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窑： 不止七十年的乡土文化 Dragon Kiln

陶艺是古老的行业，龙窑是个古意词，是早期烧制陶瓷器皿的做法。说到中国陶器，约在公元前3000年中国已有烧制陶器的穴窑，烧成温度可达1200°C 左右。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前11世纪）已经出现了烧成温度更高的半陶半瓷窑。

龙窑依山坡而建，跟地面成10至20度斜角，有如一条沿着山势而上的长龙。龙窑分为窑头、窑床、窑尾三部分，窑头横断面小，便于开始烧窑时热量集中，容易燃烧。窑中部横断面最大，窑尾又缩小，拱顶成弧形，所采用的是空气对流的原理。龙窑以木柴为燃料，烧窑时远看好像一条火龙，所以称为龙窑。

据《景德镇陶瓷词典》介绍，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中国已经有龙窑，分布在潮州、福州、石湾、大浦等地。龙窑的容量特别大，一次可装烧的器物多达上万件。

现在普遍用的是电窑。我们结队参观陶光龙窑时的习作就是用电窑烧出来的。

（我们的陶艺习作。2012）

（涂上亮漆，在电窑烧制后的制成品。2012）

（为自己的杰作涂上色彩。2012）

新加坡的龙窑

座落在裕廊Lorong Tawas的陶光（1944年建立）是新加坡硕果仅存的两个龙窑之一，另一个是在陶光隔邻的源发（1958），目前由Focus Ceramic Services管理。龙窑在南洋理工大学校园外，周围的树林已经被新加坡首个洁净科技园（Clean Tech Park）取代。烧窑需要大量的木材，在这个环保商业园区制造污染，很不环保。在国家文物局争取下，土地管理局同意延长两个龙窑的临时准证，在2014年到期后延续三年，过后再酌情商议，每个租期为三年，直至2023年。

新加坡的龙窑多数建于1940年代，虽然新加坡第一个龙窑在日战期间才落成，但早在19世纪初，华人先民已经从家乡将这门历史悠久的传统工艺带到新加坡。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后物质短缺，包括大量的日用陶瓷器。以往从潮州出口的陶瓷线路因战争中断多时，短时间内难以恢复，来自陶瓷之都枫溪的商人掌握良机，在新加坡建立超过三十个龙窑，分布在裕廊、德光岛、乌敏岛和实龙岗[1],[2]。龙窑每七至十天就会烧制一次，生意一片火红。到了1960年代，人民行动党政府大刀阔斧，以愚公移山的精神铲平小山丘建屋子，龙窑日渐减少。

（战后这类陶器由本地龙窑烧制）

新加坡档案馆收集了两位本地龙窑业主的口述历史：陶光的陈德育和三美光的蔡应绍。

陶光龙窑由枫溪人创建， 1965年由现任窑主陈德育的父亲买过来。同样祖籍枫溪的陈德育读小三时跟着父亲从马来西亚来到新加坡：我爸在十多岁时他就来到马来西亚，来到我叔伯的工厂做工，然后来到新加坡找到这条龙窑，这条龙在新加坡要拍卖给别人，他觉得是一个机会，他也有一个理想，想要有一条属于自己的龙窑，所以就买下来。

1960年代新马大量生产橡胶，陶光以生产胶杯为主，供应给胶园。1970年代新加坡以胡姬花为国花，国人开始种植胡姬，陶光转制胡姬花盆，在两个年代间以一杯一盆养活一村人。

除了燃料问题，龙窑烧制的简单瓷器如今也缺乏市场，所以陈德育决定改变龙窑的功能，成为陶艺工作者从事创作、烧制和开班授课活动场所。目前，新加坡一些陶艺工作者也希望新加坡能把龙窑作为本地文化遗产之一加以保留。此外，一些旅行社也会安排外国旅客到仅存的两条龙窑参观，这或许将使新加坡龙窑得以长存。

（陶瓷艺术家刘定光以灵巧的双手示范花瓶的制作。2012）

（刘定光只花了五分钟的制成品，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2012）

要制造品质好又耐久的陶器，土质是非常重要的，三年前在陶光设立工作室的陶瓷艺术家刘定光告诉我们裕廊的土质特别好，又可借用斜度适中的山势来造窑，所以1970年代新加坡剩下的约十条龙窑，多集中在裕廊。由于不同地点的陶土含有不同的矿物质，所以裕廊龙窑多数生产胶杯，实龙岗龙窑则多数生产水缸。这番解说，为我们解开了为什么当年裕廊被称为‘瓦窑村’的疑团。

（陶瓷艺术家刘定光告诉我们裕廊的土质特别好，又可借用斜度适中的山势来造窑，所以1970年代新加坡剩下的约十条龙窑，多集中在裕廊。2012）

（走入龙腹。2012）

蔡应绍的三美光陶艺（Sam Mui Kuang）就靠自己的龙窑来供应货源。根据蔡应绍的口述历史，Jalan Hwi Yoh （惹兰缶窑）的龙窑是在日战期间改建的，投资36,000元，将原来的25米长的‘蛇窑’改建成50米的龙窑，当时动用12名工人，约8个月时间建成，是本地最早的龙窑，每隔十天就开窑烧制三四千件陶器。龙窑需要18小时才能达到理想的温度，烧完后需要12小时才能冷却下来。惹兰缶窑中的缶指的是瓦器，窑则是烧瓦的火灶，惹兰缶窑因为龙窑而得名。

1980年代，新加坡只剩下三个龙窑：三美光、陶光、源发，但只有三美光还在生产。1986年，政府收购惹兰缶窑的土地，准备在原址兴建多层楼JTC工厂。当时的文化遗产委员会认为三美光龙窑应该被优先考虑保留。经过一番交涉后，政府列出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控制环境污染的问题，每次烧窑约一个星期，每个月烧三次的次数过于频繁，有必要防范烧窑所带来的空气污染；第二，当时三美光所缴付的月租只是区区$50，从1990年起，业主必须以$12,000的市价来租下那个地方。在昂贵的租费下，1994年12月1日，本地最古老的龙窑终于下画。

（在陶光龙窑前留影。2012）

古代中国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常态，始终吹不熄民间的窑灶和陶器，人间生计因窑火而延绵不绝，海上丝绸之路经过东南亚，也曾在新加坡河与皇家山留下多少龙窑烙印。陶艺人生持续数千年而未老，但在现代化的短短进程中却迅速衰老了。

[1]:2018年4月20日

-2013年的 AWAKEN THE DRAGON，A Community Art Project记述 "Singapore had over 30 dragon kilns to produce ceramics for a wide range of purposes."

-陶艺家陈德兴的口述，33个龙窑剩下两个。2015年他亦接受中国记者的公开访问，刊登在人民网。http://art.people.com.cn/n/2015/1124/c206244-27850234.html

-陶光龙窑主人陈德育的口述历史，“1960年代裕廊有10多条龙窑。实龙岗，德光岛，乌敏岛都有好几家窑厂。” Accession Number 003404，Oral History Centre

-2017年我参与龙窑陶艺华乐会，采访陈德育的贤内助黄瑞芳。黄瑞芳给我看了她的记录，共20多家。她口述表示30多家可能有误，其中有些是砖窑，用来制砖的。

综合以上所述，相信新加坡“33个龙窑”中有些是制造砖块的砖窑。主要吸取到的经验是：新加坡小地方，竟然出现了不少龙窑。如今仅剩的龙窑的未来（租约至2023年）并不遥远，面对何去何从的选择。

[2]:2018年4月20日
黄镜秋（NG Kia Cheu）的口述历史（Accession No. 000236/11 第六卷），叙述了他当新客的时候到德光岛工作，岛上已经有瓷窑。他下南洋的时候只有十多岁，推算起来为1920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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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柔华人一线牵 --- 陈厝港感天大帝

2012年7月28日，跟博物馆义务导览员结队到柔佛“挖古”。在地不老河附近绕过班兰新村，来到柔佛第一个百年港区陈厝港。

（柔佛第一个百年港区陈厝港，2012）

（陈厝港，地不老河，2012）

柔佛的港区与新加坡有一段渊源。早在18世纪，华人已经在廖內群岛从事甘蜜（Gambier）的种植。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时，新加坡已经有20个甘蜜园。甘蜜与胡椒是主要的出口经济作物，甘蜜的枝叶在锅里熬煎后，可用作皮革和布匹的染料。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纺织业和皮革业发达，更直接刺激了甘蜜的经济价值。至于甘蜜烹煮后的废料可用作胡椒的肥料，因此甘蜜与胡椒以并种的方式栽种（约10比1）可提高生产力，节省许多员工，为园主节省开支。

（甘蜜 Gambier. 图片来源：萧开富）

（种植六个月的甘蜜园。图片来源：萧开富）

1836年，新加坡有250个甘蜜园，面积2350亩；到了1848年有800个园丘，面积26834亩，产量30922担，占新加坡农作物的75%。

甘密需要大量来自土壤本身的肥料，最多只能顶上二十年，肥料耗尽后，就必须开垦另一个园丘。甘蜜园就这样向新加坡市区（南部）以外的东、西和北部蔓延开来，林厝港、蔡厝港、杨厝港等都是19世纪中叶在北部河流设立的港区。当时除了这三个还保留至今的港区之外，还有已经消失的曾厝港、刘厝港、陈厝港、巫许港等，都是甘蜜园的遗址。

（1851年的新加坡‘港区’）

新加坡地方小，无法长期维持甘蜜种植，19世纪中叶，在新加坡花柏山下的天猛公村落驻扎的天猛公伊布拉欣（Daeng Ibrahim）决定将新加坡河流的港主制度带到柔佛，于是发出港主证，吸引大批在新加坡打拼的华工尤其是潮汕人前去开荒。1844年10月22日，陈开顺取得地不佬河的地契，开发陈厝港。1846年，有四千名义兴公司私会党徒离开新加坡到柔佛重新创业。不过，柔佛的港主制度的雏形可能比陈厝港还早，最早的一份港契（Surat Sungei）在1833年颁发给史古台河（Sungei Skudai）的港主。

（陈开顺取得地不佬河的地契，开发陈厝港，他的神主牌供奉在灵山宫。2012）

自1830年代至1919年，港主制度缔造了柔佛的繁华。天猛公伊布拉欣的后裔得益于先人的远见，成为柔佛苏丹。伊布拉欣的儿子阿布巴卡（Abu Bakar）成功地周旋于柔佛华工设立的义兴公司与英国人之间，打造新柔佛，被誉为现代柔佛之父。

甘蜜业从新加坡移入柔佛，其实也带动了两地的经贸发展。清朝李钟钰的《新加坡风土记》写道：“叻地商务以胡椒、甘蜜为大宗，岁必售销数千万元，然皆出自他岛，叻盖聚货不产货也。” “甘蜜，由华商公举，经柔佛国王谕充。自柔佛以上各国港口繁多俱产甘蜜，华人之散处各港者，实数十万人，大多占地为园，雇工种树名曰园主。每一港推园之最大者为港主。叻中富豪设号各港，以收椒蜜。” “潮商多业椒蜜”。

地不老河畔的陈厝港创建了三间庙宇：灵山宫、天后宫和天尊宫，据说比起在新山市区的柔佛古庙还要古老。天尊宫供奉的是感天大帝。据大马星洲日报记载（2006年2月16日），当年陈开顺带人来陈厝港垦荒，森林里有猛虎，地不老河上有鳄鱼出没，他所帶來的人都不敢入山。于是陈开顺从中国带来另一批敢于冒险的客家人前来垦荒，供奉持刀踏虎的感天大帝，镇守港口。

（灵山宫）

（天后宫）

（天尊宫）

根据对华人庙宇有丰富研究的萧开富（他是我们的义务导游）和他后来在《星洲日报》的解释（2013年2月24日）：

面对河流的鳄鱼、山林老虎或毒蛇猛禽等危及性命，港主及华工们从原乡或其他地方请神明香火建庙奉于港内，以求神明显灵庇佑平安。这时期，柔佛境内成立的感天大帝庙，几乎都与制服猛兽有关。 陈厝港天尊宫的创建，据传因陈厝港在1844年开港时是芭地，猛虎、蛇什么都有，地不佬河鳄鱼经常出没为害，开埠后几年，居民便在河畔旁建立一座亭子，安置神坛，请镇港之神感天大帝，保佑渔船的安全。 从峇珠巴辖永平市往巴力安宁至巴力士隆方圆约27公里内，虎患的猖獗竟使拓荒者请来天后圣母、洪仙大帝、感天大帝以镇压虎患。巴力安宁港脚的天后宫，原是感天大帝庙，据传当地许多老虎肆虐，四处吃人、伤人，于是当地居民就到永平的天后宫去奉请来镇压。后来经过乩童的指示，由妈祖坐上正位，庙名易为天后宫，配祀神灵仍保留感天大帝，天后圣母到此之后，老虎也有销声匿迹。 柔佛东南部的边佳兰，在1970年代之前还是野兽出没的地方。据当地居民口述，早年，当地人要进山砍材、割胶，会到四湾岛青山庙向感天大帝祈求不被老虎、黑豹等野兽攻击和工作顺利。另外，曾有老虎跳进居民畜养猪只的猪笼把大母猪叼走啃噬，被猎人打死的老虎在四湾岛大街上分尸售卖给当地人。 民间信仰上，感天大帝与白虎神的奉祀有密切关联。如新山市郊三善宫和淡杯天后宫，有提示信徒奉祀白虎神前，需点香敬奉白虎神上的感天大帝，探其原由，因感天大帝是白虎的管理者，白虎不能到处祸害人间，只能为信徒消灾解难。 港主时代创立的感天大帝庙宇，其成立年代背景、建庙传说，随潮汕移民到新柔的拓殖山林、镇压猛兽有关。如潮汕民间传说感天大帝（伯益或伯公）主持开山辟路、制服“山中王”老虎，故有俗语说“伯公无点头，老虎唔敢食人”，因伯公是老虎的克星。此外感天大帝的神像造型多为白须慈祥老人、持剑或持九节鞭、骑虎或脚踏虎皮的雄姿，可间接看出与镇压老虎（老虎也可代表猛兽）的神缘关系。

关于感天大帝的信仰，可能源自中国潮汕。伯益公，尊称感天大帝，由于潮州话伯益与伯爷相近，一些崇拜者还将伯益公（专管山泽之神）与伯爷公（专管土地的福德正神）混为一谈。

（柔佛游神：感天大帝出游）

据《辞海》记载：伯益，“益”一作翳，亦称大费。伯益，古代赢姓各族的祖先。相传伯益善于畜牧和狩猎，被舜任为虞。虞者，古时官名，西周始置，掌管山泽之职。伯益为禹所重用，助禹治水有功，被选为继承人。禹去世，禹之子启即继皇位，伯益与启发生争夺，被启所杀；一说是伯益推让，启才继承皇位。

伯益在古代掌管山泽之职，辅助大禹治水有功，他既然做不成皇帝，后人就奉他为山神伯爷，让他在民间继续保护山泽，村民也会修建感天大帝庙，俗称伯益公庙。伯益公端坐在宝座上或骑在老虎身上，手执宝剑，为山民巡山，保护山利。山中老虎都归大伯爷管束，老虎没经大伯爷点头，都不敢食人。如果老虎偷食一个人，大伯爷就在老虎耳朵上，割下一个缺口作记号，以示警告。

有感天大帝坐镇，难怪鳄鱼猛兽都得退避三分，让陈开顺等义兴兄弟好好开港了。

相关链接：
新柔华人一线牵-地不老河畔陈厝港 Kangkar Tebrau
东南亚海盗 Piracy
洪门弟兄（2 of 7）- 义兴、佛缘
洪门弟兄（5 of 7）- 甘蜜
洪门弟兄（6 of 7）- 新柔华人一线牵
洪门弟兄（7 of 7）- 传说
小坡两条街Tan Quee Lan Street，Liang Seah Street

老树盘根，芳草寻源

从中文现象谈起

自从两个月前有关新加坡文化与传承的文物局翻译事件重新浮台，并在大中华区竞相报道之后，新加坡的母语问题在华人文化社群里热了两个月。真理是越辩越明，能够开诚布公的讨论华人身份、文化认同等课题，至少表示我们的社会虽然还无法达到“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的至高境界，但还能容得下“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的声音。至于新加坡政府是否能够摆脱一贯的经济模式，以民主成熟的心态来落实所谓的四种官方语言，而不是继续以挂羊头卖狗肉的姿态来将中文边缘化，纵然我们心里有数，但还是拭目以待，期待奇迹。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对于新加坡中文每况愈下，市侩一点是已经走向失去新加坡行销策略所打的双语牌的优势，文化一点是失去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的空间。民间早已认清的社会现实，落到官方手中，却以“O水准”考试的成绩与特选中学的高华牌来自我安慰，甚至以“母语B”来迎合时势。不论是根据常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或是瑞利分布（Rayleigh distribution），只不过是统计学方程式，“A”只有排名的价值，并没有实质的社会意义。

（教育部的信息。http://www.seab.gov.sg/oLevel/generalInfo.html）

在一所曾经是传统华校任教的华文老师就道出了许多老师和学子间矛盾的心声：

"每年中三高华学生的普通水准华文会考成绩没达标（B4以上），总按惯例，作作样要逐出师门，明年不允许修读高华。可是，他们总是赶不走，死都要上高华，我内心窃喜，还以为自己很有魅力。最近一位同学坦言：只为了有修读高华，就不用再接触华文了，唉！我的心...."

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郑惠芳所提的语文现象阐明了新加坡社会的急速演变（联合早报，2013年10月20日）：

“约20年前，经常还会碰到一些受华文教育的审稿者能对翻译作品提出精辟的见解。之后10年，拥有类似程度的审稿人开始减少，不过顾客一般仍能辨识好与坏的翻译作品。近年，好的翻译审稿人可遇不可求，更糟的是，一些华文程度一般甚至是只略懂华文的员工被指派为审稿人，非但无法好好地审定翻译作品，有些还会坚持要专业翻译员听从他们的指示更改作品。再看看近日的发展，似乎机构和公司有指派审稿人已是值得鼓掌嘉许的了，因为错漏百出的翻译作品都能堂而皇之地出街，显示一些机构对翻译的不谨慎乃至不在乎态度。”

三餐以外还有所求吗？

新加坡有冠冕堂皇的四大官方语文，语文的外衣看似简单，政策则错综复杂，对于不尊重使用中文的群体，在众所矢之下官方只以英文中译的效果“并不完美”来草草收拾残局，后来在互联网与中文媒体多方夹攻下才通过新闻与艺术部长雅国先生在国会自圆其说一番，最后才表示会针对影响深远的新加坡四大语文政策好好检讨，进一步证明政府对人文课题并不像GDP那样重视，否则当翁山淑枝面对新加坡媒体，提出了针对新加坡的观感，认为整体上新加坡人追求到世界级的物质财富，但是并没有好好思考过在新加坡式的成功之余还可以做些什么的时候，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就不会在隔天面对亚洲新闻台（Channel News Asia）电视观众时叫新加坡人放眼世界，看看新兴的国家如“越南、中国和印度，他们说的不是生活平衡，他们饥渴、焦虑，他们是在抢走你的午餐。我觉得我最好还是保住我的午餐。”

李显龙先生似乎还是耿耿于怀，在10月30日结束法国行，向媒体发言时以“舢舨2.0”（sampan 2.0）来回应，说如果国人认为新加坡像一艘游船，大家可以尽情享乐，那就肯定完了。充其量新加坡只是小舢舨的提升版。

的确，作为一国总理自然有龙头的忧虑，而求三餐温饱是民生存活的最基本要求，但如果脱离殖民地统治五十年来还停留在马斯洛需求定律（Maslow law of needs）的最底层（Physiological need），是不是反射政府无能？平心而论，行动党政府是大经济魔术师，无需自我贬值，差只差在社会价值考量只停留在课本理论而不够人性化，财富分配的模式跟社会现状有太大的落差。

我觉得放眼世界的眼光老是注视着午餐未免太过短视，山高水长，峰回路转，沿走另一条思路，景色自然不同。我们不妨谦卑一些，放下身段，往自己的灵魂深处探索，我们生而为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走过一段漫漫人生路之后，我们的一生除了物质与财富，还有何求？再看看其他经济体如何在物质以外的精神层次提升，而不是永远叫国人封锁自己，停留在午餐的层面上，成为金钱的奴隶，永远优雅不起来。

扎根是心灵探索之旅

对人文有良知，跟“政治”格格不入，更像个谦谦学者的杨荣文先生已经在2011年的大选中下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杨荣文似乎更乐意摆脱行动党，成为主管物流，跟新加坡文化已经脱节的生意人。除了杨荣文，还看不到有那一位政府精英具备文化的大气，能够履行提升人文的使命。我等一介草民心有隐忧，如此下去，新加坡只能走向第一世界经济体，但人文素质比第三世界还不如的经济动物。

在这个多年来政府一厢情愿的将多元种族，多元籍贯融入英语化的大环境下，许多老一辈的国人和末代华校生，在建国的历程上奉献了他们的青春，白发苍苍中累积了两代人的记忆。表面上，记忆就像开枝散叶的大树，政府为了制造新加坡认同，以官方的模式来收集落叶，认为叶子所承载的就是“I remember SG”式的新加坡记忆。所谓老树盘根，我倒觉得此时此刻，更应该注重的是深埋在泥土底下剪不断理还乱的华人情意结，以最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扎根”。

讲到新加坡华人的根，不能不提早期的大量华人移民。清末民初的中国有“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之说，换个角度来看华人大迁徙，有钱人往西行，去的是更远的欧美，成为地方富豪，要不就是学习西方治国模式如邓小平、周恩来等有志之士，准备振兴中国；革命家往东行，去的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摩拳擦掌干一番伟大的革命事业；至于下南洋的，多是被清朝通缉的落难之士或是没有什么文化，受家贫所逼，与其饿着肚子，不如出去闯一闯的乡民，通过“地方意识”和“国家意识”来换取身份认同。在新加坡，他们通过会馆社团等地缘组织来凸显地方意识，去世后的墓碑上还会刻上祖籍，来自哪个省和县、甚至镇和村。

（19世纪移民欧美的中国富豪在西方人士眼中的负面形象。照片来源：华裔馆）

国家意识最能表现在心怀祖国上，他们的祖国并不是英国殖民地统治下的新马，而是遥远的中国；他们支持清朝捐款鬻官、支持孙中山革命、支持国民党和共产党、支持中国抗战、响应中华民族主义的号召。1945年日军投降，新加坡华人游行庆祝，旗帜上的大字是“祖国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而不是新加坡。1956年第一届亚非万隆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给海外华人两条路走，一是向居住国效忠，二是回到解放后的中国，对身处马来群岛的新马印华人而言，这番话平地一声雷，引起华人对身份认同、根在何处的动荡。

（新加坡华人庆祝日军投降，旗帜上的大字是“祖国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

照片来源：IWM-UK）

周恩来一席话也无疑解脱了许多华侨的思想包袱，对“祖国”（中国）充满热忱的知识青年选择回到祖国的怀抱。从旧照片可以看到知青们围在船舶的甲板上，开心的向送行的亲友们挥别，船上还悬挂着“爸妈亲友们祖国再见吧”的布条。后来1966年鬼哭神嚎的文化大革命，好些归国的知青被指为走资派，吃尽苦头，心头上的伤痕可是雄心勃勃的当年所无法预料的。

(知青们登船回“祖国”，开心的向送行的亲友们挥别，船上还悬挂着“爸妈亲友们祖国再见吧”的布条。图片来源：SBC 1988)

至于大部分留下来，落地生根的华人，也面对各种困境，马共与英殖民地政府之间的斗争除了引起马来人对华人不信任之外，在紧急状态下全马50万华人（总人口的10%）迁徙到用铁丝网围起来的新村，新加坡左翼与右翼分子之间的政治斗争引发起街头暴动等。弹指数十年间，以今天向钱看甚至可以拔根的眼光，实在很难想像那段血泪编织成的岁月背后，年轻人为所谓的新加坡认同感所付出的探索与热忱，并因此而被归纳为左派。今天重看蔡名智1955年的画作《马来亚史诗》，参加集会的学生聚精会神地聆听着领袖爱国情绪激昂澎湃的演讲，马来亚爱国主义正在逐渐崛起，我们还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心头的震撼。

（铁丝网围起来的华人新村）

（蔡名智的《马来亚史诗》（1955），年轻人正在探索国家与身份的认同）

树木与树人都少不了骨气

早在宋代，王安石就认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正是通过延绵不断的教育，中华文化才得以扎根，生生息息。同样，在海外华人社会，华文教育是保持华人认同，坚守中华文化的重要堡垒。

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新马华人早已意识到求人不如求己，华社必须在英殖民地政府的管辖下自力更生。19世纪中叶，本地的私塾学堂开始萌芽，沿袭着科举制度，教导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继19世纪的崇文阁和萃英书院后，20世纪的新加坡华人宗乡团体和庙宇纷纷出资设立华校，教导现代学科知识。创办于1905年的崇正学校是新加坡最早的新式学校，紧接着广肇学堂（养正学校），应新、启发、端蒙、道南、育英、爱同、宏文、静芳等校相继成立。华校发展最蓬勃的年代是在1930-1949年间，成立了二百余间庙宇学校、会馆学校和乡村学校。

-1880-1909：10所新华校

-1911-1919：14

-1920-1929：30

-1930-1940：76

-1941-1944：5 (日战时期)

-1945-1949：117

-创校日期不明： 101

1918年，由陈嘉庚倡议的新加坡华侨中学成立，掀开了华文教育的新篇章，此后新马各地的华文中学相继出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峡殖民地政府实行割断新马与中国大陆交往的政策，新马的中学毕业生不能像以往那样回中国念大学，华文中学也面对缺乏师资的问题，在本地创办中文大学成为华社刻不容缓的任务。1953年1月16日，陈六使先生在福建会馆的会议上倡议建设南洋大学，并宣布个人捐献500万元，随后福建会馆捐献裕廊500英亩地段作为兴建大学之用。当时政府不承认南洋大学，福建会馆在公司法令下成立南洋大学有限公司，表达了非办大学不可的决心。

（屹立在华裔馆的陈六使先生铜像）

南大筹款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南洋各地的华人看到的是未来的希望，纷纷慷慨解囊，例如：

-1953年1月16日，陈六使先生认捐500万作为建校经费

-1953年5月4日至8日，快乐世界、天一景、南天、大世界、新世界等舞厅的舞女们举行义舞

-1953年起，新马两地南大杯篮球义赛

-1954年3月与4月间，三轮车夫“一人一元”义踏运动，将劳力所得捐献给南大

-1954年8月7日，全新加坡的德士司机参加筹款义驶

-1954年10月17日至26日，驳船与罗厘车工友义载

-1954年，吉隆坡南艺义演
-1956年新加坡青年、铜锣、工商合唱团义唱

-吉隆坡小贩义卖两天

-个人捐款

（三轮车夫参加义踏，左为三轮客车同业工友联合会代表庄庆水。图片来源：南洋大学历史图片集）

（热烈捐献的华人社团。图片来源：南洋大学历史图片集）

（吉隆坡糕饼小贩谢明捐献义卖的款项$157.71。图片来源：南洋大学历史图片集）

（星洲舞女协会举行五晚义舞，筹得$11,960.39。图片来源：南洋大学历史图片集）

南大校友王慷鼎博士对南大办学初期，在海外的南大挍友们的学术成就的调查报告：

南大办学最初的十一年，有八届毕业生，毕业生总人数为三千多人。当时因为政府对民族教育的偏见，南大学位不被承认，好多南大生纷纷到外国寻找出路继续升造。南大生在公平合理的学习环境里有机会发挥真正的学术能力，其中四百多名南大生（超过毕业生人数的12%）在海外大学考取了硕士、博士学位。其中超过百分之八十拥有高等学历者在海外大学当教授，在研究院当硕士博士生的指导敎授，当大学讲师，当系主任，当院长，当医生及出名的科学家。 在社会上也有许多的南大校友成为著名的工程师，律师，高级公务员及杰出的社会领导。 在医疗上除了数名校友成为医生之外，我们也有校友能在暴发性流行病传播时第一时间检定致病病毒。 在生命科学研究上，我们也有校友能够改变鱼类的基因，使得鱼类在寒冷的气候里繁殖与生长。 我们有校友发现了造成心脏休克的基因。 在国外的南大生能有在学术科学的成就及对当地社会的供献，都是陈六使先生及创办南大各先贤们的功劳。 试想在世界上有那一间著名的大学在最初办学的十一年有这样的成就呢？

隔着高墙的理念

前南大毕业生体现的是当年华人逆境求存的骨气，他们的奋斗史源自华社各阶层的血汗史。

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沿用殖民地政府英文为上的政策，逐步通过关闭华校、禁止方言来打造美国的大熔炉模式。1980年南洋大学在政府的强势下“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而寿终正寝，表面上是宣布新加坡告别中文教育，实质上是断根！

（当年父亲（左）和朋友参观还在兴建中的南洋大学。南大是华人的希望。1955）

建国总理在多本自传中提到个人的政治奋斗史，将读者带到历史现场，从跟左翼以及前南大毕业生的斗争中排除异己，终于掌握大权；后来经历过新马分家后打造第一经济体的新加坡。建国总理和他的团队对建国的功绩不可抹杀，但建国总理在富裕的峇峇家庭成长，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对于华人先民的血泪史，很遗憾的，无法从他的许多丛书中得到启发。简而言之，建国总理扎下的土生华人的根跟许许多多华人先民在这片土地上所扎下的根是不一样的，象由心生，根也因树种不同而相异。我们通称自己为新加坡人，其中有很错综复杂的磨合过程。

在中国崛起，个人主义滋长，道德观念变得模糊的当儿，建国总理尝试以解铃还须系铃人的身份来劝请家长让年幼孩子尽早接受双语教育。我们相信建国总理苦口婆心的一番话是希望通过个人的影响力来纠正过去的错误，尝试找回华人的根而不单只是一如既往的经济牌，但政府部门对他当年的政策贯彻始终，已经筑起一道高墙，我在这头，你在那头，离信约中的“不分种族、言语”来“实现国家之幸福”很遥远。破坏容易建设难，打“诚信”牌的新加坡政府犯了历史性的错误，要将大局纠正过来，就必须付出多倍的精力，那是另一条漫漫长路。

不过，这并不表示我们必须认同一撮人“以英语为母语”，只顾眼前经济利益的短视，因为到头来主导人生走向的，不应该只是物质与财富，有良知的人都知道芳草寻源，树无根不立，安身立命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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