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anuary 08, 2016

走出非洲

来自远古的手斧


国家博物馆举行的英国博物馆珍藏展中,有一块来自非洲的石头,长约14cm,像鸡蛋又像是紫色的水晶。

这块1934年出土的石头原自东非的坦桑尼亚(Tanzania),已经存在80万年,那个时候史称旧石器时代。

(来自远古的石英石打造的手斧,1934年出土)

(发现手斧的考古学家 Dr Louis Seymour Bazett Leakey, 1903-1972)

这种带紫色的石头称为石英石,制造成用来割树皮及解剖动物的手斧。出土的手斧最古老的达到170万年。手斧是石器时代的经典艺术与智慧的结晶,源自非洲而走出非洲,传到亚洲、中东、欧洲等地。

石英十分坚硬,是自然界中硬度仅次于钻石的天然矿产,表面硬度远远超过厨房中所使用的刀铲等利器,打造起来并不容易。可是人类刻意选择这种坚硬的材料来打造工具,代表着人类的进化,将掌管生活环境的概念化为实际。

或许可以这么说吧,古人通过石英石的琢、磨、切、磋,落实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意义,将人类发展史推向新纪元。

大约一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学会制造陶器与纺织,然后迅速过渡到铜器与铁器的原史时代,打造现代文明。

坦桑尼亚曾经被德国占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英国接管,1963年独立。

我从哪里来



世界混沌之初,盘古开天辟地,用一把斧头将宇宙间的气砍成两段,轻的向上升,成为天空,重的往下沉,成为大地。日后天一天天的高,地一天天的深。过了18千年,天高地厚,盘古成为顶天立地的巨人。中国的远古传说,同样离不开手斧。或许可以这么说吧,手斧掀开了人类走向文明的开端。

手斧的重要意义,除了说明人类演化的过程外,也填补史前考古的发展序列。透过史前人类打制的文物,可以进一步思考人类进化的课题。

揭开了手斧的来历之后,或许非洲人,甚至我们的祖先的来历会更加耐人寻味。

通常说到祖先,我们都会沿着中国历史的线路,自称炎黄子孙。但再往史前推进,“我从哪里来”始终是个谜。

由于对自己感到好奇,“我从哪里来”成为有史以来人们都在追求的答案,宗教、科学、考古都带来不同的解说,使到“我从哪里来”更加扑朔迷离。

人类学中有一派学说,认为现代的“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的拉丁文原意为“聪明”,“有知识”)源自非洲,在25万年前存活至今。

这个理论源自“非洲起源说”。地理学家推断大约25万至40万年前,地球正处于间冰期,气候温暖,百物滋生。当时人类的脑容量变大,由直立人转变为智人,从非洲向外迁移,最终取代了较早散居各地的直立人。科学家根据人类个体的DNA,不排除迁居的非洲智人与各地原有的“人”群衍生后代,产生混血的可能。目前古人类学还在热烈争辩此可能性。

遗传学上,人类个体的DNA比其他物种具有较多的相似性。至于人类各群体间所产生的独特的遗传特征,例如外表的肤色与鼻型,以及在高海拔地区更有效呼吸的能力的内部特性,主要导因来自人类以小群体迁移到许多不同的新环境。这些因适应环境所产生的特征,仅占智人基因体的极小成分。


奥杜韦文化:人类文明的曙光


1930年代起,英国考古学家路易斯李基(Dr Louis Seymour Bazett Leakey, 1903-1972)除了发现80万年前的石英石手斧之外,还在坦桑尼亚的奥杜韦峡谷(Olduvai Gorge)陆续出土一些考古遗物,命名为“奥杜韦文化”。

1959年,路易斯李基挖掘出历史最悠久的人类头骨,这个震惊世界的发现使人类在地球生存的历史往前追溯了数十万年,考古学界据此命名为“东非人”。

多峇巨灾


研究员亦不排除某些毁灭性的自然灾害所引起的人种瓶颈,例如多峇巨灾。

“多峇巨灾”理论由Ann Gibbons, Michael Rampino, Stephen Self等美国研究员提出来,美国伊理诺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ios at Urbana-Champaign)的Stanley Ambrose进一步发展此理论。

多峇巨灾理论推测,在大约七万五千年前,印尼多峇湖发生了超大规模的火山爆发,释放的能量达到十亿吨烈性炸药量,约为二战结束前美国在长崎投下的原子弹的五万倍。火山灰被风吹散, 15cm厚的火山灰掩盖了整个南亚,使到全球温度在之后的数年间下降了33.5摄氏度,引起一次冰河时期。地球上的人口都死得七七八八。

(研究员的“多峇巨灾”理论:美丽的多峇湖曾经发生过超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地球上的人口死得七七八八

考古学家深入研究了在非洲马拉维湖(Lake Malawi)所发现的多峇巨灾的火山灰,认为当时的地球温度的变化对东非影响不大。根据遗传基因突变的平均速率推算,多峇巨灾后有约一万名生还者,他们都是非洲史前人类。气候及环境日渐好转后,这些生还者就像旧石器时代的先民一样,再度从非洲出发,抵达欧亚大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澳洲以及其他各地,成为现代人的祖先。

话说回来,叫普天下人,包括炎黄子孙、华夏汉唐后人认非洲人为先祖,您会这么做吗?

Friday, January 01, 2016

我的祖国

原文《落地生根或叶落归根》,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5年11月9日


回家


“冰玉堂中诚雅洁,静安舍内满清芬”。这是顺德均安冰玉堂门口的一副对联。

冰玉堂的所在地鹤岭大街其实是条小巷,入口处有个写着“沙头”的牌坊。



(70年前,在新加坡工作的妈姐捐资在均安兴建冰玉堂。冰玉堂跟当地的岭南建筑风格不同,更具南洋常见的西洋建筑特色。摄于2014年)

缫丝业兴盛时期,沙头村的女子外出打工,跟随家乡的风气,梳起不嫁,成为自梳女,亦称为妈姐。在缫丝业不景气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她们成群结队,来到新加坡当家佣,汇款回乡。

70年前,在新加坡工作的400多名妈姐捐资在均安兴建冰玉堂,政府拨出一片土地给她们建屋子。 

(部份在新加坡工作,捐款兴建冰玉堂的妈姐,在冰玉堂落成时留影。摄于顺德博物馆)

这些自梳女筹建冰玉堂的目的,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回乡养老,也让其他没有依靠的自梳女回国后有个免费的栖身之所。

妈姐们在新加坡工作了数十年,也自梳了数十年。到头来,树高千丈,落叶归根,选择回乡终老是一些妈姐奔波一辈子后的选择。

以均安这个地区而言,地方政府肯定这群少小离家的时代女性对家乡的奉献,为回家的妈姐争取恢复国籍,所展现的是对这群特殊女子的关怀与尊重。

当地政府以情理法为序,作为接纳老妈姐回归故里的核心考量。如果讲法律,这些妈姐入籍新加坡多年,已经不是中国公民。她们也没有大量的资金来投资,又不是专门的技术人才,不符合成为中国公民的条件,中国政府没有为她们恢复原国籍的义务。

换个角度来衡量,自梳是中国解放前的地方习俗,妈姐是古习俗下的牺牲品。她们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默默地为所处的社会,为故乡作出贡献。法律不外人情,让回国的妈姐们能够安心的过完这辈子,是最人性化,最有气度的做法。



身份认同


父亲南来的时候,周末都去同乡的妈姐哪儿喝汤。此后多年来,常听父亲称自己为华侨,后来自称华人,再后来才说是新加坡人。他的经历也是许多本地老华人的心路历程。身份认同背后有浓厚的情意结。

当父亲称自己为华侨的时候,虽然手执新加坡公民权,但还是颇向往吃大锅饭,贫富均等的生活。当他称自己为华人的时候,正在用公积金供一间三房式组屋,真正拥有自己的窝,多了一份成就感。

当父亲称自己为新加坡人的时候已经摆脱了艰苦的建国岁月,投入寻根的热潮,回乡祭祖。跟故乡重逢后,父亲意识到生活文化、饮食举止等明显的差异,故乡已经不是想象中的故乡。他深深体会到随浪随风飘荡的种子始终会掉在土地上发芽生长,虽然种子的来源地是中国,扎根的新加坡土地才是他的家。

父亲跟回国的妈姐选择不一样的“祖国”,走上不同的分岔路。



(父亲也踏入寻根的热潮,后来甚至带着孙子回乡。摄于2004年)

虽然如此,对于故乡人故乡事,父亲始终心怀浓浓的厚意。例如接待中国亲戚在本地短住时,父亲说他们窝在家乡一辈子,第一次踏出国门就来到新加坡,我们就让他们有家的感觉吧!

如今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一切有了新变化。在国家博物馆接触了多数来自神州大地,以中青居多的自由行访客。他们有深度,有内涵,有份语言与血液的亲切感,双向交流中各有所获。

纵然如此,就如目前在新加坡念书的陈小姐,陪着来新探望的父母参观博物馆时所分享的:现代新中两地华人成长在不同的空间,新加坡华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中国,跟她的父母所想象的血浓于水不尽相同。当时我还看到陈爸陈妈一脸错愕。



早期新马华人的祖国


身份认同最能表现在胸怀祖国上。清朝末年,新马华人支持孙中山革命,后来支援国民党抗日。除了筹款之外,在绵长的滇缅公路上,南侨机工以生命来维护中国对外的唯一物资供应链。和平后新加坡华人游行庆祝,旗帜上的大字是“祖国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祖国指的是中华民国而不是新加坡。 



(1945年日军投降,新加坡华人游行庆祝,旗帜上的大字是“祖国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祖国指的是大中华民国,而不是新加坡。照片来源:伦敦战争博物馆)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英殖民地政府急于切断新马华人与中国大陆的交往。首先立法规定从1950年10月1日起,凡是持有居留证的华侨,离境后重返新马,必须重新领取短期签证。三年后,进一步加强法令,新加坡居民与英籍公民不得擅自前往中国,否则重返新马时,可能会受到扣押。

很显然的,这项新法令使到本地华人必须仔细思考效忠的观念,相对的加强了马来亚化的决心。



落地生根?叶落归根?


中国方面的海外华人政策也在改变中。1955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出席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他告诉印尼总统苏卡诺,海外华人可以加入所在国的国籍,成为当地公民而不再是中国华侨。

向居住国效忠这番话,苏卡诺感到满意。但对身处马来群岛的华人而言,无疑是平地一声雷,引起根在何处的激荡,必须在居住的家园和回到解放后的祖国间作出最终选择。

对居住国深情款款的知识青年决意留下来,争取独立自主的新马,谱写一曲属于新马人民的史诗。对中国充满热忱的知识青年则选择回到祖国的怀抱,为建设祖国出一分力、发一分光。


今天重看蔡名智1955年的画作《马来亚史诗》,学生聚精会神地聆听着领袖激昂澎湃的演讲,乌云中透出曙光,马来亚爱国主义正在逐渐崛起,我们还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何谓祖国的震撼。 


蔡名智的画作《马来亚史诗》,我们还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何谓祖国的震撼。摄于“变迁·万画”特展)

在国家博物馆当导览义工的麦皓为分享了他的经历:在港台两地生活受教育,最后决定来新加坡打拼,人生大半辈子过去了。新加坡政府提供他成为本地公民的机会,不怎么考虑就定案了。只有如此才能够一心一意,心无旁骛地生活,有一个国,有一个家,有一个安乐窝。

这番话使我心头热血一涌。人生在不同的时段都必须面对不同的抉择,只有立场,没有对错。但有国、有家、有窝,不才是织梦圆梦的起点吗?


补遗(2016年3月15日):李恩涵的《东南亚华人史》,第217页,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2003)指出:1921年在马来亚各州出生的华人只有22%(258,523人),中国出生的新客78%(916,254人)。1931年增加至31%(534,011),中国出生的新客69%(1,174,08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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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
公民权
老树盘根,芳草寻源

Friday, December 25, 2015

早产儿 Premature babies

早产知多少


新加坡每年有约4万名新生婴儿,其中约10-15%为早产儿,早产婴的定义为早过36个星期出生。卫生部长颜金勇说,早产有上升的趋势,20年前为7.2%The Straits Times Jul 9, 201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调查报告(2010),早产儿占了5岁以下孩童死亡的第二位,最多孩童死于肺感染。少过22个星期出生的婴儿存活率很低,这是因为他们的主要器官还没发育好。少过28个星期出生的婴儿被列为严重早产(extremely pre-term),少过32个星期为中度早产(very pre-term)。超过32个星期至37个星期出生的婴儿为轻度早产(pre-term),轻度早产的婴儿多数都能够活下来。

(早产儿。Straits Times Jul 24, 2012)

早产的原因很多,怀胎过密、烟酒、压力、堕胎、多胞胎、高血压、糖尿病、产妇高龄、超重或营养不足等都是常见的个案,较少见的有负责输送食物的脐带扭曲或太细小等,婴儿在母体内长不大。

少过32个星期的早产婴不能自然生产,必须剖腹提早将婴儿取出来。过早出生的婴儿发育不全,他们无法保持自己的体温,甚至会忘记呼吸。除了特别医疗外,他们也需要许多额外的精神支持。对他们讲话,触摸、拥抱等都是力量的泉源。

在这个时候,需要更大的力量的是父母,尤其是母亲。孩子是父母的结晶,孩子是家庭的喜悦,有哪对正常的父母愿意看着小小的生命还来不及张开眼睛就匆匆离开人世?又或者看着孩子躺在加护病房,突然有一天消失?面对着为生命搏斗的早产儿,父母必须更勇敢的面对死亡之余,还必须拿出正面能量,对未来怀抱希望,才能够为婴儿提供追逐生命的勇气。

早产儿能够活过来,健康地成长,也说明一件事:他们是天生的战斗家(born fighter),已经跟生命搏斗过一回,这是值得自豪的。

在新加坡生养早产儿的费用“曾经”是挺高昂的,留医两三个月,扣除所谓的“津贴”之后,医疗费两三万元是相当普遍的,最高的可达六万元。对一般现金不多的市井小民而言,这笔开销近乎于倾家荡产。过去,政府并不愿意正视这个问题,大选效应过后,才在2013年实施保险制度,部分费用(约20%)通过公积金的保健户头与现金支付,减轻父母的生活负担(The Business Times 11 Mar 2013)。

一位母亲的感受


重看一些网民的交流与留言,焦虑与无奈之情字字真挚。

例如一位署名voncm的母亲写道
….那是非常可怕的经验。我每天都在婴儿加护病房饮泣,每当我想起他、看着他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流泪。我觉得一切都是我的错,怀孕的时候并没有好好照顾身子,使他面对这么大的风险。看着这么多针管插在他身上,却无法分担他的痛苦与不适,我觉得十分无奈。

有一位早产婴的妈妈看我每天都在哭泣,她自动走上前来安慰我,她说其实婴儿知道自己的妈妈的快乐与悲伤。我在他面前伤心不是件好事,因为他也为跟着伤心,这会影响他的发育。从那时起,我尽量忍住不哭,但我忍不住的时候会走远一些。

我知道我必须向这位妈妈一样坚强,才能够度过这场考验。她的婴儿也面对同样的问题,感染、视网膜、心脏有孔、血凝块等,接受了多次手术,将近六个月后才出院。

….the experience is very overwhelming. I cried everyday during son's NICU days. Tears just rolled whenever I thought of & looked at him. Felt it was my fault not to take more care during pregnancy and caused him such risk. Felt so helpless that I couldn't take over the pain & discomfort of needles & tubes on him.

Another premmie's mummy who saw the daily crying, actually took the liberty to talk to me. She said that baby can feel when mummy is happy or sad. It's no good to cry because baby will be sad too & this doesn't help with the development. From then on, I tried very hard to hold back the tears or walk further away when I can't control.

Because this mummy is so strong, I knew I had to be too, to pull through this crisis. Her premmie had all the similar problems (infection, ROP, PDA, blood clot, etc) & went through all surgeries. Eventually discharged after nearly 6 months stay.


儿科专家的回忆


何乃强退休前是竹脚医院的儿科主任,在“回首50年---见证国家医学的进步”(《源》2015年第4期,总116期)中提到过去新加坡医学上所面对的早产婴呼吸停止的棘手情况。

早产婴发育未成熟,肺部表面活性物质(surfactant)不足,因此肺部无法扩张,引起缺氧。如果不施行人工呼吸,让婴儿获得足够的氧气,脑细胞就会受损。此外,还会引起 “呼吸窘逼症”(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RDS),呼吸完全停止。婴儿胎龄越低,RDS死亡率越高,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早产儿就是因为RDS而夭折。


上世纪70年代,本地缺乏医疗仪器,只好把插管置入婴儿的器官,另一端连接一个气囊,将气体用手轻轻泵入,频率为每分钟三四十次左右。医生与护士轮流操作,手指酸麻,大家都劳累不堪。

到了1990年代初,本地才批准将补充表面活性物质(Surfactant Replacement Therapy,SRT)的药物注入肺部。当时欧美国家已经开始使用,东南亚则处于启步阶段。自从有了表面活性物质的药物,日臻先进的医疗仪器和专门医护人员,早产儿存活的机率才提高了。


不曾遗忘的往事


不期然想起一段感同身受的往事。

21年前,我在有薪合约的资助下前往伦敦当一名研究生。孩子由于脐带太小,食物供应不足,在母体内长不大。在伦敦医院的手术室里亲眼看着他从母亲的肚子里“拿出来”,身体只是比一根笔杆稍长,所谓的哭声就像小猫那样啊啊两声,所谓的“抱”,就是用两根手指在下颚提起来。

(约三个星期后。早产儿需要更多的呵护。Mandy,UCH London 团队中一位尽心尽力的护理人员。1994)

当孩子身上的插管全都拔除,我将他抱回新加坡前,接受了BBC的访问:由衷感激英国的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全国医疗保健)机制,在尽责的医疗团队与全面的健保下救活了一条早产的小生命。我们在University College Hospital London跟许多父母在一起,见证了死亡的惨痛,也见证了存活的喜悦。


(伦敦大学学院医院UCH London)

在那个跟其他父母患难与共,心有灵犀的一刻,我们不吝伸出双手,给予对方爱心善意,使大家活得更有信心。这过程让我深深感受到有那份传承,惠及更多人的义务。以爱以善为人生主导,生命自有热和光。

回新后跟一位竹脚医院的“大医生”辩论过。他以政府的口吻告诉我,英国的医疗政策必定解体,NHS必亡。我不以为然,所谓穷则变,变则通,有良知,有同理心的医疗政策不会叫他们的国民破产,也不会叫他们的国民有病无门,要点在于应对。

我们作个君子约定,只要都还活着,21年后笑看秋月春风。

转眼间21年过去了,英国的医疗机制并没有灭亡,依然老有所依,幼有所靠。本地的第一世界医疗机制终于肯低头借鉴他国的制度,大刀阔斧,不套NHS之名,却套NHS之实。

写下此文的目的,无意挑战什么政治或医疗体系,只想提出警惕,别忘了从政或行医最原始的初衷,以人为本的出发点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此外,也希望能为育有早产儿的父母提供一点点精神鼓励:不要低估人民的智慧;要对人生存在希望;能力所及之处,给他人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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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18, 2015

有你同行 Chinatown Volunteers (Banda 3)

民间义工


农历七月中午时分,沿着大坡大马路(South Bridge Road)走到万拿街(Banda Street)大牌五号,参与义工为独身老人家筹办的庆中元活动。农历七月还没过完,大马路已经张灯结彩,准备下一个中秋佳节。大街上,又遇到踩着三轮车收纸箱的镜头,它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司空见惯的风景线。妇女的背影跟一列列的灯笼与灯柱上的竞选海报非但不调和,还带着讽刺的意味。

万拿街大牌五号是1980年代建成的一房式租赁组屋,除了住着许多贫穷的老人外,还有一些带着小孩的印度人家庭。

在万拿街服务的义工有两组,一组称为“万拿三”(Banda 3),另一组“万拿六” Banda 6),都是属于民间发起的组织。“三”和“六”代表他们活动的日子,分别为星期三和星期六。

(牛车水万拿街大牌5号,属于现代化的贫民区)

以“万拿三”为例,为了鼓励老人家跨出房门,义工组织了每个星期三晚的例常活动,让老人家聚在一起,将信封上的邮票剪下来,由义工拿去变卖,存到的钱用来资助中元会、新春联欢和郊游等。

民间有一条义工和商家自行组织起来的价值链。义工通过跟各商号的联系,将信封保留下来,让老人家坐在一起剪邮票,同时交朋友聊天,生活有个寄托。这些邮票并非特别的收藏版,没有转售的价值。商家买进后,只是随意放在某个角落,出发点同样是做善事。


(万拿三义工团。图片来源:Phyllis Tan)

当然这笔邮票钱远远不足以应付活动开销,活动经费主要由狮子会、商家和义工赞助。以投标中元会福物来说吧,老人家每星期出席活动,或者自动报告行踪,都可获得积分。一年累积下来的分数就是他们投标福物的本钱。这些福物都是实用的日常用品如风扇、电饭锅、被单、枕头、鸡精、米粮等,足以让大家度过轻松的下午,皆大欢喜地捧着“战利品”回家。

万拿街大牌五号只是一个城市的缩影。由于义工必须跟老人家建立起人际关系,所付出的精力与时间不少,所能接触的实在不多。这些都是迷恋GDP的人士所难以体会的。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公布世界上最昂贵的城市,新加坡荣登榜首,在巴黎、奥斯陆、苏黎世、伦敦、东京等世界之都之上(Worldwide cost of living 2015)。迷恋排名的人士怎么能相信这个社会上还有无依无靠的穷人,生活在鲜为人知的阴暗面,必须通过义工带来阳光和喜气呢?

何冠英女士个案


1980年代前,街头巷尾常看到妈姐的身影。白衣黑裤,扎辫子或挽髻是妈姐的象征。转眼间,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在急促的城市变化中,妈姐徐徐老去的生命已经被逐渐遗忘。

万拿街大牌五号曾经住过一群年老的妈姐,到了今年下半年只剩下三位。其中一位名叫伍亚七(七婆)的妈姐,侄儿从曼谷过来,将不良于行的老人家接到泰国去,数月后七婆却带着伤感回来老窝。年初在国家博物馆发布《广东妈姐》时,我有幸结识了好些新交,包括年轻的李佩珊。自愿跟“万拿六”同行的李佩珊,甚至将七婆的故事记述下来,在顺德会馆的妈姐展厅展示。

妈姐精神确实感染了许多人。因为《广东妈姐》,跟顺德会馆达成共识,由顺德会馆出资出版,并将售书所得捐赠给广惠肇留医院,获得公众人士踊跃的回馈。此外,顺德会馆也承诺设立妈姐基金,资助新加坡剩余的妈姐的特别活动。数月下来,顺德会馆除了邀请她们参与了顺德亚洲区同仁大会的晚宴外,也赞助了冯宝宝来新加坡表演,跟老人家同欢共乐的部分经费。

其中一位住在万拿街的95岁老妈姐何冠英女士,虽然已经有轻微失忆,身体还是颇硬朗。中元会结束后,何女士跟我一人一袋,将福物提回楼上住家。她自豪地说,屋外堆满了杂物的就是她的家,很容易辨认的。打开房门,跟其他妈姐一样,对着门口那面墙安置了观音。但她的屋子里堆满了杂物,连睡觉的木板床都不放过,只留下容纳一个人的小空间。何女士每天就这样爬着椅子上床,卷缩起来睡觉。何女士倒不以为意。

(何女士的睡床。在一些牛车水商家的乡土情下,杂物都可以换钱。)

何女士拒绝福利部的救济,认为自己单身寡人,开销不大,简简单单有时一天,钱应该拿去接济有需要的穷人。她平时在楼下商店走动,收集纸箱和丢弃的物品,需要钱用的时候就拿到附近商店变卖。商家通过“再循环”来买回自己丢弃的用品,作为老人家的生活费。这就是牛车水商家的乡土情!

我问何女士,这样一个小空间睡觉,能睡得舒适吗?她得意地回答,这是刻意布置的。床上杂物多,小偷摸进屋子,不晓得贵重的钱财藏在何处,就会知难而退了。

义工已经为何女士收拾过了,屋子里头杂物虽多,但没有异味,就由她了。那些杂物对我们而言是垃圾,对何女士而言是可以跟商家讨价还价做交易的筹码。那些杂物就是她当了半辈子家佣,走过一个时代后,年将近百依旧坚持自食其力的谋生工具。我们狠得下心肠,连人生最后的一点尊严都不给她吗?

超越局限


举行“这里是新加坡发布会、讲座兼图片展”时,跟主办单位书写文学协会取得共识,为老人家加办一场窝心的活动。“万拿三”召集了牛车水五个义工组织,带了百多位老人家到国家图书馆16楼(The Pod)齐欢庆。环形玻璃窗往外望,小坡的旧貌新颜尽入眼帘,打造了多少共同的回忆!

(2015年10月25日国家图书馆16楼:济济一堂的聚会)

(何冠英女士。摄影:梁金菊)

除了由书写文学协会和我负责的图片展与讲座外,经禧民众俱乐部戏剧粤剧部和艺联剧团的表演艺术家都参与了这场温馨,别具意义的聚会。

(经禧民众俱乐部戏剧粤剧部。摄影:梁金菊)

(艺联剧团。摄影:梁金菊)

对书写文学协会的朋友而言,除了筹办这个聚会外,他们也接受我代义工的邀请,参与了别开生面的郊游和中元会活动,为老人家带来温馨。

(郊游)

(中元会喊标)

这类耕耘只能说是杯水车薪,毕竟民间力量难以突破时空的局限,能接触到的人不多。不过,从参与的社会人士和义工那里,我看到了一个助人为快乐之本的信念,一套超越金钱与排名的价值观:能够给多少人带来内心的喜悦,就能制造多少份感动。对平民百姓而言,这就是精神上最大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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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在他乡的季节:梳起不嫁的金兰姐妹(九之三)

Friday, December 11, 2015

乌敏岛 Pulau Ubin

20158月份踏上乌敏岛,这次随行的张玉云是位“外国人”,严格说起来是从英国回新探亲的马来西亚人。

上世纪60年代新马分家后以柔佛海峡为界,好些家庭莫名其妙的被分割在长堤两岸,一家人变成有些是新公民,有些是马公民,玉云的家庭乃其中之一。

两个月后,在新山老街遇见当地文化闻人舒庆祥,他对当年在《马·星洲日报》共事,桌子一前一后的“小妹妹”印象深刻。

将这番话传到英国,玉云表示“老舒”是当年全马文笔最出色的记者,玉云本身不看足球,却为老舒的球赛评论着迷。

原来20年后,大家还是如此惺惺相惜,谁也没忘记谁。可爱的大马人。

这种情怀,就像许多本地人对乌敏岛的情意结一样。它是新加坡最后一个充满乡土气味的岛屿,一旦失去,南洋风味的感觉就永远找不回来了。

近来乌敏岛曾经引起民间的回响,以为政府有意开发乌敏岛,因此纷纷为最后一个乡野请命。后来当局说并无此意,事情才告一段落。


(乌敏岛上的矿湖)

在岛上走了四个小时,估计有十多公里路,玉云表示乌敏岛是这趟探亲游最难得的经历,疲倦但大有斩获,是非常愉快的疲倦。

乌敏岛每年吸引了30万人次过岛郊游,为川行于樟宜尾与乌敏岛两公里水域之间的驳船带来了150万元的商机。

乌敏岛是个小岛,只有10平方公里,比新加坡本岛小了70倍。小岛虽然比小更小,却比本岛更包容,自然、原始、淳朴、甚至停顿。岛上除了保留着登岸后的古早店铺,以及华人和马来人村长的老屋外,原有的红树林、亚答子园等继续生长,不过细微中已经起了些许变化。


(每年约30万人次来回于乌敏岛和新加坡本岛,为驳船业带来150万元的营收。)

(岛上的戏台依旧,它曾经是岛上的课堂)

(亚答子)

首先是充满蕉风椰雨气息的池塘转型为荷花池,出水芙蓉的风姿永远叫人迷恋。一般上,荷花和睡莲容易叫人混淆,它们都是大家熟悉的水生花卉,同属睡莲科植物。最容易识别的方法是荷花的叶片挺出水面,在风中摇曳;睡莲则浮在水面上,活像睡美人。


(荷花池)

其次是岛上的动物多了,野猪生了小猪,猪妈妈带着小猪在野地觅食,成为岛上充满动感的风景。小猴子也由猴妈妈率领,住在村长家附近的竹林中,见人也不觉得害怕,人猴在同一个天地拥有不同的生活空间。


(母猪与小猪)

(野猴)

第三是村民逐渐老化了。原村长的儿子林初帝老先生守候着乌敏岛家园,已经在数月前去世,留守家园的是他的妻子陈女士和那头忠狗。陈女士表示孩子在码头出租脚车,黄昏时分才会回来。年老丧偶的陈女士表示年纪大了,已经没什么气力,就这样坐落一个又一个的黄昏。

陈女士也是岛的女儿,在靠近外展学校那一头度过年少,长大后嫁给岛的儿子,此后一路来都在岛上生活。小岛的田野风味就是她和老伴熟悉的故乡,认为人跟黄土是不可分割的,对新加坡本岛四四方方的生活很不习惯。土地被政府征用后,他们租回原地,继续在岛上过活。

陈女士让我们“自由行”,在屋子里活动拍照。触目所及的都是曾经熟悉的农家陈设,古早味浓郁的厨房、木板缝隙间可偷窥的房间、煮饭炒菜的灶头都是现代城市人不再使用的。黄狗跟了我们一阵子,累了,懒洋洋地躺在洋灰地,守候着似乎停顿的岁月。


(陈女士的家。黄狗跟主人一样,累了。)

(农家煮食的灶头)

这样淳朴的乡村曾经是新加坡本岛的特色,不过在城市化的步伐中已经消失了。就如玉云所说的,她从前的老家也挺类似,彷佛看到自己的童年,英国的乡村格局则现代化多了。

我倒觉得英国的乡村更像新加坡以前的别墅,不免想起初次到伦敦南部Surrey桂平的家作客时,她就住在名叫Cheam Village的宁静的乡村。我在伦敦Waterloo搭乘一个小时的火车,下车后看不到想象中熟悉的乡野景色,还以为摸错了路。

第四个变化,来自别人怎么看我。跟一群年轻的马来人借脚车来摆post,他们uncle前uncle后的,不免再度提醒了我,在别人的眼中,已经不是昔日的小弟和帅哥了。乌敏岛未老,人则不得不面对现实,跟往事干杯。

当然同行的“外国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被auntie前auntie后的,这倒是可以聊以自慰的。哈哈哈。



(同行的香港学生Lorant,在英国居住的马来西亚人张玉云,玉云的宝贝Ben)

相关链接
乌敏岛 Pulau Ubin
吴庆瑞 Dr Goh Keng Swee - 大时代 (3 of 3)

Tuesday, December 08, 2015

新谣纪录片:我们唱著的歌 The songs we sang

十年一觉新谣梦


《我们唱著的歌》是邓宝翠花了两年多时间制作的新谣人文纪录片。为了重现80年代在百胜楼(书城)无条件拥护新谣的光景,许多热血人士都响应号召,挤满书城各个角落,对邓宝翠伸出友谊之手,让她能够重拍上世纪的风光。

(热血人士齐聚书城,再造80年代的场景。图片来源:吴绳绪)

两个多小时的电影没有冷场,回忆一个只有十年的超短新谣时代的过程中,导演的诚意给我们带来丝丝感动,我觉得观众的诚意同样制造出双向的心情对流。

不过就如邓宝翠在电影结束后的对话会上所流露的消极的情绪,她所面对的是因资金和版权所引发的连串不可思议的挑战。制作完成后,电影只可以在国际电影节上映一场,安排在滨海艺术中心一千多人的剧院跟观众见一次面。这部美其名由文物局资助的电影的实际赞助费只有30%,其余的由制作人自己想办法。

陨落的流星


电影的宣传文字写道:

“一把吉他,三几好友,无数好歌。当年的青青岁月,你可曾忘我唱着。唱着友情,唱着梦想,唱着迷离的忧伤,唱着华丽的希望,唱着自己的心声,唱着我们的歌。

重温新谣的发展,回味你我的青春。由本地独立电影人邓宝翠执导的华语人文纪录片《我们唱着的歌》,以历史的角度,配合人文的情怀,细腻地拼凑这场轰动一时的文化运动,如何缘起如何转变,并借此重新审视我们共有的记忆。”

本地独立电影人邓宝翠执导的华语人文纪录片《我们唱着的歌》

关于新谣的起源以及比新谣更早的本地文艺歌曲的起起落落,我曾经通过文字作了些“回忆录”。感性地看新谣,我们会感怀包含着随性、自信、甚至很乡土、充满傻气的本地原创歌谣的冒起与迅速陨落。理性地看一个时代,歌曲代表着某个时代,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流行曲,经得起时代考验的都成为经典金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歌。新谣的生命力比当年文团的创作强悍,或许也是因为有商业“黑手”在背后推动的原故吧?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创作,就像巴金的家春秋、鲁迅的呐喊与彷徨、茅盾的子夜与林家铺子、老舍的骆驼祥子与茶馆等,都曾经风靡一个时代,但现在多少人会去欣赏?“友谊的歌声”、“满怀激情迎新春”、“我们是生活的歌手”之类的文艺歌曲活在70年代的文团伙伴心中,新谣同样活在文艺歌曲没落后的过来人心中,当下本地年轻人关注的可能是One DirectionTaylor Swift。因为有不同的时代,所以才会有不同的缅怀。或许这就是怀旧吧?

回想80年代末,我也是其中一名跟新谣告别的支持者之一。新谣给予我许多珍贵的回忆,丰富了年轻的岁月,但变质的新谣则使人深感遗憾与无奈。那时候新谣从纯真、随性、简单、筑梦的特色走向商业化的道路,失去最原始、感情最真挚的精髓。转型后的创作,失去了本土的特色,跟港台的中文歌曲没什么分别,实际上好些新谣人物都走入港台的歌艺圈,为当地歌手写歌作曲,甚至在他乡的舞台蹿红,以台湾歌手的身份打入黄金满地的中国大陆。

他们怎么说?


姚礼莹认为当年的水草三重唱歌手之一的许南盛在片尾所说的关于真诚的一句话值得深思:“虽然片尾似乎突然地结束,但那句话说得也很恰当,真诚还是最重要。”

吴绳绪表示:“回顾纪录片(我们唱著的歌),用的不外是民间的私藏,还有海蝶、广播局(现新传媒)的档案。再来就是孙燕姿、林俊杰演唱会片段、《明天会更好》MV。看似简单,可是想起当年弹唱人和海蝶的版权纠纷,还有现在孙燕姿、林俊杰所属国际唱片公司,可以想象邓宝翠面对的难题,肯定超乎我所能想象的。但我还是很希望这纪录片能够出版成DVD,让更多国人有机会欣赏。”

刘健茂回忆当年:“其实60/70年代,许多文艺团体也曾创作(集体创作)了许多比较文艺的歌曲,如实践艺术学院,南方艺术团,新加坡工艺学院中文协会,生活剧社等等团体所创作的歌曲。印象中有:《红棉花开》、《在那辽阔的大海旁》、《歌玉蜀黍》、《锄头落处》、《我们是生活的歌手》、《新加坡河之歌》、《生活之歌》、《登上了高高的山顶》等等。不是只有新谣。当然也有本地创作的流行歌曲(记得上官流云就应该创作过许多歌曲)、电视剧歌曲等等。当然还有很多很多….

许愫芬对歌曲的兴趣广泛:“每一个人聚焦于不同时期的歌曲,不表示其他歌曲不好。我也很喜欢友谊园舞曲,我也喜欢听country song ,西洋歌曲和张国荣等巨星的歌。我也爱中国民间小调,文艺歌曲….

价值观的取舍


的确,无论选择哪一条路,“真诚”是一个价值观的考量,影片以许南盛的一个镜头一句话来结束虽然很突兀,但想想确实是很不错的安排。就像新谣时代突然间结束,文艺青年突然间销声匿迹,华校生突然间变成历史名词,一个时代突然间终结,一个文化层突然流逝一样。在新加坡式的效率中,希望一个突兀的安排能刺激更多人思考,尤其是拼经济、拼排名、拼人均收入以外的人文的思考。

也深深感受到《我们唱著的歌》制作团队面对着商业版权与制作经费的种种无奈。我在10月份跟书写文学协会联合主办的数百人的SG50系列活动争取到当局的50%资助,但还是面对着一人一半的架构下,一万多元的财政赤字,更何况一部只有30%赞助的电影。

商业版权是双面刃,主要维护大财团的利益,对小户可能杀伤力远远超过亲和力。想象一下查阅WIKI和不吝分享的大众博客必须付版权费的后果?想象后的后果是不敢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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