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梦 (4 of 4)

1963年9月16日新马合并后，新加坡和中央政府对治国方针所持的不同看法日益显著，第一次发生公开争议是在三个月后。12月21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批评马来西亚的年度预算案没有给予提升社会状况足够的预算。在合并前，新加坡和马来亚政府谈判时，就提到了设立单一市场。马来亚政府当时也同意在合并后逐步实行单一市场政策，条件是新加坡必须提供一亿五千万元贷款给砂劳越和沙巴，15年内还清。新加坡因此希望在合并后能够加强贸易。

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并没有实行单一市场的进展，加上印尼实行对抗，使得新加坡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于是决定延迟贷款。新马双方都称对方在拖延时间，不遵守承诺。新加坡的商人也开始投诉中央政府歧视他们，没有让他们和其他州获得相同的利益，反而对他们实行固打制。

1964年12月，当时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说因为印尼的对抗活动而导致军备预算案增加，中央政府要求新加坡将上缴中央的税收从40%增加到60%，新加坡则认为这对自己不公平，因为其他州属并没有因此增加缴税。双边经济的矛盾继续升温。

同月，中央政府宣布将关闭新加坡的中国银行的分行，原因是中国银行在资助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活动。由于中国银行对新中贸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新加坡极力反对。但是，中央政府还是宣布要在1965年7月关闭银行。

1964年，行动党参加了联邦选举。他们认为既然联盟党可以在泛马来亚的名义下参选，行动党应该也可以这么做。结果，行动党由蒂凡那赢得一席，成为马国会最大反对党（行动党在新加坡州议席有12个，总共有13个议席）。巫统把行动党的参选看成对国内马来人的统治地位的挑战，加深了巫统与行动党之间的磨擦。

1964年7月29日种族暴动后，8月18日，东姑阿都拉曼从华盛顿回国，途径伦敦，会见英国首相。英国首相Harold Wilson对东姑提出忠告，经过新加坡的种族暴乱后，马来西亚要巩固实力，最实际的办法就是同行动党成立联合政府。东姑表示绝对不能接受这项建议，巫统不会允许新加坡插手干预马来世界。

1964年9月，由于印尼特务的挑拨离间，新加坡再度发生种族暴乱。印尼特务将一名马来族三轮车夫谋害后逃走，马来人认为是华人干的，于是展开报复行动，造成12人死亡，109人受伤。巫统内的极端分子将李光耀比喻成马来西亚的公敌，双边关系持续恶化。

（被活活打死的三轮车夫）

1965年5月8日，行动党和其他主要的反对党所成立的马来西亚团结联盟（民主联合党、人民进步党、人民联合党、砂劳越马钦达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签署了宣言，呼吁落实“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应该被确认为任何单一社群或种族可以享有无上的地位、福利和利益。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针对马来人的马来西亚、华人的马来西亚、达雅人的马来西亚、印度人的马来西亚、卡达山人的马来西亚的一项反题。各不同种族的特殊和合法权益，都必须在所有种族的集体权利、利益和责任的范围内争取和促进。支持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在理论和实践上，就是教育和鼓励马来西亚各族人民，在选择政治路线的时候，不要以种族和宗教为基础，而应以共同的政治理想和共同的社会与经济目标为基础。

巫统认为这是李光耀带头搞乱，当时东姑率先抨击“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认为这是企图挑拨华人反对中央政府。巫统党内激进人士非常不满李光耀的行为，要求东姑将他逮捕。新联邦应该是个真正的多元种族社会还是由马来人支配，对此双方争得越来越厉害，以致两者的结合受到了损害。东姑发现，如果继续让新加坡留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两百万华人将严重威胁到马来西亚的种族结构和马来人的地位，有朝一日它甚至将挑战中央政权。东姑为了避免纷争进一步恶化，决定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联邦。

1965年8月9日星期一上午十点，广播电台和丽的呼声播送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断，广播员庄严地读出一份只有九十个字的宣言，从此改变了新加坡人民和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

（收听电台广播：新加坡将永远是一个自由、独立与民主的国家）

“自由与独立永远是人民的神圣权利。我，李光耀，以新加坡总理的名义，代表新加坡人民与政府，宣布从 1965 年 8 月 9 日起，在自由、正义、公平的原则下，新加坡将永远是一个自主、独立与民主的国家，我们誓将在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里，永远为人民大众谋求幸福和快乐。”


“Whereas it is the inalienable right of a people to be free and independent, I, Lee Kuan Yew, prime minister of Singapore, do hereby proclaim and declare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that as from today, the ninth day of August in the year 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sixty-five, Singapore shall be forever a sovereign, democratic and independent nation, founded upon the principles of liberty and justice and ever seeking the welfare and happiness of her people in a more just and equal society.”

（1965年8月9日，总理李光耀在记者会上怅然落泪）

1965年8月9日，东姑阿都拉曼向马来西亚国会解释：“我们最终发现，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为一些新加坡领袖的作为而采取镇压措施，对付新加坡政府或新加坡领袖；二、我们现在所采取的行动，就是同不再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加坡州政府断绝关系。”

巫统秘书长赛加化阿峇对新马分家这一决定感到愕然，这个决定与他想要见到把李光耀革职的结局背道而驰。他走出国会，不参与投票。马来西亚国会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同意将新加坡驱逐出联邦。

(东姑阿都拉曼：我们最终发现，只有两条路可走）

1966年，新加坡的建国元勋拉惹勒南（Sinnathamby Rajaratnam）以维护族群和谐的理念和推展多元文化的信念为主题，草拟了国家信约。短短两年的经历使他感触良深，人民之所以会分化，主要是种族、语言和宗教所引起的；只有放下岐见，存异求同，才能够建立一个安居乐业，国民深感自豪的幸福家园。国家信约所涵盖的新加坡梦其实也是第一代元老拉惹勒南从政的愿景。

（拉惹勒南：追求快乐的幸福家园）

1966年8月25日，各中小学50万名莘莘学子第一次念起新加坡国家信约。教育部的指导原则说为了表示对信约的尊重，念信约时必须对着国旗，举起右手，就像宣誓一样。

1988年6月27日，教育部的指导原则改成从“心”出发，念信约的手势是军队步操中所使用的“ta'at setia”，右手握拳放在左胸前，代表真心与忠诚。

（1966年，新加坡独立后第一周年国庆游行）

2006年新加坡大选前最后一晚的群众大会，工人党通过念国家信约来提醒挤满实龙岗体育场的群众，必须从容接受隔天选举的结果，实现信约的新加坡理念，技巧性的为竞选活动画上句点。

拉惹勒南的草稿是新加坡国家信约的雏形，不过通过信约来团结国民是教育部所提出的概念。1965年10月，教育部首席助理行政秘书 William Cheng提议通过国家信约来塑造国民的爱国意识，他的建议获得教育部长王邦文的支持，并委任当时的教科书与课程发展顾问 Philip Liau和政治研究中心主管 George Thomson负责起草。

王邦文将两份草稿交给刚从文化部“跳槽”到外交部的拉惹勒南，集思广益。拉惹勒南看过草稿后，写下了他心目中的信约，这份信约经过各个政府部门及总理李光耀的反复修改，最后通过内阁决议生效。

拉惹勒南的原稿写道：

“We, as citizens of Singapore, pledge ourselves to forget differences of race, language and religion and become one united people, to build a democratic society where justice and equality will prevail and where we will mark happiness and progress by helping one another. ”

经修改后的信约：

“We, the citizens of Singapore, pledge ourselves as one united people, regardless of race, language or religion, to build a democratic society based on justice and equality so as to achieve happiness,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for our nation.


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

42年后，王邦文追忆新马分家前后的历史，当时他认为必须让人们认识到新马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马来亚，新加坡已经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因此必须通过某些途径来提高国民的凝聚力。信约的概念就是在这个大前提下诞生的。

“When we separated from Malaysia, we were trying to inculcat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at we are now independent from Malaya. So I thought we need to have something to gel the people together.”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Mr Ong Pang Boon by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2007.

不经一番彻骨寒，怎得梅花扑鼻香。今天念国家信约，如果不了解信约背后的一段来时路，又怎能领略信约的内涵，所包含的几许辛酸，和对现在与未来的期待？

新加坡梦（3 of 4）

行动党在合并的几个月内，显示了不可低估的政治实力，成功的把许多支持“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概念的反对党组织起来。赛加化阿峇则是巫统领袖的打手，对新加坡抱着极端敌视的态度。他所发表的激烈的言论只见于马来文报章，尤其是《马来前锋报》。《马来前锋报》被巫统收购后，成为赛加化阿峇散播言论、发挥影响力的特别工具。

（Syed Jaafar Albar赛加化阿峇）

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选举，新加坡巫统惨败，原本控制的芽笼士乃、甘榜景万岸和南部岛屿这三个选区也被人民行动党夺取。赛加化阿峇立刻向行动党政府发动攻势，指责PAP赢得三个马来人选区议席后恐吓芽笼士乃的马来人，把爆竹丢进他们家里。李光耀以为PAP支持者真的这么做，于是在电视访谈中表示道歉，过后查明这是空穴来风，但赛加化阿峇已经成功地胜了舆论这一局。

赛加化阿峇也经常利用马来人在新加坡族群中成就最低、生活最穷困这现象，挑起马来人不满的情绪。事实上新加坡马来人的子女享受免费教育，这是其他种族的孩子所享受不到的。不过新加坡并不像马来西亚，发给马来人固定配额的德士和小贩执照，而是通过教育来提高马来人的竞争力，自力更生。

（当年典型的甘榜，居住环境和卫生设备简陋，生活节奏缓慢）

1964年7月12日巫统秘书长赛加化阿峇在巴西班让新星戏院的马来政党大会，主题是“讨论新加坡马来人在行动党统治下的命运和处境”，所有主要的马来政党都出席，其中三个还是亲印尼的政党。当天“Kill Lee”“Kill Othman”的会议过程，晚上通过吉隆坡马来西亚电视台播出。马来文报章煽动马来人的激烈言论，在马来西亚各地引起愤慨的情绪。7月14日，联邦警察总部宣布远在新加坡以北500英里的威斯利省大山脚发生种族事件，造成二死13伤。

1964年7月21日，2万5000名参与回教先知莫罕默德诞辰纪念日的回教徒游行队伍经过华族居民占多数的加冷煤气厂。当时从马来半岛调来的联邦警察后备队的一名队员，要求一群掉队的游行队员回到队伍中。这群人不听从他的要求，反而对他拳打脚踢，接着便发生一连串的骚乱事件。

在种族暴动的23名死者中，马来人和华人一样多。原来当时马来军团和以马来人为主的联邦警察后备队公然偏袒，许多华人的生命受到威胁，华人私会党徒进行报复，结果一发难收，酿成失去理性的连串暴力事件。

赛加化阿峇说之所以发生7.21华巫种族暴动，是因为“新加坡有个恶魔，使马来人和华人互相对抗….为什么在英国、日本、马绍尔和林有福政府统治下，新加坡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件？那是因为李光耀一直尝试向我们的民族主义精神挑战，并加以戏弄。…”

新加坡政府全面收集可靠的资料，发表一份备忘录，暴露极端分子计划性地利用传媒，编造谎言，恶毒地歪曲事实，挑起种族情绪：

“本备忘录认为，这次的情形跟以往不同，影响力很大的政治领袖和报章，竟然获准连续多个月进行公开和持续性的种族和政治宣传。这些从事种族宣传的人并不是那些名不见经传，并且资源有限而无法散步信息的狂热分子。警方也没有在一发现种族祸端出现时，就立刻加以制止。这一次，借端生事的种族主义宣传者，包括同中央政府和马来西亚执政党关系密切的人士和报章。”

（1963年，李光耀通过电台作12次广播，解释新马合并事宜。合并后的矛盾事与愿违。）

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以暧昧的姿态来诠释这起种族暴动。1964年8月他从美国回来，谈起这宗暴乱：“我一向要求身为领袖的人说话要谨慎，避免引起争吵，可他们当中还是有人说话时很不小心，以致发生这些事件。”东姑指的到底是赛加化阿峇还是李光耀，字里行间非常模糊。

（1962年，李光耀和东姑动身前往伦敦，商谈建立马来西亚）

东姑原本坚决反对合并。1960年5月，他在伦敦告诉马来亚留学生，新加坡的政治思想和种族结构跟联邦不相同；加上新加坡有130万华人，会使马来亚人不知所措，破坏联邦的宁静气氛。他认为新加坡许多受华文教育的华人和新移民，始终效忠中国，很少关心马来亚。

后来，东姑接受英国的看法，认为必须控制新加坡的内部安全才能维护马来亚的安全，因而改变初衷，赞成“大马来西亚”的合并方式。1961年5月27日，东姑在新加坡出席东南亚外国通讯员俱乐部的午餐会时发表演讲：“马来亚迟早应该同英国以及新加坡、北婆罗洲、文莱和砂劳越的人民取得谅解。…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展望这个目标。”他也表示新加坡华人的自然倾向，是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小中国。如果新加坡和联邦的人民决定使马来亚像过去一样，继续作为我们唯一的家园，这对各方都是好事。

（1964年3月22日，行动党在吉隆坡苏莱曼广场的群众大会，万人空巷。巫统视为极大威胁）

7.21事件平息后，1964年12月9日，东姑在新加坡大学医学院晚宴上发表谈话，指出新加坡的政治充满花招，“新加坡比马来西亚其他地方较少和谐的气氛，这就是我当初不急于把新加坡引进马来西亚的原因。…如果新加坡各种色彩和闪电（行动党的党徽）的政治人物不同意我的见解，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脱离马来西亚。”

新加坡梦(2 of 4)

合并后，巫统通过各种途径来捞取政治资本，当时哥罗福、甘榜格南和梧槽(Crawford, Kampong Glam, Rochor)等地区重新发展，2500户人家必须迁徙，其中包括200人来自马来家庭。巫统就趁机指责行动党政府不理会马来人的利益，强行拆散3000马来人的家园。

1964年7月12日巫统秘书长赛加化阿峇（Syed Jaafar Albar）在巴西班让的新星戏院（New Star in Pasir Panjang）发表演讲时把巫统反华人、反新加坡政府运动推向高潮。赛加化阿峇说：“我们马来人在新加坡长期以来受到（行动党政府）间接和直接的压迫。……现在新加坡虽然通过加入马来西亚成功取得独立，不过，马来人的命运比他们在日治时期时还要悲惨，这正是巫统为什么在今天召开大会的原因。……我对新加坡的马来人和回教徒所显示的团结感到高兴，他们准备为我们的种族（马来族）和未来的子孙献上他们的生命。只要我们团结，没有力量可以打击我们，没有力量可以羞辱我们，没有力量可以削弱我们，哪怕是一个李光耀，一千个李光耀，我们也要把他们全部消灭！……”

这场来自150个马来团体数千人的集会以“Kill Lee”“Kill Othman”收场。

一个星期后，1964年7月19日，李光耀和当时的马来族社会发展部长奥斯曼沃（Othman Wok）会见上千名马来社团领袖，承诺给予马来人教育与培训，使他们能够和顶尖的非马来族群竞争。李光耀同意新加坡的马来人有特殊定位但不能享受特殊权利，因此不能像马来西亚其他州的马来人一样有免费的土地和安排工作。隔天，新加坡巫统行动组领袖Ahmad Haji Taff严词指责李光耀应该集中火力，解决华人的私会党问题，而不是分化马来人与华人。他认为李光耀根本没有照顾到各族群间的感受。

1964年7月21日下午1时30分，大约两万名回教徒聚集在政府大厦前大草场，准备进行回教先知莫罕默德诞辰纪念日的盛大游行。新加坡巫统代表宗教事务负责人赛阿里要求所有的新加坡马来人团结起来争取他们的权利：“我们必须证明给他们（非回教徒）看，马来人可以团结，我们必须合作，一起站起来！”

(游行队伍)

新加坡巫统秘书长赛依萨也在现场发表演讲：“（如果回教徒的）堡垒、生活的土地和宗教受到干扰，回教徒有义务为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牺牲他们的生命和财产……这是回教的教义。”

下午4时过后，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的沿着美芝路、阿拉街和维多利亚街 （Beach Road, Arab Street, Victoria Street）步行到加冷路 (Kallang Road)，朝向芽笼士乃 (Geylang Serai)走去。

（游行路线图）

奥斯曼沃（Othman Wok）也参与那场游行。他说当PAP的游行队伍走过Arab Street的时候，一群马来青年站在一旁高声喊道：“Hidup Cina. Mati Melayu”，蓄意煽动分化马来人与华人的情绪。

（Othman Wok，在Arab Street回忆当年的紧张局面）

当游行队伍来到旧日的火城--加冷路和甘榜苏布(Kallang Road, Kampong Soo Poo – today’s Kallang Avenue)的交界处时，不幸的事件终于发生，引发大规模的7.21华巫种族暴动（Prophet Muhammad Birthday Riots）。

（火城-暴动现场）

（警察在火城煤气厂外）

当芽笼一带发生种族暴动的消息传开后，原本在暴动中处于守势的华人，开始在全岛各个以华人居多的地区以牙还牙，攻击马来人。从傍晚6时半开始，小坡奎因街、维多利亚街、梧槽路以及桥北路（Queen Street, Victoria Street, Rochor Road, North Bridge Road）一带也发生了种族暴乱。警方动用了所有的警察镇压暴动，政府在晚上8时23分宣布全岛进入紧急状态，并在9时30分实施全岛性戒严。

（报章的报导）

8月2日，政府在情况稳定后解除戒严。在7月的种族暴动中，总共有23人死亡，450人受伤，3568人被捕。

（被活活打死的三轮车夫）

联邦政府指责新加坡政府亏待新加坡的马来人是造成种族暴动的主因。他们引用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现任内阁资政）在6月30日种族暴动之前为一个人民行动党支部主持开幕礼时所说的话：“我们（马来西亚的不同种族）必须和平共处，不论是43%的马来人和土著、 40%的华人、10%的印度人以及7%其他种族的人士，都必须和谐的生活在一起。如果他们想互相压制，那么他们之间将出现争端，这将造成马来西亚的动乱。我吁请所有的人民具有耐心并设法了解对方。”

这番话却被7月3日《马来前锋报》的报道歪曲，指责李光耀发表“马来西亚的43%马来人不能赶走60%的华人和其他种族人士”的言论，赛加化阿峇甚至警告李光耀：“如果李光耀要将马来人殖民化，我们将会把他击倒！”《马来前锋报》也在社论中进一步指李光耀对新加坡马来人进行“逼迁”，试图分化新加坡的马来社群。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劝请人们保持冷静）

当时的外国观察家却不认同巫统的观点。英国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Antony Head在写给英国共和联邦事务部长的信中指出：“赛加化阿峇以煽动性的演讲全面挑起马来人对华人的敌对情绪，我不认为巫统应该任由一位高层的党领袖发表这样的言论，这不只会制造分化和扰乱情绪，还可能会造成麻烦。”

澳洲驻马来西亚专员（Australian Deputy High Commissioner） W. B. Pritchett认为：“...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UMNO wa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he riots. Its members ran the communal campaign or allowed it to happen.”

纽西兰外交部的报告：“从我们所收集到的资料显示，李光耀（所领导的政府）以开明的方式对待新加坡的马来人，这种有技巧的处理方式足以让人民行动党在1963年的新加坡大选中赢得大部分的马来选票。”

美国驻新加坡领事Arthur H. Rosen 的报告：“这些人（联邦政府领袖）指责李光耀在6月30日的演讲导致马来领袖的敌对反应，可是过去几个月来（巫统）进行了反李光耀的运动，他们却当这个事实从没发生过。”

美国驻吉隆坡的首席秘书Robert W. Moore 对《马来前锋报》的报道表示置疑：“没有任何报道像它（《马来前锋报》）那样，把李光耀的讲话理解成那么具有敌意。”

由于新加坡的警察和内部安全掌握在联邦政府的内部安全部长手上，这使得马来极端分子在以煽动种族情绪为手段攻击新加坡政府时，显得肆无忌惮。尽管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和内部安全部长依斯迈医生属于较温和的马来领袖，他们显然没有出面阻止马来极端分子的反行动党运动。当新加坡爆发种族暴动时，这两位马来领袖刚巧都身在国外。

新加坡梦(1 of 4)

上星期在策略领导研讨会上跟一群同事进行了一场开诚布公的辩论与反馈，进一步认证了人脑的复杂性。我们同处一个大环境，拥有相同的客观资料，可是因为个人的文化传承、过去的经历和所累积的经验上的差异，而得到各自以为理所当然的结论。通过结论，我们进行判断与评估，并且选择性地找寻能够支持自己的论据以加强自己的信念。结果呢？大家的理念不是大相径庭，便是大同中存着某些差异。

一小群人已经可以达到五胡乱华的境界，更何况是国与国之间错综迷离的政治纷争呢？我们需要的是时间，舍得放下自己坚持的理论，找寻一个共同远见的空间。因为牵涉到的层面复杂，时间与空间都不掌握在个人手中，因此彼此间更需要了解、谅解和一些耐性。

倒是有一个论点是没有异议的：如果从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开始往现代推算，第一代人的生活要求简单，只需解决最起码的衣食住行就够了；第二代的要求比较复杂，但也无非是较高的薪酬和较舒适的生活环境；到了第三代有了互联网，全球大小事都在弹指间，而人心就像互联网无边无际，不晓得什么才是满足。

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从1960年的报章上已经可以看出新马合并的端倪，合并势在必行，只在于如何化解新马之间政治理念的差异，取得共识。马来亚人的马来亚，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马来人的马来西亚……。政治斗争风起云涌，在新加坡近代史上的成与败并不真正代表成王败寇，而是让人们对第一代人为了理想而奋斗的人生肃然起敬。到了第二代与第三代人，献身的定义已随着整个社会的经济人文变迁而复杂化。

从1960年代初所发行的大量书籍来看，新加坡国家意识已开始起步，并通过文艺创作表露对这块土地的归属感。例如：

新加坡颂（赵兰香，罗灵凤）

朋友

这里有一支歌

---一支热情的歌

用来歌颂我们的城市

用来歌颂我们的保姆

---新加坡

…..

新加坡

正如她的名字一样

像一只勇猛的狮子

反转身来

大声怒吼

向全世界

想起寒食节的人民

宣告自治

…….

1963年新马合并后，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十四州府中的一员。由于合并的过程过于仓促，大方向与细节都没有仔细考量，PAP与巫统（UMNO）之间无法取得共识，新加坡州与联邦政府关系无法正常化，结果为两年后的分家埋下伏笔，其中最明显的分歧是治国的理念。

（马来西亚的诞生：歌舞升平？）

新加坡的主要政党都是由多元种族组成，而非为了凸显某个族群的利益，因此各族群的机会均等，没有所谓的特权。行动党政府也相信教育是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素质的最佳途径。至于马来亚的政党则沿着种族这条线路：UMNO-马来人，MCA-华人，MIC-印度人。政党的首要目标是维护自己族群的利益，马来人是所谓的土著也是多数族群，因此受到特别的照顾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1964年4月PAP参加联邦选举，希望通过这条道路登上马来西亚全国的政治舞台，受巫统控制的马来文报章进行反击，散播“行动党政府亏待马来人”的信息。一位行动党议员在发出邀请信给基层会议的出席者时只用英文和华文书写，被《马来前锋报》在社论中借题发挥：“和华文教育受重视程度比较，马来文教育根本微不足道。…行动党偏袒华人，而马来人则受到严重的压迫。”

附记（读者来函 2022年2月24日）

看到了《从夜暮到黎明》中的上述文章的一张以“马来西亚的诞生：歌舞升平” 为题的相片，我感触良深，因为我当时身处其中被选代表就读的某天主教教会中学出席见证这个国家成立的伟大仪式，纵然新加坡两年后被大脚踢出，但这个经历毕竟是我人生中难忘的一段 ‘刻骨铭心’ 的回忆。我还记得当天抵达政府大厦广场时每一位到场的代表都获赠一枚 ‘马来西亚独立建国纪念章‘，然而我清楚记得当天是1963/9/16但纪念章上的日期却是1963/8/31。

无名氏

NDP- the changing moments

This year’s national day is exceptional for me.

In March, Jocelyn asked me whether she should join the NDP combined school choir group.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NDP group, it would mean months of hard work, rehearsal after rehearsal, sacrifices on every Wednesday afternoon and night during the initial training sessions, and every weekend’s morning till late night from June onwards.

We rationalized it.

Everywhere we go and everywhere we look, we see people going about their daily lives. Some of them keep repeating the same routine every day. Some of them choose to explore the many roads leading to Rome. If we were to execute the same routine day after day, we would not make any difference in lives. Put it simply, we would not get new results by using old habits.

Participation in NDP performance would likely be a once in a life time experience. Since opportunities come and go, why not give ourselves a chance to experience some changes in lives? By taking a less explored track, we might find pleasant surprises. We might surface new opportunities. We might engage in some defining moments. We might discover special meanings in lives.

One fine day, she hopped on to one of the coaches after school. She was excited to know more about Kranji Camp, the people she was going to meet, the choir group teacher she was going to work with ….And, would she enjoy the occasions.

(Practising sessions)

I asked about her feeling when I picked her up at night after the training sessions in Kranji Camp. Exhausted but fun. She said.

I learned that the NDP mass rehearsals were organized into four N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mes on every Saturday evening from 3rd July onwards, leading to a public preview on 31st July and the D-day on 9th August. While the celebration began in the evening for the general audience, the day actually began at 10.30am in the morning for the performers.

Last Saturday night I picked Jocelyn up from school at around 10.40pm as usual. She walked out from the school gate in an easy and pleasant mood. She appeared to be confident and independent. Out of sudden I realized how much our nation has changed and how much Jocelyn has grown.

In my childhood days, all NDPs were held in the morning at Padang. Padang was THE ONLY PLACE for such large scale national event. We watched the soldiers and uniform groups matching passed the window of our little rented house. Today the window that I used to lean on had already disappeared from the Singapore landscape. With more infrastructures available in Singapore, the NDP only returned to Padang after five years. While private car was considered as luxurious and extravagant for my family and many of my neighbours then, I drove Jocelyn home after every rehearsal nowadays.

(The lost scene)

Of more significance, Jocelyn was no longer the baby girl whom I used to hold in my arms. In another few years, she would fly away from me to explore her world through her own feet. I felt that my eyes were glistening with warm tears.

Jocelyn did not notice it. She still felt excited about witnessing her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leading the P5 students to their seats at Padang. That scene triggered her memories when she was one of the P5 students once upon a time.

What? Once upon a time? It was only just three years ago!

She felt proud that she had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to carry on with the beacon which passed down by her seniors. In so doing, she had brought happiness to the fellow citizens surrounding the Padang. She looked forward eagerly to celebrate the joyous occasion with the entire nation on the D-day.

Well, the greatest happiness is neither how much material wealth we possess nor how much love we receive. It is about how much we have contributed in creating better quality lives for each other. 施比受有福as the Chinese said. With every generation comes and goes, each passer by has made an impact on each others’ life. For every smile we embrace, there is more to be grateful for. When it's all over, it's not who you were. it's whether you made a difference.

国旗飘扬

笑傲春风又一年，8月9日国庆日又近在眉睫。跟一年前相比，去年的负经济增长和今年的双位数经济增长差别天渊，信心多过愁绪。

1965年8月9日新马分家，新加坡成为独立主权国，实际上新加坡在1959年6月3日正式从英国殖民地统治者手中取得自治，红白两色的新加坡国旗早在1959年已经在新加坡这块土地上飘扬。

50年对个人来说是段漫长的岁月，50年间所发生的大小事，也许只留下依稀模糊的记忆片段。50年在历史的浩瀚长河中，更是个微不足道的瞬间。50年对历史短浅的新加坡来说，却是从告别殖民地统治、成立自治政府、加入马来西亚到走向独立，发展成今天的现代化国家的既动荡又充满成就感的一段征途。

当年念书的时候，每当唱完国歌念过信约，老师总会自豪而深情地提醒我们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只怪当年年纪小，少年不识愁滋味，只能为赋新词强说愁。眨眼间自己也早生华发，才逐渐了解老师自豪而深情背后的含义。

新加坡国旗由红白两个平行相等的长方形组成，红色代表平等与友谊，白色象征着纯洁与美德。国旗的左上角有一弯白色新月以及五颗白色小五角星，新月表示新加坡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五颗五角星代表了国家的五大理想：公正、平等、民主、和平、进步。新月和五星的组合紧密而有序，象征着新加坡人民的团结和互助的精神。

矗立在乌节路总统府外的牌坊上的国旗并非红白色，而是红色长条形的，总统府园内最高点则飘扬着一面纯红色加上白色新月五星的旗帜。这面旗帜并非新加坡国旗，而是新加坡总统的象征，称为总统旗（President flag）。

航运是新加坡的生命线，每年超过14万艘商船靠岸，海上转口贸易量占了新加坡总贸易额的90%。在新加坡注册的商船超过三千艘，名列世界十大。根据新加坡商船法令（Merchant Shipping Act），凡是新加坡注册的商船都必须张挂红色的新加坡民船旗（Red Ensign），否则船运公司、船长和船主都会收到一千元的发单。这面红色的民船旗以新加坡国旗的设计为蓝图，除了白色的新月与五星外，还多了一个圈圈。它在1966年9月开始使用。

至于政府的船只如港务局和海岸警卫队的船队，所悬挂的是蓝色的新加坡政府船旗（Blue Ensign），旗帜上除了新月与五星外，还有一颗八个尖角红白构成的星星，代表航海用的指南针。这面船旗早在1960年12月便开始使用。

海军所使用的军舰旗（Singapore Naval Force Ensign） 跟新加坡政府船旗相似，但以白色为主。1967年5月5日，新加坡共和国海军成立，军舰旗正式在海上飘扬。

回到新加坡国旗的诞生。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副总理杜进才领导特别委员会进行拟定邦旗、邦徽及邦歌的工作。杜进才对新加坡邦旗所使用的新月与五星胸有成竹，只是对红白两色有所保留，担心会与波兰和印尼的国旗产生混淆。有趣的是摩纳哥的国旗和印尼国旗一模一样，只是尺寸有点差别。摩纳哥与法国比邻，方圆只有两平方公里，人口三万人。

"I had produced prototypes with different colours for the Cabinet to decide. I explained to them why we cannot use red and white, white and red. White above red is the flag of Poland. Red above white is the flag of Indonesia."

Dr Toh Chin Chye, 1989.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1959年11月18日，自治邦立法议会通过新加坡邦旗、邦徽及邦歌的设计。1959年12月3日，在元首尤索夫（Yang di-Pertuan Negara，Encik Yusof bin Ishak）的就职礼上，新加坡邦旗在市政厅首度亮相。

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的一分子，新加坡邦旗改为新加坡州旗。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主权国，新加坡州旗正式成为新加坡国旗。

那么让时光倒流到1819年，到底是莱佛士还是船上的木匠曹亚志率先登陆？到底是把东印度公司还是英国的旗帜插在福康宁山上（皇家山，升旗山）？国家档案局一幅有关1819年莱佛士登陆时的新加坡河畔的构图上那一面英国国旗也许可以提供答案。

（Singapore river 1819）

轰隆隆

最近新马就丹戎百葛（Tanjong Pagar）火车总站搬迁之事达成共识，为悬而未解的新马交通史画上句点。火车走过了无痕，火车道则留着轨迹，让有心人追寻。因为有火车，可以阅读若琳在武吉知马火车站的探险经历“被遗忘的火车站”和愫芬那略带伤感的“火车厢的回忆”。

http://nmsmandarindocents.wordpress.com/2010/06/22/%e8%a2%ab%e9%81%97%e5%bf%98%e7%9a%84%e7%81%ab%e8%bd%a6%e7%ab%99/

http://nmsmandarindocents.wordpress.com/2010/07/04/%e7%81%ab%e8%bd%a6%e5%8e%a2%e7%9a%84%e5%9b%9e%e5%bf%86-2/

http://seventhdusk.wordpress.com/2010/07/04/%e7%81%ab%e8%bd%a6%e5%8e%a2%e7%9a%84%e5%9b%9e%e5%bf%86/

问孩子们对火车的印象，他们对在东京乘坐的子弹火车赞不绝口；其次是伦敦到巴黎的欧洲之星（Eurostar），穿越过38公里英吉利海峡（English Channel）的海床，从讲英语的世界进入法兰克人的国度，那段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海外生活是难得的共同体验。

对老婆大人来说，在欧洲乘火车似乎是一辈子的珍藏。从伦敦地下铁的古色加上霉涩味到苏格兰的古色加上古香，记忆藏心中。印象尤新的是有一趟欧洲之星在海底出状况，拖了将近两小时，在Lille Europe赶不上衔接火车，只好到办公室求救。仁慈有爱心的法国姑娘为我们安排好下一趟火车，还提升到头等舱。感动！

问他们怎么忘了香港的MTR和新加坡的MRT？MTR和MRT也算是火车吗？他们问。

地铁嘛，怎么不是火车呢？火车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无需舍近求远。第二次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全新的生活，世界上第一列火车是燃烧煤炭的蒸汽机，以后的火车逐步升华，从蒸汽机、柴油机、涡轮机，进步到电动火车、子弹火车和磁浮列车 （steam engine，diesel engine，gas turbine，electric train，bullet train，magnetic train）。

(The world's first train, constructed in 1829)

(Bullet train)

(Magnetic train)

他们想了想，说我们家里也有火车。有吗？我皱褶眉头。

小板凳呀排一排，小朋友们坐上来呀坐上来。我们的火车跑得快呀！我当司机把车开。轰隆隆隆隆，轰隆隆隆隆，轰隆隆隆隆，呜......

这也算吗？我不服气。

还有Thomas the Train啰！狡笑。

我说我头上也有火车，不然怎么额头会有火车路呢？我得意地扳回一局。

偶尔跟Sam碰杯，他还会谈笑间略带歉意，为了一段赶火车的糗事。

在横须贺(Yokosuka)，跟Sam约好早晨七点在大堂见，步行十分钟便可抵达附近的火车站，搭上开往东京的列车，再从东京转乘另一趟火车到成田机场(Narita Airport)。谁知道当天早晨时间嘀嗒而过，始终未见人影。我暗地喊一声糟糕，九成又是醉死在酒乡了。手语、英语、中文字加上蹩足到底的日语，花了一把劲，始终彬彬有礼的柜台职员才弄清我要求他们打开Sam的房门。幸好Sam没反锁，门开后果然见他仰头大睡，嘴角还流着白沫。情急之下我很狠地掴了Sam几巴掌，他张开双眼傻楞楞地瞪着天花板，还不晓得挨了揍。

接着下来那种狼狈相可想而知。我们穿着冬装，各提着一箱行李，背着一个包包，从酒店门口到火车站那十分钟路程只花了两分钟。火车门正徐徐关上，在仅剩的0.5秒，一个手掌的距离之后，就得sayonara，珍重再见了。这是测试日本高科技的非常时刻，也不管什么安全与文明，施展当年乘老爷电梯修来的功夫，手伸进去迅速往门左右连环两拍！哈！门应声弹开，立刻冲上去，Sam在一秒钟后赶上来。后面还有个提着公事包，喘着大气的日本人，也是那样，把门一拍！原来这是乘日本火车的俗例，想想才没那么内疚。

我们在车间大口大口地换气，五分钟后才开得了口，当然是把Sam大骂一顿啦！他说原本是打算闹通宵，今晨在火车上养神的。结果在卡拉OK，喝了许多酒，直到打烊，凌晨五点回到酒店就这样糊里糊涂地睡着了。

撇开狼狈的情景，在不太拥挤的火车厢里的众生相倒是挺怡人的。在那个还属于2G的时代，日本已经是3G手机满天飞，人手一台，低着头不亦乐乎。通电话时阴声细气，还掩着嘴边，以免影响他人。偶有老妇上车，自然有个空位腾出来，彼此注目一笑的是老与少的温馨。....

仿佛是一场乾坤大挪移，日本的火车厢不见了，老与少那会心一笑也消失了，我正坐在东向的MRT上，通过3G手机，记录下一段关于火车的回忆。

曾经拥抱山的那一端--国家剧场

最近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搞“新加坡1960”特展，以五根擎天柱指向苍穹（还是无语问苍天？）的国家剧场作为宣传海报的构图。往事只能回味！

1984年的国家剧场

应该庆幸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记忆里有不少“国家级”的标志，红砖国家图书馆、五个菱形尖角指向星空的国家剧场、好多个最后一场演出但依然健在的国家体育场、以国家剧场与水族馆为地标的皇家山公园、纪念Medika呼声的独立桥.....。消失的记忆对下一代倒没什么，反正不曾拥有，又何来失去？但消失的“国家级”记忆对我们这一代人则特别珍贵。以后，我们慢慢的当故事讲好了。

1959年6月3日，新加坡成为自治邦，1960年建国还不满一年，生机勃勃，发展我们独特的多元文化，通过一元一砖的筹款方式，民间与政府齐心合力，以220万新元与三年的时间打造一个崭新独特，拥有3420个座位，依山而建的国家剧场。

筹募国家剧场基金

国家剧场基金证书

1963年8月8日，配合东南亚文化节开幕礼，国家剧场举行第一场演出。1964年新加坡大学的毕业典礼第一次在国家剧场举行，据说前总理吴作栋也是当年上台领文凭的毕业生之一。

国家剧场兴建完工，当时的文化部长拉惹勒南在落成仪式上说：“The theatre provides a good example of how the success of any effort depends ultimately on the co-operation and dedication of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众志成城，人民的力量确实是建国的动力。

1963年8月8日新加坡文化节

记得当年年纪小，清晨上学时凉风习习，父亲和我一老一少，沿着River Valley 游泳池，一路走到国家剧场，坐在剧场前的梯阶上，编织着未来的梦。然后老师同学一个个走过，我也提着书包，走向国家剧场对面的母校。年纪稍长，童年的梦醒了，路上只剩下我一人。进入青春期，路上多了两个伴，是附近南侨女中的学生。然后，中学的最后一场会考为青涩的年代画上句点。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08/12/blog-post.html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09/12/blog-post.html

小时候走入国家剧场是为了看鹤山会馆和岗州会馆的年庆表演，有舞狮、武术、飞车和大戏。小学走入国家剧场是为校友李兰娟夺得全国最优秀小学生奖而鼓掌，中学走入国家剧场是为了支持敬爱的华文老师连素卿的十月欢唱晚会。30多年过后在博物馆认识了华文义工坤浩，他也参与了那场演出。世界真细小。更多时候我会坐在国家剧场后面皇家山的草坡上，在虫鸣树影下观看免费的演出。

艺术剧场：十月欢唱晚会（1974）

国家剧场观众席

当年新加坡工艺学院的毕业典礼也在国家剧场举行。记得那个7月的早晨，我还在为是否出席这个毕业典礼犹豫不决。反正一切已经盖棺论定，这个仪式也变得其次。后来回想，其实心里头舍不得的是告别一段曾经翻云覆雨，多姿多彩的学生生活。

的确，没有什么是天长地久的，只要曾经拥有就值得好好珍惜了。

1984年，政府以国家剧场独特的150吨无支撑钢铁盖蓬结构不安全为由，为国家剧场拉下帷幕。1986年6月至8月短短三个月间，国家剧场被夷为平地，夷平的还有26年前的激情与梦想。五年后（1991.9.21），附近的中央高速公路隧道(CTE)正式通车。

国家剧场在新加坡这块土地上仅存23年(1963-1986)。国家剧场的倡议与落成，是为了纪念新加坡在1959年成为自治邦，并落实文化建设的使命。从建国的角度来看，如此深刻的“集体记忆”的历史性建筑竟然荡然无存，不留一砖一瓦。个人的记忆，在时代的洪流里，又算得了什么呢？

附记[1]：无名氏（2022年3月4日）

记得当年 李炯才部长 现场以马英华马淡四大官方语文致词，我又回看了联合早报2018/8/9的详细报道不禁感慨万千。僅将收藏多年的有关纪念邮票的首日封dd1963/8/8附上让读者参考。

1963年8月8日新加坡文化节开幕礼首日封

从1949延伸......（十六）泰麟之上茶楼

约了泰麟饮茶。牛车水一带的红星酒家，早晨也做门市。上世纪七十年代跟泰麟喝早茶，多数在牛车水摩士街（Mosque Street）的大东茶楼。年少时搞不清“摩士”的由来，后来才明白在大马路那头有一座淡米尔回教堂（Masjid Jamae，Jamae Mosque），1826年落成，百余年来和毗邻的兴都庙在华人聚居的地方兼容共处。摩士就是回教堂(mosque)的音译。

至于牛车水，莱佛士在1828年的城市计划中，将新加坡河南部划为华人居住区。牛车水大致上北临新加坡河，西至新桥路（New Bridge Road）；南至麦斯威路（Maxwell Road）和哥打亚逸路（Kreta Ayer Road），东到丝丝街（Cecil Street）。牛车水之称为牛车水，因为原本的居民都以牛车拉水来清扫。

六七十年代初期的茶楼是名副其实的三盅两件，午间还办喜筵寿庆。八十年代牛车水逐步转型，泰麟和我转移阵地，到戏院街的新南唐茶楼续缘，直至九十年代初，新南唐落幕为止。

大东酒楼1928年创业, 经历了殖民地、日战、新加坡建国与独立等不同时代的冲击, 仍然屹立不倒。牛车水转型后重新执业，从摩士街迁移到史密斯街（Smith Street，当年的中文译名士敏街是不是文雅多了？），精致美味的菜肴, 创造了82年的大东美食传奇。

共产党解放中国前夕，泰麟离开乡下，来到新加坡。后来虽然搬到岛国的东部，生活的记忆离不开牛车水，数十年如一日，经常回来走动。

如果说第一波中国移民出现在十五世纪明朝年间，成为土生华人，第二波移民可是波长莫及，从1819年新加坡开埠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闭关，横跨两个世纪。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断层之后，移民潮在九十年代重新出发，五湖四海，不再局限于广东福建等南方城市，掀起了澎湃的第三波。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泰麟是过来人，他们那一代移民落地生根，与各族群打成一片的经验，或许可以作为今日华社的历史借鉴。

普洱的浓浓茶色唤起泰麟浓浓的回忆。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展示的时光隧道，沧海桑田，更挑起泰麟的自豪感。

当年放眼望去，大家的移民身份大致相同，差异只是时间的深浅。人在异乡求存，像风筝般情牵一线，在翱翔中充满变数，脆弱无常。风筝线连接到生活的源头，通过身在异乡的同乡人，结下血缘地缘业缘。自力更生加上江湖义气，打造出今日的新加坡。

度过135周年的李氏书室、狮团比会馆年代更悠久的鹤山会馆、结业已有三十载的印刷工会，都是泰麟的泉源。当年谋生求存远远超过人文意识，或许正因为没有刻意雕琢，反而能够自然而然地入乡随俗。

现代人的知识水平高，思考层面更广泛，还有无孔不入的手机、互联网等现代媒介，随时随地可以倾诉解忧，传统的结缘方式已经逐渐失去意义。不过一方水土一方情，能够花点心思，融入当地民情，自然会生活得更加愉快。外地朋友离开熟悉的土地到岛国安身，已经迈开了一大步。岛国有好多人协与民间的社交场合与联谊活动，或许大家可以先存结缘之心，迈开第二步，从而广结人缘。

上过茶楼，泰麟轻松步行到会馆去了。望着泰麟年近八十的背影，经历过时代变迁，也与陌生的移民朋友们建立友谊，之间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情归何处是一个决定，他选择了生活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