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丹福水道旁：19世纪印度劳工留下的古迹 Stamford Canal and Indian convict labours

原文刊登于《源》2019年第3期，总期139，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

小坡的历史文化区有一条静静流淌的史丹福水道，流经总统府、国家博物馆、善牧主教座堂、圣安德烈座堂等古老地标， 132岁的国家博物馆算是最年轻的了。

水道旁勿拉士峇沙路（Bras Basah Road）的店屋骑楼下曾经摆满二手英文书摊，为我们的学生时代提供廉价环保的精神粮食。不远处的莱佛士书院搬迁后空置好些年，草地开放给公众人士活动。上世纪70年代末，莱佛士城在书院原址动工，我们只好向踢足球的年代挥别。

(1970年代勿拉士峇沙路的英文书店，后面高耸的组屋为俗称书城的百胜楼。)

多美歌（Dhoby Ghaut） 这个地铁转换站源自兴地语，意思是走下梯阶到有水洗衣的地方。印度劳工在史丹福河中清洗衣服后，顺便将衣服晾在国泰戏院前面的草地上。

（印度劳工在史丹福河洗衣服。NHB c.1900s）

这些怀旧景观都消失了，露天的史丹福水道隐藏在地底。曾经在这个地区出入的印度劳工是建设19世纪的新加坡的主要劳动力。如今，印度客工依然活跃参与劳动建设的行业。

2019年3月16日，我们这群博物馆义务导览员一如既往，跟参与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文化之旅的90名公众人士，一起沿着史丹福水道，寻访一个多世纪前印度劳工的印迹。

(如今的史丹福河道隐藏在地底，只有一小段可见。)

新加坡是个惩罚印度罪犯的地方

殖民地政府将印度罪犯包括杀人凶手、强盗、恶棍、政治犯、反殖人士等分为六个等级，如果行为表现良好便会获得擢升，日常活动较少约束，福利也相应增加。打个比方，一等囚犯被安排到牢狱以外的市镇工作，享受阳光和自由的气息；五等囚犯则没有任何工资津贴，必须带着手镣脚铐劳动。

1825年，第一批80名源自印度马德拉斯（现在的金奈）的犯人，从苏门答腊的明古连乘船来到新加坡。一个星期后，第二批百多人从明古连前来。接下来的犯人则必须忍受更远的海路，从印度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此后半个世纪，新加坡成为输出印度罪犯的主要目的地。这些犯人东行跟华人猪仔下南洋一样，被关在拥挤的大舱内，即使安全抵步，许多人亦因思乡情切，在郁闷沮丧中死去。

头两批印度罪犯从明古连出发，正值《1824年英荷条约》签订后的过渡期，签订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英国与荷兰在马来群岛的贸易与势力范围的争执。英国与荷兰以明古连与马六甲互相交换，交接程序完成后，必须将全部人撤走。很快的，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成为澳洲的翻版，被押到新加坡的犯人占海峡殖民地的一半。

这种流放海外，劳动改造的做法，是殖民地政府解决印度监狱爆满的途径。罪犯来到新加坡，成为建造基础设施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最初任务是将珍珠山和勿拉士峇沙山丘的泥土运到新加坡河南岸，沼泽地填平后，发展莱佛士坊商业区，接着开辟通往各镇乡的公路网和建造房屋等。今天所看到的19世纪中叶保留建筑，多数由他们兴建。

善牧主教座堂（Cathedral of the Good Shepherd）

善牧主教座堂坐落在印度囚犯的监狱旁，教堂内有一个中文石碑，让我们了解到早在1848年，教堂已经有位来自 广东省惠州府的朱若望牧师。据说当时在武吉知马种植园区工作的华人劳工，纷纷步行到市区寻求牧师的援助，一来一回可花上整个休息日了。

追溯起来，19世纪初，欧洲商人已经乘着季候风抵达新加坡，其中不乏罗马天主教徒。法国的传教士亦紧随着英国人的步伐来到本地，筹款创建的最早期天主教堂包括市区的善牧主教座堂、圣婴女修道院（创建女校与孤儿院），以及武吉知马的圣约瑟教堂（对象为种植园员工）。

善牧主教座堂于170多年前完工的时候，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叫人惊叹。近年来修复时，地面重新使用黑白棋盘瓷砖，恢复教堂原貌。修复过程中，考古学家参与挖掘工作，发现疑似昔日监狱的围墙、1843年的奠基石和时间囊。时间囊的收藏品包括越南和东印度公司货币，以及只能在自己的商号使用的代币。19世纪的新加坡，老板以代币来控制契约华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是相当普遍的。

(时间囊内的1840年代钱币，上有铸字”福寿多男“的是越南铜钱。)

总统府历史展馆

总统府的马来文“Istana”就是“宫殿”，那是新加坡总统款待各国外宾的地方，也是总理公署的办公室。

没有冷气的年代，本地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大多采用高天花板、宽敞回廊与通风的格局，总统府也一样。

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新加坡时，这里原本是个豆蔻园丘，1867年英国政府接管后才兴建总督府，新加坡独立后易名总统府。总统府旁的苏菲雅山上有三山、南华和圣玛格烈学校，昔日住在乌节路店屋一带的学生，都特别怀念这段上学放学都自由穿越总统府的日子。

总统府是本地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见证过许多重要里程碑，近年来最具特殊意义的应数新加坡协办的历史性特金会。朝鲜领袖金正恩抵步后，前往总统府跟新加坡总理会面，新加坡对朝鲜与美国的首脑峰会作出的努力成为全世界的聚焦点。

设在总统府外的历史展馆展出十多件各国赠送的国家礼物，入门处有一尊嘴唇上留着两撇长胡子的管工塑像复制品。这是昔日常见的人物造型，可能是印度劳工在总督府完工前所制作的。

(嘴唇上留着两撇长胡子的管工塑像。)

圣安德烈座堂

圣安德烈座堂以苏格兰的守护神命名，纪念捐款兴建教堂的苏格兰族群。原建筑遭到两次雷劈后，主体结构受到严重破坏。今天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新哥德式建筑风格的教堂是在原址重建的，总建筑师为麦波申（Ronald MacPherson）。印度人Baawajee Rajaram在劳改期间为新教堂撰写计划书，刑满后成为一名私人建筑师，负责过总统府与中央医院的策划工作。

座堂内半圆形后殿的三面花窗玻璃，纪念莱佛士、哥罗福（John Crawfurd）和巴德沃尔（William J. Butterworth）。莱佛士租下新加坡，第二任驻扎官哥罗福买下新加坡，这段近代开埠史大家都不陌生。至于巴德沃尔，本地人或许较不熟悉。海峡殖民地中，槟城的北海（Butterworth）以巴德沃尔命名。巴德沃尔出任海峡殖民地总督期间（1843-1855），成立新加坡莱福枪志愿团来维持治安。白礁灯塔和莱佛士灯塔都是他在任期间，由印度犯兴建的。

(座堂内半圆形后殿的三面花窗玻璃，纪念莱佛士、哥罗福和巴德沃尔。)

座堂的左翼有一面战争纪念墙，除了纪念两次世界大战去世的军人外，有三面牌匾纪念1915年因印度军团叛变而身亡的英军。

本地有三条马路的命名可能跟因这场兵变而罹难的军人有关：蒙巴登的Walton Road，麦波申的Harper Road， 里峇峇利的Holt Road。Philip Walton 是新加坡志愿炮兵团的炮手，Corporal J. Harper（中士） 和Private A.J.G. Holt （二等兵）则为正规军人。

二战期间，座堂的洋人牧师被囚禁在监狱里，日军中尉小川（Andrew Tokuji Ogawa）负责监督教堂事务，极力阻止教堂土地作为军事用途，并争取释放神职人员。战争结束后，小川回到东京大学任教，他捍卫新加坡教会的行为，成为日据时期的亮点。

日据期间，杨素梅和丈夫蔡坤兴为被囚禁在监狱的联军战俘提供援助，因涉嫌参与特工炸毁日本商船的“里茅行动”，被日军拷打酷刑超过半年。战后，她在国际法庭上饶恕折磨她的宪兵，放弃起诉这些军人。杨素梅去世后，座堂破例让平信徒在这儿守丧，以表达对杨女士的敬意。

随着外籍侨民涌入本地，每逢星期日，座堂园地开放给佛教徒居多的缅甸侨民。脸颊抹上“特纳卡”防晒膏的缅甸人在绿茵草地上聚餐闲聊，时而传来悦耳的歌声笑语，形成本地独特的风景线。缅甸侨民也很合作，离去前将场地清理干净，展现国民道德优雅的一面。

至于我的童年回忆，最深刻的莫过于某个星期日上午，父亲和我从附近的住家走入空无一人的座堂，坐在长凳上歇息。突然间人潮开始涌进来，一位戴着领带的洋人坐在父亲身旁，殷勤地招呼我们父子俩。未几，圣殿飘扬着悦耳的歌声，洋人拿起歌书，为我们边点边唱。进入讲道时间，则拿起圣经为我们一页页翻阅。我们不懂牧师讲些什么，大家唱些什么，洋人说些什么，圣经写些什么，只感觉气氛祥和，大家都很友善。但碍于语言不通，我们如坐针毡，趁着休息时间开溜了。

国家博物馆

开埠的年代，新加坡的森林猛虎多，印度囚犯同时肩负武松打虎的作业。至于建筑需要用到的砖块、石灰和砂浆，亦由他们生产，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国家博物馆的历史展馆为访客提供这段19世纪的史迹。原来那时候已经有技术转让，印度劳工掌握到欧洲人的造砖技术，手工艺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在国际商展中夺得大奖呢！

(国家博物馆展示的印度劳工事迹。)

展馆展示两枚亚齐金币的图片，那是印度劳工开辟海港的时候，天猛公将祖先传下来的金币转赠给他们的礼物。古老的金币燃起英国人创建博物馆的念头，于是将它们买过来展示。博物馆数度搬迁后，终于在现址落户。

国家博物馆前面的新加坡管理大学所在地，就是昔日的监狱现场。建造监狱历时20年，过程中房间用作木工厂、打石场、机械厂、印刷所等。1860年监狱落成那一刻，也是这些囚犯告别四面环开的“甘榜生活”的时候，醒悟到原来自己一手兴建的工厂，就是囚禁自己的归宿。

(19世纪的明信片，从苏菲雅山拍摄的勿拉士峇沙路监狱。草场上晾着衣服，就是“多美歌”的由来。)

1873年，英国安排最后一批印度犯人离开，为流放到新加坡的做法画上休止符。不过输出罪犯劳工的做法并没有停止，只是转移阵地到其他殖民地垦荒。

一些表现良好的客工获释后留在本地，各行各业都可见到他们的身影，如路边摊贩、土地发展商、裁缝、鞋匠、印刷技工等，有些则成为食物承包商和洗衣店老板。

难以想象的是，日据时期，过去囚禁印度罪犯的地方竟然成为训练印度国民军女兵的营地（Rani of Jhansi Regiment）。监狱的病楼和最后一道围墙，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才拆除。

我们希望史丹福河畔的旧貌新颜，能让大家感染到多少默默无闻的外籍客工，将他们的人生与命运谱写在异国的土地上，缔造现代都市的繁华。城里的老建筑依然绽放着斑斓的姿彩，人则早已淹没在滚滚红尘中。当我们见到在烈日下为本地增添新设施的客工的时候，不妨释放最基本的善意，报以温馨的微笑。

(勿拉士峇沙路监狱地图。)

主要参考资料
1. Bonny Tan, “1915 Singapore Mutiny”, Singapore infopedia, NLB Singapore,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570_2005-01-24.html. Accessed 24 February 2019.

2. Bonny Tan, “Convict labour in colonial Singapore”, BIBLOASIA OCT-DEC 2015. NLB Singapore.

3. “Cathedral of the Good Shepherd”, Roots, https://roots.sg/Content/Places/national-monuments/cathedral-of-the-good-shepherd. Accessed 24 February 2019.

4. Melody Zaccheus, “Good Shepherd cathedral regains its splendour after $40 million restoration”, Straits Times November 10, 2016.

5.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6. “St Andrew's Cathedral”, Singapore infopedia, NLB,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5_2_2008-12-01.html.  Accessed 24 February 2019.

7. “The Istana History”,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https://www.istana.gov.sg/Visit-And-Explore/The-Istana/History.  Accessed 24 Februar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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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 Outsourcing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昌伟的“把公共服务与管理外包的迷思”发表于《怡和世纪》第38期 2019年1月，文中提到：“记得二十几年前刚上大学时，正值政府开始把一些公共服务私营化，并打出“全民拥股”的口号，让国民拥有新电信的股票。当时在上一门经济学的课，教授首先问一个问题：政府推行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教授列出好几个可能性，包括通过私营化增加效率等等。在和学生经过一番讨论后，教授又通过各种数据推翻这些假设。最后教授得出的结论是，让全民拥股，人民和政府就形成一命运共同体，到了大选的时刻，人民在打算投反对票的时候，就会更为谨慎。”

纵观这些年来的社会变化与政策U转，公共交通外包对民生的影响最大。选票是双面刃，一方面可以通过“人民和政府命运共同体”来争取选票，另一方面也可以因共同体正在沉没中而流失选票。在舆论的压力下，政府最终不得不重新接管沉沦中的公交，动用公众资源来提升公交的可靠性，结果确实看到情况在改善中，地铁南北线追上台北与香港的水平。

公共服务外包

公共服务从开始崇尚外包（outsource）到进入高峰期的时代，我都在公共机构工作。直到炒老板鱿鱼时，参与过外包项目，领导过外包项目，也到一些企业公司考察后取消拟议中的外包，对“私营化”的内部考量有些认识。细节属于“商业机密”，但谈谈大方向应该是没有碰触到底线的。

谈到公共服务外包，就不能不回溯上世纪90年代。那是个流动通讯冒起的年代，Disruptive Technology和 Disruptive Innovation是惯用的江湖术语，中文可译为颠覆性技术，颠覆性创新或者破坏性创新。Harvard Business Review常发表哈佛学者的“引导世界潮流”的文章，通过成功的个例来推动颠覆性的工商管理模式革新。新加坡的高官大多会到哈佛取经，浸濡于世界顶尖的商业脑袋几个月。

那个时候正是“世界公民”（world citizen, global citizen）冒起的年代，人才的流动性特别大，没有固定的生活场所，四海为家处处家。人才对家国的观念模糊，金钱回报往往成为人生的首要考量，哪里有钱就往哪里去，硅谷（Silicon Valley）是其中一个做发财梦的例子。在那个全世界掀起移民狂潮的时代，企业往往面对人手不足的困境，随之而起的自然是“留住人才”（talent retention）的一大套人力资源管理理论。

以本地来说，整个市场都缺人手，政府部门首当其冲。追究其因，虽然部长的薪金跟最高薪人士挂钩，但薪金模式并没有贯彻到下层，造成行内“贫富悬殊”的局面。公共部门行政工作繁琐，员工的薪金架构比不上跨国企业，调整的步伐过慢，不像现在高薪加花红，令许多私人企业员工眼红。

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下，哈佛模式可谓及时雨，理论上将公共部门的工作外包，便可以腾出人手（free up resources）来思考为国人开创新机会，做些高增值的事情。

核心竞争力：低成本高效率的商业管理模式

“低成本高效率”是外表颇吸引人的商业管理模式，它的最原始的出发点是每个企业都有自身的强项和弱点，强项是市场竞争力，弱点则是拖慢成本与效率的步伐。企业只有具有核心竞争力，才可能在公开市场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保持长盛不衰。而竞争力不外乎低成本，高效率，高附加价值。今时今日，消费者不可能花比市场高出许多的价格来购买品质差，效率低，又没有特殊利益的产品或服务。因此，“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概念还是合时宜的。

1990年，美国的商业管理学者Gary Hamel和C.K. Prahalad发表合写的论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推出“核心竞争力理论”（Core Competence Theory），打造了风靡全球的企业战略管理模式，公共部门、跨国公司、大中型企业都纷纷仿效。

（Hamel and Prahalad: 核心竞争力模式。）

企业核心竞争力有四个识别标准：

1. 价值性：这种能力能实现顾客所重视的价值，譬如显著地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服务效率，增强顾客的信心，从而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用在公共管理上就是运营性能（operational readiness），可用性（availability），可靠性（reliability）。可通过跟私人企业合作来达到这些关键绩效指标。

2. 不可替代性：例如竞争对手无法替代的旗舰产品。用在公共管理上就是战略资源，策划能力等。

3. 稀缺性：关系到复杂的内部运作与专门技术，其他企业不可能取代。

4. 难以模仿性：竞争对手尚无模仿或复制的能力，不像一般材料和机器设备那样可在市场上买得到。用在公共管理上，若有企业建构好相关的作业能力，这就不再是独有的核心业务，也就是可以外包了。

如何确保“核心竞争力”不会被滥用？

当然，在核心竞争力模式下，不论是公共部门或企业公司都力求员工精简，若真遇上无法负荷的情况，就以短期合约员工来解决。聘请短期合约员工，对雇主的好处是不需要提供什么福利，而且非常灵活，通过合约上的“解约条款”（exit clause），利用完了就叫对方走人，不需要等到约满。我离开公共部门后在私人企业当项目顾问，目睹过多起相关例子。这种短期合约对员工是很不公平的，对有意成家的年轻人来说，工作没有保障，谈什么结婚生子呢？

公共部门必须慎重地审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对盈利企业与市场运作有深刻的了解，这些洞察力并非一纸合约那么简单。外包的合约内容，分工模式，管理方式，选择合作对象等都必须非常谨慎，因为企业并非慈善组织，存在的目的就是赚钱向股东交代。老板不会嫌钱腥，也不可能将过去赚到的一桶金吐出来，这就是现实。

譬如将地铁私营化后上市，过去因疏于维修与提升所省下的那笔钱，执行长与大小股东都已各分一杯羹，地铁运作出问题后拂袖而去。

交通部长已经率先放声，“政府和地铁公司为加强地铁可靠度，承担了“巨大开支。….公共交通理事会下来必须检讨车资调整机制，以反映因加大维修力度所需的更高营运成本，以及政府给予地铁系统的额外营运津贴。”（《联合早报》2019年7月8日）没点明的就是分出去的钱是不可能追讨回来了，今后乘客必须准备支付较高的车资来承担这笔额外开销。

三个星期后，SMRT公布业绩，全年蒙受1亿5500万元的亏损，那是因为地铁保养维修占了地铁车资收入的71%，跟2018年62%，2017年51%相比，维修力度的比例显著增加了。（《联合早报》2019年8月1日）

这些数据并没有跟过去的微不足道的维修开支相比。2000年至2014年，SMRT每年的税前盈利都在一亿元以上，2011年与2012年更接近两亿元。因此全年蒙受一亿多元的亏损，只是把某一年赚得的盈利拿来弥补过失罢了。交通部长和SMRT避重就轻，只谈后果，不提前因，民怨往往就是这样引起的。

照顾人民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是政府的责任，外包不论得当与不当，都会对民生产生深远的影响。或许三十年前颠覆国际的“核心竞争力理论”有必要调整，譬如增加第五项“社会责任与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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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负面的雇佣关系谈雇佣（修正）法案 （Employment Act）

地铁心情

将冰山劈开

2019年5月10日，Jeff Goodell在国家博物馆黑箱剧场的演说 “The water will come”，谈论的是十年前只有小猫三几只听他发表的课题。十年后的今天，套Jeff Goodell的一句话：“这是个全世界都关注的课题，只有特朗普不相信地球暖化。”

（Jeff Goodell: 近五年来的气候变化，地球上的小红点已经变成红海。）

Jeff Goodell是美国人，他的演说离不开他所熟悉的美国，政府没有投入足够的资源来抵御迈阿密（Miami）和美国最大的海军基地诺福克（Norfolk）的海平面上升，城市正面临气温变化所带来的大灾难。

Jeff Goodell的《The water will come》书中，谈到湄公河三角洲和孟加拉的稻田已经受到海盐的破坏；若海平面继续上升，许多岛屿国家将被海水淹过而不复存在。

（南极冰川在消失中：南极洲的地理考察显示，热膨胀与冰块融化使到全球海水不断上升，这是所有沿海国家与地区的隐忧。）

（2019年3月2日与3月6日，五天前后的南极卫星图。右图显示冰山裂开后漂流。）

雅加达沉没

国际组织（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估计30年后（2050年），全世界将会有两亿名“气候难民”。荷兰、马尔代夫、孟加拉等地的国民最可能首当其冲。不丹号称最快乐的国家，冰川占不丹总面积的10%，主要位于北部的高山地区。这些冰川是不丹河流重要的可再生水资源的源头，万一冰川蓝湖决堤，很可能随时引起不丹洪水暴发，就像一场无声的海啸，威胁到生活在下游的所有居民。

印尼的大部分财富都集中在首都雅加达。雅加达坐落在沼泽地上，目前正在以每年1-15厘米的速度下降，几乎一半地区已经处于海平面以下。雅加达沉没不再是天方夜谭。

过去10年里，北雅加达地面下降了2.5米，平均速度为每年25厘米。部分地区目前还在以此速度继续下沉，这是全球沿海大城市平均水平的两倍多。雅加达其他地区也在下沉，但速度较慢：西部每年下沉15厘米，东部每年下降10厘米，中部每年2厘米，南部仅1厘米。

过去20年间，安德烈亚斯（Heri Andreas）一直在研究雅加达的地面沉降问题。按照他的推测，这座承载着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是全世界地面下沉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2050年的北雅加达95%的地区将被淹没。

雅加达下沉的原因除了海平面上升之外，部分是由于过度开采地下水，用于城市居民的饮用、冲凉与其他日常所需。雅加达多数地区的自来水都不可靠或不能用，居民只好从地下深处的含水层中抽水使用。但下水被抽出时，它上面的土地跟着下降，导致地面下沉。

挽救的方法不是没有，但必须投资400亿美元来建筑32公里的海堤和17个人工岛屿。[1]

如果将首都搬迁至婆罗洲（加里曼丹），首都的人口将会跟着迁徙，下层的速度便可缓解。随着印尼总统佐科蝉联执政，相信迁都大业将是重要决策之一。

冰山一角

南极洲的地理考察显示，冰山一角是我们肉眼所见的，实际上这些冰川筑在海床上。随着气候变化，暖流将冰山劈开破裂后消融，热膨胀与冰块融化使到全球海水不断上升。这是所有沿海国家与地区的隐忧，包括中国、印度、孟加拉、越南、印尼、日本等，当然还有新加坡。近10%的全球人口就住在海拔不到10公尺的地方。

（将冰山劈开：冰山一角是我们肉眼所见的，实际上这些冰川筑在海床上。）

（冰山列成小片融化，造成全球水位上升。）

新加坡属于低洼岛屿，大部分地区海拔15公尺，30%则不到海拔5公尺。因此，海平面上升及降雨更频密无疑会对我们造成不良影响。

1975年至2009年，新加坡海峡的海平面每年上升1.2毫米至1.7毫米。据国家气候变化秘书处的预测，到本世纪末，我国每天平均气温预计将增加1.4至4.6摄氏度，海平面则预计上升25公分至76公分。

少于1米的海平面上升对新加坡的影响大吗？

1974年2月9日，天空没有降雨，但异常的天文现象使到本地的海潮高涨达3.9米，超过平时的一倍。新加坡变成沼泽国，新加坡河附近的地区全都淹水，商店和货仓的白米、椰子、柑橘都浸在水中，樟宜的海岸线藏在1.5米的海水下，海浪变得更大更强地冲击着海岸，低洼地区变成“泳池”，西部和北部的红树林都被淹盖。[2]

（1974年的海水高涨，许多沿海地区都淹水，大坡桥南路也不例外。图片来源：NAS）

荷兰有一半地区的海拔低于1米，四分之一地区甚至低于海平面，使用堤坝来保护低地。荷兰的历史就是不断抽水，与海洋争地的历史，只有不断把水抽到堤坝外，才能争取到生存的空间。新加坡打造中央蓄水池时，荷兰的堤坝专家亦参与项目，海墙技术派上用场。或许日后世界各地对堤坝的需求量更高时，荷兰可以重振昔日东印度公司的辉煌了。

冰川持续融化对新加坡的海运生命线冲击严峻。目前北极的冰天雪地正在缩水，想象一下30年后轮船改行北极新航线，本地海港吞吐量骤降的情景！

（中央蓄水池：滨海堤坝将海水和淡水分开，堤坝使用的是荷兰的技术。）

“海上浮城”

2012年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双年展，越南艺术家以地球暖化为题材，设计未来的浮动村庄。当时访客的一般反应是：造型美观，但不觉得有特别关注的必要。

（2011年新加坡双年展（Singapore Biennale）：越南艺术家 Tiffany Chung的海上城市。）

关于浮岛，我在茵莱湖见识过两种浮岛：天然浮岛和人工浮岛，它们都是漂浮在水上的土地，可以像船那样到处划动，因此使用插入湖底的竹篱笆来固定位置，有的岛中央还盖起轻便的房屋。这些浮岛的面积大小不等，形成罕见的“浮岛村落”和“浮岛农业”，大浮岛上开出一块块细长的农田，种植番茄、黄瓜、豆角等作物，收成后运往缅甸各地。

（穿梭于浮岛间。）

十多年前我在国防部工作的时候，见识过美国海军对外公开的深海浮动基地的概念。当时在给资深军官上课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海上浮动城市与防卫的挑战，不过当时没有多少人相信浮动城市的可能性。未几，新加坡出现小型浮动舞台，成为国庆检阅礼的亮点。

（深海浮动基地 Joint mobile offshore base.）

法属波利尼西亚（French Polynesia）位于太平洋中部，由118个岛屿构成。当地政府与美国的海上家园研究所（Seasteading Institute）签署协议，计划在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Tahiti）附近建造世界上首个漂浮城市。波利尼西亚荷兰工程公司 Deltasync 的可行性报告建议：首座浮动城市将由 11 个矩形和五边形平台组成，每个平台长度为 50 米，厚度也为 50 米，以便保护建筑物和居民。浮动城市的特色是水产养殖、医疗保健、和可持续能源。浮动城市的平台将由钢筋混凝土制成，可支撑三层及其以下建筑上百年。首批入住居民将为 250 至 300 人。[3]

（Seasteading Institute 拟议的浮动城市。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38647174.）

虽然此计划胎死腹中，但如今联合国可能会重新考虑“海洋浮城”的可行性。

话说回来，迁都、海上浮城都只是硬体变化。人心如何面对环境变化的软体工程何其浩大。


[1] 马尤里·美林（Mayuri Mei Lin），希达亚特（Rafki Hidayat），“生存还是毁灭 ‘下沉’的雅加达与失控的地下水”BBC印尼语科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45166091 accessed 1 Jun 2019.

[2] P P Wong, “Impact of a sea level rise on the coasts of Singapor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Earth Sciences, Vol.7, No. 1, pp. 65-70, 1992.

[3] French Polynesia signs first 'floating city' deal, BBC 17 January 2017.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38647174 accessed 1 Jun 2019.

相关链接

茵莱湖 Inle Lake

实利基路与两座山：苏菲雅山和艾美丽山 Selegie Road, Mount Sophia and Mount Emily

原文刊登于《源》，新加坡宗乡总会联合会出版，2019年第二期，总期138。

实利基路的老地标

认识“实利基”（Selegie）的经过是这样的：我进入华校读书后，父亲决定让弟妹们读英校，跟随表哥的路，报读实利基小学。十层楼的实利基小学，可能是当年唯一装置两架电梯的学校。

表哥住在学校旁的20层“摩天楼”，俗称20楼，那是上世纪60年代最高的组屋之一。摩天楼二楼有两个衔接其他组屋的露台，为466个单位的居民缔造睦邻的环境，更是孩子们踢球耍乐的天堂。近年来基于保安考量，才将露台拆除了。

（实利基路的20楼是小坡七马路的地标。）

实利基路俗称七马路，这是民间根据小坡的地形而约定俗成的。小坡大马路为桥北路，二马路为维多利亚街，以此类推。

实利基路有两座约一个世纪前落成的犹太人建筑物：坐落在密陀路交界处的大卫伊莱雅楼（David Elias building）和武吉知马路交界处的埃利森楼（Ellison Building）。本地的犹太人从1850年代的20人增加到二战前的800人，多数居住在市区和东部。目前新加坡有约2500名犹太人，多数为欧洲移民。

埃利森楼旁有座名噪一时的丽士戏院（Rex）。丽士戏院浮生多劫，见证了人寰变迁。1960年代由邵氏机构的一线电影院起家，风光了十多年后，由于翻版录像带充斥市场，电影放映不下去了，转型为歌剧院。热潮过去后，戏院经历过溜冰场、教堂和迪斯科舞厅的岁月，如今重操旧业，改建为三家专门放映印度片的电影院，宝莱坞影片为客工们寥解乡愁。

两年前政府宣布计划兴建南北交通廊道，丽士戏院与埃利森楼的多间店铺都必须拆除。民间组织通过书信与网络，要求相关机构珍视文化资产，为市容保留昔日记忆。重新研究后，相关机构最终推出的方案完全避开丽士戏院，对埃利森楼的影响则减少到一个店铺，取得两全其美的结局。

（埃利森楼受到正在施工的南北交通廊道的影响，已经被围起来。）

苏菲雅山的苏菲雅

实利基路建安大厦旁的威基路（Wilkie Road）是一道斜坡，弯弯的山坡路上是两座相连的苏菲雅山（Mount Sophia）和艾美丽山（Mount Emily）。小小的苏菲雅山曾经学校林立：南华女校，中华女校，圣玛格烈女校，美以美女校，三山学校，南洋美专，应验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谁是苏菲雅倒是有各种传闻：

1. Charles Robert Prinsep（布连拾，六马路以他命名） 的女儿Sophia Prinsep。布连拾是位大园主，1840年在苏菲雅山及周遭拥有豆蔻与咖啡种植园。

2. 英国传教士苏菲雅修女（Sophia Cooke）。19世纪中叶，苏菲雅接管华人女子学校，当了42年校长，为本地的女子教育鞠躬尽瘁。华人女子学校的创建可追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年代。中国战败后五口通商，伦敦教会的Mrs Maria Dyer前往中国传教时在新加坡停留，看到流落街头的“妹仔”（奴婢）与被遗弃的女孩，于是在小坡大马路成立这所学校来收容这些女孩。后来女校迁至苏菲雅山，最后定名为圣玛格烈女校（St Margaret’s School）。

3. 澳洲传教士苏菲雅修女（Sophia Blackmore）。苏菲雅分别于1887与1888年创建了美以美女校（（Methodist Girls School）与花菲卫理女校（Fairfield Methodist Girls School），鼓励海峡华人送女孩入学读书。苏菲雅在新加坡住了40多年，为文化教育奉献一生。

对于海峡华人重男轻女的观念，苏菲雅修女回忆道，有些母亲告诉她，我们不要女儿学会自立，如果女儿跟儿子读同样一本书，女儿一定会学习得更好，使到儿子看起来很笨。女儿没有读书无所谓，儿子一定要显得聪明。

4. 莱佛士第二任夫人苏菲雅。莱佛士壮年去世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谁是新加坡的创建者”产生争议。苏菲雅根据莱佛士的信件和笔记，在莱佛士去世数周内一鼓作气，完成了《莱佛士回忆录》（Memoir of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交到东印度公司手中，应验了“成功男人背后有一个女人”的说法。

5. 莱佛士的妹夫威廉弗林特（Captain William Flint）的女儿玛丽·苏菲雅·安（Mary Sophia Anne）。 这位苏菲雅的父亲是新加坡的第一任港务总监，在这座小山丘上住过几年。此山原名实利基山（Bukit Selegie），弗林特以莱佛士夫人和自己的女儿为它重新命名为苏菲雅山。

负责城市规划的Philip Jackson于1823年6月5日的素描上已注明Mount Sophia，1836年的城市地图正式将原来的Bukit Selegie易名为Mount Sophia。由于当时布连拾和两位传教士还没出现，因此苏菲雅山以与莱佛士有亲属关系的两个女人命名的可信度较高。

山上的学校

苏菲雅山上的南华校舍于日战前落成。粤语片风行的年代，谢贤、嘉玲、南红等在新马拍摄粤语片《椰林月》，剧情凸显华侨富商在新马热衷办学，南华校舍和学生们都入镜了。

南华的华族舞蹈赫赫有名，校友吴应霞分享内幕。原来南华的黄爱珍老师除了在学校全职教舞外，亦在校外开班授课，学生毕业后成立南华校友舞蹈团，从年少跳到老。学校有专业的舞蹈老师，大大提高同学们的水平。这也说明一个现象：当年的政府辅助学校可以自由聘请教职员，只要老师有某方面的专长，便会名师出高徒，比一般的政府学校更具优势。随着华校式微，南华经历数度搬迁与教育改革，最后在金文泰新镇重整旗鼓，传承南华人引以为傲的舞蹈专长，维系着一世纪的南华情缘。

校友跟城市重建局磋商后，成功保留山上的南华建筑作为教育用途。去年学前教育中心开课前，特地为南华人开放一天，那股人情味就像一股暖流，长歌不散，十分窝心。

（南华女子中学校的校舍受保留作为教育用途。）

至于消失的三山学校，跟Bukit Selegie、苏菲雅山和艾美丽山是否有关联？答案是纯属巧合。

福州又称榕城，别名三山，是福州市的于山、乌石山、屏山的合称。福州会馆创建的三山学校是一所男女混合小学，1960年代高峰期，学生将近两千人。不过三山学校就跟新加坡其他华校的命运一样，在以英文为主，中文为辅的大环境下，面对学生人数急速下降的困境，1981年送走最后一批学生。

（三山学校由福州会馆创建。福州又称榕城，别名三山，是福州市的于山、乌石山、屏山的合称。摄于三山学校校刊。）

三山校友何和琰印象最深刻的是跟山上其他学校的学生抄捷径，从乌节路的总统府前门进，由苏菲雅山麓的后门出。总统府地方大，落叶多，同学们沿途踩着弓起的枯叶，看谁脚下的声音最响亮。有时遇上换班的守卫，一板一眼地踏着整齐的步操前进，同学们便扮起鬼脸，故意摔倒等，希望能“博君一笑”。在总统府当过守卫的洪袖宝爆料，遇上这些搞怪的学生，必须装作视若无睹，一走入休息室便马上哄堂大笑，久而久之就无动于衷了。

南华与三山校舍都跟南洋美专有过一段缘。二战后，南来画家林学大创建的南洋美专复办，租用圣多马径（Saint Thomas Walk）一栋别墅作为校园。后来在福州会馆的支持下，使用三山学校校舍，日后进一步扩展，先后租用南华和实利基小学校舍，迈入南洋艺术学院的新纪元。在国家艺理会的资助下，南洋艺术学院再度搬迁，租用面积较大的密陀路圣安东尼女校和威基路11号的别墅上课，最终在五马路（明古连街）拥有独立的校园。

（林学大塑像： 南洋美术学院多次搬迁，最终在五马路（明古连街）拥有独立的校园。）

艾美丽山的11号别墅

威基路11号的别墅坐落在山路的尽头，原为奥斯本大宅（Osborne House），如今称为“艺岭”。占地八万多方尺的豪宅已有百年历史，不过为何命名为奥斯本依然是个不解之谜。

1920年代初是日本人移民新加坡的高峰期，池田重吉医生（Dr. Jukichi Ikeda）来到本地，在禧街开诊所“池田齿科”，买下这所豪宅入住。不过，他在山上住不上五年，豪宅便被占领为日本总领事馆。日本总领事馆盘踞艾美丽山顶，不仅居高临下俯瞰市区，更与总督府（如今的总统府）近在咫尺， 战略意义显而易见。

二战结束后，这栋山顶豪宅的角色多次更换，曾经是社会福利部的办事处、女子收容所、孤儿院和戒毒所等。

（威基路11号的别墅坐落在山路的尽头。它曾经是美代子的故居，日本领事馆，方壮璧教书的地方。）

寻根

个别人士对11号别墅有不同的回忆。马共全权代表方壮璧的回忆录中提到日战后由于经济拮据，无法回到华中念书，由牧师推荐他到这家艾美丽山孤儿院当教员。1989年马共签署合艾协议后，方壮璧希望叶落归根，回返新加坡，最终因政治因素而不了了之，带着遗憾而终。

佐藤美代子在本地出生，跟着妈妈搬到叔公池田医生的豪宅生活。九岁那年，新加坡备战，所有日本人都被令离开新加坡。当时形势混乱，有些日本人早已融入本地社区，不免依依不舍；有些在日本没有户籍，不知何去何从；有些做间谍工作的，则被关在监狱里等。美代子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乘 坐“非洲丸 ”回返长崎，从此告别“故乡”。

85岁的佐藤美代子回到新加坡，接受《联合晚报》访问时指出，当年她特别喜欢到山顶豪宅的后院，俯视市区的景色；她记得屋内的饭厅，大伙儿其乐融融地聚在一块儿用餐。一想起艾美丽山顶的那段日子，温馨美好的回忆就会涌现，很想重访儿时故居，再看老房子一眼。佐藤美代子终于得偿所愿，完成寻根之旅。

豪宅附近的游泳池

1878年，艾美丽山上兴建山顶水库。半个世纪后，福康宁山顶更大的蓄水池落成时，也是殖民地政府鼓励全民运动的时候，艾美丽山顶水库改建为本地第一个淡水的公共游泳池。当时大众娱乐不多，公众对游泳池趋之若鹜，每个月上山嬉水的人士多达八千人次，周末在池中人撞人，连泡水都有问题，更遑论游泳了。

（艾美丽山曾经有个山顶水库，为附近居民提供自来水。）

（艾美丽山游泳池的入口处，新加坡市政委员会徽章（1948年）镶在墙壁上。）

表哥带我们上山的上世纪70年代，游泳是分时段的，每节两个小时，有些时段还会分性别，只准男生或女生进入。为了争取时间，少年朋友冲过旋转闸门后边跑边脱，急不及待地跳入池中。时间到了，救生员提早15分钟吹哨子，赶鸭子般催人上岸，热闹的泳池回归暂时的宁静。

如今艾美丽山顶环境清幽，绿草如茵，却是莫道韶华逝，依稀故人来。

（艾美丽山顶环境清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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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莱佛士吃了法夸的乳酪？- Raffles and Farquhar (4 of 6)

The East India Company

青山不老福康宁 Fort Canning

牛车水已消失的行业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19年7月1日
图片：本网站网主

我在牛车水住了22年，在那里长大、上学。先父的店一直在牛车水，营业迄今。因此我常去牛车水，见证牛车水战后的变迁与发展。

昔日的牛车水，店铺鳞次接比，经营各种各类的生意，应付密集居民的生活所需。店铺之外，还有街头小贩、流动贩卖、骑楼摆档和摆地摊等交易买卖，构成独特的风貌。而今，很多店铺经已消失，或改头换面，转营别业。

想起上世纪牛车水一些店铺，白铁店就有二三十家，以邓波街和南京街为多。白铁是镀锌铁，既美观、耐腐蚀，亦防锈。用来制造各种容器，如铁罐、水桶、垃圾桶、洒花壶等。先父说，白铁业是客家人传统手工艺行业。邓波街28号的合兴白铁店，是我们常光顾及送去修补的店铺。后来塑胶产品问世，白铁业被淘汰了。

牛车水的火炭铺（也称木炭），亦已销声匿迹。邓波街、新桥路曾有过火炭铺。数十年前，不是家家户户能装设煤气炉和电炉，那时没有石油液化气（LPG，Liquefied Petroleum Gas）。先母喜欢去离家不远，邓波街的火炭店购买包装好的火炭作为烹饪燃料。区如柏在1991年出版《祖先的行业》，记录了上世纪的木炭业历史。

思静的《木屐踩过的岁月》，使我想起牛车水已不存在的木屐铺。童年时，跟随先母去邓波街“钉屐”（买木屐），木屐店内的一切情景，历历在目。硕莪街、新桥路、桥南路也有很多木屐店，不过全都无影无踪了。

（“钉屐”，就是做木屐的意思。图片来源：互联网。）

以前没有足够空间容下大冰箱冷藏肉类，酒楼和一些住家使用冰块保鲜。依稀记得牛车水史密斯街就有出售方形大冰块的店铺，大冰块的体积约为1立方公尺大小。也有用铁锥凿成小块分售。小时候我吃的五彩糖浆红豆雪球，是刨冰造成。犹记这些冰块店前的路面总是湿漉漉，撒满木糠，原来木糠是用来防止冰块在转运途中融化。冰块运走后将木糠遗留地上。我相信，冰块店是最先在牛车水消失的行业之一。

现在的牛车水，很多行业店铺已不存在，例如藤织（沙藤）用具、帆布物品，硕莪巷的殡仪馆、纸扎店，客纳街雕塑神像的“西天国“，邓波街的山禽野兽、蛇鳄龟鳖、家禽螃蟹店，理发店、客栈、电版店、气灯店等。今天牛车水还在，但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牛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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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贸易

2013年6月至9月间，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列支敦士登公国（Liechtenstein）皇室收藏特展，展示了91件以巴洛克时代的画作为主的艺术品。眨眼间五年已过，那时候的国家博物馆馆长为李楚琳，她的任期内为新加坡带来了数场世界级的特展，为国人带来了欣赏希腊、法国、意大利、安特卫普、埃及等地的古文明与艺术空间。

关于列支敦士登公国的皇室收藏，一般访客都较喜欢以希腊神话或圣经旧约中的故事为题材的画作，有些访客则为巴洛克大师鲁本斯（Rubens）的画作而来。

我较有感触的作品是安特卫普（Antwerp）画家Jan Boeckhorst于1650年绘制的《非洲寓言Allegory of Africa》。画中人是一位身穿威尼斯式单肩连衣裙，珠光宝气的年轻女子。《非洲寓言》的蓝天白云下，是一片金光闪闪的富庶景观，右手臂还套上粗大的黄金装饰。但仔细看女子的左手，是被锁链牢牢铐住的。洋人眼中的解放非洲，实际上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文明倒车。

（安特卫普（Antwerp）画家 Jan Boeckhorst 在1650年绘制的《非洲寓言Allegory of Africa》）

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世界三分的思想。第一世界指美苏，通过超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来推行霸权主义，第二世界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日、加等国，和身处第三世界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反殖、反帝的发展中国家。

在更早的16世纪，欧洲则将世界四分，东西南北四大方位分别为亚洲、美洲、非洲和欧洲。这个世界四分的观点，和文艺复兴后的四分论倒是挺一致的，如 four seasons（四大季节：春夏秋冬），four classical elements（四大元素：水火土气），four classical virtues（四大美德：适度、审慎、勇氣、公正。temperance, prudence, courage, justice）。

15世纪中至19世纪末前后四百余年，欧洲的资本家并没有秉持四大美德的观念。他们为了向美洲殖民地种植园和矿场提供劳动力，从非洲掳走大批黑人，千里迢迢贩卖到美洲各地。由于贩卖黑奴主要在大西洋东西两岸进行，西方国家称之为“大西洋奴隶贸易”。奴隶贸易为西欧资本家带来巨额利润，却是非洲史上最黑暗的日子。

非洲黑奴

奴隶制度并不是15世纪才出现，所谓胜者为王，古罗马、古中国、阿拉伯等都实行奴隶制度。

非洲历史上，公元1世纪的《红海回航记》一书已经有关于来自非洲之角（索马里）的奴隶的记载。7世纪末，阿拉伯人进入北非后，曾把抓来的黑人贩运到阿拉伯国家、波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地。欧洲方面，14世纪已经有西班牙和葡萄牙贩卖从北非运来的黑奴。15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一些大城市还有专门贩卖黑人的奴隶市场。

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奴隶贸易急剧发展，欧洲在非洲大陆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贩卖黑人活动。16世纪荷兰逐渐崛起，到了17世纪中叶，荷兰取代西班牙的地位，成为海上霸主，几乎垄断了海上的奴隶贸易。

法国历史油画大师Jean Léon Gérôme 绘制了多幅古代贩卖女奴，叫人深感震撼之作。

（法国历史油画大师Jean Léon Gérôme 绘制的各族群贩卖女奴的震撼之作。图片来源：互联网）

看着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以奴隶贸易致富，在美洲有殖民地的英国和法国也想分一杯羹，于是加入奴隶贸易。以英国利物浦为例， 1709年只有一艘贩奴船驶向非洲，20年后增加到 15艘，半个世纪后贩奴船达到百多艘。在1709到1787年间，英国对外贸易的航行吨位增加了14倍，大都与奴隶贸易有关。

英国和法国加入奴隶贸易后，在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建立了三角贸易，首先从欧洲装上酒、军火、棉织品、装饰品等，运送至非洲，与出售黑奴的部落交换奴隶；接着度过大西洋，把黑奴运送到美洲各地，交换那里的矿产和农产品，最后带着货物回到欧洲。每一轮的三角贸易需要约六个月时间，利润可达千倍。

18世纪末，欧洲有识之士发起废奴运动，大西洋奴隶贸易逐步走向没落。1807年，英国通过了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令，其他国家也相继宣布禁令，奴隶贸易弃明投暗，走私贸易随之猖獗起来。19世纪上半叶起，美国成为主要贩卖黑奴的国家。在非洲东海岸，阿拉伯经营的奴隶贸易也特别活跃。19世纪下半叶，奴隶贸易大致上被遏制住了，零星的贩卖活动则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新加坡殖民地时代的奴隶制度

19世纪中国苦力以卖猪仔的方式来到南洋、中国广东、香港、澳门、新马等地的“妹仔”，娼妓贩卖活动中的“阿姑”和“琵琶仔”，本地马来苏丹的女婢等都是出现在新加坡的奴隶的近代版。

1819年，莱佛士跟苏丹胡先和天猛公阿都拉曼签约，租下新加坡河口方圆两公里地段，并严禁奴隶贩卖。不过，第一任驻扎官法夸（William Farquhar）为了筹集殖民地管理资金，不顾莱佛士定下的政策与规划蓝图，接受苏丹和天猛公的奴隶和债务奴役的交易，两人之间因理念的差异而结怨。

第二任驻扎官哥罗福（John Crawfurd）跟苏丹胡先和天猛公阿都拉曼进行收购新加坡的谈判，对贩卖奴隶与赔偿等问题发生多次争执。天猛公对从新加坡河搬到直落布兰雅的3000西班牙元徙置费感到不满，苏丹胡先则欠下民间一大笔债务，要求更多赔偿金还债等，使到哥罗福认为这两个马来领导人都没有“实用价值”，希望他们可以尽早离开新加坡，因此1824年8月签订的条约阐明如果他们离开新加坡的话，可以分别获得20,000与15,000西班牙元的一次过赔偿，不过两人都不打算离开。

对哥罗福来说，在签约后的一个月内，成功解放了苏丹皇宫内27个女奴隶，是一项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义举。虽然胡先强烈抗议，哥罗福也不是省油的灯，坚持在英国人统治的地方，不许有奴隶交易，违者一律处罚。一个月后，他还在通往Kampong Bugis的路上，故意绕道 Kampong Glam，撞倒胡先皇宫的围墙，但还是逼不走胡先。不过苏丹胡先有名无实，又欠债累累，很快便失去了马来人的支持。

对于新加坡早期的奴隶贸易，莱佛士的马来文通译员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 bin Kadir）所撰写的《阿都拉传》（The Hikayat Abdullah）详细地记载了他在1823年的亲身经历。当时武夷士人牵着五六十个奴隶在大街上行走，手上拿着藤鞭，任意挥打在他们身上。武夷士人说每一名奴隶的卖价是$30至$40，船上还有更多选择。

隔天早上，文西阿都拉在船上看到约三百个奴隶，男女小孩孕妇，各种肤色都有。女奴的买家甚至当场解开女人的衣服，做出各种难以启口的举动，男奴则像猴子一样被绳索捆绑在船边，大小解都站在哪儿就地解决。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全发生在一条船上。文西阿都拉亲眼见到这种人间炼狱，才深切明白为何莱佛士对奴隶贩卖恨之入骨。

莱佛士早在19世纪初出任爪哇代理总督时，已经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三万名奴隶悉数释放。

（新加坡开埠年代的女奴贩卖活动。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过了四分之三，2014年6月美国发表的人口贩卖报告，将新加坡列为第二级，也就是不达标。新加坡政府以惯例质疑报告的可靠性，但就双方的陈词，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奴隶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的，人口贩卖这门古老的行业并没有随着社会进步而消失。

2014年11月3日，新加坡国会通过“防止人口贩卖法令”（ Prevention of Human trafficking Act）。发言的议员都举例证实变相的人口贩卖活动确实存在：渔夫活在不人道的生活条件下，来自孟加拉的性工作者被逼每晚接待10个客人，周末必须从下午2点到隔天早晨6点，接待45名嫖客。来新加坡唱歌赚钱供养身体不健全的孩子的女歌手，被剥光身子，关在冷房里，直到答应卖淫为止。显然这是迟来的法令。

“防止人口贩卖法令”在2015年3月1日正式实行，初犯者可被判入狱十年，鞭打六鞭，罚款十万元。重犯者入狱十五年，打九鞭，罚款十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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