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大火Forest fire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于2015年底开幕，转眼间已经度过七个年头。
大华东南亚展厅有一幅大型画作《森林大火》（Forest fire），油画呈现熊熊林火下逃命的紧张氛围，老虎和野牛坠下山崖，老鹰则在天空翎翔。
这幅1849年的创作是Raden Saleh（拉登·萨利赫，1811-1880）送给荷兰国王威廉三世的赠礼。估计当时威廉三世刚登基不久。未几，拉登受封为御用画家。
拉登是东南亚艺术史上耀眼的艺术家，他掌握欧洲油画的技巧和传统画法，融合东方风味的动物场景，动物受惊的眼神栩栩如生，受到欧洲贵族的青睐。
1800年至1949年，荷兰人统治印尼，史称荷属东印度。殖民地统治下的印尼，就跟其他殖民地一样有人欢喜有人愁，出身于贵族家庭的拉登显然从中获益。他自小跟荷兰人接触，在名画家Antoine
Payen（佩恩）门下学习，跟着老师到西爪哇荒野探险等，见识了佩恩描绘印尼群岛的景观，包括自然风景，考古遗迹和甘榜生活。
1829年，18岁的拉登的创作已经相当纯熟，促使他负笈欧洲深造。他先抵达安特卫普（Antwerp），过后获准在荷兰学习石版印刷，荷兰语和数学，过后又到海牙住到1839年，以“受国家保护者”的身份每月领取津贴，不愁吃不愁穿，就是无法突破欧洲画家的圈子。
有一回，拉登在海牙观看马戏团表演，观察笼子里的狮子。不久后，便能熟练地掌握复杂的狩猎和斗兽的构图。
1839年，拉登虽然不是王子，却以“爪哇王子”的身份到德国考察，认识了当地的贵族公爵和欧洲皇族人士，画中弥漫着东方色彩的阿拉伯人、爪哇骑士、狮子、猛虎、野牛，深得名流圈子的喜爱。
1845年至1850年间，拉登在巴黎定居，他的艺术水平在这五年大大提升，继续画些具有东方风味的狩猎和斗兽场景。《森林大火》便是这段期间的创作。
19世纪中叶的巴黎是欧洲文化的中心，拉登认为“那是整个宇宙中心的一座花园，充满着芬芳的花卉与诱人的果实。人人都想比别人栽种得多，但蛇蝎正藏匿在花园的花卉果实中，埋伏在蜿蜒的窄巷里。噢，阿拉！噢，我的上帝！无论老少，不论男女，请求上苍莫让他们被这个世界的情欲所腐蚀。”
至于荷兰统治下的爪哇，生活可不像欧洲那样自由自在了。不过，回到印尼的拉登不愁生活，在爪哇岛各处游玩，为日惹苏丹画肖像，创作气势磅礴的风景画，如默拉皮火山爆发，锦绣河山等。
1869年，拉登被误认为反殖民运动叛军遭逮捕。虽然经调查后无罪释放，当他始终不能释怀。晚年带着妻子和养女远赴欧洲，跟老友主顾会面，作为人生最后的道别。
早晨Morning
Morning是一幅罕见的峇迪画创作。画中有甘榜屋子、香蕉树、牛和村民早晨的日常活动，呈现安宁和谐的甘榜生活。乍看之下这幅画像是起稿，可是却以“制成品”来展出。
画家使用大胆的粗线条，使画面立体化，至于颜色的选择是很少的，虽然采用了红黄蓝三个主色，但以蓝色为本。这样的创作手法，使我们自然而然的将重点放在画中所描绘的甘榜生活这个主题上。
1950年代，蔡天定曾经在印尼的峇迪工厂工作，将他所学到的西洋画和峇迪艺术结合起来。Morning是一个好例子。它具备了西洋学术派（通常指的是巴黎学院派）的技巧，又有本土化的人物场景，展现出独特的马来亚风情。有些评论家批评蔡天定正在延续一个英国殖民地年代的刻板印象，无视国家现代化的步伐。不过在那个年代，甘榜生活确实是“马来亚化”的标志。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刚摆脱殖民地统治，大家打造国家甚至区域性的身份认同感，有些画家甚至通过峇迪画来探讨何谓南洋画派。今天我们已经几乎忘记峇迪画的存在。
那个时候，水墨画来自中国，油画则来自欧洲。那么，什么是本土艺术？本土艺术应该如何表达？马来亚没有绘画历史，只有峇迪，因此峇迪是呈现本土艺术的媒介之一。
早在数百年前，峇迪艺术已经在东南亚地区流传，包括印尼、南印度、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亚、婆罗洲（加里曼丹）和菲律宾南部。爪哇人将峇迪艺术完美化，可以从峇迪纱笼、丝绸、衣服等看得出来。印尼的峇迪一般上使用当地的图案和鲜艳的色彩。
当时一些画家进行探索，既然峇迪是本地的素材，为何不将它提升为美术作品呢？于是，有五六年的时间，峇迪画成为风潮。蔡天定是其中一位峇迪画代表人物。
峇迪画的题材来自乡村景色和人物，在槟城生活的蔡天定就地取材，继续峇迪画的创作，新加坡的画家则面对甘榜逐渐消失的困境。
虽然峇迪已经在民间流行了数百年，但没有人将这门技术提升为美术。在引领峇迪画创作的潮流上，蔡天定贡献很大。
提着篮子的东京妇女 Tonkin Woman with a Basket
Victor François Tardieu（1870-1937）是一名法国画家。1921年他获得法国政府的奖金，免费到越南游玩。他并不知道自己竟然会喜欢上这个地方，决定在河内定居。1925年，Victor跟另一位越南画家阮南山联合创建东洋美术学院，该校发展为现今的越南美术大学（Vietnam
University of Fine Arts），他所开发的课程和教学方法影响了一代越南画家。
《提着篮子的东京妇女》是画家研究代表越南市场女性摊贩的理想化形象，我们可以在画面上看到格子线条以及手臂和手的草图构成，显示画家的工作过程。
跳舞的突变体 Dancing Mutants
Hernando R Ocampo（1911-1978）是菲律宾先进的现代派艺术家，二战结束前美国投下原子弹，《跳舞的突变体》是画家对恐怖的原子尘的反应。 作品以菲律宾本土植物的红与绿的色彩和匀称节奏来吸引人们的注意，表面上画中植物的形式和颜色都是和谐的，可是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植物竟然应原子尘的污染而变形，这是画家对人类未来生活所表达的隐忧。
指挥官 The Commandant
万纳 Van Nath（1946-2011）是一名柬埔寨画家，年幼的时候进入寺院学习，从此喜欢上画画。他的父母离婚后，他跟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姐生活，以卖面条为生。19岁的时候进入一家绘画学校学习。
1978年，万纳在自家稻田里耕作时被红色高棉逮捕，被囚禁在金边的S-21集中营。
在红色高棉的审查中心中，最臭名昭彰的是S-21集中营，主要用来进行“内部清洗”。这是金边郊外的一栋砖石结构的法式建筑，以前是一所中学。
S-21集中营全称第21号保安监狱。1975年至1979年间，据估计有14,000至15,000人被囚禁在S-21集中营（部分人相信总数超过20,000人）。在这里，审讯和处决是家常便饭。S-21的运作模式是，首先抓住一批“叛徒”，然后用酷刑逼迫他们承认他们的罪行，不认罪是不被接受的。认罪后，他们被农具如锄头、斧头、镰刀等杀害。
由于万纳擅长作画，所以监狱长康克由（Comrade Duch）没杀他，而是让他给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波博画肖像、做雕像。直到1979年越南入侵之后，万纳获得自由，成为S-21的七名幸存者之一。他将自己在S-21见到过的酷刑用画笔画下来，作为红高棉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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