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ne 03, 2016

新加坡地铁

都是MBA惹的祸?


2000年千禧年,我向出差一年的伦敦挥别。回到新加坡后,为国防部制定了一个战舰设计的短期课程,邀请数位伦敦的教员前来授课。

当时的伦敦市区交通拥挤,停车费昂贵,停车场也不好找。伦敦地铁与地面铁路网经过百多年的兴建与扩充,几乎可以去到各个角落,所以日常上下班或到市中心,赶地铁已经成为伦敦人的生活常态。来到新加坡,伦敦人也惯性地使用地铁。反正身为短期旅客,主要在市区一带蹓跶,地铁东西线和南北线对他们而言已经绰绰有余。

课程的负责人David Fellows向我惊叹道:“你们的地铁又干净又快又可靠,真的是世界级。伦敦被冠为第一流大都市,却使用第三流的公共设施,我们需要向新加坡多多学习。”

虽然明知道言谈间多少有点恭维的成份,还是不免有些飘飘然。我打着类似的官腔回应道:“谢谢您的夸赞,不过现在说这些还言之过早。伦敦的地铁川行了整百年以上,新加坡的地铁只运作了约十年,整个系统还很新。若要下断语,可能得等上多十年左右。”

当时说这番话也并非完全无厘头。在战舰工程领域亲身实践了这些年,对于采购、设计、保修、持续性运作等累积了一些实战经验。战舰就像浮动旅店,陆地上的基础设施战舰上都有,也同样横跨机械工程、电机、电子、电脑、软件、自动化、结构、建筑、整合、保修、提升、合约、外包、财务等领域,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状况,应该如何应对,大致上有个底。地铁跟战舰的工程性质类似,属于复杂的集成系统。再多十年机件老化后,管理、营运、工程、企业文化、相关知识等,不论好坏,都会一一浮台,该来的总会来,这是因果定律。

同样是21世纪初,互联网乍然兴起,带动了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有知识有卖相的知识分子与高科技员工在全球各先进地区都很吃香,非但可以随遇而安,还能挣得好价钱,将世界当成他们的家。随着高流动性但没有什么忠诚观念的世界公民的涌现,另外三个冒起的MBA新兴词汇就是“知识型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人才管理”(talent management)和“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y)。

电子经济(e-economy)大起大落,地铁公司的资深员工跟当时的其他企业一样,同样经历着潮起潮落。当时的思潮是运用大市场的知识型经济,审核企业的核心,制定人才管理策略来削减长期企业成本。在此模式下,本土人才不受重视,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被视为可取代(replaceable)的知识,维修人员亦不被认同为公司的核心团队,甚至可以通过外包来提高廉价的竞争力。这些富有经验的员工黯然离开职场后,同时流失的是被忽略的,无法用文字来形容的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

对许多过度迷信哈佛理论的企业而言,这是走下坡的前奏。新加坡地铁不重视硬技能(hard skill),因此无可避免的自我启动类似的危机。

在工程领域里,大致上可划分为研究、开发、设计、监督与保修,工程人员所获得的待遇也跟着顺序分等级。出现问题时,随时冒着生命危险,顶着时间与人手的压力,流血流汗的维修人员往往首当其冲。在冷气房搞研究、开发与设计的人士对维修概念模糊,“维修设计”(design for maintenance)这个词汇在欧美的教科书上已经出现了至少30年,但并没有真正落实。新加坡政府组织负责的则是采购(procurement)、审核(design review)与监管(governance),并没有亲身负责设计工作,要落实维修设计概念跟欧美一样,知易行难。

地铁文化是“半桶水”文化?


David Fellows肯定看到了2011年新加坡地铁大瘫痪,总裁苏碧华道歉辞职的新闻。这类由CEO负荆请罪的职场案例在新加坡的公共企业里几乎绝无仅有。至于苏碧华是否是颗棋子,那就见仁见智了。

2015年,地铁发生另一起超过十个小时的大瘫痪20164月,电力故障影响到条地铁线和条轻轨无法川行。不过继任总裁郭木财可以高枕无忧,因为一切烂账都可以算到苏碧华的头上。

十年河东转河西,伦敦地铁在更新设施与改变企业文化后大大提高了运作的可靠性(reliability),现在甚至计划在周末让一些地铁线24小时服务无间休。

说到企业文化,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各相关发言人的谈话内容:

1. 2016531日的海峡时报引述交通部长许文远的话,2015年新加坡地铁发生了29起严重事故,2014年则有14起。台北捷运每行驶80万公里有一起超过5分钟的延误(2015),香港为52万公里(第一季),新加坡则是每16万公里(第一季)一起。

2. 前一天(530日)的海峡时报论坛版(Forum),SMRT常务董事(Managing Director, SMRT TrainsLee Ling Wee回应读者的评论时指出,地铁公司在过去一年来,将53%的地铁营收投入维修。今年首三个月,东西线行走超过21万公里才出现一宗超过5分钟的延误。SMRT也投资在状态监测(condition monitoring)仪器、预防性和预测性维修等(preventive maintenancepredictive maintenance)。

3. 较早前陆路管理局说地铁的“严重事故增加了,但是整体可靠性则改善了”。

(SMRT回复读者的评论。资料来源:Straits Times, Forum, May 30, 2016)

对局外人而言,这些言论都是互相抵触,断章取义的数字游戏。至少许文远知道数据相差太远,放弃了类似八元“开心”的心脏绕道手术的论调,面对现实,承认新加坡地铁远远不达标。

众说纷纭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半桶水”的企业文化,显然的“有关当局”并没跳出报喜不报忧的框框,引导公众人士看水桶的下半部,而不是上半部的空桶。


台北捷运在1996年投入运作,已经行驶了20年,若整个营运体系有什么腐败之处,差不多是时候浮出水面了。显然台北捷运是个成功的例子,以它来作为学习的对象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以台北捷运为100分基准,港铁MTR 65分,新加坡MRT 则只有20分。

某位博物馆义务导览同侪甚至戏虐地说,现在地铁发生故障是常态,我们在例常导览排班上应该想个应对的方法,别连累到导览员迟到也成为常态。万一发生地铁故障,后备导览员可以顶上。

话虽如此,排名始终只是一场游戏,所谓一分钱一分货,最主要的是设下可以接受的最低尺度,大家才能冷静下来,评估是否物有所值。

地铁服务的合理性


如今没上班的时候,我都使用地铁与巴士。随着多条新的地铁线投入运作,又可以自由地转换地铁与巴士,整体感觉上,公交比起过去的陆路交通便利多了。想到数年后地铁网络遍布全岛,到时我已经是个名正言顺的老伯伯,可以享受老人乘车优惠,现在已经兴起放弃拥车的念头。

地铁作为现代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快速大众运输系统,时间与价格的合理性,以及对乘客的尊重等自然成为必要的考量。

由于每座城市的消费不一,新加坡的地铁与巴士接驳的整合付费很难跟香港、台北和广州直接比较,但肯定比伦敦廉宜得多。那是因为伦敦地铁的运作模式不同,不在地铁站设立零售店,92%的收入来自车资(SMRT的车资收入约75%)。如果新加坡的公共交通不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够省下可观的总裁红包、董事费和股东的红利。这笔省下的费用或许就可以用来调低车资,或是改善员工的待遇了。

(地铁的载客量,2015年)

新加坡地铁的服务水平落后广州,跟香港和台北的差距则更远了。要提升列车日常运作的可靠性,除了在维修与工程方面充满挑战之外,或许更应进一步考察审视公共交通成为上市公司的负面影响。别忘了超越我们的广州地铁、台北捷运,甚至曾经被新加坡政府引为笑柄的伦敦地铁Underground都不是上市公司。

至于对乘客的尊重度,伦敦地铁全面使用英语,那是因为这是个老牌英语国家。广州、香港和台北的地铁线都使用至少三种语言,除了当地的地方话外,也包括了华语和英语,方便乘客之余,同时温馨地提醒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事宜。

新加坡的四大官方语言政策并没有改变,但叫人深深不解的是为何英文英语独尊,而不顾虑到一些不允外语的人士,尤其是在新加坡打拼了一辈子的老人家。有时候看到他们站在地铁闸门,面对多个写着外语的出口,一脸茫然的神情,真叫人一鼻子酸。

相关链接

Tuesday, May 31, 2016

网络弱势族

作者:何盈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说黑道白》2016年5月13日

上个星期天下午,顶着火热的太阳,从多美哥地铁站走到国家博物馆时,汗流浃背,气喘不停。

到了古色古香的大厅,向接待员表明,要先听“玛雅文化”讲座,然后参观“大英博物馆世界瑰宝展”。

口操流利英语的接待员笑容可掬地回答:“本地乐龄公民观展免费,不过,听讲座得先上网报名,你报名了没?”

我翻了翻小册子说:“这里没注明得上网报名啊?”

“那不要紧,你可以到楼下讲堂,还有空位的话,你照样可以入座的。”

我进去了,听完精彩的讲座,接着观赏瑰宝展。因为打算到墨西哥旅游,径自走入中美洲展厅。玛雅文化古老神秘,展品虽然屈指可数,可也算大开眼界。展厅冷气强劲,舒服得很,可能因为太舒服了,举家大小前来“避暑”的特多,手机“观展”的也多,想要静静细赏,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离开博物馆之前,背后又传来“你上网登记了吗?”的对话。我想起“玛雅文化”主讲人李国梁日前在报章上发表的文章,内容是新加坡文化遗产节的盛况,文章结尾时,写了这样一番话:“文化遗产节唯一的遗憾就是,许多活动都必须通过英文网站报名,叫不识英文的老华校生非常纠结,希望策划人在来年能够从善处理。”

国梁先生是资深文史研究员和导览员,此话一针见血,可说是为“网络弱势族”请命。

巧的是,遗产节开幕那天,我马上上网报名要一游乌敏岛“德国姑娘庙”,上了老半天,两天导览带队的名额几乎全满,只剩两场傍晚的票券,摸黑来回,很不方便,只好作罢。

第二天,跟几个老友聚聊,话匣子打开,几乎个个都对上网报名、提出各类申请或者办事,遇上不少困难,不是网上的说明不清不楚,便是程序复杂,要不然都是单一语文,尤其是叫上了年纪的朋友望而生畏!

其实,即使上网报了名,也未必事半功倍。我曾经报名出席健康讲座,排队核对网上资料,多了一层手续,比当场排队入场还要慢。

拙文《别叫徒步太沉重》上周见报后,接获十多封电邮,可见喜欢徒步认识古迹的朋友确实不少,他们多数是不熟悉上网或者是不谙英文的一群。

我不否认岛国的人文活动越来越丰富精彩,每周每月都有节目,处处都有“文化盛宴”或“艺术大餐”,但是,可否让这些“大餐盛宴”与“网络弱势族”分享,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乐龄?

Friday, May 27, 2016

闪光灯下:通过旧照片追踪新加坡印度人的历史 Tracing the history of Indians in Singapore

原文:Nalina Gopal,印度文化中心研究员
翻译:李国樑
刊登于《源》杂志,新加坡宗乡总会出版,2015年第5期,总117期


引言



印度人是新加坡的第三大族群,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印度先民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不同地区,有各自的宗教信仰与文化习俗。东南亚区域的印度族群来自数波的移民潮:殖民地前、殖民地时期、后殖民地时期。殖民地前,淡米尔纳德邦的雀替尔族商人早在14世纪已经来到马六甲,跟当地的马来女子通婚,并为印度洋各地的商贸作出贡献。不过真正持续性的移民潮是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成立之后(1786-1824)。印度人从马德拉斯(Madras,金奈)、纳格伯蒂讷姆(Nagapattinam)、加尔各答(Calcutta)的港口出发,越过印度洋,来到海峡殖民地。

18191月,120名原属孟加拉步兵团的印度兵跟随莱佛士和法夸尔抵达新加坡。R.B.Krishnan所搜集的资料显示,当时来到新加坡的印度人有Sangara ChettyNaraina Pillay Mohamed Hassan Mohamed Lebar1822年,法夸尔委任他们为理事,主管印度人的事务[1]

档案照片为我们提供可靠的线索,得以追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来到新加坡的印度移民。G. R. Lambert 是当时本地著名的相馆,为1867年至1900年代初的新加坡摄下大量珍贵的图片[2],保存着两个世纪前的新加坡的地貌和多元种族的景观,让我们重新探索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不同族群、时尚和习俗。如John Falconer所说:这些照片加强了东方人的浪漫形象与各族群的神秘感,其中不乏叫人咂舌的镜头。”[3]

这些图片都是为欧洲人精心设计的。在印度,当地画家早已画下这些人文景观。1719世纪间,印度有许多绘画学校,将印度原住民的肖像、作业、习俗和服饰通过画笔记载下来,满足洋人强烈的好奇心。

本文通过私人收藏家与国家博物馆收藏的G. R. Lambert的照片,追溯本地印度族群的历史。

早期定居的先民


就如Siddique Puru Shotam1982)所说[4],印度人定居的地方与所从事的职业是相互影响的。早期的企业家在新加坡河岸活动,于是印度人居住在克罗士街(Cross Street)、马吉街(Market Street)、马六甲街(Malacca Street)、莱佛士坊(Raffles Place)等地。这些地方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印度先民在这里生活的蛛丝马迹,朱烈街(Chulia Street)是唯一的标记。小印度则保留了历史氛围。[5]

19世纪初,来自印度的客商抵达新加坡,朱烈人是其中一个最早抵岸的族群。朱烈人是来自乌木海岸的淡米尔回教徒,他们带来的商品五花八门,有纺织品、珠宝、牛只、皮革、烟草、锡制品和槟榔。那些拥有船只和货船的朱烈人也搞船运。除了淡米尔回教徒,其他淡米尔族群、古吉拉特、马拉巴尔和帕西商人很快的来到海峡殖民地定居,并将新加坡河岸转型为贸易站。这些商人来往于其他英国殖民地,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建立庞大的商业网络。

移民的轮廓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新加坡的印度人到相馆拍照,身上穿着传统服饰,但采用欧洲风格的家具和背景设置。这类照片将早期移民的生活静态化,无法看出他们的居住地点和职业。不过,这些影像至少记录了那个年代的移民的穿着、族群构成和社会背景。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印度移民以男性居多,那个年代缺乏举家移居海外的动力。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一张20世纪初的淡米尔家庭合照,一家大小穿戴着传统服装和珠宝。

(淡米尔家庭照,1905. 图片来源:《源》,引用自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罪犯劳工


18251873年间,新加坡是个惩罚印度罪犯的地方。在那50年间,有15,00020,000名印度监犯被遣送到新加坡当苦力,建设了好些还保留着的建筑地标如总统府、白礁灯塔、莱佛士灯塔、汤申路和武吉知马路。一位名叫Baawajee Rajaram的绘图员,甚至在服刑期间为兴建圣安德烈教堂撰写计划书,服刑期满后成为一名私人建筑师。

殖民地政府在1873年取消囚犯劳工政策。一些前囚犯经营小本生意,买土地建房屋。有些人在公共工程局工作,熟练的工匠担任管工的职务。一些前囚犯当水管工、裁缝、印刷工人、鞋匠、切割机员等,有些则成为食物承包商或洗衣店老板。

另一个印度先民的特色是兴建宗教庙宇,1820年代落成的马里安曼庙和詹美回教堂都是印度人对新加坡早期建筑的贡献。

安全部队


1881年,新加坡成立了锡克族警察特遣队,第一支部队来自旁遮普(1881326日)。锡克警察分布在马来亚各地,维持当地的法律与秩序。部队于1945年解散。

(锡克警察。图片来源:《源》,引用自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此外,丹戎百葛船坞公司维持了一支警察部队,成员包括锡克人。1930年代,三巴旺海军基地和实里达空军基地都由锡克警察看管。锡克人也从事保安和看守员工作。锡克人是英国派来海峡殖民地的印度兵成员之一。印度独立后,辜加兵团取代印度兵的任务。

19世纪中叶,受英文教育的印度和锡兰人受聘为殖民地辅政大臣办公室的工程师、测量师、文员和翻译员。印度人也担任火车站管理员、铁路监工、通讯工程、医疗人员和学校教师。20世纪中叶,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作家、记者从印度来到海峡殖民地。

商业社群


1819世纪的欧洲经济腾飞,带动东南亚的商贸。雀替尔人从纳德邦移居到缅甸、越南、柬埔寨和马来亚。新加坡河是新加坡的货运中心,货仓与贸易商行林立。1820年代,雀替尔人成为新加坡最早的民间放贷者,在新加坡河附近的朱烈街、马吉街和马六甲街经营放贷业务。在现代银行与金融体系发展起来前,雀替尔人是为殖民地各阶层人士提供中长期借贷的主要贷款商,客户包括欧洲种植园主、华人矿工和商人、马来皇室和农民,印度商人和承包商等。

(雀替尔人是新加坡最早的民间借贷者。图片来源:《源》,引用自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雀替尔人也是当年主要的地主。他们将货仓改建,店屋的底层设立借贷服务,楼上则装置成多个床位的宿舍。每三年,他们回去家乡探望亲人。到了20世纪初,有些雀替尔人将家人接过来,在海峡殖民地定居。

20世纪初,新马的锡克族也提供个人借贷服务。锡克人跟雀替尔人不一样,他们移民到本地原本从事保安工作。锡克人在市区里当看守员兼借贷人,贷款给劳工、书记和店员,贷款数额低但利息高。他们成立了锡克借贷人和商人协会。

音乐家,舞蹈家和艺人


20世纪初,新加坡已经有印度舞蹈、音乐和舞台演出。淡米尔与帕西的流动表演剧团从印度来到海峡殖民地。新加坡的淡米尔剧团于1930年代成立,表演历史剧。到了1940年代,演出内容逐渐改变,以社会与时事为题材。

(流动表演剧团。图片来源:《源》,引用自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印度人乐团如Ramakrishna Sangeetha Sabha成立于1939年,由男女乐师组成。来自锡兰的淡米尔族群成立了纯女子乐团,二战前在新加坡及海外公演。新加坡印度人艺术学会成立于1949年,是最早主办本地与外地艺术表演的团体之一。

印度人在马来电影的发展史上贡献杰出,直至上世纪中叶,他们担任过马来电影导演,也经营过电影发行业务。当时的两大影业巨头邵氏和国泰克里斯聘请印度片导演如B. S. Rajhans P. L. Kapur B. N. Rao Phani MajhumdarL. Krishnan等人拍摄马来影片。印度人拥有并经营戏院,钻石戏院的主人是K. M. Oli,首都戏院由Namazies管理。Gian Singh & Co早期的影片发行商。

19世纪末期,印度流动商人开始涌现。实龙岗路及其周边的街道有许多传统业者,如洗衣店、金铺、珠宝商、铁匠、香料研磨和送奶工等,其中不乏流动小贩、乐手、杂技家和舞蹈演员。

泰国甲米有一面刻着婆罗米文的石碑,显示了淡米尔金匠可能早在公元34世纪已经移居泰国南部,这或许是印度金匠大规模来到东南亚的最早证据。纳德邦的金匠在1940年代来到新加坡,住在实龙岗路的昏暗的小房间里。金匠根据传统与宗教的需求打造金饰。在一些传统的场合如穿耳洞,金匠都会在场。当机械逐渐取代人工作业时,印度金匠跟着消失,被印度与华族首饰商取代。

(实龙岗路的印度金铺。图片来源:《源》,引用自新加坡档案馆)

女人


过去的新加坡印度族群,男人一路来都处于领导地位,女人则没有什么记载。殖民地文件显示,19世纪中叶来到本地的女人都是囚犯和种植园工。19世纪末,海峡殖民地的印度商人和移民开始将家眷接过来。1920年代,入境的印度妇女约占百分之三十,奠定日后印度侨民落地生根和组织家庭的基础。

印度女子主要是家庭主妇,倾向于社区服务与手工艺品制作。她们充分利用时间,学习针线活、绘画、音乐和舞蹈。有些印度妇女融入本地的土生文化,不论是衣着、语言或美食都入乡随俗。

直至1990年代,女相师替人算命,供应商销售家庭用品、农产品和自制产品等都是小印度司空见惯的风景线。上世纪中叶,来自纳德邦的女回教徒也是闻名的香料商贩。E. A. Ponnammal女士(1898-1973)是一名淡米尔妇女,早在上世纪初已经在本地经营放贷业务,为自己的族群提供资金,并受到其他借贷商的认可。

随着时代的进步,提升妇女地位的意识日渐普遍。1931年,印度与锡兰女子俱乐部成立,支援本地妇女与孩童的教育、社会与经济,为他们提供平等的机会。1950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新加坡期间,印度与锡兰女子俱乐部跟妇女联盟合并,成立卡马拉俱乐部(Kamala Club),一直持续至今。

文化习俗


宗教是印度族群文化的根源,印度移民将他们家乡的宗教信仰带到新加坡,兴建庙宇让族人的心灵有所依靠,同时有个聚集的场所。桥南路的马里安曼庙(1827)和詹美回教堂(1830-1835)、直落亚逸街的纳宫神社(1828-1830)都是历史悠久的庙宇。如Sunil Amrith所说:“历史学者通过古老的建筑与文化,找到珍贵的移民记录。这些古老的记载遍布亚洲,为我们提供追寻移民足迹的线路。”[6]

(大坡大马路的马里安曼庙和詹美回教堂。图片来源:《源》,引用自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马里安曼庙根据南印度庙宇的建筑风格建成,纳宫神社则完全复制了印度的纳宫神社。当年的旅客都会到神社祈求一路平安。今天,我们还可以在神社内看到一套印度纳宫神社的复制文件。在守护神的纪念日当天,可以观看跟印度纳宫神社同时进行的升旗仪式。

(直落亚逸街的纳宫神社。图片来源:《源》,引用自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殖民地年代的旧照片反映了复杂的印度移民史在各族群间缔 造了多元化、充满动感的异地风情”[7]。在寻根的路上,我们可以通过语言、宗教、习俗、穿着和食物料理分辨来自印度次大陆不同地区的族群。无可否认的,新加坡的印度人就跟东南亚各地的印度人一样,在进化的过程中融入当地社会,吸收当地的文化与习俗。过去与现在的移民经验促进了印度族群的凝聚力,这些共同的体验进一步加强了本地与世界各地的印度社群的联系。

 参考资料:

[1]        Krishnan, R.B, Indians in Malaya, A Pageant of Greater India: Malayan Publishers, 1936.

[2]        Liu, Gretchen, Archival Collections of Asia Photographs in Singapore’s National Archives, National Library and National Museum; Volume 4, Issue 1: Archives, Fall 2013

[3]        John Falconer, A Vision of the Past: A History of Early Photography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The Photographs of G.R.Lambert & Co., 1880-1910: Times Editions, 1987

[4]        Sharon Siddique and Nirmala Puru Shotam, Singapore’s Little Indi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2.

[5]        Nalina Gopal, Encounters with the Public Archives & Collective Memory: Researching the Indian Community in Singapore, http://library.ifla.org/id/eprint/249

[6]        Sunil Amrith, Migration and Modern Diaspora in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7]        Brij V. Lal, ‎Peter Reeves, ‎Rajesh Rai Encyclopaedia of Indian Diaspora: 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2006

相关链接

Tuesday, May 24, 2016

到国家设计中心看百年前新加坡

作者:许翔宇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第四页,2016年5月9日

新加坡河畔驳船密密麻麻、传统华人街戏台前人头攒动、玩蛇人施展技艺……近百年前放映给欧洲人观赏的新闻短片中的新加坡,已是一个贸易蓬勃、各族群交汇的港口城市。

这些由法国高蒙电影公司在上世纪20年代为欧洲电影观众制作、反映新加坡风土民情的“高蒙实况纪录片”(GaumontActualites),上月起在国家设计中心(National Design Centre)举行的法国高蒙电影公司120年回顾展(Gaumont:120 Years of Cinema)首次放映。

这项配合“Voilah!法国文化节2016”举行的展览,去年在巴黎推出,通过电影和海报展示高蒙作为世界上其中一家历史最悠久的电影公司,对法国文化及世界电影发展所扮演的角色。为配合新加坡的展出,主办方增设一个展区,展示反映新加坡早年景观的短片,希望使本地人对展览产生更大共鸣。

策展人员从高蒙博物馆档案,挑选出三部年代最早、以新加坡为主题的短片,呈现给本地公众。这些短片共15分钟长,以循环方式放映, 呈现本地近百年前面貌, 如市政区的维多利亚音乐厅、加文纳桥(Cavenagh Bridge)、安德逊桥(Anderson Bridge)、达豪施方尖形纪念碑(Dalhousie Obelisk)、驳船码头(Boat Quay ) 、莱佛士酒店和皇后坊(目前的亚洲文明博物馆),以及一些已消逝的景观,例如满街人力车、传统街戏、印度洗衣业者(dhobi)在河边洗衣,以及小孩围绕公共水喉冲凉等。


(高蒙电影中20世纪初的新加坡商业广场,也就是现在的莱佛士坊。图片由本博客网主摄于高蒙录制的新加坡风土民情纪录片)

策展人纪尧姆(Guillaume Duchemin)受访时说:“百多年前,电视机还未在法国或欧洲普及化,看电影是平民百姓的娱乐消遣之一,也是他们了解世界大小事的一扇窗。”

当年电影开始放映前,戏院会播放几分钟的新闻短片。这类短片是高蒙派工作人员到各地拍摄或从新闻从业员采集而来的画面制作而成,向欧洲人展示各国风土民情、政治、经济和文化特色。电视机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进驻寻常百姓家,这类短片才逐渐消失。

“展出这一系列短片显示高蒙除了摄制电影, 也制作纪录片,而其中不少本地地标的旧时面貌,相信对新加坡人有特殊意义。我们发现不少人对这些历史画面感到很惊讶,纷纷以手机捕捉下来。”

本地文史研究爱好者李国樑(54岁)观看短片后指出,画面显示1920年代的新加坡已是繁华城市,否定了一些人对新加坡独立前仅是“小渔村”的说法,但一些老百姓平常生活情景,也凸显社会贫富悬殊的一面。

“当时的新加坡河已形成新加坡将近一半的经济命脉,河畔的商业广场更是上流社会出入的地方……新加坡的码头还成为世界第七大商港。正因为有这些亮眼的表现,新加坡成为当年区域国家乡下农村人民心目中的金矿。”

高蒙电影公司120年回顾展举行至本月15日。欲知更多展览详情可上网voilah.sg了解。

Friday, May 20, 2016

文化遗产节重塑旧日风情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交流》201655

跟往年相比,上周五掀开序幕的新加坡文化遗产节有两个特别的亮点,其一是重塑路边摊飘香的古早味,其二是恭锡街的导览活动,将上世纪不可告人的 “另一类风情”大方地转型为民间遗产。策划单位大胆地还原失去的新加坡风貌,展现了破旧的新思维,值得热烈的掌声。

国家博物馆的前院连续两天转型为销售传统美食的路边摊,现代的食客在古老的摊位间穿梭,再造半个世纪前博物馆的节日风情,重现30年前消失在新加坡街头的景观。通过现场访客的热烈反应,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曾经拥有的民间生活,依旧存活在过来人的心头。对于不曾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本地与外地人而言,相信齿颊留香之余还会在脑海中留下难忘的滋味。

或许路边摊更大的创意在于将当年跑地牛的氛围化为经典,这两天摆卖的路边摊贩不需要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国家博物馆的前院转型为路边摊。2016)

恭锡街则是这次文化遗产节新创的景点。当局为了控制人流,参与这个新景点导览的公众人士必须付费,这并没有浇退他们的热忱。

日治前后的恭锡街公馆林立,一楼一厅二大房(头房和尾房)是典型的格局,在公馆工作的是有技艺在身,能弹能唱的少女。她们俗称“琵琶仔”,来自广州或本地,能讲流利的广府话。那些不是来自广东的琵琶仔也会跟广东扯上关系,例如自小就被卖到广州等。显然的,当时卖艺所打的是广州品牌。琵琶仔受过专门训练,年轻貌美又善解人意,成为招待大老板的宠儿。有些老板动情,包养她们为二奶,所以恭锡街曾经是著名的二奶街。

韩战之后,新加坡多了暴发户,公馆的格局变成一楼一厅六小房,应付更多寻访客。恭锡街成为风行至上世纪80年代的红灯区。当时最困惑的应该是住在恭锡街的街坊们,他们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住在恭锡街。

十年河东转河西,多年以后,恭锡街却成为挖掘民间历史的宝地,参与导览的公众兴致勃勃,敢于接触敏感的话题,如琵琶仔如何沦落为妓女,如何应召等。昔日恭锡街妓院成为独特的时尚风景线,凸显了社会开放的一面。

(恭锡街有许多昔日的精彩篇章。2016)

不过恭锡街并不全然是红灯区,例如粤剧艺人在159年前成立的八和会馆(前身为梨园堂),响应时任总理李光耀的号召,加入新加坡志愿军的禅山六合体育会会员,经营放贷业务的雀替尔人集资创建的百年兴都庙等,都各有各的精彩。

恭锡街取名于土生华人陈恭锡,他受委为第一任保良局委员,也是新加坡的太平局绅。或许他没想到往生后,恭锡街会成为烟花之地,现在则展现另一面风华。

文化遗产节唯一的遗憾就是许多活动都必须通过英文网站报名,叫不允英文的老华校生非常纠结,希望策划人在来年能够从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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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17, 2016

校歌与校训

作者:白宗德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言论》2016年5月14日

最近,参加端蒙校友会主办的讲座《这里是新加坡》,才知道母校有两首校歌。一首由李豪作曲,曾履川填词,我求学时期,几乎天天唱;另一首由郑照吾作曲与填词,我孤陋寡闻,没听说过。承蒙主讲者李国樑君赠我歌谱与歌词,空闲时,或可据此练唱。

根据1956年出版的《新加坡端蒙中学五十周年纪念刊》,当年的端蒙校歌,是李豪作曲的那首。端蒙创办于1906年,1955年才增设中学部,李豪为中学部音乐教师,以此推断,这首校歌应该是创作于1955年至1956年之间。至于郑照吾作曲的那首校歌,何年创作,流传多久,则缺乏史料查证。

这首鲜为人知的校歌,是端蒙校史的重要资料,谨录于后,与校友们分享:赫赫吾校名端蒙/养正资圣功/哥哥弟弟乐融融/沐化歌春风/勤慎诚正校训崇/学科重实用/勉哉我少年英雄/中国主人翁。[1]

“勤慎诚正”是端蒙的校训,堂堂正正地出现在歌词之中。校歌赞美学校生活,并对莘莘学子作出勉励与期许。

李豪作曲的校歌,也把校训纳入歌词。“赫赫兮端蒙/养正兮圣功/勤慎兮诚正/时雨兮春风/声教兮南暨/广被兮无穷/群奋起兮学子/扬校誉兮日隆。”如此典雅的歌词,当年我花了好多时间,才勉强记住。后来渐渐了解歌词的内容,也就熟记于心,难以忘怀了。

离开了母校,我当过几年的华文教师,先后在三所学校服务。我执教的第一所学校为务本职业中学,开办不久,校歌还没创作。半年后,我转入尚志中学。这是一所中英混合学校,刚刚创办一年,校歌曲子有了,英文歌词也有了,就是欠缺中文歌词。

在华文部主任的倡议下,所有华文教师责无旁贷,加入了歌词创作小组。讨论结果,决定根据英文歌词,用浅近白话文翻译,再附上韵脚。“山明水秀新加坡之东/尚志中学屹立其中/同窗共研相互尊重/努力为校争光荣”。这是歌词首段,至于校训“勇信必成”,则融入第二段歌词中。我在尚志中学约四年,经常听到学生唱英文版的校歌,中文版的校歌似乎只听过数回,倒也觉得十分悦耳。

之后,我进入了黄埔中学。这是一所传统华校,规模大,学生多。校歌由丁祝三作曲,黄戴灵填词。“弘敷四育/德智体群/既陶甄乎万类/期百年而树人/乃兴四教/豫时逊摩/鹄大成以渐进/学于焉而盈科/猗欤黄埔/厥徳日新/皇矣黄埔,卓乎不磨”。歌词包含校训“德智体群”,意义积极,文言句式,近乎骚体。

那时,黄埔中学校园广阔,有一个大操场。每天早晨,千多名学生聚集于此,唱国歌,念信约,紧接着,就是唱校歌。音乐通过扩音器播放,学生唱,校长、教师也唱。学校四周组屋林立,常有过往居民驻足聆听,或许他们也觉得乐声壮美,歌声和谐。

[1] 本博客网主注:白宗德先生文中的端蒙老校歌至少在1935年时已经创作,收录在端蒙1935年校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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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13, 2016

武吉巴督补选 Bukit Batok by-election

阿穆高票当选


201657日,自称阿穆的人民行动党候选人穆仁理(Murali Pillai)赢得武吉巴督补选,进入国会。穆仁理的得票比率61:39,跟2011年全国大选的整体成绩相似。

穆仁理是一名印度籍律师,在政治上被定义为“少数民族”。他去年被外调到阿裕尼集选区,几乎将工人党A队拉下马。

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改变激进斗士的做法,以儒雅姿态出征。虽然在选票上落败了,但徐顺全认为民主党的竞选手法干净利落,已经赢得选民的尊敬与喝彩。

(徐顺全,穆仁理。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1991年是民主党最光辉的时期,有三人成为国会的代议士(詹时中,林孝谆,蒋才正),徐顺全从詹时中手中接过领导职位后,民主党就从此跟国会告别。当下看武吉巴督补选,徐顺全似乎志不在眼前,而是延续八个月前的大选策略,继续重新树立党与个人形象,着眼于来届。

进一步议论武吉巴督补选前,不妨先回顾一下这30年来的选举结果。

1984年的分水岭


198412月的新加坡全国大选被当时的媒体称为分水岭。

大选前的国庆日群众大会上,时任总理李光耀在国家剧场发表优生学论,认为大专毕业的女性不只应该考虑下嫁,更应该多生育,这样我们才会有聪明的下一代。他甚至略带调侃地宣扬一夫多妻制的优越性,因为这样一来,大专教育的女生就不怕找不到好的精子来孕育后代。

优生学论引起极度反弹,连表面上受益最大的大专女生都觉得被侮辱。人民行动党的选票陷入低潮,从独立以来一面倒的姿态滑落至65%,此后65:35的比例被视为常态。

政府继1984年推出非选区议员制之后,紧接着1988年推出集选区制度。涵盖友诺士、勿洛蓄水池和淡滨尼的友诺士集选区(Eunos GRC)在萧添寿、李绍祖等人组成的工人党A队的强攻下,人民行动党临阵换帅,改由郑永顺领军出征,以50.9%的得票率险胜。

记得当时在我家楼下的东景中学开票,凌晨3时许这里依旧是个不夜城,草场马路都挤满了等候开票的人潮,叫嚣声响彻云霄,镇暴队的数辆红车在一旁紧张戒备。人潮直到5时左右才陆续散去。

2001年的大选是个异数,时任总理吴作栋进一步加强组屋提升(HDB Upgrade)的增值论,以变相的金钱利益为饵,交出了75:25的“漂亮”成绩单。不过,这种低政治档次的做法很快失效,2006年又打回66:34的原形。

2011年的新加坡全国大选被视为21世纪的分水岭,当时民生问题日益严重,过度宽松的移民政策带来民怨,影响了八成以上居民的组屋政策又乖离了公共住屋的本意,造成人心惶惶。工人党组织了A强攻阿裕尼集选区,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下,反对党得票率上升,60:40的比例被观察家视为新常态。

2015年在SG50庆祝活动和前总理李光耀逝世的“有利”局面下,政府提前举行大选,人民行动党得票率70:30,叫许多人大跌眼镜。

30年来的全国大选得票比率总结如下:

1984-65:351988-63:371991-61:391997-65:35
2001-75:252006-66:342011-60:402015-70:30

如果将人民行动党2001年的高得票率视为异数,那么2011年的低得票率同样可视为异数,那是因为当时整个大环境氛围对执政党不利,甚至有些政府精心部署的基层不满党的空降做法而窝里反等。去除这些一时的“噪音”后,其实30年来的大格局并没有大变化,65:35仍然是常态,5%的游离票可能因外在因素而游向任何一方。1984年的大选所形成的格局至今未破。

2011年大选和接踵而来的后港和榜鹅东补选,工人党能够赢得一个集选区和两个单选区,所靠的是当时特殊的时局和多年努力耕耘后让人眼前一亮的品牌。此后,工人党团队在国会中顶多只能算是中规中矩,交不出期待中的成绩单,使到游离票倒流到行动党阵营。去年的大选,阿裕尼集选区差点被行动党名不经传的C队拉下马(50.8:49.2),穆仁理就是其中一名候选人。简而言之,反对党光环不再。

失效的补选效应


这回武吉巴督补选,表面上徐顺全的有利条件比起去年大选优异得多,补选效应、SG50和李光耀光环渐退等,都应该为徐顺全加分。但是跟2013年榜鹅东补选,工人党李丽连异军突起相比,徐顺全并没赢得多少游离票。以65:35的常态来说,他所获得的游离票只有4%

一切已成定局后,徐顺全向联合晚报和新明日报开炮,认为它们并没有合理地报道竞选过程,甚至蓄意抹黑。批评归批评,冷静地想想,竞选报道偏袒一方是多年来的常态,对武吉巴督补选而言,这些报道到底左右了多少游离选票?

就政治的崇高理想而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最终目的,尊贤礼士,轻敛,少有所依,老有所靠是个理想的社会格局。虽然政治的本意为善,但政治从来就没有公正平等干净利落过,当权者都会出尽法宝来巩固政权,才会出现“搞政治”这个形容词。无论哪一方都会为了利益而搞花样,关键在于谁比谁更懂得把玩政治于股掌间罢了。

是否应该延续集选区的神话?


穆仁理以超过六成的得票赢得武吉巴督单选区补选的个案,倒可以用来审视集选区的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时任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作栋在集选区法案的国会辩论中强调,他早在1982年已经跟时任总理李光耀讨论如何确保国会有足够的种族代表。当时李光耀表达了他对年轻选民的隐忧,觉得年轻人忽视了国会中种族平衡的重要性,李光耀也担心新加坡人会以种族肤色为投票的考量,使到国会中没有足够的少数民族代表。

吴作栋透露内阁曾经考虑过以“双选区”的竞选方式进行选举,所谓双选区是指将选区配对,其中一个选区的候选人必须是少数民族。当时的马来议员感到非常懊恼,因为这表示他们不能凭自己的实力去赢得选票。最后,政府觉得最好的途径就是通过集选区的方式来引进少数民族[1],[2]

穆仁理赢得华人占多数的武吉巴督补选,是不是传达了强而有力的讯息,推翻30年前所假设的疑虑?若是如此,集选区应该何去何从?若非如此,这场补选传达的是什么相关讯息?


[1] Goh Chok Tong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 for Defence), speech during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mendment) Bill, Singapore Parliamentary Debates, Official Report (11 January 1988), vol. 50, col. 180.

[2] Goh,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mendment) Bill, cols. 180–183; Edwin Lee (2008), Singapore: The Unexpected N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 499, ISBN 978-981-230-7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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