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rch 04, 2011

80年前的校刊

2007年9月,本着成人之美的心态,为启志学校一群老人制作一份喜相逢特辑,担任义务摄影师兼专辑制作人。启志学校位于Paya Lebar大成巷,五十年前关闭,半世纪后竟能奇迹般地找到整四十名同学,聚集一堂。自此他们每一年农历新年期间在Chin Swee Road红星酒楼捞起,半世纪后延续前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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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旧照片,没有旧校址,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甚至连学校名称到底是启志还是启智大家都有争议。民间办学,惨淡经营,校长兼校工,上课兼打钟,为的是让附近的孩子有机会当个读书郎,学习文化五育,代代相承。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启智”只是德智体群美中的五育之一,“启志”更具教育的宏观与愿景,最后一致锁定“启志学校”为正身。

完功后心中反而有点愁绪,1906年(光绪32年)慈善家兴师办学,为同乡服务。我不是同乡人,还是在62年后得到好处,度过十年黄金岁月。从1906年直至我入学期间学校经历过什么大小事,我几乎一无所知,因此纳闷。

学友惠梅神通广大,不晓得从哪儿找来影印成PDF的1931年校刊,作为2011年开年贺礼。时空交错80年,或许照片中人还健在。真情厚意,叫我感激得五体投地。

(1931年校刊封面与目录)

301页的校刊秉承那个年代的中国文风,制作严谨,修学六年的毕业生的文章美术作品都叫我汗颜,相比之下才明白什么叫做江河日落,语文能力一代不如一代,传统华文老师皱眉头,但不得不向现实妥协。驾驭语文的技巧,确实并非通过今日的考试标准,及格率与AB等亮眼成绩来衡量的。

(文章与美术作品)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新加坡成为中国海外最大的后援基地,在爱国侨领陈嘉庚的领导下,各阶层华人热烈响应,支持中国抗战。据国民政府的统计,自1937至1941年,来自新加坡的捐款约占中国军费的三分之一。1942年2月15日,经过一个星期的抗战,新加坡沦陷,近13万英澳军队向3万日军投降。日军进攻新加坡时,华人组织义勇军积极作战,华人无私的奉献成为日军忌恨的对象,展开残酷的报复,估计有约五万华人在肃清行动中遭到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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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1931年的校刊,爱国情操早已显示。其中郑振文老先生指出中国四分五裂,国忧国难,扶危救亡,端赖教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前人为同乡子女的教育惨淡经营,后人继续努力,办学宗旨理念鲜明。
(校董)

(全校师生合影)

(教职员)

想起在纽西兰农村小住时,牧羊人教导我赶羊的要领是照顾跑在最后的那头羊,确保它不会掉队。虽然落在后头的那头羊会拖慢羊群的节奏,但是如果置之不理,每回牧羊都会有跑在最后的一头羊,到头来羊群四分五裂,越来越单薄。同样的,教育如牧羊,不是为了筛选精华而让落后的弱势群体掉包的短线经济效益。“教学如扶醉人,扶到东来西又倒。....学生一字未达,一义未解,为师者都必须使其了然,不可因学生鲁钝难与言而敷衍从事。”

郑振文老先生以19世纪的意大利为借镜,为大家上了一节历史课。意大利是古罗马帝国的核心,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欧洲资本主义的摇篮。但是,自从中世纪以来,它曾长期陷入四分五裂、内乱不息的局面。从16世纪起,西班牙、奥地利和法国先后入侵意大利。意大利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英勇斗争。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意大利被肢解为八个封建邦国和地区,除撒丁王国外,均直接或间接受奥地利统治。1848至1870年间意大利人民反抗奥地利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前后发动三次意大利独立战争(The Wars of Italian Independence ),最终在1870年获得胜利,使意大利摆脱长期受外族压迫和分裂割据的局面。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特别提起玛志尼(1805—1882):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之第一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
(毕业生合照)

郑振文老先生借用玛志尼对意大利独立的贡献,认为只有通过教育,中国才会重现曙光。“罗马者,非一日之罗马也”,对1931年端蒙学堂600名学生而言,教育使历史更辉煌!或许这也代表着那个年代民间的办学精神。

Friday, February 25, 2011

校霸

住在东京的Miharu San (美春小姐)提起当年她的孩子的学习生涯,最要命的是每三五天就必须到学校向老师和家长道歉。

美春孩子比常人高大肥胖,照理是不应该被校霸欺负的,可就是在家里受到过度保护,一离开家就不晓得怎么保护自己,只有啼哭的分儿。有一天,美春的先生异常愤怒,扼着孩子的喉咙:“你有两个选择,一是别人推你你就以加倍的力道去推回他,别人打你你就以加倍的力道打回他;二是你哭哭啼啼回来,让我再揍你一顿!”

结果美春孩子选择以牙还牙,以暴制暴,这就是美春往学校跑的原因,直到孩子读完初中为止。当然美春夫妇俩也就此家教争吵多次,美春的先生总是得意洋洋地说至少现在儿子终于有个男人样,没人敢再欺负他。

美春认为校园恶霸是日本教育的失败,我倒觉得这是世界性的问题,无处不在,有些通过暴力,有些通过心理恐吓,有些通过金钱政治,林林总总,只是形式不同。校园恶霸或许会随着成长期而变化,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

(Miharu San 与嘉媛,2010)

与日本一海之隔的台湾,民主自由下缔造出另一类生态扭曲的校园怪现象。学校本是学习知识、学习做人的最好场所,却变成甚至对老师施暴的地方。对于校园暴力现象,老师束手无策,不愿管,不敢管,害怕管。

曾经跟儿子的学校的Ops Manager谈起校霸的问题,他以退休警长的身份来剖析,认为新加坡校园只有零星的游离分子,希望通过某些渠道引人留意到他们的存在,实际上不成气候。未几,少年党带刀杀人,私会党暗语死灰复燃,令“有关当局”头痛了好一阵子。至于凌虐他人还上传网络,多管齐下置受害者于死地的扭曲现象,别人有我们也有。

儿子完成四年中学教育,说校园是社会的缩影,校霸是存在的,学会跟他们并存,河水不犯井水,彼次拥有自己一片天空或许是折衷的方法。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安然度过四年。

油然想起十年前儿子念小一,身材瘦小,成为班上同学欺负的对象。有一回他忍无可忍,随手抓起一把木尺还手,刺伤对方。傍晚去学校接儿子回家,班主任Mr Lim略微提起打架的事,说一切等明天再说。当晚我狠狠地训了儿子一顿,义正词严说送他去学校是要学知识,懂道理,不是学打架伤人。

隔天傍晚Mr Lim说对方的母亲拖着孩子来兴师问罪,Mr Lim把我的孩子拉出来,说他这么瘦小,先天性营养不良,你的孩子这么神高马大,你说是谁欺负谁了?那位母亲哑口无言。

当时Mr Lim语重声长地对我说,我的孩子的反应是正确的,我不应该责怪他,他其实是在学习如何在强势包围下保护自己,这种生存的本能以后一生受用无穷。这一番话使我对前一晚的反应添了几分内疚。

把时间挪前到我的校园时代,形势似乎一样复杂,相约在校外谈判,拳来脚往似乎是等闲事。记大过、在周会时当众挨鞭、驱逐出校、家长哭着哀求校长网开一面等大事记都发生过,也不晓得当年我们如何学会保护自己,发挥共拥一片蓝天的本能。

Friday, February 18, 2011

铁轨转辙器

新加坡的火车轨两旁属于鲜有的绿色廊道,随着KTM火车总站移至Woodlands, 这段阴差阳错下被保留下来的绿色廊道,很快的便会被钢骨森林所取代。

Bukit Timah火车站有多条铁轨,火车转换跑道,靠的就是铁轨上的转辙器。转辙器是一种机械装置,静静躺在碎石上,毫不显眼,火车是否能够成功接轨或越轨,靠的偏偏就是它。

(Bukit Timah火车站)

(转辙器)

2002年5月10日,一列途经英国伦敦郊区城镇波特斯巴(Potters Bar)的列车在进站之前,因为转辙器故障松脱而出轨翻覆,造成车上六名乘客与一名路人死亡。

进站之前列车的时速高达97英里(约156公里/小时),当列车高速行经位于车站南端编号2182A、用来将列车自快速路线导引至慢速路线的转辙器时,控制转辙器横向移动的横梁上的固定螺帽脱落而接轨不成功,酿成惨祸。

(Potters Bar, train crashed. 2002)

在事故发生当时,香港凤凰卫视的台湾籍新闻女主播刘海若与她的两名好友,TVBS新闻记者巫佳静与前中视新闻记者林家欣,也同样都在出事的车厢中。当时刘海若与巫佳静是为要与刚自伦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London)拿到硕士学位的林家欣相聚,因此相约休假前往英国并一同出游,却不幸碰上意外。林家欣在事故当场身亡,而巫佳静则在送医之后不治,刘海若则因严重的脑部创伤被紧急送往皇家自由医院(Royal Free Hospital)急救,并曾一度被宣告脑死。刘海若在病况稍微缓和后在2002年6月7日被转送至北京宣武医院接受治疗,并在昏迷两个月后苏醒,被视为是一项奇迹。

事件发生后英国健康安全局(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HSE)立刻介入调查事故原因,并发现列车的脱轨起因于转辙器上固定第二、第三横杆的螺帽松落,车辆高速通过时所引起的剧烈震动导致单独受力的第一横杆不稳而出事。调查也发现这是维修工程外包的高风险后遗症。

Bukit Timah火车站的转辙器是如何操纵的呢?靠的就是月台上的操纵杆(Control Lever),这么多操纵杆,到底该拉那一根?一个不经意的人为疏忽,就可以酿成人命伤亡,所以不要低估一颗螺帽,更不要低估尽忠职守的操作员。

给于他们应有的尊重,他们也一样会尊重你的生命。

(操纵杆)

Friday, February 11, 2011

阿嫲的木枕头

小时候看着阿嫲睡午觉,她侧卧在窗下的地板上,手上的葵扇轻轻摇晃。看样子阿嫲是真的睡着了,只是拿着葵扇的手惯性的跟着既定的旋律,像个上满发条的钟摆,永不休止。

除了手上的葵扇轻轻摇动,一切都似乎是静止的。有时候会有害怕失去阿嫲的感觉,于是轻轻叫声阿嫲,没有反应;拔下一根头发,往阿嫲的鼻孔送去,阿嫲微微转个身子,我也轻轻吐了一口气。

我们睡觉枕的是棉花枕头,每半年枕头睡扁了,阿嫲便为我们的枕头添加新棉花。棉花轻飘飘,满屋子飞舞,呼吸起来可一点也不好受。添了棉花的枕头坚挺实在,枕着爱心枕头,梦特别香甜。

阿嫲睡的可不是棉花枕头,也不是当时开始流行的海绵枕头,她睡的是木枕头。木枕头硬邦邦的,怎么都不比我们的棉花枕头舒服。我好奇而又抓捏地叫阿嫲把破旧的木枕头给换掉吧!阿嫲执意不肯,说什么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狗窝;同样的道理,睡惯了凉快易抹、携带方便的木枕头,带有热气的棉花枕头怎么都比不上木枕头舒服。

(漆皮已经半脱落的木枕头)

现在回想起来,隔壁房劳碌一辈子,已经退休的妈姐们头下枕的也是木枕头,父亲常带我去牛车水探望环姑和她的同室姐妹,她们头下枕的也是木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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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枕头是属于她们那一代人的,木枕头所涵盖的不止是一个枕头那么简单,也许每个晚上脑子里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都抖落在木枕头内,破旧的木枕头埋藏着许多不同层次的回忆。失去了木枕头,才是最大的憾事!

见过阿嫲睡棉花枕头,那是在四排埔大钟楼下(前中央医院Bowyer Block)的病房,吊扇在天花板上咿咿呀呀。阿嫲的棉花枕头旁有张小桌子,桌上是父亲为阿嫲入院买的印着牡丹的热水壶,还有一盒Jacob & Co. 无糖苏打饼。

(这类热水壶已是古董了)

(当年探病离不开一盒苏打饼)

(Bowyer Block,SGH的地标,1926年落成)

阿嫲似乎真的睡不惯棉花枕头,未几便往生了。父亲打开阿嫲从唐山带来的旧皮箱,皮箱内有几套阿嫲从来不舍得套在身上的新衣服,其中一套给阿嫲打扮得美美上路,其余的和木枕头一起火化。从故乡到异乡的路很长,现在从异乡回返故乡的路不晓得是否一样漫长。所谓故乡和异乡,似乎是时空大挪移,没有异乡,何来故乡?

很想把阿嫲的木枕头从烈火中抢回来,道士却说必须火化才能够把遗物交回给原主。然后...木枕头冒出鲜艳的火花,燃烧的是蕴藏在木枕头内不为人知的秘密。就这样眼看着木枕头跟其他陪葬品一起溶化…。

多年以后,孩子也曾经偷偷看着我睡午觉,也曾经以为我没有鼻息而轻拍着我的肩膀,把我从遥远的梦境唤回现实中来。我是幸运的,不需要为故乡和异乡而苦恼,可以更踏实地寻梦。时过境迁,我的梦跟阿嫲的梦肯定不一样,至少我的梦里没有遗忘在记忆中的木枕头。

Friday, February 04, 2011

从1949延伸......(二十三)泰麟之广合源街

农历新年前几天,偷得浮生半日闲,乘着地铁来到牛车水地铁站。有位阿婆问几位聚集在一起的年轻人,广合源街该走那个出口。年轻人互相张望,似乎都束手无策。是听不懂阿婆的广东话,还是听不懂阿婆所说的广合源街?

在这个年轻人的世界,也有轮到我这个半百的老头子英雄救美的时候。阿婆跟着我沿着地下道,乘着电楼梯,来到宝塔街(Pagoda Street),除了惊叹广合源街今时不同往日外,免不了千多谢万多谢。举手之劳没什么好谢,跟当年那群在广合源街走过历史的有情有义的小人物,我还差得远呢!何况再不济,我也曾在这个地方混了最年轻的二十年岁月,别说大路,即使是横街窄道依旧影响良深。

新加坡地图上并没有广合源街这条路名,难免年轻人新移民都对这个地方感到陌生。广合源街是宝塔街的俗名,百余年前这条街是猪仔馆的集中地,其中规模较大的猪仔馆是37号的“广合源”,广合源街由此传开。目前,37号小屋可能也是东南亚仅存的曾经用作猪仔馆的屋子。

(广合源街)

“猪仔” 是“契约华工” 的俗称,是指被迫同西方殖民及其代理人签订卖身契约的中国人。鸦片战争前后,殖民主义者需要大批廉价劳工开发南洋,而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国家也需要廉价劳工开矿和修筑铁路。当时清朝政治不修,国弱民贫,东南沿海各地贫民难得温饱,纷纷往外找寻出路。广东濒临大海,毗邻港澳,出洋方便,殖民者就在港澳设立不少“招工馆”(猪仔馆),打出“金山满地黄金”、“要发财去金山”等富有诱惑性的口号,使那些为了糊口,迫不及待的贫民上当受骗。

(清朝,繁忙的广东码头)

“猪仔契约”的内容包括应募地点、工作性质、工价、每日工作时间、契约年限、预约工资等等,老实而又头脑简单的贫民就在契约上盖上手印。可是,因为契约是英文写成,契约上是否这样写,猪仔华工是不清楚的。实际上雇主也不履行契约,契约等于废纸。

我对广合源街的印象从1960年代展开。每个星期我都会跟着父亲在大坡二马路(新桥路)的泰山药行拐个左弯,去9号能新洋服店看大人打麻将。多年以后才知道泰山药行的老板是博物馆的义工家明的姐夫,早知道当年年纪小小便该先串个门,或许日后买中药有些特惠。能新洋服店也租个小地方给夜市小贩存货。黄昏时分,夜市小贩进入店内把鞋子搬到街边摆卖,十点过后陆续收摊,夜凉如水,一晚就这样过去了。更忙碌的是农历新年前,24小时人山人海,广合源街成为不夜天。

(新年前的广合源街,c.1970)

夜市打烊后,洋服店跟着关门,这关门可不是简简单单把门一掩就可了事,而是一片一片木板像积木般拼上去,最后把两条横樑当着门辁内锁,才告了事。

(关门就像LEGO,一片片木板拼凑上去)

当时的广合源街是洋服专卖街,共有18家男装洋服店,裁剪生涯养活了许多户家庭。随着成衣业逐渐发达,传统洋服店渐渐被淘汰,所剩的裁剪师傅已不多。

(广合源街的洋服店,c.1980)

广合源街也是赌的天堂,除了门面洋服店,后面开台让朋友们在周末新年小赌外,也有一些在二楼三楼搞聚赌的地下赌档。洋服店后小赌怡情,地下赌档则兼做大耳窿交易,多少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现实悲剧就从发新年财这一刻开始!

(典型的洋服店格局)

每个月发薪那几天,父亲都会带着我到能新洋服店斜对面咖啡店三楼拜访大姑妈,大年初一也必定给大姑妈拜早年。父亲称大姑妈为“环姑”,环姑年轻时当妈姐,梳起不嫁,年老时靠着积蓄过晚年。当时一层楼由木板间隔出好多房间,因为有些积蓄,环姑租的是“头房”,有窗户也有阳光。走到头房,当然必须先穿越过比邻厨房厕所的尾房和中间阴暗的散仔房,跼促霉涩兼而有之,散发出浓烈的讨生活的味道。

(环姑的家)

(典型的头房格局)

(典型的中间房,两人一张大床,除了拉之外都在其中)

我们一家子跟环姑有什么渊源呢?地缘吧!泰麟说。当年1949只身来南洋,还多得当妈姐的环姑照应,每个星期都上她的老板家躲在厨房喝老汤,一碗汤水一碗情,汤喝多了,什么恩惠也算不清了。祖母死后,环姑更俨然像个母亲,两人说着悦耳但我完全听不懂的家乡话,偶尔讲几句白话,大概是叫泰麟要多积善缘之类的话。

19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环姑决定放弃新加坡的一切,回去熟悉的家乡度过余生。离别之情总是聚散两依依。环姑和泰麟两人互相珍重祝福,约好日后回乡再见。

(重新打造后的广合源街,乡土味不再。2011)

日后回乡再见的是墓碑。回乡八个月后,环姑因水土不服而往生了,留下的是熟悉的经常哼在嘴边的歌谣:人到中年万事休,算来几乎水东流;谁人识得天机透,人老焉能再回头?

Friday, January 28, 2011

走在铁路旁

衔接新马的铁路穿梭着百年记忆。1903年登路(Tank Road)-兀兰(Woodlands)铁路通车,1923年长堤落成,铁路衔接登路与槟城,开创新马交通新纪元。

(Tank Road 火车总站,River Valley Road 背景, c.1903)

(Tank Road 火车总站, c.1910)

1932年FMSR以靠近海港(Keppel Harbour)的新落成的丹戎百葛火车站(Tanjong Pagar)取代穿梭于市区的登路火车总站,火车旅馆设在火车站内,就像怀旧影片中的情节一样。原建的从登路转换站到武吉知马的火车道在七年后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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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大马境内的铁轨岁月则更悠久了:

1885: Taiping- Port Weld
1886: Kuala Lumpur - Klang
1891: Seremban - Port Dickson
1893:Teluk Anson - Tapah Road
1909:Prai (Penang state)- Johor Bahru
1931: Tumpat - Gemas

(马来亚小镇,c.1910)

丹戎巴葛火车站的正门有四尊大理石人物雕像,他们手握着不同的工具,代表着农业,商业,运输业和工业,这些行业都是早年马来亚的经济支柱。四尊大理石雕像性格鲜明,直接表达马来亚铁路的存在意义就是为了更好地运输工农业产品,为马来亚人民提供更多商业活动和就业机会。

http://nmsmandarindocents.wordpress.com/2010/09/27/丹戎巴葛火车站/


(Tanjong Pagar Railway Station, 2010)

2003年10月16日,外交部长贾古玛(Professor S Jayakumar)向国会解释丹戎巴葛总站乔迁事件:

The POA (Points of Agreement)is a Government-to-Government agreement betwee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concerning railway lands in Singapore. It was signed on 27 November 1990 between then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on behalf of Singapore and then Minister of Finance Tun Daim Zainuddin on behalf of Malaysia. Under the POA, the KTM railway station would be vacated and moved from Tanjong Pagar to Bukit Timah in the first instance. The land at Tanjong Pagar would then be vested in a limited company for joint development (60% for Malaysia and 40% for Singapore). All railway lands south of Bukit Timah other than Tanjong Pagar would revert to Singapore. When the MRT station reached Woodlands, and that took place on 10 February 1996, KTM may within five years, move its station from Bukit Timah to a site in Woodlands adjacent or close to the Woodlands MRT station. In that event, two additional pieces of land in Kranji and Woodlands would be vested in the limited company also for joint development. All other railway lands south of Woodlands other than Tanjong Pagar, Woodlands and Kranji sites would revert to Singapore. ....

后来新马双方就POA的实行日期与当时的马国首相马哈迪推翻新马谈判配套而陷入低谷。丹戎巴葛火车总站先迁移到Bukit Timah (Blackmore Drive) 和Woodlands 的计划并没有落实。其中个人成见似乎超过律法。

(Bukit Timah 火车站,c.1905)

(Bukit Timah 火车站,2011)

新领导人新作风,李显龙和纳吉的班子把历史包袱放在铁路旁,并同意若有无法协商之处,通过国际仲裁庭解决,避免伤了双方的和气。新马双方都为了2011年8月的乔迁之喜下足拼劲,势在必得。

1.1.11,我们延续2010年9月10日乘火车过长堤的心情,走一趟火车道(Railway Mall - Bukit Timah Railway Station),以另一类方式迎接新的一年。

(Railway Mall旁,2011)

(跨越Bukit Timah Road的铁桥)


(Bukit Timah Raliway Station的轨道转驳器,2011)

KTM铁路让我在十六岁青涩的一刻在社会染缸认识一群联邦工友,轰隆隆声中带来也送走了联邦同学。在Gombak Hill工作的时期,碰到火车时间,管理员关上闸门,车子停放在闸门前,形成一条车龙。火车走过,闸门重新开放,车子越过共用的铁轨,是铁路的风情画。

铁路穿过时空,铁路走过的Bukit Timah已从早年的工业区如以绿宝汽水挂帅的 Amoy Canning Factory都已发展成公寓,提供两万民宅给中上阶层,就只剩铁轨两旁还保留着盎盎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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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per Bukit Timah Road 的绿宝汽水厂,c.1960s)

绿草悠悠,铁轨没有尽头,望着远方朦胧处,油然忆起2000年代初的爱情电影,巩俐、梁家辉、孙红雷等主演的《周渔的火车》。电影的开头,就是这么一道铁路弯弯。

(Bukit Timah Hill 旁,2011)

一列火车上,满是人,很多为生计或者为别的什么奔忙的人。其中,有一个女人叫周渔。她的奔忙先是为了一个男人,然后是两个,最后,是为了她自己。这便是《周渔的火车》要讲述的爱情故事。

周渔的爱情就在那列车上,承载着她的矛盾、欲望和对爱的幻想。经过大大小小的车站,卸下一些,又装上一些,但她始终是运动着的,充满活力,火车是周渔成长的地方。

周渔在小镇上从事陶艺工作,在一个舞会上遇上诗人陈清后,对他的眷恋油然而生。陈清在另一镇上做图书管理员,生活清贫,爱情的力量让周渔甘心劳苦,来往于两地。慢慢的,她变得有点疲倦。

火车上周渔遇见兽医张强,张强为周渔的气质所打动,二人由起初的争拗变为理解。张强总是在周渔失落烦恼之时为她解忧,帮她找寻陈清诗中所写的仙湖,感情在暗涌。周渔也在两地、两个男人之间矛盾地徘徊。在张强身上,她感受到强烈的男子气魄和欲望,然而却也离不开孱弱的陈清。

周漁身边的人,甚至陈清,都说她这样赶火车太累也太傻,她总说不觉得累,她很喜欢穿梭两地的感觉。可是时间久了,她动摇了。

陈清离开小镇,到西藏去当小学老师,周漁还是继续赶火车到初恋的小镇,去陈清搬离的破屋,回忆他们的过往。

最后一次周漁沒有赶上火车,改搭汽车,在路上出了意外,汽车翻入河里淹死了。

不知道周渔的火车的终点在哪里,只能跟随她,跟随那列火车。也许我们永远不能真正体会她,但却真实地看到了她的成长,令人感动。

周渔的火车是否出现过?仙湖是梦境还是真实? 火车是不是让心灵歇息的地方?周渔是否得到最后的解脱?

突然间发觉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有意识无意识间都跟随着某一趟列车,轧轧前进,有如周渔的火车。心里有就有,心里是就是。心里没有才真的没有,全都一场空了。

Friday, January 21, 2011

Who would you see in year 2046?

During a dialogue session with SM Goh in NTU on 29 october 2010, 23-year-old MAE final year student Lim Zi Rui asked if the Minister was aware that many young people no longer felt a sense of ownership in Singapore.

“When I was younger, I was very proud of being a Singaporean,” said Lim as reported in The Straits Times.

“But that was about five, ten years ago. Five years later, with all the changes in policies and the influx of foreign talent, I really don’t know what I’m defending any more.”
He said this was a view that many of the men he served with during National Service also held.

While Lim's view is representative enough among the younger Singaporeans remains a question mark, foreign worker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heart landers have triggered some debates in Singapore. It would probably be politicised and become a hot topic for another general election to be held before February 2012.

Not sure if you had seen the film '2046'. It was a Hong Kong production played by Liang Chao Wei (梁朝伟)and Maggie Zhang(张曼玉). 2046 is a year of the future, it is also a room number. For those people who went to 2046, their wishes were quite simple. They wanted to find memories. They wanted to search for eternity.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09/05/2046.html

By 2046, would the city that we so used to live in today still be familiar to us again?

I grew up from a community made up of Chinese, Malay and Indian, and a small group of other origins such as Arab and Eurasian. My primary school days spanned between 1968 and 1973 which provided me a refreshing exposure to foreign talents. In P2, P5 and P6, a Hong Konger, a Vietnamese and a Cambodian joined my class, respectively.

While foreign students studying in neighbourhood schools are common nowadays, it was considered rare at that time. The Hong Konger wrote very beautiful Chinese calligraphy at the age of nine while I was still struggling to pick up this piece of traditional art. The Vietnamese was multi-talented in academic and sport, and the Cambodian was extremely hard working in his study. Within 8 months, he passed the PSLE and together, we went to the affiliated secondary school.

(Only the Vietnamese appeared in this class graduation photo. 1973.)

In that era, Malaysian made up of the majority of the 100,000 foreign workforce. They travelled across the causeway and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ly industrialised nation. Many of them stayed in Singapore for years, some subscribed to PR and citizenship, some preferred to follow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route, as falling leaves shall return to their own roots (落叶归根). Apart from Malaysia, India remained as a steady manpower supply source. Together with the smaller population who came from Bangladesh, Sri Lanka and Thailand, they built a contemporary city called Singapore.

In the 1980s, it was estimated that the nation's ideal population should be between 4.5 and 5 million. The aggressive internet technology defined a new world economy in the early 2000s. It had transcended the traditional boundaries and generated a group of international citizens. Knowledge workers were prepared to move out from their native roots in order to reap new opportunities. This unprecedented trend had led our planners to make a bolder estimate in 2006 for a long-term population of 6.5 million. Of those 6.5 million population, easily a third or more will be people who were born and socialised elsewhere.

This demography shift has sparked more changes among the resident community. The percentage of Chinese and Malay are dropping while Indian and other groups are growing. Singapore also accepted large numbers of newcomers whose socialisation did not include national experiences such as national service and the education system.

(Change of Singapore population 1990-2009)

With each passing year, the percentage of people who are citizens continues to decline as the new residents outnumber the birth of citizens by more than 2:1. By 2009 even the Malay community had dropped below its replacement level, with the overall figure at 1.22 children per family for the entire society.

In 2009, about 40% of the population in Singapore are foreigners who work and study here. Foreign workers make up 50% of the service sector. As more and different foreigners are absorbed into the population, Singapore's present multiracial model will be affected by these new groups and their new interests. For example, the new Indian and Chinese immigrants are not quite assimilating with the respective citizen groups and the conventional clans. They are creating new social communities.

In some ways such immigrations are a return to Singapore's roots. Singapore has a long history of immigration. The immigrant work ethic, 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 and adaptability are the key attributes to inspire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How about rewinding the time machine by 60 years to take a look at the “traditional demography” of Singapore population in 1950:

(Singapore population 1950)

Friday, January 14, 2011

"Bersanding" at HDB void deck

I witnessed another joyous Malay wedding near my house.

The Malay wedding is known as Bersanding, which means the sitting together of the bride and bridegroom. According to the customs, both the bride and the groom are treated as king and queen for the Bersanding day.

Although the Malay community in Singapore lives in a contemporary city, weddings still remain big, community affairs. This dates back from the kampung days when all the neighbours and relatives pitched in to help with the preparations and celebrations. Relatives from Malaysia, and sometimes Indonesia, also made the trip over to spend a few days with their relatives on the island.

In the old kampung days, tents were set up in the front yard for the wedding celebrations. Today, to accommodate the number of guests, the spacious void deck is utilized as the wedding venue.

(Oil painting - Old kampung days, c.1960s)

Usually, the reception is held for 2 days. Dinner on Saturday nights and the main reception on Sunday afternoon stretch into the evening. Dinners are usually for close relative and friends to attend. Singapore Malay weddings are usually long afternoon lunches that stretch into the night. No set timing for the arrival or departure of guests. Friends and relatives come to greet the couples and enjoy the warm welcome, fabulous food, music and dance.

The arrival of the bride and groom is accompanied by a “kompang” troupe. They play the traditional Malay hand drum according to a distinctive rhythm and usually accompanied by songs praising God and Prophet Muhammad to shower blessings for the married couple. The groom is led by dancers to greet his bride. Malay martial arts “Silat” is played in front of the couple as it is believed that this would ensure that the “spirits” would show respect and would not disturb the couple throughout the day.

(Kompang troupe, 2010)

(Silat in front of the couple, 2010)

(Received blessing from the elderly, 2010)

There’s more to the Malay wedding than just the bersanding, which is really the height of the celebration. 3 days before the bersanding, the bride would take part in a henna-staining ceremony, where the couple’s fingertips would be stained yellow by henna oil to symbolise their upcoming nuptials. The day before, the couple would have a nikah ceremony to solemnise and legalise the marriage under Islamic and civil law.

Bersanding at HDB void deck is an unique Singapore feature. Since the inception of HDB in 1960 and introduced the void deck design for HDB flats since 1970, the HDB void deck has taken on a life that goes far beyond what was originally intended. Originally designed as a common space for social activities and shelter, void decks have since been used as valuable external social space for residence to meet, talk and possibly gossip.

(Typical Bersanding's setting at void deck)

HDB void deck is a place that we pass through, a space that we sit and wait, an external area where we meet people for a brief chat. It contains most of our daily activities. Interestingly, it is also a symbol of the 'circle of life'. The same void deck could be dolled up overnight for a happy Malay wedding and covered up the next day for a sad Chinese funeral. In between, it has also played host to teenage boys practising street soccer, and the odd toddler trying out his new tricycle.

It reminded me about Varanasi city on the Ganges River, a melting pot where people live, play and conduct their funeral rites by the same river.

Friday, January 07, 2011

Go Dutch

大国崛起,各领风骚数百年。英国在海洋舰队掩护下,主导世界经济两个世纪(18与19世纪)。日不落帝国在20世纪走下坡,把强国的霸主地位拱手让给美国。21世纪2010年一场圣诞风雪,再度使Heathrow Airport瘫痪下来;2000年代末一场金融风暴,使英国从净债权国摇身成为负债国,完美的帝国神话走向现实。

英国海军舰队从战后1960年的9艘航空母舰,145艘战舰和48艘潜艇逐年递减,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我在UCL学战舰设计,教授群十分自豪地为我们这群国际学生介绍4艘航空母舰,49艘战舰和31艘潜艇的设计风格与作战性能。其中Invincible这艘航空母舰1982年建成便立刻投入Falkland War,千里迢迢去到南美洲,与阿根廷为争取Falkland 这个小岛的主权开战。

2000年代在一个会议上,在场的英国专家说小岛国的海军实力与当时拥有2艘航空母舰,24艘战舰和12艘潜艇的英军相比之下不遑多让,此言或许言过其实,但言谈中确实多了几分谦逊,少了当年的霸气。

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给欧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也为荷兰人提供了成就商业帝国的历史性机遇。通过海洋发迹的国家除了英国之外,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15与16世纪的佼佼者。荷兰面向北海(North Sea),内靠欧洲大陆,欧洲主要水道莱茵河(Rhine River)经鹿特丹(Rotterdam)入海,活水带来生命力,于是荷兰挖掘了许多运河,发展成当时欧洲最发达的水上交通网。

荷兰紧随葡萄牙开拓(还是强夺?)东印度的岛屿,开辟了荷兰与印度的海事贸易航线,并于1602年组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分别在鹿特丹(Rotterdam)和阿姆斯特丹(Amsterdam)设立造船厂,制造商船,崛起成为17世纪的主宰。在1602至1796年约两百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4785艘商船,在亚洲运载250万吨货物到欧洲,其中最大的收入来自香料。

(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版图)

相比之下,英国东印度公司拥有2690艘商船,总贸易量约为荷兰的五分之一。

在东亚,荷兰占据了台湾,直至郑成功收复宝岛(1624-1664),荷兰也垄断日本的对外贸易;在东南亚,荷兰把印度尼西亚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在非洲,荷兰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好望角;在大洋洲,荷兰用国内一个省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国家叫新西兰;在南美洲,荷兰占领了巴西北部;在北美大陆,荷兰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城(New Amsterdam City),这个城市发展为今天的纽约市。

(郑成功收复台湾)

由当年的荷兰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看来,我们喝的荷兰水(汽水),玩得荷兰牌(扑克牌),吃的荷兰豆(豌豆)与荷兰薯(马铃薯),很有可能都是由荷兰人引进台湾,后来这些荷兰名堂越过台湾海峡传入中国南方,再经过早年的移民带到南洋。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10/12/blog-post_31.html

此外,朋友聚餐,为了维护男女平等(真的吗?),我们不也去荷兰吗(On Dutch)?

(荷兰豆与荷兰薯)

据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湘考证,荷兰豆传入中国,先在台湾登陆。乾隆初年的《台湾府志》中记载:“荷兰豆,种出荷兰,可充蔬品煮食,其色新绿,其味香嫩。”不久之后,这种蔬菜便传入广东。

嘉庆年间,广东文人刘世馨在《粤屑》一书中写道:“荷兰豆,本外洋种,粤中向无有也。乾隆五十年(1785),番船携其豆仁至十三行,分与土人种之……豆种自荷兰国来,故因以为名云。”其实,荷兰豆并非荷兰土产,而是原产于地中海地区。

荷兰水、荷兰牌、荷兰豆与荷兰薯我都吃过喝过玩过也乐过,20多年前也曾经在大巴窑一巷的荷兰厂工作过。当年的Philips电视是新加坡的No.1品牌,行销总监自豪地介绍Philips电视时,说Philips是新加坡第一家跨国电器生产企业,1951年设厂。虽然电视只给一年保证,但产品耐用,可用上十年,是信誉保证的老字号。相比之下,其他产品包括排行第二和第三的Panasonic和Sony都给两年保用期,但销量还是比不上根深蒂固的飞利浦。当年上司也说荷兰厂有人情味,不像美国佬Hire and Fire,所以我可以放心好好干,总有一天像其他员工一样,成为飞利浦的元老。

(Philips Factory, Lorong 1 Toa Payoh)

事实上形势比人强,这一切言犹在耳,两年间Philips电视机销售量从老大变成老三,连跌两级。面对严峻的竞争,公司必须大幅度节省成本,还在一年内实行了两轮裁员行动。

商场如战场,千变万化的竞赛策略,弹指间成王败寇,印证了宛如大国盛衰的过程,给人们留下一系列的个案研究,希望能从中吸取一些历史智慧,免得被懵懵懂懂地带入荷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