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30日，巡回大使陈庆珠在“Think
Big商业领导力系列”（Think
Big Leadership Business Series 2024）论坛发表演说，指出新加坡在2011年全国大选后经历一个“民粹主义时刻”。当时选民对生活成本上涨、移民竞争等课题高度关注，迫使执政党迅速调整政策，回应社会的普遍诉求。
回顾建国总理李光耀的治理时期，他以铁腕领导国家，通过工业化和后来的金融业来解决生存和温饱的挑战。他还推行精英主义与高效清廉的行政体制，逐步提高国人的生活水平。然而，强势政府的治理方式使到民间禁声，出现政治冷漠感，并形成政府自信满满的“I
know best”态度。面对此局面，选票成为选民表达民意、让精英学会谦虚的重要渠道。
当社会“生病”时
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重温自己十多年前写的博文，当时我们都知道社会“生病”了：低收入群体的薪资追不上物价，许多老年人仍需工作谋生，与新加坡作为全球高收入国家的地位不符。同时亲移民政策吸引大量外来人才涌入，迅速成为归化公民或永久居民，导致居住环境拥挤，公共设施超负荷运作。而好些新移民建立自己的移民圈和联络工具，甚少与在地人磨合或无意磨合，社会矛盾日益加剧，进一步激发民间怨气。
面对民生问题，政府起初显得固执，漠视民意。2012年，林崇椰教授提出“工资休克疗法”（wageshock therapy）才引发舆论关注。当时政府在移民议题处于风口浪尖时推出《新加坡人口白皮书》（A
Sustainable Population for a Dynamic Singapore: Population White Paper），预计2030年人口将从530万增至690万。这一数字震惊公众，尽管事后尝试淡化，解释为策划用途，民众的不安已然显现。
民粹主义的定义与本地语境
要求政府认同和解决这些民间的切身问题是否可以称为“民粹主义”？我们先看相关定义。
民粹主义（populism）强调“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对立，往往与反建制或反政治形态挂钩。卡斯·穆德（Cas
Mudde）在《民粹主义：牛津通识读本》（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中，定义民粹主义为一种将社会分为“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两大对立群体的政治观念。
国人以选票来表达对政府不满的情绪可否归纳为民粹主义？从广义上看，选民对政府的不满或许可视为民粹主义的表现，但从严格概念来看，需符合人民与精英对立，或者反体制的核心特征。
自李光耀时代以来，新加坡已经奉行精英主义几十年，精英等于政府的代名词。若人民与精英对立，那就如同国人与政府的政治立场对立。事实上，人民并非如此，他们在不认同一些政策之余，还是心存感激的，只不过在极端情况下提出对安稳生活的诉求。因此专家所说的“民粹主义”现象，在世俗理念上应该是更接近于民生层面的关切，而非典型民粹主义的大政治概念。
新加坡式“民粹主义”的积极作用
即使姑且认同2011年大选乃“民粹主义”作祟，其带来的转变应该是正面的。首先我们必须接受多数国人都有自尊心，希望在公平的社会环境中谋生安居，而非躺平依赖接济。大选结果促使政府正视生活成本高涨问题，从国库取些钱出来舒缓大家的负担，并逐步推出一些行业的“最低工资”政策。尽管改革过程缓慢，但政府至少展现出倾听民意的姿态。 冠病疫情期间，政府甚至比民间走快几步，由财政部长王瑞杰向总统汇报，从储备金中调拨资金来援助企业与个人度过难关。
2024年2月7日，新加坡统计局《2023年住户收入主要趋势》报告显示，反映本地居民贫富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433，计入政府各项援助计划后降至0.371，这是千禧年以来最低的，也就是贫富差距较小的。虽然与经合组织（OECD）相比仍显偏高，但已是重要进步。
整体而言，只用“民粹”二字来解释过去十多年来新加坡社会的转变，似乎显得过于单元，忽略其“诉求”的真正意义。即使是接受那是“民粹主义”，这种变化无疑积极推动新加坡的民主、公正与社会进步，提醒执政者倾听民意，牢记初衷。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