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曾经想过，我的童年记忆自那一趟从怡保南下新加坡的夜间火车开始。那时妹妹、弟弟还未出世，爸爸妈妈带着分别为五岁、四岁、三岁的姐姐、哥哥及我，就这样全家从怡保一路坐火车南移到新加坡。
与其说，我记得的是那班夜行列车，不如说，隐约浮现在脑中的是自己在火车上一路哭泣的画面。那段记忆就如拼贴出来的蒙太奇画面，偶尔在脑中闪现。
我也曾经想过，对于当年那个三四岁的小女孩来说，全家坐上南下火车之际，之所以不停哭泣，兴许是突然远离熟悉的生活与玩伴。
由于祖父母过世早，在怡保的时候，我们一家与外公、外婆及舅舅全家同住，突然就离开了热闹哄哄的大家庭生活，即便那年仅有三岁，甚至更小，也会不舍吧。但那么伤心，是否也在童稚的岁月里有所感知，从此告别怡保这块出生之地？
我也曾问妈妈，我们家当年为何要迁离怡保南下？妈妈对回忆过往没多大兴趣，仿佛在敷衍我，只淡淡地说了句：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从联邦跑到新加坡来的。
可我一直困惑，为何爸爸一直到去世都没有申请为新加坡公民，也许，年少即自福建下南洋讨生活的父亲，他心中认同的家国，不在彼也不在此，不在新加坡，也不在马来西亚，一直是他心中那一片永远的故里。
2. 也不知为什么，我们在新加坡的第一个家是在岛屿东部，一个叫做峇踏（Batak）的马来村落。这些年来，虽然心中总有个疑问：Batak，在马来语里究竟是什么意思？但似乎总是想想即忘，没真正放在心上。一直到最近，一天早上，突然想要打个电话请教马来文学翻译家妙华大姐，这才知道，“Batak”大多指分布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北部的巴塔克人。那么，峇踏，是不是过去巴塔克人从印尼移居到新加坡的落脚处？或那曾是巴塔克人聚居的地方？
在峇踏，我们家周围人烟并不稠密，虽说是马来甘榜，但左邻右舍除了马来人，还有华人，其中也有福建人、潮州人和广东人。我们家对面是独门独户的潮州人家，他们家院子大，种了红毛榴梿、红毛丹等果树，还养了几头灰褐色羽毛的家鹅。那些看起来呆头呆脑的大鹅，却一只只盛气凌人，有事没事，看到人就伸长脖子，扑打着翅膀追着人咬，俨然村中恶霸。
对面邻居有时将家鹅关在自家院子里，有时让它们走出院子横行霸道。大鹅在路上招摇的时候，我们就躲得远远的，大人们都说，鹅喙锐利，被咬一口肯定痛死了。可我从小不明白，凭什么鹅见人就咬？年岁渐长，想起甘榜里那几只追逐行人的家鹅，不禁要想：大鹅如此凶猛，是没有安全感，害怕自家地盘被侵占，所以先发制人？又或，本性就好攻击，逢人就想欺负？
离我家不太远，有一家步行约20分钟可抵达的中央戏院，小时候喜欢的电影《江山美人》就是在那里看的。夜里天气好的时候，妈妈还会带我们到戏院附近的pasar
malam（夜市）闲逛。到了夜市，我们总是大有收获，小时候家里的连环图书如《西游记》等等大多是在夜市里的书摊买的。
这辈子读的第一所学校新生学校也在峇踏一带的马来甘榜里。记忆中，学校前后左右摇曳着椰树与果树，附近还有马来人家的浮脚木屋。校舍建在微微高起的半山坡上，我们每天就在山坡上上下下。
我曾请教本地文史研究者李国梁，新生学校究竟是在如今什么地方。国梁果然不负所托，他后来告诉我，是在惹兰友诺士一带。换言之，过去所说“峇踏”，也即目前车如流水的惹兰友诺士一带。岁月改变了地貌，也改变了人文景观，当年那椰树环绕着校舍的画面已然远去，峇踏，已无迹可寻。
回想起来，1960年代初期，那还是个华文教育昌盛的年代，不但马来甘榜里有华校，学校里甚至还有马来同学，当时也不知这些马来同学来自哪个年级，哪一班，不知什么原因，被父母送来华校就读。
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看到政治人物也是在新生学校上学的时候。小学三年级那一年，当时初任总理的李光耀到了我们学校，为平静朴素的甘榜小学掀起了不小的涟漪。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1963年年底，新加坡举行立法议会大选，也就在那一年，李光耀开始了他一连串的下乡访问，位于马来甘榜的新生学校应该也是他在大选前探访民情、拉选票的行程之一。
我对于建国总理那次的下乡访问没太多记忆，只记得那一天，学校突然就气氛热烈起来，迎接总理的时候，每人拿着一面小邦旗，站在学校门口的大路边，兴高采烈地列队欢迎。
比我年长两岁的姐姐记得比我多，有一回不知为何谈起童年往事，姐姐无意间说了句：当时看李光耀觉得他很高。我没搭腔，因为这不在我的记忆画面里，或当时根本不在意什么大人物到访，心思都被学校那异乎日常的欢腾感染，那是好玩的成分多过一切。朴实的年代里，小孩的快乐也是简单纯粹的。
但我与新生学校的缘分仅有一半。1964年7月，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场突然爆发的种族骚乱，突然间破坏了峇踏村民原本和谐共处的氛围，也间接影响了我的童年生活。
骚乱的时候，全岛戒严，街上不时有军警巡逻，气氛十分紧张。可我印象最深的是，半夜里常被来势汹汹的马来鼓声惊醒，那鼓声，听来急促，听了教人不安，当时也问过爸妈，半夜里为何有鼓声？却总是没有答案。但有一回，妈妈在院子里与隔邻的阿姨交头接耳，我听到邻家阿姨说了，马来鼓声响起，象征他们在召集人马。
夜半鼓声带来的紧张气氛持续了好些天，爸妈越来越感焦虑。那天，我们一家子终于仓惶离开了南下新加坡后生活了六年的马来甘榜。当时妹妹已出世，父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先是寄居在父亲的多年好友周叔叔家里，两个月后，搬到华人聚居的大成巷。
而我们家，就此告别了那个叫“峇踏”，目前已不复存在的马来甘榜。回想起来，在我的童年记忆里，这夜半鼓声就好比那南下的列车，是童稚岁月的某种标记，也是那个年代，某个时间点的印记。
3. 因为骚乱与搬家，小学四年级还没念完，懵懵懂懂间被逼离开了新生学校，转校到坐落在大成巷尽头的凤山学校。对于自己如何适应新学校与新生活，其实我已记不得了。虽然同样都是华文小校，可因为坐落点的关系，凤山学校和新生学校在氛围与环境上相差太大。和新生学校蕉风椰雨式的甘榜风情不同，凤山学校是一所典型的华人乡村学校，紧挨着学校的是座华人老庙凤山宫九皇爷庙，至今也仍记得，庙宇附近还有一棵气根盘错的老榕树。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早在1920年代，凤山学校就是由九皇爷庙创办的，学校最初还是从私塾开始，一度靠信众的香油钱办学。
九皇爷信徒众多，每年农历九月的九皇诞是凤山宫一年一度的大事，在凤山学校的日子，我对九皇诞庆典从陌生到熟悉，到了后来，甚至期待每年庆典带来的热闹欢腾。
九皇诞庆典期间，庙里香火特别鼎盛，周围都立起黄旗、黄布条。庙里出入的信众，身着白衣白裤，腰缠黄布条，我也常看到一些同学，手上系着据说可保平安的黄色布绳。
九皇诞期间，大成巷村人大多连续茹素九天或三天，大人们说，那是吃“九皇斋”。庆典从农历八月最后一天的迎銮开始，然后在庙前连续演上十个晚上的酬神大戏，一直到送九皇爷回銮。
九月初九，九皇爷回銮的晚上，八九点左右，送驾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自九皇爷庙出发，銮轿、花车、鼓乐、龙狮队，一路锣鼓喧天，沿着大成巷，往巴耶利峇上段的方向游行，一路送九皇爷往东海岸海边，完成送神出海的仪式。九皇爷銮轿由几个白衣大汉抬着，一路前行一路晃动，村里人纷纷在门前摆上香案和供品，当銮轿经过自家门前的时候，点上一束清香膜拜。
从小耳闻目睹声势浩大的游神赛会，感受到民间对九皇大帝的信仰和崇拜。就像那盛大而隆重的九皇爷庆典，年复一年，年年锲而不舍。后来渐渐知道，九皇爷信仰不只存在大成巷，在本地不同地方都可找到九皇爷庙，它甚至不只是新加坡的民间信仰。九皇爷，它还是马来西亚、泰国敬畏的神明。信徒们相信，九皇大帝能保佑家国风调雨顺，只要诚心礼拜就会得福消灾。
一直好奇于九皇爷的身份和起源，年岁增长，断断续续读了一些关于九皇大帝的资料，那些众说纷纭的民间传说，经过不同方式的传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无以判断，也无需判断。有些传说将九皇爷与洪门会、天地会连在一起，说九皇爷是九位反清复明义士，甚至有的说九皇爷指的是乾隆年间天地会创始人万云龙和他的儿子、结义兄弟等等。也听说过，九皇大帝是道教信仰中的星神，是北斗七星星君：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加上左辅、右弼两星君的合称。
读九皇爷资料，并非想做研究，纯属好奇，对我而言，九皇爷的历史和来源其实并不重要，我想知道的是，九皇大帝为何如此受民间崇拜？而我知道，这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号。
岁月流逝，城市变迁，童年时代就读过的两所乡村学校，一所在马来甘榜，一所在华人村落，两所学校各有特色与那个年代的象征意义，也在特定的年代里，肩负起春风化雨的使命，但终究也像全岛所有华校一样，船过水无痕，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记得，我是在凤山学校读书时，开始懂得写作、投稿，第一篇刊登在报章上的作文，还是在校长、老师们的鼓励下，投稿到《星洲日报》去。
4. 打从九岁开始，住了十余年的大成巷，一直是个有故事的地方。这些年来，大成巷的故事仿佛说也说不完，道听途说者有之，绘声绘影者有之，人们津津乐道于大成巷的私会党曾经如何猖獗，黑帮如何横行，尤其是传说中的千面大盗林万霖，枪法如何神乎其技，混迹黑道时如何神出鬼没，那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传说，在坊间口耳相传，大成巷多了几分传奇。
也许因为我们家并非世居大成，甚至可以说是大成巷的外来者，没经历过传说中大成巷黑帮猖狂的日子。我也曾经查过资料，为大成巷增添上神秘色彩的千面盗，其实家在巴耶利峇机场一带的惹兰红灯，与真实范围内的大成巷有一段距离。因为背负着黑帮与大盗之名，当年的“大成人”仿佛被贴上标签，常令人为之侧目，外地人平素无事，也不会轻易走进去。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记忆里的大成巷是个实实在在，弥漫着人间烟火、市井气息的地方。大成巷虽以“巷”之名，却不是一般的横街窄巷，它也不仅是一条街，一个聚落，而是由一路上不同小村落交汇而成，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来到大成巷的中间地段，还有一个马来甘榜，一两家由马来人经营的杂货店。我是在后来听大人们说的，1964年种族暴动的时候，大成巷里的马来人却未受影响，安然地在甘榜里与华人共处。
大成巷并非窄巷，却是条长“巷”，头尾两端，大约两三公里长，前端路口面向巴耶利峇路上段，从路口一直往前走，到了尾端则是机场路。在大成巷的时候，我每天在长巷来来去去，读凤山小学的时候，每一天，我从家里朝大成巷尾端机场路的方向，以大约20分钟的路程步行到学校。上中学之后，我每天从家里往巴耶利峇上段方向走向车站，脚程大约也是20分钟。
大成巷路口是个市集，不论白天或晚上，这个面临巴耶利峇上段的市集是整个大成巷最热闹喧嚣的地方，除了巴刹，市集两旁麇集着酒庄、米栈、杂货店、洋服店、缝纫班、理发店、书店、咖啡店、火炭店、会馆（公馆）、酱油厂、西药房、中药铺，还有个社会主义阵线开办的幼稚园。至今叫村民特别怀念的是，市集里五味杂陈的路边摊，从山瑞炖汤、羊肉汤、沙爹米粉到福建卤面、广东云吞面、潮州糜、肉骨茶、海南咖喱饭、猪肉粥等等，都是能轻易勾起味蕾记忆的老味道。
从市集往里走，除了住家，还有散布其中的家庭式工厂、手工作坊，寺庙、学校、联络所，记忆中，老字号饼家宝源、泰利饼家半个世纪前都在大成巷起家；再往里走，大成巷支路里，还有外人鲜少探秘的乡村池塘、椰林、鸡寮、猪栏、菜圃。
我当然记得，弟弟是在大成巷家中出生的。我们家在大成巷的一条岔路上，附近有三片大小不一的池塘，其中一个池塘离我们家仅数码之遥。池塘位于椰林里，每天早上，我贪走捷径，穿过椰林小路去上学，总会看到一些邻家妇女，在晨曦中，蹲在池塘边洗涤衣裳。
往椰林里向上走，离我家15分钟路程，在金泉路一带，有家名字很美的玫瑰露天戏院。爱看戏的妈妈，带着我们，在玫瑰戏院看了《刘三姐》《养鸭人家》《婉君表妹》等当年红极一时的电影，那个年代的影片，就如乡村里的露天戏院，淳朴却令人怀念。
“玫瑰”虽离我们家不远，但要到戏院去，要穿过池塘，走在凹凸不平的椰林路上，多少个夜黑风高的晚上，为了看电影，我们就这样，一脚高一脚低，穿过池塘与椰林，勇往直前，往玫瑰戏院前行。
说是城市重建的缘故，大成巷村民到了1970年代末纷纷迁出区里，长长的，曾经声名远播的大聚落，就这样一步步走进历史。现在偶尔开车到了巴耶利峇路、巴耶利峇上段与机场路交接处，看到昔日大成巷一带尽是商业大楼与工业厂房，那里有座办公大楼直接取名“ Tai
Seng”，周遭数条大路、支路也以Tai Seng命名，从其中一条“大成道”一直往前走，可直通目前也已改头换面的金泉路。可是，单凭Tai
Seng两个字，就是我们留给后世的记忆？年轻一代可知道什么是“Tai Seng”？曾经，那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而我知道，记忆中那个有华人村落，有马来甘榜，有家庭作坊，有人养猪，有人种菜，有椰林、鱼池，曾经市集喧嚣，商店、路边摊林立，充满市井生机的大成巷已荡然无存，任人凭空遐想，有意无意间，以“大成”之名编织黑帮传奇。
岁月流逝，城市变迁，童年时代就读过的两所乡村学校，一所在马来甘榜，一所在华人村落，两所学校各有特色与那个年代的象征意义，也在特定的年代里，肩负起春风化雨的使命，但终究也像全岛所有华校一样，船过水无痕，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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