戏中的一情一景，都足以勾画起她对童年、对青春、对父母的回忆。慈禧、光绪、隆裕和珍妃都是她那个年代实实在在，活生生的人物。清末的内忧外患对某些人来说确实有太多残梦。

时空交错，我踩在过去的点与线上，似乎又听到“终须有日龙穿凤，唔通日日裤穿窿？”接踵而来的是一串漏风的笑语声。

从1949延伸.....(六）咏琪

咏琪是个“奇”女子。

1990年，她手上拿着一份早在十年前已被夷为平地的旧地址，面对着车水马龙。怀着侥幸的心理，在禧街的旧警察局前问一个过路客，是否认识信封上署名泰麟的男子。

所谓老马识途，我们为旅客在新加坡路线图上指点迷津是常有的事，但在三百万人口的城市中找一个名不经传的普通人？

就凭这一问，她知道泰麟的新地址，登门造访。那个晚上，我认识了咏琪堂姐。

咏琪是国麟和婉茹的女儿。早年父亲和随着蒋介石大军逃到台北的堂兄国麟还偶有书信来往，后来音讯就慢慢断了。还依稀记得小时候翻阅过国麟的信件，以毛笔字书写，挥舞彩虹，叫我明白写字也是一门艺术。

跟咏琪一见如故，她又像典型的台湾人那样善于找话题，天马行空，整个晚上不愁寂寞。她说这一趟新加坡旅游，剩下最后一天空档。当她满怀激情，却又茫然地面对着大马路时，心情非常失落。在无助的情况下，唯有抱着大海捞针的心态，反正是捞不着的，捞起一瓢咸水也好。尽人事，听天命，就当作在新加坡河畔逛了一圈，不枉此行。谁晓得对方是个老街坊，那天心血来潮，一早乘了巴士，回到老地方，没晓得除了新加坡河水依旧悠悠流淌，警察局还保留着原来的建筑风貌外，老家已经变成一条双行车道。

皇天不负有心人，两个失意人碰在一起，就这样撞击出一段都市奇情录。

或许这就是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隔门不相逢，上一代留下的血缘牵于一线，冥冥中又为我们续缘。没想到我也这么“禅”。

咏琪说是啊，人与人相遇相知，本来就是很玄很偶然很奇迹很不可思议的东西，就像夫妻那样，茫茫人海中为什么偏偏就是他陪伴着你走完一辈子的路？

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嘛！不要轻视我们不经意中所做的一点一滴芝麻小事，累积起来，或许就决定我们的未来，甚至下辈子，如果你相信人有来生的话。

再见咏琪是五年后。台北的秋天没一丝寒意，倒是下了一场倾盆大雨。阵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雨后在故宫博物院外留下一环七色彩虹。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心中有彩虹，人间自然温馨。

2007年12月，北半球的冬天。关卡人员善意提醒我台北跟常年如夏的新加坡不一样，台北很冷的，离开机场前记得添上风衣。不过那个星期阳光普照，就像热带气候一般。

十二年前后我们的生活各自兜了一圈，十二年前台湾还零星地打着反攻大陆的口号，如今搞三通；台北的大中至正摇身一变，成为自由广场；绿营气势已尽、挣扎求存，蓝营正在如火如荼准备接手台湾......。世事峰回路转，人生何尝不一样。宋先生（咏琪的丈夫）说咏琪跟癌细胞搏斗了六个月，以为打了胜仗，还高高兴兴地去了美国迪斯尼一趟，最终还是上演了一场滑铁卢，败了。

想起1990，不过这次没有奇迹。

从1949延伸.....(五）国麟和婉茹

国麟是萍芳的哥哥，我称他为伯父。虽然国麟和父亲以堂兄弟见称，国麟至少年长了二十岁以上。如果留在乡下，国麟可能是个耕田公（农夫），因为有一位在省城居住，膝下无儿的契爷的协助，国麟得以在广州岭南大学毕业，后来还娶了同学婉茹为妻。

岭南大学1888年创校，由美国美北长老会海外差会创立，是一所不隶属于任何教派的基督教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52年把岭南大学归入国立中山大学，结束了64载教育史命。

岭南是什么地方？苏东坡在惠州（当今广东省惠阳东）吃荔枝上瘾，写下《惠州一绝》：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东坡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和杜牧的“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使荔枝脱颖而出，在大江南北大行其道。

苏东坡对荔枝爱惜有加，甚至以牺牲仕途相许。“日啖荔枝三百颗”也许是苏东坡对广东话的误解，还原成广东话，应该是“一啖荔枝三把火”。若一天之内狂吞三百颗荔枝，体内便会燃起九百把毒火，不被烧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才怪！

说到荔枝，父亲记忆中的岭南荔枝湾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他孩提时代曾经跟国麟去过一趟，边划着小舟游河，边在水面采荔枝，颇有“我们俩划着船儿采荔枝呀采荔枝”的诗情，与乡下地方比起来是另一番画意。荔枝湾景色迷人，“荔湾渔唱”是明代羊城八景之一，渔民清早出江捕鱼，黄昏归舟，渔歌互答，乐也融融。 张维屏“千树离支四围水，江南无此好江乡”（离支，即荔枝）就是荔枝湾风光的生动写照。

驱车在荔湾路闹市兜一圈，竟然就是昔日“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的水乡。

国麟是文化人，如果他在天有灵，应该不会反对我在这儿风花雪月一番。他的工笔画自成一格，晚年时还在台北搞个展。1995年上午，我登上内陆航机，从高雄飞往台北。第一次在台北富锦街跟婉茹见面时，就为客厅墙壁上的公鸡着迷了一阵子。

婉茹见到我先是无限惊讶，接下来恍如他乡遇故人，多少陈年往事陡地涌上心头。她说阿泰，很高兴四十多年后还能见到你，然后重复着父亲说过的故事：1949年，国麟放弃广州何济公制药厂的工作，跟着国民党到台北安家。直到仙逝前的那一刻，还很遗憾归不得的故乡的路，那不曾忘却的思念....。

我说我不是阿泰，阿泰是我的父亲。婉茹端详了一阵子，哦，哦，你不是阿泰，可是简直就是阿泰的化身，面容、谈话的语气都像足阿泰...。说着说着，婉茹又叫我阿泰了。

阿泰你记不记得那年溪水涨得厉害，我又赶时间去公塾教书，那时你只有这么大，划着舢板过来，把我载过对岸...。

父亲曾经跟我提起过这件事。为什么这样的小事都记得清清楚楚呢？父亲说婉茹是学校老师，出入穿着旗袍，不苟言笑。看到这么严肃的老师，能不惧畏三分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年国麟娶妻，父亲还是小孩，负责提灯笼迎亲。晚上玩新娘，小孩不懂事跳到床上去，婉茹说他们好顽皮。小孩以为婉茹在责骂他们，从此跟这个“新移民”打着心结。当年父亲把婉茹撑到对岸，婉茹竟然握着他的手，低头说谢谢，从此尽释前嫌。这里头所包含的最原始的人情与道理，能忘记吗？

婉茹说;乡下小孩子都比较好动，不爱读书，跟书香世家的文化差异似乎很遥远；又不晓得什么原因，总是对我这个外人不理不睬。阿泰你知道走夜路那个打着火的灯笼对一个女人有多重要吗？阿泰你小小就会撑船，帮了我一把，对你来说或许是个小小的善举，但对我来说就是那盏心灯啊！

那个晚上，婉茹还是兴致勃勃，很high。咏琪（婉茹的女儿，我称她为表姐）表示这么多年来，婉茹很少这么兴奋一整天。把藏了将近四十年的心事斗出来后，心情格外舒畅。分手时，她还是吩咐我阿泰要多多保重，四十年前我们是一家，四十年后我们要继续保持联络。

此情此景，我不介意继续冒充阿泰。

从1949延伸.....(四）淑意

第一次跟萍芳见面后，谈了很多家常事。萍芳说她不该回来，既然回来了她就不该走。这个“她”，指的是淑意，我的祖母。

1920年代，中国南方妇女为了摆脱贫困，纷纷到南洋来，逐步解决了新加坡劳动市场与男女失衡等问题。自此，新加坡人口逐年递增，发展成一个成熟的都会。淑意是涌入新加坡的南方妇女中的一分子。

为什么淑意在新加坡小住数年后又回到乡下农村呢？萍芳说淑意在新加坡有一份工作，认识了应元，过后随着应元回乡下结婚。应元就是我的祖父。应元新中两头跑，没人知道他到底在忙什么。记得父亲也曾经说过他这一生也没见过应元几回，只知道是由母亲一手带大的。父亲结婚的时候应元也没出现，只记得我出生后不久，应元才来去匆匆，抱抱我之后就走了。以后的消息就是应元病逝了，埋在乡下的祖坟。

萍芳说淑意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和蔼静默、勤奋坚强，虽然丈夫不在身边，也没钱寄回家，她还是任劳任怨，一手带大两个孩子。父亲追忆说日战时期，日本经香港入侵广州，顺利把整个鹤山占领了，至于谁是汉奸，大家心里有数。那时新中水路不同，全无应元的音讯，淑意什么小买卖都干。那是村里有个关税人员叫仲春的，作威作福，淑意的小本货品如拜神的元宝等都被假公济私，没收到自己家去了。

1949天云变色，大家站起来打倒军阀地主，仲春不可幸免，被村民拖了出来。淑意并没有指责仲春的不是，还帮忙照顾他的妻子。她认为时过境迁，仲春已成落水狗，我们也无需落井下石，给他一条活路吧！

当时局势纷乱，淑意毅然咬紧牙根，让孩子离开家，千里迢迢到新加坡找出路，其实心里直淌血。

为什么淑意不该离开家乡呢？萍芳叹一口气，说好说坏，她一个女人，留在乡下，可以彼此照应，大家有饭吃饭，有番薯吃番薯。五十九岁人还要离乡背井，去新加坡投靠儿子。那时新加坡也有暴动，有流血，也不知道是个甚么世界！

哥里门桥(Coleman bridge)

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从清明扫墓中，我知道父亲有个哥哥，英年早逝。淑意不想再失去一个儿子，遗憾终身，宁可凑足盘缠，再踏上阔别三十年的老地方。这是一条不归路，此后十年，淑意没再离开过新加坡。

父亲仔细推敲，确定他是在1959年办妥手续，把淑意接来新加坡的。当时中国搞封闭，年纪小过四十的都不能出国。新加坡也被马共搞得团团转，中正等学潮后，好多学生选择回中国。殖民地政府颁下命令，凡是选择回中国的，便不能回来新加坡。中国来新的老人家，必须申请准证，确保他们不是来搞政治，也不是来增加新加坡的经济负担。所以能够把淑意接来新加坡，其实也是大费周章的。

淑意怀念家乡吗？萍芳问。我跟淑意相处短短七年，印象最深刻的是晚饭后，祖孙俩静静地站在哥里门桥上。哥里门桥衔接大坡与小坡二马路，车水马龙，笛声源源不绝。桥下淌淌流水，是新加坡河也是黑水河，退潮时河床还会发出阵阵恶臭。我的兴趣是驳船驶过后掀起的层层波浪，充满动感；淑意的情意结则系在船上。她说船会把她送回家乡，家乡是她的童年，是她的生活，是她的回忆。唔，祖母老了!....

牛车水沙莪巷(Sago Lane)福寿殡仪馆，道士打斋念经时格外热闹，其余时间则冷冰冰阴森森。殡仪馆内分成四个隔间，每个隔间躺着一具直挺僵硬、脸色发白的尸体，发出阵阵闻得到但无法形容的尸味，偶尔还会有“僵尸”从床上爬起来。“僵尸”是无依无靠的老人，在殡仪馆的床位吃住养病，穿着一身黑衣，随时准备进入极乐世界。沙莪巷的气氛跟沙莪街的菜市场差别天渊。

沙莪巷除了福寿殡仪馆外，还有郭文殡仪馆、棺材店、纸扎店等，是名符其实的死人街。入夜，整条街塞满奔丧的人潮，麻将、鼓乐、哭嚎、诵经，上演着另一类生活交响曲。出殡后还有头七、三七、七七，到了百日除孝，淑意应该得偿所愿，回到家乡了。

开始学写字的时候，淑意的名字学得最顺手，或许这就是缘分。以后每一年清明，我都写着淑意的名字。父亲说心诚则灵，这个纸包袱会越过千山万水，到达彼岸，淑意接收后会很开心很开心的。

从1949延伸.....(三）昆麟

说起来我和昆麟（伯父，父亲的堂兄）一见如故，酒逢知己千杯少，放下辈份，大可成为忘年之交。

昆麟和他的胞弟炽麟（叔父，父亲的堂弟）在乡下出生，求学时期适逢日军侵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日军在1938年登陆广东，并迅速占领与香港为邻的广州及附近地区。日軍侵华后人心惶惶，饥荒世情，乡下地方也无可避免。

中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继续开打，战争、人祸都不是平民老百姓所愿意见到的。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昆麟和炽麟选择党派以外不可预见的未来，1947年跑到香港。今天在香港尖沙咀中港城乘搭渡轮到鹤山港只需三个小时左右的水程，再乘车十分钟便回到乡下了。距离是这么近却又是这么遥远，1947年的一个信念，从此离乡四十载。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数小时后，同时进攻马来亚及越过深圳河侵占香港。12月25日，由于驻港英军战力不足，当时的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向日本投降，香港人称这天为“黑色圣诞节”，并开始了香港3年零8个月的日治时期。

1945年日军撤退，香港重光，英国国旗再次在香港总督府内升起。当时香港只剩下60万人，其余100万人避难离去；1951年，岛上人口激增至207万。这些人，一部分是逃避日军如今回笼的港人，一部分则是国共内战的“新移民”，来自五湖四海，最终以广东话为国语的“单一民族”。

当时因国共内战，中华民国政府分身乏力，无法向英国政府取回公道。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中方无意收回香港主权，也不干预国民政府军民在香港的活动，用以换取英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

（1987，昆麟在维敦乡老家）

昆麟在1947年到香港后便投入印刷行业，搭上香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列车，湾仔利东街华伦印务陪伴着他的一生。2000年代和昆麟在好彩酒家喝早茶，他还是重复着十余年前对我说过的话，表示虽然打拼了半个世纪也退休了一段日子，印刷业始终是他的热爱。

1984年，中英两国落实香港前途，决定香港于1997年7月1日结束英国统治，主权交还中国，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中方承诺特别行政区以一国两制方针，暂不实行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回归后50年内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亦可享有除外交及防务外的高度自治权，是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虽然邓小平拍着胸膛，对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许下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但对国共内战、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等灾难心有余悸，或是对共产政权感到悲观不安的港人，回归就如1949，是48年后的另一个不可预测的未来。加拿大、澳洲、美国、英国等地都是香港移民的首选。1990年代初，新加坡不也趁此机会，吸引了好些香港移民吗？

昆麟和成千上万的港人一样，选择了加拿大多伦多。多伦多，多了严寒的天气，少了局促的人潮。昆麟问我向往吗？我倒觉得旅游消闲和实实在在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两码子事。我们身为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作为人所累积的生活经验的影响。有得选择余生，我们也许会以经历过的模式来考量，而不会贸贸然投入另一个生命的未知数。

（香港，梅窝）

其实我对他们那一代当年选择一无所知的未来，反正走出去就有路的勇气佩服得不得了。

昆麟说思前想后，他已经少了当年那股走一程看一程再决定下一程的拼劲。他像一群已经归化并拥有加拿大护照的移民一样，在1997前回流香港，回到一个生活了半个世纪，有感情、有回忆的地方。

从1949延伸.....(二）温家的儿女们

姑妈萍芳嫁了给同村姓温的男子，所以表哥表姐们（兆江、志明、婉明）都姓温。“温”在百家姓中排行116，如果不是中国总理温家宝，也许有人会问有姓温的咩？温姓的汉族占中国全国的0.14%。可别小看这百分之0.14，以中国十数亿人口来衡量，折合起来有两百万人之多。

1993年在萍芳家（其实是兆江的家。他们同住）闲话家常，婉明对新加坡的生活甚感兴趣，因此也问得最多。八十年代新加坡靠工业化成功崛起，与香港、台湾、韩国齐名，号称亚洲四小龙，人均收入、外汇储备都数一数二，再加上以李光耀总理为首的内阁班子样样都争第一，新航、机场、箱运码头、绿化市容、城市的清洁度、fine（精致）与fine（罚款）等都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不然邓小平就不会让深圳与上海以新加坡为发展模式，发展速度之快，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场有关儒家学说的辩论，未必绝后，但肯定空前。台湾尖锐作家龙应台质问新加坡不中不西，历史短浅，华文教育寿终正寝，新加坡政府到底何德何能，胆敢把新加坡搬上国际舞台，自称为儒家的权威？政治动机何在？

说到头来，人的基本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人均收入与屋价物价成正比，怀着那儿赚钱那儿花的心态，日子会比较好过。

兆江、志明和婉明都经历过文革，当过红卫兵。问起文革的经历，大家都轻描淡写的把话题支开，我也只好识趣些，不好把伤痕文学搬到屋子里，砸了喜相逢的雅兴。

(1996年，我家。墙上兆江的草书自成一格）

以后较熟络时，人生早已跨入二十一世纪00年代，头添华发，文革几乎是上辈子的事了，话题也多围绕在孩子身上。匆匆用过晚饭，婉明的孩子上补习班去，十点才回家。天天如此吗？我好奇地问。婉明说是啊！家家的孩子都如此，我们家的孩子不进补，以后靠什么跟别人竞争啊？

我暗地里咂舌，掉头看看我家的两个小朋友。他们做个鬼脸，悄悄地说他们要的是童年。他们说的是英语，婉明等人听不懂，话题扯到双语教育上。虽然我家的小朋友在家里以华语和长辈交谈，也观赏八频道，但水平宛如江河日落，英文比华文强多了。这是时势造化，形势比人强。

（带去过桂林的萍芳等人游新加坡小桂林，小巫见大巫）

婉明的好友给了我一个吉隆坡的地址，是一个失散了四十余年的亲戚。虽然新马只是一水之隔，新加坡和吉隆坡都是坡，但此坡非彼坡，两坡相隔300余公里，比鹤山到广州还要遥远，不是乡下，说找就找的。

最有挑战性的倒还不是距离，而是把中文地名反译回马来文。我和一位地头蛇花了几个晚上推敲，过后驱车在吉隆坡Cheras区自个儿东转西转，寻寻觅觅。皇天不负有心人，竟然找到了这家几十年字号的传统杂货店。

杂货店老板并没有我那种兴奋之情，他看着我上下打量，将信将疑，后来痛定决心，说都几十年没书信来往了，看来他们一家子早已在文革期间落难，现在也不晓得是哪家子存心串门行骗；要不就是打着如意算盘，以为我们在南洋淘金，想分一杯羹。信，还是由我拿回去吧！

抹了一鼻子灰，就不晓得婉明和她的好友知道实情，会有什么反应？没有太大的希望，就没有太大的失望。反正尽人事听天命，我们走出了第一步，对方是否愿意迈出另一步是对方的意愿。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江河变天所带来的种种困扰，我们也需要时间来改变人们一方面对泱泱大国经济腾飞的羡慕，另一方面对中国内地小市镇与“乡下人”的误解。至少现在有了答案，足以心安理得地放下上一代人留下的包袱。心头的大石碎了，心情反而轻松多了。

从1949延伸.....(一）萍芳

小时候每隔三两个月，父亲总会提笔写信，同时汇款回中国的家乡。信是写给一个署名萍芳的女人。在邻居家听丽的呼声的侦探故事听多了，我开始猜测萍芳与父亲之间有什么暧昧关系，又或者萍芳是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妹，吃文革大锅饭，需要金钱上的接济。

后来父亲叫我称萍芳为姑妈，再从一堆照片中找到萍芳和我的表哥（兆江）、表姐们（志明，婉明）的照片。我还是将信将疑，怎么家庭照没有一个男人呢？不过这种话不好讲，以当年父亲的牛脾气，不被骂个臭头才怪！

1980年代中期，中国对外开放，酿起一股寻根热潮。下意识中，我也很希望看看“故乡”，知道什么是“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县沙平镇升平墟维敦乡”，因为每回帮父亲写信封，地址都是这么写的。

1993年秋天。广东鹤山沙平。

我和萍芳喜相逢，见了平生第一面。萍芳重复着父亲说过许多次的故事，不过我一点倦意也没有。

1949，距今60载，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跨越了两个世纪。当年风云变色，时势造就了中国当代历史的分水岭。抗日战争后，国共内战，蒋介石的军队节节败退，到了沿海港口，退无可退，只能跨海，卧薪尝胆，准备有朝一日反攻大陆。最终，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国民党则退守台湾，部分军队驻扎在金门。狭窄的台海，分割了数千年血缘。

当时萍芳决定留守家乡，反正共产不共产，日子还是一样过。国麟（父亲的堂兄)一家子跟着国民军，辗转逃到台北；昆麟和炽麟（父亲的堂兄和堂弟）跑到香港，在湾仔落户；父亲决定去到更远的南洋，在香港上船，经暹罗、马来亚，五天后在红灯码头外乘着接驳船，踏上陌生的新加坡。

萍芳略带无奈，44年前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一家子就这样各散东西。后来她结婚生了我的表哥和两个表姐。至于姑丈，她只是说在八十年代去世，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一晃44年，后辈相逢，是迟来的缘分。

隔天，萍芳带我到乡下走一趟，维敦乡的小石屋与屋外的一池秋水就是父亲的童年。我只觉鼻子一阵酸。如果不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如果不是改朝换代，也许父辈家族还在维敦乡过着俭朴自在的生活。明天的未知数，使他们各奔前程，各自选择另一个未知的未来，在不同的落足点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衫子桥）

（三十五平方米的土地，窝着父亲的童年）

在沙平小住数天后，临行前我邀请萍芳一家子到新加坡来，保证金等我可以代付，然后续程前往伦敦，投入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萍芳、志明和玉星（婉明的丈夫）从县级到市级到省级，不晓得花了多少人情费，半年后才获得出国签证。

1996秋天，他们终于踏足狮城，在我家住了一个星期。一方水土一方情，都市化的节奏，没有午后的小休，早出晚归的生活，各肤色各种族参杂的语言是两地最大的落差。他们最喜欢圣淘沙的音乐喷泉和周遭的夜色。我也被音乐喷泉和喷泉花园的独特风格迷住了。今天这片园地让贤给IR，反而少了人文气息。

回国后不久，萍芳归西了，表姐说她是安祥地告别人寰的，她是人群中一个平凡的妇女，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出生于某个年代，最后以微笑放下一生。有人说心愿未完成，人还会有搏斗的勇气，心愿达到后，就会安心地离开这个缤纷世界。至于过去的种种经历，无论是轻描淡写或是刻骨铭心，到了这一时这一刻，都已不重要了。

在森林和原野

苏杭园林是一幅水墨画，杭州还是中国十大宜居城市之首，除了山青水绿之外，千年来的文化素质与江南才子的风采都打造了苏杭。

那年在苏州，一位当地老师说苏州人是以金钱来换取生命，在平淡中制造生活品味；新加坡人则以生命来换取金钱，即使是旅行也是行色匆匆，还来不及认识一点风土民情就匆匆收拾行装，准备下一程了。换言之，新加坡人劳劳碌碌，眨眼间惊叹年华似水，还没睁开双眼好好地看一看枕边人，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谈得兴起，我们打壶西湖龙井，在充满绿意的环境中度过浮生半日闲，倒也赏心悦目。驾车不一定要走快车道，偶尔放慢速度或者换个车程，不一样的风景或许会给人带来惊喜，别有所悟。

绿是大自然的颜色，在人类心理学上，起着冷静和谐的调息作用。近日来在哥本哈根的国际环保会议上，终于以尊重地球为前提，取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基本共识。

二氧化碳是大气中的主要污染物资之一。通常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约为0.03%。如果含量超过0.05%，人就会感到郁闷，头晕；达到4%时就会出现心悸、呕吐等症状；达到20%时人就会死亡。

森林是消除二氧化碳，保持氧气来源的重要环节。每公顷草坪每天能吸收900kg二氧化碳，生产600kg氧气。每公顷阔叶林每天能吸收1000kg二氧化碳，释放730kg氧气。相比之下，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0.75kg氧气，排放出0.9kg二氧化碳。每公顷阔叶林能养活一千个成年人。

在污染的环境中，空气中散布着约37种杆菌、26种球菌、20多种丝状菌和7种芽生菌以及各种病毒。在百货公司、电影院等公共场所每立方米空气中含菌量可达到49700个，在人少树多的山区，每立方米空气中细菌的含量只有1046个，相差47倍多。在一般情况下，每立方米空气的含菌量，城市要比绿化区大7倍多。这间接解释了为何这些年来的流感特强，最好是别中标，否则打个喷嚏也可能是大事！

1819年新加坡开阜，82%的土地属于热带原始雨林的腹地，两百年城市化大工程后，如今新加坡只剩下5%的次生林。不过别小看这5%的森林地带，它是自然界的绿色走廊，除了平衡生态之外，也给我们提供购物商场以外调节身心的另一类选择。

最近放下屠刀，走入次生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站在树顶好好地看树，原来新加坡的树是那么婀娜多姿，富有层次感。只惜华文水平江河日落，没有昔日诗人墨客的文采，为它们写下流芳百世的动人诗篇，只好退而求其次，以个人的审美角度来捕捉凝留的林间。

路线（全程约九公里）：玛朗小径（Marang Trail），花柏山公园小径（Faber Trail），亨德申波浪桥（Henderson Waves），直落布兰雅山（ Telok Blangah Hill Park），山峰小径（Hilltop Walk），丛林小径 (Forest Walk) ，亚历山大拱桥 (Alexandra Arch) ，园林径 （Flora Walk），天篷走道 (Canopy Wal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