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船民 Vietnamese boat people

新加坡与越南的交往

今天的越南是世界仅存的五个共产主义国家，但奉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一片欣欣向荣。这五个共产主义国家包括：朝鲜（1948）、中国（1949）、古巴（1961）、寮国（1975）、越南（1975）。除了朝鲜还是一个典型的封闭社会之外，其他国家都已经对外开放，有些甚至比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要资本主义化。

越南典型的市集，早安您好。2011。

新加坡与越南之间的关系密切，从投资、旅游、足球、越南新娘、餐馆到流莺，有理不清的商贸、文化与另一类交流。1976年越南解放后，红色中国和中南半岛曾经使马来群岛各国寝食难安。后来资本主义继续抬头，新加坡逐步跟越南重建商贸，好些新加坡公司为了降低劳工成本，转移阵地到越南设厂，1996年成为越南最大投资国，今天则是第三大投资国，总投资额US$230亿。国人到越南旅游已成常态，世界文化遗产“下龙湾”与“胡志明市”（西贡）是必到之地。在新加坡就职、念书与生活的越南人有约12,000人。

在这么一片繁华升平声中，您对发生在大约40年前的越南人冲破海上封锁线，投奔怒海那一幕还有印象吗？

越南湄公河上的游船，三十多年前承载百万难民，将生命托付给海洋。2011。

难忘的眼眸

我在国防科技局和海军工程署的战舰生涯中，跟曾经参与难民救援工作的海军人员共事过，也曾经为参与难民救援行动的战舰导弹炮艇（Missile Gunboat）的维修政策、作战能力提升等努力过，这六艘在1975年投入服务的导弹炮艇已经在2008年5月13日的黄昏号角声中完成使命。

1975年在布拉尼岛（Pulau Brani）海军基地投入服务的导弹炮艇（Missile Gunboat）。NAS 1975。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我也在导弹炮艇退役三年后告别了奉献了人生最珍贵、最充满魄力的21个寒暑，可以高歌《爱舰爱岛爱海洋》的生涯。回顾这段日子，迟迟不能忘怀的，除了2003年1月3日巡逻舰（Patrol Vessel）英勇号（RSS Courageous）跟商船相撞事件中军舰卷缩成一堆废铁，四名正处于青春年华的女海军的家属号啕大哭的的惨痛一幕外，就是那些老海员回忆起用来福枪对准着已经在海上漂流多时，一脸茫然的船民，以及衣衫褴褛的妇女和小孩那种心痛的感觉，隐约中眼眸还闪烁着些许泪光。

1975年北越攻占西贡，结束了二战后长达30年的南北越战争，第一批越南难民为了逃避共产党统治，选择投奔怒海，到外国找寻绿洲。21年后（1996年），新加坡送走最后一批99名越南船民，设在新加坡北部三巴旺（Sembawang, Hawkins Road）的难民营随后关闭，象征一个时代的终结。

在Hawkins Road 难民营上课。Photo credit：Meredith J Kennedy

生灵涂炭

1975年5月2日，新加坡武装部队启动代号雷暴行动（Operation Thunderstorm）的紧急机制，由已经往生的开国元老吴庆瑞博士领导，前副总理黄根成先生辅助，当时黄根成是海军人事部署长（Head, Naval Personnel Department）。这是在八年前（1967年）正式成立的新加坡武装部队的第一项重要考验。六艘导弹炮艇之一的 RSS Sea Tiger（海虎）是第一艘被委派执行任务的军舰。

到了1979年，中国向越南开战后，越南政府强迫国内的华人去做苦工，加速他们离开越南的步伐。华人主要居住在前南越，所谓苛政猛于虎，投奔怒海成为他们摆脱苛政的选择。

面对着一波紧接一波的难民潮，首当其冲的是邻近的香港、泰国和菲律宾，接着下来是其他几个顺着季候风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 UNHCR）的估计，逃出越南的船民介于100万至200万之间，其中约20万至40万船民不是被海盗杀害就是葬身怒海。

收留难民的主要国家包括美国（823,000）、加拿大（137,000）、澳洲（137,000）、法国（96,000）、德国（40,000）、英国（19,000）、日本（11,000）等地。香港共收留了20万名难民，后来有14万人获得他国收容，6万多人被遣返。

导弹炮艇阻截难民船。图片来源：国防部网站。

导弹炮艇阻截难民船。图片来源：国防部网站。

1975年至1979年间，约五千名船民乘着渔船和只适合在沿海活动的木舢板，在不见陆地的南中国海上被路过的商船救起，送到新加坡。圣约翰岛（St John's Island） 是第一个安置难民的地方，1978年才将Hawkins Road 的前英军营地改建为难民营，等待其他国家收容他们。请注意，五千名船民是被商船救起的人数，路经此地的人数远超过此数目。

在圣约翰岛（St John's Island）上的部分船民。NAS 14 May 1975。

根据海峡时报的报道（1975年6月12日），新加坡海军在5月2日接到第一艘难民船的求救信号，这艘叫做张庭海（Truong Hai） 的渔船载着300名船民。在十天内，共有8,355名船民抵达新加坡，他们的目的地是苏比克湾（Subic Bay）、 关岛（Guam）和澳洲。据知有一些船只选择回去越南。

如何应付突如其来的局面？

根据海峡时报较早前的报道（1975年5月7日），第一波32艘难民船停泊在勿洛码头外，船中多数是中产阶级人士。这是可以想象的，就像其他非凡时期一样，有钱跑路的多数会争取第一时间离开，接下来才会轮到其他人。至于一无所有，没钱逃命，被冠为“草根”的平民只好滞留下来。

难民在收容国安顿下来，多年以后回顾这段在新加坡的经历，还是念念不忘。有些人在几个国家的难民营逗留过，认为新加坡是最人道的，有些带着联合国难民署（UNHCR）所发的临时证件，到附近商店购买日常用品，商家都对他们十分友善，在那个渴望亲情的一刻，新加坡人的一个微笑就是一份关怀，一份感动。有些当年的难民在外国居住多年后，最终选择落叶归根，回到越南。

联合国难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 UNHCR）签发的身份认证。图片来源：Photos of Vietnamese Boat People Refugee Camp, 25 Hawkins Road, Sembawang, Singapore。

在那几年间，每个月有数百艘难民船路过新加坡，船上有男人、女人和小孩，有些已经奄奄一息，有些可能是逃跑的军人，还随身带着枪械和手榴弹，他们都处于绝望边缘。有些船民故意放火烧船，尝试强迫新加坡抢救他们，让他们留在新加坡。根据新加坡政府的说法，新加坡海军所能做的是解除船民的武装，供应食水、粮食和柴油，修理船只和引擎，甚至教导船民驾船的技术，让他们能够继续航行，祝福他们能够找到愿意收留他们的国家。

新加坡武装部队在难民船上缴获的枪械。NAS 9 May 1975。

难民离开前，新加坡武装部队为来自船上的97名孤儿搞了个欢送会。NAS 17 May 1975。

今天人们喜欢吹海风垂钓的勿洛码头（Bedok Jetty）曾经被改装成临时战地医院，为难民提供医疗与健康检查。物资供应上，新加坡在两个星期间为路过的难民提供了90吨白米、75,000罐沙丁鱼、20,000罐炼奶和293吨食水。此外，新加坡武装部队每天平均给难民供应4000条面包。

风采依旧的勿洛码头。2013。

船民中有些是大腹便便，随时待产的孕妇。例如23岁的Mrs Tran Le Kien在 5月2日抵达新加坡，5月6日凌晨在大巴窑医院生下女儿。7月10日，另一位孕妇Mrs Pham Van Minh在竹脚医院生下女儿，她认为这是飞去法国前，新加坡赐给她的最珍贵的礼物。

Mrs Tran Le Kien抵达新加坡后，在大巴窑医院生下女儿。NAS 7 May 1975。

Mrs Pham Van Minh在竹脚医院生下女儿，她认为这是飞去法国前，新加坡赐给她的最珍贵的礼物。NAS 10 Jul 1975。

退休军人的口述历史

根据退休军人Goh Lye Choon上校 的口述历史，我们只知道发生在新加坡本岛水域的事情，其实在距离樟宜40公里外的白礁灯塔（Horsburg Lighthouse）是把守的第一关，新加坡武装部队还在白礁驻扎了最精良的突击队（Commando）和守卫队（Guards ）。

在人道立场上，将难民送回公海是非常艰难的决定，尤其是必须跟他们面对面，但必须狠下心肠的武装部队人员。不过在当时，联合国难民署还没有一套机制，新加坡无法收容所有路过的难民，因为一旦打开这扇大门，就会造成“慈悲疲劳”（compassion fatigue），其他成千上万的难民将会蜂拥而至，短暂的逗留就会变成长期居留，好象香港所面对的情况一样。

新加坡现任副总理张志贤先生在1978年是其中一艘导弹炮艇的舰长，他回忆那段经历，表示有些船民对获得这些人道供应品心存感激，将命运托付给下一程；有一些船民就不那么友善，他们甚至对他咆哮：有一天你一定会有麻烦，到时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再见！

退休军人 John Morrice上校是当时第二步兵旅（2 SIB）的指挥官，他回忆当时的局面，曾经因为不接受难民登陆而前后三次被投掷炸弹，幸亏炸弹都掉进海里。他认为新加坡武装部队最值得自豪的是在面对这种类似小规模战争的场面下，军人的枪杆还是没有发过一颗子弹，只是坚守立场，做好该做的人道援助后，把难民送回公海。

跟我一起打太极的郭进保当时是第四步兵营（4 SIR）的一名国民服役军人，4 SIR就在勿洛码头附近。他说当时他们就这样在军舰上荷着枪对着难民。难民还分等级，有钱的坐甲板室，没钱的挤船舱。那些女船民受不了小船在海上漂流的生活，一心想要上岸，她们甚至对阿兵哥苦苦哀求，说愿意用她们的肉体来换取自由。

（2014年1月28日增添）国家博物馆中文义务导览员黎上增当时是一名陆军军官，他致函说：

“在国防部时做了很多 ‘dirty works’， 包括1975年接济‘投奔怒海’的越南难民的事。当时讯息不清，我们只是接到紧急采购清单，需要一批日常必需品，24小时内送到勿洛码头。当时真是满头雾水，只好照办，见清单上尽是女用卫生巾、奶粉、奶瓶、药物等，我们也可以猜到它的用途了。

送货到勿洛码头，只见我们的同事们满头大汗搭起帐篷，建立货仓，然后送货到海军舰艇上由海军兵哥们接收使用。当时是讯息封锁的，我们也没有得到什么消息，故事都是事后听来的。”

对于船民对东南亚和香港所造成的严重社会负担，越南总理范文同（Pham Van Dong）在1978年访问新加坡后，一拖就是十年，直至1988年才跟各国商讨应对方针。

至于新加坡政府的做法，社会上有好些不同的看法。整体而言，以1970年代的眼光来衡量，新加坡在独立十年后国内还面对着许多自身的住屋、教育、通货膨胀等问题，这个汪洋中的小国已经竭尽所能，表现出它的大气，是一段很值得引以为豪的史迹。

网民说些什么？

博客网站与脸书如 A forgotten past， Long road to America，Crazy Kim，Singapore refugee camp 1975-1996，Vietnamese boat people refugee camps 等对那段不太久远的历史都有详细的记载。

前军人Jo：当时我在新加坡海军服役，那些船民在抵达我们的海岸前已经被拦截，我们给他们食物和食水，然后将他们的小船拖到公海，让大海决定他们的命运。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很不应当的，这些小船绝对不适合航行，多数会在海中翻覆，只有少数的幸运儿可以抵达澳洲。我们将他们推回公海，多少人会死去，没有人知道。这就好像给他们判了死刑，只有微小的生存的机会。我们可以不可以更加人道些，给他们一个屋檐，直到另一个国家决定收容他们为止？如果你是船上的一分子，你的生命似乎一无所值，你会有什么感受？这段伤感的历史不会出现在教科书上，也不会在公共场合提起。

前义工Alfie Cheah： 我前后跟约一千个难民家庭在樟宜第一机场合照说再见，他们乘机到美国、北欧、欧洲、澳洲、纽西兰等地。这些人住在25 Hawkins Road难民营，我是其中一个义工，务必使到他们以微笑过着每一天，直到离开樟宜机场。 我不能忘记5岁至21岁的孩子和60多岁的老人家。他们走入候机室前说：“Alfie叔叔，我要去某某国家了，但是我的心永远留在越南。”….我答应小孩子要帮他们建一个游乐场，为了筹款，我一路骑脚车到槟城，以为筹得的两百块已经足够了，结果什么都买不成。后来加拿大大使馆捐了两万元，我记得驻扎在三巴旺军营的新加坡海军动手建了那个游乐场。…Hawkins Road难民营虽然没有滥用权力的事件，但发生过性侵犯。…现在我还会回到樟宜第一机场，为那些难民祈祷祝福。

Kaori Ishii：我先到印尼Galang难民营，然后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飞到美国。相比起来，新加坡是最人道的，2005年我还回到新加坡来看看。新加坡是个小地方，在当年要新加坡来应付难民问题是件很棘手的事。新加坡和它的人民对我们做过的事我们非常感激，我会在多年以后回到新加坡来走一趟就是这个原因。

Meredith Kennedy ：我直接参与Hawkins Road的工作直到1981年6月。第一批入住的难民亲手放火烧毁他们的船，这样一来新加坡就无法将他们拖回公海了。他们逗留了将近一年。我和另外两个美国人负责教导英文，后来我成为难民营的教育总长。我觉得新加坡人都很热心，他们送来课本、衣服和其他日用品。难民也可以到附近的商店买食物，受到医疗照顾。政府十分支持我们，考虑到这是个小国却必须接济这么多的难民，有些时候多过150人，有一次一艘法国医疗船送了整千人进来。Hawkins Road的教育与培训成为德国、澳洲等国采用的模式。我认为新加坡应该为他们的海军感到自豪，因为他们不像周边国家的军人那样，动用武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难民。新加坡已经尽力接收它所能够容纳的难民直至他们被其他国家收容。直至今天我还跟许多前难民联络，他们对居住在Hawkins Road的日子除了好话之外没有别的不满。

Hoa Van Tran：1980年6月10日至8月14日之间，我还是个住在Hawkins Road的小男孩，我对那个地方有美好的回忆。我记得在难民营旁边有间医院，有时候我也可以到附近的商店。我永远记得当时有几个印度人走过营地，还丢了一些美金进来，我捡起第一张美钞时感到非常兴奋。我非常感激新加坡人的热情，尤其是那几位新加坡的印度同胞。

Kimmy Le在1986年离开越南，在海上被救起，送到Hawkins Road难民营。她说在难民营内学语言是很享受的事，每天早上都学荷兰语和英语，在抵达荷兰时已经掌握好这些语言了。1996年，Kimmy Le 从加拿大回归越南，开了Crazy Kim Bar，赚到的钱用来办学校，免费教导在街头流荡的孩子学习英文。今天，当年的孩子已经长大，有些已经组织家庭，掀开了人生的另一页篇章。

Sonny Le在湄公河三角洲成长，十六岁那年通过父亲的安排，独自跟其他303人一同乘船逃离越南，被越南巡逻艇追击。经过一夜开足马力的逃亡，第二天早上发现船体已经被击穿，引擎也因为过度操作而损坏了。在海上漂流六天后被由新加坡开往香港的油槽船 George F Getty II救起，当时已经有一个小孩和两个大人死去。意大利船长决定调转船头回新加坡，两天后抵达Hawkins Road 难民营。那是1980年5月20日。新加坡的夜景和海岸线原来那么迷人，市容原来那么整洁，还有那么多华人，彼此还可以沟通。一年半后，Sonny Le飞抵三藩市，目前在一家非营利组织当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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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杯不醉—Tiger Beer

What's the time now? It's Tiger's time（现在是老虎时间）

每当农历新年，Tiger Beer （虎牌啤酒）的广告总是越打越响。虎福临门，虎杯常满，如虎添翼，虎虎生威！在超级市场逛了一圈，但见马年未到，虎牌啤酒已经马不停蹄的袋袋平安！

生产Tiger Beer的亚太酿酒厂（Asia Pacific Breweries，APB）曾经成为荷兰酿酒厂Heineken（喜力）与泰国大亨苏旭明（Charoen Sirivadhanabhakdi）争相并购的对象。终极之战在2012年9月结束，Heineken以56亿新元收购APB，保住亚太市场的占有率。在这场啤酒争夺战中，有人担心Tiger Beer的品牌是否从今以后寿终正寝，毕竟在市场社会，样样商品都可以出售，只有利益，没有立场，没什么传统观念、道德价值与感情考量。

（Tiger Beer）

亚太酿酒厂所生产的啤酒除了 Tiger Beer 和 Heineken 之外，还有其他著名品牌如 Anchor、 Baron、Bintang Beer、Archipelago 以及 ABC 黑啤酒等。

Tiger Beer 属于狮城老字号，创与1932年，已经迈入82个年头，打造着一个属于新加坡人的集体记忆。当年晚上路经亚历山大路，酿酒厂外打着大大的 Anchor Beer 的广告牌，徐风伴着酒花扑鼻而来，酒不醉人人自醉。1980年代初，酿酒厂搬到大士（Tuas），自此亚历山大路多添了人气，却少了那股迷人的酒香。

（Tiger Beer的流动广告。NAS c.1960）

大肚能容蓄水池

当今世上嗜好杯中物的人口不少，单单啤酒，一年就喝上了一亿四千八百万立方米 （148 million m³），148一世发，看来只要在啤酒世界里分一杯羹，一辈子都不用为柴米油盐发愁了。

新加坡四大传统蓄水池（实里达，贝雅士，麦里芝，勿洛）总容量七千一百万立方米（71 million m³），世人一年内喝下的啤酒，可以分两轮注满四大蓄水池。新加坡人每天用水量一百二十万立方米（1.2 million m³），如果啤酒可以当水，世人一年内喝下的啤酒，足以让新加坡人用上四个月！

既然啤酒这么受世人欢迎，足以酿造成一股啤酒文化，那么谁是当今的啤酒王国呢？

啤酒王国龙虎榜： 1 中国，2 美国，3 俄罗斯，4 巴西，5 德国，6 墨西哥，7 日本，8 英国，9 西班牙，10 波兰

谁又是世界上的老牌啤酒王国，最早发明人工酿造啤酒呢？

老牌啤酒王国

考古学家估计公元前6000年左右巴比伦人已经掌握酿酒术，他们的啤酒制作法主要记载在黏土板雕刻上。公元前4000年苏美尔人已开始使用大麦、小麦和蜂蜜制作各式各样的啤酒，公元前3000年使用苦味剂，为啤酒添加崭新的口感。

（6000 年前用来盛酒的容器）

在古埃及，相传生命女神伊希斯（Isis）是啤酒创造神。大约5000年前起，大麦制成的啤酒已成为埃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晚上太阳在西方“入地”（埃及人的信仰），夜凉如水，人们聚集在啤酒屋借酒怡情，其乐融融。相比之下，华夏历史上下五千年，当年埃及喝酒跳舞日，正是中华人民启步时。

（生命女神 - 伊西斯Isis 也是啤酒创造神）

对古埃及人而言，啤酒也是一种祭品。古埃及人为死者准备的祭祀品，除了牛肉，家禽和面包等食物外，少不了啤酒，让死者在往生世界好好享用。法老美尼斯二世（Rameses II，约公元前1200年）规定每年以10万升啤酒作为神的常规祭品，还委任高级官员监督国产啤酒的产量与品质呢！

关于古埃及啤酒酿制秘方，古埃及的《亡灵书》中提到“啤酒是用大麦酿制而成”，埃及壁画上也详细地描述了酿造啤酒的过程。

古埃及啤酒的生产四部曲如下：  1. 将水浸泡过的大麦堆积在石板上。大麦发芽后，把麦芽晒干或烘干。  2. 把干麦芽捣成粉末，放入木桶中，加适量温水，人在木桶中将麦芽粉踩踏成面团。  3. 面团与空气中的酵母菌接触，发酵膨胀后，捏成面包状烘烤，使淀粉胶结、蛋白质凝固。然后再捣碎，掺入热水过滤，得到麦芽汁。  4. 将麦芽汁倒入酒瓮中重新发酵，两天后便酿造成埃及啤酒。

（埃及金字塔的壁画上已经有啤酒屋和喝啤酒的记载）

凯撒与德国对啤酒文化的贡献

埃及啤酒的魅力，曾经成全了一对英雄美人。公元前48年，埃及托勒密王朝（Ptolemaic dynasty）跟其他朝代一样，发生王位之争，罗马统治者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亲自率领大军来到埃及亚历山大城进行干预。当时恰逢庙会，为表示罗马帝国统帅对埃及民俗的尊重，凯撒亲自参加了庙会，买了啤酒当凉茶，犒赏三军。凯撒和士兵们都被这妙不可言的饮料深深吸引住。

凯撒在埃及驻扎军队，认识了埃及公主克娄巴特拉（Cleopatra VII）。克娄巴特拉聪慧过人，令凯撒神魂颠倒，沉迷于酒色中；而克娄巴特拉则借助凯撒的力量，当上了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就是著名的“埃及妖后”。她在另一场政权之争中败北，以眼镜蛇了却传奇的一生。

凯撒在埃及住了半年后班师回朝，把啤酒文化带回欧洲，酿造啤酒的技术辗转传入德国。公元19世纪发明蒸汽机后，啤酒生产逐步机械化，德国的技术人员分布到欧洲各地，接着将啤酒工艺传播到全世界。

（“埃及妖后”克娄巴特拉（Cleopatra VII）与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图片来源：Granger Collection, New York）

咖啡店大叔与啤酒女郎

Tiger Beer 虽然属于荷兰口味，但生产技术出自德国，万万没想到它的源头竟然和古埃及息息相关。古埃及啤酒借着侵略者的野心而获得永生，Tiger Beer则和其他欧洲啤酒一样，原来出自同一个祖宗。

从前的咖啡店主要销售Anchor Beer，Anchor Beer 同样是APB生产了80余年的新加坡品牌，德国啤酒口味。当时咖啡店有超大的四门雪柜，很多酒客都是自己动手开门拿酒喝，酒过三巡后，话题就跟着来了，咖啡店里评述中美苏三分天下，活像两千年前魏蜀吴三国演义的再生版。如今Tiger Beer深入民间，几乎垄断本地的咖啡店市场。在咖啡店的酒客或三五成群，或独自喝闷酒，以上了年纪的“老uncle”居多。

（从前的咖啡店有大雪柜，顾客自己动手。NAS 1978）

（APB的两大本地品牌：Tiger Beer 和 Anchor Beer）

咖啡店为了争取顾客，各出法宝，但最吸睛，因此也最吸金的莫过于啤酒妹。现在多数咖啡店通过啤酒嫂来促销，少数肯多下一点本钱的咖啡店则以啤酒妹来取代。啤酒妹年轻貌美，只要穿得短一些放一些，嘴头甜一些爹一些，大叔自然醉翁之意不在酒，酒樽排满一座。

啤酒妹有本地人、大马人、中国人等，她们并不单只是懂得开瓶倒酒，当中好些还是在籍大学生，趁着课余空档时间做兼职赚外快。至于上了年纪的大叔，在咖啡店坐落一个夜晚，他们当中有些手头没多少零钱，但一有钱就拿来买醉，酒醒后又满腹怨言，等待有心人走入他们落寞的内心世界。

对比了遗留下来的古埃及壁画，不论是六千年前的古文明或是21世纪的都市风情画，都少不了啤酒女郎，酒色天香似乎是跨国跨世纪的常态。

节庆少不了啤酒似乎也是新加坡社会的常态。预祝大家甲午马年笑口常在，啤酒罐一开，好事自然来。

相关链接
Tiger Beer
带你入荷兰
从前的咖啡店
叩问永生-古埃及探秘之享用不尽

阿姑与南洋姐Ah Gu and Karayuki-san：逼近死亡（4 of 4）

当年从日本九州来做妓女的南洋姐会结伴拍照，寄回家乡报平安。照片中人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嘴角含笑，大概是说自己生活得很好，家乡的亲人无需挂念。也有些明信片以日本女子为题材，打扮成艺伎的模样，可能以此来吸引更多日本女子离乡背井，到被形容为“新金山” （shinkinzan）的新加坡来吸金。在有意无意间，岛国的土地上已经留下她们年轻的芊芊倩影，黑白间证实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史迹。相比之下，广东阿姑的照片就少得多，在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看到一张可能是1900年代一名红牌阿姑的照片，穿着清朝的服装，就连布景也很中国式的。

（有些日本南洋姐打扮成艺伎模样，照片制成明信片。NAS c.1903）

（鲜有的广东阿姑的照片，穿着清朝的服装，就连布景也很中国式的。NAS c.1900s）

新加坡实龙岗中心附近有一个日本人墓地公园，墓地公园其实就是坟场，套句作家余秋雨的话：“这里真安静”，没有坟场的摄人的气氛，更像座邻里公园。1888年，新加坡的日本妓院老板二木多贺治郎拨出七公顷橡胶园作为日本墓地，埋葬那些年纪轻轻就客死异乡的南洋姐。

坟墓会说话，多年以后在这一个宁静地躲在市区外围一角，私人住宅包围着的毫不显眼的墓园里，墓群告诉我们一个围绕着19与20世纪的民族与历史的课题。他们之所以长埋在新加坡，不是因为某一个人，而是牵涉到整个社会，整个大时代的脉络。

（日本人墓地公园内南洋姐的墓碑，写着住在马来街（Malay Street），今天的Bugis Junction商场内。）

照片中的风光是瞬间的。走上不归路的广东阿姑和日本南洋姐有相似的出身，也有相似的下场。以那些终身无法改变命运的落难者而言，那些年纪偏大却又身无分文的妓女最要命的是感染上传染病如性病、肺痨、伤寒，甚至因卫生问题而引起的肠胃疾病等，她们连在市区边缘的后巷如Sheik Madersah Lane卖淫的机会都没有，就因疾病而走上死亡之路。虽然她们生前曾经挣过不少钱，但开销也很大，除了还钱赎回那张卖身契、寄钱回家乡让亲人有好日子过之外，许多人都是过一天算一天，有余钱就拿来打扮、喝酒、抽鸦片，没有什么积蓄。

一些上了年纪却贫困交迫的阿姑只能租个一块木板架起的床位，在那个阴暗的角落跟冷酷粗暴的嫖客进行性交易，赚取微薄的收入。1918年，这类床位以八小时计算，收费八毛钱。负担不起的时候，她们就在草场边榕树下，或者在珍珠巴刹的地板上卷缩着过一夜。当时有些善心人士在殡仪馆设立床位如“福寿养病所”，让她们度过生命的最后一刻，死后由殡仪馆负责收尸殓葬。

（沙莪巷Sago Lane的福寿养病所，死后由隔壁的福寿殡仪馆负责安葬。NAS 1951）

19世纪末的新加坡死亡率很高，每一千人中有33至44人死亡，当中平均有5人是因肠胃腹泻而死亡；另一个主要杀手是肺痨，在人口稠密的风月场所，肺痨以人传人的方式传开来，死亡率比其他地区更甚。

泻肚子也会死人在21世纪的新加坡可能叫人不可思议，回望百年前的新加坡确实如此，别的不提，单是自来水就已经供不应求，不像现在扭开水龙头便源源不绝。20世纪初的新加坡有约五十万人，基础设施追不上增长迅速的城市人口，加上多了一大群来自中国农村的苦力和妓女，使到卫生问题百孔疮生。除了没有足够的自来水供应之外，殖民地政府也不愿意花钱在贫民窟建立现代化的污水系统，妓院一间紧挨着一间，污水与尿液沿着开放式的小沟渠从屋后流到屋前，再流进妓院前共用的沟渠。平民区的粪便还是排在粪桶里，每个星期由挑粪工人来清理。殖民地政府对基本卫生处理的严重不足，是病人因肠道和腹泻而死亡的主因。

（明信片上的风光是很短暂的，能够还乡的女子少之又少。NAS c.1900s）

（以前新加坡没有抽水马桶，靠得就是粪桶和挑粪夫来维持排泄与卫生）

另一个叫人闻之丧胆的病因是梅毒。1880年代，医生发觉阿姑和南洋姐并不了解性病的危险性，在感染梅毒初期，她们只是觉得下体有些许痕痒，但并不以为意。新加坡的卫生官员Dr Ellis 在1891年的常年医学报告指出因性病引起的并发症是妓女入住精神病院的主因，其次是酗酒和精神错乱，值得注意的是因性病所引起的脑神经错乱越来越普遍。1893年，Dr Ellis发觉妓女生下的孩子竟然患上严重的先天性病状。 1898年，德国籍医生Dr Wispauer在九间妓院为南洋姐做每月的例常体检时发觉梅毒的严重性，妓女和她们的孩子都因梅毒而死亡，而当时医学界对梅毒这种菌体还很陌生，也没有应对的药方。

我们现在认识到妇女怀孕时一旦感染梅毒，可能会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引起先天性梅毒。1905年德国的霍夫曼（Erich Hoffmann）和谢文定（Fritz Schaudinn）发现梅毒这种柔软纤细的螺旋体病菌（Treponema pallidum），梅毒病菌通过皮肤或者黏膜破损的地方侵入人体。梅毒潜伏期10天至90天，一般上约三个星期，潜伏期间没有临床症状，只能靠梅毒血清来检验。潜伏期过后，病菌会很快地散发到全身，分解人体的细胞组织，除了看得到的皮肤出现溃疡外，看不到的是所有人体器官几乎无一幸免。

1910年，德国化学家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用上万只兔子实验，发明了洒尔佛散（Salvarsan）这种梅毒特效药，开创了化学治疗的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盘尼西林（Penicillin）被证实能够更有效地治疗梅毒，盘尼西林这种抗生素的其他医疗用途同时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医疗史。

在精神病院，后期梅毒引起的脑破坏是妓女死亡的主因，不过当时医疗人员对梅毒的认知还很缺乏，所以记载的死因往往为躁狂症和痴呆症。

根据精神病院的常年报告，这些被后期梅毒缠身的妓女由于没有疗方，只好被反锁在隔离的房间里等死，有些病人甚至连衣服都没有，躺在肮脏的木质地板上度过已经没有尊严的余生。

在道德范畴上，阿姑和南洋姐被视为传播梅毒的害人精，受到社会的谴责。大坡与小坡是昔日的烟花柳巷繁华地，脂粉味汗酸味中有百年前的沧桑，物换星移后故事并没有结束，花街柳巷依旧在，只是离市区越来越远，昔日的烟花女已经换了新颜。

阅读了对海外妓女的研究报告，多数偏重于妓女们悲惨的境遇，目的是要杜绝社会的卖淫现象，所以并没有对她们作为人的价值进行深一层的探讨。研究日本女性的纪实作家山崎朋子说得好：“在报告当中必然要展示卖身生活的悲惨，报告者也势必要同情这些妓女。可是以海外妓女为先例的多种多样的日本妓女当中，在被迫卖身的同一条件下，既有绝望而自甘堕落的人，也有见识了底层社会种种丑恶之后人格越发高洁、老练，在思想上人生哲学上到达一定深度的人。而这，是以往的妓女研究所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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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姑与南洋姐Ah Gu and Karayuki-san: 琵琶仔（3 of 4）

1992年，陈鸣鸾在口述历史中心访问了年轻时当过琵琶仔，当时已经70岁的何桂棉，20年后，由周雁冰整理，发表在2012年4月8日的联合早报上，是当年的阿姑和琵琶仔的生活写照，也印证了James Warren所查阅的档案记录。

（牛车水沙莪街是华人妓院的大本营，人力车夫在妓院门口等着生意上门。NAS c.1910）

（牛车水丁加奴街Trenggaru Street有日本与华人妓院。NAS c.1914）

以何桂棉（艺名月小燕）的个案为例，她在广东顺德出生，6岁时被卖到有钱人家，却遭受到养母一家人虐待。日战时跟着养母等人先后逃难到四川、广州、香港，18岁时（1940年）转卖给龟婆，带到新加坡当“琵琶仔”，本来说好接客三年后就可以赎身，但因为日战结束后英殖民地政府不承认香蕉票，何桂棉必须多做两年，前后五年才回复自由身。

1940 年代何桂棉是新加坡牛车水德霖街（Teck Lim Road）当红的“皇后”，男人多、酒局多、慈善也做得多；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酒局一台接一台，住在德霖街琵琶馆的10号头房。德霖街在牛车水恭锡街（Keong Saik Road）和水车街（Kreta Ayer Road）之间，以前英国殖民地政府建立的“皇家楼”在翻新后保留为古迹。

（牛车水德霖街今昔，“皇家楼”在翻新后保留为古迹。2013）

何桂棉称龟婆为阿姨，阿姨是广东番禺人，没有嫁人，手下有十多个会弹琵琶的琵琶仔。身为琵琶仔，生活都围绕在酒局和客人身上，晚上赴酒局到半夜，通常酒局设在客人住的地方，偶尔在酒楼和舞厅，有时候在公馆。公馆是男人打牌、消磨时间、吃鸦片的地方。何桂棉每个月至少帮阿姨赚两三千块，但自己一分钱也拿不到。当时也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想法，只觉得已经答应做满合约赎身，自己就应该尽责任帮阿姨赚钱。

何桂棉身为红牌阿姑，酒局也是最旺的，每晚穿着长衫（旗袍）和高跟鞋，打扮得漂漂亮亮，跑十多二十台。应付酒局就是坐在那里陪客人，客人打麻将，琵琶仔就在后面看，有时也坐在客人的膝盖上打情骂俏、唱唱歌、点香烟、递手巾等。

 　　

那个时候，酒局的收费一般是五到十元，过夜则是五十元，慷慨的客人甚至打赏一两百元。相对之下，当时一般的打工仔月薪只有六七元。

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来何桂棉的房间过夜，做红牌的好处就是可以挑客人，接的都是大老板，而且一个晚上只接一个。虽然如此，碰到凶恶的顾客，尤其是政府人时，就只好明哲保身，将就一下了。新加坡日战时期，何桂棉几乎被捉去当军妓，也曾被日本军殴打，庆幸能够死里逃生。

自阶级社会以来，美丽对女性而言是最有效的武器，因此有许多漂亮的衣服可以说是女人梦寐以求的。琵琶仔也一样，必须花钱打扮，才能够配合身份。何桂棉喜欢穿黑色蕾丝旗袍，配上鞋跟很高很幼的黑色高跟鞋。年轻时皮肤白皙，穿上黑色长衫高跟鞋，可以想象有多迷人！那个时候的旗袍都由固定的上海和广东师傅量身定做，大马路（桥南路）余仁生对面的张富记是何桂棉爱光顾的旗袍店。每天早上，何桂棉还坐人力车到丹戎巴葛的“怡莲”美发店去梳头，偶尔到Robinson Road的洋人美发店去“高贵一下”。

何桂棉做善事也同样不落人后，像广惠肇留医院、华南水灾、盂兰胜会等，琵琶仔阿姑都会齐齐出动，游说客人多捐款。当时何桂棉还和结拜姐妹歌伶卿卿，成立了一个叫做“菊芳”的组织。两个人做正副主席，连同三百多个姐妹，沿家挨户去卖纸花，筹款做善事。

（民间资助的广惠肇留医院。2011）

（舞女们为筹建南洋大学筹款。图片来源：南洋大学历史图片集）

何桂棉在26岁那年已经是自由身，存了点钱，也开始觉得自己老了，万一以后像其他老残的阿姑那样不再受欢迎，心里肯定会很难过的，于是决定从良，找个好男人嫁人，当时连嫁妆都是自己准备的，花了两千块钱在大世界詠春园摆酒，当晚连绵大雨，丈夫还以此为借口，没有出席自己的喜宴。

阿姨叫何桂棉把钱拿来买屋子养老，但别被丈夫知道，怕他会随意挥霍。阿姨说钱花光了，老年时会很凄凉的。果然，后来丈夫生意失败了，欠了一屁股债，何桂棉出面替他还债。丈夫遇上车祸，健康走下坡，意志消沉，流连赌场，欠下另一屁股赌债，她才让丈夫知道有屋业的事。那时大家都老了，何桂棉把房子首饰变卖，大家有得吃、有得用。这段婚姻维系了42年，直到丈夫去世为止。

（大世界咏春园是早年结婚摆酒的“胜地”）

整体来说，何桂棉能够脱离烟花巷的生活，找到男人陪伴一生，还有自己存下的一笔钱度过晚年，是一个幸运的例子。更多时候，一个妓女能够赚钱的只有十多岁到二十多岁那短短十年的青春期，二十多岁后就逐渐迈入残花败柳的阶段，如果不懂得好好利用这最青春的十年好好规划，以后的日子就会很难过。

女人肉体的美丽不过是一场梦而已，年龄和白发对于阿姑和南洋姐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严酷的现实。脸上长出皱纹，乳房开始下垂，大腿和肚子越来越肥胖等生理上的变化，使她们失去谋生的魅力，人客花钱买春，转移目标吃嫩草，对曾经风光过的烟花女子的心理是很痛苦的事。

那些没法摆脱卖淫的生活的“老”妓女， 只能继续为龟公龟婆做事，窝在低级妓院，在简陋跼促的屋子里重复着长年累月的工作，当她们无法赚取足够的收入时，就被卖到柔佛或马来联邦，在几个铜钱的交易下生活。至于那些患上传染病和性病的流莺，就只好自己走入不受警察与华民护卫司管制的烟花巷。

（位于今天的Bugis Junction的马来街（Malay Street）是日本娼寮街。NAS c.1914）

Sheik Madersah Lane离市区较远，是小坡Ophir Road与Bali Lane之间一条不受管制的小巷，这里靠近海边（Beach Road），住着来自晋江及其他地区的船工苦力，是低级妓女的收入来源。因为有流莺出没，也成为男人打抢殴斗、谋财害命、私会党瓜分地盘的罪恶之地，Sheik Madersah Lane见证的是低下层人民讨生活的困境，以及在潦倒中逼近死亡的阿姑与南洋姐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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