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pril 12, 2019

义顺:从华顺芭到繁华市镇 Yishun

原文刊登于《源》2019年2月,总期137,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会出版

新加坡以华人命名的组屋区有三个:黄埔四美和义顺,其中义顺的地方最辽阔,21平方公里的面积足以容纳两个乌敏岛,约20万人口居住在6万多户组屋里。

义顺经常上新闻头条,譬如组屋变成了燕子过冬的鸟窝,千鸟归巢时,四处尽是鸟粪;在义顺居住多年的总统当选后坚持留在原地,最终基于安全考量,不得不搬离熟悉的社区等,都为这个社区增添非一般姿彩。

约40年前,义顺进行整体发展,甘榜地区的农场和村庄变成组屋、高尔夫球场与消闲场所,实里达河也开辟成蓄水池。1990年代初,本地的大型电影院开始转型,嘉华院线于这个新镇兴建了亚洲第一座电影城Yishun 10,电影城里有10个荧幕同时放映,掀起新的看电影趋势。本地最早通行的南北地铁线将国人带到义顺去,吃喝玩乐之余,还可感染一下山明水秀的灵气。


(义顺组屋区以实里达蓄水池(下段)为界,风景清幽。)


消失的港区


早在义顺出现之前,这个有山有水的地区称为实里达。19世纪中叶以前,实里达还是个原始密林,渺无人烟之地。潮州人曾亚六买下实里达河支流大片土地,开辟曾厝港(Chan Chu Kang)来种植甘蜜、胡椒等经济作物,奠定了义顺日后拓展的基石。

19世纪的新加坡,甘蜜与鸦片带旺了整体经济。人们无意中发现将甘蜜的枝叶放在大锅里熬煮三四个小时后,会变成深褐色粘稠的状态,倒入模具冷却后,晒干并切成小方块,可作为揉皮和染布的颜料。如果熬煮的温度稍低,则成浅褐色状。保济丸还没面世前,它就是本地华人医治肚痛腹泻的良方。

当然供应离不开需求。19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以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来取代传统手作,纺织和皮革业特别发达,直接刺激了甘蜜的经济价值。

本地潮州人甘蜜业最鼎盛的时期,占新加坡农作物的四分之三。甘蜜园从市区扩展到远郊,林厝港、蔡厝港、杨厝港以及已经消失的刘厝港、陈厝港、巫许港、曾厝港等,都是甘蜜园的遗址。

甘蜜业带动了新加坡和柔佛两地的经贸发展。19世纪末,清朝官员李钟钰的《新加坡风土记》写道:“叻地商务以胡椒、甘蜜为大宗,岁必售销数千万元,然皆出自他岛,叻盖聚货不产货也。” “甘蜜,由华商公举,经柔佛国王谕充。自柔佛以上各国港口繁多俱产甘蜜,华人之散处各港者,实数十万人,大多占地为园,雇工种树名曰园主。每一港推园之最大者为港主。叻中富豪设号各港,以收椒蜜。”可见当时甘蜜的经济地位是十分牢固的。

20世纪初,化学工业染料取代了甘蜜,种植园主纷纷转型。甘蜜业从崛起至式微还不到百年。

那个时期,林义顺跟其他种植园主一样,购买土地发展橡胶与黄梨业,进一步开发义顺及北部地区。他拥有的6000英亩园林遍布实里达、三巴旺、万里、蔡厝港、汤申,裕廊云南园,至于在柔佛的种植园地则更广了,比新加坡大了三倍。马西岭这个军人受训的连绵山区兼民宅的“马西”,便是以林义顺的祖籍广东省澄海县岐山镇马西村命名。


(林义顺的土地遍布新加坡北部。摄于唐城图书馆“林义顺展”。)

林义顺每个月只收五毛钱象征性地租,提供免息贷款让租户建造房屋,吸引了许多华人移民前来定居,为种植园提供稳定的劳动力。一个园丘养活一村人是当时许多乡村典型的人文生态。


(义顺村民正在耕种。摄于唐城图书馆“林义顺展”。)

橡胶树需要6至7年才能收割,黄梨则是很好的间作物,可以在其他植物的间隙间生长。这么一来,等候橡胶成熟期间便可以收回资本了。林义顺这位种植业翘楚掌握时机,拥有一座黄梨山,被誉为“黄梨大王”。

义顺新镇兴建时,以林义顺的名字命名,是为了纪念他对新加坡早期的开垦和社区发展的贡献。

林义顺奉行西方文化所强调的自由平等的思想,在血气方刚之年加入本地的同盟会南洋分会,积极参与中国的革命活动。大家不妨到晚晴园参观一些相关文物。


(军港小学的陶瓷壁画反映义顺的特色。)


徙置的海人原住民


义顺曾经有个实里达岛,住着傍水而居的“实里达人”(Orang Seletar),也称“海人”。实里达人擅长航海,船是他们的交通工具,也是他们的家。根据一代代传下来的口述历史,他们早在马六甲王朝成立之前,已经在马来半岛安身了,马六甲王朝的海军就是由实里达人负责的,后来柔佛王朝的海军将领也是实里达人。不过欧洲人来到此地后,他们守护领海的辉煌史已经被遗忘,甚至被边缘化。

这些海人的皮肤比较黝黑,头发卷曲,可能是源自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南岛民族。甘榜年代的实里达人对金钱没有感觉,过着物物交换的生活。他们不论男女都是狩猎高手,在水中的渔获和丛林猎得的山猪等都是交换日常用品的本钱,以猎物来跟村民交换白米。

新加坡独立后,在新马政府的协议下,两百多人从实里达岛徙置到长堤彼岸择水而居。留在新加坡的约40人,为了融入本地的马来群体,除了学习马来语,还放弃了民族特性,以及信奉伊斯兰教等。


(简陋的小船就是实里达人的家。图片来源:互联网)


峇顺芭与华山宫


实里达岛是我们早年军训时搭桥渡河的地方。附近的峇顺芭山丘则是练兵之地。“峇顺”这个别具土生华人色彩的称谓,是林义顺的别名。林义顺自幼父母双亡,由娘惹外祖母陈宝娘抚养长大,别人以为他是峇峇,因此得名。峇顺芭和如今保留一小段的峇顺芭路(Bah Soon Pah Road)就是以他的别名命名的。


(实里达河是上世纪80年代军训的场所。)

早年的移民往往因方言地缘而互相隔离,峇顺芭的居民也不例外。譬如中元节庆祝活动,潮州和福建社群因酬神戏而起冲突早已司空见惯。1930年代,两派领导深知以和为贵的重要性,决定放下成见联合创庙,为居民提供排难解忧的机会。林义顺鼎力支持,捐地捐款,在峇顺芭创建了华山宫福德祠。此后,大家极力维护着这个共庆节日的“传统”。

原来的土地被征用后,华山宫在义顺环路落户,庙门的对联“华堂尊土地 顺命感苍天” 为纪念林义顺而立。上下联的头一个字合起来就是林义顺的别名“华(峇)顺”。


(华山宫在义顺环路落户,庙门的对联“华堂尊土地 顺命感苍天” 纪念林义顺。)

华山宫旁有一座30年租约的“新加坡潮州公墓”,安置两万副从新加坡多个潮州人墓地迁移出来,无人认领的先人遗骸,包括原本就安葬在义顺广德山的先民。这是个先人让位给现代城市发展的众多例子之一。


(“新加坡潮州公墓”背后是个先人让位给现代城市发展的众多例子之一。)


不在忠邦村的忠邦城


以中式牌坊为标志的忠邦城是义顺组屋区的第一座邻里中心,牌坊是忠邦城商联为了注入活力而建造的。

忠邦城移花接木,并非坐落在原来的忠邦村。忠邦村在三巴旺地铁站附近,由林义顺的儿子林忠邦创建。1938年,殖民地政府在三巴旺设立军港后,直到1970年代撤军之前都为当时的村民提供许多就业机会。


(忠邦城的农家生活塑像。)

除了英国海军和工作人员外,印度和斯里兰卡移民也携带一家大小,前来军港工作。为了应付这一波移民潮,林忠邦在家族的橡胶园兴建屋子,让这些异乡人有个安身处。上世纪50年代兴建巴耶利峇新机场的时候,受影响的葱茅园居民也搬迁到忠邦村落户,带动了忠邦村的人气。

英军撤退的时候,这些南亚公务员面对落地生根、回家,或者移民英国的抉择。不过对更多华人居民而言,这个邻里的焦点并非英军撤退,而是耸立在忠邦村路口的苏丹戏院。


(苏丹戏院曾经是早期义顺村民流连之地。图片来源:互联网。)

戏院由林忠邦的后人管理,专门放映廉价电影,前几排的座位为五毛钱,后座八毛钱。戏院每日放映两场中文电影,每两个星期加映三场印度片或西片。印度片的观众主要是军港的雇员眷属,反应往往比华语片踊跃。

戏院所吸引的人潮,使两旁的商店和路边摊生意兴隆。遇上军舰入坞,海员成群结队前来购物、饮酒作乐,忠邦村就更加热闹了。海南人经营的咖啡店,最撩人的是香浓的咖啡和炭烧过的加椰牛油面包,路边摊的沙爹、五香、卤面、鱼丸面、辣沙、炸香蕉等美食,看起来与今天大同小异,但是食味大不相同,或许那是因为古早的味道,承载了满满的回忆。


(军港(后来的三巴旺造船厂)为早年的三巴旺、义顺一带的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图片来源:互联网。)


前居民的回忆


一些前居民反映,由于义顺的甘榜腹地辽阔,丛林深处跟路口有好几公里的黄泥路,一般上村民出入都选择霸王车代步。平时霸王车停泊在村口载客,坐上五个人就开车,每人一毛半。夜阑人静时,霸王车司机都收工了,回家的路途变得漫长,星空下步行整个小时才回到家,如果遇上滂沱大雨,可就十分狼狈了。

至于外地移民融入组屋区的故事,倒像是探险之旅。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面对97回归大陆的不稳定性,新加坡政府向港人大派“绿卡”,两个月内便能成为永久居民。1993年,陈珀如跟夫婿从香港来到新加坡,喜滋滋地拿了租赁组屋的钥匙。谁知道推开大门,里头“家徒四壁”,空空如也,连水电都没有,心情十分纠结。

当时新加坡电视台只有第五和第八波道,而且是12-12制的,中午12时开场唱国歌,午夜零时结束唱国歌,跟香港诱人的电视节目落差很大。

反正老家的一切都已经变卖,没有回头路了,只好既来之,则安之。第一次购置房产,就是在义顺地铁站附近买了组屋,成为名副其实的义顺人。

陈珀如回忆这段融合的过程,最大的挑战是英文。由于英文英语都不灵光,不论是到政府机关、上邮政局、向人问路,都招来冷漠的眼光,甚至不理不睬甩头而去。英文使人失去自信,失去快乐的意义,最终还是在义顺熬了过来,每天都过得很精彩。

我相信融合的过程中,英文不是单一的问题,很多时候必须由当事人放下身段,主动走入陌生的社群中。而英文也不是只有“外人”才必须面对的问题,本地的老华校生或只会讲方言的“建国一代”都面对着相同的困境,或许社会需要多一些包容,就像义顺所展现的气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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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pril 09, 2019

在丹那美拉海滨露营

作者:余经仁,照片:杨泰勇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9年4月6日

丹那美拉海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岛国著名的海滨,那个时候,只要谈到去游泳、野餐、郊游或露营,大家都会指定在丹那美拉海滨。

学生时代,我们一班同学曾趁学校假期,多次到丹那美拉海滨露营,逍遥多天,虽然时隔半世纪,印象仍然深刻。

草席铺沙滩上便睡


记得当时乘搭巴士,来到樟宜路十字路口,见到樟宜监狱后向右拐,就是丹那美拉海滨了,印象中海边满栽木麻黄,迎着海风摇曳,热带风情浓浓。整个沙滩连绵几公里,一直到樟宜尾尽头。

海边前段有个假日营,应该是人民协会所有,很多团体主办大型野餐郊游活动,都租用这个假日营。不过,我们没有付费,只要挑个靠近公厕与冲凉房的公家地方,能够解决食水供应与拉撒问题,就此下锭扎营。

扎营过程很简单,把营帐依着大树结绳子,基本上就大功告成,这个营帐,接下几天便是我们避风挡雨的安乐窝,营帐内把草席铺在沙滩上,就成了我们的睡床,接着,拾几块石子叠成灶头,厨房也解决了。

(把旧轮胎用作救生圈一样玩得开心)

在露营的日子里,面对大海,可以形容为海阔天空。清早,我们起身看日出;日间,看浪起潮落,然后在炎热的天气中,投入碧波戏水解暑。累了,我们上岸在沙滩上砌沙堡,大家再比较谁的沙堡,堆得最雄伟有创意。

游泳堆沙都是免费的活动,当时最奢侈的玩意,是租来舢板船,大家几个人分头轮流划船乘船,乐得不可开支。

(露营时租来舢板船,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入夜,大地一片漆黑,户外活动就此结束,大家都躲进帐幕中,挑灯讲古,天南地北,一直到夜深,这才情愿睡觉。这时,躺在硬邦邦的草席上,让人惦起家里软绵绵的床铺垫褥有多舒服。不过,大家都把舒适抛在脑后,暂且委屈一下。

吃饭沙沙作响


露营的三餐,对我们这班从没有进过厨房的大男孩,绝对是一大挑战,早餐还好,面包罐头轻易解决,午晚餐要吃米饭,就考我们的本领。

当时市面上还没有出产外带煤气炉,我们的火源就来自地面的干树枝,随地捡它一把,干柴再升火,就可以烧饭,大家七手八脚忙碌一番,果然把米煮成饭,但是更多时候,是焦饭多过白饭,还好,因为是自己劳动的成果,大家无怨无悔,感觉上还是香喷喷的,吃得开心津津有味。有时候,强风刮起,飞沙吹进我们的饭菜中,吃起来还真是沙沙作响呢。

在整个露营过程中,大家也学习分工和团结友好的精神,比如烧饭的时候,要有人负责捡柴、生火、提水,煮饭,饭后要有人清洗、打扫等等。

(大家在营帐前排排坐共进午餐,品尝自己劳动烧饭的成果,都吃得津津有味)

我们几个同学,因为有过这样一段同甘共苦相聚的日子,大家感情最是投缘融洽,尽管超过半个世纪,大部分同学至今还保持联系,包括一名移居海外的同学,一重返新加坡,一定要找回大家叙旧一番。

印象中,当时到海边露营,无须申请什么准证之类的,随兴想到要露营,约好日期,大家收拾野营的配备就出发,一点都没有约束,实在是太自由。

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70年代末期,樟宜要盖建新机场,丹那美拉海滨展开大规模的填土工程,以作飞机跑道,丹那美拉海滨仿佛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人不再记起,这里曾经有过一个风景宜人的海滨。

唯一可以回忆的,是我们东部的一个地铁站,名字仍保留为丹那美拉,另外,通往民丹岛或马国东部的渡轮码头,也称作丹那美拉码头,总算让人可以有些许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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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pril 05, 2019

林谋盛的父亲林路跟碧山亭的渊源

原文刊登于《扬》第38期,2019年2月,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出版

2018年7月2日,陈莹纮、卞和在《联合早报·团缘》报道了林谋盛父母的神主牌将于林氏大宗祠九龙堂举行安位仪式。这两尊神主牌,一面是林路与正室陈水莲的,另一面则是林谋盛的生母方牡丹的。方牡丹是林路的第五房夫人,林谋盛则是林路的第11个儿子,也是林路的第一个亲生儿子,前面10个儿子是领养的。


(林路肖像,徐悲鸿画。摄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上世纪80年代,林路的第15子林再生移民澳洲,把这两尊雕刻精美,鎏金灿烂的林家神主牌都带过去保存。逢年过节,林再生的妻子颜明娘都会下厨备菜,等候亲戚们前去祭拜。2010年林再生逝世前,嘱咐儿子林玉成必须好好保管神主牌。

2016年颜明娘过世后,林玉成把神主牌带回澳洲阿德莱德山上住家。由于山上经常出现林火,林玉成不想神主牌被烧毁,让姐姐林玉珊将神主牌带回新加坡。

林玉珊回到新加坡后,将神主牌交给堂哥林怀玉医生---林谋盛的第三子。林怀玉和林路的外曾孙张东孝决定把神主牌安放在1928年落成的林氏大宗祠。


林路跟碧山亭的渊源


1929年林路去世时安葬在武吉布朗坟山。1992年初,林路的第13和第17子将他的骨灰迁往广惠肇碧山亭,只留下墓碑在坟山上。

碧山亭秉持一贯的信念,鼎力协助后人寻根问祖。通过碧山亭的记录,林路和4位妻子(陈水莲、库氏、方牡丹、陈氏)的灵塔安置在第91座灵厅。在碧山亭的安排下,林怀玉和张东孝终于来到了林路(林志义)的灵位前,亲自告诉他要把澳洲带回来的神主牌安放在林氏大宗祠。

张东孝在口述历史中追述(National Archive of Singapore, Accession Number 002450/20),外曾祖父林路在后港创建了福安砖厂。他们的工作服很简单,只是一件圆领汗衫和一条宽裆的长裤罢了,活像“唐山阿伯”。

本地的闽南人曾经流传过一句口语:“有林路富,无林路厝”。原籍福建南安的林路在清末来到新加坡,从事建筑业,并在后港四条石买下一块地,创建了福安饼干厂和福安砖厂。日据时期,生产饼干的机器全被日本兵运走,只好停产,福安砖窑则在战后依然运作。

林路是本地著名地标如水廊头凤山寺、维多利亚纪念堂、林氏大宗祠、良木园等的主要建筑承包商。他在1900年买下官位,被大清国朝廷封为福建花翎道,也是清朝的二品官。


(林路是水廊头凤山寺的主要建筑承包商)


林怀玉的记忆


日据时期,林谋盛被关在怡保附近的华都牙惹监狱,遭严刑拷问后病逝狱中。那是1944年6月29日。

根据林怀玉的回忆,林谋盛往生的时候,家属全不知情。日军占领新加坡时,母亲颜珠娘带着他们一大群孩子四处避难,直到1944年才搬回林路位于实龙岗路855号的大宅院。

林谋盛不要妻子留在林家大院是有其道理的。日军刚占领新加坡时,曾到林宅抓了一些男性亲戚,他们从此没再回来。1944年搬回林家大院时,也许因为林谋盛已被捕入狱,日军不再寻找颜珠娘和孩子们。虽然院子里来了一大群日本兵,在林家大院挖防空壕,他们也不感到惶恐害怕。当时一些年轻士兵很好玩,上司不在的时候便和孩子们玩成一堆,上司一出现就变得不苟言笑。

林谋盛之所以会葬在麦里芝,可能是颜珠娘向英殖民地政府要求的。麦里芝蓄水池是他们谈恋爱时最常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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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29, 2019

华山论剑

金庸为香港《明报》和新加坡《新明日报》写连载武侠小说的时候,我还在念小学。通过每日傍晚发行的“马票报”结识了射雕英雄传,知道了世界上的某个角落,有一座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比武论剑的华山。

《笑傲江湖》也以华山派为主线,使华山多了一些江湖味。

后来阅读另一位武侠名家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借用古诗来描述月夜华山: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伸手摘星斗,吐气接太虚。

华山是耸立了几亿年的山峰,一块硕大的花岗岩随着地壳运动脱茧而出,崩裂成东南西北中五峰,为小说家提供了论剑的创造力。自此,“华山论剑”一词广泛流传,被借喻为高手过招、学术争鸣等重要场合。


(花岗岩崩裂成峻峭的五峰)

2003年10月8日, 年近80的金庸终于登上华山北峰。据说金大侠年纪大了,力气不足,由他人抬上北峰,振臂挥毫,留下了“华山论剑”四字墨宝。中国的报章有了新的跟进,说金庸将华山论剑的位置定在北峰。

撇开花边新闻不提,这几个硬朗大字棱角锋芒,突出了小说中惊心动魄的比武场景,为华山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棱角锋芒的“华山论剑”)

我是在2018年9月下旬上华山的,比金大侠晚了十五年。由于避开了十一黄金周、春节之类的人气旺季,一路上都相当顺畅,没遇上拥堵的人潮。整天都漂着灰蒙蒙,时大时小的雨点,只足够来回西安,走西峰、中峰和北峰。上山容易下山难也不尽然,上山考体力,下山磨损大,一天下来对体力脚力都是考验。还好,三几天后,双脚紧绷的感觉消失了。

在山上发现中国人游华山,流行在铁链上层层叠叠地套锁,锁感情、锁健康、锁平安,也锁住了登山客的扶手。卖锁头成为山上的热门生意。

(中国人游华山,流行在铁链上层层叠叠地套锁)

中国水墨画以淡定意境取胜,这种以单调的黑白色彩来打造平衡气韵的艺术精髓,是一般外国人觉得不可思议的。

根据维基资料,元朝的文人多呈现消极避世思想,隐逸于山水,中国的文人山水画的典范风格就这样形成了。最传统的水墨画,仅有水与墨的黑与白,但由于纸色的关系,整体观感是略为偏黄的。但现代水墨画,也有工笔花鸟,色彩缤纷,也称为彩墨画。

华山远景,雾茫茫中渗透着水与墨,近观的峭壁与华山松则是另一类特色。


(华山实景就是水墨画,淡定的古文化)

华山实景的淡定,或许可以代表古文化。放在今日一般内地群众争先恐后的实景,我倒觉得淡定从容更适用于对未来的追求。


(华山松)

回头望华山,始终挥不去金庸笔下的影子,或许是以前“中毒”太深了。有人曾经问金庸:“人生应如何度过?”金庸回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金庸小说中的华山曾经闹哄哄过不只一场,江湖人物最终都不如归去,就像他小说中的许多英雄人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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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22, 2019

清朝阿嫲下南洋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9年3月2日

从地底出土的文物显示,古代新加坡河口的维多利亚纪念堂和皇后坊一带,曾经是个繁华的市集。两百年前借助于英国人的行政机制,古老的商港复兴,跟国际海洋重新接轨。这段殖民地的开拓史也是串联新中两地的华人史,新加坡成为近代中国华人浩瀚下南洋的中心枢纽。

趁着开埠纪念活动,我重新打开旧饼干盒,里头保存着阿嫲的船证、旧照和其他印迹,谱写着个人命运与大历史场景环环相扣的乐章。


1920年代下南洋经历


阿嫲是清朝人,从封建帝制走向民国。她在顺德家乡听过白驹荣、薛觉先等老倌唱戏,难怪对丽的呼声的“光绪王夜祭珍妃”之类的粤曲听得入神。感觉上清宫是遥远的传说,不过对过来人而言,清朝并不遥远,记忆犹新。

顺德蚕丝业主导清末民初的广东经济约半个世纪。由于养蚕比种植棉花、水稻等农作物更有利可图,顺德各地掀起弃田筑塘,废稻植桑的高潮。繁华盛世的景观就如《趁墟谣》所唱的:
年复年,日复日,一旬三圩一、四、七。年复年,年年趁圩人万千。圩中何所有?衣服适身食适口。新丝卖去织绫罗,洋杂土货多罗罗。近日丝多价越起,洋船采办来千里。广丝装学湖丝装,广州价比湖州美。家家早期夜眠迟,出丝要赶趁圩期。
好景不常,上世纪20年代,世界经济开始走下坡,农村生产的蚕丝滞销,自力更生的妇女只好纷纷跑到香港、新加坡等地另谋出路,负起养家的担子。

阿嫲就是在那个时候跟众多华南妇女挤在同一个船舱来到新加坡。蒸汽船的航行时间约5天,已经告别了漂洋过海一个月的帆船岁月。那个越洋的年代,流行“中国人坐中国船”,本地林秉祥兄弟的和丰轮船成为下南洋的首选。和丰面对欧洲和日本客船的竞争,降低大舱搭客的船费,阿嫲因此受惠。据说从林秉祥的祖籍福建龙溪前来的老乡,船费甚至一律全免。


(新加坡河畔保留的建筑物“和丰油较有限公司”,可供追溯昔日林秉祥的和丰集团的辉煌史。)

客轮抵达新加坡时,先停泊在岸外,由政府官员上船进行检疫。由于船上发生疑似传染病例,挤大舱的船客一律转运到棋樟山(圣约翰岛)隔离约两个星期。检疫期间三餐都由自己料理,此外必须赤着身子让政府官员淋“臭水”(消毒药水),侨民只好将小岛上所遭受的曲辱,当作异地寻梦的前奏。

隔离期结束后,阿嫲被带到“大人”(华民护卫司)面前问话。由于当时很多年轻的女子都是被拐带到南洋做妹仔(奴婢)和娼妓的,大人必须确认她们是否被人肉贩子卖到本地。

阿嫲终于嗅到新加坡本土的气息,由姐妹介绍到广东人垄断的印务所当制簿女工。那个时候的广东人行业还有粮油酱园,洗衣熨染,建筑女工,家庭女佣等。阿嫲工作数年后返唐山嫁人,或许她并没想过,30年后会再度过番,在他乡终老。

1950年代入境限制


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同样乘坐和丰轮船来新加坡,不过和丰已经转售给另一家船务公司。他在大舱的个人空间约1米x 2米,这名副其实的“一席之地”是吃、喝、睡觉和放置行李的地方。

不久,共产党取得中国政权,殖民地政府视共产主义为严重的安全威胁。在反殖的浪潮下,草木皆兵的阴影笼罩着本地社会,身份受到怀疑的人士都被政府当作马共看待。根据广东华侨博物馆的资讯,1950至1958年间,新马有约两万华人或自愿,或因疑似马共的身份被遣返,分成38批回到祖国(中国),至于从印尼回国的则更多了。

殖民地政府甚至颁布法令,凡是回去中国的便不能再入境。至于申请从中国来新的华人,一般上只有55岁以上的老人家和小孩才会获批。此外,为亲人申请来新居住的本地人必须证明自己有正当职业,不会增加政府的负担。这突如其来的法令使父亲和阿嫲两地相隔,深感无奈。

中华总商会领导的公民权运动,于1957年10月中旬获得立法议会通过,在本地居住超过8年的华人,自动成为公民。父亲刚好达标,以公民的身份申请年满55岁的阿嫲入境,这回很快就批准了。

阿嫲百味杂陈地环视乡下老屋最后一眼,带着村民的祝福,乘坐长途巴士下香港,再由当地的中兴旅店安排下一趟行程。她终于登上1957年12月2日开往新加坡的芝万宜号(TJIWANGI)客轮,坐的是经济舱 40号床铺。这个时候,和丰轮船已经结业。


(船证上写着船名、上船日期、床铺、目的地,此外还有香港华民护卫司秘书处的签名。船证的反面是人头照和香港威灵顿街的“合昌摄影艺术院”的印章。)

香港上环的中兴旅店专为办理签证的回乡客和前往新马的客户服务,父亲于上世纪90年代初回乡探亲时,也是先到中兴旅店下榻后才回乡的。

(香港上环中兴栈,右方为内河船码头,1917年。图片来源:香港华洋行业百年──饮食与娱乐篇。)

芝万宜号客轮由荷兰公司经营,1950年投入服务,来往于香港、新加坡和印尼之间,10年后才川行到更远的澳洲和日本。芝万宜号启航后,载送过多批愿为祖国奋斗的新、马、印华侨和年轻学生回中国。


(芝万宜号客轮(Tjiwangi). Credit: https://www.hetscheepvaartmuseum.com/collection/order-images, inventory number 1993.7596.)

斗转星移中,不论是新加坡的海岸线或是移民厅,都展现出新时代新风貌,中国银行和亚洲保险大厦最引人注目,不合时宜的制度亦已废除。阿嫲在路边摆着咖啡摊的红灯码头外下船,转搭接驳船上岸。这回她不需要到棋樟山隔离,亦不需要接受官员的盘问。暮色中码头的红灯显得格外温馨。

(等候船期时,阿嫲(右)到香港虎豹别墅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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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15, 2019

分流不分流:40年的分流教育走入历史

王乙康教育部长宣布取消实行40年的分流制度。

明年起,25所试点学校可让普通源流学生从中二起,根据强项修读较高水平的地理、历史和文学科目。同样的,一些学生也可根据需要和兴趣,选修较低水平的科目。例如,快捷源流学生可选修普通工艺程度的机器人科目。

从2024年起,教育部将在各中学推行科目编班,让学生根据能力修读适合自己水平的科目,不再以“快捷源流”(Express)、“普通学术源流”(Normal Academic)和普通工艺源流(Normal Technical)来分班。 


分流制度源自吴庆瑞


分流制度是吴庆瑞的产物,多年来社会上已经有许多质疑的声音。若追踪一下,不难发现分流制度以革命的速度全力推行,去分流化的过程则是缓慢渐进的。

吴庆瑞在任期间(1959-1984),推行三大影响深远的政策:(1)国家经济方面,通过发展裕廊工业区来开展新加坡工业化大计;(2)国家防务方面,推行国民服役法令,由以色列训练陆军,台湾训练空军和海军;(3)教育制度大改革。

吴庆瑞对本地教育制度提出大改革,包括:推行小三(后来改成小四)与中学分流、创办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CDIS)、以及提高教师薪金至专业水平。 其中,分流制度引起最大的争议,因为它加深精英主义与社会分化。

“The Report 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78” (Goh Report,吴庆瑞报告书)提出本地的教育制度过于刻板,只让顶尖10%至15%的学生获益,最终念到A水准。至于无法跟上学习进度的学生都必须离校,等于浪费人力资源。


(吴庆瑞报告书:教育损耗率。E: Enrollment 招生率,A: Attrition 损耗率,L: Leave 完成该阶段后离开。1970年代新加坡有29%学生没完成小学教育。71%升上中学,其中36%中途离校,21%完成中学教育后没有升学。14%学生升上高中,其中5%学生中途离校,4%完成高中教育后没升学。最后升上大学、Singapore Polytechnic, Ngee Ann Technical College 和教育学院的只有9%。相比之下,台湾有20%大学毕业生,日本则高达38%。资料来源:NAS)

1979年3月30日,国会在取消党鞭的约束下,接受Goh Report作为新教育制度(New Education System)的基础。 1980年,中小学分流制度全面执行。


历届教育部长的做法


由于整个教育体系是根据分流制度建立起来的,大修的话将牵一发而动全身,相信这是迟迟不敢大刀阔斧宰圣牛的原因之一。黄小芳整理出一份分流制度演变的记录:[1]

1979年3月27日的国会,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解释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因为“留级可能对孩子造成心理创伤…不同孩子有不同的学习能力,并需要以不同的速度学习,政府必须接受这个原则。(吴庆瑞)报告中提议推出不同教育源流,以迎合学习进度较慢、一般、高于一般,以及杰出的学生。”


(吴庆瑞报告书:为什么需要教育分流。资料来源:NAS)

2001年3月15日的国会,张志贤捍卫分流制度,“比起要求所有学生都在同一个课程设计底下学习,分流制度是一个更好的做法。为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量身定做的课程越多,分流的选择就越多。”1980年实施分流制度前,只有58%的小一生持续完成中学课程。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是93%。分流制度有显著成效。

2004年,尚达曼首次对备受争议的分流制度作出重大调整。他在国会上宣布,小学EM1和EM2源流在年底合并,但保留EM3。原因是,EM1及EM2的学科大致相同,只不过EM1学生修读的是高级母语,而EM1及EM2的学生的能力已经出现重叠的情况。

2006年的教育部工作计划研讨会上,尚达曼指出,约四成的EM3源流学生在小四分流考试中,至少有一课及格,也有能力和EM1和EM2合并源流的学生,一起上该科目的课程。他宣布于2008年完全取消小学分流,让教育制度变得更灵活。

2014年,王瑞杰任教育部长期间,科目编班计划开始推行。某些科目掌握能力较强的学生,可选择和较高源流的学生一起上课。

如今教育部认为科目编班计划已经日趋成熟,能有效取代现有制度,由王乙康对外宣布。


(吴庆瑞报告书中所建议的分流教育制度,多年来该制度经过修订,2019年由时任教育部长王乙康画上句点。资料来源:NAS)


教育回归人性


9年前听台湾作家张曼娟谈她的美好时光,娓娓道来中了解到她自小到大,几乎每一科都不及格,只有中文最棒,甚至可以边读书边写成名作《海水正蓝》。在台湾的教育体制下,她可以凭中文强项一路升上大学文学系,修读博士学位。她没想过当工程师或物理学家,无法理解自己的生活上只用简单的加减法,为何必须学习深奥的代数与微积分。她在台湾的语文教育领域中,为孩子栽种出许多棵阅读树,潜移默化中影响许多人。

当时我的直接想法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什么时候我们的学生也可以选择自己的强项,不受政治经济效益所困。

分流制度实行的首10多年,我以补习老师的身份接触过学术成绩最好和最差的学生,感受到精英的自傲自信与普通标签的自卑失落的强烈对比。但我觉得更多时候,这是学生被安置在某个框框中,自然表达出的相应情绪,就像龙游浅海,虎落平阳,没有机会展现特长一样。

后来自己的孩子入学了,通过参于学校的活动,明白到一些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与顾虑。教导普通源流学生的老师,所付出的时间与精力远比其他老师大得多;教导精英的老师,所面对的会考压力则是无形的。有些老师在学校排名这类变相分流下心理不平衡,一些老教员会告诉他人曾经在某名校任教,却隐瞒在邻里中学教导普通源流学生多年,直至退休。

如今,我以文史工作者的身份带领学生认识新加坡,通过“文化之旅”跟教育界保持接触,感受到普通源流的学生也可以选修快捷源流的课程所带来的激励性。同学们在跟我交流,对问题提出看法等所展现的自信,是以前的普通源流学生普遍缺乏的。我这个陌生的外人给予他们的能力肯定,可看出眼眸中所闪烁的火花。政府终于屠宰分流这头圣牛,这是结合民意的结果。


40年前的国会辩论


翻查1979年针对教育制度大改革的国会记录,国会以4天的时间,让议员在取消党鞭的约束下畅所欲言。发言的议员都大力支持分流制度,只是促请教育部执行时,必须避免标签效应。以下是一些摘录:[2],[3],[4]

3月27日安顺区议员蒂凡那(C.V. Devan Nair):我是一个慢学习者,我的家长和老师 都十分怀疑我的能力。我的小学考试勉强过关。那个时候,我的学校Rangoon Primary School按照我们的学业成绩分配中学,一般或低于全国平均值的去维多利亚中学,优秀的则分配到莱佛士书院。我的两个哥哥都去莱佛士书院。很自然的,我被插上标签,父母和兄长都看不起我,使我受到伤害。但同时,它也激励我“让他们瞧瞧我的厉害”。但是,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摆脱那个标签,我恳请教育部不要将这些孩子分配到不同的学校,避免连学校都被插上标签。

3月28日,实龙岗花园议员刘德顺博士(Dr Lau Teik Soon):将聪明和普通孩子分流进入超级和一般学校将出现阶级化,这是人之常情。因此,分流教育应该在同一所学校进行。

3月28日,梧槽区议员兼卫生部长杜进才(Dr Toh Chin Chye): 聪明的学生属于少数群体,他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教育部的首要任务应该是照顾更多不那么聪明的学生。

3月28日,蒙巴登区议员叶尧清(Eugene Yap Giau Cheng):吴庆瑞报告书的分流建议是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而制定的,这是合情合理的。校长、老师、家长、学生都必须了解这个新体系的运作方式,主要是让孩子根据自己的进度学习,成为有用的公民。大家必须接受每个孩子的学习能力都不一样。我觉得分流制度对家长与学生都触及敏感的领域,如果进入较好的班级,那就没问题,如果分流到较差的班级,这些人就会不高兴。有些孩子可能很聪明,但由于并没有在良好的学习环境成长,他的未来却被裁定了。这不是孩子们的错。我们应该帮助这些群体,避免好的变得更好,差的变得更差的情形出现。

3月29日,甘榜景万岸议员Encik Mansor Haji Sukaimi:我们原则上同意教育制度必须照顾到学习进度较缓慢的学生。我们不认为需要将学生分成三个不同的教育源流,两个就够了。对于学习能力较慢的学生,这些班级的人数应该少一些,投入更多优良的师资和设备,给予这些学生更多帮助,这样才能降低耗损率。我认为这样的学习,才能够为学生提供努力的动力,并为他们提供寻求和体验自我价值和自我肯定。


分流制度与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Quah May Ling于1989年的学术报告,引用西方教育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信如果学生对自己感觉良好,他们在学业上的表现也会同样良好。反之亦然。因此培养积极的自我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根据这份报告,分流制度本身不会使到学生失去自我肯定的价值,重要的是被分流到较低的班级后,我们给予这些学生的协助。[5]

这也是王乙康近日来为分流制度辩护的论点,贴标签并非政府本意,造成歧视向来不是政策的出发点,而是一种社会反射动作。标签无处不在,我们是否希望在人与人之间筑起一道墙,取决于社会的选择。

说开了,分流制度就是儒家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崇高教育理念。翻阅了多份档案后,我相信分流政策并没有贴标签的意图,可是在无视反射行为的情况下影响了两代人。政府必须接受的是“I know best”早已成为政府的标签,推行政策时往往缺乏敏感度,去除这个高姿态标签就像去除分流制度的阶级标签一样困难。

主要参考资料

[1] 黄小芳,“圣牛今不再 回望分流制度40载”,《联合早报》2019年3月5日 

[2] REVISED STRUCTURE OF EDUCATION (PAPER MISC. 3 OF 1979), Sitting Date: 27-3-1979 , Vol:39 , Start Col :74, End Col :78

[3] REVISED STRUCTURE OF EDUCATION (PAPER MISC. 3 OF 1979), Sitting Date: 28-3-1979 , Vol:39 , Start Col :146, End Col :150

[4] REVISED STRUCTURE OF EDUCATION (PAPER MISC. 3 OF 1979), Sitting Date: 29-3-1979 , Vol:39 , Start Col :220, End Col :244

[5] Quah May Ling, “The effects of streaming on the self-concept and attitude of primary school pupil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JOURNAL OF EDUCATION 1989 VOL 10 NO 2, pp51-58,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ingapore)

相关链接

Friday, March 08, 2019

西安回民街

特色美食


2018年中秋节前,跟晚晴园的导览员李伟成夫妇结伴前往西安。连日来细雨纷飞,临走前倒有两日靓丽的好天气,可以逍遥地在市中心溜达,感染当地的人气。

西安为十三朝古都,最大的特色是城的格局,以钟楼为中心,东西南北各有城门城墙。古代老百姓进城出城,当代西安依然流传着“进出城”的日常用语。


(钟楼为西安城的中心)


(钟楼西望,图中央的古建筑物为鼓楼,回民街就在鼓楼旁)


西安有六万多名回民聚居在回民街周遭,号称“七寺十三坊”。回族是唐宋以来,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东人在丝路上定居下来,与汉族,维吾尔族等互通婚姻,逐渐融合成的一个民族。

唐玄宗开元年间,大唐盛世发展得最辉煌,长安(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个重要的陆路枢纽,带动了东西文化商贸。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来自中东地区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牵着骆驼经丝绸之路,抵达长安城做生意。随着大量回教徒迁入,伊斯兰教开始在中国传播。

回教徒 “依寺而居”,周围形成“寺坊”,以浓郁的回教文化氛围,为古老的鼓楼打造了别具风情的风景线。

唐玄宗改元天宝后,贪图享乐,杨贵妃万千宠爱在一身,六宫粉黛无颜色。朝政腐败,官逼民反,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领导了“安史之乱”。八年内乱,唐朝元气大伤,躲不过前朝由盛变衰的命运。

回民街就在钟楼地铁站的出口。回民街不单只是旅客的景点,当地居民都把这里当做逛街休闲的主要场所,就像台湾色彩浓郁的人气夜市一样。回族人士在这里经营餐饮业,将西部的饮食文化带到中原。回民给我的整体感觉是热情友善、彬彬有礼。


(回民街跟台湾夜市异曲同工)

清真菜源自回教,把动物分为可食与禁食类。牛、羊、骆驼、鹿、白兔、鸡、鸭、鹅、鸽子、老鼠和一般鱼虾都能吃,性情凶暴的虎豹豺狼飞鹰狗等都不能吃,猪形态不佳,不择食物,性情懒惰,也不可吃。

由此线路,不难理解回民以牛羊为主食,糕点为辅。回民街上好多店铺都打上百年老字号,老字号有老字号的传统,新招牌有新招牌的魅力。食味是个人化的,融入口中的是厨师的食材与心思。我觉得那才是重点。尝过的特色菜肴中,最别致的清真食品是羊泡馍,小片的蒸花馍和去肥除骚的羊肉浸泡在鲜美的汤汁中,形成独特的风味菜。烘培出来的花馍跟羊肉搭配,味道同样鲜美。

馍是陕西话,说白了就是馒头,可以蒸制,也可以烘培成面包和蛋糕。


(回民街老金记羊泡馍)


(烘培的花馍和羊肉搭配,味道一样鲜美)

(花馍蛋糕与面包)

清真大寺


根据网站的资料,回民街的清真大寺是中国兴建的第一座清真寺。清真大寺的入口在不起眼的化觉巷。寺院跟中国古建筑群一样,以中轴线为格局。四进院的尽头就是容纳千多人的礼拜大殿了。


(礼拜大殿位于清真大寺的尽头)

清真大寺内保存着王鉷所撰的《创建清真寺碑》,落款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因此有始建于唐之说。经过多次的扩建,形成现在的规模。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石碑是明代的伪作。

古建筑群的明清风格浓郁,看不出唐朝寺院的影子,唐代风格的牌坊可能是仿古复建的,不过这不足以否定唐代创建的说法。因为历经了宋元明清,尤其是对元朝的愤懑,可能前朝的影子已经荡然无存。


(清真大寺内的仿唐牌坊)

叫人遗憾的是,参观清真大寺就像参观其他中国古迹一样,许多地方都围起栏杆,闲人止步。清真大寺的旅游指南将院落的古老珍藏说得再天花乱坠,到头来只可言传,不可意味。

由于清真大寺就像古代的寺院与大宅,不像其他地区的回教堂那么富有阿拉伯、波斯风味,我怀疑这就是中国的回教堂以“寺”为名的来源。不过也有人说,寺是招待宾客的地方,故名。


(清真大寺的四进院格局)

在国家博物馆所接触的中国访客中,常有什么是“回教”、“回教堂”的提问,有些访客甚至强调新马使用“回教”是错误的。我作了一些考究,以前中国是清真教与回教并用,清真教、伊斯兰教只是新中国统一的词汇。新马的两百年华族文化有其独特性,中国访客大可敞开心胸,通过新马认识先民文化,没有必要因大国重新崛起而“去除”祖先的回教。

许多中国以外的回教堂都有精致的圆顶、宣礼塔和礼拜殿。对于“回教堂”的资格,新马的回教主流遜尼派(Sunni)有具体的要求,一旦某个场地被正式划定为回教堂,该场所将作为回教堂用途,直到末日。教徒必须捍卫它,不容许非穆斯林占用或摧毀。

过去本地居住在甘榜的华人,以庙宇为中心,宗教、教育、经济、文化、欢度节日、民事纠纷都离不开神庙。西安回民的情形也一样,居住在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寺坊,平时作业都离不开清真寺,共同的文化饮食与宗教信仰成为团结回族的力量。

回民移民到西安,华南先民移民到南洋,国内移民与往外跑,有许多相似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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