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4年6月13日
今年初教育部宣布，欧南中学将于2026年从约克山搬迁至盛港。半个世纪前，欧南中学乃全国15所工艺中学之一，设备完善的金工、木工和电工场，让附近学校的男女学生亲手装配电器，制造实用的铲子、铅笔盒等，从而激励学生修读工艺学科。
我生长在工业化大环境下，每个星期总有一天，与身穿白衣白裤或白衣蓝裙的欧南中学男女生，踩着扛石街（合乐路）的石阶，登上万基山（约克山）的工场用手劳动。
后来才知道，欧南中学校址的前身是保良局（Po Leung Kuk）。如今一些校友建议原校改建成乐龄村，不啻为继续发挥为民服务精神的好点子。
昔日的边缘女子
话说小时候吃过晚饭，左邻右舍时而坐在花皮凳上打牙骹，那个谁是南天（酒楼）的舞女，大葛街（High
Street）邓生的老婆是个“阿姑”或“琵琶仔”，七马路（Selegie Road）的阿秀是保良局的“妹仔”，英语说得噼里啪啦的三姐在圣婴堂长大等。年少懵懂，多年以后总算把发生在水仙门住家方圆两公里的陈年谜团逐一解开。
广东人口中的阿姑指的是风尘女子；琵琶仔不是男生，而是被卖身到风月场所，带艺在身的少女；妹仔自小被卖到富贵人家当侍婢或童养媳；保良局和圣婴堂为被遗弃或逃出魔掌的女子提供安全网。
圣婴堂为弃婴重获新生
约170年前成立的圣婴堂比保良局早了三个年代。当时民间互助，华社主要通过庙宇、社团和帮会；阿拉伯和印度商人兴建宗教场所；欧洲慈善教会服务各社群，俗称“圣婴姑娘堂”的圣婴女修道院（CHIJ）乃其中一例。
上世纪90年代修复完工的圣婴女修道院，易名赞美广场 （CHIJMES），依稀可见圣婴女校、圣尼各拉女校、教堂和修女宿舍（古德威尔屋，Caldwell
House）的往昔丽影，孤儿院则已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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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法国修女拉克洛特（Mathilde Raclot）和三位伙伴在槟城创办亚洲第一所圣婴女校，校务上轨道后把相关经验带到新加坡，在古德威尔屋办学。第一批30名女学生当中，有14名欧洲和欧亚裔付费学生，其余都是被遗弃门外的孤儿。
圣婴女修道院持续扩展，兴建“圣婴堂”孤儿院，运作至1982年。重男轻女的年代，家长用破布或报纸包裹，把女婴放在修道院的小门外，有些附上红包答谢。这些弃婴无名无姓，估计多数来自穷困或破裂家庭；有些则因家长迷信，例如虎女被视为不吉利而遭遗弃。
新加坡自治后，圣婴堂外已不见弃婴，而是母亲或亲友直接抱着婴儿前来让修女抚养。其中有些私生子，怕被家人发现后对母女不利才抱来的。有些家境好转后想领回自己的孩子，那时候没有DNA验证，骨肉相认的成功率不高。
维多利亚街这扇“希望之门”（Gate of Hope）让女孩重获新生，她们多数读完小学，有读书能力的继续升学，其他则接受职业训练，在圣婴堂居住至成年。有些女孩饮水思源，回来协助修女照顾后辈。
保护华族女子的保良局
圣婴堂收留的孤儿不分种族，相关资料显示以华人居多。1888年殖民地政府成立的保良局，则专为华族少女而设。保良局初创时位于竹脚妇幼医院，1926年搬迁至约克山后，国际联盟会（联合国前身）组团考察，赞誉可收容300人的保良局乃全球最佳典范。
英国殖民地设立的保良局包括香港（1882年）、新加坡（1888）、槟城（1888）、吉隆坡（1895）、怡保（1900）、马六甲（1915）。香港保良局已转型为多元化慈善团体，槟城保良局运作至上世纪70年代，原址现为“济世之家”，为残疾人士提供康复之所，其他的已经消失。
关于本地成立保良局的经过，19世纪常发生诱拐妇孺，逼良为娼，从中国贩卖人口出洋等事件。根据时任华民护卫司必麒麟（WilliamPickering），1884年新加坡有6600名华族女子，估计其中至少2000人是妓女。1887年实行的妇女与女童保护法令，赋予华民护卫司特别权力，把受欺凌的女子、未成年妓女，以及被诱拐贩卖的女子带到“安全的地方”（保良局）。那些遭虐待的妹仔逃出来后，亦由保良局收留。女性抵岸时必须接受华民护卫司问话，若怀疑非自愿入境，一律遣返回国。
1895年清人李钟珏撰写的《新加坡风土记》以中国游客的角度，记录保良局成立时期的社会风貌：“牛车水一带妓馆栉比，闻注籍于护卫司之妓女，共有三千数百人，而此外之私娼女伶（琵琶仔），尚不计其数。皆广州府人，或自幼卖出洋，或在坡生长者。频年香港贩幼女来坡，卖入妓院者踵相接。领事悯之，率同华绅言于英总督，允下护卫司议章保护，设保良局，以时查察，于是此风少息。”
1930年代初，本地立法通过“妇幼保护法令”和 “妹仔法令”，严禁人口贩卖。林秋美（Janet
Lim）的英文著作“Sold for Silver”（1958年），阐述母亲在中国乡下改嫁，将她卖给人肉贩子，然后转售到新加坡当妹仔。林秋美因险遭男主人凌辱而逃生，华民护卫司把她送入保良局并完成中学教育，日后成为圣安德烈医院护士长。妹仔法令实行首几年，许多富有人家包括她的主人视若无睹，认为洋人根本不了解收养穷家女的善意。自传出版时，华社仍然普遍带着笑贫不笑娼的心态，林秋美要现身说法并不容易，至少必须有足够勇气来面对鄙夷的目光。还好社会人士认同自传所反映的社会现实，著作短期内再版。
从保良局到少女收容所
二战前，保良局为女孩开办中英文课程和职业培训班，她们进得厨房，出得厅堂，成为王老五上门征婚的对象。社会福利厅还会后续家访，确保丈夫履行职责，让妻子过正常的家庭生活。至于受雇妇女，当局关注的是工资是否合理，老板是否按时发薪等。
日据时期，保良局停止运作，此后没再复办。保良局原址易名为“女子工艺所”（Girls’
Homecraft Centre），一些未成年少女因跟家人不和离家出走，或被父母强迫结婚，亲自上门要求庇护；有些父母因女儿叛逆，请求政府代为看管等。
新加坡独立后成立大巴窑少女收容所，21世纪由新加坡少女收容所继续引导边缘少女走回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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