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市 City of Singapore

回顾上世纪50年代的新加坡，给人的印象是“乱”。

战后百业萧条之余，物价腾飞，失业和失学的情况严重。为了找工作，大家都涌到市区边缘，非法搭建城市木屋区。私会党行事猖獗，社会在左右翼思潮的对立下，黄潮、学潮与工潮一波比一波汹涌，因此被形容为乱象的年代，而不是觉醒的年代。

（大坡大马路因暴动事件而实施戒严。NAS 1950s）

（陈世集：黄色的危害。1954）

根据父亲的记忆，虽然那个年代的社会动荡，但乱归乱，也有平静开心的时候。当时他们一群王老五，男男女女，到会馆打功夫唱粤剧、周末到外岛游玩、到“加东北”（Katong Park）游泳、过长堤到麻坡、马六甲“吃风”等，在简单的生活中获得快乐与满足。

1951年9月22日更是个全民欢腾的大日子。

那一天，新加坡升格为市，从新加坡镇（Town of Singapore）提升为新加坡市（City of Singapore），吸引了30万人到市政厅（政府大厦）前大草场（Padang）和周边街道，是城市聚集过的最多的群众。

（1951年9月22日，新加坡升格为市，全民庆祝。NAS 1951）

除了在市政厅前宣读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授权书之外，还有志愿军步操游行和各文工团体的表演等，晚上则有花车游行和金门人驳船工会在海上呈现的火龙表演，歌舞升平，跟战后其他地区处于反殖战争的状态不可同日而语。

（海峡华人在大草场前设立牌坊，庆祝新加坡市。NAS 1951）

根据英国法令，当一个地方达到100万人口，就有资格升格为市。新加坡总人口在战后达到94万人（1947年），到了1950年已经超过100万，国民生产总值达1.3亿，以人均计算，甚至远远超过当时的马来亚。

当时马来亚有640万人口，国民生产总值为4亿元，人均$62，只有新加坡的一半。（资料来源：Historical GDP in the Colony of Singapore: Methodologies of Construction and Overall Patterns of Growth, 1900-1939 and 1950-1960）

就数据而言，说新加坡一穷二白是言过其实，但穷人的确不少。因此“上世纪50年代的新加坡财富不均，贫富悬殊”才是较正确的说法。

市长

出任新加坡市议会主席的麦尼斯（Percy McNeice），战前曾经在新加坡华民护卫司服务，负责华族女子和保良局相关的工作。走马上任前，曾经花了三年时间学习广东话，以便深入新马华人的生活圈子，切实地解决华人问题。战后，麦尼斯在社会福利部工作，他为平民百姓推出的“民众餐室”、照顾孩童等项目都颇受群众赞赏。

（麦尼斯（前排中间）出任新加坡第一任市议会主席。NAS 1951）

1953年，新加坡市议会通过了来自进步党（Singapore Progressive Party）的市议员陈才清的建议，铸造一支权杖赠送给市议会主席。当时成立了一个权杖设计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市议会主席麦尼斯、陆运涛、大学教授和莱佛士博物馆（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前身）研究员等人，并委任英国设计师和爱丁堡工匠进行设计和铸造事宜。

新加坡市长权杖使用363块大小不一的金、银、玉和金刚钻，以手工缀合而成。权杖长度约128厘米，重3.1公斤（110安士），刻有人像、徽章、狮子、椰林、马来亚土产、交通工具、和六只海鹰等雕像。当年的市价为$15,000。

权杖费时近一年完工，1954年初在爱丁堡和伦敦公开展览，同年3月31日由国泰机构的大老板陆运涛亲自赠送给麦尼斯，出席贵宾约四百人。从此，权杖便成为市议会开会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物件。

（黄金权杖与盾牌）

每逢市议会开会时，西装笔挺，戴上白手套的工作人员，举着金碧辉煌的权杖引领市议会主席进入会议厅，高喊“女士们、先生们、市主席”，宣布主席的莅临。会议厅内的人士必须全体起立致敬，直到权杖被安放在主席台前的长桌上，主席坐定后大家才可以坐下。会后，权杖也跟随主席离开，移出会议厅。

手工精致、金碧辉煌的权杖竟然在使用了约三年八个月后被继任的新加坡市长摒弃，打入冷宫，是另一段令人难忘的往事。

1957年12月21日市议会选举，在32个议席中，人民行动党派候选人争夺其中14席并赢得13席，成为市议会最大党，获得了执政权。

圣诞前夕，王永元（Ong Eng Guan，1925-2008）被推选为新加坡第一任民选市长，获得在场市民的踊跃欢呼。王永元在市政厅中央宣誓就职，签署宣誓书。随后，以马来语、华语和英语发表就职演说，华语和马来语第一次在市议会被采用为官方语言，享有跟英文同等的合法地位。

在其他市议员各自发表演说之后，王永元认为市长权杖具有殖民地统治的色彩，动议废除市长权杖，获得众市议员的支持，以26票赞成6票弃权，通过废除使用权杖。

除了金碧辉煌的权杖之外，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也打造了一套手工细腻精致的黄金盾牌和项链，准备献给市长作为贺礼。当市长开会时，除了手执权杖外还戴上项链盾牌，就像教宗那样。

由于打造这套金饰不容易，1958年完工时也不可能赠送给废除权杖的王永元，自讨没趣。多年以后，公用事业局（PUB）无意中发现这套当时代管的权杖与金饰，交到文物局手中。

乔治六世的授权书

以今天的眼光来重看乔治六世的授权书，可能会觉得啰嗦长气，非但缺乏逐字阅读的耐性，甚至不知所云。我费劲地读完全部文字，其实重点就是“从1951年9月22日起，新加坡镇将升格为新加坡市”（On 22 September 1951, the status of Town of Singapore shall be raised to the City of Singapore.）

乔治六世授权书原文： George the Sixth, by the Grace of God, of Great Britain, Ireland and the British Dominions beyond the seas, King, Defender of the Faith; to all to whom these Presents shall come, Greetings. Whereas the inhabitants of the Town of Singapore in Our Colony of Singapore are a body corporate by the name and style of the Municipal Commissioners of Singapore; and Whereas We, for divers good causes and considerations Us thereunto moving, are graciously pleased to raise the said Town to the rank of a City. Now, therefore, know ye that We of Our especial grace and favour and mere motion do by this, Our Royal Charter will, ordain, constitute, declare and appoint that Our said Town shall on the twenty-second day of September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fifty-one and forever thereafter be a City, and shall be called and styled THE CITY OF SINGAPORE, instead of the Town of Singapore, and shall thenceforth have all such rank, liberties,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as are incident to a City. And we do further declare and direct that the Municipal Commissioners of Singapore shall thenceforth be one body corporate by the name and style of THE CITY COUNCIL OF SINGAPORE, with all such powers and privileges as that would have had as the Municipal Commissioners of Singapore and as if they had been incorporated by the name of the City Council of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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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的《五一三》学潮（二之一）

福利工潮

劳动公园与加东北

市长麦尼斯与王永元：对新加坡影响深远的二三事 Sir Percy McNeice & Ong Eng Guan

新典现代舞蹈团 SIDES 2015 - Frontier Danceland

上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的课程，认识了PUB的工程师陈春宝。陈春宝和妻子刘美玉同为新典现代舞蹈团（Frontier Danceland）的创办人。

2015年5月15日晚，在春宝的邀请下，观赏了由新典现代舞蹈团呈现的“SIDES 2015”现代舞演出。

（SIDES 2015演出海报）

有人认为“现代舞”这个词汇并不恰当，因为上世纪中已经开创了现代艺术（modern art）这个名词。经过多年的演变，现代艺术已经进展至当代艺术（contemporary art）。当下的现代舞应为“后现代舞”，甚至就干脆点跟当代艺术直接挂钩，使用英文的contemporary dance，直译为“当代舞”。

当代艺术

认真地接触当代艺术还是四年前的事。当时参与2011年双年展的导览活动，见识了当代艺术的表达概念与随性的特质。在那个双年展，我对柬埔寨艺术家Sopheap Pich的“Compound”感触较深，但艺术家本身无法解释他的创作含义。

2013年底的双年展，马来西亚艺术家Sharon Chin为曾经流传新马悠久的 “花浴” 结合于实践艺术中，呈现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表演秀，大地是舞台，路人是观众，没有舞台经验的公众是演员。Sharon Chin给大家唤回花浴的童年记忆。

同年在博物馆导览《变迁·万画》，认识了70年代的现代画，基本上就是以线条、形状、颜色来展现画家的精神世界。

2012年出席慈济在国大文化中心的《聆听爱的声音》，意大利当代艺术大师维多利奥爱玛迪欧（Vittorio Amadio）即兴作画，通过色彩与作画时的神采来表达当下的情感，算是大开眼界。

去年出席赵宏的当代艺术讲座，我曾经突发奇想，说要将2015个塑料水瓶涂上粉红与白色，高挂在2015年开幕的国家美术馆的圆穹下，竟然有艺术家鼓掌喝彩，说这是很了不起的作品。

我的奇想并没有成真，国家美术馆不可能采用我这个外行人的构思，我更觉得缺乏艺术衡量的标准，过分个性化，走向极端。

SIDES 2015

有了前车之鉴，抱着欣赏肢体艺术的心情走入Esplanade Theatre Studio，反而感受到舞蹈家的舒放与挥洒所带来的惊喜。他们以芭蕾舞的根基，赤脚踏着最实在的地板，将我带入较熟悉的书院派、印象派、社会写实手法以外的层次，见识了不同艺术的境界。

《玫瑰与犀牛（The rose and the rhino）》是我喜爱的舞蹈，这是六位舞蹈员的集体创作，配上粗犷的原始音乐，诙谐有趣。当时想起看过的一组在尼罗河畔生活的南苏丹Dinka族的画面。最原始的生活就是如此，与大地共处，心想唱歌就唱歌，心想跳舞就跳舞，那是一种不拘泥于形式，最自然的心情的流露。

（练习。图片来源：You Tube）

（南苏丹的Dinka族。图片来源：Dinka, a Wonderful Nilotic Ethnic Group from Sudan）

演出后由舞蹈家Christina Chan（曾家爱）主持的对话会上，我问起既然这支舞叫《玫瑰与犀牛》，两者之间有何关系。实际上我并没有想过要得到什么答案，因为各花入各眼，各有各的领悟，只要某一瞬间在我们的心头有些触动就够了。

Wayne Ong倒是很认真地分享了他的构思，通过玫瑰将犀牛引出来，作为一个原始部落的祭神庆典。

Adrain Skjoldborg则表示，两者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只是为了跳舞而将玫瑰与犀牛凑合在一起。

这就是当代艺术所表达的概念，就好像我们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需求，但并不影响我们共处。或许舞蹈家有心通过他们的肢体来表达想说的话，或许只是纯粹的感官表现，其实都不重要。人生境界真善美，艺术表现的是美，能够从演绎中感受到美的宁静与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想起上世纪70年代，现代艺术试探本地的艺术圈子时，我和当时的“文艺青年”一样，颇迷恋社会写实的表现手法。当时的文团演出离不开反映劳动人民生活，整齐划一的集体舞，胶林、黄梨园、渔家等都是盛行的素材。报幕员口操字正腔圆的华语，细心地介绍舞蹈的内容，请观众观赏。

香港银星艺术团、中国东方歌舞团、朝鲜平壤艺术团等来新加坡演出，剧目同样离不开民生。朝鲜是个神秘的国家，平壤艺术团轻松活泼的“苹果丰收”自然叫人耳目一新，赞叹不已。一般上这类表演背后都有鲜明的政治目的。

如果现在表演的舞蹈是“胶林我的母亲”，“伞儿不简单”等，还能吸引观众入场吗？

现代舞的起源

在维基搜索了现代舞的来源：20世纪初，芭蕾舞当道的时期，美国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1878-1927）觉得当时的芭蕾舞只流于卖弄技巧，缺少了感情的舒放。她厌弃这种陈腐的表演形式，认为舞蹈应该是随意的活动表现，表达出人类最深奥的思想与感情。

她不顾众人的反对，抛弃了芭蕾舞亮丽的舞服及舞鞋，改穿古希腊宽松的衣服与赤着双脚，在舞台上跳起“现代舞”，传达新的舞蹈概念：“舞蹈节奏的形成是由引力定律，吸力与斥力、抗力与应力来支配。” 这个概念影响了芭蕾舞与现代舞日后的发展。

陈春宝、刘美玉创办的新典现代舞蹈团于1991年成立，2011年转型为专业舞蹈团，目前有6名专业舞蹈员。作为一家非盈利的文化组织，日常运作的经费和舞蹈员的薪金主要靠艺术理事会资助。春宝表示舞蹈员对艺术的热爱是维持舞蹈团的动力，否则微薄的入息是难以持续的。

春宝曾经接受过专业芭蕾舞训练，是新加坡国家舞蹈团（National Dance Company）的首席舞蹈家，后来有感于国家机构在行政上的繁琐，决定与妻子另起炉灶。

刘美玉对现代舞的观点（联合早报，2015年4月18日）：现代舞是可以轻松谐趣的，也值得悠闲玩味的。观众对现代舞的心态必须更开放，才能更有感受，从中各取所需、各自解读。毕竟，现代舞重在感受，不在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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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城市太拥挤

花浴 Mandi Bunga (Flower bath)

先驱画家与国家认同感：施香沱与陈宗瑞 Singapore's Pioneer Artists: See Hsiang To & Chen Chong Swee

理想的年代：新加坡与长凤新（二之二）

朝鲜歌曲

歌德学院 Goethe-Institut Singapore

2015年5月10日，在文物局的安排下，参观了歌德学院。

水车街（Kreta Ayer Road）、广东民路（Cantonment Road）、尼路（Neil Road）与新桥路（New Bridge Road）之间的地段跟紧紧相连的牛车水一样，被URA规划为历史保留区，使我们有缘见证装饰风艺术（Art Deco）的建筑原貌。

（歌德学院与周遭地段都规划为保留区）

2014年3月，已经在新加坡扎根36年的歌德学院搬迁至136-138 Neil Road的四层楼建筑，继续推广德国语言学习与文化交流。实际上，歌德学院地处Neil Road与Bukit Pasoh Road的交界处。从Bukit Pasoh原文可以了解到这里曾经是个山区（Bukit），可能山区提供红泥，所以也是个制作花盆（pasu）的地方。“巴梳尾”是华人给它的俗名。

（歌德学院地处尼路和巴梳尾的交界）

Bukit Pasoh跟当年的尼路、大门楼（Club Street）等一样，属于会馆一条街，如今还可看到颜氏公会、怡和轩、晋江会馆、东安粤剧部、湘灵音乐社、永定会馆、商侨俱乐部等。日治时期，晋江会馆被日军占用为慰安所，据老人家的回忆，那些慰安妇多数是韩国人。

草根书局易手后，从小坡搬到巴梳尾立足，使到这里的文化气息愈显浓厚。以前Bukit Pasoh还有住家，经过URA重新规划后，如今都成了办公楼和餐馆进驻之地。

我倒觉得邻近的恭锡街和德霖街变化更大。这两条街道曾经是流莺之地，战后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大红灯笼高高挂，如今转型为餐饮业，只剩下恭锡街8号亮着红灯，告诉大家过去的故事。

有人觉得这样一条现代的餐馆街跟伦敦、纽约等已经没有分别，失去了与众不同的地方特色。

过去的人事如浮光掠影，只有建筑会说话，一席地标为历史保留永恒。

（歌德学院顶层露台看风景）

翻新的考量

歌德学院并不是这栋永久地契的建筑物的业主，业主是一名意大利的大富豪。据建筑师Mr Loh的说法，这名意大利人在圣淘沙的公寓大捞了一笔，转攻商业地段。他并不热衷于可使用的建筑面积，反而对保留原貌、保留格局等深感兴趣，完工后可使用面积反而少了。

（从1930年至今，136 Neil Road的外观并没有特别的变化）

歌德学院这栋建筑物1930年已经存在，前身是一家酒店管理学校（TCC International Hotel School）。跟一般保留区的屋子一样，歌德学院翻新时必须根据URA的条例，外观上保持屋子原来的面貌与红砖结构。建筑师刻意显露出一部分没有洋灰面的红墙，作为原建筑的证明。

（刻意显露的原红砖建筑）

此外，由于德国政府租下这个地方，并且要求安全考量必须根据德国的条例，装修时必须兼顾新德两个国家的建筑要求。这是事前意想不到，但绝对值得的文化交融：

第一：德国的建筑必须有两个出口，作为逃生之用，原建筑却只有一个前门，必须在屋子后面新添一个螺旋梯。螺旋梯看起来古色古香，跟原建筑融合得体。

（新添的螺旋梯。跟本地过去的建筑相比，梯级宽得多了）

第二：德国的楼梯规格较宽，原来的楼梯只有约0.7米，必须加宽至1.2米，方便行动与搬运。

第三：德国法令规定每个员工的工作场地都有“最小面积”。此外，德国政府也为员工作了体恤的考量，让每个员工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窗口，一来可以采光，二来可以观赏户外的风景，随时调剂身心。

（每个员工都拥有自己的窗户和天空）

（德国人的中国结）

地下室

叫人意外的是外表四层楼的旧建筑竟然有个地下室，入口处跟主体建筑分开，从Bukit Pasoh进入。1920年代，原建筑师根据Bukit Pasoh的地形，充分利用山麓斜角的空间，建设一间面积较小的地下室。这类地下室在欧洲、伦敦是挺常见的，本地倒不普遍。

（地下室）

由于有地下室，引起我对原来的建筑物是否有个水井的好奇。上世纪80年代，斜对面尼路鹤山会馆那整列店屋都有个水井，相隔不远的尼路峇峇博物馆内也有个水井，水源来自达斯顿山（Duxton Hill）。建筑师表示歌德学院装修前并没有水井的迹象。

在歌德学院参观，最感染人的地方是德国尊重人权，尊重私人空间的做法，或许那是许多本地员工所无法想象的。

（顶楼露台一角：全部员工都可以自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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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楼-养正学校

琵琶仔

鹤山会馆

吃了一辈子的面包 Bread and Nanyang Breakfast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5年4月3日

从小就吃海南人面包长大，两片面包是每天早上出门前的例常作业。小时候较常见，适合一家大小食用的面包有长形的白面包，状如枕头，称为“枕头包”；有比枕头包小一些，呈立体方形但圆头的白面包，面包皮油滑光亮，称为“花包”。

（适合一家食用的枕头包）

曾几何时，新加坡的传统面包店所剩无几，市面上出售的多是Sunshine, Gardenia, Bonjour, NTUC, Top one等自动化生产的品牌，每天都有新鲜面包上架。商家设下的保鲜期为五天，到了第六天就算过期，丢进垃圾桶。我们这些啃面包长大的过来人多数凭经验，依据面包的色泽、软硬度、入口的感觉等来判断，不那么轻易丢弃食物。

（现在市面上常见的自动化生产面包）

传统的配搭方式

小时候在家吃面包，涂的是道地南洋风味的咖椰。当时市面上还流行白兰他面包油，甚至高档的澳洲牛油等。

没有雪柜的岁月，咖椰牛油容易变质，花生酱逐渐成为替代的选择。那时最火红的是光裕盛出产，玻璃罐装的鸡标花生酱。光裕盛凭着鸡标花生油打入新马百姓家，是个家喻户晓的好品牌。

（新新咖椰是老字号，上世纪90年代易名为frezfruta）

（当年的SCS澳洲牛油属于名牌，咖啡店切开一片一片地售卖给食客）

打开花生酱的盖子，最先触目的是浮在表层，几乎整寸厚的肥油。食用前必须将整罐花生酱搅匀，否则刚开始时满嘴都是香滑的油脂，吃多几天后，底下的花生酱没占到肥油，都是硬邦邦的。

也许在那个年代，我们不是走路爬楼梯，就是跑步追巴士，运动量都很充足，对这些肥油有免疫力，怎么都吃不胖。

到了坐着的时间长，容易发福的当下，曾经风行一时的鸡标花生酱，已经被打着无胆固醇健康标语的Planters、Skippy等美国商标所取代了。

当年也很流行在咖啡店吃面包。在炭炉上，如BBQ般烘热过的面包略带炭焦味，头手用牛奶罐盖将面包表层的黑炭刮掉，配上咖椰、牛油、生熟蛋和店家自制的咖啡，就是一顿营养丰盛的“传统南洋早餐”了。

咖椰、牛油的搭配有个美丽的俗名，叫做鸳鸯。

至于厚厚的瓷咖啡杯和碟子，多数使用大马国花大红花图案，一来可以保温，二来反映了新马之间血浓于水的情谊。

（大马国花大红花图案的咖啡杯，反映了新马人民的情谊）

洋为中用

吃面包喝咖啡这类新马华人的传统早餐并不传统，而是来自洋人家庭。早期的海南移民“跑洋船”，在船上当海员兼侍应生，有些则在洋人和峇峇家庭当厨师。他们将西式的饮食料理中化，通过海南咖啡店，普及到各个华人的角落。

已经退休的陆军军官曾祥云的父亲走过一段典型的海南人岁月。祥云追述他跟父亲生活的日子：“父亲来自海南，年轻时是一名海员，在船上时日久了，逐渐掌握洋人的厨艺。后来回到陆地上工作时，跟一群单身汉，在海南二街租下一间公司房，同屋共住。父亲常带我回到这个地方，讲述过番的故事。”

“公司房”指的是在同一个阁楼合租一个住宿的房间。“公司房”还有其他名称，如散仔房、估俚房、自梳女的姑婆房等。

经营咖啡店和鸡饭摊是新加坡海南人独特的传统行业。早年的小坡美芝路（Beach Road）及海南街、海南一街、二街、三街（Hylam Street, Middle Road, Purvis Street, Seah Street）是海南人的集居地，有不少琼籍人士在这里经营咖啡店，“传统南洋早餐”是其中一道美食。

（海南二街是海南人的集居地之一）

二战后咖啡店业起了变化，有些琼籍人士觉得新加坡不是久留之地，把生意结束后返回中国，咖啡店才逐渐由福州人接手。

祥云继续追忆：“上世纪70年代，本地还有零星的咖啡种植园，为咖啡店提供咖啡。父亲去世后，我们住在格兰芝坟场附近，坟场后面就有一个咖啡园。”

祥云的父亲并没有像同乡那样开咖啡店卖传统早餐，而是发挥他的厨艺，在英国人家里当厨师。祥云还记得座落在植物园旁别出一格的黑白式洋房，他在那里度过童年好时光。他们住在主人家的偏房，面积可以比美小型的三房式组屋。在上世纪，一般富裕的洋人家庭都会为佣人全家提供住宿。

（祥云表示还清楚记得植物园旁的黑白式洋房，他们一家人所住的工人房可以比美今天的三房式组屋。图片来源：曾祥云）

传统与现代

在新加坡，传统面包面对许多新元素的竞争，颠覆了面包企业的“面包物语”（BreadTalk）是一个例子。

传统面包店定位于家庭消费，产品不多，价格相对低廉，店面布置也以简单实惠为考量。面包物语则以年轻人为目标，产品时尚多元化，走中高档路线。

面包物语的店面设计采用传统面包店不使用的玻璃、不锈钢和白色大理石等色调，并将闲人免进的厨房打开，顾客可以看到面包的制作过程。对于现代都市人而言，BreadTalk就是面包会说话，在零距离下传达娱乐与知识兼容的讯息。

（现代面包店如面包物语走的是多元化中高档路线）

喜欢吃颠覆传统的BreadTalk面包吗？对于面包物语崭新的商业概念，我是非常折服的。但是吃了一辈子的面包，还是缅怀价格廉宜的传统面包的口感多一些。有机会的话，甚至不忘品尝传统砖窑烘焙的面包。

每回过长堤到新山，都不忘走一小段路到陈旭年街，光顾老街上的协裕面包店。协裕的特色是以传统砖窑烘焙馅料面包和香蕉糕。

协裕的砖窑用红砖砌成，已经运作了整百年。在马来西亚，这类砖窑已很少见，多数行家都与时并进，采用简洁方便的电烤箱。在新加坡，上世纪80年代，新世界附近的赛阿威路（Syed Alwi Road）还可看到砖窑烤面包，现在已经完全绝迹了。

（这类烤面包的砖窑在新加坡已经绝迹了）

砖窑不像电烤箱那样自动化调控，而是必须掌控木柴的质地、数量、湿度与温度等，凭的是老经验。此外，还必须处理炽热的炭灰，是一份辛苦的蓝领作业。

当我趁着假日，跟义工朋友到陈旭年街怀旧的时候，曾经为了买香蕉糕而排队等候了三轮，面包则老早就被抢购一空了。砖窑烘烤出来的面包糕点，有别具一格的滋味。为传统守候是绝对物有所值的。

更叫人欣慰的，是在现代化的新加坡，还可以吃到一份“传统南洋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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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咖啡店

蛋蛋咖啡香

海南鸡饭

再谈《五一三》

1954年5月13日掀起的学生运动《五一三》的主题是反国民服役，背后牵涉到的是殖民地政府对待华校以及华校生出路的情绪。那个时候英国已经管理新加坡135年，但是无法捉摸占新加坡总人口约四分之三的华人的思想文化。

在那个全世界反殖浪潮兴起，争取独立的年代，英国在不是国家的“新加坡市”施行国民服役，引起华校生的反弹。人民行动党在同年年底成立，走入华校生的理想世界，奠定日后执政的基础。

（1954年的五一三制造华校生和英校生合作的机会，同年年底人民行动党成立）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员黄国全回忆当年，还是个华中低年级的学弟，参与了五一三的后续活动，跟着老大哥一起抗议殖民地政府不合理的行动。6月1日晚，数名学生突破警方封锁线，潜入华侨中学，并在隔天清晨打开后门，近千名带着粮食衣物的学生悄悄进入校园，并反锁校门，持续了二十二天的集体生活。

国全说在校园内的日子并不松散，学生成立了生活委员会，并组织纠察队、学习组、康乐组等，上午由高年级学长当起老师，教导各门学科，中午进行体育训练，晚上从事文娱活动。接待组每天招待前来慰问的社会人士，并汇报学生的生活状况。当时的学生运动获得新马华人社会的全力支持，家长给学生送来物资，农民把猪杀了，给学生加料，但政府对学生的请愿依旧没有回应。

6月15日学生改以绝食抗议，三天后政府通过华侨中学校董李光前转告学生，政府同意高三的学生可获得缓役，有机会参加会考的其他学生也同样可获得缓役，但学生必须在6月24日傍晚6时之前从校园解散，要不然政府将关闭学校。

五一三事件持续了一个半月，暂告一段落。殖民地政府宣布延后推行国民服役，结果不了了之。

五一三事件对新加坡日后的政治形态，影响至关深远。它是华校学生运动迅速形成的一股反殖民运动的力量，打响了反殖的第一炮，对新加坡这个国家，祖国的概念和华校生群体都具有深刻的文化和政治意义。

团结就是力量

在不同的时代，歌曲往往丰富了时代的内涵。国全在口述历史中，演唱了当年的创作歌曲。国家档案局的网站可以收听到其中两首歌曲。

五一三打响的反殖后续如1955年的工潮和1956年的中学联等，投入斗争的队伍都会通过激荡人心的《团结就是力量》，鼓舞大家勇往直前。

我在上世纪70年代参与新加坡工艺学院学生会主办的迎新活动，学生会领导大家唱这首歌。那个时候正好碰上学生会和中文协会的一些执委在内安法（ISA）下被逮捕被拘留，看老大哥老大姐唱《团结就是力量》一脸庄严的神色，可以感染到他们心灵的创伤，以及化悲愤为力量的勇气。

《团结就是力量》只有短短四句重复的歌词，简单易唱：

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Bersatu lah kawan, Bersatu lah kawan,  Bersatu lah kita kawan, Bersatu itu kekuatan.

中国也有一首《团结就是力量》的抗战歌曲，不过较长较难唱。上世纪50年代的华校生将歌词中第六句的“向着法西斯蒂开火”修改成“朝着伟大理想前进”，最后一句的“新中国”以“马来亚”取代，成为很地道的《团结就是力量》“马来亚版”。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新加坡700年》展览，可以听到这首改版的歌曲：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 这力量是钢 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朝着伟大理想前进 让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向着自由 向着马来亚发出万丈光芒

当年一些左倾的华社人士被遣返回新中国，有一群知青视中国为祖国，决定放弃新马，登上“回国”的轮船，投入祖国的怀抱。当时还有一群满怀激情，投入马共阵营的年轻人，将青春奉献给反殖的斗争中。即使接受马来亚化的华校生，新中国的生命力依旧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楷模。

（将青春奉献给祖国。他们心目中的祖国是中国。c.1950s。图片来源：新加坡广播局）

根据新华网的资讯，1943年夏天，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的卢肃和牧虹，编写了一部反映减租减息斗争的小歌剧，《团结就是力量》是此歌剧的幕终曲。

后来这首歌在北平、重庆等地流传开来。学生们在游行示威时，挽起臂膀，高唱这首歌，勇往直前。新中国成立后，这首歌继续激励人们团结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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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洞 - 马共的小城大事

潮州铁枝木偶戏班 Puppet show

本地曾经拥有多台的潮州铁枝木偶戏班与兴化提线木偶戏班，其中成立了近百年的新赛宝丰班是较活跃的潮州木偶戏班。1970 年代是潮州木偶戏班最风光的年代，新赛宝丰班单靠木偶戏的演出就可以养妻活儿，到了1980年代后却迅速走下坡，从一个月演出十多天到一整年演出不到十场，繁盛景象只堪回首。

（消失的木偶戏台）

本地的木偶戏班所面对的困境是：木偶不会老，能讲方言的上一代却逐渐老了，使到木偶戏走入式微。目前本地新创建的木偶剧团“猴纸剧坊”进入第七个年头，创业者何家伟（Benjamin Ho）是广东人，却传承了潮州铁枝木偶的技艺，希望通过结合木偶、传统戏曲、现代戏剧和音乐剧等不同元素，让新旧艺术互相碰撞，擦出新火花。

过去的木偶戏台背后蕴藏着先民从中国南来讨生活的大无畏的勇气，走出来就有路，登上一叶孤舟，将生命中的未知数托付给将来。戏台记载了新加坡从乡村走入城市化的道路，从田园风光到繁华都市是一个单向的现代化的进程。戏台也承载了过去的娱乐与生活，是许多人一生中的共同记忆。

来自槟城的吴慧玲

2015年4月25日，跟来自槟城的吴慧玲（Ling Goh）在国家博物馆面对面，了解到除了继承母亲的木偶衣钵，她曾经组织过潮剧班。

（跟来自槟城的吴慧玲面对面。当地的铁枝木偶的铁枝衔接到手腕上，所需的腕力较大。）

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剧。吴慧玲的外曾祖父母从潮州过番到槟城时，把一个潮剧团带了过去，使得她从小就与潮剧结缘。

慧玲的母亲年轻时跟着先辈走遍新马，对本地的皇家山脚、水廊头、柴船头等地十分熟悉，1989年才创立自己的金玉楼春潮州木偶剧团。吴慧玲从小就接触木偶戏，7岁便随着家人到处演出，耳濡目染之下，爱上了一脉相承的潮剧。少年时期全心投入，把潮剧与木偶戏结合为一份事业。

金玉楼春潮剧团

2008年，慧玲成立了与木偶剧团同名的金玉楼春潮剧团。

演木偶戏，艺人躲在幕后，只有木偶在台前，演大戏艺人则以演员的身份登上真正的舞台。

为了传承与推广潮剧，慧玲前往汕头参加了两届国际潮剧节，让外国的朋友知道马来西亚还有人为潮剧默默努力。除了参加潮剧节，她也去拜师学习，欣赏当地的木偶戏。对于她来说，汕头是潮剧的发源地，也是一个让她倍感亲切的地方。

维持剧班比木偶戏困难多了，除了演员之外，还有特别制作的舞台服装、布置、布景和乐队，当时团员包括来自中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潮剧演员共36位，成本高昂。

一般上这些剧团都靠酬神戏来维持，剧团收费高，庙宇退而求其次，聘请木偶戏班来取代，打击了传统戏班的生计。在旺日少过淡日下，剧团年年亏损。2013年，慧玲演了最后两场“封箱戏”，正式将一手成立的剧团结束了。

演完封箱戏后，慧玲飞往英国探望大姐。她穿着女伶的服饰，画上精致的妆容，在繁忙的伦敦街头开始表演了。伦敦是个文化之都，这段街头表演的反应热烈，让大家明白潮剧不需要华丽的舞台，在街头也可以上演。

艺术就跟许多消失的行业、拆除的老建筑一样，存在的时候没什么人关注，结束时很多人都觉得惋惜。

（吴慧玲：伦敦街头艺人）

金玉楼春潮州木偶剧团

目前在槟城有6个木偶戏团，慧玲的金玉楼春潮州木偶剧团一年演出百多场酬神戏。金玉楼春潮州木偶剧团目前已传承第四代，慧玲的舅舅、她一家四个兄弟姐妹（除了已嫁到英国的大姐）、父母、嫂嫂、侄女都在剧团里唱潮剧。最老的团员是慧玲70多岁的父亲，最年轻是她13岁的侄女。外婆在剧团里帮忙打鼓、说唱到88岁，直至前年往生。

除了神灵之外，是否有其他观众？慧玲表示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类似，年轻人慢慢放弃方言，听不懂潮州戏。在求变的过程中，使用字幕来吸引观众，现在甚至尝试改用华语来演唱，倒是吸引了一些年轻人。

慧玲最叫我感动的一席话：“母亲曾经吩咐过，只要努力去做好分内事，就不怕没有观众，无法传承。总会有后进之辈受到感召，挺身而出，继承先辈留下来的文化资产。”

对大马华人传承的热忱，只有两个字来形容：钦佩！

铁枝木偶的技艺

铁枝木偶用三根铁枝操作，左手拇指、中指、无名指和尾指支撑着整个木偶的重量，食指则用来摆动衔接到木偶左手腕的左臂，右手则用来舞动衔接到木偶右手腕的右臂，就这样边玩手艺边唱，上演一场三个小时的剧目。

猴纸剧坊则进一步改良，将铁枝衔接到手肘，铁枝比较短，运作起来轻便多了。

（猴纸剧坊改良过的铁枝木偶，铁枝衔接到手肘，比较短，也比较轻便。）

铁枝木偶戏台只能容纳三个艺人。右边的是最资深的“台柱”，左边的是副手，中间的则是资历最浅的艺人。艺人所唱的未必是自己把玩的人物，乍听之下似乎不可思议，但对艺人来说，一心多用则已习以为常。

对戏台艺人的称呼也可以反映出艺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以前的艺人被称为戏子，身处社会的底层，被人们瞧不起。

现在的木偶戏被视为文化艺术，祖先传下来的珍贵资产，并尊称艺人为艺术家。

虽然艺术家的工作还是戏子，但身份却大大提升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正因为他们成为艺术家，才吸引到一些年轻人入门，传承祖先的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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