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May 07, 2013

中国籍巴士司机罢工个案--回顾1950年代的福利工潮 (2 of 2)

资方对“不听话”的工友的强硬方式一路存在,这是谁有钱谁说话的规律。1955年424日,福利巴士公司将250名巴联工友全体解雇,改由备用的临时工接替职务。开除行动使到公司和巴联之间的劳资矛盾进一步恶化(请注意,是法理情还是情理法?还是无情无理无法?)。

对于不合理的解雇,巴联号召工友立即采取工业行动,在亚历山大路的车厂门口设立封锁线,阻止临时工把巴士驾出车厂。

425日至27日三天的清晨,资方分别召来警察与镇暴警察强行驱散围堵的罢工工友,为出厂的巴士开路。

(清晨,警察与罢工工友在福利车厂外对峙。From SBC documentary)

巴士公司的蛮横与警方动用暴力对付罢工工友,引起社会公众的极度不满。刚于4月2日在林德宪法下所举行的立法院选举上台执政的首席部长马绍尔(David Marshall)认为政府有必要介入干预福利巴士工潮,于是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事件,并尝试通过仲裁调解冲突。

51日劳动节大会上,马绍尔重申工人享有罢工权力,并呼吁工人有责任地运用宪法给于的罢工权力(请注意,首席部长不理会英国总督的绝对权力,声称工人有合法但必须有责任地运用的罢工权;31年后,王鼎昌也基于相同的信念,挺身支援 Hydril 的工人和平罢工)。

五一过后,马绍尔与李光耀、方水双、林清祥等人一起商讨和平解决福利巴士工潮的可行方案。


马绍尔在1988年回忆福利工潮,重申工人享有罢工权力。Source: SBC documentary

55日,调查委员会认为资方应该重新聘用解雇的员工,给于有关员工赔偿,并把巴士川行路线平等分配给巴联(方水双领导)和福利巴士职工会(资方承认)的雇员(请注意,“平等分配巴士路线”)。当时李光耀以辞去工会法律顾问为要胁,要罢工工人接受资方重新聘用的条件,立即结束工业行动,并让调查委员会解决劳资纠纷。请注意李光耀身为律师,在面对此工潮演变成国家大事上,他是以法为导向的。

56日,资方得到劳工部长林有福和警方的支持,在安排罢工司机复职时,资方要每一位重返岗位的工友填写一份工作聘用表格,将他们当成是新员工。工人对这别有用心的安排极为不满,巴联工友也认为公司把残旧的巴士分配给他们驾驶,是不公平的歧视。劳资对峙,第三轮罢工随即开始。

510日,警方在车厂四周布满便衣警探加强监视,流动镇暴警车改用强力水柱射击包括60名罢工工友的人群。冲突中19人受伤,8人受重伤。

511日,林清祥在奎因街(Queen Street)的工运总部和十七间工会开会,抗议警方以暴力对付合法工业行动,并给于资方最后通牒,在48小时期限合理解决工潮,否则,513日巴联与各业工厂商店工友联合会将进行两天大罢工。


(支援罢工工友的群众正在准备封锁线。NAS 1955)

这时跟五一三学生运动的一周年只间隔两天,为学运与工运提供再次接轨的时机。华校学生团体陆续前往福利巴士车厂声援罢工工友,工潮也吸引了许多反殖民地主义的广大群众,人群中有许多因长期失业而陷入经济困境的普通市民,把加入工运队伍看成是发泄情绪的渠道。一千名工友与学生群体,聚集到福利巴士车厂门口加入封锁线。


(罗厘车队载着一车车的工友与学生,聚集到福利巴士车厂门口。Source: SBC documentary)

512日上午,镇暴警察以冲锋阵势和强力水笔驱散罢工人群。水笔对人群造成的伤害引起社会公愤,当日下午行驶中的福利巴士全部停驶。下午4时,20辆载着中正与华中学生的罗厘相继抵达福利巴士车厂,响应13日的大罢工。

镇暴警察以强力水笔驱散罢工人群。照片来源:人民行动党1954-1979

警察以强力水笔驱散罢工人群。NAS 1955

警方在福利巴士车厂周围设立层层封锁线,包围近2500名学生与罢工工友的人群。晚上7时,警方增派60名职业辜加警察助阵,并以催泪弹与开枪射击来驱散人群,人群则以摧毁交通灯与焚烧汽车泄愤,警方立即宣布宵禁。蔓延全岛的暴动事件,一直持续到隔日清晨才逐渐平静下来。

请注意,劳资纠纷演变成失去理智,真枪实弹的警民冲突与全国暴动。

(人群以地上的石子向警方反击。NAS 1955)

福利工潮造成4人死亡,31人受伤,其中8人受重伤。死者包括16岁的中学生张伦全(Chong Loon Chuan),他被子弹射穿肺部,并没有及时送往附近的亚历山大医院救治,而是被抬着游行来鼓起人们愤恨的情绪,结果失血过多而死亡。警员Yuen Yan Peng的警车被纵火,严重烧伤后不治。自愿警察Andrew Teoh Bok Lan在冲突中严重受伤,送往医院不久后死亡。美联社的记者Gene D. Symonds也在暴乱中头部严重受创而死亡。


(警方移开受伤的民众。照片来源:人民行动党1954-1979)

(警员Yuen Yan Peng的警车被纵火,严重烧伤,送往医院不久后死亡。NAS 1955)

在亚历山大医院领出16岁的中学生张伦全(Chong Loon Chuan)的遗体。Source: SBC documentary

513日,政府下令关闭中正总校、中正分校和华侨中学。同日,全市巴士工友罢工。

514日,马绍尔宣布福利巴士工潮已达成协议,资方的福利巴士职工会将解散,员工可自由加入本身选择的工会,所有被解雇的员工可以复职,其他的细节则由仲裁者从中协调。三天之后,新加坡的局势才恢复正常。

(社会蛇破坏工潮...不顾工人苦...荷包肿,老懵懂...不识工运在梦中....Source: SBC documentary)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回顾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福利巴士工潮,劳资政三方各捞资本,无法协调是导因,其中不排除反殖民地主义的政治党派在背后介入,使到较为单纯的工作待遇的纠纷,晋级为争取领导工人的政治权力之争,工潮的本质已经彻底改变。


(福利巴士工潮最后演变成全国性暴动。照片来源:人民行动党1954-1979)

人民行动党骑在1950年代风起云涌的职工运动的虎背上,通过工人的委托,大党崛起。李光耀身历其中,深深理解到老板掌钱提供就业机会,有钱好说话,如果政府无法控制工友的情绪,跟资方合作,到头来穷途末路,什么基业都是一场空。这是NTUC成立的背景,也是为何他坚持政府部长出面掌管NTUC,由政府管制工会,淡化工会抗争的色彩,以维持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礼之用,和为贵,孔子早有明训。对于朔造一个和谐相容,安居乐业的法治社会,相信没多少人会有异议。在2013年5月1日的劳动节演说中,李显龙再度提到劳资政和谐的基柱:“The union movement has to be at the centre of all these changes that we're making. We can't have a strong economy without a strong labour movement. We need a pro-labour and pro-Singaporean Government to protect workers' interest, to foster growth, to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benefits from prosperity. That's what a tripartite partnership has always been about. We must strengthen the trust and understanding that underpin this relationship.” (The Straits Times, May 3, 2013)

刚去世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在1980年代上台成为英国第一位女总理后大刀阔斧,向传统的工会势力挑战,强调劳资共识,通过宪法约束工会的权利。她承认罢工是民主社会中工人合法的权利,但工会在组织罢工时必须承担社会责任,预先通知国人罢工的主题,罢工的时间,从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等,而不是打自由搏击,无视其他社会人士的日常作息。撒切尔夫人大胆的社会改革,其实是借鉴于战后的德国,自由民主与社会道德之间应该息息相关,环环相扣,这才是追求民主社会的根基。

当然在以和谐为前提的主导原则下,工会不能成为纸老虎,而是必须负起工会应有的使命,照顾工友的生计与利益,那才是王鼎昌精神的延伸,就如当年他支持Hydril 的工友罢工,反而在那个几乎不可能罢工的年代为政府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There was, until the Hydril episode, a gut feeling among employers that no union would be allowed to spoil Singapore’s strike-free record, especially during the recession…This perception of the union as a paper tiger apparently gained currency as a result of the prevailing industrial peace…If there is a lesson to be learned from the Hydril strike, it is that unions do have teeth. They can and are prepared to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strike if the cause justifies it (The Straits Times, Feb 1, 1986, “Hydril episode shatters bosses’ misconceptions”).

Friday, May 03, 2013

中国籍巴士司机罢工个案--回顾1950年代的福利工潮 (1 of 2)

2012年岁末的新加坡并不平静,11月间SMRT的中国籍巴士司机罢工事件在平静了26年的新加坡工潮史上掀起轩然大波。171名中国籍巴士司机通过罢工来投诉薪水不公、工作分配不公、住宿环境恶略、高层置之不理等,不过导火线还是在给司机们加薪时SMRT的官样文字“中国籍服务车长除外”,在感情线上很容易被误会为旧上海年代在上海外滩公园竖起的“只准外国人进入”的告示那样,将中国人看得比人低了一等,还得由李小龙饰演的精武门陈真为中国人出一口气。

现在中国国力雄厚,不经意中已经通过产业与债卷投资等买下部分美国与欧洲,大国崛起,国民声音也壮了,某些人一方面受不了自尊被侮辱的感觉,另一方面可能也因此带有傲慢与偏见。但是由于罢工行动已经越过了新加坡法律的底线,新加坡政府重用家长式管治,把行动定为“非法罢工”, 5人被捡控、29人被遣返中国、50人被警告。


(SMRT的中国籍巴士司机拒绝开工,正离开在兀兰的宿舍。Today 27 November 2012)

在处理这宗事件上,新加坡与大中华圈的民众反应不一。新加坡有关当局的法理情与一般平民百姓的情理法的考量正好是180度的大转弯。中国籍司机对本地法律与合约的无知,以为通过一贯的“起义”的方式,说罢工就罢工的立即行动可以给资方施压,反而被告上法庭,送入牢房。同时SMRT按下紧急替代按钮Eemergency Response PlanSBS Transit的巴士司机临危受命,坐上SMRT巴士的车长位,大众交通并不像罢工发起人所预料的全面瘫痪那么一厢情愿,反而被有关当局有惊无险地化解了一场巴士危机。

2013年3月31日,五位被控上法庭的司机中,最后一位返回中国的何军令回顾这段匆匆结束的罢工事件,简单地画上句点:“我没有遗憾。” 32岁的何军令在新加坡被监禁七周后,已和他的妻子及五岁的女儿回到河南沁阳市的家,他通过电话说:“我对发生的一切没有任何后悔。我们听说,在我们被捕后,他们改善了条件。”


何军令提到宿舍的住宿条件很差:“我们10个人住一个房间,有人上早班,有人上晚班,早上3点起床,或者是凌晨1点回来,总是相互打扰。我们都睡不好觉。",而且,新加坡很热,房间里没有空调,只有两台风扇。人们洗漱时声响很大,吵醒别人。宿舍外面是个垃圾堆,招来很多老鼠和蟑螂。

针对和谐磋商的谈判方式,何军令表示:“我们想要和管理层谈话,但他们不听。没有人关注我们。...在中国,如果我有问题,至少还可以去政府反映,我可以给任何人说我的问题,还能去政府部门抱怨。但是在新加坡,我们的怨言政府听不到。”

何军令也表示“我不认为新加坡是个糟糕的地方。他们有很多事情做得很好。但是和中国相比,他们缺少人情味。能回家我很高兴。”

事件的变化是习惯于压制声音或将噪音当耳边风,吹过了无痕的高层所意想不及的,滴水涟漪卷起千层浪,从金钱、尊严、住宿环境、管理方式到三番四次引起关注的与高GDP不符的低薪生活,新加坡过去的高素质品牌正逐渐被腐蚀。有关当局可以矢口否认,但明眼人都知道社会的确是进入病态中,必须下重药。

言犹在耳,2013年劳动节前一天SMRT总裁郭木财在业绩发表会上再度放话,SMRT 过去一路赚大钱,但第四季却亏损1200万元,这是因为巴士业务在上一财政年度已经亏损至3080万元。他说巴士业务面对更高的工资成本,巴士的商业模式难以持续。言简意骇,意思浅浅。

姑且不论郭总裁接手由前CEO苏碧华留下来的烫手芋,值得注意的是第四季的亏损额其实包括联号公司深圳市中南运输集团的一笔1730万元商誉减值,如果不是因为此“商誉减值”,其实是净赚530万元,以一个大机构的营业额而言,应该是大约收支平衡。因此,当郭总裁给予明示暗示时,算不算是卖弄账面功夫,嫌赚得少,还是管理不当,却一味运用没有人情的资本主义模式,往驾不起汽车,无论如何都必须以公共交通代步的市民打主意?

万象归真,“有关当局”是不是应该听从民意,认认真真地检讨衣食住行这开门四件事的“行”,重新思考大众交通的运作模式,如何归纳规划公家与“头家”的责任?
回到司机的话题上,《海峡时报》去年12月的一篇报道中,人力部代部长陈川仁(Tan Chuan Jin)称,人力部会定期对宿舍进行检查,确保达标,不会太拥挤。“但是我们的确希望推动劳资关系的改善,我们想确保有好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姑且不论法治、合约、道理与人情孰轻孰重,此中国籍巴士司机罢工事件凸显了SMRT以外,蕴藏在新加坡企业(Singapore Inc.)这个堂皇的金字招牌背后的更大的隐忧。中国籍司机其实也带出了多重承包与中介等商业模式的缺陷,以及新加坡低薪工友所面对的相同的困境等,只是新加坡工友较听话,逆来顺受,并没有通过极端的行动来动摇劳资关系。管理层对员工的申诉置之不理,工会是否真正为工友带来应有的薪酬与尊重,还是等待另一场林崇椰式的Wage Shock Therapy,见仁见智。虽然有人戏言全国职工总会NTUC Never Trust Union Comrades,但我们看事物要看两面,就如手掌也有正反面,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NTUC存在的价值。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经历过1950年代工会抬头,单单1955年一年间便发生了275宗罢工事件,几乎是每一个工作日都有人罢工,1955年福利工潮是最严重的事故,或许可以回顾检讨,以作借鉴。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后逐步重组工会,在政府部长管制的NTUC1961年成立)旗舰下工友的活动在掌控之中,并在强调劳资政三方和谐合作的模式下,打造新加坡。

1986年,前总统王鼎昌身兼NTUC秘书长和劳工部长,在没有知会内阁的情况下挺起遭受谴责的勇气,支持从事油田设备业务的 Hydril Pte Ltd 的工友的罢工行动,敢敢做个正义人。后来他做完第一任民选总统后在接受Asia Week 的采访中说(March 102000):

In January 1986 I did sanction a strike, the first for about a decade. It was in the shipping industry where the management wa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workers. I did not even tell the cabinet about sanctioning the strike. And some of them were angry with me about that. The minister for trade and industry was very angry, his officers were very upset. They had calls from America, asking what happened to Singapore? -- we are non-strike. I said: if I were to inform the cabinet or the government they would probably stop me from going ahead with the strike. It only lasted two days. Then all the issues were settled. It showed that management was just trying to pull a fast one. So I believe what I did was right.

“……19861月,我同意举行罢工,这是大约十年来的第一次。它发生在航运业,当时的资方欺负工人。我甚至没有告诉内阁就批准罢工。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生我的气。贸易及工业部部长很生气,他的手下也非常不高兴。他们接到从美国拨来的电话,询问新加坡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不是从不罢工的吗。我说:如果我告知内阁或政府,他们可能会阻止我发动罢工。罢工仅持续了两天。然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表明,管理层只是想耍手段。因此,我认为我所做的是正确的。”

王鼎昌所提起的The minister for trade and industry 贸易及工业部长是现任总统陈庆炎博士(Dr Tony Tan)。

(左第一位是王鼎昌,1983-1993年NTUC 秘书长。左第三位是林子安,1979-1983年NTUC 秘书长

谈到罢工不能不谈风起云涌的上世纪五十年代。20099月《Men in White》新书发表会上,李光耀资政与1950年代的左翼工运领袖方水双握手言欢,岁月在两人脸上留下不饶人的印记,这历史性的一页是一刹间的永恒,不可能再出现。距离1950年代,大家都走了50余年的日子,两人的人生都不可能有另一个50年,是否就此一笑泯恩仇?

恩仇之说或许过火,在那个反殖民地时代,有正义感,愿意为打倒殖民地主义而洒热血的年轻人之间有许多政治理念的落差。政治斗争的结果,许多被视为“左派”的政治人士被排挤甚至被迫害。新加坡能够摆脱殖民地统治,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是左右两派在不同的斗争过程中共同谱写的历史,但是左翼人士的贡献却几乎完全被抹杀了。

Men in White》新书发表会上,李光耀资政与方水双握手言欢,历史性的一刻。The Straits Times September 2009

记得2008年参观扩建后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分享了一个小秘密,说李资政看过新加坡近代建国史展厅,说了一句“林清祥是一个建国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为什么少了他这一块?”后来才加了一段有关林清祥的短片。从这宗“花絮”,亦可看到李光耀务实的一面。

林清祥与方水双都是1950年代工运的代表性人物,也曾经是人民行动党员,1962年脱离PAP成立社阵,在1963年2月2日代号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的大逮捕中被扣留,林清祥后来被流放到伦敦,方水双则被驱逐到马来亚。

关于上世纪中旬前后长达三个月的福利工潮,新加坡文献馆“福利巴士工潮”博文中有详细的分析。当时林清祥是华人工运的领袖,方水双是巴士工会的领导,李光耀是工会的法律顾问。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1

(第一届自治邦选举后,PAP要求英国殖民地政府释放兀哈尔、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等政治犯才肯上台执政。1959年6月4日,四人从樟宜监狱获释。走在前面的“白衣人”是王邦文。照片来源:人民行动党1954-1979)

1955
2月,由方水双领导的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巴联,SBWU),获得福利巴士公司(Hock Lee Amalgamated Bus Co.250名工友的支持(福利巴士公司有300名巴士工友),有意成立一个支部工会。福利巴士公司为了力挺由资方与劳工部长林有福撑腰的右翼的福利巴士职工会而拒绝巴联参与公司的工人福利谈判,并立即开除了两名巴联工会代表(请注意,两派不同的工会实力出现在同一间厂)。与此同时,福利巴士公司也组织了一队备用的临时工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工业行动(请注意,“后备军”的概念在当时已经存在)。巴联就开除两名工会代表事件,向福利巴士公司提出抗议,并要求两名工友复职。44日劳资双方达成协议。



过后,由于部分工人没有获得按协议内容的工作待遇,引起了第二轮劳资纠纷。422日,巴联依紧急法定条文向资方发出14天通知,表示到时将采取工业行动(请注意,当时巴联遵守法律,14天前发出罢工通知)。

Friday, April 26, 2013

戏剧人生 - 1970年代回顾系列完结篇

郭宝崑逝世十周年,新加坡有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包括多场舞台剧演出。一些朋友为了多认识戏剧大师,在图书馆的戏剧中心看了数场话剧,但对改编后的话剧感到沉闷,无法理解,还想中途离开。一些来自中国,在本地工作定居的朋友说他们也看了好几场演出,但都看不出所以然。是曲高和寡、是表演手法、还是有更多值得深思的因素?

2012415日,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在国家图书馆举办华语话剧座谈会,国家博物馆的义务导览伙伴黄坤浩发表了他对华语话剧滑坡的反思。时隔半年后,我们从郭宝崑逝世十年纪念展谈到话剧的演变,他将当时对华语话剧的看法的演讲稿电邮给我。

新加坡华语话剧走过激情的年代、也走过文革的文艺狂澜,现在嘴角含着岁月的风沙,可以理性地回顾来时路。

南方艺术团的《成长》是集体创作由郭宝崑执笔,演出日期从197517日到16日,120日到24日,共演15天,在观众群中产生很大的反响。

这个剧本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很显然受到中国文革期间的文艺思潮的影响,走入劳动队伍中,剧本带给一般观众的信息是“放弃到大学念书,投入建筑工地”。据说“这个剧本持有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受高等教育让知识份子成为自私自利的人。”为了方便塑造工人高大的形象,把社会矛盾与工业纠纷简单化;把“阶级斗争”当做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这一来,剧本出现了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进步人物一出现就是进步,是正确思想的代表,是敢于斗争的高大英雄人物,足见在当时的“集体主义的力量”的影响下,郭宝崑也免不了脱离社会现状。

柯思仁在《郭宝全集》的导论中写道:“从《喂,醒醒!》开始,郭宝崑的戏剧作品受到 1950 年代以来的世界左翼思潮与区域左翼运动,以及1966年发生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启示。…

喂,醒醒!1968

改编后的《成长》,阶级意识比 《青春的火花》(被禁止公演)更明显、更强烈。《成长》叙述一个出身工人家庭的青年林志高,从澳洲留学回来之后,背弃亲情,与老伴的女儿结婚以取得经济利益,抛弃赚钱供他留学的女友,并以资方身份压迫作为雇员的朋友。除了林志高,剧中还有作为资方代表的主任和工头,通过利诱和离间的方式,企图化解工人的团结力量。此外,剧中也塑造了一群具有正义感的青年群像:他们捐血给受伤的工人,借钱给经济拮据的朋友,收留因理念不同而离家出走的青年,积极教育工人而办杂志、开班上课,并与资方进行态度坚决的对抗。…

《成长》中的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塑造,显得单一平板,也黑白分明。两极化的的人物塑造,好不含糊的正反形象,正是创作者用来表述两种阶级的必然对立的策略。…

郭宝1970 年代最后一个全长剧本《成长》,更进一步为这一个(受剥削的)社群的存在意义下了具有明确阶级意识的定义。李桂玉的父亲是一个剥削工人的公司董事,不过,她却正义凛然地背弃父亲所代表的阶级,靠向与父亲对立的工人阶级。李桂玉明确地宣告了阶级之情犹胜于血亲之情。”

本地华语剧坛进入80年代,解除了中国文革时期的文艺思潮的影响。西方文化却不断对本地社会扩大影响,华语话剧的创作与演出也深受影响。于是“创新”者迎来了不少西方现代主义戏剧手法。如即兴剧、荒诞剧、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等实验剧的演出一时颇为热闹。在理论上,有人甚至把应用“写实主义手法”的戏剧当自然主义戏剧;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i1863-1938)的表演体系说成是促成自然主义倾向的因素。

根据连奇的观察,本地实验剧的特点是,时代性或地域性不强,缺乏现实性,赋予人物或事物象征性,使剧作看起来很有内涵。所谓创新不只是戏剧手法或技法的问题。它其实还是一个戏剧内容的问题。[更可笑的是]有的戏是由演员在演出时即兴发挥,考验观众的体会和理解能力。

因此,话剧走下坡路,在于内容取材无法获得观众的共鸣。] 如果说,华语话剧的竞争敌手是电视剧,那我说最大的敌人还是是我们做编导的自己。我们别老是向国外找灵感,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国土上找题材。

各位,从我们乡土挖掘出来的源泉才是甘甜的!--- 黄坤浩

文中提起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i)体系的戏剧美学思想是真实地反映生活,强调戏剧的社会使命和教育作用,坚持以“体验艺术”为创作核心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

这位出生于莫斯科,经历了十月革命的戏剧家认为,演员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决定了一部话剧的最高任务,通过所贯穿的思想来完成戏剧的使命;他也认为必须追求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追求在舞台上再度呈现发生在现实中的生活。




(1970年代是新加坡独立后,中文文娱表演的高峰期)

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体系的戏剧美学思想则推崇“疏离效果”,它通过艺术手法解剖事物的因果关系,因此连最平常不过的事物都变得不平常,显示事物中所存在的矛盾对立性,使人们认识到改变现实并非是不可能的任务。就表演方法而言,“疏离效果”要求演员与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演员要高于角色、驾驭角色、表演角色。同样的,观众也必须抽离,不能投入,以免失去独立批判的能力。

请教坤浩对于不同的美学思想,他是否有特别的取向?坤浩说:“对话剧的导演表现手法或什么流派的表演方法,我个人不执着于哪一派,全视内容而定。刻意追求哪一流派会限制了话剧艺术的发展。过去有年轻人把布莱希特的手法啦、荒诞剧啦、贫穷剧场的手法等认为是先进的,而轻视了斯坦尼斯拉夫司基的表演体系,弄到最后,话剧演出失去了娱乐与艺术元素,演员的基本功薄弱,观众自然不会回头,他们宁可看电视剧[表现手法可能是最老土了]。”

我对于各种话剧艺术的表演形式与美学思想是个门外汉,但对于流于形式的争论或呈现方式不敢苟同,觉得很可能因此将话剧带入死胡同而忽略了大势。但古往今来,无论什么学问,各门各派往往陷入理论的困局,到底是为了原则,为了名声,为了利益,为了信念,还是对其他学问无知或产生误解?

以外行人的眼光来看话剧,觉得话剧缺少观众不只局限于华语族群,对英语话剧而言,随着 1980 年代新加坡最后一批华校生走入历史,照理应该拥有广大受英文第一语文教育族群的新一代观众,但却同样面对观众流量不足的局限。球赛因为有观众参与而精彩,戏剧一样难以通过孤芳自赏而生存,除非走回那条发生在1970年代,以对内汇报为主流的老路。

可是也看到一些正面的例子,虽然这类话剧不纯粹是话剧,而是以音乐剧的方式呈现在舞台上,通过歌声娱乐观众,贯穿全剧。
 
1990年代在伦敦居住的时候,除了跟当地人一起走入Pub,享受很自由的酒吧文化与观看大银幕投影的足球赛外,也走入当地古老的剧场,看了好些舞台剧。当地赚钱当地花,已经习惯当地看戏的消费。印象较深刻的有《Les Miserable(悲惨世界)》、《Miss Saigon(西贡小姐)》 Mama Mia 等。

Les Miserable 反映的是一个巴黎的旧时代,Miss Saigon 以越战为背景,Mama Mia 借着瑞典乐团 ABBA 的怀旧经典来打造出一个现代人追逐爱情的故事,do you have a dream 的信息十分强烈。这些戏历久不衰,一票难求,为什么?真正走入剧场的 Londoners 是有的,但Londoners 不太可能同一部戏一看再看。伦敦是一个很多元的动感城市,流动人口也多,对到当地读书旅游的人来说,不走入剧院感染一下文化气息不算到过伦敦,也因此缔造了一丝丝的感动,潜移默化中可能影响了一些人,打造了一个历久不衰的剧场文化。

《剑雪浮生》、《雪狼湖》、《天冷就回来》等都是香港、新加坡的艺术家类似的新尝试。坤浩则认为台湾赖声川的《宝岛一村》就布景而言,打破了四堵墙和转动舞台设备,表演手法则是最原始的写实主义,间中也用了少量的时空交错手法。赖胜川的作品会成功主要是台湾新加坡的老少观众都看得明白 、都受到了感动。他功力深厚,什么戏法都会变,即便是本地有人认为老土的现实主义手法他也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

(《天冷就回来》是舞台剧的新尝试)

本地话剧面对的是电视电影以及多元化旅游娱乐消闲演唱会,甚至facebook, ipad 的竞争,但是这类竞争不单纯发生在新加坡,看来除了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还选择闭关的朝鲜之外,世界各地都面对着类似的挑战;新加坡更进一步对外推销而传统文化国度却不着意的是赌场(美名为娱乐城),其实文化也是一种娱乐,但“有关当局”并不刻意“促销”。

还有一点是我的个人信念,艺术是很个人很主观的东西,艺术家有选择创作方法的空间,观众也有选择作品的权利。因此,文化动感不能通过政府刻意打造的体制,要放手才有气度,才能海阔天空。

就像一盘好菜,不局限于形式,色香味加上适当的营养,目的就达到了。至于厨师希望高朋满座还是只要有几个老饕欣赏就够了,那是个人选择。

想起“神厨三绝”陈赞禧,三绝指的是蟹皇鱼翅、脆皮鸡和黑椒牛柳,我对陈师傅的脆皮鸡情有独钟。从Toa Payoh SAFRA 到书城旁的 ODEON Towers,如今在NMS小规模落户(只能容纳46人)。美食家黄卓伦对他的评语:

一位懂得烹饪的师傅,必须遇到懂得饮食精髓的人。
一位知性识味的人必须和一个好学真诚的师傅结缘。可是情况往往不尽如此。人总是要生存。
陈赞禧师傅的执着在同行的眼中,不晓得是否属于异类。
为什么他不随波逐流,人有我有,以低价位来争取不识饮食真味的凡夫俗子?
也只有他,愿意耗时费劲,做出突破性,却又不是大众化的菜肴。

借今寻古,就如伯牙鼓琴。

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
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

附记:
最近写了一系列有关1970年代的心境,别无他意。文字是思索与分享的空间,乘着还有回顾的心情,记下不曾忘却的纪念。对我的生活而言,1970年代有曾经谈心交心的人物,有曾经亲爱过的朋友;在迈入成年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曾经并肩奋斗过,曾经互相扶持过,那是一段思考着生活的意义、创造美好回忆的日子。如果文字能让您回想起曾经发生在您人生中某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您对自身的经历还有丝丝的感动,那就足够了。

Friday, April 19, 2013

我们是生活的歌手 - 七十年代的激情

我们是时代的青年/象那初升的太阳/闪耀着万丈的红光/温暖了人们的心房
我们不做笼中的小鸟/要学那勇敢的海燕/扑向那汹涌奔腾的海洋/迎向那狂风和暴雨

我们是生活的歌手/象那响亮的号角/唤醒了沉睡的人们/带给了人们希望
我们不做笼中的小鸟/要学那勇敢的海燕/扑向那汹涌奔腾的海洋/迎向那狂风和暴雨

《我们是生活的歌手》是1970年代初新加坡工艺学院(新加坡理工学院的前身)中文协会学生的集体创作,当时新加坡广播电台第三广播网的文艺歌曲时段,经常可以听到类似的本地合唱歌曲。那个年代电台还有个歌曲教唱节目,由方百成主持,本地文团创作的《我们是生活的歌手》、《海上的歌》、《在那辽阔的大海旁》、《海燕》、《谁要是悲伤》等激励歌曲,都在电台节目出现过。

当时电台的歌曲教唱节目并不局限于本地文团的创作,还包括中国歌曲如《珊瑚颂》、《送你一束沙枣花》、《英姿飒爽女电工》等。那时放学回家,守候在手掌心大小的收音机旁,通过第三广播网学了好些“健康”的歌曲。教唱节目更不得了,广播员念一句就抄一句,有时连自己都不认得自己在写什么,我潦草的字体也是从那个时候逐渐成形的。

我们不做笼中的小鸟,要学那勇敢的海燕

如果说新谣是突破刘家昌歌曲的年代的一股清流,这许多来自“集体创作”,不好意思报出创作者的名字的文艺歌曲,便是1970年代的新加坡文艺团体在逆流中与流行歌曲抗衡的海浪。当时的流行歌曲普遍称为靡靡之音,在文艺青年眼中,听多了只能叫人沉沦,沉醉于幻想中,要不就是编织着华而不实的爱情梦,“我爱你一千倍,你爱我一万倍”,“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搞个人小圈子,脱离民众。这是创作激励性文艺歌曲的思想源头。

说起不好意思报上名字,它不单只局限于艺术创作,当时的电台节目的主持人也不报上名字,只能通过广播周刊知道那是哪一位广播员的节目时段,不像现在的电台,很强调个人风格,通过个人魅力来拉近听众与广播员的空中距离。

1970年代的华语电影从甄珍进入秦祥林、秦汉、林青霞、林凤娇,俗称双秦双林的年代,与琼瑶的爱情故事打成一片,不是在沙滩上追逐就是在雨中凝结,男主角为女主角套上围巾,说些鸡皮疙瘩的情话,近距离的呼吸,脸儿越靠越近,然后闭起眼睛,接吻缠绵。类似的电影镜头层出不穷,被称为传播不良意识。在挽救被不良文化荼毒的群众的驱使下,文艺青年设定另一个框架,通过健康的文艺歌曲与文化表演来拉拢民众,对抗泛滥的港台文化。

仔细分析一下,什么是“时代青年”?时代青年必须具备什么资格?时代青年必须“象那初升的太阳,闪耀着万丈的红光,温暖了人们的心房”。激励、澎湃、可是该做些什么,该怎么做才能够像黎明的太阳,闪耀着光芒,温暖人们的心房?其实是十分抽象的。正因为抽象,可以刺激伙伴们思考,老大哥老大姐成了提升大伙儿的思想水平,指引道路的明灯。

另外一首1970来年代的集体创作《在那辽阔的大海旁》,是一首3/4拍子的圆舞曲:

在那辽阔的大海旁/我们搭起了营帐/在那温暖的阳光下/友谊的花朵盛开怒放
昨天我们日忙夜忙搞工作/今天我们欢欣鼓舞/在一起舞蹈歌唱
明天/明天/明天/明天啊
我们要投入生活的洪炉/把自己练成像钢铁一样/我们要披上戎装/为同胞们干一场

歌词反映了那个年代新加坡文艺团体活动的状况,那时的正当活动是到海边野餐,唱文艺歌曲,跳集体舞,晚上做夜猫子,交流思想,秉烛谈心。我们也在海边追逐,男女间也会有许多近距离接触,但是我们有“健康”的意识,而且在伙伴的关心与“捉思想”下,没有出现鸡皮疙瘩的镜头。


海边野餐,玩集体游戏

(德光岛露营,开开心心跳集体舞)

我们日忙夜忙搞工作,搞什么工作?团结群众,提升伙伴的思想水平,将文艺花朵洒满地。但是为什么要披上戎装?到底打算为同胞们干一场什么冬冬?

新加坡的文艺青年是否比中国的文革青年更文革?

那是一个激励纯情的年代,理想化的年代。即使所谓的理想很抽象飘渺,但却提高了士气,也似乎提升了个人的灵魂,不争名、不夺利,做什么都“热火朝天干劲高”。


新加坡的文艺青年是否比中国的文革青年更文革?

刘三姐“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刘三姐跟阿牛哥躲在桂林山水的一个角落,算不算搞小圈子,个人主义?

不!刘三姐跟阿牛的爱情忠贞不渝,他们不畏财主强权,劳动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值得歌颂。

“满山的葡萄红艳艳,摘串葡萄妹妹你尝鲜。靠近身边问一句,这串葡萄甜不甜”,算不算是琼瑶式的爱情?

我们要看的是出发点和源自生活所表达的意境,不能同日而语。

老大哥老大姐认为提出这些问题的伙伴思想还不够稳定,必须加快强化思维的步伐,要不然新的一批伙伴加入后,局势更不容易控制。在这紧要关头,我们更不能放弃,必须向《海燕》学习,迎风暴,战激浪,带来胜利的捷报。

在白茫茫的海面上/坚强的海燕展翅飞翔/抱着远大的理想/崇高的愿望
越过高山/越过大海/带来了振奋人心乐章

在汹涌咆哮的海浪上/英勇的海燕展翅飞翔/带着巨浪般的冲劲/钢铁的意志
穿过乌云/划破长空/送来了慷慨激昂的歌声

在惊涛骇浪的冲击下/高傲的海燕展翅飞翔/怀着坚定的信心/钢韧的毅力
迎风暴/战激浪/传来了胜利的捷报

然后文革结束了,最好与最坏的1970年代结束了,李谷一以另一种诠释方式呈现《我愿是只小燕》,不是坚强英勇高傲的海燕,而是小鸟依人,“天天飞到你的身边”的小燕子。它算不算是流行歌曲、靡靡之音的的现代中国版?

中国文革后的急速改革开放对新加坡文艺青年而言是文化思想上的正面冲击。短短的十年集体创作歌曲的年代也跟着1970年代的结束而完成使命,但是能够跟一群好伙伴在一起为健康文化努力奉献过的时光是值得珍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