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的“国民服役”
二战结束后，许多参战的英国军人都选择退役，但对英国政府而言，英国必须派军队到战败的西德和日本，履行联军的任务。战后的德国被瓜分为东西两大阵营，柏林被苏联红军包围，英国必须驻军保护西德的地盘（BAOR
- the British Army of the Rhine），当时的食物、军备等都通过飞机运输（the Berlin Air Lift）到西德。此外，联军的任务还包括阻止苏联赤化东欧各国如波兰、捷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
战后的马来亚、塞浦路斯、肯亚、巴勒斯坦、韩国等地都发生各类武装对抗，英国为了解决兵源的困境，在国内推行强制性的“国民服役”。在1947至1960年间，110万名年轻英国男子应召入伍，接受短期的基本训练后就当作合格军人，服役一至两年，被派到世界各地去镇暴、参与内战、跟游击队火拼，其中一部分曾被派遣到马来亚跟马共交战，甚至误杀平民等。
（在森林中跟马共作战的英軍，他们当中有好些是英国的年轻小伙子，在强制性的国民服役条例下接受短期的基本军训，被派到新马服役一至两年）
英国的国民服役制度在1963年结束，随后成立了自愿性质的后备军人机制，比如近期的阿富汗维和部队就有好些后备军人自愿参与。
英国政府食髓知味，打算在新加坡如法炮制， 1954年实行国民服役，强制年龄达到18岁的年轻男性登记入伍，没想到竟然由简单的华校生在皇家山（福康宁山，Fort
Canning Hill）和平请愿演变成警察通过武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中学生。
这件震惊华社的《五一三事件》发生在六十年前，这一天是1954年5月13日。经历过《五一三事件》之后，殖民地政府延后推行国民服役，结果不了了之。
1967年，也就是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两年后，新加坡落实国民服役政策，第一批国民服役军人应召入伍，转眼间已经过了四十七个年头，成为新加坡人生活的一部分。当年我们的国家是新加坡人的新加坡，今天530万常住人口中，公民的比例是60%；如果政府的690万人口大计真的实现，到时公民的比例会进一步下降至55%，国民服役的意义可能会变得更加模糊。
十二名来自新加坡的前学运份子、内安法被扣留的政客及学术界人士，因不满新加坡政府五十多年来掩瞒五一三华文中学学运的真相，合力还原当年殖民化的历史脉络，并收录在由陈仁贵、陈国相和孔莉莎编著的《情系五一三：一九五零年代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运动与政治变革》（The
May 13 Generation :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s Student Movement And Singapore
Politics In The 1950s）中英文版本。这本珍贵的文集在马来西亚出版印刷，但获准在新加坡市面销售，这在李光耀的年代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实际上在那个反殖民地主义蓬勃的时期，华校生在课本中学习到的“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是争取国家独立的生命力，那时的挑战如马共斗争、学潮、工潮、南大、后来的冷藏行动、新马合并、种族暴乱、马印对抗、英军撤退等，都是摆脱殖民地统治的延续。
实际上在那个反殖民地主义蓬勃的时期，华校生在课本中学习到的“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是争取国家独立的生命力，那时的挑战如马共斗争、学潮、工潮、南大、后来的冷藏行动、新马合并、种族暴乱、马印对抗、英军撤退等，都是摆脱殖民地统治的延续。
“国民服役”对华校生的冲击
国家博物馆义务导览员之一的蔡楚君是当年中正中学的学生，在最近的《变迁·万画》“新加坡1950-1970年代画展”的分享会上，讲述了五一三的个人经历。她跟其他学生一起到皇家山麓克里门梭道（Clemenceau
Avenue）现场支援请愿的男同学，估计有五百至一千人。当时警方试图以大麻绳把学生逼退，手无寸铁的学生拒绝后退，手挽着手，筑起人墙，以《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回应。警方在情急之下，挥舞警棍向学生冲过来，楚君和好些学生被撞落大水沟，她的一支鞋子还掉在沟渠里。其他学生把她从沟渠拉上来，跑到金炎路（Kim
Yam Road）的中正中学分校（南侨女中校舍旁）集合。许多学生并不知道中正中学分校在何方，还是好心的公众人士为他们指路。过后，居民还为被困在校内的学生提供食水。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参阅国家档案馆的口述历史（Accession number 003724）。
《变迁·万画》展出一幅朱庆光的木刻版画“五一三”，将衣袖上印着SPF的警察殴打华族女学生的残酷行为活生生地刻在画中，朱庆光也将自己刻在右上角，见证暴力的场面。当时这幅版画并没有面世，而是由艺术界朋友偷偷保管，多年后才曝光。这幅充满“煽动性”的画作，不论是作者或是收藏家，都有可能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参阅国家档案馆的口述历史（Accession number 003724）。
（蔡楚君是当年中正中学的学生，讲述了五一三的个人经历。2013）
（学生沿着River Valley Road跑到中正分校集合，后面那栋“高楼”是后来的United Engineering。图片来源：文献馆）
（学生沿着River Valley Road跑到中正分校集合。图片来源：CNA）
《变迁·万画》展出一幅朱庆光的木刻版画“五一三”，将衣袖上印着SPF的警察殴打华族女学生的残酷行为活生生地刻在画中，朱庆光也将自己刻在右上角，见证暴力的场面。当时这幅版画并没有面世，而是由艺术界朋友偷偷保管，多年后才曝光。这幅充满“煽动性”的画作，不论是作者或是收藏家，都有可能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
（朱庆光的木刻版画“五一三”）
五一三事件的酝酿过程可以追溯到战后新马的政治环境。1948年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恢复马来统治者的特权，紧接着同年6月宣布新马进入紧急状态，马共则在一夜之间被定为非法组织，那些在日治时期曾经跟英军出生入死，打击日军的马共成员成为势不两立的死对头。虽然新马仍是英国殖民地，但政治上新马一分为二，新加坡被切割开来，不再是马来亚的一部分。
1951年，马来亚颁布国民服役法令（National Service Ordinance），1952年通过此法令，准备招募万余名壮丁，以落实马来亚联合邦的民防计划。华社不能接受被征召入伍，走入森林与马共对抗的做法，许多适龄的青年为了避开服兵役，纷纷跑到中国和新加坡，征兵制度面对重重阻力。
英殖民地政府将矛头转向新加坡。1954年3月16日，新加坡代总督顾德（William
Goode）宣布，在林德宪法（Rendel
Constitution）所赋予的新国民权益下，18到20岁的男性公民必须履行国民服役的义务，政府将针对性地挑选青年入伍，不是所有适龄的男性都会被招募。当时英殖民地政府需要400人加入军队，800人加入民防部队。按照规定，所有适龄的青年必须在1954年4月8日至5月12日之间到美芝路（Beach
Road）的国民服役登记局去登记。
被分派到军队的男性必须服役三年，后备七年，共十年。军训时间安排在周日晚上或星期六下午，每个月不超过二十小时，每年不超过十六天持续训练。至于民防部队人员则需要接受两年晚间和周末的训练，后备八年，同样共十年。
国民服役法令对华校生的冲击很大，表面上战后的华校有很多超龄生，因无法负担学费而暂时休学是常有的事，他们觉得马来亚没有敌人，当然不愿意当炮灰去对抗反殖民地统治的马共；至于潜在的基因，主要是殖民地政府并没有平等对待受华文教育的社群，因此没有必要为殖民地政府卖命。
英殖民地政府只雇用受英文教育的本地人当文员，受华文教育的人士则在官方没有地位。政府开办以英语和马来语为教学媒介的小学，中学只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对华人移民，政府则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因此华人筹建自己的学校，使用中国出版的教科书，从中国聘请教师等，华校生可以说是生活在另一个文化天地里。少部分华校毕业生可以转到英校继续读书，走英校生的道路，多数华校生则到华人商店、餐馆、商行和几家由华人开设的银行谋出路。
此外，英殖民地政府也以“马来亚化”来向华社施压，规定英语为立法议会中唯一的用语，中华总商会也不再有立法议会的代表。如擅长双语的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叶平玉所言，权利与义务应该是并行的，在招募国民服役人员方面，政府并没有实行语言限制，但立法议会却实行语言限制。政府施行种种偏激的举措，反而提升了华校生反殖民地的情绪，就如古代政体腐朽，改朝换代的时刻那样，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五一三》学潮的事发经过
1954年5月7日，250名中正中学学生向顾德提交请愿书，随后有700名华侨中学的学生也提出免役要求。5月11日，政府宣布允许延长即将参与毕业考试学生的登记期限。到了5月12日登记截止当天，约2500名适龄青年中，有一部分华校生拒绝前往登记。学生计划在5月12日和平游行至总督府，再次提呈集体免役请愿书，顾德对此发表文告说，只能个别考虑豁免服役的请求，但他同意在隔天，也就是5月13日下午3时在总督府接见学生代表。
1954年5月13日下午2点30分，主要来自中正中学和华侨中学，和少部分来自公教中学、中华女中和南洋女中的华校生，陆续抵达总督府附近的皇家山脚集合，以和平集会的方式表达“学生要读书，不要当兵”的意愿。全副武装的警察镇暴队则尝试阻止学生接近总督府。
（学生在皇家山脚集合，以和平集会的方式表达“学生要读书，不要当兵”的意愿。图片来源：文献馆）
警方在两度口头告诫学生解散无效后，试图以大麻绳索把学生逼退，过后改用镇暴方式，挥舞警棍攻击学生，终于爆发震撼全国的《五一三事件》。在警方镇压下有60人受伤，48名学生被逮捕，其中有两名是女学生。过后，26名学生在在暴动罪名下被判缓刑六个月，8人被指蔑视法律，判监三个月。
5月14日，五一三事件发生后第二天，学生在中正中学集中，只有在被视为华社代表机构的中华总商会出面，答应为他们向当局说情，要求他们解散时，才在隔天离开校园。政府面对一群 “不听话”的学生，继续向中华总商会施压，中华总商会决定把年中假期提前两个星期，给大家一个冷静期。5月22日和23日，2500名学生再度在中正中学集中，拒绝离开，直到获得免役为止。由于警方断绝了他们的粮食供应，一些家长则前去强迫孩子离开，三天后他们才解散集会回家。
（鸡蛋碰石头？五一三皇家山脚现场。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混乱的场面，五一三皇家山脚现场。图片来源：NLB）
（鸡蛋碰石头？五一三皇家山脚现场。图片来源：CNA）
另一位国家博物馆义务导览员黄国全也曾经分享他在华中的经历。当时他还是名华侨中学低年级学生，跟着老大哥一起抗议殖民地政府不合理的行动。6月1日晚，数名学生突破警方封锁线，潜入华侨中学，并在隔天清晨打开后门，近千名带着粮食衣物的学生悄悄地进入校园，并反锁校门，持续了二十二天的集体生活。他们在校园内的日子并不松散，学生成立了生活委员会，组织了纠察队、学习组、康乐组等，上午由高年级学长当起老师，教导各门学科，中午进行体育训练，晚上从事文娱活动。接待组每天招待前来慰问的社会人士，并汇报学生的生活状况。当时的学生运动获得新马华人社会的全力支持，家长给学生送来物资，农民把猪杀了，给学生加料，但政府对学生的请愿依旧没有回应。
6月15日学生改以绝食抗议，三天后政府通过华侨中学校董李光前转告学生，政府同意高三的学生可获得缓役，有机会参加会考的其他学生也同样可获得缓役，但学生必须在6月24日傍晚6时之前从校园解散，要不然政府将关闭学校。
五一三事件持续了一个半月，暂告一段落，但是对新加坡日后的政治形态，影响至关深远。它是华校学生运动迅速形成一股反殖民运动的力量，也是本土爱国意识滋长的时刻，它打响了反殖的第一炮，对新加坡这个国家，祖国的概念和华校生群体都具有深刻的文化和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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