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August 06, 2013

峇冬加里屠杀案中案 Batang Kali Massacre - May justice be done through heaven falls (2 of 2)

时间表

19481211-12日,英军(苏格兰卫队)进入峇冬加里的双溪乐莫橡胶园,分批杀害24名手无寸铁的村民(五批),其中12名超过50岁,还有70岁的老翁。过后英军还放火焚烧村民的宿舍。

19481213日,《海峡时报》大标题:“警察与守卫(苏格兰卫队)击毙28名土匪,紧急状态颁布以来最成功的武装行动。”

19481222日,橡胶园的老板英国商人Thomas Menzies 确认罹难者是他的员工,大部分已在橡胶园工作了十多年,行为良好,从未制造麻烦与破坏。

197021日,英国报章《人民周报》揭发峇冬加里惨案,并强力谴责冷血屠杀。

197023日,当年带领苏格兰卫队前往村庄的马来警官惹化在临终前说出真话,表示官方刻意隐瞒许多真相。

(1952年,英国报章刊登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令人发指的照片。Source: Batang Kali Massacre Booklet)

19705月至6月,伦敦警察厅为涉及屠杀惨案的军士录取口供,他们多数证实当年的射杀不合法也不合理,他们甚至形容这事件为谋杀。28年前负责调查这起事件的总检察长坦诚表示当时他并没有向目击惨案的村民录口供,因为他认为这些村民都不会说实话。部分涉案的英军表示他们被逼在惨案发生后,必须一致谎称村民企图逃跑而被射杀,否则不能够回返英国。

1992年,BBC在英国播放纪录片《冷血屠杀》(In Cold Blood),揭露了峇冬加里屠杀的新证据。

(BBC播放的纪录片《冷血屠杀, In Cold Blood》,September 9, 1992)

1992106日,英国国防部致函英国外交部东南亚办公室,认为国防部无需查阅1970年的调查报告及证人口供,其中一封函件有一段被涂黑,旁边有署名JE的手写备注:“这些事情很可疑,虽然不想如此,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让事情按照现状,否则对我们极其不利。”

20081月,马来西亚“追讨英军屠杀罪行工委会”成立。

2008325日,工委会与罹难者家属呈交请愿书至英国驻马最高专员署,要求英政府正式道歉,并要求8000万英镑赔偿,以给予24名罹难者家属,以及作为当地华社的文化教育发展用途。

201258日及9日,诉讼案在伦敦高庭聆审。

英国高庭的判决

201294日,英国高庭针对司法审查诉讼作出裁决:

1.            接受10项无可争议的案情,包括罹难者是无辜、手无寸铁的平民;
2.            推翻“华裔嫌犯因逃跑而被射杀”的官方说法;
3.            英政府须为英军射杀平民负法律责任;
4.            法官采纳英国法院(低于欧洲人权法院)的标准,并以受到英国最高法院案例的制约为由,认为英政府没有义务针对峇冬加里设立听证会;
5.            英政府拒绝行使酌情权设立听证会的决定是合理与合法的。

关于第4点,英国司法制度是“习惯法”,必须按照以前的案例或更高一级的法庭的裁决为准,这延续了数百年的司法制度并没有改变。跟欧洲的人权法律相比,英国对人权法的态度较为保守。无论如何,英国高庭在保守的英国最高法院案例的约束下还是维护法律公义,推翻了英政府掩盖了64年的峇冬加里屠杀案的谎言,洗脱英政府蓄意诬告24名罹难者的罪名。这是马来西亚人民的胜利。

20121212日,英政府代表最高专员Simon Featherstone出席追思大会,这也是英政府第一次低姿态的对峇冬加里惨案表示遗憾,并对罹难者家属的遭遇表示同情。

2013年6月18日,一万张由马来西亚人签署的明信片交到英政府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Simon Featherstone手中,要求英国政府就峇冬加里屠杀案正式道歉。

比照1948年执行任务的英军和近年来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执行任务的英军,他们都是在海外执勤,英国政府必须负起他们的行动责任。因此关于峇冬加里惨案,英国政府难逃其咎。在报道两天的伦敦高庭审讯时,英国的公共电视台Channel 4BBC、泰晤士报、 Guardian、 Express 等媒体都对英国政府粉饰屠杀动机,刻意隐瞒案件的真相的做法无法苟同。主审法官 Sir John Thomas 甚至在庭上对代表政府的辩方律师说:“我们并不认为你所说的是正确的。我并非要批评你的专业,我是批评英国国防部与外交部的官员,他们理应知道答案。”

对于这个英国军方编造出来的“空前成功的剿匪行动”,英政府违背道德正义的做法,显然与英国深厚的法治基础与引以为豪的现代文明背道而驰。

(刊登在1948年的海峡时报及以后有关“空前成功的剿匪行动”的报道,由英国高庭证实是英国军方编造出来的谎言。Picture: The Straits Times December 13, 1948

一代人做一代的事,未竟之志留待后人完成

由“追讨英军屠杀罪行工委会”出版,郭仁德与郭义民的《越洋控诉———峇冬加里屠杀惨案》(ISBN 978-983-40397-1-4),用文字把这起在紧急时期所发生的屠杀血案记录在案,一如郭义民所说,一代人做一代的事,上一代没有完成,这一代继续。

身为工委会发起人兼主席的郭仁德在2010年逝世,他未完成的事,落在儿子郭义民的身上。郭义民是参与提出诉讼的义务律师,此义务律师团却是超越政党与种族的。义务律师团除了来自马华的郭义民外,也包括了马来裔律师Firoz Hussein,从民政运动党(Malaysian People's Movement Party)退下的 Dominic Puthucheary 和英国人权律师陈华彪。

郭义民接受《南洋商报》访问时说,拖了64年的案件未免太长,日后在案件最后终结时,这本书将填补英殖民时代在紧急状态时期的错误历史。

Dominic Puthucheary曾经是人民行动党员,后因反对新马合并,于1961年随林清祥组织社阵。他是人民行动党的助理秘书,也是工会红人,与林清祥、方水双,Sidney Woodhull Jamit Singh ST Bani等人合称新加坡左翼工会六大主要领袖。

(Datuk Dominic Puthucheary believes colonialism ‘distorted our lives, self-worth, dignity and potential... We could stand on our own and be part of the larger Southeast Asia’. The New Straits Times, April 3rd, 2013)

至于陈华彪,1974年,新加坡面临独立以来最严峻的经济衰退,美国游艇厂大规模裁员成为学生‘走出校园,关心社会’的导火线,当时陈华彪是新大学生会主席,是建筑系学生,因“非法集会和暴动”被提控。1975年自行辩护失败,坐牢8个月,同时被大学开除。政府安排他出狱后的第三天必须服兵役,到军营报到。出狱后,陈华彪躲了一个时期,过后偷渡到马来西亚,经泰国逃到英国。陈华彪在牛津大学转行修读法律,目前在伦敦执业。

这场官司在英国聘请律师的花费,主要是通过英国法律援助金的支助。这个基金由英国法律服务委员会(Legal Service Commission)管理,协助无法承担法律费用的人士(月薪少于2435英镑),享有同等的法律服务。英国人崇尚法律与人权的人道主义情怀,善用纳税人的钱来为穷人免费打官司,而且不限于英籍公民,外国人也可以寻求协助,用来控告英国政府。例如2008年伊拉克案件,伊拉克人成功获得英国法律援助金,控告英国政府在伊拉克残害当地人民。

伦敦最大的人权律师事务所Bindmans LLP,合伙人John HalfordStephen Grosz在不预先收费的情况下,协助诉讼程序,一切开销等到成功获得法律援助金后才从中扣除。他们对律师的理念:律师所处的地位是与法官及执法人员互相制约,共同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在工作进行时,一定要坚持真理、正义与原则,不怕风险,要为无辜受害者伸冤,为权利受到侵害、有苦无处诉的当事人或家属得到补偿而坚持到底。

媒体工作者Ian Ward和他的太太Norma Miraflor 2008年出版了《Slaughter and Deception of Batang Kali》,通过新闻舆论来揭开峇冬加里屠杀案的真相,毫不客气的指责英国政府欺诈。

[202549]

根据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202545日),英国首次正式承认 1948 年峇冬加里大屠杀是一场悲剧,并对英军在马来亚紧急状态期间杀害 24 名手无寸铁的村民表示 "深切遗憾"

20253 31 日的一封信中,英国印度洋-太平洋事务大臣凯瑟琳·韦斯特(Catherine West)说,大屠杀造成了 "深重的苦难",而 "无益的、不正确的叙述 "将受害者错误地描绘成叛乱分子,则加剧了这一苦难。这实际上推翻了数十年来官方的否认。

这封信是对去年 12 月峇冬加里大屠杀 75 周年纪念期间谴责峇冬加里大屠杀行动委员会提交的请愿书的回应。

该委员会对英国政府的声明表示欢迎,称这是争取真相、正义和问责的长期斗争中的一个决定性时刻。

"这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委员会在昨天的一份声明中说:"七十多年来,受害者家属一直在与官方否认和歪曲历史的行为作斗争。"

NEW STRAITS TIMES, 77 years on, UK acknowledges Batang Kali massacre as tragedy

By Hazween Hassan - April 5, 2025 @ 10:13am

The United Kingdom has, for the first time, formally acknowledged the 1948 Batang Kali massacre as a tragedy and expressed "deep regret" over the killing of 24 unarmed villagers by British troops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In a letter dated March 31, UK Minister for the Indo-Pacific Catherine West said the massacre had caused "deep suffering" and was compounded by "unhelpful, incorrect narratives" that falsely portrayed the victims as insurgents — effectively overturning decades of official denial.

The letter was issued in response to a petition submitted by the Action Committee Condemning the Batang Kali Massacre during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killings in December last year.

The committee welcomed the UK government's statement, calling it a defining moment in the long fight for truth, justice and accountability.

"This is a significant step forward. For more than seven decades, the families of the victims have fought against official denial and historical distortion," it said in a statement yesterday.

Friday, August 02, 2013

马来亚的紧急状态时期:峇冬加里屠杀案中案 Batang Kali Massacre (1 of 2)

今年三月间如常到马六甲小住几天,这回在马来西亚报章上阅读到引人注目的新书介绍《越洋控诉———峇冬加里屠杀惨案》,在附近书局已经上架,买了一本。发生在马来亚紧急时期的峇冬加里屠杀案在有心人孜孜不倦的努力坚持下,化悲愤为力量,以实际行动取代喊话,终于成功入禀伦敦高庭,为当年不幸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而丧命的平民平反。这则公道自在人心的国际性新闻新加坡报章在2009年后便没有跟进,是出于政治的敏感性,还是有别的原因?

(《越洋控诉———峇冬加里屠杀惨案》,ISBN 978-983-40397-1-4)

这两年来出席过好些以前不可能出现的“政治”集会,由前“政治犯”(在没有公开审讯下被政府扣上的罪名)在集会上提出诉控,也出版了书籍,让大家深一层理解到他们沉重的心情,思考政府在引用内安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下造成家破人亡的人间悲剧的铁手腕作风。在诉说个人的惨痛经历下所表现的是许多负面的情绪,但总觉得缺少了什么能够引导新思维的正面方向。我觉得这个为平民平反的峇冬加里屠杀”个案值得新加坡一群有识之士引为借鉴,是一个反省思考的契机。

当今有两个前英国殖民地在英国法庭控告英国政府,一个是马来西亚,另一个是非洲国家肯雅。

重温受国际媒体重视的马来西亚峇冬加里屠杀案这宗历史事件时,必须先回顾1948616日三名欧籍白人橡胶园经历在和丰遇害 19607月31日的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Malayan Emergency)。

(1948年颁布的紧急法令 Emergency Act)

1948年初,马来亚共产党(马共,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CPM)重新拿起武器,走入森林,展开武装斗争,争取马来亚独立,在马来半岛建立一个由无产阶级统治的共产主义政权,这期间马共也通过外围组织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等地区活动。后来196322日发生在新加坡的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 Store),在内安法令下逮捕了大批左翼人士,林清祥、方水双、傅树楷、林福寿和 Dominic Puthucheary 111名社阵的主要党员被捕入狱。

根据官方的说法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便是亲共分子,跟马共有密切联系,但是当事人都极力否认,他们只是具有左倾的信念,但在那个年代不是左就是右,再不就是向往人类平等的共产主义,或不论是谁当家日子都一样过的一介草民。


马共成员在二战前已经组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Malayan People Anti-Japanese Army, MPAJA),日据期间在马来半岛向日本部队进行游击战斗,战后MPAJA自动解散。二战期间,马共是英国的盟友,获得英方的物资补给与武器装备上的支持。但如后来的马共总书记陈平(王文华)所说,所有MPAJA与英方的“协议的正面意义,并没有掩盖这项交易中阴暗的一面。英国人和我们大家都看到这点,彼此都不相信对方。” (《陈平:我方的历史》)

马共曾经是公开活动的合法组织,但在1948年初,英政府无视于陈祯禄协助左派草拟的“人民宪章”,悍然镇压以马共为首的左翼和民族主义者,马共觉得被逼入穷巷,在同年三月宣布放弃宪法谈判,企图通过武力夺取政权。马共的决定,使英政府进一步大举逮捕马共和亲共组织的成员,同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这时期,马共重新建立与乡区居民的联系,并把前MPAJA另名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英国人称之为Malayan Races Liberation Army MRLA)。

“马共在紧急时期所用的军火来自136部队的空投这个事实,巳多有论述。这的确属实.但是并不多、事实上它们在我们大战后所收集的所有军火中,只占很小的百分比。我们早期所收集的军火,主要来自日军侵略马来亚时,英军退守南部时在战场遗留下的武器。在马来亚被日军占领时期,我们也从日军手中取得微量的军火。但是,在东京宣布投降不久之后,我们才真正地获得了大量军火,这些军火,有些是日军部队所遗弃的,但大部分是通过和日军守卫部队的高级军官商谈的的结果。总结起来,我们的秘密部队在森林所收藏的军火共有5千支枪,其中从136部队空投所获得的武器还不到10%。”(《陈平:我方的历史》)

日本学者明石阳至解释为何马共能够从日军手中得到军火,因为战争结束,日本人不再是敌人,抗日军走出森林,跟日本人成为朋友。抗日军从这个时候开始要打英国人,争取马来亚独立。(《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

马共与英军武力对抗下迫使英国以“紧急状态”出招,紧急状态对马来西亚人而言是重要的,因为它导致了最后的独立,但是对世界史而言,那是场肮脏的小战争,两方面都有许多暴行,遭殃的是平民百姓: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洲人,以及马来亚的阿沙原住民。

至于绅士派的英国人并不那么绅士,英国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把战事局限在马来亚内部,因而摆脱联合国与其他外国势力的干预,各类不人道的犯罪事件、通过内安法令将疑似马共的华人驱逐出境,导致妻离子散、以及将超过50万华人(占总人口的10%)赶到用铁丝网围起来的集中营,在全马建立550个新村等事件都有详细的资料记载。


(山林边缘的新村,还有个类似监狱的瞭望台)

(新村:铁丝网内生活)

(后期慢慢改善的新村生活,是人民劳动的结晶)

根据马华公会的资料,移殖到新村的累积人数如下:

19503月: 18,500人; 195010月: 68,875人; 19516月: 110,000人; 195110月: 334,000人; 19526月: 470,509人; 1954年底 573,000人。

(新村分布图)

1953年共产阵营老大苏联斯大林去世后,马共内部发生了是否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的争执。1957年马来亚独立,也直接打击马共争取摆脱殖民地统治的奋斗目标,许多共产党游击队员放下武器,重返家园。一些坚持共产主义理念的游击队员继续在泰国边境地区的深山老林里活动多年,一直到1980年代末才放弃武装斗争,居住在泰南勿洞和平村。

根据英政府的估计,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从1951年的7292人逐年下降,到了1957年仅存约1800人。19486月至19578月间,共有9581名马共军员战亡,有超过11500名男女曾经是叛乱者。解放军中有90-95%华人,其余是马来人和印度人,崛起于彭亨的第十支队则几乎全是马来人。(Review of Emergency, Director of Operation, Public Record Office: Air20/10377, September 1957

(森林中的马共,Image Courtesy: Roy Follows)

(森林中的马共,Image Courtesy: Roy Follows)

在紧急状态的对抗行动中,撼人的峇冬加里集体屠杀事件持续至今,虽然规模远远小过日军屠杀华人,但出发点如出一辙。65年后的今天,英国政府跟日本一样,还是无法对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件承认错误。

根据目击者的说法,19481211日傍晚,英军基于三名警员被马共伏击,派兵进入雪兰莪州峇冬加里地区(Batang Kali)乌鲁音新村的橡胶园,指该村窝藏马共成员。正在生火煮饭的村民恐惧异常,一再解释自己不是马共成员,也没有窝藏游击队员,更没有武器。英军置若罔闻,他们从一名年约20岁的工人罗会南身上搜出一张中文证件,不加辨别就断言那是马共的证件,当场近距离开了三枪射杀罗会南。其实那是一张采集榴梿的准证。

隔天,英军枪杀另外23名手无寸铁的村民,事后还针对这起集体屠杀事件编造了漏洞百出的故事,称死者为“盗匪”(Bandits)。

(The Straits Times, December 13, 1948)

(The Straits Times, December 14, 1948)

七天后,罹难者家属在屠杀现场找寻到被随处遗弃的亲人的尸首,悲愤难平,他们筹集了德士费,从乌鲁音到吉隆坡向英国官员申诉、向中国总领事申诉、向广肇会馆申诉……从坐上德士那一刻开始,他们就展开了为家人申冤讨回公道的漫长之旅。

2012年,三位古稀之年的罹难者家属站在英国的高等法庭上,沉痛的控诉,牵动了人们的恻隐之心。人间有正道,英军对华人的屠杀事件已经到了第三代,但每一代都不乏有志之士,秉持良知,为罹难者家属挺身而出,在正义为获得伸张之前,绝不妥协。

Friday, July 26, 2013

一夫多妻家庭照

生儿育女从民间男欢女爱、个人选择之事提升为国家大事并非现在才有的事,追溯新加坡近代史,自脱离英国殖民地,从自治(1959)到独立(1965)以来,生儿育女一路来都是国家级的大课题。

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先生的时代,PAP以“一夫一妻”作为竞选的标语,争取妇女选票,赢得第一届自治政府的执政权,并在1961年国会立法通过妇女宪章,落实一夫一妻制来保障妇女与儿童的权益,一夫一妻制也遏制了人口增长的步伐。为了进一步控制人口膨胀,1966年成立“家庭计划与人口委员会”,在1970年代全面通过強大的政府机制,印发大量宣传海报,鼓吹“两个就够了”(Stop at two)的小家庭政策,并鼓励妇女进行结扎手术,避免因为“好玩”而给国家制造更多混淆。

经济发达的国家有一个明显的趋势,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不愿意太早结婚,婚后也不愿意多生小孩。到了1982年,经济发达的新加坡已经与韩国、香港和台湾齐名,号称亚洲四小龙,生育率从1950年代中期每名妇女生育6名子女逐年下降, 19734.319752.1,至19821.7,“两个就够了”才匆匆喊停。当时的政策忽略了整个大环境的趋势,其实一般家庭早已走向小家庭路线。“Stop at two”矫枉过正,是小家庭计划太过成功还是跟不上大势?

为了扭转局势,提高生育率,政府有选择性地鼓励生育,在1980年代通过金钱及入学优先的诱惑,以“七分靠先天,三分靠努力”的优生学论来加强精英主义论据,鼓励受过大专教育的妇女多生育,并由社会发展部(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举办未婚高级公务员与大学毕业生等联谊活动;至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国人,政府实施“一万元节育奖励计划”,希望通过人口素质的控制来提升人力资源的水平。


1983814日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李光耀说道:“我们的生育库如果不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而是让她们置身事外,那么社会的智商水准就会愈来愈低……下一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聪明人口……这就是问题所在。”因此,李光耀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坚持“下娶”。李光耀甚至打趣说,如果时间可以重来,可能不会遏制Polygamy(一夫多妻)。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2/12/where-have-all-children-gone.html

讲起Polygamy,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摄影文化展馆有一幀摄于1930年代的一夫多妻,男性享尽齐人之福的家庭照,两个太太一左一右,八个孩子分散两旁。少数类似的家庭延伸到1970年代,甚至1980年代。有访客说在那个不算是很久远的年代,这样的家庭已经算是小规模了。

想起来的确如此,记得小时候做印刷的父亲带我去跟他的老板拜年,入屋叫人,有叫大婆的,有三婆的,也有六婆,男孩子全都在印务馆谋个官职,后来还因分家产搞得伙计们都“冇眼睇”。一家印刷馆养活整村人实在不容易。

曾几何时,新加坡面对着一连串的社会变迁,这类大家庭已经不复存在,摩登夫妻婚后不是不育就是以生活费为由,意思意思一下,人口替代水平小于1.3。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回1970年代,新加坡政府是否还会施行“两个就够了”的小家庭计划?

照片中谁是大老婆,谁是小老婆,应该如何分辨?


(齐人之福的家庭照,谁是大老婆,谁是小老婆?c.1930s)

有人根据两位夫人的穿着打扮来猜测,认为在男士左边那位珠光宝气,一脸贵妇相的夫人是原配,右边那位比较苍白,没什么打扮的应该是受到“大姐”的欺凌的小老婆,苦情惯了,所以连拍家庭照都不挤不出笑容。

也有人作反向思考,认为那位贵妇应该是小老婆,小的被纳入这户家庭后还生了站在身边的儿子,可以传宗接代,当然更加得宠了。至于大老婆,失去地位后被打入冷宫,又没有脱离“恶势力”的能力,只好就这样度过一生。

靠左还是靠右,所影响的可是春秋大局,丝毫马虎不得。

如果以现代西方文化来考量,国际礼仪所依照的是“尊右”原则,也就是右大左小,男左女右代表的是男士以女伴为尊的gentleman风度。宴客时,男女主人如果并肩而坐,女主人坐右边;如果男女主人对坐,女主人的右边是首席,男主人的右边是次席。 至於西方尊右的由来可能是习惯成自然吧!不过右边是right,也是“正确”的意思,拉丁文的左边sinister在英文的意思是邪恶、不吉祥,或许这也是西方尊右的原因。

摄影是法国人发明的技术,后来通过美国Kodak的软胶片,俗称菲林来发扬光大,在吹起一片西风的大环境下,一家人站在一起拍家庭照时是否也受到西方右尊的影响?看来未必,因为当年的华人还是秉持着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观念,西方的技术可以引为中用,但骨子里还是守候着祖先留下来的一方文化。因此从中国文化来窥探玄机应该会有所获。

中国先秦以前官制是“右尊左卑”,《礼记王制》记载:“殷人学国老于右学,学庶老于左学。”《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 《史记田叔列传》记载:“贤赵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见与语,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由此出了“无出其右”的成语,都足以说明中国也曾经出现过“尊右”的传统。

不过影响更深远的是道家以左手为敬手:楚人尚左,老子,楚人也,故以左边为大边。

中国传统社会有“左东右西,前南后北”的说法,这个方向的理念跟现代人看地图认方向正好相反,小学时老师已经教导我们定位,将右手指向太阳升起的方向,那就是右边,左手所指的方向就是左边,正面是北方,背后是南方,因此是左西右东,前北后南。其实到头来东南西北方都是一致的,只是东西方文化地理出发点刚好相反,因此需要更多时间去互相了解磨合。

既然在中国文化中前后左右有尊卑高低之分,那该怎么分呢?南尊北卑,东为首,西为次,帝王坐北朝南,左侧是东方,因此,在崇尚东方的同时,左也跟著尊贵起来。左青龙右白虎、文左武右、男左女右、左高右低都是“尊左”的习俗。

从尊左的习俗中回头看中国史,虽然各个朝代的开国皇帝都是武将出身,国家机制却是重文轻武,文官比武官的地位崇高,所以一方中原文化才足以感化“蛮夷”。

以流传下来的尊左的习俗来回头看东方的男左女右,虽然跟西方的男女位置一致,含义却完全不同。

再以流传下来的尊左,左高右低的习俗来看这张静静守候在博物馆的角落的家庭照,答案已经很明显。所谓长幼有序,大婆和二奶的身份是无法对调的,大婆的珠光宝气和老二苍白的表情是天渊之别,不晓得在这个家庭生活的老二是否如许多粤语残片的剧情那般受尽欺凌,在忍辱吞声中告别一个不算是很久以前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