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前，走了一趟童年的路，斜阳艳红，过客双鬓发白，容颜已改，人事已非。路口竖立街道牌Everton Road，艾文顿路。
六七岁时，我不时陪着母亲来这里，妈妈不识字，我还未上学，不知道街名，然而，脑海深烙它的线路。
沿着路右边走向双层老排屋。“喏，门牌3号，第二间。”住在老屋隔壁的老人往左边一指，我马上朝前。门庭悄静，半掩的窗不见人，布置简雅，毫无富贵发家的模样。
热心的福建阿伯应答着询问：“旧住户那个广东佬做‘廊西’生意，1950年代那时兴旺呀，门外围了一大堆人在等开工。1980年代中，老板去世，儿子接手，几年后也关门了。听说以前另一家‘廊西’公司的后人放弃医生牌照，也做‘廊西’，这一行好赚咩？3号转了几手，现在洋人住的，你要找的人都走了。”
清洗船舱的黑头巾女工
本地文史达人李国梁曾在电台广播节目谈到“黑头巾”，指的就是“廊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群清洗船舱的广东籍妇女，妈妈是其中一个。
戴“黑头巾”的廊西婆，在闷热的船舱流尽汗水，一连数日弓着身子不见天日，默默忍受劳作之苦。
李国梁也在他的著作《大眼鸡·越洋人》说，“廊西”这个本地独特的词汇的来源可能有几个：从船只设计的角度，船底的主干结构称为龙骨，舱底装污油的隔舱俗称龙溪，因此“廊西”就是龙溪的“四邑话”。不过，也有人认为实际上是指龙脊，也就是龙骨的别名。此外，它可能跟本地方言的大环境有关，结合潮州、福建话的“龙沟”和“油屎”而成为“龙屎”；也有人认为，轮船靠岸英语称为alongside，轮船在新加坡靠岸后维修与清理，久而久之就成为“廊西”。
一张工票等待开饭
1950年代中，新加坡发展航运业，外国大游轮经过新加坡，停靠港湾补充净水和资源，在岸外维修再继续航程。许多广东籍妇女为家计，不顾危险和艰苦，加入同乡男性的行业。
我出世不足满月，妈妈下船舱当清洁工，出海港前必须先领工票——上船工作的准证。
妈妈带着我，去艾文顿路3号排屋，老板家门外等待领工票、领薪水。邻居叫妈妈 “廊西婆”，这份特殊的劳力活，不分昼夜，消耗大量体力，得耐得住船舱高温闷热，才能赚一口饭吃。廊西劳工有妈妈祖籍番禺的广东同乡，开平、南海等为数不少，讲四邑方言。
从早上到傍晚，漫长的枯等，劳工们徘徊屋旁横巷子，或蹲或坐，目光游弋四面高高粉墙，盼着路尽头一声惊雷——“攞飞（粤语，领票）了！”。
上游轮洗船舱
一旦老板标得洗刷大船的礼申（license，执照），妈妈领了工票回家，取出藤箩，收拾几件衣裤、白手巾，一把铲蜡的小铲子，把滚热开水灌满暖水壶，瑭瓷饭格盛满白饭，交代哥哥照顾年幼弟妹，桌上放着几块钱，拎起藤萝离家奔向新加坡河口。
三天、五天、一个星期……两个哥哥、小弟和大妹和我站在窗前望着山脚下的小路，渴望着母亲从路尽头走来。
妈妈从岸边乘小船出海，再爬上大游轮，钻入沾满污油闷热的船舱后，得争分夺秒，匍匐在窄小的空间用力洗刷，把船底一层层厚厚的污油铲起，大汗湿透全身，噬魂的焖锅令人窒息。当钻出船舱上到甲板，海上凉风拂面，感觉人活过来。
逼仄的工作环境，妈妈从未向年幼的孩子诉说。这一幕幕与体能极限搏斗的画面，多年后从妈妈共事的金兰姐妹口中得知。二姐15岁时曾随妈妈上船帮工，体验“廊西婆”的艰辛。
到巴生港洗船
有一回，足足四天三夜，妈妈收工后从游轮转乘小船上岸，回到老板家交回工票，再拖着快要散架的身子，从艾文顿路走回河水山。一到家，顾不上妹妹双手热切环抱，她把手上的藤箩往地上一搁，“我去睡一觉，不要吵醒我，起床后我做晚饭。”妈妈一骨碌地往床上躺下，一合上眼不曾转身，第二天中午还不起床。衣服发出一阵阵汗酸臭味，起伏有致的打鼾声，妈妈真的累了。
过后她说：“这次去联邦（马来西亚），到巴生港洗船，第一次搭火车，很不习惯，火车一颠簸，有几个工友吐到肠子乱打结。到了巴生港口，上一艘大游船，管工说要在两天内洗好整艘船，做不完会被罚钱。大家拼命赶工，一直洗呀刷呀，忘了时间吃饭。昨天船开走，交货了，漏夜赶搭火车回来，累到不似人样。”
我升上中学时，妈妈操劳过度染病，遂收起藤箩和小铲子，不再下船舱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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