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Associate Professor Antonio L Rappa，新跃大学
翻译：李国樑
刊登于《源》杂志，新加坡宗乡总会出版，2015年第5期，总117期
引言
SG50标志着新加坡独立50周年，也是新加坡人民为所取得的成就而主办的一系列庆祝活动。对本地的欧亚社群（Eurasian）而言，SG50同时具备了纪念欧亚人对新加坡的认同与建国的努力的特殊含义。欧亚族虽然属于少数族群，但在过去50年的国家建设中，欧亚人的显著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一般书籍通过故事、诗歌、照片与小说等形式来记载欧亚人的历史，有些人则刻意丑化欧亚人，将他们描绘成傻愣愣的漫画人物。本文以半学术性的格式来叙述这段事迹[1]。
欧亚人曾经联合反对林宝音将欧亚人塑造成“查理好时光”（good time Charlie）那种好吃懒做的刻板形象。林宝音将所有欧亚族男子形象化，跟事实完全不符。虽然林宝音未必有存心破坏欧亚人的形象的意图，但她这种丑化欧亚人的做法只会对少数族群造成不必要的情感伤害。幸好有关当局明理，将这本书下架。
“查理好时光”事件说明了欧亚人在面对无理的攻击时，会群策群力，迅速采取行动。日后，林宝音这位特别喜欢针对吴作栋政府的政治评论家不敢再批评欧亚族群。
欧亚人主要使用英文，但在葡萄牙称雄的中世纪，欧亚人曾经使用葡语超过180年。葡萄牙曾经打造了一群对里斯本忠心耿耿的混血儿[2]。葡萄牙在西非、苏伊士沿岸、果阿推行过此政策，后来也在马六甲和澳门依法泡制。
何谓欧亚人是个首要的问题。谁首先为“欧亚人”下定义？“欧亚人”这个名词来自何方？根据我的研究结果[3]，欧亚人这个词汇最先出现在19世纪中叶，它是由一名在印度工作的殖民地官员发明的。
那时候，印度是英国的“皇冠上的宝石”，英国的国王也是印度的皇帝。20世纪殖民地文化告一段落后，众多学者明确地叙述了当年英国掌控帝国版图的方式[4]。英国统治各个殖民地的做法不一，其中一个手法称为“民族枚举”，通过人的肤色来分类。英国人自认为最高级的人种，他们的世界只有黑与白，人也是一样，只有掌权的白人和没有权利的非白人。由于白人特别优异，因此， “殖民地的一个白人士兵可以统领一百名非白人”[5]。如果白人老了、病了、快要死了，他们就会远离群众，不让别的种族看到白人脆弱的一面。
白人鄙视亚洲人与非白人，认为他们连保护自己的女人的本事都没有，因此亚裔女子成为白人的附属品。直至今日，还是有人认为白人和欧亚男子高人一等，能够轻易获得亚裔女子的垂青。
一旦白人和亚裔女子结婚，他们的后代的身份就混淆了。他们的后代非黑非白、非土著、非印度人、非华人、非马来人，于是一名聪明的官员发明了“欧亚人”这个词汇。有趣的是，没有人知道华人、印度人、欧洲人、马来人的名称的由来，我们却知道欧亚人这个名称的来源。
到了19世纪末，“欧亚人”在海峡殖民地的文件上已经相当普遍。至于在果阿和印度的其他地方，欧亚人这个名词则用英印（Anglo-Indian）和英华（Anglo-Chinese）来取代。
（欧亚裔的年轻一代。图片来源：《源》）
何谓欧亚人
新加坡欧亚人协会的章程和出版刊物指出：“欧亚人是欧洲人和亚洲人结合后生下来的后代。我们是活生生的见证者，见证了16至18世纪间，第一批跟亚裔通婚的欧洲人的后代，在这块土地上经历了葡萄牙、荷兰、英国统治的三个殖民地时代。虽然我们的血统源自多代以前的先民，但可以肯定的，我们是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的族群。”
新加坡欧亚人协会进一步为欧亚人提供多重定义：
-
欧洲人与亚洲人结婚后所繁育的后代[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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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人，但体内有欧洲人的血统与文化传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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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人”可能源自1849年的海峡殖民地记录，当时的人口普查首次涵盖少数族群。在此之前，人口普查是以区域性来划分的：原基督教徒（包括马来半岛的葡萄牙-欧亚人、克里斯坦人（kristang）），英印人（包括英国-印度人、葡萄牙-印度人、锡兰人、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8]。
由此可见何谓欧亚人的定义相当广泛，新加坡欧亚人协会的章程和刊物才是最正式的来源。
由于时代与文化的差异，“婚姻关系”、“原基督教徒”与“英印人”都不能以当今的标准来解读。就以“婚姻关系”与“原基督教徒”来说，当时本地有许多天主教徒和回教徒，但不是每个教徒都奉行婚姻制度。至于“英印人”，它的涵盖面太广，变得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学术界人士都不采用。
回答“何谓欧亚人”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最多只能以“具有争议性的社群”来解答。欧亚族在他们的祖先的土地上生活，竟然必须以“争议性的社群”相称，原因有三：
（1）欧亚人并没有单一的定义，也没有人能够指出欧亚人大致上是长得什么样子的。观察一个人的外表与行为表现最多只能作出肤浅的定论，却无法表达这个族群深厚的文化内涵。
（2）虽然新加坡将欧亚族列为四大种族之一，有些政府机构还是对欧亚族茫然无知，使到不论是公共场合或私人领域，人们对欧亚社群都充满疑惑与争议。这些争议主要来自其他少数族群，或许他们出于自私的心态，又或许这些族群认为他们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利用欧亚族来作为谈判的筹码，要求政府以同理心来接受他们。
无可厚非的，过去负责欧亚人事务的杨荣文部长（如今是世俗的印度大学的校长）是一名深受爱戴的华族天主教徒，他跟欧亚社群关系密切；现在的负责人易华仁部长则是娶了华族女子为妻的印度人。内阁没有欧亚裔部长。实际上，内阁更需要欧亚裔代表。不过，内阁必须为全体新加坡人民谋福利，而不单只是少数族群。
（3）自独立以来，欧亚人对国家作出超凡的贡献，甚至远远超越了17世纪的成就。现在，有些其他少数群体声势渐大，在教育、住屋与婚姻方面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越来越多。
自助、助人
1919年，新加坡欧亚人协会在政府支援下成立。人民行动党政府以欧亚人协会为模式，在1980年代成立了华社自助理事会、回教社会发展理事会、新加坡印度人发展协会。
欧亚人协会是新加坡第一个，也是硕果仅存的自助性的欧亚人组织。欧亚人协会是新加坡最古老，也是会员人数最少的自助组织，但对社会的贡献良多。
传统上，各族群都设立各自的组织来照顾自己人，例如华人的福建会馆与客家会馆，马来人的伊斯兰教学校。欧亚人协会不一样，它并不局限于自己的族群，大门永远为所有需要协助的新加坡人和外国人开放，任何需要接济的人士都可以提出申请，不会因为宗教、文化与国籍而被拒于门外。
Bryan Davenport担任新加坡欧亚人协会会长期间，曾经接受过专访。Davenport说，他跟前会长Timothy De Souza走在同一阵线，鼎力支持将欧亚人协会转型为公共性质机构（IPC），使协会获得政府一元对一元的筹款赞助。
在新加坡板球俱乐部接受访问时，Davenport自豪地宣称，欧亚人协会秉持着一贯的民主精神，没有肤色的分野。他和家人来自锡兰和荷兰的小镇，但没有人干涉他参选会长[9]。 Davenport指出，过去的欧亚人多数从事书记、教师和公务员等职业，也有不少人在娱乐与传媒业谋生，成为出色的歌手、唱片骑师、广播员、电视演员等。
Davenport从我的姓氏中发现我原籍西西里，甚至语带双关，说早就知道我是一名“教父”（a don）。的确，当时我在国大任教乃不争之实。
那些在公开场合或私底下批评Davenport的欧亚人都一致同意，Davenport格外慷慨大方。他是一名船业巨子，将大部分财富捐赠给欧亚社群和其他本地人，但并没有要求任何回报。
马口：欧亚人的集中营
多方资料记述了马口集中营的悲惨故事。马口是欧亚人唯一的集中营，有些人以为这个集中营设在柔佛，其实不然，它位于森美兰。森美兰的马口镇有个火车站，从丹戎百葛火车站搭上列车，约8小时15分后方可抵达这个小镇。集中营距离马口镇约4.2公里，集中营所在的小山区也叫马口[10]。
有些评论家说，日本人将马口开发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村，让欧亚人居住。实际上，马口是个临时搭建，安顿3400名欧亚人的荒芜之地。筱崎护这位日治时期的福利官员的原意是为了缓解新加坡粮食短缺的问题，决定将欧亚人徙置他处。日本人称马口为富士村[11]，但欧亚人并不喜欢这个富士村。富士村一片荒凉，土地规划、开垦建设都必须从零开始。更糟糕的是，痢疾、疟疾等传染病很快的蔓延开来，掠夺了多条人命，成为欧亚人的死亡陷阱。
有些新加坡的历史学家写道，欧亚人选择举家搬迁至马口，这个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没有人愿意去集中营。实际上，日本人不需要像纳粹军对付数百万犹太人那样来对待欧亚人，可是，欧亚人偏偏被当成犹太人般看待。虽然欧亚人尽量避免到马口这个荒山野岭，但就如犹太人一样，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被逼走到马口。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乘车，至少50人在艰苦的长途跋涉中死去[12]。人们都认为犹太人的命运是悲惨的，却错误地以为欧亚人的日子好过多了，实际上马口集中营根本不适宜居住，整个徙置计划惨淡收场。
到了1945年，至少2400名欧亚人被逼乘火车，然后走路到马口，许多老人和体弱人士在途中逝世。有些走得慢，取笑日本人或边走边聊天的，都受尽日本秘密警察的折磨[13]。这是因为跟日军的言语不通，使到日军不相信外国人。对一些欧亚人来说，日军走路的姿势和语言都很滑稽，使他们忍俊不禁[14]。
前往马口途中死去的欧亚人跟日战期间罹难的许多人士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数以千计的华人和白人士兵死在桂河桥上，还有许多澳洲军、英军、纽西兰军和少数美军在樟宜监狱中不幸往生。约100名加入新加坡志愿军团（D连）的欧亚人，据说不是饱受日军折磨就是被枪杀[15]。
关于在马来亚抗日的联军，殖民地的记录专注于来自英国、印度和其他欧洲地区的军人，却忽略了参军的欧亚人。1943-1944年间，这些欧亚军人的家属被逼放弃新加坡的一切，走到马口镇，再续程到马口集中营。那些居住在加东或市区的欧亚人则比较幸运，避开了前往马口的厄运。
被派到马口的主教葬身何处仍然是个谜。有些人相信主教的遗体已经被运回新加坡安葬，但我找不到他的墓地。马六甲坟场、蔡厝港基督教坟场、消失的比达达利坟场都完善地保存着欧亚往生者的记录，但没有主教的名字。
福康宁山的城墙边有一列欧亚人墓碑，他们都是英国人的后代。埋葬在马六甲圣保罗教堂的墓碑下的先民则带着荷兰人血统。从日军在吉兰丹登陆那一刻起，英军便尝试炸毁马来亚的所有设施，包括著名的传教士圣芳济的坟墓。虽然如此，这些废墟还是有迹可寻。二战期间的欧亚人多数是天主教徒，但令人深感意外的，马口找不到一点宗教建筑或医疗设施的蛛丝马迹。
日治时期，有一位备受尊崇的俘虏 Charles
Paglar医生，一名70多岁的欧亚人分享了Paglar的趣事。Paglar是个出了名的大胖子，战前他为穷人施医赠药，提供免费食物。有人猜测Paglar暗地里勾结日本秘密警察，受到特别的待遇，日本人给他食物、住宿甚至香蕉钞[16]。当其他欧亚人饿得瘦骨嶙峋的时候，他还像过去那样珠圆肉嫩。后来医学证明，一个人长得有多丰满主要来自遗传基因而不是食物。
很多人相信Paglar跟日本人合作，通过他的专业来获取许多利益。李光耀也坦诚跟日本人合作过，日治期间窃听电台广播，但并没有被治罪。战争期间，不论是马来人、印度人、欧亚人或是欧洲人，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必须为了生存而自卫，不值得大惊小怪。
战后的欧亚人
战后欧亚人离开新加坡这个说法也是不恰当的。没人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离开，为何选择离开。实际上，许多欧亚人陆续回来，见证了新加坡发展的奇迹。其他人则选择融入澳洲、美国和加拿大的白人圈子中，失去他们的民族与文化认同，情形就跟改信其他宗教的欧亚族人一样。
战后的新加坡，欧亚人在建国历程上扮演过不同的角色。许多欧亚人是民主派人士与资本家，也有一些欧亚人是社会主义者或崇尚共产主义，在冷藏行动中被警察逮捕。
1951年10月6日，英国驻马来亚高级专员葛尼爵士（Sir Henry Gurney）被枪手暗杀，有一些欧亚人相信是欧亚族的马共党员干的。当时，葛尼乘着劳斯莱斯前往福隆港，遭到两组马共游击队的伏击。葛尼被甩到山沟前已经死亡。
两名欧亚老人在维多利亚街的圣约瑟教堂接受研究员黎先生和孙女士的访问时，都提出相同的说法，但是我找不到佐证。
战前，新加坡有一些身世显赫的欧亚家族如Tessensohn、De Souza、Desker、Theseira、Cornelius、Rappa等[17]。英国人回来之前，他们的财产不是被炸弹销毁，就是被日军和贫困的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洗劫一空[18]。最富裕的欧洲人、欧亚人、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在战争期间损失最惨重。
身世显赫的欧亚家族
本地欧亚人的记录跟伦敦的文件落差很大，也跟葡萄牙和法国的天主教堂的记录不符。因此，只能概括性地说，战前本地有约1万至2万名欧亚人，战后只剩下约6至8千人。De Souza、Desker、Theseira、Cornelius家族继续留在新加坡，并且通过合法的途径累积了财富。
在接下来的20至25年间，许多分散到东南亚各地的欧亚人回流，本地欧亚族人口增至约5万人。至于印度尼西亚，荷兰人想过将20至30万名滞留在当地的欧亚人遣送至巴布亚新几内亚，计划因苏卡诺领导印尼独立而告终。到了苏哈多掌权时，许多欧亚人已经移民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荷兰与其他欧洲国家，少数人改信回教，留在印尼。
前英国殖民地有许多英国和葡萄牙的路名，继续在纽西兰、澳洲、加拿大、非洲、拉丁美洲、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的共和联邦国家炫耀着殖民地主子的辉煌。新加坡有些道路则以欧亚人命名，这些名人都是显赫的企业家与大慈善家，如Desker Road，De Souza Avenue，Tessensohn Avenue 和 Rappa Terrace等。新加坡还有许多其他以欧亚人命名的街道，如Aroozoo Avenue，Barker Road，Zehnder Road[19]。
关于Rappa Terrace的由来：“ Rappa Terrace以George Rappa Jr命名，上世纪90年代仍然存在，位于实龙岗路的维拉马卡卡拉曼印度庙旁（ Sri Veeramakaliamman Temple）。George Rappa Jr是一名欧亚人，1859年成为菲力·罗敏申的商业伙伴。后来，菲力·罗敏申在莱佛士坊创建罗敏申百货公司。2002年， 政府在Rappa Terrace地段兴建新组屋”[20]。
德斯加路（Desker road） 以荷兰欧亚人Andre Filipe Desker命名。Desker是一名卖羊肉的屠夫，1840年左右发迹，乐善好施。Desker的曾孙Barry Desker获得新加坡大学历史系的第一级荣誉学位。Barry Desker是欧亚人协会的受托人，曾经出任驻印尼大使。他是1960年代首批总统奖学金得奖人。
1970年代初，约3万名新加坡欧亚人移民到澳洲、加拿大、美国和印度。李光耀曾影射他们为过客。虽然如此，李光耀还是平等对待欧亚人的。1972年，他甚至鼓励巴克将新加坡康乐俱乐部开放给所有新加坡人。巴克是新加坡第一任律政部长。
当初，欧亚人选择离开新加坡是担心人民行动党上台后，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地位会随之消失。有些欧亚人甚至担心人民行动党会变成共产党。在林清祥与方水双的年代，至少13名人民行动党党员在李绍祖的领导下，加入社会主义阵线。巴克、贝恩和其他显赫的欧亚族领袖则加入李光耀的阵营。
李光耀在剑桥大学念书时获得一些人的照料，其中一人就是他的学长巴克。他们在剑桥结交，巴克信任李光耀，没有理由拒绝李光耀的要求。
1980年代，我曾经采访过巴克。对于将康乐俱乐部开放给非欧亚族群，巴克表示没有丝毫的遗憾。他分享了为什么康乐俱乐部的酒廊以本地人Johnny命名，而且这是绝无仅有，在新加坡找不到第二家。巴克以严肃的口吻说，他教导他的孩子们，没有任何一个族群比“新加坡人”更重要。他是相信“新加坡人的新加坡”的先锋。如果人民行动党阅读他的著作的话，2011年的全国大选结果就会不一样。
（欧亚人协会2014-2016年度管理委员。图片来源：《源》）
欧亚人的建国一代
比起许多新加坡人和完全没有付出的一群人，欧亚人的贡献良多。欧亚人并不是等到1965年才为国效力，早在19世纪末他们已经为人民谋福利。欧亚族的公务员协助英国人建立殖民地机制，担任书记、管工、律师、会计师、经理等职务。George Rappa Jr的亲属受委为殖民地秘书，监督实龙岗路的建设[21]。George Bogaars出任新加坡公务员首长，对日后公务员制度的发展举足轻重。
1965年后，许多显赫的欧亚人继续为建国出力，有些目前还在欧亚人协会的管理层或理事会服务。可惜的是，欧亚人的杰出贡献正在逐渐消失中。英国管制时期，欧亚人这个小社群富有影响力，现在则是无能为力。
Barry Desker是一名出色的大使，他跟新加坡巡回大使许通美公开辩论亚细安的立场与定位时，羽翼被拔掉了。Barry Desker出任驻印尼大使时，曾经协助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建立管理机制。Barry Desker精通马来语和印尼语，收集了一些爪哇的古董，对爪哇文化有深刻的认识。在印尼的日子，他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累积了印尼武装部队的关键性知识。
Barry Desker的叔伯在实龙岗路拥有产业，一些身世显赫的欧亚人如Tessensohn、De Souza、Blake、Oliveiro家族则居住在海格路（Haig Road）的欧亚人村。有句老话说在那儿“随意抛一颗小石子，都可以击中De Souza的屋子”。
De Souza家族的后人Tim De Souza是新加坡空军部队的一名上校，他是第一位接受英国皇家空军黑骑士战机训练的本地人。Boris Theseira是本地许多企业的主席，也是欧亚人协会的前任秘书长。他是个民主派人士，也是出了名的“大声公”，一向来直言不讳，积极协助社群，就像其他显赫的家族一样。
并非全部欧亚人都像林宝音的小说那样，喜欢群体生活。我们经常看到熟口熟脸的义工和基层人员，这主要是因为本地的欧亚族群人数不多。欧亚裔先驱人物如巴克不仅是一名出色的律师，他也是杰出的运动员和女皇奖学金得主，并出任新加坡第一位律政部长。在新加坡的公共服务领域里还有许多出色的欧亚人，前新加坡首席大法官的太太便是新加坡第一位欧亚裔律师。巴克的女儿也是律师。Edwin Tessensohn在1915年出任英国市政会专员和立法议会委员。Braga Blake 的父亲是新加坡独立前的立法议会委员。1955年至1963年， George Oehlers爵士出任立法议会议长。巴克接过棒子，成为第一任新加坡国会议长。
薛尔思教授是最著名的欧亚先贤，他在国际上享有杰出的医学地位，是少数在世界上拥有薛尔思产科技术的新加坡医生。1971年，薛尔思出任新加坡第一位欧亚裔总统，10年后在任期间往生。薛尔思是李光耀之前，唯一享有国葬和21响礼炮的杰出领袖。
欧亚人-他们的强项是什么？
欧亚人必须对这个有多元文化，丰富历史内涵的东南亚国家感到自豪。17世纪以来，欧亚人从葡萄牙人抵达马六甲那一刻开始逐步发展，发挥过深厚的影响力，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都表现卓越，见证了葡萄牙、荷兰与大英帝国的盛衰[22]。
新加坡的欧亚人的贡献超越了人口比例，栽培出多名女皇与总统奖学金得主。欧亚人跟其他族群一样，完全有在新加坡扎根的权利。一向来少数族群都有存在的风险，新马的欧亚族人口比不上印度人、马来人和华人，有人相信欧亚族群将会像犹太人那样逐渐消失，或者像亚美尼亚人那样已经消失。
虽然欧亚人长得很好看，本地人对欧亚裔的称谓却有许多贬义的成分：福建人叫欧亚人为“杂种”（混血儿），马来人称他们为“虾米”，印度人称他们为“白色的孟加里”、“拿撒勒人”、“基督异教徒”[23]。不过这些都只是外人的看法，重要的是欧亚人必须在本地培育“特种欧亚人”（technical Eurasians）[24]来传承，所谓的特种欧亚人指的是亚裔和欧裔的后代。
欧亚人在政府机构担任过最高的职位，栽培出三名出色的武装部队将领与一名警察总监。欧亚人必须保留他们的文化认同与历史，维持足够的人数，才能够传承“短小精悍”的特性，继续作出卓越的贡献。
注（2017年4月10日）：根据Straits Times Apr 10, 2017的报道，新加坡战前有8000名欧亚裔，如今有约15000人。
参考资料：
[1] 本文所采用的是类似Myrna
Blake的创作格式：Myrna Blake，“Kampong Eurasians in Singapore”
(1973)；Myrna Braga-Blake，Ann Ebert-Oehlers (eds.) ，“Eurasians of Singapore: Memories and Hopes” (1992)
[2] Rappa, 2013
[3] Rappa 2001; 2006; 2013
[4] Anne McClintock (1986)，R. Guha，以及“下属学”对于英国人的阶级统治都有全面的研究
[5] McClintock与其他学者的说法
[6] Braga-Blake的定义
[7] Barry P. Pereira的定义
[8] Eurasian Association,
Singapore, 2015
[9] Rappa, interview with
Bryan Davenport (transcription by Jack Lai Kuo Yen, NUS), 1998/9 (Singapore
Cricket Club).
[10] 关于马口集中营，可以参阅C.M. Turnbull，Shinozaki Mamoru， Arkib Negara，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国家档案局所收录的一些民间记载。Rappa, fieldwork notes, 1987 (Penang),
1990-1992 (Malacca); Rappa, fieldwork,
1999-2007 (NUS research scheme).
[11] 根据 Kwok Kian Woon的 coffee table book 网络资料。
[12] Rappa, 同上。
[13] Interview with Kathleen
Klyne, “World War II and how Eurasians survived in my family” Rappa, 1983.
[14] Rappa (1983), 同上。
[15] Interview with Barry
Peter Pereira, 2000. He was writing his book on the Eurasians in the Singapore
Volunteer Force (SVF).
[16] Rappa (1999-2007), 同上。
[17] 这些曾经家世显赫的欧亚家族包括Tessensohn, Blake, De Souza, Pereira, Klyne, Cornelius, Desker, Eredia,
Farrao, Texeira, Rappa, Bachelor, Oliveiro, Barker, Bogaars, Baker, Richards。
[18] 详情可参阅李光耀对日治时期的相关叙述
[19] 其他以欧亚人命名的道路，可参阅http://remembersingapore.org/2014/01/09/pioneer-names-insingapore-
streets/
[20] Natasha
Tan, 2014
[21] Arkib
Negara, Malaysia
[22] Rappa
2000; 2002; 2006; 2013; 2015
[23] Rappa
1999; Fernandis 2000; Rappa 2013
[24] De
Souza, 2015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