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馆还有一个展厅，展示了马共的制服和一些1950年代的文件。讲到共产主义自然离不开始祖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1）。
（威廉法夸 William Farquhar）
（商人赠送给法夸的银盘）
去年（2016）英国清凉的九月天，我分别在苏格兰和伦敦造访了法夸（William Farquhar，1774-1839）和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1）的坟墓。
法夸是近代新加坡的奠基者吗？
法夸的墓地在苏格兰的伯斯（Perth），Greyfriars Burial Ground的墓园里。从爱丁堡北上，只需约一小时的车程。
（苏格兰宁静的小城伯斯）
法夸乃英国东印度公司新加坡第一任驻扎官，1839年5月11日离开人世。他的墓碑上写着：
“During 20 years of his valuable life he was appointed to offices of high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civil government of India having in addition to his military duties served as Resident in Melaka and afterwards at Singapore which latter settlement he founded.”
（苏格兰伯斯Grayfriars Burial Ground: 法夸的墓碑）
这些文字是由谁写的无迹可查，我们只能通过文字来解读，法夸或他的后人认为他是近代新加坡的奠基者。照理作为新加坡第一任驻扎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法夸的功绩却完全被莱佛士盖过。今天新加坡到处都有莱佛士的名字，如莱佛士书院、莱佛士女校、莱佛士酒店、莱佛士坊等，莱佛士的雕像甚至闹双胞，矗立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前和附近的新加坡河畔。至于中央医院的法夸山，小坡的法夸街都消失了。法夸已经被新加坡“除名”。
法夸、莱佛士、中国清朝的“一带一路”？
法夸与莱佛士因奠基者一事有许多过节，两人间的恩怨并不因1826年莱佛士脑出血病逝而了断，1830年莱佛士的遗孀苏菲雅自费出版《莱佛士回忆录》（Memoir of the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of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坚持建立新加坡这块殖民地完全是莱佛士的功劳。法夸不就此罢休，将功绩交给世人来评价。
为什么小小的新加坡这么重要，两人都想居功？那是因为在短短数年间，新加坡已经超越了另一个英国殖民地槟城，凭着跟中国的商贸和东南亚的香料，为英国捞得一杯羹。
《Tuhfat Al-Nafis》 （The Precious Gift）记载，1818年底，法夸曾经找过柔佛王朝的副王Raja Ja’afar，为日后在新加坡设立贸易站铺路。不过当时法夸通过荷兰商人Adrain Keok的女婿带信，消息传到荷兰人手中，使到莱佛士必须在荷兰人干预前迅速实行“新加坡计划”。至于跟苏丹胡先签约而不是荷兰人承认的苏丹阿都拉曼（Sultan Abdul Rahman），这个想法也源自法夸。
《阿都拉传》记载，在前往新加坡时，莱佛士受到印度总督指示，必须回去亚齐（Acheh）解决国王与亲属间的争端，留下法夸前往新加坡。天猛公是在1819年向法夸解释当时的局势，促成后来莱佛士签下租约前先委任苏丹胡先为新加坡的合法王室，然后才跟他签约。
将《Tuhfat Al-Nafis》与《阿都拉传》相辅对证，合理的解释为：法夸跟天猛公面谈后，一行人讨论跟苏丹胡先签约的可行性。莱佛士分析利害关系后，觉得这个做法一方面能够避开荷兰锋头，另一方面又可以设立与中国商贸的中途站来跟荷兰抗衡，因此落实了“新加坡计划”。
Turnbull的“官方版本”记载，莱佛士获得上司同意，聘请法夸为助手。1816年10月，法夸向槟城总督建议，在新加坡海峡入口处附近设立一个新的殖民地。既然是新加坡海峡入口处附近，他心仪的应该是航行地标卡里蒙岛（Karimons）。
1818年，在新上任的槟城总督James Bannerman的指示下，8月19日法夸与代表柔佛苏丹阿都拉曼的武夷士（Bugis）副王Raja Ja'afar签下最惠国条约。
1819年1月16日，莱佛士指示法夸到卡里蒙岛考察，但不准自行在卡里蒙岛设立任何基地。过后，法夸必须东行到新加坡。如果觉得新加坡适合，同时荷兰人还没有立足此地，法夸就转程到廖内进一步跟苏丹胡先磋商。
法夸乘搭“恒河号”（Ganges）与早已在新加坡西部30公里的卡里蒙岛等候的测量船“发现号”（Discovery）取得联络，以便将测量到的水域详情交给法夸，恒河号在两艘运兵船“水星号”与“尼尔楚斯号”的陪同下，与两艘测量船“发现号”与“勘察号”（Investigator）在卡里蒙岛会合。
随莱佛士从槟榔屿开出的舰队包括巡洋舰“明托号”（Minto）、双桅帆船“创业号” （Enterprise）和莱佛士乘坐的“印第安纳号”（Indiana)。1819年1月27日傍晚，众人已经对卡里蒙岛失去兴趣，法夸还兴致勃勃，在岛上到处视察。
由种种迹象看来，长期居住在马六甲的法夸深深了解卡里蒙岛的战略意义。有航海记录以来，卡里蒙岛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海上地标，它不仅地处马六甲海峡南端的正中央，是来往马六甲海峡与穿越新加坡海峡的咽喉，也是控制廖内群岛航道的要塞。
莱佛士则另有打算，早就有在新加坡设立贸易站的全盘计划，舰队访问卡里蒙岛，一方面转移荷兰人的视线，另一方面让自己求证，同时也给法夸一个实地考察的机会，好让他死了这条心。
莱佛士博览群书，深思熟虑。为了阻止荷兰人对航海贸易的垄断，莱佛士认定英国东印度公司必须在马六甲以南的地方设立一个新贸易据点，跟中国清朝做生意。他根据前人的经验，知道新加坡是颗明珠，当他从天猛公口中知道新加坡的局势，便迅速掌握良机，签下租赁条约，充分掌握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绝妙时机（荷兰人还没染指新加坡，新加坡优越的地理位置，法夸了解马来人习俗与文化）。
租下新加坡后，莱佛士定下宏观的行政方针，由法夸挑起履行的重任。法夸出任新加坡第一任驻扎官期间，并没有得到莱佛士与东印度公司在金钱物资上的支援，发展新加坡的工作并不容易展开。常驻马六甲15年，法夸学会马来话，了解马来文化，善于跟苏丹和天猛公协调沟通。虽然莱佛士心目中的新加坡是个以传统道德持家的自由港，不允许鸦片、赌博与奴隶买卖，法夸为了筹集殖民地管理资金，不顾莱佛士定下的政策与规划蓝图，接受苏丹和天猛公的奴隶和债务奴役的交易，还允许华人社群合法赌博、马来社群合法斗鸡等。
等啊等的，法夸终于等到第一艘来自厦门的中国帆船抵达新加坡，那是1821年2月18日，新加坡开埠两年之后。从此开启了日后大量中国华人移居新加坡的先河。
1822年10月10日，莱佛士从明古连回到新加坡，发觉市容一团糟，最明显的就是在大草场与新加坡河沿岸保留给政府行政机关的地段竟然出现民宅与货仓。莱佛士无法忍受法夸的管理方式，两人的关系每况愈下。《阿都拉传》表示莱佛士和法夸都是大好人，两个大好人摆在同一个平面上，竟然会正正得负，或许是莱佛士的性格所使然。
1823年1月，莱佛士写信给东印度公司加尔各答大总督，认为法夸与当地人的来往太过密切，马来裙带关系（包括法夸的夫人Nonio Clement为 法国与马来族混血儿）使到他“完全无法负起管理新加坡的重要责任”。法夸因此丢了官，由孟加拉（威廉堡）文官哥罗福（John Crawfurd）走马上任，成为新加坡第二任驻扎官。
回顾这起事件，不难发现其戏剧性。莱佛士像个十九世纪时离乡远航的父亲，留下了精子与教条，养育孩子的任务则由母亲（法夸）负责。这个父亲没挣几个钱，但回到家中却样样都看不顺眼，非但嫌弃糟糠之妻，甚至怪责妻子不守妇道，最后入禀高庭，正式休妻。
毋容置疑的，莱佛士开拓新加坡的目的是为了在荷兰垄断的马来群岛中找到缺口，扩充英国的势力，并不是为了独立建国或造福原住民。但是，如果新加坡没有英国的国际商贸经验、民事管理与律法，复兴这个古老的海港谈何容易。
新加坡发展起来，除了促成新加坡与中国清朝之间的商贸之外，亦成为清末广东福建两大省先民下南洋，赚钱后回馈“祖国”的主要线路。这也算是多年以后的一带一路的前奏吧？
马克思主义改变不了德国，但改变了中国
马克思（1818-1881）是一名犹太裔的德国哲学家，人生下半场在伦敦生活，1881年12月2日逝世后安葬在伦敦的Highgate Cemetery。他的墓碑上有一段发人深思的文字：
“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 however is to change it.”（哲学家只是以各种方式来诠释世界，重点是如何改变它。）
（伦敦Highgate Cemetery: 马克思墓）
马克思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在德国的大学受教育，25岁时移居法国巴黎，继续为激进的报社写专栏。1849年，31岁的马克思遭流放，与妻儿迁居到英国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总部也搬到了伦敦。在伦敦的自由气息下，马克思开始构建关于社会经济活动的理论，积极参与社会主义运动，崛起成为国际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人物。马克思的两本书：《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对中国与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影响深远。
（海德公园的演说者角落：言论自由的体现）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会被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所取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的矛盾，则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治权力而终结，最终建立无任何阶级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段文字颇深奥，套句习近平的话，就简单易懂多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其最精深的地方，莫过于倡导一个和谐世界。而这个和谐世界，是建立在人人平等，人人有住房、有饭吃、有衣穿上。而所说的无神论，只不过是告诉大众，要想实现这个理想，不要想有什么救世主，不要把美好的向往寄托在等靠要上，要通过艰辛的努力去创造，去奋斗。”
最终，马克思生活过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德国、法国和英国都没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1980年代，邓小平在中国推行一场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1991年圣诞节当天，立国69年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后来的发展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些共产主义大国都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造就了世界首富，同时告别了共产党统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旧时代”。今时今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何谓社会主义，何谓资本主义？这些超过百年的政治理念确实有必要重新审理。
目前世界仅存的五个共产主义国家包括朝鲜（1948）、中国（1949）、古巴（1961）、寮国（1975）、越南（1975）。五国中以“一带一路，共享繁荣”的中国对世界的正面影响力最大，所走的是共产主义管制下的资本主义路线，而不是“无任何阶级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在欧洲萌芽的时期，正是近代新加坡的殖民地时代欣欣向荣的发展期。
马克思主义与新加坡
马克思主义对新加坡曾经发挥过一定的影响力。1950至1970年代的新加坡是个财富两极化的年代，社会缺乏中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无产理想社会成为一些知识分子与马共奋斗的动力。我在1970年代还阅读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George Orwell的《Animal farm》等，“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一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乃《Animal farm》的至理名言。
由动物自行管理，与众不同的Animal farm，到头来跟人没有两样，那是因为动物（人类）的贪婪，将政治与经济霸占为服务于少数人，巩固政权的手段。
我资质鲁钝，无法理解《资本论》的经济概念，后来不了了之。但早期许多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有一定憧憬的“左翼团体”会组织群体学习，探讨这些书籍理论的内涵，讨论新加坡的发展动向等。他们被当局认为是马共或同情马共，引起了社会动荡，有些人甚至被“逼上梁山”，那是立场决定对错的年代所遗留下来的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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